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明|苍生新浩叹 悲情旧曾经

我和徐晓思很熟,不仅是时间概念上的挚友,而且是诗书画印方面上的艺友。我们经常俩人一壶茶,聊到深更半夜。聊的最多的话题还是他的小说,每每说到动情处,他都会热泪盈眶,乃至哽咽。有一次,偶然被我爱人撞见,说徐晓思真是个泪点很低的人。其实,我知道,徐晓思的泪点并不低,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但只要一谈论他小说中的人和事,他的情感就会毫不掩饰的流淌出来。所以,诵他的诗,品他的文,都会有一种苦涩涩的咸味在里面。

因为情真而流泪,因为意切而成文。多年的生活涵养,文史哲陶冶,使徐晓思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井喷状态。他写他特定社会时期下的故乡,他写他故乡的人和事、情和态、风和物,人的人性、野性、兽性,爱恨情仇的错综交织。岁月的淘洗,故事的背景已有些发白,人和物也有些模糊遥远,但我分明听得见故事里面主人公的一声声叹息。

如果把徐晓思的小说和其乡贤“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语)的汪曾祺小说作一比较,其递进发展的特点更为明显。汪曾祺小说的行文节奏比较舒缓,故事情节铺陈从容,娓娓道来。遣词造句精雕细琢,散文化、唯美色彩的文人特质贯穿始终。这是汪曾祺人生积淀修炼出来的结果。静穆看世界,旁观说文章。

徐晓思的小说和汪曾祺的小说相同之处在于,仍是以高邮为故事发射点,以苏北里下河为辐射区。人文风尚地域民情虽然一脉相承,但点化手段各有巧妙不同。徐晓思奋不顾身激情澎湃地把自己直接投入到故事情节中,是事件的参与者、发现者和记录者。吊诡的半自传体的行文角度,时稚童时成人,童心童眼,童言无忌,真假莫辨。撒大网、搂草打兔子式的故事讲述方法,絮絮叨叨,口无遮拦,七扯八拉的语言风格。这些多元混搭的小说特质,极大地方便了作者先声夺人进出自如制造情节铺陈故事,说人、说事、说鬼魂。大有明清白话小说的遗风,又有如黄宾虹山水画的积墨法,反复点染,层层叠加,内蕴光明,真气流动,蔚然深厚。

徐晓思小说语言骨干接地气的首要原因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农村,方言俚语,地方小曲,耳熟能详。作者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收集归纳、纯化萃取。这个“雅化”的过程不仅是对原生态的自然语言锤炼,更是对人物形象塑造材料的书面语言锤炼。文字的音节美,意义的专属特指,话里话外、话里有话的深刻寓意,已形成了作者鲜明的文学语言特色。

文学语言是为故事情节服务的。他用质朴无华不加修饰的文字,讲述他自己,他的父辈和乡亲,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他用土的掉渣的苏北农村方言塑

造出一个个性格分明、形象生动、呼之欲出的经典形象的时候,语言的符号特色已经替代了文字表述,将读者直接拉进到故事中的语言场景,来不及细想,毫无防备情不自禁地就当了一回当事人。如《西凉月·粮食》中,描写杨树的老婆花桂蓉被拽到滚龙上去的那一段。当花桂蓉被滚龙脱粒机抛出的血沫肉酱突破惨烈的文字,迎面扑入脑际时,这种撕心裂肺、摧肝裂胆、呼天抢地的震憾却象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的突然耳聋,殷红的画面仿佛在眼前停止飘动,血肉横飞因躲闪不及溅在头上身上,突如其来的血腥犹如大音稀声般令人窒息。但这一切的无声不是和背景无关,文字上的事故现场因“大队书记特许,花桂蓉可以就地土葬”轻描淡写永远鲜红地定格在读者的视网膜上。

最值得关注研究的是徐晓思的故事内容。作者驾驭这些人物和事件,是想说明什么呢?

在杂取种种人的文法萃取后,读者已分不清作者和小说主人公的关系了。分不清也正说明这种水乳交融、血浓于水的人物塑造方式取得了成功。《外公》中的主人公生明大的一生坎坷遭遇说明了什么?虽然有过不小风光,但到头来六亲不靠,死在破窑洞。大拇指、食指和小拇指还被老鼠啃掉,因为这三个指头最有罪。仅仅是这三个指头有罪吗?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临终了竟皈依了耶稣,“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这个行将就木的苍老声音在向上帝忏悔什么?是“生明大”还是“死黑小”?当他的儿子和儿媳妇挖地三尺在破窑洞的缝隙里,搜出一根枯黄的剔牙缝的黄烟子鸡巴时,读者在哑然失笑的同时,会不会打个激灵。这个黄烟子鸡巴仅仅是为了开篇的呼应,难道不是外公的宿命?!作者的外公,难道不是我们大家的外公?!

