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彬|铸造乡村生活的日常价值 —浅谈《范家村手札》

 

李明官先生的散文是可以当作美文来读的,曾有论家称,李明官是从《诗经》、《楚辞》里走出来的翩翩才子,极言其文字中流露出的古典意蕴之美,我以为这与他对传统乡土精神的迷恋是一脉相承的。“怀乡”是文学史上重要的母题之一,作为一名散文家,李明官长期浸淫于中国古典诗文之中,形成为文古典雅致的审美风格,另一方面,在骨子里,他始终不能忘怀自己曾经作为“大地之子”的农人身份,几乎每个周末,若无公务缠身,他必定会从城市回到衣胞之地范家村,在此观望、沉思、读书、写作,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本书其实就是以古典雅致的笔触为范家村—这座中国最普通而又在城市化的风雨中飘摇的小小村落所作的脚注,从中发现并铸造乡村生活的日常价值。

范家村地处里下河腹地的水乡兴化,草木繁盛,李明官几乎以工笔的方式描绘了他对乡村植物的迷恋。万物皆灵,一花一菩提,草木是一个村落灵魂的载体,在他对红蓼、芦苇、黄蜀葵、晚饭花……这些寻常植物的悉心描绘中,我们似乎看到了蕴藏其间千百年来的人与土地的关系,一种人与植物、土地契合的精神联系,一种天人合一的关系,仿佛丰厚的农耕文明就潜藏于那些摇曳的花草树木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说,草木的历史也是乡民的历史,草木枯荣犹如人之生死,植物身上其实寄寓了乡民深层次的精神基因,个体的人就像一粒粒植物的种子,从苍茫的大地中来,最终回到黑暗的土地中去。人之繁衍,家族的繁盛乃至衰亡,何尝不是李明官笔下的“草木春秋”,不过是一岁之于一生罢了。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敌对的自然变成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因缘”。这种关系,首先联接着人的生存,而植物有时候本身就意味着“生存”,就像《植物名实图考》中,每种植物之下大抵有一条附注,即能否于荒年救饥,如此而言,李明官写到的诸如“水葫芦”、“柔桑”、“宿草”、“茼麻”等,也即近乎我们常言的“作物”,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稻、黍、麦、豆,“在物质清贫匮乏的年代,这些充满了人性温情的柳花,一直陪伴着我们走到谷雨季节”(《柳花》),于作者而言,这些乡野无用的植物,其身份与地位毫不逊色于奇花异草。从中我们似乎也看出另外一层意思,那些曾经缭乱于春光之间的无名野草,正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与村庄土地的失去,时刻处于与村庄一同消失的边缘,这些乡野的植物身上因此也寄寓了某种时空与情感的消逝,我们曾经熟悉的野趣、幽寂之美,如今渐渐没入古画的宣纸之中。“在一点一点地隐入河面的夕光中,在漾动着的薄薄的暮霭里,晚饭花精致的小铃铛一齐摇响,那是一支支惟心可察,耳不能闻,只须意会,不可言传的天籁,世俗之人,又怎能听她得起。”(《晚饭花》)其实,草木无言,高贵而低徊的是作者那份“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的幽幽情怀。

