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丛书(散文卷之第四卷)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散文卷)

 

第四卷目录

 

 

夏坚勇作品

大运河传(节选)

三 种 草

子 川作品

古运河畔的少年

高邮西北乡

我在高山上望船沉

年夜饭

新米饭

琴韵

想起那些日子

曾经

社员都是向阳花

1970年夏天

我的老师

高邮人心中永远的汪曾祺

张学诗作品

舍上春

第100个夜雨

永远的丰乐舍

在炊烟和牧歌里

小镇上的半条老街

海沟河

扬白班

外婆家的土

大麦茶

夏帘子

芝麻绿豆儿的农事

大伏天里酱味儿香

天水

秧田水秀

采菱

小雪

老沤田

兴化话

一百只鸟儿的欢噪

小放牛一唱春天来

孙昕晨作品

我知道其中的亲切

我有一亩田

——写给母校特庸中学

你听见寂静了吗?

方言里的世界

很暖和的记忆

故乡人物二题

曹剑作品

感恩: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唯愿生生世世为诗人

姜桦作品

桃花说话

梨花辞

月光三万亩

樱花坡

遥望川田

草香味的淮剧

有十二只鸟窝的水杉树

一粒盐

大地的纽扣(8章)

青铜大地(3章)

曹峰峻作品

生命不息

怀念父亲

故乡的艾菜

骆驼流泪

买份报纸

家乡老街

大理三题

徐可作品

站在启功先生墓前

父啊,我的父啊

家乡的刺槐树

山里人家

别了,北京

呼唤典雅精致的文学语言

一说便俗

古人的洁与不洁

小海作品

海的梦

树的眼睛

孔明灯

富春山居图

影子

冲山之夜

池塘

布谷

太湖跑步:春天

阮籍

清微淡远《忆故人》

吴门琴家裴金宝

敏捷诗千首  飘零酒一杯

贾梦玮作品

布  鞋

此  岸

南京的赛珍珠

往日情感

男儿有泪

失  去

“无枫堂”

 

 

 

 

夏坚勇作品

 

夏坚勇,1950年生,江苏海安人。中国作协会员,先后发表(出版、上演、拍摄)大型剧本10部(其中话剧6部、电影2部、锡剧2部)、中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30多篇、散文专著3部,总字数达200多万字。1989年荣获庄重文文学奖。1994年,话剧剧本《金粉残阳》荣获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提名奖。1996年,系列文化散文《湮没的辉煌》,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和江苏省首届紫金山文学奖及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湮没的辉煌》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当时并列为文化散文之翘楚。2002年,长篇文化大散文《旷世风华—大运河传》,先后荣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和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2015年推出长篇历史散文《绍兴十二年》再次引起轰动。

 

 

 

 

 

大运河传

(节选)

 

现在,大运河才算真正进入了江淮平原——那几乎与中州旷野及北方的黄土高坡一样古老的大地,不知经过了多少亿年的漫长岁月,太阳、雨水和风把这里裸露的岩石变成了广袤的沃土。比之于扬州以南中世纪的滩涂,这里的土质坚韧而充满了黏性。黏土不易坍塌,因此这里的河床维护得极好,水势也更见浩阔。但节奏却相当平缓。在大运河的全程中,这里历来是通航条件最好的段落。

看哪,里下河的风光正在向你走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风车,那是水乡最醒目的标识,也是水乡人关于劳动、智慧、想像力以及审美趣味的诗意造型。它无疑是水乡最高大的建构,即使是百年老树,也不会比它更高。但它又是机巧灵动的,那么伟岸的庞然巨物,几乎全是用木头制成的,从力承千钧的天轴到水车上的每一只榫头和插销,清一色的木头。乡村里土生土长的所有的杂树——桑、榆、柞、槐、榉、楝、柳、桉——都能以自己的质地在它身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除去体现了农业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尽可能地就地取材、自给自足——而外,是不是还体现了某些手工艺人固执的审美取向呢?在他们看来,某一行业的工匠应最大限度地采用本行业的材料。例如,裁缝的材料便只有布,即便是那些极细小的配件——襻、纽、扣、衣带、饰花之类——也全是用零头零脑的布料做成的。这种限制标志着一种传统的技艺水准。只有那些蹩脚的末流工匠才会投机取巧,求助于其他材料。是的,没有限制就没有艺术,这大概是一条古老的定律。诗的韵脚、词的曲牌、戏剧的“三一律”,都是一种限制。限制使技艺走向精致,而形式却走向单纯。越是单纯的东西,越能产生大美。但要做到单纯又往往是最难的。埃及的金字塔用的全是巨石,巨石与巨石之间那种严丝合缝的磨合,至今仍让人惊叹不已,视为鬼斧神工。

如果你是一个水乡人,风车的吟唱将是你生命中最熟悉的歌谣,它融合了人们对于风云变幻和季节转换的微妙体验,以及关于播种和收获的真实情感。在每一年的初夏到仲秋的那段日子里,它会使你产生某种隐秘的依赖,有几天它突然从生活中消失了,心里就空落落的不踏实。特别是初夏季节开田插秧时,乡民们对风的关注几乎到了寝食难安的程度。我总是忘不了小时候夏忙中的那一幕情景,晚上躺在床上,听河对面的风车转动得很艰涩,“吱—嘎”“吱—嘎”,那几乎是一种呻吟和喘息,节奏中带着股无法言说的压抑。水车的戽水声是听不到的,但我可以想像,那水头很弱,像两个老人拉家常,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停了——风车转得太慢,槽筒里的水到了中途就回光了。母亲一边摇着蒲扇赶蚊子,一边轻轻地叹息,不知什么时候,蒲扇掉在床上,如同秋后飘落的一片黄叶……半夜醒来,忽听到外面风吹竹林的飒飒声,甚是威猛。河对面的风车也转得很欢悦,“吱嘎吱嘎”地带着几分气势。母亲便说:“好好睡吧,明天要开田插秧了。”于是风车那欢悦的节奏便一直跟随着进入梦境,梦中的天地也是清亮滋润的。

有时候,看风车的人——多半是老人——会爬上风车高大的人字架,在上面很优雅地吹一根芦笛。芦笛的音色有点野,也有点单调,老人很投入地把那单调的野音送得很远,连带着自己的那份情绪。他还喜欢在人字架上往下撒尿,似乎觉得那是很豪迈的举动。当他吹着芦笛或洋洋洒洒地撒尿时,目光便望着远方的运河。从远处看,运河永远是宁静的,宁静得仿佛停滞了一般。木排、船队和帆,剪影似的映在水面上。河边的芦苇和柳树,水面上淡淡的雾气,还有某条船上女人艳丽的衣衫,都有着一种很撩人的情态。这时候,吹笛人和运河之间就会产生某种精神的交流。阳光很好,流云的边沿变幻着很好看的胭脂红或橘黄色,那是一种经受不住诱惑的爱的羞怯。大运河从远方铺展过来,连带着大大小小的河汊,把旷野分割得很精细,如同绿叶上枝枝蔓蔓的叶脉,那中间流动着生命的温柔和青春的骚动。老人的笛声中便有一种很明亮的成分,颂歌似的辽远,带着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四处的农夫便会停下手中的劳作,向风车架上看几眼,一边想到:是吹给远方某个相好的女人听的吧?这大抵是在无风的午后或黄昏,一切都有点百无聊赖的样子,只有这好高骛远的笛声,一任放浪无羁。若是月色空濛的夜晚,那笛声便带着悲凉的色调,有点悲天悯人的意味和缅怀旧事的沧桑感。我想,那或许是因为露水打湿了笛膜,使它的声音变得有些呜咽;或许是笛声穿透夜雾时,被过滤得喑哑了。反正是有点孤单,又总是在低音区徘徊往复,却也能渗透得很远。笛声惊起芦苇丛中的一只水鸟,在夜色中凄惶地飞去,那叫声哀怨如诉,一声声分明是“苦啊,苦啊”……这是一种俗名叫作“苦啊”的鸟,在夏日的夜晚,那叫声总是分外凄楚,“苦啊,苦啊”……一声声让人心里寒颤颤的。于是,那些做祖母或母亲的便会向孩子讲述一则悲怆的传说,如同当年自己的祖母或母亲向她们讲述的那样:一个因偷吃了一只煮鸡蛋而噎死的童养媳,变成了一只鸟,永无休止地在夜空里诉说着命运的不平……

“苦啊”是一种鱼鹰,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在白天,我曾不止一次地见过,它用一只脚站在河埠头的水跳码或歪脖子柳树上,那姿态很闲适也很优雅,很难让人联想到那个冤死的童养媳。我也从来没有听到它在白天鸣叫过,当然也无从知道那叫声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不是也一样的叫人心里发冷。它实在称得上是大师级的天才演员,它用自己的形象和声音塑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而且这两种角色从来不会重叠。它那凄苦的叫声似乎只出现在夜间——是那些闷热且无风的夜晚。风车孤傲地守望着夜空,有如一只巨大的蝙蝠,那平日里吟风弄月的布篷虽挂得很满,此刻却疲软地耷拉着,仿佛漫天悬挂的尸布。一切都在期盼着什么,却又总是无望。只有看风车的老人在高高的人字架上吹芦笛,那声音呜咽袅袅,如怨如诉……

风车永远显摆着一副乡村贵族的派头,它自负、冷漠、桀骜不驯,无论是有风或无风的日子,它总是习惯于在人们期待以至渴望的目光中我行我素。它的性格更接近于大家阔少。事实上,它那昂贵的身价也不是一般的小户人家所能拥有的(即使到了我的童年时代,也不是每个生产队都有风车)。小户人家的耕作更接近于古典方式,他们靠的是原始的水车——牛拉的,或人踏的。

牛拉的水车至少已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是农耕中国最富于风情意义的乡村小景之一。水车的车棚是一座圆锥形的草庐,有如一只硕大的斗笠。除去播种和收获,在夏日的大部分日子里,这斗笠里总有一阕叙事风格的散曲在不紧不慢地演奏,老水牛把它蹒跚的脚步,没日没夜地消磨在这里永无尽头的圈道上。比之于风车的倨傲和张扬,老式水车实在不那么富于激隋,它是平和本分的,坚忍含蓄的,又是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它从来不幻想出现奇迹。它永远是一种节奏,不急不躁,如歌的行板,千年万载地延续着。这节奏和着瓜棚豆架上花粉的清香,稻田里热烘烘的腐草气息,还有新鲜而潮湿的牛粪味,一同伴着乡村孤独的无眠。看车人总是一副半醒半睡的样子,手中的鞭梢时不时地掸一下牛屁股,蜻蜓点水似的,说不清是驱策还是抚慰。有时候,他实在耐不住四处的寂寞,便会信腔野调地唱几句,这一唱反倒更显出了四处的寂寞。到后来,那声音便有了点挣扎的意味。最激动人心的是抓到了几只刚刚蜕变出来的肉蝉,埋在熏蚊烟的火堆里。那火堆焐的是半干的巴根草,欲燃不燃的,味道很好闻。待水车走过两圈后,那肉蝉便飘出股诱人的香气。于是从火堆中扒出来,用心细细地剥去头壳,受用中间那嫩嫩的一块好肉。但抓到肉蝉的机会毕竟不多,寻常的消受是在火堆里烤蚕豆荚、小红薯、青玉米棒子之类,都是称得上时鲜的。时光在这既不偷懒也不贪求的大转盘上悄悄地流逝,车棚的影子从西边移到了东边;树上的知了在疲惫中奋起,又在奋起中疲惫;夕阳西沉了,月亮升上来,香椿树叶间的月亮一会儿明亮,一会儿朦胧。水车的节奏仍然是不急不躁的,这是千年万载的节奏,千年万载的承诺。等到枣花落了,荷花谢了,村头谁家的院子里飘来幽幽的桂花香时,车棚里的这阕散曲才告终结。赶车人便把老水牛拉到晒场上,还是那副轭头,另一端却挂在碾场用的碌碡上。

若是天公作法的风车加上牛拉的水车仍是不济,水乡的汉子们便只能自己爬上水车了。

踏水,这是大旱年头的无奈之举,也是水乡男性们生命的舞蹈。

一色的精壮汉子——一般是8个,坐下来喝酒正好一桌——齐排排地趴在水车上头的扶桁上,逆光望去,那脊梁都是一般的骨骼峥嵘,在阳光下炫耀着雕塑般的质感。说是趴,其实并不作依靠,只有那些初次踏水的后生才会死死地抱住扶桁,生怕一脚踩空了会摔下去,那姿势被人们戏谑为“吊田鸡”。踏过水的,老到了,只是双手轻轻抚着扶桁,有如琴师抚着琴台,骑手挽着缰绳,很随心所欲的。双脚交替踩在车拐子上,是温情脉脉的抚摸,只把身体重量的势能传递过去。32只车拐子,排列的角度都有精当的设计,为的是让8个人的力量均匀地作用在车轴上。若从排头看去,8条汉子的身姿便有如多米诺骨牌一般,次第矮下去,又次第高上来,呈现出一波一波的流动感。起先的节奏很舒缓,戽板上端的水头也是娓娓而谈的风格,慢条斯理地注入渠道。忽有人带头喊一声号子,其余的人一齐呼应。戽板在槽筒里的抽动声变得宏大起来,仿佛一队训练有素的士兵,行色匆匆地赶赴前线。号子越来越急,是小快板的节奏。戽板上的水头高高跃起,映着明晃晃的太阳,飞珠溅玉一般灿烂。八个人的步点都被那领头的号子提调着,脚板和车拐子的接触不再是温隋脉脉的抚摸,而是粗暴的撞击。撞击过后身体向上一弹,几乎有一种要飞翔的感觉。这是最富于阳刚气息的男性的舞蹈。男性的美是要在运动中展示的,现在,他们身体的每个部位——腰、腿、腹、胸脯、肩膀、手臂——都在运动中展示出最富于力感的线条。是哪一位诗人的诗句——胸膛是一面大鼓,不,他们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是大鼓,擂出生命巨响的,是他们血管里猩红的节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荷尔蒙的气息。车水号子的节奏有如打夯一般富于冲击力。阳光是激情的轰炸,燃烧着对土地和女人的渴望。大汗淋漓也罢,粗喘如牛也罢,那都是极度快感的宣泄。在局外人看来,这无疑是世界上最惊险的舞蹈。车拐子是流动的实在,脚步却有如百米赛跑中的冲刺一般。这时候,你不能踩错一个步点,也不能偷一点懒。上了那阵势,就有点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味道,你只能抖擞身躯,跟着大家的节奏冲刺。想偷懒,吊田鸡?作为一个男子汉,那几乎是永世抹不掉的奇耻大辱。好在这样的惊险只是瞬间的华彩乐章。少顷,号子又由小快板转入舒缓,水车又回复到原先的节奏。却不是曲终人散,只是暂且收敛住,那身姿仍像多米诺骨牌一般,次第矮下去,又次第高上来,呈现出一波一波的流动感,在重整旗鼓似的。包括他们胯下的那玩意,也是晃荡晃荡地蓄势待发。

这里应该交代一句,不知是哪辈子形成的习俗,这里的男人踏水,从来不穿裤衩的,那是真正的放浪形骸。

前些年,我曾在海边见过下海小取的男人们归来,当他们担负着海货走在茫茫海滩上时,也都是赤条条的一丝不挂。问他们,说是适意。再问,又说是赶远路,胯下的皮容易擦破;加之出汗多了,盐分都积在裤衩上,很折磨人的。我想,踏水的汉子不穿裤衩,其原因也大致差不多。顶着火辣辣的日头,浑身的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再加上超强度的劳动,这些都使得裸体成为一种快乐。人类有时会产生某种返祖欲望,特别是在展示他们原始生命力的时候,这种欲望会更加强烈。某种风俗的形成,起初大抵只是为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而且其中又总该潜藏着一份美的。既然成了约定俗成的东西,人们也就见怪不怪,反倒觉得有趣。当女人们走过那一队放浪形骸的汉子身边时,只是微微别过脸去,却照样搭话,并不脸红的。那水车上的汉子们便愈发招摇作态,意气风发,显见得是作人来疯。

