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润良|抒写俗世的温情 —关于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苏中平原里下河地区涌现了以复出文坛的汪曾祺为首的一大批全国知名的作家。90年代之后,里下河文学之名逐渐流传。 2013年,江苏省作协、泰州市文联联合文艺报社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性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正式推出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概念;2014年里下河文学研究 中心成立,并推出了多卷本的里下河文学流派丛书。作为一个成长中的流派,里下河文学流派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文学流派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有意义吗?文学流派与作家共同体有什么区别?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具体内涵、美学特质是什么,如何更准确定位?哪些作家可以归入里下河文学流派?里下河流派如何发展?

 

一般而言,文学流派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文学主张、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 地形成的文学派别。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生派、创造社、新感觉派、现代派、鸳鸯蝴蝶派等,当代文学史上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朦胧诗派、寻根文学派等都曾经引 领一时的文学潮流。从文学史来看,文学流派的出现往往产生于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文学流派的诞生又能够进一步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引发不同流派之间的竞争 与互相促进,从而活跃文坛。在当下文学日益边缘化、创作高度同质化、商业化的情境中,文学流派的作用不可小觑。近年来,关于地域文学的话题颇为热门,一些 省份作协也相继提出陕西作家群、湖南作家群等称号,希望通过同一省份作家笔下共同的地域文化特色将他们集结在一起,引发更大反响与关注。但这些作家的创作 往往在创作倾向、作品风格等方面有很多差别,因此只能归为一个创作共同体,而不能称之为文学流派。而里下河地区,则得天时、地利、人和之诸多因缘,具备了 成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各种条件。在我看来,就小说文体而言,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自成一派,并且正在不断发展。

 

一个流派的生成首先必须要有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起到引领作用,譬如赵树理之于山药蛋派、孙犁之于荷花淀派。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其流派的精神 领袖无可争议地归于汪曾祺。事实上,里下河文学之所以引起关注,肇始于汪曾祺,汪曾祺作品的独特审美品质构成了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内核。里下河文学的壮 大,也有赖于后来者充分吸收汪氏文体的营养并加以创新发扬。

 

之所以将众多里下河作家的小说定位为“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是基于汪曾祺及后来的许多里下河作家作品所呈现的审美情趣和创作风格。首先,“里 下河”构成了这些作家作品中的地理标志,里下河作家的作品中处处洋溢着水乡风韵。正如众多研究者所发现的,汪曾祺的作品似乎处处充满了水,他的《受戒》 《大淖记事》《看水》里,全都水气氤氲。同样,刘仁前的《香河》《浮城》,毕飞宇的《平原》,刘春龙的《垛上》等作品的题目都与水有关。水乡构成了这些作 品的自然环境,优美的自然环境使得作家们的笔触不由自主地变得富有诗意、变得温情脉脉。同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乡环境还对作家们的人格气质的养成起到 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也间接影响了他们笔下塑造的人物。其次,“风情”一词在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指风俗民情,一是指男女风情。从第一层含义而言,里下河小 说家作品对风俗尤为重视,并且通过风俗的描写传达淳朴、和谐的民情。风俗画构成了汪曾祺作品的审美氛围,也是其审美核心。汪曾祺说过:“我以为风俗是一个 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的成分是很自然的。”他也因此被誉为风俗画作家。在沙黑的《街民》、刘仁前的《谎媒》、罗望子的《我们这 些苏北人》、庞余亮的《出嫁时你哭不哭》、徐晓思的《万年欢》、夏坚勇的《高家班子》等作品中都有关于里下河民俗的大量书写。某种意义上说,里下河小说家 的作品中这些风俗才是真正的主角,其作用有时甚至盖过了人物本身。通过对风俗的描写和人物和谐关系的刻画,里下河作家提供的是一幅幅世情乌托邦图景。汪曾 祺说他追求的就是和谐,鲁敏的《逝者的恩泽》《离歌》等东坝系列、曹文轩的《甜橙树》、费振钟的《笛子·鱼》、王干的《父亲》都为我们刻画了纯美的乡村图 景和乡土的淳朴人情。另外,风情一词也指男女风情。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里下河作家疏离宏大叙事,关注乡村、市井小民,具有戏剧性的爱情自然成为他们书 写的重心。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大淖纪事》就是以乡村儿女的爱情为主要表现对象。此外,胡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及《秋雪湖之恋》、刘仁前的《香河 女》、曹学林的《菜花灿灿》、罗望子的《蔡先生》、庞余亮的《王金根老师的对象问题》、王大进的《漂亮的疤痕》都是非常出色的爱情书写。事实上,爱情书写 并非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的最终目标如同汪曾祺所说是要刻画美好的人性、淳朴健康的人性。也因此,包括汪曾祺等人的作品,尽管表现的是几十年前的场景,读 起来依然让人陶醉、感动。

