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等|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与阐释空间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在江苏里下河地区诞生了以汪曾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评论家,他们以“里下河式书写”建构起具有多重意义的空间,其创作在具有共性的同时又体现出多样性。也因此,他们的创作引起了文学界的持续关注。2015年10月15—17日,由文艺报社、江苏省作协、泰州市文联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在泰州举行。国内30多名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文学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参加。与会专家围绕“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与阐释空间”这一主题各抒己见,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繁荣发展建言献策。

 

范小青(江苏省作协主席)

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的主要依据,一方面是里下河文学的持续不断的创作实践,一大批里下河地区的优秀作家,始终在创造着,始终在努力前行着,不断地提供出优秀的文本;另一方面,许多有学识、有眼光、有热情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对里下河文学现象的重视、热爱甚至是偏爱,这两者的结合,共同促进了里下河文学的发展。

 

张陵(作家出版社总编辑)

“里下河文学”这个概念之所以成立,并被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得到阐释的可能性,是建立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汪曾祺这个伟大作家深厚基础上。这种看上去是偶然的历史选择,却成为一个文学流派诞生的必然性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大作家,有大作品,才有流派产生的可能,才会有阐释的空间。进而说,有了这不断产生的大作家的追随者,形成独特的文学生态,流派才得以持续。这些条件,“里下河文学”都具备了。

在承认里下河文学流派多样性的前提下,我们对这个文学流派的阐释将不回避在小说美学上的突出重点和引领的价值。汪曾祺无疑是里下河文学的一面旗帜,也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一面旗帜。他对中国当代小说美学的创造与贡献正在不断影响着中国当代小说,这也正是我们进行美学阐释需要开拓的空间。因此,里下河文学流派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不仅仅是多样性,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群体,更重要性的价值在于独特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

 

徐可(《文艺报》副总编辑)

里下河文学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为一个美学概念,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如果是一个地理概念,那只是一个以地域划分的作家群,是生活在一个共同地域里的作家群体的称谓。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可以相同、相近,也可以相异甚至相反。但是如果成为一个美学概念,那它就是一个流派的概念,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有相似的美学风格,有相近的审美趣味。

里下河文学经过多年发展,流派特征已经初步显现,其标志就是明显的里下河特色。大致而言,就是恬淡、内敛、温和、中庸。这种特征是跟里下河地区的地理特征和人群性格密切相关的。里下河地处苏中,其地河汊密布,平畴千里,气候温润。此地的人民性格也是内敛温和、不急不燥。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恬淡冲和、内敛中庸。其代表性人物就是汪曾祺。汪曾祺的作品影响了无数作家,在里下河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如费振钟、刘仁前、夏坚勇、庞余亮等。里下河文学与过去那些已经进入文学史的流派不同,它是一个成长中的流派,是一个活的流派。对它的文学主张、美学特征,还需要深入研究、总结、提炼,以期得到更好发展。

 

汪政(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从写作内容与作者的身份上看,里下河文学存在三种写作方式,即“在乡”式、“离乡”式写作和“返乡”式写作。“在乡”式写作不是说他们没有离开地方,而是说他们写作的题材、写作的趣味,他们的写作与地方的关系,如刘仁前、刘春龙、顾坚的作品,呈现出典型的里下河特色。相比较而言,毕飞宇、鲁敏、朱辉、王大进、楚尘、姜广平等人在里下河文学中就是一种“离乡”式的书写。与“在乡”式书写一样,离乡也不仅仅看其是否离开了地方,比如罗望子、庞余亮虽然没有离开地方,但也体现出强烈的“离乡”式书写的特点与倾向。毕飞宇虽然写出了与里下河生活密切相关的《平原》《玉米》以及不少中短篇小说,但这些作品的人文内容、价值设定并不都指向里下河,里下河更多的是素材、载体,他在作品里试图表达的是另一种社会与人生的思考。这也就是毕飞宇写了那么多里下河,却没有被目为乡土作家的原因之一。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返乡”式写作。汪曾祺一直被认为是里下河文学的泰斗,并且是这一流派的美学标本,其实,他就是“返乡”式写作的代表。他笔下的里下河不应看作是自然与历史意义上的里下河,而是人工的、美学的甚至是虚构的里下河,同时,通过这种创造,他能将这种里下河色调渲染到任何地方与写作对象,汪曾祺的“返乡”式写作的启示极大,他不但喻示里下河书写还有无穷的可能,更使“里下河风”获得了美学上的独立。费振钟也可以列入到里下河文学中的“返乡”式书写中。他本以文学评论立身,中年后断断续续地进行散文创作。理论的积累,学术的立场都使他将故乡的书写置于新的视角下。这三类写作很难说谁是里下河文学的代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各自呈现出里下河文学的丰富性、多面性与不断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局面构成了一个地域性文学写作的独特性和内存的张力。也正是鉴于这样种不同写作类型的辨析,我们才主张对里下河文学,不管是作为文学流派,还是写作现象与作家群体,都应该持开放的态度,而不是将其封闭,用一种风格去定型它,并且削足适履地将许多不同的写作对象纳入其中。特别是对这种正在行进之中的文学更应如此。