风车,水车,当然还有更简易的戽斗,它们都是里下河的叙事文本和思维模式,也是里下河的记忆——不光是关于水的记忆,还有岁月、人事、情感和风景。在里下河的生活画卷中,它们几乎是最重要的审美中介——土地与河流,播种与收获,风云变幻与哀乐情怀,生存的困厄与生命的风姿,等等。它们世世代代地坚守在乡村的小河边,带着陈旧的桐油和苔藓的气味。小河曲曲弯弯,又枝枝蔓蔓,义无反顾地簇拥着它们的精神领袖——大运河。里下河的水都是长流水,里下河的河都是活水河,从任何一个河埠头上船,都可以抵达运河上的大码头,也可以抵达水乡的任何一个村舍。如果说里下河的水道是一棵长青的大树,那么大运河就是这棵树的主干,所有维持生命的元素,都是通过树干来输送的。当然,所有的青枝绿叶也同样供养了树干。大河有水小河满。反过来说,小河有水大河也不会亏的。这是手心手背的意思,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意思。因此,大运河在这里不光流得坦荡滋润,也是华彩雍容的。

这是大运河从扬州经江都再往北的一段流程。现在,伴随着视线里的一抹古城垣和几座砖塔,它的前方铺展开一派更浩阔的水面——高邮湖、宝应湖和洪泽湖,它的生命将不得不和惊涛骇浪的动荡联系在一起。

 

湖的闯入几乎是猝不及防的,一点铺垫也没有。于是对于运河来说,便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大振奋,只觉得眼前白光光的一片,风也浩荡水也苍茫,那气势是它这一路上从未见识过的。即使是长江,虽也气可吞天,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毕竟只是极粗豪的一脉,一眼便可以望到对岸的,那阵势有点像夏日的雷阵雨,说过去就过去了,哪及得上眼前这横无际涯的一派烟波,浩大得令人头昏目眩。大运河不得不收敛住一路上的悠闲与散漫,来不及酝酿一下情绪就投入了对方的怀抱。这投怀送抱是多少有点被动的,也是不知就里的。但既然投入了,就只能抖擞精神跟着感觉走。这就如同一位清纯女子和陌生男人的厮混,明明知道那是风险莫测的勾当,但一旦被激情所裹挟,也就由不得自己了。放荡就放荡一回吧,这是生命赋予青春的特权,在感觉的诱惑下,理智从来都是苍白无力的。

现在,大运河成了湖的一部分,湖也成了大运河的一部分,它们在互相拥有的同时也互相同化了,运河具有了湖那浩阔的神貌,湖也具有了运河的浪漫风情。就自然景观而言,这里是融气势与妩媚于一体的大手笔,最能让人心旷神怡的了。

日月星辰是交替着与运河做伴的,它们监护着运河与湖的激情碰撞,也监护着运河从柔静变得浩大。每天,当晨曦从运河大堤上刺槐树坚硬的轮廓后面渗透进来时,星星开始从空中和水底悄悄隐去。这是万籁俱寂的时刻,天地万物都在屏息凝神地注视着水面上瞬息万变的光影——从乳白到橘黄,再到粉红,然后是洒落满河胭脂般的玫瑰红,最后是天地问一片大亮,无数光点在水面上流金溢彩。阳光在穿透黑暗的同时也穿透了宁静。首先不甘寂寞的是美丽的白鹭,它欢快地飞出芦苇丛,伸展着双翼掠过水面,头部和脖子的线条有一种顾影自怜的优雅。于是到处都有声有色地欢乐起来,野鸭、鹁鸪、斑鸠、鱼燕、白头翁,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鸟雀,都在晨光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仿佛一支交响乐队在此起彼伏地调试音准。航船上的炊烟升腾起来,静静地融入水面上的雾气中。渔舟上的橹桨也启动了,鱼鹰在船头上注视着水面,似乎在进行某种哲学思考,脖子上的金属环闪着幽暗的光。

现在太阳已经升上了刺槐的树梢,湖东岸的运河大堤上隐隐传来独轮车的响动和老水牛那总是带着几分幽怨的叫声。有村妇在翻晒麦秸,或许是刚刚经历了阴雨,天气才放晴,阳光下弥散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村妇后面跟着一群鸡鸭,欢天喜地地争吃麦秸中的麦粒、小虫,还有蚯蚓。起先黄狗也跟在后面凑热闹,但一见到无所收获便悻悻而去,跑到远处,对着运河上的航船无端地吠叫。河堤下的茅屋前,晒衣服的竹竿上长出了黑色的斑纹,孩子们把它取下来作为捕蝉的工具,他们用一根细竹枝弯成一个椭圆形的小圈圈绑在竹竿上,然后在那小圈圈上“摹”上蜘蛛网。早晨新织的蜘蛛网带着极强的黏性,那本来是蜘蛛用来捕获猎物的。孩子们就举着这长竿拍子,看准了树枝上那正叫得忘乎所以的呆货,从后面悄悄地罩上去,那蜘蛛网便黏住了呆货的翅膀。他们用母亲的缝衣线把蝉拴在长凳脚上,希望能看到它怎样蜕出一只蝉壳来。但这种希望总是落空,那拴在长凳脚上的小生命不是成了大公鸡的美食,就是在某个冗长而闷热的午后,被看水车的老爷爷放到熏蚊烟的火堆里去了。而这时候,那个捕蝉的孩子已经驾着放鸭的小船进入了湖荡的深处。蒹葭苍苍,水天茫茫,那里无尽的野趣正好放逐一个少年天真浪漫的情怀。

这种牧歌式的情调当然只是在晴和日子里,若是风急浪高的洪水季节,大运河便不得不屈从于另一种命运。在湖的裹挟下,它成了一个失去了操守的助纣为虐者。如果有人站在运河大堤上留心一下东西两边的地貌风水,对运河助纣为虐的后果肯定会不寒而栗的。大堤的西边是湖,浩淼的湖水接天而来,它因浩大而恣肆,又因恣肆而喜怒无常。在它拍击堤岸时,隐含着一种不安分的野性和压抑不住的扩张欲望。大堤的东边是旷野,阡陌纵横,村舍连绵,这就是风情绰约而又多灾多难的里下河。凭肉眼也能看出,湖的水位要比旷野的地平线高出不少,里下河的乡民们实际上是在运河底下生活的。或者说,这一段运河实际上是被里下河的乡民们扛在肩膀上的。大堤一旦溃决,里下河顿成泽国。而高邮湖这一段运河大堤又堪称险中之最,历史上几乎每两三年就要溃决一次。面对着水灾的悲惨景象,连乾隆那样养尊处优的太平天子也忍不住写过《下河叹》的诗,诸如“下河十步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宝应高邮受水地,通运一望成汪洋”之类的句子,虽然狗屁不通,却多少也有几分纪实价值和温存的伤感。千百年来,浊流冲决大堤的情节一再演绎,成了里下河不堪回首的记忆。那些惨绝人寰的大场面都化作了地方志中悲天悯人的记载,而无数尖锐的剧痛和哀伤的细节则深深地埋沉在历史的深处。但京师里的达官贵人们关心的只是漕运,从明代弘治年间开始,为了避开高邮湖的风涛之险,保障漕运畅通,朝廷开始为这一段运河修建复河,把运河从湖中剥离出来,并用块石加固临湖的西岸,以防湖水的入侵。清代以后,又在运河东堤上设置了五座所谓“泄洪归海”的滚水坝,每当洪水汜滥,即掘开五坝以泄洪水。但坝外并没有修建导洪渠道,且距离黄海尚有二三百里之遥,因此,每次开坝,运河以东数县的百万生灵便成了釜底之鱼。“一夜飞符开五坝,朝来屋上已行船。”多少生存之梦的破灭只在顷刻之间,多少苦心经营的家园在报警的锣声中随波漂逝,多少鲜活的生命成了游走故乡的孤魂野鬼。可以想见,签署这道开坝的指令,需要一种多么义无反顾的胆略和气魄!其实对于当权者来说,这只不过是每年的例行公事而已。自大运河开通以来,泱泱京都的日用衣食便仰仗于此,小民百姓的蝼蚁之躯算得了什么呢?遥望着里下河的汪洋大波和啼饥号寒的灾民,运河上的漕船联翩北上。由于洪水的托举,那艨艟巨舟有一种凌驾的姿态,仿佛行驶在天上一般。云帆高挂,百舸争流,那实在是满目疮痍中的一幕壮观。

里下河的乡民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年复一年地加固圩堤。这种努力有如月宫里的吴刚挥动利斧砍伐桂花树一般,几乎注定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苦役。高邮、宝应一线的沿湖大堤堪称是大运河全程中最伟大的杰作,也是水来土掩这一朴素思想最经典的造型。如果把某一段大堤沿横断面剖开,你几乎可以看到历史上每一次洪水的痕迹:已经碳化的木桩、人和动物的白骨、沉船的遗骸、远古的祭祀用品、劳动工具、盛饭的瓦罐、石块、瓦砾、土囊,等等。甚至还有其他很难说得出来由的东西,例如成袋的面粉。翻了地方志后才知道,历史上某年发大水时,为了保卫运河大堤,抢险的泥土都没有了,只得把附近面粉店所有的面粉都当土用了,但大堤最后还是没有保住。这些遗骸成功地穿越了漫长的时间隧道,它们是大运河的记忆,千百年的历史就这样被压缩在一堵扁平状态的土层里。时间在这里是凝固的,也是沉默的,但沉默比黄钟大吕更具有耐久的生命力。它们的职能不在于展示本身的物理性能,而在于重现特定的历史情绪。它让人们的心中升起一种对苦难和悲怆的缅怀之情,逝去的岁月就是以这种方式被追问的。但它们无疑又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它们不光带着那个时代的质地和形态,而且还有场景、情感和激烈的精神氛围。你看那一具具白骨,几乎还带着他们殉难时的原始形态,你可以想像那骸骨横陈中的某种秩序——舍生忘死的壮烈、前仆后继的英勇、互相救助的酽酽乡情,等等。这是道德的秩序。还有那辆独轮车的遗骸,也完全是里下河特有的格式,被当地的人们称为“山车”的那种。和普通的独轮车不同,那中间有一道高起的可作隔离亦可作倚恃的“山脊”。现在,它也陈列在大堤横断面的土层里,看起来像是某个隆重场面丢弃的仪仗。在填入大堤之前,它曾经是这一带最能负重的陆路运输工具,而身份又要比普通的“平平车”尊贵,一般只用于负载人和粮食,那些小有田产的土财主出门,大致也就是这种规格。当然,它也肯定曾不止一次地接待过盛装的新娘,在唢呐和彩礼的簇拥下撒下一路迎亲的欢悦。

大运河流过了它生命中最惊险而放荡的青春,也流过了历朝历代那些镇水的铁牛和记载灾难或功业的石碑,现在,它终于流到了淮安。

 

沿着大运河从南往北或从北往南走,这是一种跨越地理概念也跨越人文风景的旅行。南方和北方——树、土地、风和建筑物,还有阳光、河畔的野花,甚至人们脸上的神态都是如此不同。但这种不同,你只有站在她的一端遥想另一端时才会强烈地感受到。而在行程中,那些微小的转换你几乎很难觉察。这就如同季节的演变,总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悄悄完成的。所谓“绿肥红瘦”只是一种情绪化的臆想,诗人百无聊赖,自己并不曾去细看。试问,同是杏花春雨,谁能说出它在两个江南小镇里的姿态有什么不同?但是若站远了看,地域的风景还是各有神貌的。南方毕竟是南方,那湿漉漉的青石码头和石拱桥;那划入水乡梦境的乌篷船;那油纸伞上极富于音乐美的雨声;那宅基浸在吃水线以下的旧木楼(俗称河房的那种);那弥漫着诗意的雨巷,青灰色的瓦檐有一种淡淡的惆怅意味;那村妇手臂上编织得很艺术的竹篮,还有竹篮里的芦笋、藕段、菱角和马兰头(关于它的一首很有情致的民歌),所有这些都散发着江南特有的柔婉和温丽,当然也都在精致中略显逼仄。而北方的格局就粗犷多了。北方是枯水季节宽阔得可以跑马的河滩和远方又大又圆的落日;是坦荡无垠的大平原上排列得像哨兵一样的挺拔的白杨树;是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小驴车优哉游哉的散漫情调;是冬日里冰糖葫芦的色彩和煊羊肉、老白干、烤红薯的香气;是坐在简朴而厚实的院落里抽叶子烟的老农的目光(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澎湃着生命激情的红高梁)。南方和北方,是情致与气概,浪漫与质朴,月明画舫与长城浩歌,小桥流水与俊鹘盘云。大运河就从这风景中流过,她孕育着风景,自己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如果不满足于这种过于大而化之的划分,我们当然还可以看得更仔细些。于是我们便发现了河——不是大运河,是那几条来自高山峻岭的天然长河。它们才是真正的大师,它们本身的性格、气质,还有色调,如何温情脉脉地濡染了风景,又无可争议地界定了风景。在大运河的行程中,它曾先后与五条大河遭遇,除去首尾两端的钱塘江和海河外,其余的三条大河正好把她裁截成四段色调不同的风景。或者说,在中国的东部地区,每两种地域风景和色调的交界处,恰恰都有一条大河,它们分别是:长江、淮河和黄河。

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淮河。

法国文艺批评家史达尔夫人认为,一条莱茵河把西欧的文化分割成南北两方。在中国,这条分割南方与北方——政治、文化、人物秉赋和自然风景——的河流则是淮河。淮河——秦岭一线是我国气候、土壤与作物的分界线,以此为界,南方的温湿活泼与北方的干冷坚毅形成明显的对比,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仅是一个生物学命题,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哲学命题。哲学论争的背后往往是政治上尔虞我诈的争斗,晏子使楚时的这两句妙语名言,实际上是对急吼吼地要北上称霸的楚国人的一种警告:南方和北方是两码事,你们这些南方佬到了北方未必玩得转。春秋战国是生命、个性、人格的大觉醒时期,这种富于哲学思辨色彩的脱口秀几乎随处可闻,我们且不去说它。人们看得最多的还是历史上南北政治在这里的对峙,战国时期楚国霸权的衰落,首先是以丧失淮河流域的国土为标志的。嗣后的魏、蜀、吴三国的鼎立争雄;东晋与南朝扼守此线得以苟安;南宋与金一百余年的攻守战和,也都是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的。人们往往只知道历史上的“划江为界”,其实不管就政治地理还是文化地理而言,从来都是“划河为界”的。淮河——秦岭一线,从来就是中国南方和北方既互相对峙又互相渗透的敏感区。

大运河与淮河的交会处在淮安。淮安旧称山阳,在一本叫《山阳遗志》的小册子中我看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南来漕船……姻娅眷属咸送至淮,过淮后方作欢而别。凡随船来者,丛集于淮北馆水亭,解囊沽酒以饯北上者,故有清溪馆之名传布南北。

 

这是多么古典而又令人怀想的送别!在这些南方人的眼中,淮河就相当于自家的门槛,送别亲人,是必定要送到淮河的。他们当中,有的来自锦绣苏杭,有的来自江西湖广,有的甚至来自更远的云贵边陲。千里迢迢地相跟相伴,一路上的风涛之险和颠沛之苦且不去说它,但一俟到了淮安,便只有分手一途了。“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因为过了淮河,就进入北方了。北方,不再有杨花似雪,不再有落红如雨,不再有春江花月和吴姬荡桨。北方是一个男人的世界,那么就让男人自己去闯荡吧。于是,淮水北岸一座小小的酒楼,便成了南方人集体送行的长亭。可以想见,当年的清溪馆曾演绎过多少惜别的缠绵与洒脱。店家的生意总是很好,一拨人去了,一拨人又来了,操着软软的南国方言,带着一路的疲惫和风尘,脚步在码头的石阶上留下湿漉漉的水印。进得店来,临窗处坐下。粗大的手端起酒杯,喝出男人的豪爽;纤细的手端起酒杯,喝出女人的惆怅。作为北上的漕船,被送者大都是艄公纤夫,最高级的也不过是旗丁粮长之类的芝麻官,文化素养不会很高,因此送别时也只是喝几杯酒,把那些一路上不知说过了多少遍的话再说一遍。估计不会有诗文酬唱之类的风雅事,也不会有“执手相看泪眼,竞无语凝咽”那种闺中怨妇式的情调。但其间类似于孟姜女和王宝钏那样有情有义的女子还是有的。小民百姓的悲喜情怀也一样的真挚动人,当她们挥别亲人转棹南归时,正值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漕运的行期有严格的规定,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一二月间,各地漕船当次第渡淮)。“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南归的行程正伴着悄悄来临的春天的脚步,寒水依痕,春意渐回,航船不经意地撞碎了沉默的薄冰,也撞碎了冬的铠甲。先是河坡上茅草的根部泛出了些许绿意,狗和儿童在上面欢快地打滚;接着是柳枝绽出了毛茸茸的嫩芽,而性急的杏花已抢先开了几朵。一路南行,或细雨轻寒,或花团锦簇,每一程都是一道春的风景。春天是女人的季节,她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在芬芳和畅的阳春气息中完美地舒展。但一想到北去的亲人,南国的春光便顿时黯淡起来,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回首北望。北方,季节的脚步正在冬的雪地上蹒跚吧?在这些女人的情感深处,北方是她们永远的忧郁和凋谢。