如今看来,作者这种看待乡野植物的敏感性,只有于乡村野地间成长起来的作家才能拥有。李明官笔下的乡村风物、风俗与乡土精神,绝非乡间的几日采风即可获得,而是必须真的把自己当作存活于乡村的随风起落的一分子,用几十年的积累,才能不断地编织成记忆中的生命图案。在这个过程中,“乡”与“土”就成为人之为植物的最大的依靠,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他的无穷的力量来源于与大地的接触。或许在写作的潜意识里,李明官把自己也当成了范家村大地上的一株隙地植物,他的生命、成长经验,他的写作力量与灵感皆源于此地。“思乡,其实于我,是一种泥土情节,是人之本性中对大地的皈依。”(《地气》),某种程度上说,在强烈的思乡之情的驱使下,以札记的方式记录村庄的点点滴滴,其实是一种对现代性的抵抗,也是意欲在现代文明的汪洋大海中打捞农耕精神的一种努力。李明官不是要抽象出一种理想中的村庄文化,以此获得乡土景观的“取景器”,即所谓田园牧歌般生活的切片,而是要在日常中看到乡土文明本真的价值。他迷恋于那些生存的细节,在《园圃之望》、《衡门之下》、《岁时记略》等诸多篇什中,节令、农事、邻里往来、衣食住行等,这些再琐屑平凡不过的日常生活,在李明官的笔下,重新获得了世俗的美学价值。一座村庄的美学蔓延至了日常生活中,诸如祭礼、烧荒、蒙鼓皮、弄篙、诵经等等,无不是日常的“做派”,然而在这种日常的普遍意义中,也暗藏了普遍的美学,其中并没有什么隔阂,而是具有“私人性的同时又具有普泛性”,正如泰州学派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家常事中往往暗含着普遍的真理。在作者古雅的行文中,我们看到那些古老而日常的意象,依然具有打动人心的美感,虽然时空经验变了,农耕时代的体验日渐遥远,然而现代乡愁下,渴望从功名利禄中解脱出来,返朴归真、和乐安身的理想是共同的,“对视一缕云絮,一片树林,一道河流,一畦菜蔬,一芥草露,我们可以寻求内在生命的安详圆满,心有所托,情有所系,不疲累,却充实;不虚妄,却娴静。我们原不怕过清苦的日子,只是,骨子里,不愿意过复杂的生活罢了。”(《地气》)

在李明官的笔下,土地、自然、日常、风俗以及审美呈现出一种和谐的状态,但其中也隐藏着某种隐秘的变化,即刻画那些在政治运动与乡土世界改造之下的诸多乡亲邻里时,作者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心态。其实乡民之与村庄,犹如植物之于土地,不同于“草木春秋”的是,李明官在描写那些籍籍无名的乡民乃至村庄的细小生灵时,采取了一种冷静克制的笔触和几乎白描的手法,不动声色地倾注了他内心涌动的一腔怀念与怜悯之情。这些乡民大抵是一群从文革熬过来的中年乡邻以及老者,他们的精神世界几乎很少被人重视,即便在苍茫的里下河大地上奔忙一生,也未必弄清楚何为精神而何为生存,他们就像村庄上其他生灵那样,默默地活着或者死去。虽然文革结束,乡土世界开始改造,但是乡村社会的物质似乎并不丰富,面对困窘的生存现状,许多人退守于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一隅,像所有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勉力为生,然而在李明官的笔下,他们的生命经历又显得如此的不同,几乎都具备了为之作传的价值,作者叙及的这群贩夫走卒的精神世界一如热内所言,“每一个存在者、存在物的价值都是等同的,而使他们等同的正是每一个人与物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那些普通乡民的“原生态”生活场景,他们的喜怒哀乐与生老病死,显得艰难而美好,平凡而伟大,无奈而复杂。我们在那些祥和稳定的面纱之下,似乎隐约可以看到生存的压力、时代的隐痛乃至死亡的阴影。李明官没有单单从人物的生存状态观察,以此揭示社会表象和人的生存本能,而是进入这些乡民的精神世界,探析农耕文化与政治生活变化双重影响下人性的美好与复杂,从本质上把握人的“真实性”,正如施战军先生在论及范小青小说时所言,“尊重人间生活的本来逻辑和平民日常的脾性,未受任何理论纷扰地带着人之常情和本然的人际伦理。”读“生民之什”中的诸篇文字,我们仿佛能真实地触摸到乡民皮肤的温度。

李明官的散文既有斐然的文采,又有沛然神旺的“地气”。在阅读这部书的过程中,故乡那些老屋、小路、麦田、野地、乡人以及日常的生活,一切历历如昨,涌入眼帘。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家,一生都在写自己熟悉的故乡。格林说,“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同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作为一位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作家,李明官顽固地描绘着他邮票般大小的故乡范家村,既打捞记忆中的村庄点滴,又发现、感受、经历这里日常流逝的一切,对于一位散文家而言,这些其实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