 

刘琼(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理论评论室主编、高级编辑)

文学流派与地方性写作不是一个概念,从这个角度出发,似有必要建议里下河文学流派在研究中要防止泛化倾向,比如将所有籍贯为里下河区域的作家以及曾经在此生活过的作家都不加分析地纳入其中。籍贯为里下河区域的作家以及曾经在此生活过的作家,什么情况下可以被归纳进里下河文学流派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作为文学流派而不是作为地域性写作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应该有它内在的文学共同性。谈这个问题,还必须回到“地理”。位于苏中的里下河是一块洼地,周边是海、湖、河,内部也河汊密集。近水多智,这块土地的文化是“河流文化”,属于“蓝色文明”。蓝色文明熏陶下的文学创作风格是开放的、多样的,但共性也是可以提炼的,比如“恬淡冲和”“风俗画”“灵秀俊逸”等等,许多研究文章已经作了细致的表述,此不赘述。现代以来中国社会有没有自觉的乡土精神?这个话题争议不休。有没有统一的乡土精神暂不下结论,但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有关的地方性乡土精神应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介于江淮之间的里下河地区,内敛、温和、疏淡、勤勉的中庸文化气质迥异于左邻右舍。乡土是作家写作的重要面向,面向乡土的写作,可以是多种姿态,在乡、望乡、返乡,等等,还可以是以乡土为原点向外抛物。如果要进入这个里下河文学流派,不仅与里下河有地理关系,写作上也应该是用文字自觉地建构和丰富这种乡土精神或乡土文化。这么说,不是排斥作家创作的多样性,而是认为作为流派的文学内在精神似应有共同特质。在这个共同性下归纳的里下河文学流派,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领军人物非汪曾祺莫属。被各种教材举为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的汪曾祺,像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终其一生基本都是向故乡致敬,在进行“望乡”式创作。通过他的作品如《受戒》和《大啅记事》,高邮的人文风情流播广泛。这正是地域性写作的意义,也是文学流派存在的价值,即通过一个群体的局部创作丰富文学的整体版图。

 

谢欣(《中华文学选刊》主编)

我与里下河有一种缘分,80年代末大学实习时曾到过里下河,感觉那是一个水网密布的很淳朴的乡村,文气很盛,80年代末很多文学馆的同志就从事文学创作,能写很好的文章。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首先在于文化的多样性。里下河处在江南水乡与北方文化接壤的地方,文化交汇融合,带来文学创作多样性。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往往能产生优秀的作家作品,里下河既有南方老庄哲学的文化形态,也有北方的厚重特点。里下河文化的多样性,导致了里下河文学流派审美风格的多样性,一方面带有江南水乡的灵秀,如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把水乡写得非常轻灵,同时又表达出一种想要走出去的欲望。里下河文学必然要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因为它有自身多元的文化,它与山药蛋派、白洋淀派还不一样,更具多样化的精神空间。里下河文学流派具有丰厚、坚实的基础,有一大批走出来的作家,还有一批在本土默默无闻写作的作家,既有汪曾祺、毕飞宇、刘仁前这样的传统作家,也有比较年轻的作家,采取探索的写作方式。既有专业作家,也有很多业余作家。

 

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丁晓原)