淮安历来是运河重镇,古老的邗沟就是以此为终点的。“扬州千年繁华景,移向肖湖古渡头”,这是把淮安与扬州比美的诗句。原先,大运河从这里入淮;黄河改道夺淮以后,大运河又从这里入黄。自清代康熙以降,历任的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皆驻节于此。历史上的淮安和淮阴并不怎么分的,当时的总漕驻淮安,总河驻清江浦(淮阴)。两大衙门都是与运河有关的,在当时是淮上的第一等显赫所在。时至今日,人们所能看到的却只有淮安镇淮楼后面的一块“漕运总督部堂”的金字横额和淮阴城南的一座清晏园了。

清晏园无疑是取河清海晏的意思,但河清海晏永远只是一个梦。明清两代都以河务为大政之要,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银子端的有如流水一般。那么多银子从手里流过,河道总督照例是很有点油水的。但老实说,肥差虽则是肥差,风险也很大。数千里长河上,每年或大或小总要出点事,一出事便京畿震动,总河难辞其咎。有清一代凡二百六十余年,河道总督就有88任,平均每三年就要走马换人,可见这位子不好坐。清晏园原先是清代的河道总督府,园内建有御碑亭和碑廊,那林林总总的碑文,就是朝廷为88任总督颁发的奖状。他们有的上任只有几天,有的在任长达十几年;有的因治河有功而受到皇帝的嘉奖,有的因出了纰漏被贬职放逐甚至差点丢了脑袋。这是一部形象的清代运河史。透过那些端庄和煦的文字,我们看到的却是皇上那阴沉冷峻的面孔:河道总督不好当哩,尔等都要给我当心才是。

清晏园中的御赐碑文至少有5方是与高斌有关的。高斌一生曾4任总河,从雍正十一年到乾隆十八年,前后达20年。他又是乾隆的老丈人,照理说面子很大的。但即使如此,出了问题皇上也毫不留情,最后的下场也并不好。乾隆十八年,河署中下级官员贪污公款白银十几万两,案发后,高斌也被追究领导责任,那位正在后宫得宠的慧贤皇贵妃的面子也没用。皇上是不会以感情代替政策的,总河高斌、副总河张师载就地免职。同年九月又恰逢铜山县张家路河决,皇上雷霆震怒,令将高、张二人连同河决责任者——一知府、一同知,也是不小的官——押赴张家路附近河工处问斩。行刑的场面很有意思,监斩官当时奉有两道圣旨,先宣第一道:斩知府、同知二人。等这边刽子手干净利索地干完活儿,监斩官再看秘旨,才知道地上跪着的另两位是陪斩。但刚才人头落地时,两位总河大人已吓得昏死过去了,只得用水喷醒再宣旨:命高、张二人原地留河工效力赎罪。于是连忙松绑整衣,拜舞谢恩。这种戏剧性的情节实在让人战栗不已,杀便杀,不杀便不杀,何苦要这样摧残人的神经呢?专制者对人的掠夺,不光是一种生杀予夺的无上特权,更体现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肆意侵凌,所谓“触及灵魂”便是最利害的一手。皇上的意图或许在于让你经历一次生死惊魂的考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天威难测,什么叫皇恩浩荡,什么叫“第二次生命”,以后才会更加兢兢业业地为寡人办事。但皇上有没有想过,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往后的日子大抵总是笼罩在死亡阴影之下的,精神的垮塌,智慧的萎缩,生命热情的黯淡,将伴随着他注定了已然不多的年华。一个整天战战兢兢的行尸走肉,哪里还谈得上干什么事业呢?

乾隆二十年二月,也就是在那次生死惊魂之后不到一年半,高斌死于治河工地。他其实是被吓死的。

又过了六年,高斌的侄子高晋又担任了河道总督。高晋比叔父要聪明些。高斌只知道忠于职守,踏踏实实地干事。高晋在这基础上又悄悄地糅进了逢迎拍马的一套。这中间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主持修撰了洋洋大观的《南巡圣典》,这实际上是一本为乾隆南巡树碑立传的报告文学,很让皇上称意的。因此,尽管他在河道总督任上前后犯过十多次错误,却基本上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人们总喜欢把高晋视为清代总河中弃瑕录用的典型,认为这体现了皇上惩前毖后的干部政策,又哪里知道在对官场游戏规则的把握上,高晋的绝顶聪明之处呢?

清晏园林林总总的御碑早已漫漶在历史的风雨之中,但诸如“绩奏安澜”、“底绩宣勤”之类的文字还是依稀可辨的,从中似可看到皇上那炯炯注视的眼神和殷殷期望之情。河道总督这个位子确实不好坐,88任总河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那种履冰临渊的苦衷皇上体谅过没有?从高邮到徐州的这一段运河是放浪形骸的,黄淮之水,洪泽之波,都以一种男性的激情迷惑着它的本性,怂恿它做出离经叛道的惊人之举。作为河运总督,即使你能做到“底绩宣勤”,但谁能保证总是“绩奏安澜”呢?

大运河到了淮阴,曾在这里几度踌躇。当年夫差开挖的邗沟就是在这里与淮水交汇的,其后差不多过了1100年,才有一个叫杨广的风流皇帝从这里向西开了一条汴河,通往洛阳和长安。那时候,由漕运形成的王朝格局是脑袋在长安,咽喉为长安与黄河之间的广通渠,而通达河北涿郡的永济渠和勾连江淮的广济渠(汴河)恰似两条巨大的胳膊。“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杨广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王冠落地和脑袋搬家,还有千秋万代的骂名。此后又过了六百七十多年,由于蒙元统治者定鼎燕京,大运河又从淮阴向北延伸,经过齐鲁苍原和燕赵大地直达京都,从而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最终走向。在大运河每一次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淮阴都是一个端点,它注定了是运河上的一大关节,也注定了是一个供历史踌躇和思考的地方。

 

三 种 草

 

穰 草

 

“穰”这个字比较冷,词典上的解释是稻、麦等植物的秸秆。可是在我的家乡一带,它只用于稻草,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稻草都可以称为穰草的,只有那些被碌碡反复碾过的、又绵软又蓬松的稻草才可以称为穰草,其他的那些则仍然是稻草、稻秸或稻秆。“穰”也时常出现在土话中,例如什么事情办坏了就说“穰掉了”。小孩在台阶上打碎了一只碗,也说“打穰了”,是破碎、不可收拾的意思。其实穰草并不很“穰”,它只是被碌碡蹂躏得没有火气了。傍晚收场时,一沓沓堆在那里,有一种驯服的纷乱之美。

穰草是过去那个时代生产方式的产物。高远的秋阳下,牛拉的碌碡在晒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缰管套在碌碡两端的榆木轴上,“咕咕嘎嘎”地一路吟唱,像二胡在高音区的一个揉弦。再加上赶牛人的吆喝声和鸟雀的喧闹,这欢悦的秋歌,波动了农历八月的乡村。碌碡碾下稻谷,也不经意地把稻草碾成了穰草。穰草是耕牛一冬的料草,千百年来,牛的咀嚼功能已适应了穰草那种带着韧性的柔软。因此,上世纪70年代推广机器脱粒以后,每年秋天,那些从脱料机上下来的稻秸秆仍然要被摊在晒场上,让牛拉着碌碡一遍又一遍地碾,碾成牛喜欢吃的穰草。牛——碌碡——穰草,这道旧式的链环曾维持了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几乎没有废弃物,上一道工序的副产品自然而然地为下一道所消化受用,这是一种天机浅显的大智慧。现在,由于穰草已不再是脱粒的副产品,这就注定了牛从乡村舞台上的退隐只是时间问题了。

牛的胃口真是了得!在从秋后到初春的那个漫长季节里,穰草垛一直是乡村里最伟岸的标志。它一般是长方形的,高可数丈,巨兽一般雄踞在晒场一角。由于穰草堆叠得很紧,养牛的老头只能用一把曲尺形的切刀一方一方地把穰草切下来——如果单就操作方式而言,那几乎是可以和切豆腐相类比的——再抱回去铡碎,撒在牛槽里。在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那几年里,最向往的是冬天晚上到队里去看场。名义是看场,其实冬天并没有什么可看,只是在队场上睡一觉。睡的地方是穰草垛背后扒出来的一个洞。洞不大,却足够几条汉子抵足而眠。那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一处洞天福地,即使外面冰封雪锁,里面也永远是暖洋洋的。每次看场,我总是早早就吃过晚饭,然后肩上搭一条被子,优哉游哉地往队场去。但实际上,我却又并不马上进洞,而是先到牲口棚里和养牛的老头闲聊。老头一边铡草,一边说着那些永远也说不完的世道人事,语调中有一种温和的沧桑感。身后是老牛好听的反刍声,穰草在铡刀下爆炸似的散开,落成规整的圆锥形,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过去了。有时候,老头会从哪里弄来一捧萝卜,煮一盆热乎乎的萝卜汤做夜宵。等到吃饱喝足了,便钻进“洞房”蒙头大睡,在干爽醉人的穰草气息中做一个甜蜜的梦。男人们都喜欢睡在那草洞里看场。只是每半个月才轮到一次,两个人一组,记二分工。

等到养牛的老头用切刀将穰草垛一方一方地蚕食得差不多了,河岸上的杨柳已绽出了鹅黄色的嫩芽。春苗拔节,新秧落谷,牛也开始放青了。最后清理完草垛脚时,才发现四周的浅草已泛出了茵茵的绿意,只留下草垛那巨大的轮廓印在地上,有如什么远古的遗址一般,令人想到曾耸立在这里的雄硕和伟岸;又好似叱咤风云的伟人消失以后,他那巨大的阴影还要笼罩好长一段时间。

有时开春以后,穰草也有青黄不接的情况。这时候,就只好把床上铺的草抱下来喂牛。铺过床的穰草口味要差一些,似乎那上面沾染了太多世俗的烟火气,有如风尘女子一般失去了青涩的性感,只是聊胜于无的意思。

但对于乡民们来说,用穰草铺床却是每年冬季日常性的消受。乡下的老式床大体都是这种格局,最下面是竹排,上面铺一层草帘,草帘上面是草席。到了初冬,便在草帘和草席之间铺一层厚厚的穰草。穰草既软和又保暖,即使十条棉絮也比不上的,似乎秋阳充盈了每一寸草节。于是在整个冬天里,那温煦便和着草香蓬蓬勃勃地洋溢出来。我大学毕业后分在城里工作,每年秋后,母亲总要派人给我送一捆穰草铺床。那时的乡村里已经完全机械化了,因此,也就没有穰草而只有稻草了,那一捆穰草是母亲特地用裢枷加工出来的。我想像着老屋前母亲瘦小的身影,裢枷起起落落,如同一根鞭子驯服了稻秸的脾性,那单调的拍打声在秋天的清旷中传得很远。随着身体的动作,母亲的白发在脸颊旁一摆一摆的,不时甩下一串亮闪闪的汗珠。在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永远也走不出故乡的孩子。城里的搁板床和乡下不同,拢不住穰草,房间里总是沾沾带带的断不了草屑。但我每年还是喜欢用穰草铺床,不光是为了那温软的消受,更是为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愫。睡在那上面,梦中的天地也常常和乡村有关,那漠漠水田中的斗笠和歌谣,那垂挂在篱笆墙外留作种子和抹布的老丝瓜,那弥漫着庄稼成熟气息的田垄和晒场上碌碡的吟唱,还有冬天布满积雪的草垛,月影箫声,带着一股凄清的情味。母亲临终前还忘不了叮嘱我:每年别忘用穰草铺床,草是土地上长出来的,人睡在草上,就等于接上了地气。

我只是努力地点点头。可是,母亲走了,还有人给我送穰草吗?

现在的乡村里已经不养牛了,自然也就不见了那雄硕的穰草垛。去年我回老家,住在堂侄新造的小楼里。半夜醒来,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似乎有某种久远的期待没有能兑现。伸手到垫被下一摸,原来铺的是整整齐齐的稻秸秆,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一股沤水田的气息。于是,两眼望着窗外的夜空,再也不曾入睡。

齐  草

齐草是小麦的秸秆。小麦、大麦、元麦统称“三麦”,是南方越冬作物的大宗。大麦和元麦的秸秆是烧火用的,没有什么说头,这里只说说小麦秆——齐草。

在所有的作物秸秆中,齐草是最秀气的——我久费斟酌,才选中了“秀气”这个词。它让我们想到那种小家碧玉式的文弱和娟静,还有淡淡的青涩感。它不做作,不媚人,更不想领导什么时尚,一副素面素心很温润的样子。这大抵与它的身世有关,因为说到底,齐草是给人家盖房子的,犹如那些小家碧玉,不管有着多么亮丽的青春,但终究还是要嫁到小户人家去,做一名辛勤的主妇,在生活的风雨中渐渐老去。

齐草是属于女性气质的草。

因此,几乎从收割开始,便似乎只有女人才更适合侍弄它。

收割小麦与收割大麦和元麦不同。大麦和元麦登场后,反正要让牛拉着碌碡去碾的,自然不那么讲究。收割小麦就不同了,它从一开始就因齐草的身份而成为一种艺术化的操作。看年轻的女人割小麦,是很赏心悦目的。镰刀不消说已磨得飞快,新月一般闪着俏丽的锋芒。开镰了,女人塌着腰,一手揽麦——这一揽不多不少,正好在镰刀抡开的最大半径之内,也正好是一捆麦把的分量——镰刀贴着地皮挥出一道优美的弧形,收刀时往身边一揽,那揽定的麦秸便倒进怀里。于是顺手抽出一绺作要子,就势将麦铺翻转过来,一勒、一拧、一塞,捆好的麦把从腋间滑落下来,平平正正地躺在田垄上。从伸臂揽麦到麦把落地,整套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却又显得很从容,甚至有一种随心所欲的优雅。女人的身姿很好看,俯仰逢迎,进退有致,犹如踏着舞步一般,那肢体的协调和韵律,几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身后的麦把虽不曾着意编排,却根是根,梢是梢,整整齐齐,一点也没有那种收割后的狼藉。乡村女人的精细,其实更多还是体现在土地上的。

