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也说汪曾祺

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新的境界,全是诗。有点像钱默存想打通文艺批评古今中西之间的境界一般。可惜中道殒殂,未尽其志。“未尽才”,哀哉!

苏北老兄:得《温暖的汪曾祺》一册,漫读一过,颇有所感。曾祺弃世十年矣。还有人记得他,为他编纪念文集,这使我感到温暖。也许我的感觉不对,今天记得曾祺的人正多,只是未见诸文字、行动。年来闭户索居,耳目闭塞,为我所未见、未知。总之,曾祺身后并不寂寞,他的作品留下的影响,依然绵绵无尽,这是肯定无疑的。

先说他的作品。除了流誉众口的《受戒》等两个短篇,我的感觉,足以称为杰作的是《异秉》(改本),能撼动人心的是《黄油烙饼》和《寂寞和温暖》,这两篇都含有“夫子自道”的成分。《七里茶坊》也好,但采取的是旁观态势。最晚的力作则是《安乐居》。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说来颇有意思,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编过一本《金冬心事辑》,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中辑取素材,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文士、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一直未下笔,见曾祺的小说,未免激赏。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但从此又引出另一有趣话题。有论者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说,汪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我翻过他的《全集》,并未发现他有一两篇文言作品,但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印象?这就不能不从他的语言运用、文字风格去找原因。是他的语言文字给读者留下了浓郁而飘浮的特异气氛的结果。

“……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这是曾祺笔下的一节文字(见《桥边小说》中的《幽冥钟》。另外在《钓鱼的医生》里有“一庭春雨,满架秋风”句,可以比观)。偶然相遇,不禁有奇异的生疏而兼熟悉之感。这岂非六朝小赋中的一联?写出了环境、气氛,既鲜明又经济,只用了八个字,以少许胜多许,而且读来有音节、韵律之美,真是非常有力的手法。平视当代作者,没有谁如此写景抒情。这是最后一位士大夫么?是“文言文”么?

回忆一九四七年前后在一起的日子。在巴金家里,他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他对巴老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说,是巴金给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敬的态度。只有到了咖啡馆中,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姿态。月旦人物,口无遮拦。这才是真实的汪曾祺。当然,我们(还有黄永玉)有时会有争论,而且颇激烈,但总是快活的,满足的。我写过一篇《跋永玉书一通》,深以他俩交往浸疏为憾,是可惜两个聪明脑壳失去碰撞机会,未能随时产生“火花”而言。是不是曾祺入了“样板团”、上了天安门,形格势禁,才产生了变化,不得而知。曾祺的孩子汪朗虽有所解说,但那是新时期的后话了。

不能不联想到沈公(从文)。

从《沈从文全集》的通信部分看,他是写过不少信件,包括对公私各方面,对他的工作、处境,有说不尽的牢骚。充分诉说了生命受过的重重挤压。但在一九六二年顷,当局面多少有些宽松之际,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得到外出视察的机会时,久被压抑的心情得到弛放,他写起诗来,对同游的委员们也不无讥嘲。我当时向他索得几页诗稿,在报上发表了,让他在久离文坛后与读者有个见面机会。诗稿是用毛笔蓝墨水写在红格账簿纸上,一色漂亮的章草。诗见报后从文即来信,索回原稿,他的理由是:“旧体诗刊载过多,对年轻人无多意思。”“拙诗最好莫再分割刊载,因为如此一来,对读者无多意义,对作者亦只能留下一种填篇幅痛苦不好受印象。”坚持索回原稿。来信至再至三,而且越来越“严肃”,使我十分恼火,曾向永玉诉说,“沈公是怎么啦?”永玉说,随他去吧,老毛病啦。于是手稿至今仍压在手底。沈公写的是五言排律,也许是读了周作人在老虎桥所写的《往昔》组诗而引起了诗兴,不知可的确。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有两次与曾祺同游。一次是随团去香港访问,不知曾祺是否曾被邀作报告,我是有过经验的。推辞不掉,被邵燕祥押赴会场(燕祥兄与陆文夫似同为领队)。并非我不喜说话,实在是觉得那种在会场上发言没有什么意思。又一次与曾祺同游,一起还有林斤澜,叶兆言负责照管我们的生活,从扬州直到常州、无锡,碰到高晓声、叶至诚。一路上每逢参观院校,必有大会。曾祺兴致甚高,喜作报告,会后请留“墨宝”,也必当仁不让,有求必应。不以为苦,而以为乐。这是他发表《受戒》后声名鹊起以后的事。

这是社会环境、个人处境的变化对作家内心有所影响而产生的后果的两个好例。

我以《故人书简》为题写过几篇纪念曾祺的文章,差不多每篇都全录曾祺原信。以为这样做好,可以保存他的文字原貌,实在是想要删减也不易。有一封关于王昭君的抬杠信,可以见当年在酒店、咖啡馆里谈天的风景。谈天中争论是常事,事过即了,不以为意。此后曾祺没有就此议题继续谈论。我想关于王昭君,应以老杜“群山万壑赴荆门”一律为不刊之作。杜甫是贴着昭君这个活生生的人下笔,不是当作政治筹码说事的。