里下河是一篇文学的沃土,出了这么多的文学家,而且文学生态很好,文学的各个门类均衡地、高水平地发展。在前两次研讨会上,专家们用了三种概念,里下河文学流派,里下河文学,里下河文学共同体,我更倾向于里下河文学共同体的概念,所有里下河作家都共同参与了里下河文学共同体的建设。我主要从散文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孙犁说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毕飞宇最近出版了《写满字的空间》,在接收采访时说,散文是德高望重的东西,不到一定的年纪最好不要去弄它。他与孙犁意思差不多,散文与其他文体相比,更需要生活、思想的积累,散文因此也更能体现个人性与地方性。里下河散文的起点很高,比如汪曾祺,既是小说家也是散文家,毕飞宇是小说家,但已出了三部散文集。汪曾祺的散文写作的量很大,特色非常鲜明,其特色既是个人的,也是里下河所给予的。汪曾祺的散文是文人的散文,受周作人闲适散文的影响,从容、雅致。他自称他的小说是以散文笔法来写的,与一些伟大的东西格格不入,喜欢小桥流水,题材是日常风俗方面的,如《多年父子成兄弟》,生活气味很浓。里下河还有一些标志性的散文作家作品,比如夏坚勇《湮没的辉煌》、《旷世风华》,费振钟《黑白江南》、《堕落时代》、《古典的阳光》等,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文化散文的重要书写者,在中国的散文作家队伍中,是处于第一方阵的。此外,在里下河本土作家中,也有很多优秀的散文作者,如刘春龙的《乡村捕钓散记》获得紫金山文学奖,题材独特,包涵独特的价值取向,抒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农耕文明特有的文化生态,值得我们留恋。还有庞余亮的散文创作也很多,如《半个父亲在疼》,写了一个中风的父亲,改写了以往写亲情的模式,很另类,但蕴含了本真的感人的东西。在现在散文大量被复制的时代,我有一个期待,就是里下河是永远的里下河,里下河是一个值得开采的散文富矿,值得深挖。

 

张王飞(江苏省作协巡视员、原党组副书记)

里下河文学、里下河文学现象是从2009年兴化文学现象过来的,当时没有说到流派,2013年正式提出流派的口号,虽然从流派意义上而言,不够严谨,但是既然亮出里下河文学流派这面旗帜,作为一个成长中的文学流派,如何让人认同,还需要积极采取动作措施,进行打造。首先我们有领军人物,汪曾祺老先生作为旗手毫无问题,现在还有毕飞宇、鲁敏、刘仁前、庞余亮等一批作家。从流派打造上来看,不仅需要我们评论家在一起努力,还要有活跃性的作家活动,由里下河作家们发现自己趋于一致的文学主张、审美风格取向等,具体有哪些,特质是什么,还需要深入研讨。另外,流派的定义可以再严谨一点,比如缩小一点范围,将审美相近的作家组织起来。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多样性,还要深入讨论共同性,找到一致性,这样做影响会更大。比如作家们笔下的里下河的元素是如何表达的,地域文化如何呈现的,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怎样的特征,语言上如何使用方言俚语,具有鲜活性等特点。我们不能从概念出发,而要从一群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找到里下河文学风格审美取向特征,归纳起来,培育起来,才能催长它进入文学史。

 

费振钟(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施耐庵文学院院长)

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差异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实我们还要回到一个共生性的问题。谈到共生性,我觉得里下河文学一是身份共生,在这样地域环境中,所有写作者的身份具有共生性。第二是经验的共生性,里下河所有的写作者他的经验来源于童年里下河生活经验,这种经验从汪曾祺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写作者。第三点,即文化的共生。在特殊的环境中产生的特殊的里下河文化,我在写刘春龙的散文评论中,引用过一位学者的话,说兴化“水泗环绕,发为领秀之气”。最后就是精神的共生性,如北乔需找的“温暖的忧伤”,是一种文化心理。在精神共生性中,找到里下河文学最为核心的东西,这样风格学上的流派就能找到基础。从多样性回到共生性上来,才能对里下河文学有更深的认识,这就需要回到具体的作家,不要寻找他们身份差异,但是要寻找构成他们身份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这就靠我们对个案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同时,这种共生问题不仅对文学研究者而言,也是作家自身需要考虑的,如“温暖的忧伤”,产生于对看不到边的茫然中,但又不是绝望,但忧伤又确实存在,汪曾祺说是一种乐观主义,是能感到生活的温暖。这种共生性,需要从各类文学作品(包括文学评论)中来寻找。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多样性、差别性、多义性,但我们还需要,尤其是作家们,需要找到生存的基因,即便有的作家不承认里下河身份,但是终究无法摆脱你的生存基因,正如一个黑人无法洗白自己的皮肤。

 

李国平(《小说评论》杂志主编)

通过近三年来的努力,里下河文学的旗号是打出去了,而且渐成规模,像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已成为全国性的例会,成立了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里下河文学》年刊,出版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在《文艺报》、《小说评论》开辟了研究栏目等,里下河文学研究既有理论性总结和框架建构,又进入细部。我觉得还要考虑,一是要使得里下河文学具有开放性,也就是如何将里下河文学研究和文学的时代性、历史性的话题、问题相结合,把它既作为一个历史话题,也作为一个时代话题来讨论。再比如里下河文学的传承性问题,一方面要关注经典性作家,如汪曾祺,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上升期的、当下里下河本土的作家。再比如里下河文学的宽阔度问题,里下河地区何以产生这么多的评论家,这里有没有文化的原点?这些评论家的话语除了专业性,有没有共同性?就文学内部而言,这些走出去与在现场的评论家,给里下河文学带来了多少思想资源和启发,在智库和思想库的意义上,与本土的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关联,这些批评家参与全国文学建设,先天性带有多少里下河文学元素,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挖掘的地方。