但这时候的小麦秸还不能称为齐草,严格地说,只有在脱粒后被删得修眉秀目,捆得平头整脸的小麦秸才可以被称做齐草。

删草的当然还是女人。

时令已过了夏至,新麦人仓,大秧落地,该忙的都忙得差不多了。碌碡被冷落在晒场一角,身下是雨后的苔痕和小草,乡村里这才定定心心地删草。删草的女人头上戴着蔷薇花和栀子花,蔷薇的花形很小,粉嘟嘟的散发出一股幽香,戴在发梢很素雅。栀子花的香气则要野得多,肆无忌惮地扑鼻而来,几乎可以用“侵略”来形容。有的女人表面上虽不插花戴朵,却在当天晚上把栀子花“捂”在头发里,一早梳妆时拿掉,走到哪里总带着一股浓酽的香气。这是有心计的女人,很懂得怎样不着痕迹地卖弄风情。这季节杏子也熟了,杏子的诱惑力在于酸,不像水蜜桃那样甜得发腻。稍微生涩一点的,简直能酸得你回肠荡气。刚刚经历了那个激情勃发的春季,到了删草时便总有几个女人特别馋杏子,而且专喜欢挑生涩的吃,神态又总是羞羞答答的。不消说,这是新的生命在萌动的信号。这样的小情节自然会给劳作增添不少欢乐。女人们就这样在五月的阳光和花果的香气中消消停停地删草。删草的这个“删”字实在很具象形意义,横平竖直,把零零碎碎的笔画全“删”去了。女人们把掼去了麦粒的小麦把解开,抓住麦秸的顶梢,一把一把地在木板上理、顿、揉、抹,剔去矮秆和叶片。“沙拉沙拉”,晒场上一片好听的删草声,这声音不像掼麦那样粗暴,是和风细雨的,甚至深情蕴藉的,如同母亲和即将出阁的女儿说悄悄话一般。小麦秸就这样变成了齐草,就像女人开过了脸一样,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了。男人们则在一旁当下手,把删好的齐草捆起来。这时候,他们也变得精细了。他们先绞一根要子,把齐草的根部轻轻地叠成圆锥形,结结实实地捆好后,在地上墩平。这样捆出来的齐草捆子,立在地上,只要抓住其中的一绺,就能把整捆齐草提起来。捆草的人却做出一副很散漫的样子,似乎这只是举手之劳,小菜一碟。每做好一捆,就抓住中间的一绺,潇潇洒洒地扔一边去。晒场上的齐草捆子越积越高,在阳光的抚慰下有一种值得信赖的端庄安详,还有几许温情脉脉的伤感。因为接下去,它们就要成为各家茅屋上斑斓的补丁,去经历乡村四季的雪雨风霜。“草屋三间,修补不攀”,这个“不攀”在方言中是来不及的意思。有了这一层意思,齐草的宿命便无可逃遁——太美的东西总带着某种宿命的成分。

齐草最洁净亮丽的时候,衰朽也就开始了。

它衰朽在乡村的茅屋上,而且即使衰朽了,也仍然是“齐”草——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体现出一种女性的柔静和责任感。

薪  棵

薪棵是沟帮草的一种,我不知道究竟该写作“沟傍”还是“沟帮”,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沟帮”好。这个“帮”是船帮或鞋帮的“帮”,很有点形象意味,仿佛沟是一样什么容器,两侧的沟坎是高高兜住的“帮”,沟帮草俗称荒草,它是沟的仪仗。到了深秋,沟帮草割光了,沟就变得没有神采了。

薪棵一般长在沟帮的最上沿,也就是河坡与田埂的交界处。乡村的小河有一种逶迤之美,这不仅因为河流的走向,河水的清澈柔静,还因为河坡上的植物倒映在水里,波动出繁复的色调。但仔细看去,那繁复中也是有层次的。一般长在水边的是芦苇,因为它过于高挑纤弱了,如果长在河岸上,肯定要被风吹折的。芦苇是乡村中的美人草。乡村美人不像都市美人那么孤傲,它们总是勾肩搭背地拥挤在一起,也不知是因为纤弱,它们才拥挤在一起,还是因为拥挤在一起才让它们变得那样纤弱。每年端午前夕,便有女人和孩子站在河坡上,用钩子钩住芦苇纤细的腰肢,用心细细地剥下最嫩的两张叶片。过了这一阵,芦苇便很少有人问津了,最多也就是站在远处看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便是站在远处看的,而且看的不是芦苇,是人。芦苇上面的河坡上是茅草和灌木丛。茅草是打底的,茸茸的很松软,不管风里还是雨里,总是一副安之若素、宠辱不惊的样子。灌木丛中开着各种野花,红黄青紫,各有各的迷人处。这一拨刚谢,那一拨又开了,大多是叫不出名的。叫得出名的只有野蔷薇,枝条上满是刺,盛开时云霞一般烂漫。过些时花谢了,枝条上的刺却更老扎了。“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道理就在于野花大多带着刺,扎手。茅草和灌木丛的上面就是薪棵了,它是沟帮草最边沿的部落,自然也是最英武的部落。如果说芦苇是水边的贵族,纤弱,娇贵,带着诗意的伤感,那么河坡上的茅草和灌木丛则是世俗化的平民生态,岁岁枯荣,生生不灭,那带刺的野花给予你生活的芬芳和疼痛感;而河岸上的薪棵就是戍守边关的将士了。

沟帮草都是很野的草,薪棵又尤其野。它植株很高,一簇一簇蓬蓬勃勃的,带着股昂然的气势。而且那宝剑状的叶片又很锋利,从河边的小路上走过时,弄得不好就会被它把哪里划破。所以孩子上学时,大人会叮嘱一句:路上小心点,别让薪棵锯了手。但孩子们却不怕薪棵,在整个夏季,他们常常躲在薪棵脚下走五码或看蚂蚁搬家。两株薪棵的叶片交织在一起,下面留出一个小小的空间,隐蔽、阴凉,还带着某种神秘感。有时候,孩子们干脆在那里美美地睡上一觉,让大人满村子地找,最后还是被黄狗找着了。黄狗也知道薪棵脚下是个好去处,因为它和同类常常在那里做些苟且的事。孩子被大人押回去了,手上提着一只空竹篮,黄昏下拖着长长的影子,一个乡村少年把他未做完的梦留在薪棵脚下。

到了初秋,薪棵开始孕穗了。这时候,把那刚刚有了点腰身的芯子拔出来,剥开,里面嫩嫩的一条可以吃,味道是甜甜的,韧韧的,有一股清香。小时候上学时,我们常常一路吃过去,吃得嘴角两边都是白沫,像长了胡子似的。薪棵是铁骨柔肠的伟丈夫,这“柔肠”就是它含苞未放的花穗。而且那花穗是孩子们怎么也吃不光的。过了些时候,它就抽条了,开放了,灰白色的一秆,像灵幡一般高扬着。在它的不远处,芦花也开放了,芦花是大呼隆的一片,当然更招摇些。等到满天里落叶飘零时,便每每看到腆着大肚子的女人站在河岸上采芦花,那是预备给新生儿填充小枕头用的。萧瑟的秋风中,那女人的目光中有一种母性的温柔和宁静。薪棵的花絮当然不会有人采,这不要紧,因为它的价值不在于花而在于秆,就像有些植物的价值不在于秸而在于花一样。薪棵的秸秆骨子很好,剥去叶片,有一种金属般的质感,它成了农家菜园子的篱笆,或者猪圈和羊舍里挡风的草帐。薪棵生长时英气勃勃,收割后也还是被人们用于抵御什么,它似乎注定了要充当武士的角色。但它是很本分的武士,从来不想侵略什么,你栽在哪里它就长在哪里,至多也不过是把棵子盘得很大,或者把叶片伸展出很远,显示出一种霸气,其实它的根还在原来的地方。它是荒草——荒凉的草,这一点它从来不会僭越。如果它的叶片严严实实地遮掩了路面,那么这条路肯定已经没有人走了;如果它长到了某个人家的屋角前,那肯定是一间老屋,灶头上放着破碗,门环上的锁已经锈蚀了。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乡村中的薪棵渐渐少了,取代它的是一种叫芦竹的草。芦竹比薪棵的性子更野,它兼有芦苇和竹子的特点。在草本植物中,它大概是最高大壮硕的。而且它不像薪棵那样本分,它的根像竹子那样,可以在地下到处乱窜,今年栽下的是几棵,过几年就窜成了好大一片,风动处,很张狂地喧哗着。于是乡村里到处都是芦竹的喧哗声:河沟畔,渠道旁,家前屋后,场头地边。有时农夫犁田时,犁头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以为碰上了陈年的老树根,停下来一看,原来是从沟帮窜过来的芦竹。农夫便丢下犁,取一把铁锹来,一边清理一边骂骂咧咧的。牛在一旁站着,也是很无奈的样子。

薪棵就这样从乡村的小河边消失了,它只是偶尔出现在人们的谈笑中。一次乘凉时,有人讲了一则笑话,说一户人家的女主人很吝啬。这一天请木匠干活,吃过早饭后,女主人就扯旗放炮地吩咐孩子去买肉,可私下却要孩子躲在离家不远的薪棵脚下玩一会儿,回来就说肉卖完了。不料这话却被老木匠听到了,孩子出门不久,老木匠就扬起斧头说:都给我躲开,斧头前面三里无人哩。那女主人一听,连忙跑出来说:“师傅等等,我家孩子还躲在前面薪棵脚下哩。”

人们听了,都哈哈一笑。只有孩子一脸迷惘:那薪棵脚是什么地方呢?

前些时我回老家,却看到河坡上到处是一方一方掘翻的芦根。一问才知道,这是在对芦竹处以极刑。说每年芦竹抽穗时,正值水稻扬花,芦竹的花粉飞到稻田里,那稻米吃了要诱发癌症。确实,这些年来,乡村里生癌症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了这样的说法,也不用谁来动员,各家都把芦竹掘了。芦竹的根系屈曲盘旋,一方一方地掘翻在那里,被雨水洗出了一只只洞穴,猛一看如同撒落了满地的骷髅。我敢保证,这是我看到的最丑陋的植物遗骸。

我想,所谓芦竹的花粉让稻子诱发癌症的说法大抵是没有根据的。芦竹的覆灭,在于它那疯狂的扩张欲,它太张狂了,不仅侵占了河帮上其他草类的地盘,破坏了彼此相安无事的生态空间,而且还把根系不断向农田延伸。弄到后来,连原先栽种它的农夫也拿它没办法了。就像君主把一个野心勃勃的臣子扶植起来,等到他慢慢坐大为所欲为时,便只能把他杀掉。

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如果太张狂了,下场总不会太好。

老家的堂侄告诉我:明年春上,还栽薪棵。

 

 

 

 

子川作品

子川,原名张荣彩,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诗歌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总也走不出的凹地》《网络中国投影》《子川诗抄》等八部专著;主编《新诗十九首》《新诗的风景》等理论著作与诗选多部。作品被收入大学《写作教程》,并被译成英法德日韩等语种介绍到国外。曾获紫金山文学奖、江苏优秀文学编辑奖、第三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曾出席第七、八、九届中韩作家会议及2014年中法诗歌节。

 

 

 

 

                     古运河畔的少年

 

古老的运河,从故里的旧宅旁流过。站在我家大门口,可以看到运河堤岸,一道很高、很宽的堤岸,修筑成一条沿运河弯曲、贯通南北的公路。小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了不起的河流,只知道我们得从这里担水回家吃和用,挑一对木桶,后来也用过白铁皮敲成的水桶,沿着石阶爬上河堤,穿过公路,再沿着石阶下到河边。从水边舀起两桶水,扭扭歪歪地担回家,倒进一口大水缸。

河边石阶上,有许多妇女在汰洗衣服,她们挽着裤腿,站在水里,用捶衣棍,捶打浸在水里的衣服,溅起许多水花,傍晚时分,夕照映着那些水花和穿花布衫的洗衣女的脸,有一种难名其状的美。

运河和它的堤岸,是我们一帮孩子的乐园。放学后,我们一般不会直接回家,背着书包到运河堤那里去。运河堤两侧坡岸,生长着大片大片的紫穗槐丛,从春天开始,钻紫穗槐丛捉迷藏,玩中国美国游戏,占据了我们几乎所有课余时间。当然,这还得感谢当年的教育制度,我不记得我们上小学时有过家庭作业?印象里,放学了就是玩,玩,玩,运河和它的堤岸,是我们的最大的游乐场。

夏天,学校里放暑假,我们会整个下午泡在运河里。家长和老师一般都会提一些要求,从时间到地点,限制或者规范我们下河游澡,然而,没有任何用处,毕竟大人有大人的事情要做,谁也约束不了我们,整个夏天,我们都属于运河。一群喜欢弄水的光屁股蛋儿,在水里扑腾,在岸边一溜烟地跑,惹得水边的女孩子大声惊叫。那些洗衣的妇女则不屑地瞥过一眼,瞥得这帮小男生不好意思地又钻进水里,把光屁股藏起来。运河里航行着长长的拖驳,一般是一个轮船头拖着十来只驳船,河运时代,这是运河的一大景观。在夏天,这些拖驳在经过我们嬉戏的河段时,会进入警戒状态,河边一大群光屁股,远远地冲着拖驳一批批游过去,一大片让人看花眼的头和手,在运河里拨弄水花,靠上驳船后,从船帮爬上那些吃水很深的驳船,这时,长长拖驳的船帮上,猴着一溜边的光屁股。也有一些满载的拖驳,担心出事故,会有船员来驱赶,船员所到之处,只听得一阵阵“扑通”声,那些个光屁股下饺子一样跳到水里,得意洋洋地开始返航。

夏天过去,秋天也过去,冬天能有多长?孩子渐渐长大,出门了。远行的汽车,行驶在运河堤岸公路上,运河水在公路的一侧,送我们一程又一程。

许多年后,重返故里,想起少年的梦,原来枕在这样一条河流上。我在《古运河》一诗中写道:“古运河是一条远行的路/一个少年经过这里走向远方/两岸丛生的紫穗槐/沿运河流向开着紫色的花朵/一年一度,向远行人举起绿色的手臂。”

 

 

 

高邮西北乡

 

 

《高邮西北乡》是一首著名的高邮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北乡到底在高邮的什么方位?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不过,我每次听到这首民歌,头脑中立即出现这样一个里下河农村的画面:一大片低凹的水田,生长着茨菇、荸荠、茭白,水田之上,有三三两两的鸥鸟和稻鸡,哌哌地飞。沿田埂或干渠走不多远,就会有一条小河,横着,把田岸隔断,小河里,生长着菱、荷,和一种叫水浮莲的植物。河上,横着比板凳面宽不了多少的独木桥,行人得努力保持着身体平衡,上桥,下桥,然后长舒一口气,跨上河岸;还有一种横跨河面的水槽像另一种意义上的桥梁,水槽里,用来灌溉的渠水,沽沽的流,行人得像跨栏一样,踩着流水上面间隔两三尺的一根根木楞,踮着身子通过水槽,小心翼翼地跨过最后一格,再纵身一跃,带着一种越过险境的轻松;更多的小河没有桥梁,有渡口,一条小船横在渡口,小船边上大都钉了一个缆绳,船夫只须牵动船旁的缆绳,即可渡到彼岸,还有一些无人渡,真正“野渡无人舟自横”,由来往行路人自助通行。毫无疑问,这样的里下河农村真实存在过。在我记忆中,这幅画面里,还应当有头顶上热烘哄的太阳,路边,偶尔有一排稀稀落落的树,所谓的路是干渠的圩堤或田埂,两个小孩,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一前一后,有时走在田埂上,有时走在渠道上。如果给这画面上考虑一种音乐背景,那无疑就是《高邮西北乡》的民歌调调……

2009年6月5日,高邮大剧院,四幕音乐情景剧《我的家乡在高邮》正在上演,《高邮西北乡》音乐在剧院回荡。音乐声中,岁月流逝,当年的小男孩几乎成老人了。当年的小男孩,突然有了一种冲动,想走进四十年前的画面里去看看。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想法是有难度的。当他开始专注想起这幅画面,记忆存储器里残存的信息已不多:张轩公社的东角灯,还有一个高家大队,再就是三姐妹里的老二,嫁的对象属龙,当年似乎才16岁,对了,还有一个信息,那就是嫁过去的人家,公爹是一个板罾取鱼的。

6月6日是个星期六,一辆小车载着我驶向40年前的水乡画面。东角灯是很容易找到了,而42年前的女孩就不容易找到,尤其是在姓名和嫁到谁家也不知道的前提下。因此,当我在东角灯村庄上,一问起这个40年嫁到这里的小新娘子,几乎所有人都笑了。他们说,哪有这样找人,这样找人怎么能找得到?我虽然找人心切,也有几分固执,也还是为自己的鲁莽不好意思起来。

