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汪曾祺的“序”

汪曾祺一生没有让别人给他写过序。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收入短篇小说八篇,包括后来很有名的《鸡鸭名家》和《复仇》两篇小说。这本书就没有序,前后就光秃秃的这八篇小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羊舍的夜晚》,收入写孩子的小说三篇,统共两三万字。编得倒挺漂亮,封面深蓝色,顶头一弯月牙,下面几间木头房子,有一家的窗口还透着灯光。这个木刻作品,来自黄永玉。后来据黄永玉回忆,汪曾祺对此书的编辑说,你去找黄永玉插图,就说是汪曾祺说的。果然,编辑一找到他,黄永玉欣然同意。可见当年他们之间的友谊之深厚。而书上那红色的书名,洒脱的五个行草字,一看就出自汪曾祺本人。这本书当时是当儿童文学给出的,当然也没有序。其实后来我们知道,这些作品并不是儿童文学,只是写的是孩子。

自序提出散文体小说

在汪曾祺的一生中,他也没让别人给他写过评论文章,吹捧吹捧。后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繁荣时期,汪曾祺写出《受戒》和《大淖记事》等小说,引起文坛注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时他已年过六旬,进入老年,再出书时,都是他自己写的自序了。从复出后的第一部小说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和后来的《晚饭花集》,都是自序。

这两篇序言,可以说,也是他的文学宣言,是他文学主张的告白。许多人,包括许多评论家,是通过这两篇序言,而知道汪曾祺是怎么回事?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的文学的源头在哪里?也可以说,这两篇序言,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坛的文风,影响了许多作家的创作——“小说也可以这样写?”这句话,可以说就产生于这个时期。它使新时期文学从伤痕和反思,进入一个更冷静客观和更关注文学自身的阶段——比如说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的寻根文学。

这两个序言,一短一长。较短的,在1982年出版的小说集中。这个时期,汪曾祺返回文坛不久,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这本集子,还是在林斤澜的一再催促之下才出的。所以他只交代了他从1940年发表作品以来的写作经历,其后才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我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和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我的小说另一个特点是散,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这些都可以说,是汪曾祺复出后的文学宣言。这些话对许多人来说,是十分新鲜的,是闻所未闻的。这使许多人看到,“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散文化小说”这个说法,也开始于这个时候。

《晚饭花集》出版于1985年,此时汪曾祺在文坛上已赫赫有名,早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篇序稍长点,在序中他阐述自己创作上所受的影响,比如《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梦溪笔谈》和《容斋随笔》,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外国的作品,则受过阿左林和伍尔芙的影响。当然,沈从文、废名等自不必说。他说:“在文风上,我是更有意识地写得平淡……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我追求的是和谐,而不是深刻。”在这篇序中,他第一次提出:“我是一个中国式的人道主义抒情诗人。”他给自己下了定义。

“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

他后来出过好几本散文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确实散文比小说写得多。那几本散文集,都是他自己选的、编的。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出版于1988年,在序中,他说,我写散文,是捎带脚,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出一个集子。发表了之后,剪存的一些也随手乱塞,现在只能将找得到的,归拢归拢。在这个集子中,他首次提出要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反对散文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弄得像小姑娘似的,流于伤感。

之后的《晚翠文谈》,收录的多为文论,可以全面地看出他的文学主张。《美在众人反映中》《小说的散文化》《小说陈言》《谈风格》等,汪氏的著名言论,几乎都在这里面了。他在此书的序言中说,“我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这是由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的抒情诗人。”

汪曾祺是非常清醒的。他认识到自己的气质。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现在还有人说,汪曾祺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并没有给世人留下令人震撼的、厚重的作品。其实别人担心的这些,他自己早就说过了。

他后来好像特别喜欢写序。我手中有的、他当年送给我的几本集子中,每一本都有一个或短或长的自序。《旅食集》《汪曾祺小品》《草花集》《知味集》(这是他编的一本写吃的合集)《去年属马》《菰蒲深处》《汪曾祺自选集》等,都有一个自序。

在《菰蒲深处》的序言中,他说:有人把我归入乡土文学作家之列,我不太同意。我的小说有点水气,却不那么土气。在这个序中,汪先生说出了《受戒》是他“自己初恋的感觉”。我后来总是觉得,这个初恋感觉来自于他在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时的那个夏姓女同学。

在《知味集》中,汪先生用一篇征稿启事“代序”。那是一篇文白相杂的美文。他写道:“浙中清馋,无过张岱,白下老饕,端让随园。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吃的国家,文人很多都爱吃,会吃……或小市烹鲜,欣逢多年之故友,佛院烧笋,偶得半日之清闲。婉转亲切,意不在吃,而与吃有关者,何妨一记?”

