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真|春在溪头荠菜花 —《马春阳文集•戏剧影视卷》序

 

在我看来,戏剧阅读是一种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

读《马春阳文集·戏剧影视卷》,不难感到一股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地方色彩交汇的热流扑面而来,人物爱憎鲜明、朴实乐观,语言生动活泼、机智风趣。兴许,正是这诱人的艺术魅力,抓住了读者的心。

通过迭宕的故事情节,塑造活脱脱的人物形象,对于剧影创作至关重要。马春阳先生着眼于人物,把故事和人物紧密揉合在一起,注重以情动人,将自己的感受直接熔铸于人物形象之中。如《以社为家》、《换麦记》、《播种者》等作品中的新人物,都刻画得有血有肉,性格各异。《名伎董小宛》则着力于写人的命运,写人情与人性,从而展现董小宛这个风姿绰约、才情并茂的名伎形象,彰显了她那独特的品行与不屈的民族气节。

戏剧是讲究矛盾冲突及其变化与发展的。比如,矛盾双方由主动变被动,再由被动化主动,往往会出现反复变化。《卖猪记》中,这个过程就很明显。一个养猪户将病猪冒充好猪,经购销站转手竟卖给了亲家母, “在女儿头上动了刀”。围绕对病猪的遮掩与揭底,通过矛盾双方互相折腾与养猪户内心的自我剖白,产生了一场呼唤诚信回归的喜剧效果。据说,当年演出时“剧场里气氛热烈,笑声不断”。何以?我想,反复折腾就出彩,就是戏。这当是一条要诀,也是马先生戏剧结构的特色之一。

语言是刻画人物、反映生活的重要手段。马先生使用的语言,平易、通俗、质朴,富于动作化和性格化,且不乏农民的幽默与狡黠。这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演绎,常常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如当董小宛询问代许妻充军的刘嫂到了辽阳是否顺利时,刘嫂说:“开始我俩也有点担心,可是银子是白的,人心是黑的,把几个头目一打点,很快就拿到了批回文书。”一句大白话,便辛辣地道破其时社会官场的腐败。

马先生写的唱词,也以诗歌特别是民歌的语言,比兴、联想、渲染、夸张等手法,力求具有抒情或叙事诗的意境,直击人物的心灵世界,大大提升了影视剧作的文学品味和艺术感染力。

其实,马春阳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一直是个文学符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记得马先生就是扬州(原扬州地区)有名的“三杆子”(即放鸭子抓竹杆子、打游击拿枪杆子、业余写作握笔杆子)干部。他先后担任江都县湾头区区长、邗江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等领导职务,是以“农民作家”的身份活跃于文坛的。

马春阳戏言自己的作品乃是荠菜花,然也。与汪曾祺一样,马先生的作品是以反映多姿多彩的里下河地区生活见长的。他的作品体裁多样,中篇小说《十二道水车》、短篇小说《二十斤玉米种》、儿童文学《“小没魂”放鸭》等,就曾在我省读者和社会中引起过热烈反响。而在马先生的戏剧影视作品中,那一颦一笑、一招一式,那浓浓的乡土气息,更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并情不自禁地发出会心的微笑。其艺术力量,与他笔下其它文学作品一样,都是植根于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深处的。

回眸几十的风雨历程,马春阳的创作难免不受“左”的思想影响,如大跃进和公社化时的狂热浮夸,在他的个别剧影作品中就有不同程度的渲泄或表现。而他不少反映“真灵性”的作品,却也无端地遭受所谓“中间人物论”的批判。这一切,马先生都能正确对待,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通过总结经验,不断抚平“内心的创伤”,从而唤回了科学精神。报告文学《韦赛英夸夫》等佳篇力作,生动体现了作家新的探索和不懈追求。

值得称道的是,马先生遵循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不掩饰、不回避,将特定历史时期的相关戏剧影视作品也一并收入本卷之中,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以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如今,马先生年届耄耋,晚晴生辉。他是我的文学前辈和良师益友。我虽从事过专业戏剧文学创作,但毕竟半路出家,不足道哉。然恭敬不如从命,遂遵嘱记下些许悟语,聊表一片敬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