这件魂萦梦绕的往事,叙说起来其实也简单。40年前,我作为小新娘的娘家亲戚随母亲来东角灯吃她的喜酒,当年的农村婚嫁早,印象里我和新郞新娘差不多大。还有,不知道为什么,我母亲和新娘的母亲吃完喜酒先回去,而把我留在新郞家。这就有了后来始终在回忆中萦回的画面: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一前一后走在水乡田野上。一个女孩的说法其实不准确,事实上送我一程又一程的是一个小新娘子。我记得小新娘子送我回她娘家,送过一条小河,又一条小河,走过一座小桥,又一个小桥,渡过一个渡口,又一个渡口,最后,她告诉我,再往前没有河道了,向前再向左一拐,就到她娘家了。她还说,小舅舅,什么时候等我们单过了,你再过来玩。我是她娘家亲戚,辈份比她高,尽管她年龄比我大,已经嫁人。她说的单过,我当时的理解是她刚嫁人,跟公婆一起生活,招待客人什么的自己作不了主。不过,我始终记住的却是她送我走了很长很长的水乡路,为了过桥过渡的安全,她似乎还不时用手搀扶着我。那天的阳光那么灿烂,水田有如一面面镜子,一个清秀纯清、喜气未褪的小新娘子,送一个小男孩走在水乡田野上。

事实上,在她记忆中,我这个小长辈以及来吃她喜酒的事都记得起来,唯有送我离去的这一节,她记不清楚了。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凭着那些已经不完整的记忆残片和断简式的信息,在高邮朋友的帮助下,我竟然找到正在农田忙夏收的她。这时,单凭外貌已无法让我们相互辨认,是语言和语言提示出来的相互关系,让她很容易想起了我的身份,她叫我一声小舅。我确实是个小舅,她比我大三岁,比她的丈夫大两岁。我们从田里往她家里走,一路走,一路说话,我们说了许多彼此记得起来的话题,比如她母亲,我母亲,她的姐妹,还有我们彼此想了解的话题。只是,当我说起当年她送我离开,走过了一条条小河的事情,她定了定神,然后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想不起来了。”

记不记得起来,一点也不能影响我的激动,是的,记不起来其实很正常,在岁月糙石的打磨下,什么东西还能那么经久。四十年后看水乡,水乡的水面似乎小了许多,水乡的面貌也大不一样。可是,插秧季节,白鹭依旧在秧田上下飞,它们没有改变,还有水里生长的莲荷和菱角,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时间改变了我们的容貌,却改变不了记忆中那一份美好的情怀。

 

我在高山上望船沉

 

 

这是从里下河民歌里听来的一句词。1970年夏天,我插队所在的里下河农村发大水,所有河流的水位都高出地面,稻田成了汪洋,水稻的秧苗在水下挣扎,水面上只能看到它探出来的头尖尖儿。这时候,所有通向圩内的堤坝、闸门,都被封堵,三车六桶,全集中到圩堤上,人们手舀、脚踩,千方百计要把圩内的水弄到圩外。这时候,暴雨始终在下,苍天像漏了一样,谁也堵不住它,好不容易弄出去的水,又被暴雨一下子弄了回来。稻秧们依旧被闷在水下面,似乎已经没了呼救的力量。雨中,大圩子上一排边架着水车,日夜连轴,歇人不歇车,脚踩车轴声,车头水花声,还有敲着锣鼓点儿的民歌声,24小时不间断。到夜晚,车头,插水筹(随着车轴转动而旋转的一种计时工具)的方向吊着一个桅灯,远远望过去,长长一条圩子上,挂着一排长龙似的怎么也看不到尽头的星星。这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里下河地区的抗洪排涝。

民歌用锣鼓伴唱,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否也有?在里下河,也只有车水时才用得着锣鼓。里下河有唱秧歌的,有打牛唻唻的。插秧和用牛都是腾不出手的农活。踩水车就不同,踩水车的农民,手掸在车杠上保持平衡即可,脚在车轴上“行走”,“走”那总也走不完的路。掸在车杠上的手正可以用来敲锣鼓。

车水锣鼓,可说是里下河农村特有的民歌,当年抗洪排涝用人力水车排水时,经常会听人唱它。唱锣鼓小唱的歌手,可是里下河农村的稀缺人才,因为唱锣鼓小唱,不仅需要有副好嗓子,会唱民歌,还必须首先是一个强劳力。踩水车是强体力劳动,不要说24小时连轴转,哪怕是踩完一筹子水,换下来的汉子们也会气喘咻咻。所以,虽然大圩子上有成百上千的水车,总是哑车居多。好在歌声传得远,一个车上的唱起锣鼓小唱,会让方圆百米的人都听得清唱词儿。

民歌有许多唱词儿。可1970年的歌手们,他们的选择性却很窄,因为有许多词不能唱,也不敢唱。用旧调填上一些有着政治内容的新词,在音步节奏上总有些勉强,唱起来,经常会磕磕碰碰。有一个老歌手,我记得他的名字叫王德风,1970年他的体力还能允许他上大圩,王德风不唱新词,也不唱那些明显不合时宜的旧词。大水淹没了1970年夏天,脚下的土地沦陷于一片大水中。王德风已显老弱的身形也掸在水车上,狂风,暴雨,圩堤上平日霸壮的大树,也好像变得孱弱,可车头的水花声,“叮叮咚,叮叮咚”的锣鼓声,却显出几分倔强来。这时,我听到王德风唱出:“问一声有谁来补苍天,我在高山上望船沉……”

民歌的词儿,有些是套用现成的旧词曲,搭配上每每就不那么工整,有时甚至有点无理,这两句词显然就有套用旧词曲的嫌疑,搭配上有欠工稳。不过,面对天上的倾盆大雨,面对身后的一片大水,这两句套用的词曲竟有了无理而妙的效果。当年我年纪小,对文字的理解能力差,尤其是这句“我在高山上望船沉”,总觉得有那么点置身事外的意思。然而,王德风的唱腔,苍凉,嘶哑,拖长的音韵中深藏了诸多无奈。

许多年后,想起王德风的歌韵,才明白“我在高山上望船沉”其实是一种彻骨之痛。高山距离水面遥远,在这里,它象征着某种阻隔,因为这种阻隔,人们面对沉船,除了眼睁睁看着它沉到水底,却没有任何办法。赖以生存的家园被洪水淹没,正在生长的粮食眼看要颗粒无收,人们已经竭尽全力了,却无力回天。眼睁睁地,望着承载生命的船一点点沉没,天底下再没有比它更令人痛心的事了。

1970年的洪水早已成为往事,一种苍凉感伤的东西却永远留下来。

今天,每当我看到我所热爱的美好事物,日趋毁亡,却谁也无法挽回,我就会想起王德风的苍凉、嘶哑的长腔:“问一声有谁来补苍天,我在高山上望船沉……”
年夜饭

 

 

进入腊月,车来船往,熙熙攘攘,肩负手提,行路人几乎都是冲着吃年夜饭而走在回家的路上。由此可见,年夜饭在民族传统里有多重要。

在我的记忆中,我曾经有差不多十年时间,并没有回家过年,吃年夜饭。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当时我插队在高邮农村。那时,提倡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不过,对我来说,不回家过春节、吃年夜饭,倒不全是“革命化”的缘故,我当年还小,许多事情弄不明白。不能回家过年,是因为我当时负责大队文艺宣传队兼琴师,而文艺宣传队则需要在大年初一就深入到各个生产队搞演出,在社员嘴里,文艺演出通常被叫做“唱文娱”的。大年初一到各生产队“唱文娱”,大约就是农村过“革命化春节”的一种标志吧。

这样一来,我的年夜饭就变得无所谓起来。当时在农村,我单身一人,住着两间茅草房,吃饭、洗衣都是自己打理。年夜饭与平时的晚饭,对我来说,唯一不同是为自己烩了一头盆茨菇烧肉,还有一钵子炒芹菜。农村的夜原本很静,年夜尤其静。距我草房不远处的村庄,阖家团聚喝酒的嚣闹声和小孩鸣放小炮仗的零星炸响,时有传来。这些都加剧了我的草屋里盛着的静。如今已回忆不起来,当年那一个个年夜到底是怎么过的?在那些静夜里我想了一些什么?

有一个年夜是在另一个农民家度过的。他叫郭玉山,是13队的一个青年农民。我当年插在11队。郭玉山属龙,比我大一岁,前一年已经娶了新媳妇。他也喜欢拉二胡,我们去他生产队演出时,他喜欢坐在我旁边,听我拉二胡,演出结束时,他会把我的二胡拿过去,来一段小调。他的二胡似乎比我拉得好,可他始终认为我的二胡比他拉得好,这就有了点惺惺相惜的意味了。他长得挺俊,圆脸,一笑有两个酒窝塘儿。还喜欢写点小唱词什么的文字,这在农村青年中不多见。这就使我们很投缘。这一年是他结婚后跟父母分开居住的第一年,他邀请我去他家吃年夜饭。

那是一个难忘的年夜。他的新媳妇给我们俩忙年夜饭,我跟他一人一把二胡,合奏。我记得我拉正弓,他拉背弓,(二胡合奏必须调不同弦,正弓的外弦与背弓的内弦同音),从扬剧《梳妆台》、《八段景》到小调《拔根芦柴花》、《剪剪花》,再奏《芦江怨》、《孟姜女唱长城》一些悲调。他媳妇说,大过年的,不要拉这种悲调。大过年的,确实是不太适合拉悲调。然而,有那么一会,忽然就感伤起来。后来,我们又喝开酒。是黄酒,入口有点甜,却有后劲。半小碗黄酒喝下去,头就有点飘,我的眼睛比刚来时胆大许多,也就是那时,我才算是真正看清楚郭玉山的新媳妇。此前,我一直不敢正眼看她,只用眼梢飞快一掠便闪开。他的新媳妇很漂亮,梳着长辫,额前分着留海,果子脸,丹凤眼。他们俩新婚不久,正情浓的时候,有时会趁我不注意,在桌边做点不伤大雅的小动作。令人羡慕不已。

从那个年夜后,我常常会想起成家的事。从年龄角度,农村里我一帮年纪的青年人,大都娶亲生子了。可我竟不能。想起成家我总会想起郭玉山他媳妇来,就想,如果有一个如她一样的村姑,结婚过一辈子,应该是幸福的。

郭玉山媳妇小名扣珍,学名凤琴。许多年不见,今天的她大约当婆婆或者外婆了吧。

 

 

新米饭

 

 

有一个时期经常搞一些忆苦思甜活动。那一阵,反修防修是大原则。列宁有句名言: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以,人们时不时要搞点猪吃的糠菜来尝尝,警惕警惕自已,免得“红旗变色人变修”一个个还不知道。这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人们有兴趣的话题是一身衣服几大千,一双皮鞋几大百。

新米饭显然不是忆苦思甜活动的节目。忆苦时新米饭太好,思甜时新米饭又太一般化,我记得我参加过的所有的忆苦思甜活动,最后似乎都以大膘肉和猪下水作甜的象征,来画句号。不过,我所说的新米饭虽不比当年的大膘肉诱人,也同样不可多得,尤其在日脚好过起来的今天。粮油市场放开前,粮店里供应的全是老陈米,所谓“深挖洞、广积粮”,粮食越积越多,锅碗里的米就越吃越陈。充饥固然很好,从美食角度就不是那么回事。我有个朋友在粮库工作,他说就他所在的粮库里,陈谷子烂籽麻最早的堆贮了有近二十年。每年新粮收上来,都往最里面的库房堆贮,然后挑最陈的粮食买给市民吃。像某个笑话说的那样:有个会做日子的当家人,在一筐苹果中拣坏动的吃,结果是吃了一筐的坏苹果。陈米虽然不太好吃,却比新米涨锅,在那个肚子经常饿得慌的年代,陈米比较受当家做日子的妇女的欢迎。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粮食绕过堆贮,产销直接见面,把粮食放陈了再下锅的现象,已不多见。

我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1969年插队农村前,我曾有幸生活在城市,有着吃定量的城市户口。这种幸运,使得我能够按照定量计划吃上粮点供应的老陈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虽不能按定量满足供应老陈米,也搞一些“瓜菜代”,毕竟有个定量标准在那里。由于定量户口的原故,那年头作为粮食消费者的城市人口成为饿死鬼的不多,尽管不少人患上了严重缺乏营养的黄肿病。反到是那些镇日“汗滴禾下土”生产粮食的农民,过不了粮食关,在自然灾害面前减员许多。那年头,米饭是极其珍贵的,讲究新米陈米显然太奢侈。

到了1969年,情形已大不同,虽然尚未到了粮食极大丰富,肚子已经不那么饥,米饭也不再是一般家庭的稀客。1969年,我来到农村,从一个粮食消费者变成粮食生产者。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粮食生产者的新米饭与粮食消费者的新米饭,其实不是一回事。这是我走上社会后的第一个认识。刚到农村那会,按上山下乡的政策可以照顾供应六个月的定量,也就是人虽然到了农村,却依旧可以再吃半年的老陈米。那时候我们都把这六个月称作断奶期。这是投生在城市的先天优越性。我所去的农村,头一年刚好粮食歉收,在这青黄不及的春三月里,日子过得稍稍滋润一点的农家,也只有中午的一顿,锅里碗里能见到米星星。绝大多数人家都是“瓜菜”掺了一些面糊糊,稀罕见到米。这也就是出了名的曾见之于当时中央文件的所谓“瓜菜代”。当周围的人都在“瓜菜代”的时候,而我却有老陈米可嚼,这种幸福实非言语所能表达。尤其是到了四月,公社粮站按国家规定也给我断了奶,使我正式加入“瓜菜代”的行列,这时再回忆嚼老陈米的日子,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么多年了,我始终找不到一种那怕相对靠点边的语言。

我当时所经历的“瓜菜代”,其实没有瓜,除非地瓜。地瓜在我们这里叫做山芋。从四月中旬到五月底麦子上场,我“瓜菜代”了近五十天,自然,与贫下中农相比,差距还很大。那时,对米和面这样的精粮,有一种特殊的渴望,我会经常想象着米、面的香味。每天扒食山芋、青菜这样的主食,就像后来吃忆苦饭那样的痛苦。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过这问题,我自己作的结论:“瓜菜代”还嫌苦,说明自己还未尝到真正的苦滋味。这时候,再看看老贫农一个个有说有笑地“瓜菜代”,就觉得向贫下中农学习,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

麦子登了场,可算有精粮好吃,却是面食里打滚:面条,面疙瘩,面糊糊。老陈米依旧见不到。记得我曾经以30斤面粉跟公社里一个北方来的技术员兑换了30斤老陈米,回家的路上,一个劲笑这个书呆子不会划算过日子,到家后忙忙淘了二三斤米,焖一锅米饭三下五除地填进肚里。人啊人,真个是欲壑难填,瓜菜代时想精粮,吃着面食想米饭。从五月到七月中旬,为了老陈米我足足害了近六十天的相思病。如今我对朋友说我曾经一顿吃过二三斤干米饭,谁也不愿意相信,总以为我在吹牛皮。我吹这牛皮干什么?提起旧事,酸楚早已淡化,唯一的益处是提醒自己原本是个吃过苦的人,在后来的岁月中总还能经得起一些或大或小的磨难。

新谷登场不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作为一个粮食生产者,从秧苗栽下去到稻子收上来,就像小孩子成长一样是个自然过程。因为老陈米的匮乏,心情便很巴巴地盼田里的稻子快点长,反倒觉得稻子的生长期,特别的长。终于巴到稻子登场,我记得头茬稻子割下来,脱出来,清理出来,当天晚上队里就开夜工,按劳力分到户。那时节,只见生产队长拎了一杆大称,会计拿了个工分本,他们共同主持了这个隆重的仪式。生产队场头河边,这时已经停泊了几条小船,一待稻子分到手,七家八户的便一起将盛稻子的笆斗扛上船,将船撑到机米厂,在机米厂排队将稻子轧成米运回家。我自己的稻子机成米运回家时,天刚麻麻亮,这已是第二天的早晨。这个时间就是我吃新米饭的精确时间。如今回想我到农村收获的第一季稻子,从它登场到变成米饭下肚,中间虽经历了大约十来个小时,却一点空档也没有。整个吃新米饭的过程,简要概括一下:那就是将稻子割下来,稻把挑到场上,用把筒将稻谷脱下来,用风斗将稻谷扬出来,一一到户后,再运到机米厂轧成米运回家,然后煮成饭,吃下肚。这就是我要说的新米饭。这新米饭自然是不容易吃得到的。