 

汪惠仁(《散文》杂志主编)

我觉得称为里下河文学、里下河文学现象或是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些名称无所谓,只要我们利用好了,就可以使之称为一种可贵的资源,如果没有人来进行打造,可能就会被湮没。如何从机缘巧合出发,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对里下河文学的看法很重要。我们更适合定义为一个成长的过程,里下河文学还处于一步一步自我修正的过程,重要的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开始。里下河文学的标杆汪曾祺老先生,他其实是一个文学上的全能的人,不只简单以散文笔法写小说,当他需要哪方面的文学资源,他会信手拈来,把日常的事物与“道”建立起文学的关联,汪曾祺为里下河文学、为中当代文学、为汉语写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晓华(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

里下河文学之所以如此生生不息,并且显示出令人惊讶的文学创造力,原因首先在这里,拥有庞大的其个体并不都为外界所熟知的写作人力资源库,这是文学的生产力。这种具有根性的地方文学流派是以其稳固的本土作者群为支撑的,这些写作者就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必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精神面貌。在我们看来,像里下河文学这样的在本地生长出来的地域性很强的流派,在写作形式上也应该是多样化多层级的。从现实生活到纯文学的表达,中间应该有许多实用的、原始的、混沌的、民间的但却是活泼泼的写作形态。并不是硬要将这些中间形态的文字都提升到现代纯文学的层面,也不是刻意地反对文学进化的历程和成果,而是表明里下河文学的所来路径,它的源头活水,它与其他表达形式的共存的、互动的关系。事实上,要将里下河文学的源头说清楚,不进行这样的知识考古与文体采样显然是不行的。从里下河文学这种生于本土并在本土继续生长的文学形态而言,一定要从它与社会经济的全面联系中考量才能有全面的、体贴的认识,必须将一切写作形态都纳入观察才能找到其基因所在。

 

北乔(中国现代文学馆办公室副主任)

作为地域性文学,里下河文学同样也面临如何在深刻个性化品质的同时,与文学界进行广泛的互动对话。换而言之,丰富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和扩展阐释空间,立足点还在于紧紧抓住特质,我个人以为,“温暖的忧伤”这样的文学气质,是里下河文学所独有的,可以概括里下河文学的精气神。

刘仁前的《香河》仿佛是乡村的庄稼,吸引大地之精华,在时而浩荡时而温存的乡野之风中茁壮成长。从生活到文学,从文学再到生活,刘仁前完成了叙事的本质性抵达。之所以要重点提及,是因为《香河》以及刘仁前的其他作品,都是在竭力挖掘和显现里下河独特的风俗民情和地域文化,书写里下河最具本质性、最接地气的集体记忆。如果说刘仁前是在村里行走,那么汪曾祺从村里走到了村头的桥上,毕飞宇和鲁敏则在桥前的路上徘徊前行。这其实是书写里下河的三种态势或者是三种方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怀揣里下河文化的三魂六魄,血液里均流淌着里下河独特的文化基因。换而言之,这些作家尽管在体裁、题材和叙述方法可能千差万别,但内在的精神核心是共同的,是里下河文化营养而成的。这里,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温暖的忧伤”。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里下河文学的这种“温暖的忧伤”的风味。比如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比如毕飞宇早期的《哺乳期的女人》、后来的《玉米》,以及近年的《推拿》,比如鲁敏感的东坝系列,后来以8部短短篇小说结集成的《九种忧伤》。在苦难和不幸之中,他们总能捕捉到丝丝暖意。

里下河这个地方,地理环境相当有意思。一是与大江大海为伴,一片大平原,水网密集,大河小沟比比皆是,小桥流水也随处可见。这里的河水不是风景,是人们生活的润泽。大河的澎湃,小河的柔韬,小沟的闲适,终究会内化为人性的元素。水作为生存的特殊特质,以及由此而来的水文化,对于人性的特殊滋养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一片洼地,洼而不堵,既可以了望外面的世界,又接纳许多河流在这里汇集入海。没有高山,但堤坝在平原上也可以望及远处,有开阔之感。尤其是面向大海,一览无余又无路可走。这样的特殊地理环境,会让人既安逸于现有生活,又有淡淡的绝望。三是这里的移民众多,产生了“无根文学”的失落性忧伤。而移民,又带了众多的外面文化,使这里的文化在多样性和包容性生长特殊的气质。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既有开阔的胸怀,又有细腻的情感。生活中苦难不少,但他们善于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人生有大起大落,有悲伤有幸福,但似乎又不那么极端,或者说他们天生擅长把那些极端进行了适度的软化。所以,我觉得用“温暖的忧伤”来形容,比较贴切。