曾祺后来曾写过北京京剧院五大头牌的文章,写张君秋,有这样一节,

演《玉堂春》,已经化好了妆,还来四十个饺子。前面崇公道高叫一声,“苏三走动啊!”他一抹嘴,“苦哇!”就出去了,“忽听得唤苏三……”

这一节写得生香活色,但却戛然而止。要知道他对张君秋更多的评论,那封信里有,而且是真知卓见。当年发表时本想删去此段,转而想人已不在,留下几句真话也好。从这种小事看,曾祺为文,不是没有斟酌、考虑的。他自有他的“分寸”。

我写过一篇记沈从文的文章,开篇就说,沈是一位写文章的人,对作家这样说,岂非废话!真实的意思是,他是凭一支笔闯天下的人。其实别人何尝也不是如此。老实说,我们这一代的作者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多半是半路出家的。比起王国维、陈寅恪那一代人,哪里好比;就连王陈的一传、再传弟子,加上横空出世的钱锺书和傅斯年从“北大”挑出“尖子”放在“史语所”里读死书、作研究的那些人,也都说不上比。曾祺是西南联大文学系的,可谓正途出身,但他在大学里到底受到多少传统训练,实在难说。像朱自清那样正规学术研究的课,曾祺不能接受,逃课,挨批。他读书,用“随便翻翻”的方式读书,加上社会人生阅历,积累了零零碎碎的知识碎屑,要说“学问”,也是这样攒得的。我们这些人积攒知识大抵都走着同样的路,说“学问”都是谈不上的。只凭一管笔,闯入了文坛。

关于曾祺推荐我参加评选散文事,你的考证不确。此信本来不想发表,因所谈皆金钱等琐事,无甚意思。日前取出重读,深感故人情重,不避烦琐,事事设想周全,不禁黯然。今仍依旧例,全录如下。

黄裳兄: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二届时报文学征文奖聘我为散文的评委。有一种奖叫“推荐奖”,他们让推荐两位大陆散文作家各六—八篇,从中选定一篇。推荐奖奖金相当多,三十万新台币。我认识的散文作家不多,想推荐宗璞和你,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宗璞的我即将航空快递到香港中国时报办事处。你的散文我手头没有(不知被什么人借去了)。如果你同意被推荐,我希望你自己选。要近两年发表或出版的。选出后即寄三联书店潘耀明或董秀玉,请他们电传或快递给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季季或应凤凰,嘱潘或董说是汪曾祺推荐的。你自选和我选一样,你自己选得会更准一些。时报截稿日期是八月十五日,如果由你选出后寄给我,我再寄香港就来不及了。我希望你同意。三十万新台币可折美金近万元,颇为诱人。而且颁奖时还可由时报出钱到台湾白相一趟。当然,不一定就能中奖,因为评委有十五人,推荐的包括小说、散文、诗,统统放在一起,大陆和台湾得推荐奖只两人(两岸各一人)。

你近来情况如何,想来平安。

我还好,写了些闲文,都放在抽屉里。这两天要为姜德明的《书香集》写一篇,题目暂定为谈廉价书。

推荐事,同意或不同意,均盼尽快给我个回信。

北京今年甚热,立秋后稍好。不过今年立秋是九点钟,是“晚秋”,据说要晒死牛的。

即候时安。弟曾祺顿首。八月十日(一九八九年)。

如三联有你近两年的书,可由你开出篇目,由他们选出传递。(此为边注)

此事如何处理,记不起了。大约因为时间迫促,选寄为难。辜负了曾祺一番盛意。事情过去多年了,留在心底的一片温馨却一直拂拭不去。

这一次翻检旧信,又发现曾祺旧笺两通。一通是毛笔小字行书写在一张旧纸上的。时间可能最早,当作于一九四七年前后。

沈屯子偕友人入市听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内乏粮饷,外阻援兵,蹙然诵叹不已。友拉之归,日夜念不置,曰,文广围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劝之相羊坰外,以纾其意。又忽见道上有负竹入市者,则又念曰,竹末甚锐,道上人必有受其戕者。归益忧病。家人不得计,请巫。巫曰,稽冥籍,若来世当轮回为女身,所适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忧,病转剧。友来省者慰曰,善自宽,病乃愈也。沈屯子曰,君欲吾宽,须杨文广解围,负竹者抵家,麻哈子作休书见付乃得也。夫世之多忧以自苦者,类此也夫!十月卅日拜上多拜上

黄裳仁兄大人吟席:仁兄去美有消息乎?想当在涮羊肉之后也。今日甚欲来一相看,乃舍妹夫来沪,少不得招待一番,明日或当陪之去听言慧珠,遇面时则将有得聊的。或亦不去听戏,少诚恳也。则见面将聊些甚么呢,未可知也。饮酒不醉之夜,殊寡欢趣,胡扯淡,莫怪罪也。慢慢顿首。