天麻麻亮时,我把淘了的新米放下锅,三五个草把就把锅烧开。这时,新米饭的清香就在屋子蒸腾,那香味是我从未嗅到过的,里边好像有青草香、泥土香,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香味儿,熏得人心颤颤的,直想哭。从那一年往后,农村的情形逐渐好转,缺粮现象也基本消除,但到了稻子登场,我依旧保持原先的习惯,新稻子一分下来立即运到机米厂机成新米,然后吃一顿不隔宿的新米饭。这时候我心中迫切的已不是饥饿,而是念着那特殊的新米饭的香味。

如今,回城眼见得已二十多年了,老陈米不知又嚼去了多少。这期间当然也吃过一些从农村带上来的新米,新米比起陈米自然很好吃,只是用它与早年在农村所享用的新米饭相比,差别就很大了。古人云: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一点我相信。二十多年前的那一顿不隔宿的新米饭,事实上已断送了我今生今世再享用新米饭的可能性。
  

 

                                        

与琴的一段缘,应追溯到插队的年代。彼时,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很是流行,社社队队都有那么一支队伍。文艺宣传的载体是歌唱与舞蹈,所以,农民们只将宣传队唤作唱文娱的。宣传队一般自秋后农闲开始唱起,唱完整整一个冬天,唱到来年春耕大生产时告一段落。唱文娱必得有乐队跟着,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异议。当年我们的宣传队里的乐队极其寒碜,十几个演员的队伍只有一把二胡。琴师姓黄,操胡琴有年月了。

琴系雅事,与棋书画并称四雅,这是日后明白的道理。我们的黄琴师却不算雅,他大字不识一个,面对简谱线谱像面对天书鬼符。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担当我们的琴师。黄琴师最大的本领是擅于依声托腔,无论新腔旧调,只要你一唱出声,他便能将琴弓一上一下锯得有声有色。在宣传队这支队伍中,琴师也是其中普通一员,并无特别之处。倘若一定要寻出琴师与众人不同的地方,只有两处:演出时,别人得在场中演唱或不时上场下场,他只坐在边上操琴;换场子时,宣传队在田埂上走成一路纵队,最前面擎了一面红旗,其后,是四件锣鼓家伙,咚锵咚锵地敲过去,再后面,是男男女女的演员,而琴师,总是掖了一把二胡走在最后。

后来,黄琴师竟不辞而别,去了安徽不知什么地方,据说他的自然灾害期间逃荒出去的妻,在那里有了下落。那把二胡便由大队革委会主任授我掖着。由是与琴结了缘,属于包办婚姻。也可以说,我是先作为琴师而后开始习琴的。好在当时年少,兴趣容易产生也容易转移,加上琴师的那种坐在边上,走在最后的与众不同,亦颇令人向往。

从初识琴弦到勉强成调,再从勉强成调到悦耳、到动听,自有一番勤学苦练的过程。这过程枯燥且乏味。想那琴之雅,必是技成之后方能发见的情趣。练琴之日,弓弦略一摩擦,琴箱中顿时有尖锐嚣音迸出,凄厉如杀鸡,虽以长筷担于琴箱之上,耳膜亦不堪耐受。日日如是,自信被锯得七零八落,雅趣从何而来?

待到勉强成调,便得出场,坐在场边与场中的演员合乐。初时,技劣加上心怯,常有与演员合不上的时候,演员唱毕下场,脸上便不好看。有的人还会在演出中丢一眼埋怨过来。那时的演出,并没有舞台,只在打谷场上扫出一块光地。没有台上台下,也没有幕前幕后,演出中出丑,可是一点儿遮掩也没有。惭愧之余,唯有归来废寝忘食地“杀鸡”。若干年后,读书读到“琴令人寂”时,不禁苦苦一笑,当年,我可是“琴令人烦”了好一阵子。

三年文娱唱下来,那一把弓、两根弦,端是驯顺多了,演员与我合时,亦觉得较原先的黄琴师为佳。坐在演出场边操琴,时有老农递一根“大铁桥”或“向阳”牌香烟过来。掖了一把二胡走在队伍后面的步履也老成许多,虽然这一年我还不到二十岁。向晚时分,打谷场上一坐,弓与弦信手张弛,柔和的琴声便自琴箱溢向暮色里。奏到得意处,直觉得有清凉凉的水,环绕着,说不出的爽然。倘是夜晚,琴声去得很远,思绪尾着琴音袅袅前去,有时竟会忘了演出、观众、以及自己,唯有一派宁静,如同旷野。

这大概便是某种境界了。曾经以为“杀鸡”杀到一定火候当能抵达这样的境界,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回城以后,不止一次在剧院欣赏过二胡演奏家的演奏,亦曾购得二胡独奏磁带细细欣赏。论琴技自当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当年打谷场上的琴韵,殊难寻觅。

 
想起那些日子

 

                             

后来,我经常想起在农村的那些日子。想起那些日子,已经感觉不到那岁月的漫长,虽然那是整整十年光阴,是我一生中最金贵的一段岁月。想起那些日子,我有时会哑然失笑,不知道的人看到我陡然地傻笑,以为我大脑有毛病。其实,我大脑一点毛病也没有。我只是一个俗人。当年插队的时候,我就不像其他知青那样,身上有一种区别于农民的特质,尤其是那些大城市的知青。大城市的知青与我们不同,他们见多识广,去的地方又主要是边境,比如北国南疆,比如北大荒。他们的打的旗号也不同,叫兵团,像部队一样。

而我所在的城市是个小县城,全县六七十万人口,城镇人口占十分之一还不到,其余都是农业人口。让我们下乡插队,只为了让占十分阶段之一还不到的城镇人口更少一些,而让占十分之九以上的农业人口更多一些。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想说明我所在城市与农村其实很接近。也许正是这么个原因,下放农村后不久,我身上的城市人的自我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到农村的第三、四个年头,我就觉得自己与纯粹的农民已经没什么差别。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事,不管我怎样脱胎换骨,农民们并不把我看作是纯粹的农民。比如,我曾经不止一次想在农村里找一个合适的村姑作为对象,然后,像正宗的农民那样生儿育女,传种接代,自此,子子孙孙当一个地道的农民。我的这一美好的愿望并不为当地农民所接受。当地农民都很狡黠,他们对距离他们并不遥远的城市一点也不陌生,对城上人的德性也大体了解一二。所以,我只能眼看着身边那些长得稍许像点样的村姑,一个个从我的身边飞走。她们最终成了纯粹农家的媳妇,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嫁给我,或者说她们的父母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嫁我这样的人。她们父母的观点:要么城里人,要么乡下人。像我这样,既不是城上人,也不是农村人,或者说,既是城里人,又是乡下人,就被认为不妥。因为他们很清楚,作为城里人我身上并没有城里人的长处,比如有定量户口,到月有地方给发粮票,比如有固定工作,到月有单位给发薪水;作为农村人我却保留了城里人的许多弱点,比如要面子,干不了重活计,用他们话说是“文不似个秀才武不似个兵”。在他们的眼里,我有点像那种三尾儿蟋蟀,人们都知道,蟋蟀要么二尾要么独尾,三尾就不对了,三尾的诨名叫“油葫芦”,即不公不母不伦不类的意思。

可三尾子也是个生物呀,所以,在农村的最后几年里,我常常梦到娶媳妇的事。城市女孩固然不会嫁给我,退而求其次罢,农村女孩也不肯嫁给我,虽然我迫切希望娶个媳妇回家过日子。到后来,农村里跟我差不多大、长得又能看得下去的女孩,差不多已经嫁光,因为乡下论婚嫁年龄普遍比城里小。除了以上两种女孩,再有便是与我一样下放的女孩,或者叫女知青。“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些女孩子对与她们处境相同的男知青,比如我,理应多出一分顾眄之情吧。可她们不。她们也有她们的难处。一般来说,女孩比男孩的眼界要高出不少,所谓“女攀高亲”说的就是这层意思。所以,当我念念中想娶一个农村女孩做媳妇的时候,她们却大都对农村少年关闭她们的少女之门。她们扫瞄我的目光,显然也是那种不屑一顾的神情。虽然她们知道我并不比她们特别差,问题是她们需要的我必须高出她们一头。当然,以她们的抱负,大约总得嫁个城里人才好,才符合规律。问题是城里人也不呆,虽说你曾经是城里人,如今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农村户口。那年头,农村户口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事情,特别是女性,按照我们的户籍管理规定,小孩的户口从来都是随母亲。所以,城里人在找对象时,特别要先摸清女方的户口,而拒绝女方介绍人的理由,常常只须道出这么个顺口溜:(这姑娘)丑到不丑,(可惜是个)农村户口。人家也就知难而退了。

当我在农村呆足了十年以后,回到城市,才发现所见到的女知青姐妹们大都没有结婚。这样一大批刚刚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又多了另一个名号:大龄青年。所幸这些大龄青年,倒也没有成为多大的社会问题,当她们到了城市以后,都以短跑速度结了婚,并且在差不多的时间里突击抱上孩子,弄得那些接受她们的工厂,一肚子的牢骚怪话,说:真倒霉!好不容易招一个工人,什么用场还没派,得先给她配房子、歇产假,难道厂里前世欠了你们不成!

 

曾经

 

 

爱萍是一个女孩。曾经,我和她在一个夜里,共同走过一条漫长的路。漫长这词用得有点夸张,从县城里到我下放的农村,大约20来里路,步行也就2个多小时路程。只因我们肩上担了一副重担,这条路便漫长起来。当年,这条路被我们走走歇歇,走了近8个小时。我们肩上的重担是重100斤(50KG)的酿酒下脚料——酒糟,在乡下,我养了一头猪,酒糟是猪的好饲料。这担酒糟可是找熟人批条子才能买到。

因为这样一副重担,当然,可能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跟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一同走在夜里,我们把这夜路走得很长。相对于我这个年龄(这一年我17岁,是下乡大约不到两年的城市青年),我显然比周边那些没有插队经历的城市青年,更懂得生活甘苦。

我和一个叫爱萍的女孩,在一个春天的夜晚,结伴走过这段路程。那个晚上,我得把一担(100斤)猪饲料从县城挑回我插队的乡下。爱萍是我邻队的女知青,她在10队,我在11队。爱萍是随父母全家下放农村的。爱萍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年龄撇开不说,光是初中毕业她比我多读了整整三年书。我们能够结伴走这段路程是一个偶然。爱萍在傍晚时候经过我城市里的家,她看见了我,问我晚上回不回乡下?我说回,不过得有一担酒糟挑回去。不知为什么她竟然愿意与我同行,并且愿意分担我肩头的重担。那年头,人很纯朴,许多年过后,想想这样的事情,觉得当年的一些事似乎不好理喻。当年,才17岁的我,有一个成份较高、家境又颇为艰难的家庭。这一点,我很有自知之明,且因此笼罩着强烈的自卑之感。这一点,爱萍大约能感觉到。

一个17岁的男孩和一个19岁的女孩,在一个春天的夜晚,走了一条不长也不短的夜路,还挑了一副不重也不轻的担子。

那天,我们之间都说了些什么,如今已经记不大清楚了。我的印象里,春天的夜晚有一股无名的花香与草气,我们经过的路大都是乡间的灌溉渠,也有一些比田埂宽不了许多的支渠,全是土路,路上布满许多雨天被泥脚踩成的脚窝儿,坑坑凹凹,那天夜里,我们两人都不觉得累,从晚上7时到凌晨3时,我们轮流挑着一副重担,步行了20来里地。如果没有她,我想,我一个人无论如何是走不了这么长的路,而且还得挑一副重担!

有一点很清楚,我们彼此没有相爱,甚至连相爱前的某种好感也说不上。相爱这个词,无疑是今天回忆往事才使用的,当年我肯定不会用这个词来表达感情,并且对它的含义也不是很明了,想也没有想过它。爱萍有一个妹妹叫爱菱,与我同龄,相比较而言,我跟爱菱的关系也许更近一些。可是,那天夜里,不是我和她妹妹,而是我和她一起走过一条漫长的夜路。许多年以后,我经常会想起这样的一个夜晚。

大约在那个夜晚过去的两年之后,她已经被招工回城,在一个食品加工厂工作。我又一次在城里遇上了她。她把我带到她所在的工厂去玩,并把我介绍给她的同事。那时她们一批回城的青工都住在单位集体宿舍里,她向她同事介绍我是她同插队一个地方的知青,还特别强调我很聪明,特别聪明。我当时很有点不好意思,为了跟异性的接触,也为了她的夸奖。不过,打那时起,我仿佛明白她其实在心里有点儿喜欢我,或者说喜欢我的聪明气。然而,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说过,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流露过什么。到是她的妹妹爱菱在她回城过后,开始与我有了过多的交往,并且好像带了那么一点感情色彩。

爱萍后来嫁给一个复员军人。爱菱也没有跟我成事。我不明白得爱菱为何跟我没有成事?这个与我同龄的女孩待我其实很好,当时我不明白,甚至许多年后依旧不明白。直到今天写这篇回忆短文时,我才猛然醒悟:原来我是喜欢那个爱萍的,只是我当年不敢表达,也羞于表达。这么说来,爱萍的妹妹爱菱和我之间,原来隔着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爱萍。想必是爱萍阻隔了我们彼此再向前跨上一步。

社员都是向阳花

 

 

《社员都是向阳花》是一首老歌,在“人民公社好”的年代,很少有人不会唱。现在的年青人不知道人民公社为何物了,想必也不会知道这首歌。农村的青年也不例外。农村的青年如今都在城市里打工,过着城里人难以想象的困苦的生活,可他们就是不愿意回到那片风清水秀的土地,因为,在城里打工苦归苦,却比种地来钱多。在人民公社年代,也有些精明的手艺人,自恃有个瓦工、木匠的技术,偷偷离开土地,外出做活、打工,被称之外流人口。这现象虽然极个别,生产队也要发动群众逐一清理回来,严重的还要开批斗会,割他们的资本主义尾巴。

如今,人民公社不存在了,田地分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资本主义尾巴也没有人再去割。现在是满街跑着资本主义的“豺狼”,许多人在后面追,不是为了打它,为的是仿效它。

农村依旧穷。虽然村村都有砖砌的新楼房,大都空关着,因为挣钱回来盖房的年青人都生活在城里,充当廉价劳动力,去做城里人不愿做的苦活、累活,这些新砌的房子,一年里未必能住上个十天八天。今天的农村是没有年青人的农村,那些分到户下的田地,留给走不出去的老人、妇女,还有少数在家乡读书的孩子,由他们齐心协力去耕种。

年青人的扎堆出走,使得今天的农村暮气沉沉,走村串舍,所到之处,除了老人还是老人。精壮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农村里的耕作,也不再是过去那种精耕细作的做派,今天的农村,“省事田”、“懒人田”随处可见。过去种田是绿肥铺底,农家肥当家,如今农村野草遍地,谁也不去割,哪来的绿肥?靠化肥吊地力,田地越种越瘦。有些地方干脆把农田挖成水塘,搞养殖,养鳖养虾。过去种植水稻,都有育秧、插秧、蓐草、打耙这样一些耕作过程,如今农村水稻也搞直播,把育秧、插秧都省略掉,直接把稻种撒到机耕后的麦垅上,再满上水,任水稻自生自长。农作物的种植栽培都成这样了,粮食的产量、品质怎不大幅度下降?

