黄毓璜|时代更迭中的心灵守护 —朱辉短篇小说读札

 

朱辉有不少长篇和许多短篇问世,早有一些大牌杂志、大牌选刊以及大牌奖项关顾于他。

多少年来我很少读到他,跟他的小说在迅急演化的文学潮流中不能十分“抢眼”无关,最切实的原因是自己原本读到的不多而没读到的很多。前些日卧病期间,有机会集中地读了他自己遴选出的十几部短篇,便有了些比较清晰的印象,诉诸概略和扼要就可以如此认定:他的创造意识中,“理念”常常处于艺术驱动的要津,他截取那些繁富而散在的生活断面,很在乎题材的形式化、情境的意象化,就是说很在乎对象表现的“完形需要”

和思情贯注,现象的描叙中拌和了“理性”的规约和“本质”的觊觎—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读他就不能不接受某些“思索”的诱导,不能不进入和聆听那些被技法力量“放大”和“延伸”了的现实镜像并心灵诉告。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惘然记》等篇,直到晚近发表的《止痒》,属于他的“当代都市”系列。作者自己类分出这部分小说时,有过一种表白,称 “关注科技元素对于生活的介入”。都市处于当代生活的前沿,现代科技则是当代生活所以成为当代生活最为基本的依凭和最为显著的物性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这一“关注”和“介入”,跟都市文明生存境况的关注构成同义这层命意不言自明。

作者的这一自白,诱导了我的打量方位,阅读中首先注意到了题材的向度。题材的敏感区通常会跟生活圈子有关,其都市书写的主要对象,几无例外地属于跟“科技元素”相近缘的“知识界”和“职场”中人的情事。同时注意到了的是,他的选材之严,明显地表现为对于“特异”的垂青,诸如“特型演员”(《面孔轶事》),“特定技艺”(《变脸》),“特殊聚会”(《别人的眼睛》)以及 “突发事故”(《惘然记》),“突然发见”(《夜晚的盛装舞步》)等等。这跟文学崇尚“现象”、“特殊”、“偶然”的表现相关,也跟短篇文体讲求“尺水兴波”、“纡折回荡”的传统要求相关,更及底里的关涉应该归结到作者那经由集中、集约达成“放大”和“延伸”的创造意旨。这自然只是为艺术的表现提供了必要的入口和必然的途径,至于他的小说能够如何在特定时代、特定人生的层面,有效地向读者给出什么感悟和领略,自然还不能不归结到如何“开采”、怎生“掘发”。

就小说的叙事格局而言,朱辉的路数不妨隶属于“写实”,也无妨类分为“日常”;他能够凭借语言的跳脱和妙趣,凭借细节的弹性和拉力,把那些频发抑或偶发、惯常抑或异常的故事拿捏得活灵活现而有滋有味。然而,也不是不可以说这样大而化之的界定全然不得要领。

有别于被称作“写实”、“新写实”、“后写实”的做派,他的日常写实,虽注重缜密地依从生活逻辑,却不乏“摆脱常态”的努力,多有难以化解的系结显隐其中;虽说不事暴筋露骨的好恶与评判,却总有种相当强烈的情感体验、不能释怀的内在情绪以及无法绕开的“寻究欲”渗溢于字里行间,生存境况、生命情状的演绎中,总是伴同了某种怀疑的态度和伤时的情怀—依我看,相对于消费时代、经济社会物化力量造成的“欲望释放”与“人性变异”两大事实,是朱辉艺术临照的结穴点和生发点,如果我们一定要为其叙事做出界定,大概不能不想到“欲望叙事”这个名目;如果我们要为他的小说蕴藉做出一种描述性的提挈,说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欲望表演”大体不会离谱。

这是一种挟带心灵趋向和人性理想去临照对象的写作姿态。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这样说有可能被理解成作家仅仅是想表现 “物欲现实”跟“精神世界”的对视;事实上,作家的艺术愿景並不止于此,如同巴尔扎克曾经说过的那样,“情欲就是全人类”,如同杰克·伦敦也说过几乎同样的话,“人的灵魂就是欲望”;朱辉笔下演绎世道人心的“情欲表演”,往往体现为接通亘古情韵的精神洞悉和抵达普泛境况的生存事实。

