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彬|关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几个关键点

 

千百年来,里下河地区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水乡文明。水网稠密,湖荡相连的水韵风情,既赋予这片土地的人们以淳朴和灵性,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灵感源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里下河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在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他们的创作大多植根于里下河这块热土,既有各自鲜明的创作个性,又有相通的文化根源,以其特有的方式,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绵延不绝的古典文脉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奠定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坚实根基。施耐庵的《水浒传》、刘熙载的《艺概》、淮海居士秦少游、“建安七子”之一陈琳、著名盐民诗人吴嘉纪、训诂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被誉为“东方黑格尔”的文艺评论家刘熙载、“扬州八怪”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明代“洪武赶散”使得江南文人向苏北一带迁移;明末至清代,里下河成为很多野逸狂放文人避难或栖身之所,更丰富了里下河文学的样态。这种独特的文学基因,对整个里下河地区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加之,里下河地区历代官府重视教育,培育浓郁的文化氛围,形成了里下河地区追慕风雅的民风,不仅在城市如此,乡间也是如此。特别是晚明以来,受里下河地区发达的盐商文化影响,品茶、听书之类原本文人雅士的爱好,日益平民化,因此,我们说里下河文气很盛,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的。我们稍加留意,还会发现当代里下河作家作品中有一种独特的文人气质,但是这种人文气质并不刻意为之,而是自然流露。比如无论汪曾祺还是毕飞宇、朱辉、刘仁前、庞余亮,我们可以从他们很多作品中看到《水浒传》、明清笔记小说的神髓以及流淌在骨子里的一种崇文精神,这都是里下河古典文脉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这片沃土涌现出一批在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并不是偶然现象,其实正是延续了里下河文学的历史经脉,也为里下河文学烙上了鲜艳的当代性标志。

标志人物汪曾祺

汪曾祺对于里下河文学流派乃至当代文学的贡献,为文学界一致认可。他不仅填补了文学史的空白,而且启蒙、影响了众多的文学后来者乃至几代里下河作家的创作。汪曾祺的小说题材绝大多数取自里下河民间,主要以其早期生活的高邮为背景,所作小说多写里下河的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反映出里下河地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汪曾祺把自己的美学追求与里下河民间中富有活力的、极具特色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开风气之先,创造了独步文坛的汪氏小说,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这种人道主义追求,一方面既反映了文革挫折后一种普遍情感抚慰与精神追寻,另一方面,他笔下浓郁里下河地域风情,也让那些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里下河年轻一代作家感到亲切而熟悉,增强了他们像汪曾祺一样在小说中书写里下河生活的信心。里下河新一代作家如刘仁前、庞余亮、沙黑几乎都是通过反复阅读、揣摩汪曾祺作品来学习写作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汪曾祺,没有其连续的代际传承和影响,就没有蔚为壮观的里下河文学创作群。上世纪80年代以来,汪曾祺井喷般的创作,对当时全国文坛乃至江苏里下河地区文学界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正是汪曾祺后遗症般的持续影响力,使得后来里下河作家的创作题材、思想追求和艺术风格,或多或少显露出一种汪氏遗风。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里下河文学流派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大淖记事》重登文坛,他是当之无愧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旗手和标志。

独特的地方性品格

里下河地区不论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或者是学者、评论家,他们无不将个人现实中或是青少年时期里下河的生活感悟和成长体验,融汇于作品之中。从题材上看,里下河作家作品既有对里下河地区社会生活、自然图景等现实世界的描摹,对地方历史、风俗、风情的认同,也在传达里下河人独特的内心情感、生命体验和伦理价值。不管是当下里下河现实的近景,还是远去的水乡历史与个人记忆,这些作品都彰显出独特的地方性品格。

这种文学的地方性特质与里下河的特殊的地缘空间,独特的历史人文基因和乡村社会伦理观念紧密相连。考察里下河作家的创作,其文学空间、写作对像和内容,与里下河乡土社会密不可分。在其中大部分作者那里,里下河的地方历史、乡土意象、风土民情以及乡村伦理,不仅提供了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同时还提供了一种价值的规范和支持,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内涵,以及创作的个人化风格表达,都有赖于从里下河乡土社会获得资源。可以说,里下河地区独有的乡土文化品格和伦理形态是大多数作家的创作取向,也是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本,体现出写作身份的文化认同。比如很多作家不同程度地在作品中加入里下河方言,来强化作品的地域特点。这种有意为之,使得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展现的日常生活与别处不同,也以此提升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这种充满里下河地域特点的语言,使作家作品极具辨识度,也使得一个地方的语言文字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增强了作品的地域内涵。