当年人民公社的老社员,如今大都到了九斤老太的年龄,偶尔也会说一些九斤老太的话,抱怨抱怨天地人。不过,他们的孩子听不到这些抱怨,他们的孩子生下来是几斤,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今天的他们都生活在城里,到年下回来过春节,才可能一家团聚。

有一个冬季,我来到我原先插队的里下河农村走走。农闲时节,老人们没有事情打发时光,掇了一个个条凳,一溜边,坐在屋檐下晒太阳。农村都这样了,不晒太阳,你让这些老社员们整点啥!社员都是向阳花。我忽然想起这首老歌,那旋律依旧熟悉如初,顺口就能哼出。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然后是副歌:“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

 


1970年夏天

 

 

1970年夏天,特大的暴雨,昼夜不停,直下得昏天黑地。社场上,收割上来的麦子来不及晒出,全泡在水里,发芽了。水稻成了真正的水中稻。那些已经长得有模有样的早稻,和刚刚裁插下田的中晚稻秧苗,都沉在水下,透不过气来。不仅农田,那些高于农田的圩埂以及土路,也一无例外地沉到水下。

1970年夏天,我站在我的茅屋前,站在茫茫一片大水中,茫然无措地望着眼前的一切。身后,茅屋的板门上贴着一副依稀可见新气的春联:身居茅屋,心安天下。这是当时流行的大话。我所在乡村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有书写着新内容的春联,诸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人定胜天,其乐无穷;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风吹日晒,这些春联早已褪了红颜色,大都残缺不全。

1970年对于我,原本是令人向往的一年。1970年带给我一种特别的兴奋。到1970年秋天,我就满17周岁了。17周岁一直是我内心里的盼望。为什么不是18周岁也不是16周岁?我为何如此盼望着17周岁。这里面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许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17周岁原来是我渴望的一个仪式,因为到了17周岁,我的知青身份就不再有疑问了。在《杂色》文章里,我曾经说起当年插队时的经历,里面有这么一段话:“1968年12月,我既不是老三届也不是社会青年,年龄也小他们两周岁,却轻易就‘混’进那支队伍,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且在这条道路上走了整整10年。因为不是正式知青,我也就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知青组,下去是一个人,上来也是一个人,就这么简单。对农民来说,我是城上下来的,与土生土长的他们不同,对知青们来说,我年龄小、学历低,不属于知识青年的阵营,与他们也有些不同。而我,就在这两者之间,渡过我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10年。”由于实际年龄不够知识青年这一事实,虽有被街道居委会主任诱骗下乡的前提,总还是觉得自己的知识青年身份有冒充之嫌,无任是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还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我来说,多少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心里头一直不实在。到了1970年,我终于可以踏实起来。因为,我就将17周岁了。我终于够年龄了。

1970年春天,我开始有了自己的草屋。此前,因为我不是知青小组成员,单凭一个人下乡时那点建房经费不够建成一个草房,所以,在一个社员家里借住了一个冬天,然后又借住在生产队的牛屋里,住了一个夏秋。我还记得,第一个冬天过后,生产队的老牛出了屋,它那间越冬用的牛屋就成了我来农村后的第二个居所。虽然,屋子里有一股浓冽的尿臊味,我依旧很高兴,因为借住在社员家里,毕竟没有一个人居住那种自由感。尤其是,我借住的人家有一个与我同龄,长得非常漂亮的村姑,她的名字叫桂秋。当年,桂秋其实是我选择到这个地方来落户的一个初始动机。这件事我略过不提。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住在桂秋家就非常的不自在,这种不自在来自于对她的好感。住在牛屋自有住牛屋的烦恼,而且住不长久,冬天一来,我又得把房子腾给老牛。

这回是住进生产队长家里,生产队长家没有桂秋家房子宽大,我只能在他家堂屋里搁一个临时铺。这就比住在桂秋家也不如了。在桂秋家我住的是一个小厢房,关起来门来,还有一个小天地。住在队长家的堂屋,等于住在生产队的会场。生产队开会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社场,一个就是队长的堂屋。来到农村的第二个冬天,我就是住在这么一个地方。队长家堂屋几乎是一个公众场所,我睡的床铺也是一个公众座位,男女老少,人人都可以坐,甚至可以躺下来。这是1969年冬天的事。生产队长其实也不愿意我住在他的堂屋里,这样,他家等于多了一个守夜人或者设了一个值班室。在家庭的屋檐下,多了这样一个角色,队长家的隐私似乎受到了侵犯,我睡的堂屋与队长夫妻住的房间,只隔一扇不隔音的板壁,对于他们来说,就非常不方便。一个冬天熬下来。我难受,他们比我更难受。于是,1970年的开春,生产队决定替我建房了。生产队的决定或许与生产队长的不自在有着重要关系。

1970年夏天,是我到农村后的第二个夏天。这时,我的草屋刚建起来不久,从屋顶上的麦草、土墙上的草帘以及铺板门上的红春联,都可以看出这是两间新草房,尚未褪尽新气。

1970年夏天,我站在我的新屋前,面对白茫茫一片大水,心中一派茫然。也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惊讶。我惊讶地意识到,我终日走来走去的乡间原来是那样低洼。1970年夏天,农田里已经看不见庄稼与伺候庄稼的人。挂在榆树梢的高音喇叭也没有了那些声嘶力竭的声音。抓革命,促生产!战天斗地,大灾夺取大丰收!这样一些口号似乎也被狂风暴雨冲击得七零八落。那高音喇叭原来还会播放一些激昂的革命歌曲,比如《社员都是向阳花》、《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为了暴雨的缘故,断断续续,有一阵竟然哑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一片大水面前,生活中原来一些内容似乎发生了质的变化。曾经喧嚣的一切都已沉寂下来。而这时候的天,是一片漏到底的天,狂暴的雨鞭,劈劈叭叭地抽打着,天地间传出一种奇怪的空洞的共鸣声。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我不知道毛泽东这首词的具体填写背景。1970年夏天我站在一片洪水面前,忽然想起毛泽东诗词及其语境。在一片汪洋一般的大水中,浮在水上的是房屋以及围绕在房屋一周的树木,令人想起孤单,与无助。事实上,许多建筑在老垛基之外的后建的房屋,有很多已经进了水,除了那些垛基筑得很高的老庄台。1968年冬天,我刚来到这里落户的时候,对那些筑得像城堡一样的垛基庄台,有点不理解,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房屋建在一个高高的小土山上。1970年的夏天,当我赤脚站在一片大水中,看到那些老庄台上的人可以穿着鞋站在家门前,而门外,暴雨倾泻,庄台下面急流湍涌,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老垛基要筑那么高!

筑得很高还有外河沿的土圩子,它们像长城也像关防,不过不是用来防寇、防贼,这里圩子的作用在于防水。1970年夏天,由于雨水的缘故,圩子外面的汝定河,水位很高,尤显得圩子里面农田的低洼,发大水的时候,站在圩顶上,看看圩外的很高的水位,再看看圩内的很低洼的农田,就会觉得“锅底凹”和“大水缸”这种形容词非常贴切形象。如果没有那场暴雨,我也许不会很在意我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这里的水系态势。

这里是一片凹地。地理位置虽不是很偏,中国的中东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有一个名闻遐尔的里下河地区。据说这里是中国版土上最低洼的地区。经过这里流向江海的有两条河流,一条是在西边大约十几公里处流过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也被叫做上河,大运河对于这片土地的功能主要在于灌溉,另一条是东边濒临的汝定河,汝定河通常被人们叫做下河,汝定河的作用则在于排水。上河与下河,都是外河。在上河与下河之间,还有许许多多无名的河流,在这片像河套的土地上纵横着。从水系学角度,所谓上河应当是水位更高的河,通常上河(京杭大运河)的水流经这个流域,分流出一部分水用以农田里的灌溉,这地方的灌溉也因此有一个特殊名称叫做自流灌溉。上河分流下来的水经过内河的河系,流向汝淀河(下河),再经过鲁定河流向黄海。从西面的京杭大运河,到东侧的汝定河,这一片土地有着一个通过必要人工调节的自然灌排系统。这一片耕地也有一个特有的名称,叫圩田。然而,1970年夏天的暴雨让我明白,到了发洪水季节,这一系统就不再受人的调控。上河里的水位因为上游洪峰通过长江的缘故陡涨,这时,所有通向上河的闸门全部堵死了,不仅不能分流,且得防范运河堤防会否决堤,相对于这片土地,运河是一条高高在上的悬河,运河的河床比这里的屋顶还高,一旦决堤,那水流就会像瀑布一样冲将过来,这样的灾害正好用得上一个成语:灭顶之灾。好在这样的灾害并不经常出现,据历史记载,京杭大运河最近一次的决堤是1931年(民国二十年)。虽然后来,在1943年,1956年,曾经出现过接近1931年的洪水,却因为有效的防范避免了可能的灭顶之灾。1970年的夏天,各顶水文数据都标志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与之同时,汝定河即下河的水,一到发水季节就因为来不及泄流而上涨,到了河水上涨到高于内河的水平就会倒灌。这时,人们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汝定河圩子所有通向内河的口子一一堵死,把所有能用于排水的器具集中在圩子上来,动用所有能动用的人力,让圩田里的水翻过一道高高的圩子,排入比圩内水位高出很多的下河里去。

这时候,人们已经无法穿鞋了,事实上从夏天开始,我就没有穿过任何鞋,包括雨鞋。在这场大水面前,我所有的鞋子都已经坚壁清野。民间往往把穿鞋的与赤脚的比作不同的阶层,可是,在1970年的夏天,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鞋已经是奢移物。其实不仅仅是鞋。如果你到圩子上,到抗洪排涝的第一线去,你会发现那里汉子们的衣服也全是奢侈物。在汝定河圩子上,我看见了许多不穿衣服、全裸的男人,在那里踩水车。那些雄性的男子,把全副阳刚交给脚下的水车,他们6个一组或者4个一组,使劲蹬踩水车。这些都是大队、生产队的头等劳力,全是25岁以上45岁以下的汉子,这里,年纪稍许大一些的或者年龄稍许小一些的,都不能顶在这样的前沿,承受这样的劳累。

这时候,所有圩田地区的水车以及所有能用于排涝的工具,所有强壮劳力,都集中在汝定河的长圩子上。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比任何口号都更激烈的场景。这时候,整个大队的人力水车,都一字长龙地排在圩子的坡子上,每一辆水车上都吊着六个汉子或四个汉子,拼命蹬车排水。这种排水的方法通俗的说法叫踩水。每一辆水车上都搭成一个窄窄的雨棚,每一辆水车旁边,另有同样的六条汉子或四条汉子蹲着,换筹子休息,随时准备接班踩水车。这就叫歇人不歇车。那是一种可怖的强劳动,25岁以下的青年不能全顶上,用农民的话说,那会把人做伤了,45岁以上的也不全顶上,那会把人做病了。

这就是里下河农村特有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洪排涝。

1970年夏天,我的新草屋也进了水,放地上的桶呀盆的不值得也无法坚壁清野的东西,全浮起来,人在地上一走,它们就在泥水里晃漾。一年前,1969年夏天,我还住在生产队的社场上。此时,整个生产队社场也全部沉到水下。

大雨依旧在下,不听任何劝阻地下。

我门前的小菜园全部沉在水下面。还有我草房左侧的猪圈与鸡栏,它们都在水里,我饲养的那头猪早已离开它的窝,跟我住到一起来,它依旧不知足,全不知道因为这场大雨,我已经把它的地位大大提高。还有鸡,我的鸡舍,地身原比猪圈的位置高,它们的院子是我屋子东边的一间房的位置,它们夜里栖息的窝就在我的屋内。可是,屋里一进水,我的猪与鸡就再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我的屋子里一地的水,猪在泥水里跋涉哼哼唧唧地嚷嚷,鸡扑楞楞地飞,随便拣一个可以栖止的地方,像鸟儿用爪子捉住一根树枝,蹲在上面。

1970年我还不知道有《圣经》这样的书,我也不了解宇前的洪水和方舟的典故。1970年,让我遭遇一个在城市里永远不会得知的特大洪涝灾害。1970年我说不上是恐惧,还是略有点兴奋,不,这些说法都不够准确。

1970年夏天的暴雨始终下在我的记忆里。如果没有1970年夏天的洪水,我就不可能那样真切地体会何为真正的凹地,以及凹地对我的慑魂扯魄的魔力?许多年后,我在一本诗集的后记里这么写到:“苏北里下河地区是你的出生地。那是个出了名的低凹地区。你的始终的‘凹地’意识是否缘此而生?你不知道。你只知道:那一片‘凹地’起始遥远;你只知道,生是无法选择的。走出凹地,是纠缠你至今不解的情结,而‘走出’的欲念,又使你永远地与‘凹’为伍。因为,向前向上每一步的跨出,会给人一种感觉——那已经踩实的一步仍在低凹处。”如果没有1970年夏天的那场暴雨,这片起始遥远的凹地也许会和我失之交臂地错过,我的始终的凹地意识也许就不存在,而这个纠缠我一辈子令我始终不得安宁的凹地意识,对我而言难道只是一种不幸吗。

许多年过后,我对1970年那场大水其实充满感激!因为,它让我明白了自己的生存处境,而明白了这样一种处境后,我的内心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带有原始状态的动机:走出凹地。虽然我当时并不明白怎样才能走出这片凹地,虽然我当时还不能明白在“宇宙的永恒与无限面前,‘走不出凹地’才是唯一的绝对的命题。”凹地,凹地。1970年夏天,我的还不满17周岁的智力,已经能让我明白有两个重叠的凹地,横垣在我面前:一个凹地起始遥远,一个凹地与生俱来。

1970年夏天,对于我生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说1970年以前我还是浑浑噩噩没有开智的一个少年,1970年夏天我已经清醒,我已经成为一个理智的青年。当时有一个政治斗争的术语:击一猛掌。说的是被斗争对象若是沉迷不悟,革命的动力就得对其采取革命行动,从后击一猛掌,促其反省与觉悟。1970年夏天的大暴雨,即是对少年的我,击一猛掌,令我警醒。1970年夏天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期,尽管我当初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

许多年后,当我回想起1970年夏天,忽然觉悟到那样一场特大暴雨以及随之而来的洪涝灾害,原来对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味,或者说,我今天的一切始于1970年的夏天。
我的老师

 

1966年我小学毕业,从此失学且无缘再与学校发生关系。因为年代久远,恕我已不能真切记得小学时期的老师们。印象里有一个印寿松老师,教语文,大约系旧学堂过来之人,当时年龄已很大,络腮胡,脾气爆躁,有时会给调皮学生来一些小体罚。有一位女老师叫陈淑宜,大眼睛,梳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做过我小学三、四年级班主任,是我心下暗自喜欢的老师,只是她不喜欢我,大约是因为我小时候太调皮的缘故吧。还有一位方老师,已经叫不出名字了,代过我们班半个学期的课,是一个阶级斗争意识很强的老师,四方脸,有棱有角,不苟言笑。记得夏天去支农,我和几个手脚麻利的学生负责把整个麦捆分成一小把一小把,由另一些同学握着分小了的麦把,去滚桶上脱粒,同学们络绎不绝挤到我们面前取那些分好的小麦把,带着小孩子常有的争先恐后,来来去去好不热闹,我不知为什么就嚷了一声“生意兴隆啦!”劳动后的总结会上,方老师就拿我这句话来做阶级分析,说我的头脑里有剥削阶级意识,说得我一愣一愣的,同学们都用怪怪的眼神盯我看。那一年我才11岁。

小学里的老师,我印象深一些的就这么多。有一个学校以外的人,也不知道该不该叫他老师,却让我一直记着到今天。他的大名叫李蔚亭,比我父亲年长一大截,父亲叫他李老,我也这么叫。叫他什么没有实际意义,他是个板聋,铁炮也轰不动。也有人直呼李聋子,是喊给不聋的人听的,不含贬意。很小的时候我随父亲去过他的书房。李老的书房临街。街边房,总不甚静,不过,对李老而言,任何环境都是静的。绝对的静。他的这种感觉,会使任何一个来看他的人受到感染。一踏进李老的书房门,身后那条喧嚣的小街,顿时退潮一样,一下子退出去老远。