《面孔轶事》、《变脸》恰恰是关涉“表演”的故事。《面孔轶事》发生在电影拍摄基地的现场,只是跟“电影”无关,跟“艺术”无关,故事的本事可以简化为导演跟男一号、男二号之间的一出“三人转”。在一位导演跟两位分别担纲“领袖”与“头目”的特型演员之间的周旋较量中,功名利禄最大化的追求表现为情结展开发展的动因。我们不会忽略不断膨胀其欲望的两位演员依凭的是两付得天独厚的 “面孔”,也不至于忽略,导演的屡屡屈从、百般隐忍非为别的,也正出于借助“大题材”、“大场面”、“大制作”来“做大”自己、争得光彩和体面的欲望。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是:“面孔”问题的特定性、假定性及由此生成的世事关涉和艺术力量,使这部充分写实的小说有可能延伸出某些故事外的抽象品味,诱发几多“历史”与“人生”、“世道”与“人心”的思情。不知别人如何,我读这篇小说,一直会有些大关目在眼前晃动,关于历史大拼搏和日常小争斗,关于影剧小屏幕和人生大舞台,关于历史内情的现实品味和人生底蕴的历史照察,关于“角色位置”的社会派定和自我认定。这篇“轶事”甚至让我几度想到拉罗什福科在其《道德箴言录》中说过的一番话:“在所有职业中,每个职业都规定出一种面孔,以表示它想成为人们认为它应当是的那付样子。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世界只不过是由面孔组成的”。“职业”规定“面孔”、“面孔”组成“世界”,原本包涵了生命和存在的无奈扭曲和必然的失真,加之文本设置的“替代面孔”和“虚拟价值”,读者就不难从一个演绎欲望的时俗故事,进入历史天空和庸常世界具有荒诞感、带有悲剧性的人生悟彻。

跟《面孔轶事》一样,《变脸》也是由面孔切入並演化开来的故事。其貌不扬、长得一脸苦相的主人公何雨,调进单位以后,忽一日发现自己掌握了变脸的技艺,在被“眼花缭乱,目迷五色”麻木了视听器官的同事间激起兴趣和兴奋。然而,他诚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把脸面调理得形似酷肖于他人,诚然可以应时应景地以其技艺的表演供他人赏玩取乐,却既没有那种借助面孔优势张扬欲望的资本,也缺乏为自己争脸添光的机缘和能耐。何雨是个跟其面孔一样略无特点极其本分的人,虽然不无以其特技“改善脸相”、“表现自己”的欲望,可在“自性迷失”、“他人引导”无所不至的情势下,到头来却总是陷入弄巧成拙而无所适从。他在物性欲求和精神渴望上的两败俱失,他在都市空间的找不到自我存在的实在性、弄不明白到底该以怎样的“面孔”面对这个世界,大体也喻像了人在“由面孔组成的世界”生存的宿命,喻像了无可奈何的生命困扰和随处可遇的人生尴尬。

《别人的眼睛》展现一次公园聚会的现场连接着故事的前情:一个因车祸罹难的青年人捐出的器官救助了别人,包括接受了角膜移植的故事叙述人,包括分别接受心脏、肝脏、肾脏的移植者。接受了心脏移植的马力,在五位男女获得新生的日子亦即那位青年人周年祭的日子,在“缘分”的名义下策动的这次聚会,原该是一次重生者感恩的凭吊和爱意的回味,未料由“亲子鉴定”的话题暴露了“缘分”的内情和“聚会”策动者的幽隐,一次可谓“名正言顺”的相聚,遂演化出一场不可收拾的闹剧。如题所示,“别人的眼睛”亦即死者的眼睛,用了死者的眼睛去看取他赋予的生命,看取那些幽暗的情欲、叵测的心机,看取那些人际的互防、互伤,以及生命的自扰、自戕,我们大概不能不从死者哪里聆听到对于世情的一声长叹、感受出对于生命的一泓悲怆。