当我们剥离作家作品外在的叙述形式时,我们可以发现“温暖的忧伤”如同血液里在作家作品里流淌。这是当是里下河作家群体的共有品性,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中一种较为鲜明的质地。

 

叶橹(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有很多文学流派是后来命名的,比如七月派,九叶派,甚至是荷花淀、山药蛋派,不是一开始提出文学主张与宣言,甚至后来在文革中还受到冲击。里下河文学流派口号的提出,是在当今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提出的。从流派发展来看,荷花淀派、山药蛋派后来能够继承和发扬孙犁、赵树理文学观念的不多。里下河文学流派不仅有汪曾祺这样的旗手,在其逝世之后,涌现出了毕飞宇、刘仁前、庞余亮、顾坚等一批作家。从文学多样性来看,里下河文学一方面要发展小说、散文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要发展诗歌,各种体裁应该都有长足发展。另外,多样性还有一个民间性,汪曾祺擅长写小人物,风格很传统。其实,里下河民间有很多惨烈的故事,我认为可以发展成像《静静的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我们似乎缺乏肖洛霍夫的野心,单有小桥流水还不够,我们的里下河作家要能够发展和深化里下河文学的传统,并拓展写作的题材空间,未来写出类似《静静的顿河》那样伟大作品不是没有可能。

 

子川(《扬子江》诗刊原主编)

现在我们讨论里下河文学流派,提出了三个类似的概念,“里下河文学”,“里下河文学现象”,“里下河文学流派”。其实,关于“里下河文学”,我在八十年代就接触到这个概念,我们当时想办一份名为“苏中文学”的报纸,请汪曾祺老先生提写刊名,但汪老认为不准确,应该是里下河文学才对,并题字给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里下河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从里下河文学多样性与阐释空间来看,里下河文学具有文体的多样性,写作者身份的多样性等特点。曾经有人问我,那么人多搞文学创作,什么原因?像兴化出了大量小说家,从发生学角度讲,里下河处于最低洼的地区,里下河人很多在洼地,其实走出去很难,于是想要找到一种精神渠道,也就是文学创作,最终通过文学的渠道,里下河人像鱼那样,终于游了出去。里下河写作中具有“离乡”性的如毕飞宇、费振钟,“回乡”性的如鲁敏,此外中间的有刘仁前、庞余亮等。我们有很多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对里下河的文学生态有很大影响,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开拓里下河文学的美学阐释空间,在理论、美学上有建设性,真正把“流派”树立起来。

 

蔡翔(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觉得里下河文学流派打造,目前一是有一个平台,二是深入到了写作方法、风格上,此外,我想还要提倡一种写作态度。里下河文学倡导的是老老实实的写作态度。我们的写作姿态,是放在怎样的位置,作家与写作对象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等。汪曾祺先生的在《受戒》中说这个地方出和尚,并说和尚是一个职业,这在八十年代那种环境中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很多文化人居高临下批判文革,掀起启蒙主义,讲究理性。里下河小说往小里说具有“温暖的忧伤”特质,往大里说,其实反映的内容很多,包括一个地方的生活、情感,涉及地方生活的奥秘。我之所以提倡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因为一个职业的作家,持续长时间的写作,会有一种把自己写空的感觉,我希望里下河作家用“脚”写作,老老实实的踏在里下河土地上。此外,从当下发展中时代来研究里下河文学。里下河有的地方水面被填成了耕地,发生了很大变化,里下河文学要能够对这个时代进行综合、深入的阐释,因为在无法解释的地方,才是考察作家写作能力的地方。其实,现在我们所谈论的里下河乡土文学,是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的,古典小说里极少,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外在的力量进入,才促使作家们反观养育自己的村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很封闭地看里下河,而要综合来看。“里下河文学”是乡土,又不仅是乡土,而是完整地再现一个“地方”的变迁。这个“地方”,由各种抽象的关系构成,而文学要考察的,也正是这些抽象的关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小如(《文学报》评论部原主任)