《去年属马》这个小说集,因内中所选多为写北京生活的,被喻为“京味小说”。在这本小说的自序中,汪曾祺婉转地说,他是不喜欢“京味小说”这个说法的。他说,我对现代主义比京味要重视得多。因为现代主义是现代的,而京味导致陈旧。

《汪曾祺自选集》,可以说是他相当用心编排的一个集子。把诗、散文和小说混编成一个集子,也暗合了汪曾祺的追求:打破诗、散文和小说的界限。这本自选集的自序是一篇极重要的文论,相对其它的序言,也是较长的。这里面有这么三个重要信息:一、他的散文是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二、他写不了长篇小说,只会写短篇小说,因为“只熟悉这样一种的思维方式”。三、“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他说,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呢?他最初只是对文学有一点爱好,后来学着写了一点作品,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现在既已得到社会承认,就必须慎重地考虑作家是干什么的?“作家是拿出自己感情的那么一种人”。

给青年写序

汪先生的晚年,除给自己的作品写自序外,更多的是为别人写序。为刚刚出道的、崭露头角的青年写序。他写过的序,至少有一二十篇。阿城、何立伟刚发表作品和出书,汪先生就给他们写评论文章和序言。

他在给何立伟的序中第一次提到废名(当时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废名),说到了何立伟与废名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非常接近,注重文章之美,作品仿如宣德炉般的古铜色,透出斑斓的生活光泽。在这篇《从哀愁到沉郁》的长序中,汪先生自身的情绪也相当饱满,他说:“为人写序是一件冒险的事,但是我还是愿意写这篇序。理由是:我愿意。”整篇序文充满感情,真诚亲切,如话家常。他特别说到,何立伟语言极有特色,重直觉、重感觉、重意境。“同唐人写绝句一样”(废名语)写小说。

他在给阿城的《棋王》写的评论《人之所以为人》的开篇就说“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非常坦诚。他提出写评论最好和作家联系起来,不能就作品谈作品,只论文,不论人。这也是汪先生竭力推崇李健吾(刘西渭)的原因。(刘西渭的《咀华集》,现在读来,仍让人觉得津津有味。)

他为青年作家写的序多矣!曾明了、阿成、徐卓人、魏志远和陶阳等作家都得到过汪先生给写的序。他还为铁凝、萌娘、姚育明、曹乃谦写过评论文字。他曾评论过铁凝的《孕妇和牛》,说那篇小说“俊得少有”,是很“糯”的一篇小说。“糯”是什么呢?是细腻、柔软而有弹性。而在《推荐<秋天的钟>》一文中,汪先生提出这是“一篇用意识流方法写的散文”,说萌娘的散文有点像伍尔芙,并送给萌娘一本《名人小品》,让她看看伍尔芙的散文《果园里》。他为姚育明的《扎根树》的点评精到、准确——这是教人怎么样创作呢!这大约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各体文创作”的方法。在这篇短评中,他说:“这一页我改了几处标点,这样可以造成情绪的间隔。”只是几个逗号改成句号,这就有了“间隔”的效果。汪先生写给姚育明的这封信(他是以信代评),真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创作论。研究者们却多有忽略。

特别是曹乃谦,汪先生受邀到山西大同参加一个当地的创作会议。会前,曹乃谦将自己的一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给汪看。汪先生利用会前的一点空余时间,一口气看完,他首先给了一个字:“好!”——这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汪先生与曹乃谦此前并不认识。但他看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非常高兴。他主动要写点评,并且要一同前来的林斤澜给在《北京文学》隆重推出。于是在当年的《北京文学》第八期头条配上汪先生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读后》给予重点推出,立即在文坛产生影响,多家选刊转载。可以说,曹乃谦的出道,与汪曾祺的推荐有极大关系。

老友直言

有一个时期,他似乎为年轻人写序写上了“瘾”。甚至主动说,我的序写得还可以,你们以后出书,我给写序。他曾跟龙冬的夫人央珍聊天,央珍告诉他,手头刚完成一个长篇。汪先生沉静了一会儿,说:“别人讲,我的序写得不错!”坐在边上的汪朝笑话他:“爸,你是不是要给人家央珍写序呀!”汪先生笑了起来。