由此论定这类作品的“寓言”抑或“本体象征”的性质是牵强的,朱辉相当严格地恪守写实的路数,注重赋予每个细节、每个行为以生活的形态和现实的理由。他只是在其艺术经营中,以生活本身的形态展开故事的同时,形成叙事语法上双重结构的特质:生活细节的发现与形上意义的开掘互为表里,独特生命事实裹挟进人类生存况味,人性的当下审视系结上远程关顾,从而为读者提供由表及里地品味“第二项意味”的契机。或许可以说,作者在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接应、亦即在具象的总体把握上生成抽象意味的经营中,还应该进一步松动那些意念的牵引,进一步让渡跟现实对视的必要距离,使文本“双重语法”的构建更臻于圆融,更加有助于摆脱比附的拘囿和思情的胶着,有助于表里“接应”的自然从容并喻象“生成”的曲尽其妙。只是对于一种“写实”而非“写意”的文本,能够为读者提供並开阔深层感悟的时空已然难能可贵,离开艺术表现属性和小说规定情境的苛求,或许会做出“混沌”的朋友为之 “日凿一窍”的蠢事。

按照通常的理解,性本能处于人类本能的基本部位,性爱是生命个体一切欲望中最不受缰辔的欲望。朱辉为都市生活写真、为当代世情传神的笔触,更多地指向那个 “基本”、“原初”,指向男女之间的情事。“爱欲叙事”是作者多所流连反复盘桓的叙事方位。不是说他有意于性本能抑或“爱欲”本身的思考,情况恰恰相反,他无意表现为时尚所趋骛的我们性文化的畸形发达和性科学的贫乏缺失一类题义,也无意由此展示现世精神普遍失陷下的欲望高扬;其爱欲表现的多涉“婚外情”,恰恰说明他笔下的性与爱,总是从跟婚姻、家庭以及社会关涉中切入题旨。他只是从爱情、婚姻、家庭与环境一体化的表现中,呈示出种种难以厘定而令人掣肘的社会性相和生命悖论。

《惘然记》写的是丈夫王杜、妻子周禺和丈夫的情人子蔚三者之间的纠葛。作者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种阴错阳差,王杜因了跟子蔚的约会未登上那架本该登上的飞机航班碰巧失事坠毁。借助这一细节及其相应的处置完成了三重发现:妻子发现了丈夫的婚外情,子蔚则发现了情人的卑怯委琐,而读者更可以发现一位妻子因势利导的果决和处心积累的心计。这是一个干练的妻子理所当然地挽救、捍卫婚姻的故事,一个动了真情的情人同样理所当然地维护尊严、毅然断情的故事,也是一个男人在妻子和情人面前势所必然地失重、失职的故事。在世俗的语境里,每个人的行为和选择都占据了可以站立的理由,而在爱欲的题义中,每个理由和选择都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显见出一片茫然的苍白。

《电话时代的爱情》以婉曲入微的笔致,描状了一个三方关系:同室女友李淳、张信颖同时属意于英俊潇洒並在电台主持 “夜晚心桥”节目的副教授成涌,玩世不恭的成涌给两人留下电话,张信颖一次悄悄拨打了那部可留言的进口传真机,有所悟觉,“果断地将成涌划出了自己的生活范围”,可谓应合了那句英国名谚,“在爱的战争中,逃脱出来的是胜利者”;而痴情的李淳为追求爱情向婚姻结果,以自杀来对抗一个轻诺寡信的人,为一次错爱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无异注疏了毛姆的那番话:“痴心地爱着一个您认为不值得爱的人,而又无法摆脱出来,是最容易把人毁掉的”。以为这是一个爱与道德的诤言是浮泛的,它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写照了:在社会文明的规约中,人类既然无法回到业已迷失的原点,具有排拒压抑这一天性的爱欲,就不能不进入感性与理性辩证的要求。跟李淳的“毁掉”相对照,小说设置张信颖的“逃脱”並与那位体育老师结成日复一日的长跑(被戏称为“爱情长跑”)伙伴,应该是有所寄寓的。作者在这里是不是想到了乔叟的关于“谁能在爱情中最有耐心,谁就有最大的成功”说法,不必去推测,可以肯定的是,张信颖的意义不在出示和认可一种或然的选择,而是指向那种“辩证”的必要提示。