温情现实主义

里下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文化。“水”孕育了里下河文明,这里地势低洼、水网密集、湖泽遍布,港汊纵横,千百年来,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与“水”难分难解的“温润”的文化品格,“水”的温润色彩,也构成了里下河文学的底色。汪曾祺的代表作《大淖记事》、《受戒》,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费振钟系列里下河文化散文,曹文轩的《草房子》,朱辉的《白驹》,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庞余亮的《薄荷》,顾坚的《元红》,刘春龙《垛上》等,各种水乡情致融化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与灵魂背景里。

“水”的温润也使得里下河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温情与暖意,具有深厚的悲悯精神,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汪曾祺的《岁寒三友》、《故里三陈》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脉脉温情,曹文轩用儿童的视角打量人性中的真、善、美,将里下河质朴的人情浸润在小说中,构建起贫穷却充满温情色彩的“油麻地”。毕飞宇的《楚水》、《青衣》、《平原》等中长篇小说,用细腻的笔触勾画了里下河乡村地域文化背景下“人”的生存状况,虽有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个体心灵自身的压抑与折磨,但忧伤里依旧充满温暖。刘仁前的《浮城》、《残月》关注外部世界入侵水乡后人性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但是这种“直面”和“揭露”依然张弛有度,没有刻意进行强化、渲染,也没有一针见血,而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再现。

百姓日用即道

作为著名的鱼米之乡,锅底洼的地势加之土地肥沃,使得里下河人安于一种平头百姓的农耕生活。这种文化形态,发展并壮大了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自然人性论”,追求表现“凿凿有味”的朴实生活内涵,提倡“百姓日用即道”,这种平民主义生活美学,对里下河文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里下河作家善于描写底层小人物。汪曾祺的《故里三陈》、《岁寒三友》等大量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是描写里下河三教九流、引车卖浆者。毕飞宇的《平原》虽然将故事背景置于苏北平原,但所写的大抵是里下河小村落的乡民。刘仁前的《故里人物三记》、《香河女》、庞余亮的短篇集《为小弟请安》等,都是里下河升斗小民生活图景的再现。沙黑的《街民》描写了众多布衣小民,可以说是一部小人物词典。二是以汪曾祺为代表,里下河作家偏重“小”叙事。综合观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品,我们几乎看不到宏大的事物,而大多在百姓日常的生活小事上做文章,偏重对烂熟于胸的里下河风物和小事的描写。比如许多作家笔下写到鱼行、豆腐坊、香店、草炉烧饼店等诸多里下河日常行当,描写里下河生活中最寻常的喜怒哀乐。另外,里下河作家热衷对里下河风俗画卷的描摹。这一特征尤为明显,汪曾祺被赞誉为“风俗画”作家。刘仁前的《香河》被誉为“里下河风俗的全息图”。即便毕飞宇、曹文轩、鲁敏离开里下河多年,但他们对里下河风俗的描写,依然充满真切动人的力量。

成长中的文学流派

里下河文学流派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流派,里下河地区许多作家在创作上表现出相似的审美倾向,虽然没有自觉地提出文学主张,也没有刊物,但是却拥有汪曾祺、胡石言、曹文轩、毕飞宇、吴义勤、王干、汪政、费振钟、夏坚勇、鲁敏、朱辉、刘仁前、小海、庞余亮等代表性的作家,从文学的多样性来讲,里下河文学无论作为流派,还是作为作家群,或作为创作现象,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不同文学类别的发展都十分均匀,而且表现在不同代际的作家群体都有不俗的实绩,除了上述成名作家之外,费滢、汪雨萌、庞羽等年轻一代作家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里下河区域的作家和评论家们,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直接参与并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换言之,里下河文学的发展轨迹,可以作为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样本,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存在,也可以作为一部微观文学史来解析。

里下河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而且是江淮之间一处具有丰富历史底蕴的文化空间。置身于这一空间里的作家写作,具有文学共通性,其价值追求、叙事特质、语言风格等具有同构性,而将这个区域范围内作家们纳入一个“流派”,并非为了说明这些作家的个人风格意义,也不是建立文坛地方军,而是要通过地方性的解读,来重新获得文学原创动力,从而在当今文学破碎化和边缘化的危机中,以其整体切入中国当代文坛并对未来发生影响。里下河文学流派还在成长之中,我们相信,在里下河地区这片文学沃土上,还会有更多优秀的作家、作品进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