《阴阳眼》的主人公也是“外公”,一个不知名的“外公”。因为外公六岁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喝了瞎子柳青榆算出来的公田庙臭卤,命是保住了,但眼睛很奇特了,一只眼睛充满阳光,一只眼睛阴森森寒光逼人,使他具备了既能看人又能见鬼的特异功能。外公用他的特异功能帮助很多人做了“关目山”,化险为夷。但由于他的多事好情,人来疯似的泄露了天机,随随便便将土地公公真神看打麻将后瘾的事广为宣传,惹下了杀身大祸。原本每年都要疼一次的阑尾炎后遗症,这一次,连可以“医国”的陈医国医生也束手无策了。穿越阴阳二界的外公在性命之虞之际,也不得不双手合十对天地作揖,向鬼神求饶,“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从“我有罪”到“对不起”,二个外公的不同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我有罪”是生明大对一辈子经历的忏悔,既有原罪又有本罪。“对不起”则是不知名的“外公”对无心过失的告饶。宋瞎子直接判了不知名的“外公”死刑,并一语点破个中玄机是“既得罪群众,又得罪干部”,在劫难逃,死路一条。生明大虽然老境凄惨,可以算是老死;但不知名的“外公”应该是病死,是祸从口出而死,起因仅仅是无意说了土地公公真神擅离职守!退一万步说,即便算是有罪,也罪不该死啊!

《李大桥的女人》范冰,从解放前大户人家的黄花闺女胡千金,到解放后形如僵尸的范老婆子,其被侮辱与被欺负的一生令人嘘唏不已。虽然年轻时曾有过对革命的憧憬,阴差阳错只在一瞬间,随即跌落到那个滚滚红尘中。国运不济,民坠涂炭,弱女子更是不能幸免。妓女般的生活一晃就晃到了红卫兵来了,当她把用身体换来的金银财宝扔进南澄子河里的时候,她不是日本娼寮土妓阿幸,也不是中国青楼名妓杜十娘,她有满腹的辛酸无处诉,她连一个明确的怨恨对象都没有,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欲哭无泪。从被捉弄诈尸,到最后的终于死掉,乡亲们庆幸的是她没有变成僵尸,因为僵尸见人会一撕两开。如果她万一变成僵尸,她会把侮辱与欺负她的人撕成两开吗?我希望她会!关键的是,那么多该撕的人,她撕得过来吗?

作者一直在控制着文字情绪,站在他特有的文化视角,给我们讲述一个个发生在“他”身上,“他”周围,“他”所经历的事情。对早逝母亲的深切怀念,对辛苦劳作多能多技的父亲由衷的敬佩和向往。但就在这貌似童心、童趣的轻松文字背后,我看见的是时常闪烁泪花的作者的眼。我忽然想到,或许只有弘一法师“悲欣交集”的绝笔醒言,方可概括徐晓思苏北里下河历史风情系列文字。用浸透慈悲的佛陀文腔堆砌成凄凄惶惶的唢呐声,夹杂着悲怆、苍凉,直指人心深处的震颤和震撼。即便有短暂的欢乐和喜悦也是没有根的浮云,倏的就不见了,连点缀都算不上。因为这些个东西原本就不属于他们,不属于他们那个世界的。一曲悲歌始终萦绕在耳旁,我竟读出了一声浩叹,那是关乎黎民苍生的,是属于徐晓思悲悯情怀的。这种悲天悯人是作者的包容,是作者的人格,是作者的性缘。这样的人性格局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披上了一层被理解、被宽恕、被同情的意味。这是献给终将逝去的时代一曲无尽的挽歌!

掀开沉重的一页,我们欣慰的看到,作者的小说内容已有拓展,从过去写到了现在,从农村转移到了乡镇,《小鼓手》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只有一点小小的希望,小小的企盼,在新的时代,应该可以有更多的人性曙光照耀作者的文字。

我不是小说家,也不是小说评论家,因和作者有更多的思想交流,对小说中的人和事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感受。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即便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也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无论是轰轰烈烈,还是默默无闻,黎民苍生就是这么一生,草木一秋,一地鸡毛。过去的终将过去,认命也好,不认命也罢,佛说,这就是“劫”。祈祷他们出离生死,超脱轮回,入于涅盘吧。一声浩叹,可以是他们发出的,也可以是读者诸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