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 李君君|“水”气浸染的艺术神韵——论里下河文学流派  

 

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一直是文学史上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地域作家群的研究也是学界关心的一个重点。一些文学流派和作家的名字,自然而然的与他们生长的那片土地联系起来。中国古代许多文学家族和文学流派的产生和传承,都以地域为依托,甚至于提到某些作家、某些流派,我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与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如“三苏”、“竟陵派”、“桐城派”、“常州词派”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如沈从文与湘西、老舍与北京、张爱玲与上海、萧红与呼兰河等。新世纪以来,学界则鲜少有“流派”的提法,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流派”。这实在令人遗憾,因为文学流派的出现可以说是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令人欣喜的是,就在学界为当代文学没有流派而苦恼时,在水汽氤氲的里下河水畔,一个文学流派已经悄然登场……

里下河文学流派是在2013年正式进入我们视野的。2013年9月,由《文艺报》社、江苏省作家协会和泰州市文联联合召开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将“里下河文学流派”正式推向了文坛。其实,“里下河”作为一个文学地域有着深远的根脉,学术上的泰州学派和文学上的郑板桥、吴嘉纪等都曾名动一时。明时里下河人口的北移使得里下河的文化中融入了吴文化的成分,至明清动荡之际,里下河地区又成为许多文人的栖身、避难之所,这些都在客观上为里下河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条件。里下河不是具体的某一条河流的名字,它是指江苏省江北里运河与下河之间的地区,地跨东台、高邮、江都、兴化、泰州等五个行政区。这片区域是长江与淮河之间最低洼的地区,其间水网密布、河道纵横,是名副其实的水乡。里下河文学流派则是指以汪曾祺为发端,以毕飞宇、曹文轩、费振钟、胡石言、夏坚勇、王干、鲁敏、鲁羊、朱文、刘仁前等作家为中坚力量的一个作家群。他们所创作的一批题材、风格和审美特征都具有一定相似性、又带有地缘和乡恋特征的文学作品,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里下河文学流派”。

 

一、“水”气浸染的柔情人性

早在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史学家、美学家丹纳就在《法国文学史》的序言中提出了“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文学创作和发展的三要素的观点。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是潜在的,作家所处的地域不仅影响作家本人的个性气质、审美情趣,还会影响他表现的内容以及艺术表现方式。“一般来说,一个原乡背景明显的作家的创作,一片地域性鲜明的文学个性,以及一个地方地域作家群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这一片地域的地缘、气候、风物、风俗、语言,尤其是它整体上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里下河文学流派作为一个地域特征鲜明的文学流派,自然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如该派的汪曾祺老先生所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与八十年代同时期出现的先锋、寻根、新历史等作家刻意追求的“深刻”、“技巧”、“玄奥”不同,汪曾祺于1980年获得“北京文学奖”的《受戒》,以及于1981年相继斩获“北京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大淖记事》,似乎都在刻意追求一种“平淡”和“浅薄”,作家以清淡的笔墨写平常的人情,轻轻浅浅间就绘出了里下河水乡里的一派人间烟火。《受戒》写水不多,但却充满了水的感觉。它写的是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之间懵懵懂懂的恋情,“水”自然是小说的背景:“好大一个湖!”、“莲蓬”、“荸荠”、“菱角”、“船”等无一不昭示着一个水汽淋漓的里下河小镇。但是,汪曾祺小说的“水”气不只从外部而来,更源自小说的内在,活在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也带着水的纯净与温润,具有水的品格。汪曾祺自己在《受戒》发表后说:“‘我写得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之间懵懂而纯美的感情正是优美、健康的人性的一种展现,童年特有的天真让以往在文学作品中被扭曲、压抑的人性重新回到了朴素和美好之中。人性,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回到文学中来。

《岁寒三友》讲述了贫寒岁月里小人物之间温暖的情谊。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正是小说的三位主人公,王瘦吾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画画。这三人都是凭借一己之力在乱世里艰难度日的小人物,“说上不上,说下不下”,“但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可是这三人又都有些“特点”,王瘦吾老想发财,陶虎臣人长得敦实又喜欢孩子,靳彝甫则是介于“画家”和“画匠”之间的“画师”,别有一种文人的清高,无论日子过得多苦,有三块爱若性命的田黄石章是“不到山穷水尽”绝不会舍弃的。事情就从这三块田黄石章说起。靳彝甫外出三年,回来后就听说自己原先的两个朋友在乱世里相继活不下去了。听到消息后的靳彝甫二话没说,先后奔赴王瘦吾和陶虎臣家,告诉他们“你等我一天!”。第三天,就在两位老友面前一人放了一封洋钱。他把自己爱若性命的三块田黄石章舍弃了!可是他的语气却是那样的平淡—“先用着。”他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斗争?汪曾祺完全没有表现,朋友有难之时在靳彝甫看来正是“山穷水尽”之时,为了朋友,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的“性命”。汪曾祺正是通过这种轻淡的文笔,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精髓。