 

最后,关于“文化”一词,必须理解其内在的多重含义。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小说家的作品中的文化内涵是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与文学传 统的交融。以汪曾祺为例,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作品中儒家和道家文化的意味特别浓厚,还有宋代文人画的意境。同时,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也非常 深。里下河地区自古属于吴文化圈和维扬文化圈,维扬这块自古疏离政治商业繁华的地域蕴蓄了归趋世俗崇尚自由的维扬文化,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 现。汪曾祺作品对市井小民的关注或许还可以上溯到泰州学派强调“百姓日用之道”的学理背景。民间文化不仅体现在民情风俗中,也体现在方言俚语中,这些在汪 曾祺作品中都有大量的体现。汪曾祺也是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他的作品远离宏大叙事,回到小说之“小”,“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 所造也。”也因此回到了《诗经》中国风以来关注小人物、关注平民百姓的文学传统。从《世说新语》中“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等古代笔记小说的影 响到归有光的“以清淡文笔写平常人事”的濡染,从契诃夫把小说写得像散文的观念渗透到阿左林的影响,从鲁迅、沈从文、废名等人的现代抒情小说到重视民族风 格、书写优美人性的京派文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汪曾祺接续了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文化裂痕,写出了带有浓郁民族风格、文化韵味独特的当代 小说,为里下河文学树立了美学标杆,其影响所及甚至蔓延到当年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作家贾平凹、何立伟、韩少功等人都直接或间接 受到汪曾祺小说文化意味的影响。这种文化韵味在里下河作家比如沙黑的《街民》、鲁敏的《离歌》等作品中都有很好的展现。

 

基于以上理由,我把里下河小说定位为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在我看来,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叙述焦点是抒写俗世的温情。汪曾祺认为作品必须有益于 世道人心,并自认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 朴素的信念。”在汪曾祺看来,生活是很好玩的,俗世是充满了欢乐与温情的。即使有苦难,也要用快乐、柔韧的心去化解它。所以,《受戒》充满了初恋的朦胧美 与青春的欢乐,《大淖纪事》中的巧云虽然不幸被强奸,但在爱她的十一子看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影响两人的纯洁感情。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里下河 作家还着力表现劳动者的欢乐。汪曾祺笔下的市井人物、沙黑笔下考棚街的街民等,尽管身份可能微贱,对自己的手艺却都踌躇满志,享受着手艺者和劳动者的尊 严,安然享受俗世的乐趣。

 

在汪曾祺等人奠定了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基本美学特征之后,近年来一大批里下河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不断发展和丰富着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内涵, 也预示着里下河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在长篇小说方面求突破。汪曾祺由于受到古代笔记小说的影响较深,没写过长篇小说,也觉得自己的风格不适合写长篇。 新世纪以来,毕飞宇的《平原》、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荷》、刘春龙的《深爱至痛》都以里下河地区为叙述背景,尤其是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顾坚 的《元红》《青果》《情窦开》三部曲都是典型的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在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扩大叙述容量和表现空间、长篇化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尝试。二是表现 空间从乡村向里下河地区都市转移。都市文学正日益成为当代文学表现的焦点,里下河文学也不能落在后面。刘仁前的《浮城》《残月》,刘春龙的《垛上》、顾坚 的三部曲都有对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境遇情感变化的书写。鲁敏的《谢伯茂之死》《铁血信鸽》等作品也深刻叙述都市人群格式化生存导致的异化,鲁羊、吴晨骏、 朱文书写都市文青的心灵漂泊与落寞,新一代里下河作家比如“80后”作家费滢的《鸟》写都市少年的孤独与不自由,这些作品虽然风格与传统的里下河风情文化 小说有不少差异,但换个角度说,他们其实潜在地受到了里下河风情文化和乡土伦理的影响,他们看待城市的目光也因为固有的“取景框”产生了变化,里下河乡土 伦理成为他们观照都市伦理的潜在参照。同时,这些作家作品对都市普通个体内心情感的细腻描绘以及小说的散文化倾向等方面,仍与传统的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有 诸多内在的相似之处。当然,对于擅长表现过去和回忆的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家们而言,如何更好地发扬本流派风格表现当下生活依然是一个长期摆在他们面前的严 峻课题。

 

当前,文学界正在热议讲述中国故事,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同样契合以民族风格讲述中国故事的大方向。通过地域书写、民族风格讲述 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这是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终极发展目标,对于其他地域、流派的作家同样具有启发作用,对于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应该是一个有益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