瞧!这个老头儿!他曾写信给黄裳,开玩笑说:“岁尾年初,瞎忙一气,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成了写序专家。”(黄裳说他的诉苦中多有“自喜”,语言是欢快的。)

他的老友林斤澜“衰年变法”,晚年写出《矮凳桥风情》,那可以说是林斤澜的“变法”之作,完全摆脱了过去写作的方法,用一种很涩的笔法写他温州家乡的人和事。小说从语言到意象都极其晦涩朦胧,笔法新颖,有的地方还有意识流的痕迹。汪先生读后,很有感触,给写了七千字的长文发表在《文艺报》上。汪先生说,这些小说林斤澜是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叙述方式”写出来的。同时提出林斤澜的小说不好懂,是有意识造成“读者的陌生”,常常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无话则长,有话则短,把语言的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并不因为林斤澜是好朋友,就胡吹乱捧;他在文中提出林斤澜的有些小说,让一般读者读起来费事,语言越来越涩了。他建议林先生将语言往回拉一点,这样读着更亲切。文尾汪先生一句“斤澜珍重”,真是充满感情。短短四个字,胜过千万言。

汪先生曾为我们几个年轻人的一个小说合集《江南江北》,写过一个序言《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本来只想请他写一个几百字的短文,没想到他却洋洋洒洒写了近两千字。

事情是这样的:1989年秋,我们几个在县里写小说的,想出一本合集,以为纪念。本来我们定的书名是《四人故事集》,收王明义、龙冬、钱玉亮和我四个人的短篇小说。一人出几篇,一本书,大约十六万字。我们在创作上,主要受到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影响。龙冬建议最好能由汪先生写个序。这个任务,他们交给了我,要我给汪先生写信。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所说大致就是上面的意思。没想到,我很快就收到汪先生的回信。信很简单。他写道:“立新(笔者学名):信收到。我可以写序,但最好你们每人寄一篇作品给我看看,这样写起序来可以较为切实,不致完全架空立论。名不好,但一时也替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如想出,当函告。即候安好!(后署名,具月日)”

汪先生如此痛快,是我们没想到的;还要为我们改书名,更是我们不敢妄想的。我们寄出作品不久,序便寄来了。写在三张大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纸上,落款是“1990年元旦”。同时给我们寄来几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书名,他为我们想的书名是《江南江北》。见到汪先生的这几个题字,俊隽清秀,字略偏,行中带隶,极有韵味。我们高兴极了,开始忙这本书的出版。可那个时候,出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呀!七拖八弄的,直到1994年9月才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印出来。

那篇序后来在《光明日报》刊登了出来(1990年2月13日)。他在序里对我的中篇小说《蚁民》进行了评价。他说:“对蚁民的平淡的悲欢几乎是不动声色的,亚宝和小林打架,一个打破了头,一个头颅被切了下来,这本来是很可怕的,但是作者写得若无其事。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来。这种近似漠然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这真使我捡了一个便宜,好歹他今生还为我写过几句。

我曾有一次专门给他一组小说,想请他给点评几句。没想到,他看后,却把我大骂了一阵,说:“小说中要表达什么,都没说清楚!人又没自信,又懒,几年不写东西。”把我骂得灰头土脸,自尊心大大受伤。记得当时是同龙冬一起去的。龙冬还说我捡了个大便宜——难道给汪先生骂一顿,也是“便宜”?

汪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他们那么真诚、善良,对要求上进的年轻人总是十分爱护。我写到这里,心里酸酸的。我是什么福气?这一生遇见汪先生,他又对我们那么友善。我们有什么好的,怎么配得上汪先生给予的这么多爱?

还是回到主题:汪先生的序,他不但没有请别人给自己写过序,连作品讨论会也只开过一个——还是在林斤澜的一再坚持下,由《北京文学》和台湾《联合文学》联合举办,在北京和台湾两地同时进行。这也是汪曾祺一生唯一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有青年评论家(不知是黄子平,还是曾镇南)首次提出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文人”(或“最后一位士大夫”)的说法。

现在的作家,每出一本书,都想办法进行宣传,不是开作品研讨会,就是组织一批批评家进行集中评论,以引起文坛的关注。世风不同,文坛的风气也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