也许是因为“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这里的人也变得柔软起来,生活中那些坚硬的极端也在水的浸润下变得不那么强烈。当陶虎臣一家再也揭不开锅时,陶虎臣的女儿主动选择了“嫁”给宋保长。“女儿的妈和弟弟都哭。女儿倒不哭,反过来劝爹:“爹!爹!您别这样!我愿意——真的!爹!我真的愿意!”她朝上给爹妈磕了头,又趴在弟弟的耳边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饿的时候,忍着,别哭。”作家把这件极悲痛之事处理地那么平静,女儿欢快和懂事的抉择下隐藏着的是平凡人家里动人的亲情:她愿意为家人牺牲自己,而且还不愿意父母伤心。《故里三陈》中,医术高超的妇产医生陈小手因救了团长难产的太太,被委屈的团长开枪打死。我们既感伤于陈小手的无辜,却也不会一味咒骂团长的罪行。毕竟,“团长觉得怪委屈。”当地最擅长表演“向大人”的瓦匠陈四,因雨天误了乔三太爷的表演而被当众抽了一个嘴巴后,再也不踩高跷了。“到冬天,卖灯。”

汪曾祺惯以清淡笔写平常情,他说,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汪曾祺的小说中往往没有特别强烈的情感。即使有,也都经过了水的软化。欢喜是,悲恸是。汪曾祺说:“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

 

二、活色鲜香的“水妹子”

读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作品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真是“笔下处处是人”。汪曾祺回忆说,沈先生上课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这也就是说,“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写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环境。写景处即是写人,景和人不能游离……这也许不是写小说唯一的原则(有的小说可以不着重写人,也可以有的小说只是作者在那里发议论),但是最重要的原则。至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这是重要原则。”这深深影响着里下河作家群的创作。

里下河作家群的创作中,活跃着各种各样面目鲜活的小人物。刘仁前的中短篇小说选更像是一本乡村人物的散记。《故里人物三记》中无甚能耐,却偏爱“玩牌、听戏、打老婆”的“祥大少”在老婆自杀后也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村里能徒手摸鱼、人缘又好的谭驼子却和村里的干部勾结起来在别人的鱼塘里张网偷鱼,得知真情的村民都觉得难以置信;头发花白,开着一爿小店铺,一生拼命往钱匣子里攒钱却不许别人动的“二侉子”,却有一个到死也没跟任何人说的心思:他忘不了东北,忘不了年轻时和他好过的那个姑娘。这钱匣子正是他攒的路费。中篇小说《谎媒》则讲述了香河里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欢。少年们与心爱的人儿荡舟在香河里的欢乐情景让人不禁对那个美好、和谐的世界充满遐想。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变数,原本相爱的年轻人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而走上不同的道路,小说中琴丫头、杨雪花、柳春雨、陆根水、水妹等的爱情故事让人唏嘘不已。阿Q在乡村中仍不少见,尽心尽意听着听不懂的淮戏,往牌桌上送钱的“祥大少”输了钱之后,只能打驯顺的哑巴老婆;光混汉“三文秀”偷情被女人的丈夫发现,吃了一顿好拳脚,转念却想到“自己能叫那男人做了“乌龟”,“三文秀”又挺得意。而刘仁前历经十年创作的“香河三部曲”—《香河》《浮沉》《残月》则堪称中国当代农村的发展史,它深刻展现了一个个性格不同的农村青年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成长、奋斗的历史,“爱情”则是“香河三部曲”中最动人的旋律。

一系列富有灵气又光彩照人的女性人物形象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品增添了不少光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汪曾祺《受戒》中,小英子的一双眼睛正代表着她纯净美好的心。只见那眼睛,“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胡石言的《秋雪湖之恋》中,心地善良却被公社掌权人物欺凌的芦花,意外地与驻扎在秋雪湖边的饲养班的战士们发生了一段不解之缘。在那个特殊时期,战士们却能突破思想的禁锢,帮助芦花救回哥哥,这样的情谊如何不让人终身铭记?《柳堡的故事》中,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的二妹子在照顾受伤战士李进时,慢慢地俘获了李进的心。小说非常大胆的突破了原本军事文学中的禁区,它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将这段感情融入到具体的人物当中去,融到人性深处去。这就在革命与爱情发生矛盾时,在内心经过激烈的斗争后,战士李进仍然不能放弃这段爱恋。真实的人性战胜了教条。夏坚勇的《秋韵》中,边收晚稻边等待丈夫虎生的杨子在暖融融的阳光和新鲜的稻谷旁,散发出的正是秋日明净而芬芳的韵味。刘仁前的《谎媒》中,当心上人为了前程而抛弃水妹时,她毅然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不管怎儿说,她是真心实意地爱过一回了,他也是爱她的。她自己心里晓得,她水妹不是个坏丫头,不是作风不正……她肚子里的细小怎儿办?这可是她和他爱情的结晶,不能听娘老子说怎儿弄就怎儿弄,她要自己拿主张。”正是这些敢爱敢恨又如水般充满灵气的女性让小说灵动起来。