同为婚外情,跟《惘然记》、《电话时代的爱情》的结局有异,《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中的“他”跟妻子朱臾以及情人辛夷之间无所了断。“他”跟辛夷早年相恋而未能“牵手”,如今“牵手”也未必热恋,“他”以出差的名义一起度过了她的生日,其实並非记得这个日子而纯属巧合便是明证。这个故事在“婚外情”的框架中,把情感的复杂性表现得曲折有致。在那次约会中,虽说“他”煞费苦心地用“音响”制造假象在朱臾来的电话里欺蒙于她,可内心其实无法消释昔日的分道扬镳和如今有妻有女的家庭;有过一番沧桑的辛夷抚今追昔,虽不无留恋不无痛楚,却也无意接续旧情无意破梦再园。两个不失清醒的情侣,“旅人”似地只图“萍聚”不问“结果”。按照“爱情本身就是生命,它不会死亡,只会迁徙”(巴尔德斯语)的说法,这该属于无需非议的、经典意义上的情人关系。不过,既然无以言纯粹的理想爱情,无以言两全的心灵自安和自由,那内心的酸甜苦辣,该是难以分辨而未有穷期。把这篇小说跟另一篇《夜晚的盛装舞步》一起阅读,更可以从夫妻双方的婚外情上进一步读出作者的鄙薄心理和厌恶情绪,不是出自一般的道德操守、社会契约的追究,而是对于男女主人公们 “婚外”之“情”本身的质疑。或许不能由此去认定作者对婚外情笼统地抱持一种抗击的态度,然而,他确实以人物诸多社会、人生、情感以及心灵的相关,折射出情欲世界中对于自由意志、对于真善美的理想及其在现实中无法抵达的距离。

在作者的情欲叙事中,明白而充分地流露了倾向的是晚近发表的《止痒》。一位离了婚的石城副教授郁飞,出于“解闷”、“慰藉”以及幻想“一个婚姻”一次“新的姻缘”而成了频频上网聊天的网友。在“网深如海,藏龙卧虎”的隐秘世界,他跟一个叫冷雪凝香的上海女子接上了话题,历经过几度情意相投、渐入佳境的网聊,复历经了冷雪真真假假、近于捉弄的石城约见,终于“心里发空。一片寥落”地感到受骗;进而在事态发展中感到 “懂了她,也懂了自己”。我注意到作者以几个动作表现了其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把持:一是在所经“红灯区”女郎们的招引下保持了自制,二是后来冷雪来电话表示歉意并许诺“犒劳”时坚持了自控,三是打开QQ看到了冷雪的揶揄嘲弄,遂果断地将其拉进了黑名单。至于其间郁飞给几度示爱于他的张殷拨动电话,並在哪里度过了一阵“迷乱”的夜晚时光,与其理解为原始冲动下的鬼使神差,不如说是昭示了真情的重新发现和情感的自然归属。小说跳脱的语言、曲折的变化、飞动的情致注定了为朱辉小说固有的可读性,也以丰沛的内涵、鲜明的色泽、真切的临场感传达了时代生活显在的情欲大观及其潜在的究诘和询问。郁飞其人的行为方式或许正传达了作者跟时下爱情理念的龃齬,正负载了作者对于情欲的当代思考:在一个文明高度发展情欲也极度张扬的时代,个体生命的欲求理应守牢一条底线,原该如同主人公奉行的那样,行其当行止其当止,这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自由与制约同在乃普世的生存法则,世事变迁中的心灵守护乃是抗拒沉沦的必然要求和自我拯救必要途径。

如果说,“欲望”是朱辉小说城市叙事的一个观测点和生发点,从必然到来的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纷纭杂沓的人性事实,感受某种无定变幻的生命困扰和格格不入的心灵抗拒的话,那么,“家园”便是他故乡叙事的一个寄寓处所和眺望方位。有别于人类亘古以来对于家园的情感取向,有别于憧憬精神家园这一通常的人文情怀,朱辉的家园之思无意田园“诗意”的捕获和回归“自然”的梦幻,如同那个武陵人的不复可寻“桃花源”,如同那个K的无法走进“城堡”,作者笔下的故园,自然不会是什么褒扬古典浪漫的理想净土,倒是清醒于历史宿命中乡镇那份原初淳朴的流逝和失落,借助个体生命的困境和日常充斥的烦恼,于邈不可期的回望、莫可名状的回味中,展现历史进程中人类普世的真实境遇和世俗生存的真切况味。