如果说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创作是以汪曾祺为美学标志性的话,那么,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就是汪曾祺的小说与当时文坛上热闹非凡的“伤痕、反思、改革”的文学思潮作品的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仅是思想主题和审美趣味上的不同,更为突出表现出来的是文学创作观念上的不同。我更认为汪曾祺的小说是让当代文学小说创作重新回到“小”字上来的第一人。文革结束后,“伤痕、反思、改革”的文学思潮汹涌而起,但“写什么”的“禁区”和“误区”,依然紧紧地纠缠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小说创作。在文坛如此一般的创作背景下,作为有过以上经历、又有过一定经验教训的作家自然不愿再重蹈覆辙。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有意识避开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纠缠,有意识避开文学叙事的种种伦理光环笼罩。于是,“他不事张扬,却又突颖而出地回到了,写故里情怀、写身边凡人琐事、写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男女。以他的《故里三陈》小说为例:汪曾祺的小说在“小”字上下足了功夫。“小”手,“小”细节,“小”生活情趣,“小”人物、“小”主题。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回到了“小”说本身这一文体最本质、最擅长的表达内容上,如鱼得水,并且驾轻就熟。同时也就此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小说家。毕飞宇、鲁羊、沙黑、费振钟、刘仁前等。我们现在谈论小说回到“小”上来,其实也是在寻找“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创作的精神活水,来自于哪一个方向。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细致考察里下河作家群的创作历程,即不难发现,这批作家的创作其实大多数都起步于新世纪之前的1990年代,只不过他们那个时候的创作更多地集中于中短篇小说文体而已。进入新世纪之后,此前集中注意力于中短篇小说文体的里下河作家们,也开始把创作精力转向了长篇小说文体,并且奉献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如毕飞宇的《平原》,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包括《香河》《浮城》《残月》三部长篇小说),刘春龙的《垛上》,顾坚的《元红》与《青果》,庞余亮的《薄荷》,曹文轩《草房子》,罗望子《暧昧》,钱国怀《南瓜花》,沈光宇《水性杨花》,顾维萍《水香》,李景文《烟花三月》等。

细致地翻检里下河作家群这些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除了其故事的背景全部是里下河这一特定地域之外,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也还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思想艺术共性。其一,或许与这几位作家成长的关键时期恰逢1970年代有关,他们的作品不仅都有成长小说的基本构架,而且还都把自己的艺术聚焦点对准了1970年代后期。《平原》的故事时间起始于1976年的夏季,以端方高中毕业后回村参加割麦劳动开篇。小说结束的时间是这一年的冬天,以吴蔓玲的疯狂而终结了全篇。“香河”三部曲虽然由《香河》《浮城》《残月》三部作品组成,而且三部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分别是1970年代、1980—1990年代以及新世纪,但无论是公众的评价,抑或还是我个人的真切感受,都认为其中思想艺术水准最高的一部,乃是以1970年代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第一部《香河》,一部以乡村生活的日常叙事为显著特征的长篇小说。《垛上》的故事时间尽管跨度很长,从1970年代后期一直写到了当下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但最打动人心的还是1970年代的主人公的成长故事。

其二,与聚焦于1970年代紧密相关的另外一点,就是这些作家都特别擅长于捕捉表现主人公成长历程中的屈辱生存体验,并以此为依托最终完成对于畸形政治时代一种畸形人性的深度艺术透视。《平原》中的端方即是这样一位心灵被严重扭曲者。整部小说开篇于端方高中毕业后回村参加割麦劳动,到终篇时,端方被疯狂的吴蔓玲噬咬了一大口。在倍受压抑的成长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端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奴性人格的。《垛上》中的主人公林诗阳,同样是一位屈辱感相当突出的畸形人性体现者,这部长达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对于林诗阳屈辱感的捕捉与表达,毫无疑问是小说艺术上的一大亮点所在。

其三,与里下河作家群深受汪曾祺小说突出地域风情色彩的影响有关,这些作家的长篇小说中大多都有着对于里下河水乡地区特定地域风情的充分展示。《香河》重要的是写这一方沃土,村民们的世俗生活构成了小说的主线,写得饱满,精彩。在我看来,与其把柳春雨理解为小说的主人公,反倒不如干脆把香河村看作小说的主人公,因为读完全书之后,能够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者,正是香河这样一个被众水盘绕着的里下河水乡,是这个小村庄里的那些民情风俗与男女风情故事。《薄荷》中也一样充斥着地域风情的描写。庞余亮的文笔纤细优雅,绘人状物细腻传神。诗意化的语言,个性鲜明的人物,分散在风俗长卷中的一粒粒明珠似的事件,共同营造了个充满中国画写意成分的艺术空间。

 