 

三、水雾氤氲的语言神蕴

 

汪曾祺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人、平和的人……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

汪曾祺的这一文学观深深地影响了里下河作家群的文学创作。读汪曾祺及其它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的作品,总能感受在“小桥流水”间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东方神韵,似乎传统的中国小说就该这样写。这种浓浓的文化氛围首先来自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创作姿态。正如汪曾祺所说:“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他写作时关注的是生活中的各种“小”,那些凡夫俗子的人间烟火构成了他所表现的整个世界。这一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是真正“把心沉到了本民族的衣食住行当中”去了的。

《故里三陈》中《陈四》一节,汪曾祺用大量笔墨津津有味地介绍了那个“娱乐”不多的小城里,迎神赛会的风俗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欢乐。迎什么神、如何迎、各样神的装扮、动作,这些都有讲究。老百姓们对看戏,内行着呐!到了迎会的那一天,“万人空巷,倾城出观”,“牛角酥、奶奶哼(一种很“面”的香瓜)、红壤西瓜、三白西瓜、鸭梨、槟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果香味,飘满一街。各种卖吃食的都出动了,争奇斗胜,吟叫百端。”“写风俗,不能离开人—写风俗不能流连忘返,收不到人物身上。”“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有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人无疑带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色彩。刘仁前《风俗人物三题》中《吴麻子》一节,走村串舍的“换糖的”也成为乡村生活中独特的一道风景。乡下人朴实惜物,家里的篾器、竹器坏了总要想法子补一补,那手指灵巧的“扎匠”就成了村里的“明星人物”。《细辫子》中,有着一双巧手的扎匠“细辫子”刀用得极好。“细辫子”用刀,“刀贴篾料,随心所欲,或厚或薄,行止自如。他所面对的似乎空无一物,叫人惊叹用刀之功夫。”乡村扎匠炉火纯净的技法,直让人想到庄子笔下那个“解牛”出神入化的“庖丁”。

里下河文学作品中的神韵还与作家所用的语言有关。汪曾祺认为,“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替代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汪曾祺十分重视这种语言的积淀,语言中所体现的文化一方面来自于唐诗宋词,另一方面就源于民间口语。里下河文学流派吸收了许多民间俚语和地方民歌,语言俗白而富有韵味,极大地改善了李陀在《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中提到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书面语言的贵族化倾向。”那种“文绉绉的脱离日常生活口语甚远的书面语言”在汪曾祺及其他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那里几乎看不到。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各种内容清新的民歌,汪曾祺小说中的自不必说,其他里下河作家中也有很多。如刘仁前《谎媒》中青年男女劳动时对唱的民歌:“一块水田四角方,哥哥车水田埂上,妹妹栽秧在中央,妹妹心灵手又巧哟,栽下秧苗一行行,好像栽在哥的心口上。”《二侉子》中“我送(那个)哥哥(哎)青草河,青草河上(哎)有鹅,公鹅(那个)前面鹅鹅叫(哎),母鹅(那个)后面(哎)叫哥哥,哎嗨哟,叫哥哥。”这些富有地域色彩的民歌的加入,让小说语言显得活泼生动,既富有音乐感又具有韵律美。人物语言的亲切直白也是形成小说韵味的重要因素。汪曾祺说自己曾“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但是沈从文却批评他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从此,汪曾祺就知道了“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我们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中看到的对话,往往是简洁、明快、朴素、自然的。《受戒》中,“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声地说:“要—!”“快点划!”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生动活泼的口语顷刻间就把我们带进了那个淳朴清新的世界。

里下河文学流派中还有许多新生代作家,如朱文、毕飞宇、鲁羊、楚尘、鲁敏、吴晨骏等。这些作家写的多是城市,笔下的“里下河”地域色彩也不明显,但他们与汪曾祺、毕飞宇等作家仍有一种隐秘的联系。正如项静所提到的,“他们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叙述方式,一种脱离宏大叙事的愿望和气息,对于生活中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件郑重其事地对待。”这种刻意远离宏大叙事,专注现实生活的写作姿态,正是汪曾祺不“以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的文学主张在新生代作家中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