《暗红与枯白》写的是孙儿清明回乡在爷爷明海坟前的凭吊,也是对于爷爷凄苦生命的回望。作为一个流落异乡的畸零儿,生命的漂泊注定明海“扎根”的希冀,扎根的希冀注定了造屋的心愿。造屋之举在这里因而带上了“安身”与“立命”的双重意味。可那个虽无血缘却有哥哥名分的天忠,却成了明海造屋的克星,依仗权势也依凭人伦,当年居心叵测地让明海按下指印的“协议”,使造屋屡遭刁难而频频付出非分的代价,並且成为祸及几代人造屋的隐患,乃至面临拆迁竟无法实现易地而建的心愿。强势者对于弱势者恣意欺凌给明海带来的屈辱和创伤终其一生。当破败的坟边露出了爷爷的一根指骨,当眼前“枯白”的指骨跟已然“暗红”的“指印”构成一种遥远的呼应,爷爷内心的疼痛和凄楚不能不“穿越时空”在孙儿心里激起悲愤的回应。这是一次客居异地、失去故乡者对一个漂泊灵魂的祭奠,也是作者对乡镇生活的或一侧面的高清显像。人们通常会注意到乡村跟土地与自然的联系而有所畅想,却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宗法、权力社会及其伦理秩序在乡村哪里更为牢固的根系,它不只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也在“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更为顽强地延伸到我们的脚下。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对祖先的凭吊,也正是对故乡的失落和失落的故乡一次深沉的眷顾和深层的祭奠。

《暗红与枯白》是为祭奠已故祖先的一次回乡,《红花地》则是为迎接将生婴儿的一次返里。红花地是主人公李钦生于斯长于斯的衣胞之地,他和临产的妻子几经商量决定回老家生产。母亲的喜悦和超常的忙碌一如天下的慈母,异乎寻常的是,母亲处处照管儿媳的同时,念念不忘给儿子“补身子”。她知道儿子身体不好,却不知道儿子的不肯遵嘱去让那位乡镇老中医“搭搭脉”,只缘不相信“有谁能治好一个落魄者的心病”。这应该就是这篇小说的 “文眼”所在,省城、职场中的“杀伐”、“碾压”,劳乏了他的力的同时也疲累了他的心,伴同妻子的回乡,无异于一次短暂的“逃离”。然而,他可以一度歆享母爱温馨、身心抚慰的休憩,却为终究要回到跻身于兹的那个令人厌烦的空间而落落寡欢。与其说这里包涵了城与乡的好恶褒贬,不如说是传达了一种生存的维艰和生命的两难。较少受到“文明污染”也较少得到“文明泽披”的乡村,固属“魅力”与“堕力”同在;既为人生“征逐场”又是文明“集散地”的城市,也分明“压力”与“磁力”共在。这也正透露了几分因由———何以身体往城市去、精神往乡村回,会成为奇特的人生景观和难解的生命委曲。

在城与乡的艺术照察上,最为集中地流露了作者意向的,大概要数那篇《驴皮记》。这篇小说写一个叫翔子的农村青年去城里打工的辛酸经历,主要笔墨落定在一个乡村人眼中的城市内情,贯穿细节则是他的一次上当受骗,一件驴皮夹克被当成了羊皮制品买回而退换无门。跟时兴的“基层叙事”的迥异其调,小说的曲终奏雅把题旨推向了深层———穿着驴皮夹克回到家中的翔子,发现父母正忙于 “猪皮胶”的批量熬制,准备充作“驴皮胶”去卖给城里人。在“穿”与“吃”这两个基本生活资料上的互相蒙骗,体现了作者的现实态度和精妙构思,也从“基本上”揭橥了商品社会“城”与“乡”令人忧虑的世道下沉和不可规避的人心沦落。

时代和文明进程中,应该到来的伴同不该到来的一起到来,不该逝去的随从应该逝去的一起逝去,在“城”与“乡”组成的世界中,我们面临了身心抉择的窘迫也面对了安放灵魂的困难。普通的个体生命也许难以负载沉重的历史,我们能够做到的大概就是先自 “管牢自己”,在消费主义文化的销蚀中有所守护,守护一份不泯的良知、一颗不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