孙生民(扬州职业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

我比较赞同里下河文学现象这个定义,至于有哪些作家可以纳入,现在可以不着急界定,即便有的作家不一定认同,但是历史最终会有定论。我觉得当务之急一是顺理里下河文学现象的缘起是什么。最初提出里下河文学概念是谁,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我印象中汪曾祺老先生有三次回扬州、泰州,作了三次讲座,交流了哪些内容,这些可以成为追溯里下河文学的缘起,由此也可以追溯其精神资源来源何处,比如泰州学派、扬州学派的精神资源,比如里下河文学地方小传统的精神资源,由此形成里下河文学传统,其实我们从汪曾祺小说中,可以看到扬州学派、泰州学派的传统。第二我们要对里下河文学的版图、场景、精神进行探源,从而建立里下河文学的诗性空间、文化空间和原型空间。第三当下的里下河经验如何处理,进入里下河文学。我们有许多处理方法,其中有一种是对历史进行寻找,这就可能回到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景,但是我觉得处理乡村经验一定要与当下发生碰撞,里下河作家也有很多苦难,但是作品中没有大苦大难,这可能与里下河自然环境有关系,里下河许多文学作品更多是大时代的小叙事,基本是写里下河的生活方式、生存姿态。就当下而言,我们还要关注到里下河乡土叙事经验的转变。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里下河自古文风甚炽。一个地方的文风,固然是指文字文本不断累积所谓延续下来的文脉。不仅如此,“文风”也应该是同时代写作者的相互激发。里下河许多作家们文与酒相往还。他们有互相阅读、品评的习惯,文人不相轻,反而惺惺相惜。因此,里下河文学流派既是地方性文学谱系和传统的梳理,又是地方文学成果的检阅,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生长丰富的清晰的肌理,可以勘探里下河文风昌盛的秘密。

这些年,泰州“里下河文学流派”正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从泰州这个“地方”走出过不少 “著名”作家,而是数量可观的“文学无名者”——大量的普通人成为自觉的写作者。而在当下整个中国文学生态中,需要正视的恰恰是这些“业余”的地方性写作者之于其个人的精神建构,之于地方文化建设,之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意义。一个个被“文学”所塑造出来的风格鲜明的地方就不会只是地图上冰冷的地名,而是有着自己的历史、逸闻、风习、语言、情性等的“活”的地方。

 

邵明波(《中华文学选刊》特聘编审)

今天,我们讨论“里下河文学的阐释空间”,如果结合探索里下河未来走向的路径选择来考量,或许思路会更为清晰。里下河文学的未来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有可能是“逃离乡土”。二十年来里下河文学丰富多样的实践,也已经在探索着“逃离乡土”的多种可能性:向前、向外、向下和向上……里下河文学的未来流向,边界是无限开放的。毕飞宇的小说在“失故乡”的审视里,赋予里下河文学“前出”乡土的姿态,鲁敏等人的都市小说,已经将里下河文学的边界向外拓展,王干的文化随笔和费振钟的历史札记,则是在为里下河文学掘进多维空间,而刘仁前等“在乡者”笔下的“香河”,也在和新世纪不可阻遏的城市化的进程实现贯通。当然,即使逃离,里下河的基因,依然决定着这个文学流派的生命个性和审美特征。

 

刘仁前(泰州市文联主席)

从文学的多样性而言,除去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在创作体裁丰富性方面的因素,就题材、叙事视角与创作手法而言,也是多样的。单以小说而论,有现实主义的写实,有浪漫主义的抒情,也有现代主义的抽象。在传达作品与社会关系方面,许多里下河作家在对社会问题揭露的深度、对社会批判的力度方面,往往有所保留,同时,也有一部分作家采取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手法,显得非常犀利。

之所以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创作会给人留下一种温情的写实主义的印象,我想这与里下河这一方水土是分不开的。毫无疑问,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作品都与里下河的“水”与“土”结下了地缘与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在作品中展现最多的也就是里下河的“乡土经验”,这种经验若要细分,其中有许多作品以传统乡土题材来表达前现代性的“乡土经验”,像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大淖纪事》等等,显得美好而诗意。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里下河的作家们感到一种不适应,于是产生了一种陌生的“乡土经验”,许多传统的里下河作家在面对中国乡土社会现代转型的时候,产生了诸多的迷惑与忧虑,从而又产生了新的乡土叙事现象。

就我个人的作品而言,比如《香河三部曲》,也呈现出一种转型,一种叙事多样性。《香河》是完全根植于兴化传统文化土壤的。《香河》更多地再现了兴化乡村原生态的纯与美,河上风光,两岸风情,都在我的“白描”里流泻而出。《香河》里各色人等,与其说是笔墨衍生的产物,不如说是经“香河”派生出来的。有评论家就曾指出,《香河》里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香河”。环境造就人,这样的派生,才会有着生生不息的原生态的“香河”。