这是一通怪信,先抄了一篇不知从什么笔记中看来的故事,有什么寓意,不清楚。想见他在致远中学的铅皮房子里,夜永,饮酒不醉,抄书,转而为一封信。亟欲晤面,聊天,是最为期望的事。悬揣快谈的愉乐,不可掩饰。从这里可以想见我们的平居生活场景。六十年前少年伴侣的一场梦,至今飘浮在一叶旧笺上,氤氲不去。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祺和我分居两地,来往浸疏,甚至彼此有新作出版,也少互赠,以致别寻途径访书。一九九二年初得他一信。

黄裳兄:得三联书店赵丽雅同志信,说你托她在京觅购《蒲桥集》。这书我手里还有三五本,不日当挂号寄上。作家出版社决定把这本书再版一次,三月份可出书。一本散文集,不到两年,即再版,亦是稀罕事。再版本加了一个后记,其余改动极少。你如对版本有兴趣,书出后当再奉寄一册。

徽班进京,热闹了一阵,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一场也没有看。因为没有给我送票,我的住处离市区又远(在南郊,已属丰台区),故懒得看。在电视里看了几出,有些戏实在不叫个戏,如《定军山》《阳平关》。

岁尾年初,瞎忙一气。一是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成了写序专家;二是被人强逼着写一本《释迦牟尼故事》,理由很奇怪,说是“他写过小和尚”!看了几本释迦牟尼的传,和《佛本行经》及《释迦谱》,毫无创作情绪,只是得到一点佛学的极浅的知识耳。自己想做的事(如写写散文小说)不能做,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是无可奈何。即候春禧!弟曾祺顿首。一月二十八日。

一封短信,内容却丰富,把他的近况都交代清楚了。他的情绪不错,言下多有“自喜”,也吐露出创作的强烈愿望。对未来的写作方向,列散文于小说之前。对人事放言批评,一如往昔。这许多都是写曾祺传(如真的有人要写)的重要参考资料。

近来偶尔读到一篇评论近当代散文的文章,作者开了一张大名单,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散文作者,每人给予简要的评论。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需要的是非凡的眼光和一颗平常心。典范之作应属鲁迅为《新文学大系》小说辑写的序言。论文也提到汪曾祺,但未作深论,只指出其“士大夫”意味。作者也曾揭出模糊了散文与小说之间界限的现象,但归之于另一作者而非曾祺,这倒是很奇怪的。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为读者与论家注意已久,但没有深入的研究,此事大难,也只能作些浮泛的探讨,聊备一说。

一九八七年曾祺在漓江出版社出了一本《自选集》,有一篇自序。这个选本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散文之外,还选了极少量的诗。其《早春》一题,只有两句,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

这树的绿色的呼吸。

读来使人出惊。不知这些诗是否曾发表过,这是典型的“朦胧诗”,如先为评家所见,无情棍棒怕不是先落在杜运燮头上了。

这给了我以启示,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

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闪烁,炫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的,都是“诗”,是“诗”造成的效果。

有的论客说曾祺晚年才尽,真是胡扯。他在来信中说过,写了些短文,都随手放在抽屉里。这就说明,他一直是“文思泉涌”的。作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偶有所触,或闲居,或枕上,多半放弃、遗忘了。曾祺则不,随笔记下,遂成短章,日后有闲重写,乃成全篇。曾祺晚年多有三篇成束的短篇小说,大抵就是这些放在抽屉里的东西,有的扩展成篇,有的仍然旧样,不再抻一下使之成为中篇。如人们激赏的《陈小手》,就是保存原貌不另加工的东西。这样,从“笔记”到小说的界限就迷离难辨了。这是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的原因之一。

我还怀疑,在曾祺留下的许多短章中,隐蔽着多少提示、未得完成的作品的幼苗,可惜了,只能借用他一篇充满感情的散文的题目,“未尽才”!

曾祺自己说过,“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又说,“有时只是一点气氛。我以为气氛即人物。”(见《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直至晚年,他也没有放弃这个创意,这就注定他的小说和散文分不开了。

曾祺又说过,他受到废名、契诃夫、阿左林的影响。契诃夫的小说,是“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的成果;废名“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阿左林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来的戏剧性”。看他从三家的评论与所受的影响,则他自己的小说的特质,是明明白白的了。

曾祺又明确地声明过,他的短篇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这样做,是“经过苦心经营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名满天下”了,稿件杂志编辑不能不接受,换个无名的作者,不被退稿才怪!

总之,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崭新的境界,全是诗。有点像钱默存想打通文艺批评古今中西之间的界限一般。可惜中道殒殂,未尽其志。“未尽才”,哀哉!

我与曾祺年少相逢,得一日之欢;晚岁两地违离,形迹浸疏,心事难知,只凭老朋友的旧存印象,漫加论列,疏陋自不能免。一篇小文,断断续续写了好久,终于完稿,得报故人于地下,放下心头一桩旧债,也算是一件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