从叙事上看,《香河》偏重乡土浪漫叙事。在《浮城》中,虽然有许多地方写到传统乡村日常生活,但是也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我把小说的视角大体上放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乡村,小说塑造的人物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一种新的农民形象,是中国乡村变革与发展进程中的参与者,小说对乡村政治、权力等现实问题也进行了集中的书写和揭露,可以说是偏重乡土政治叙事。《残月》则采取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叙事方法,我没有通过对乌托邦式的“田园牧歌”的抒写,来观照或遮蔽现实,而是把现实生存状态中的人以及当下的社会生态借助“特定的年份”和“特定事件”呈现出来,表达出对现代化浪潮下人的精神世界的忧虑,这种忧虑不仅针对乡村、也包括城镇,试图展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有论者称之为“一曲农耕文明最后的挽歌”。

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我们许多里下河作家的创作手法,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往往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生态主义”都有所表现。总之,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小说艺术形态非常丰富,也显示出未来发展的强劲生命力与广阔的阐释空间。

 

庞余亮(泰州市作协主席、靖江市政协副主席)

作为一名作家,我在探寻里下河文学的精神脉络过程中,发现了三封信,一是汪曾祺写给朱德熙的信,他在文革中受打击,经常半夜惊醒。但是,他在信中说发明了一种新的做菜方式,会做一种“嚼之声响动十里”的菜肴,虽然很夸张,但这就是里下河人的表达方式,喜欢把日常小事夸赞得无限大。二是郑板桥写个弟弟的信,给人一种温暖软平的感觉,就像现在很多作家写地方风情那样,感觉很温暖。三是宗臣写的《报刘一丈书》,写到“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其实就当下而言,我曾经生活过的村庄变化很大,感觉现在空荡荡的,另外离开兴化,愈发想念故乡,这些对我的写作触动很大。

 

孙建国(泰州学院教授)

一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你是谁?涉及到里下河文学流派如何界定问题。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但是,这些地区除了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大同小异之外,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还不尽相同。确切一点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的。我们界定里下河文学流派,要注重考察里下河地区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尤其要从文化风习和自然景致方面,探寻本地区文学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充分挖掘本地区已有的和潜在的文学资源,在传统文学史之外开辟出一派丰富而生动的文学景观和话语空间。

二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你从哪里来?涉及到里下河文学流派源头问题。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统系,必须梳理其“地脉”和“文脉”。此外,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作家,必须研究他们的文学创作风格,重视作品的构成要素如题材、语言、地方色彩等等,又要重视对作家、作品形象体系的研究,尤其是对作品内在深层形象深入细致的体会和把握。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以小说《受戒》复出于文坛,名噪一时,独领风骚,跻身于一流作家行列。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文学血脉里流淌着里下河风情基因,自然成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领袖人物。80年代中后期以来,深受里下河地域文化浸润而成长起来的一群作家,在其作品里传达出里下河地域文化的某种共通的特性。

三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你到哪里去?涉及到里下河文学流派发展问题。要发展里下河文学流派,必须重视打造文化精品。争取将里下河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在全国播映,放大里下河文学的积极效应。将里下河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也已有成功尝试。上世纪50年代初,胡石言的小说及其同名电影《柳堡的故事》,曾经风靡全国。在里下河文学作家中,毕飞宇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最多,深得好评。但这还远远不够。里下河文学流派其他作家的作品,如庞余亮的《薄荷》、顾坚的《元红》、刘仁前的《香河》、祁智的《小水的除夕》和刘春龙的《垛上》等等,都可以改编成为影视剧,推向全国,乃至推向世界。

 

卞秋华(南师大泰州学院副教授)

我主要就里下河文学的阐释空间问题说两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是关于里下河文学的地域色彩。在这里我们讨论里下河文学,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属于我们这块区域的文学。实际上过去我们都认可鲁迅先生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周作人也同样说在文学创作上特别钟爱地方性,我们回顾下今年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会有特别的感触,今年五部获奖作品,从标题到内容,都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这也说明,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能够将一个地方的色彩书写出色,它就有可能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如果说我们里下河文学当下的创作在全国的知名度还不够,不是因为我们书写的地域区划太小辨识度不高,而是我们对这块土地的书写还不够深入。当然,这同时也对我们文学研究评论者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我们对里下河文学应该始终保持足够的热情和反映。

第二关于里下河文学的描写对象。虽然现在有学者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概念,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文学不是地理,文本不能单纯反映外部世界。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文学和地域的两相结合,而不是把文学创作当成一面镜子,直观地反映这块地域,或者针对某种客观的地理知识,提供相应的情感呼应。我们的文学创作中,要显示基于我们这块土地的相应的趣味、经验和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反映这块土地上的人,人物要立起来。我认为我们对于里下河文学的书写、阅读与阐释,最终还是要把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放在人物身上,只有那种既能够体现地域性又能体现真正的人性的丰满的人物,才是成就优秀文学作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