这时,就可以看到一张古色古香的书案。李老便坐在书案后的椅子上。椅是旧戏台上常见的太师椅,被磨得极黑极亮。书案上摊着一两本书。线装书,竖排的字很大,笔划粗且匀。李老戴一副眼镜,那种滴溜溜圆的老花镜。危然正座。右手的长指甲揿在书页上,由上向下,从右到左,缓缓地移。极专注。有一只猫,不知打哪里钻出,黑色闪电似的一窜,半点声息也没有,已蜷在李老的鼻子下面了。那畜生扬起脑袋,瞅着主人的圆镜片,擎起一只雪白的前爪,喵喵地叫。似乎明白它主人的眼睛比耳朵好使。李老看书的视线被它截断了,只得从书中退出来,抬起右手,用食指点着猫的白鼻子,漏出些许顽童的憨态。那猫似乎很激动,“喵呜喵呜”地叫得极亲昵。李老这才转向门边,微倾着头,让目光攀过眼睛框架,从那上面迎迓来人。显然,这猫是在通报来客了。那猫浑身乌亮亮像一匹纯色的黑缎子,四只爪子和那粒鼻子煞白。当年在我眼中,这猫比它主人更引人注目。它有个好名字哩,叫“乌云罩雪”,李老抚着猫脊说。猫随着李老抚爱的手,惬意地屈伸身躯。李老说话嗓音好,浑厚且多共鸣度,瞅他嘴闭上,声音一时还落不下,余韵袅袅。

李老与人交谈的方式很特殊,他说,你得写。李老书案上有一块尺半见方的小黑板,搁有粉笔,湿抹布。一般情况下在你书写过程中,他已把内容读了去,便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不假思索。李老的这种交谈方式,限制了一些人与他对话的可能性,比如不识字的人。所以,李老这里是真正的“往来无白丁”。

年龄稍大一些,我常常一个人来他这里,用粉笔跟他对话。准确的说法是请教他一些问题,然后听他一个人说话。在他这里,我知道了不少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比如旧体诗的做法,平仄、押韵、对仗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等旧诗常识,他还让我明白了旧体诗(不管律诗还是绝句)都有个起承转合,而其中“转”在第三句或第三联,是一首诗成败的关键。他举了许多例子,比如“无情最是台城柳”、“忽见陌头杨柳色”、“何当共剪西窗烛”、“可怜无定河边骨”等等,都是诗的第三个句子。这些他信手拈来作例的诗篇我都记了下来,许多诗篇直到今天仍能背诵。还有:“五岳四渎”到底是哪五座山哪四道水?何为九州何为五洋?五胡十六国时哪五胡?十六国怎么划分?五代时期的“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的承替与更迭?等等。李老大约属于那种“述而不作”的人,喜欢有人听他说教,不过,他的知识也确实渊博,可以说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鸟兽虫鱼,在幼小的我的心目中,他仿佛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活“字典”。

李老年轻时候并不耳聋,据说在旧学堂读书时,才高气盛,风流倜傥,曾写过“颠覆”三国孔明的文章,刺诸葛亮妒才致庞统早逝云云,闹出过学堂风波。关于这一点,我听我父亲说起过,偶尔也会从李老的语气中,听出一点自恃才高的味道。印象较深的,他曾不止一次表露出对郭沫若的不屑,好像是从一副对联那里说起,那是郭沫若题在杜甫草堂的一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依了李老的意思,他认为这两联的语气不同,对得不工稳。当年听他说说,好像他说的蛮有道理,许多年过去,当我在杜甫草堂细细品读郭沫若的上下联,又觉得似乎也不像李老说的那样出格。不过,当年我年纪小,不知就里,听得兴趣盎然,而他有我这么一个好听众,也就不管这听众是小孩,照样说得摇头晃脑,意趣风生……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我差不多也到了李老当年对我说教的年龄。我至今依旧不敢把李老称作我的老师。严格来说,他是我父亲或者说父辈许多人的老师,我只是比较幸运,能在少年时遇上这样一个饱学的老先生。

高邮人心中永远的汪曾祺

 

 

我与汪曾祺只见过一面,1993年我在《钟山》供职,杂志在京召开小说发奖大会,遍邀京城小说名家在新华社礼堂聚会。这种见面或曰认识太寻常了,如果不是晚餐时与汪曾祺坐一张席面,有过几句对话,并因为我的一口高邮方言,引得他转头问起我家住高邮哪里?恐怕这辈子只能说我认识汪曾祺而汪曾祺未必认识我吧。

更早些时候,与汪曾祺倒是有过一次间接的联系。提供这次间接联系的人是当时在高邮供职的王干先生。1987年前后,我在泰州文化馆工作,一帮热衷于文学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凭借地方文联扶持文学创作的好风,想搞一本叫做“苏中文学”的文学期刊,通过王干转致汪曾祺先生并请他题写刊名,汪曾祺先生好像主张刊名宜用“里下河文学”,还应邀寄来一帧刊名题签。当时的泰州市文联好像不认可“里下河文学”这刊名,原因不详。泰州作为里下河门户,里下河在它身后。大约人们都喜欢朝前看,朝上看。

里下河不是一条河。里下河是一个由无数河流组成的水网地区的统称。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河流都属于里下河,它们中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名字。生活从来就是这样,一代代人从这个世界上离去,能留下名字的总很少。里下河还是一些不知道流向的河流,有时,风向就是它们的流向。里下河的河流更像停泊在水洼里的水,有一个基本水位线,在这个标高上基本不流动,雨水多了,水位线提高,会漫出去一些,天旱的时候,圩子外面的水也会流进来一些。里下河的某些区域,水面高程在海平面以下。曾经有一种说法,百川归大海。还有一种说法:水往低处流。里下河的水是不会流向大海的,因为地理上的原因,从里下河流向大海有时就成了水往高处流,这不符合自然规律。

由此可见,这地方的一上一下,差别很大。上意味着外面,下意味着里面,上意味着高处,下意味着低凹,上意味着前,下意味着后,上意味着干,下意味着湿,上意味着富,下意味着贫,上意味着开放,下意味着保守。地处里下河门户的泰州,可能还是觉得“苏中”比“里下河”更符合自己的身份吧。里下河留给我的记忆,似乎也是与低凹、潮湿、贫困、保守这样一些内容联系在一起。

当我在汪曾祺小说中读到这样的文字:“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我愣住了好半天。我愣住的原因不仅为了汪曾祺的美文,虽然这些文字确实美。而是我在那时想起了里下河,想起那些长满芦苇的草荡……汪曾祺笔下的景致,我见过岂止一次两次,可在阅读汪曾祺的文字前,我怎么就没觉得它这么美好呢?或者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故乡在文字里可以这么美!还有,生活与文字,它们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文字美?是里下河本身美?还是因为汪曾祺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汪曾祺写家乡的文章我都读过,有的还不止读一遍两遍。汪曾祺文字里有一股水生薄荷的气息,很沁人的那种。开始并不怎么明白为何会这样?后来从他“文中半是家乡水”诗句中明白,那是里下河的气息氤氲在他的文字中罢。作为一个同乡,我读他文字时,其实也是在一遍遍读自己的记忆。读自己的记忆可以看作是一种内视。内视的“视”,想必也有角度,有感情色彩。汪曾祺的文字以及文字中弥漫的气息,不知不觉渗入我对故土的记忆。有一个文友曾经对我说,怎么你一写到里下河,文字就生动起来?我说不知道。现在想来,或多或少与我的同乡汪曾祺有点关系吧。汪曾祺以他的美文濡染了我贫瘠的记忆。我的故土,我曾经许多次徘徊过、渴望从那里走出的几乎是一贫如洗的乡间,原来有这么美好!

不仅如此,汪曾祺的文字还似乎延长了我的生命的长度,使我似乎早生了30年。我出生前30年的人和事,甚至河岸河床,都已天翻地覆。我记事的时候,诸如挡军楼、庙巷口这样一些街区、建筑,以及与之相关的风土人情都被拓宽的大运河挖进河床,留下的只有不知所详的地名以及“人老河宽”那句老话。汪曾祺用他记忆的锹,从湮没的河床中将它们一锹锹挖出来。还有大淖、东街、以及北市口一些老字号店面,如今也只能在汪曾祺的文字中看到了。从这层意义上,汪曾祺的文字让高邮人延伸了自己的记忆,延伸了自己对这片故土的认知与了解。记忆这东西,像游子的乡思,游子的梦境,将随生命的中止而消逝。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个已经不复存在、仅保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故土,如何能够走出地方文献那样枯燥的文本?能够形象地让后人们得知呢?由于汪曾祺和他的那支如椽大笔,我的故土得已永生,在他那些织满乡情的文字中,故乡旧貌得以永存。

对于高邮人而言,汪曾祺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还标志着一种高度。而这种高度的意义不好具体去叙说,有时近乎一种“场”,就像人们说起历史文化积淀常常要说到“人文荟萃”。人文荟萃对于一个地方的意义是不太好说的。然而,它一定有意义!历史上高邮的秦少游,就曾是一种标高的刻度。作为婉约派代表词人之一的秦少游,想必对汪曾祺产生过影响,这影响未必是直接的,未必是当事人意识到的,甚至也不体现在受影响的人读过、背下了多少秦少游的诗词。同样,汪曾祺对于今天的高邮人而言,也有着类似的意义。汪曾祺生前,就人们常说高邮特产鸭蛋,笑辩说:高邮还有秦少游!汪曾祺说起秦少游,其内心恐怕还不止是“与有荣焉”,就像今天我们说起汪曾祺一样,“与有荣焉”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

高邮是个著名的凹地。“凹地”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意识。汪曾祺,向我们提示有一条通向外面的路。这种提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只有高邮人才能体会到。就是说,并非有一条明晰的道路在哪里,让后来人沿着那条路径直往前走,便走出“凹地”。没有那么简单。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没有。汪曾祺的提示近乎暗示,但确凿存在着。如果说,这片起始遥远的“凹地”必得有一条可以走出的途径,汪曾祺则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总也走不出的凹地。总也得走。许多无奈,许多迷惘,然而,眼前忽然一亮。

汪曾祺先生对高邮的意义,对高邮人的意义,对高邮文化人的意义,远不止我写出的这些。

在高邮人心中,汪曾祺是永远的。

 

 

张学诗作品

张学诗,男,1954年3月出生于兴化市大营镇丰乐舍,大学学历,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和散文诗集《悠远的地平线》、《永远的白风景》、《清远的自然风》、《第四十九圈年轮》、《在炊烟和牧歌里》等。

 

 

舍上春

“春在溪头荠菜花。”

只有在潺潺的水流缠绕、四野的风没遮没拦地吹过的舍上,才最先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舍上,青苍苍的穹庐下绿茵茵的原野上散落着的零零星星的房屋,或高或低或横或颠或砖墙瓦盖或土坯茅檐,带着点儿原始带着点儿古朴的况味。这儿,才是春,最先青睐最早落脚的地方。

假如,你在水边,低头驻足,总能寻觅,那嫩嫩绿绿的荠菜上,正孕育着一簇簇米粒儿大小的花骨朵儿。

春野上,还有比这荠菜花米粒儿大小的花骨朵儿更娇小的花蕾吗?它们,乃是春天的使者呢!用一只只纤纤的绿手,最早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

舍头舍脑,地头河畔,一棵棵老桑老柳老榆老槐老楝树上,已经开始柔软了的枝条上,也泛起了润润的春意,在悄悄地孕育着一粒粒鼓鼓的新芽。

在这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舍上,最是欢悦的,莫过于一只只欢噪着的花喜鹊了,成双成对的,在蓝蓝的天幕下,在绿绿的麦野上,在高高的树丫间,快活地飞翔。它们,是在做着孵雏的准备呢!在这春天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

“人勤春早”。这舍上的乡亲,才是春天真正的主人呢!

早上,沐着初升的太阳,一个个男人,或是女人,正扛着把铲锹,去青青的麦田里理墒,好让那早春二月如期而至的100个春雨,美美地滋润着麦苗,然后,在麦田的墒沟里顺顺畅畅地流淌。

从麦田回来,还会扯上一篮子喂猪或是喂羊的新新鲜鲜的野菜:荞荞儿、兔兔苗、馒馒蒿、灰灰条、叫叫草……那也是一篮子新新鲜鲜的春天呢!

晚上,一边听着电视里的戏文,一边搓着一框一框的草绳,或者编着一挂一挂的柴箔,再随心随意地,听着窗外春雨滴滴答答地降落。

早春二月,农历初几了,十几了,二十几了,是多少日,就是乡亲们所说的多少个春雨了;待到这一个月结束,数完了100个春雨了,这一年,就一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这舍上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美好习俗,也是对这美好春天的一种美好的注脚呢!

“打了春,赤脚奔。”

舍头上,或者是麦野的小径上,或许,还可以见几个光着脚,一路欢快地走着的男孩女孩。他们,在最早的接着地气,感受着春的气息。

——这也是舍上流传下来的习俗了,古老,而又新鲜。

是的,古老,而又新鲜。它没遮没拦地悄悄儿地生长着。

——这就是舍上的春天。属于我的故乡丰乐舍的春天。

 

第100个夜雨

今夜有雨。

拧亮台灯,坐在床头,听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

早春二月,这淅淅沥沥潇潇洒洒的雨丝呵,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半个世纪前120里外的故乡,那个叫做丰乐舍的小村了。

也是这般的夜色,也是这般的雨声,我就在那温暖的茅屋里昏黄的灯光下低矮的小凳子上坐着,陪伴着爷爷,看他用粗大的手掌娴熟地搓着草绳。

这用一根根黄黄的稻草搓成的或粗或细或长或短的草绳呵,和乡里人的生活是那样的密不可分呢——编个草帘子要草绳,压个柴箔子要草绳,插个竹篱笆要草绳,挖条沟呵理条墒呵,打个棉花钵子呀栽个秧呀,需要笔直的拉上线,也同样的离不开这草绳……

而在这长长的雨夜里搓草绳,也便成了爷爷拿手的绝活了。随着一根根黄黄的稻草在他的掌心里圆熟地转,他坐着的长长的板凳后面也便垂下了一圈又一圈粗细匀称光滑柔韧的草绳了。

那是在温暖的茅屋里昏黄的灯光下寂寞的雨夜里一幕又一幕挥之不去的剪影呢!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还清晰地映现在我的眼前。

和着屋外滴滴答答的雨声,爷爷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唠开了,而这些滔滔不尽的话语里,多半是与这淅淅沥沥的春雨有关。

什么“门前千棵竹,家有万卷书”呀,什么“春雨滑如油,下得满街流。跌倒解学士。笑死一群牛”呀,听起来,总是那么新鲜,那么有趣。

后来,读大学了,才知道那个叫做解学士的,便是兴化历史上有名的神童和才子解缙。只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到的关于解缙的文坛掌故轶事奇闻,远没有在那温暖的茅屋里昏黄的灯光下寂寞的雨夜里从爷爷那儿听来的那么生动,那么传神。

还有,关于早春二月的这夜雨呢,在爷爷的口里,不是一场一场的来计算,而是掰着指头,一个一个的来数的。

初一下了一场夜雨了,便算一个,初五下了一场夜雨,便算5个,初十下的夜雨,便算10个,月半下的夜雨,便是15个了……只要在这早春二月里数到了第一百个夜雨了,这一年,便一定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这一种近乎于古老近乎于原始的计数呵,不也是一种纯朴善良的祈愿吗?那是一个温驯忠厚的老农,在那不乏愚昧不乏饥馑的年代里,对于上苍发自内心的祈求与期盼。

写到这儿的时候,我的眼里,不由得湿润了。作为农人的后代,一春又一春,一年又一年,对于故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我和我那在风里雨里泥里土里辛勤劳作了一辈子已经过世了几十年深埋在黄土地下的爷爷有着一样的执着一样的虔诚。

顺着遥远的记忆,听着窗外的雨声,我在翻阅着床头的台历……

天若有情,在这早春二月,它一定会慷慨地赐予我的父老我的乡亲一辈又一辈一茬又一茬耕耘着播种着的这块土地100个夜雨的……

又忆起了陆游的诗句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当这100个夜雨淅淅沥沥情洒大地的时候,我故乡的村头舍脑一棵棵杏树上洁白淡红的杏花呀,也该次第开放了吧?

到时候,我要回一趟故乡,采一束杏花,捧在胸前,仰望苍天,然后,高高地举过头顶……

 

永远的丰乐舍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倒了一趟又一趟的班车,经过一座又一座的村镇,在一个春和景明的日子,我和妻又踏上了通向我的故乡繁花闪闪曲曲弯弯的小径了。

潺潺的河水相络,悠悠的木桥相连,这就是我魂牵梦绕叫做丰乐舍的故乡。

原来的七八家房屋只剩下三家,大多以高高大大的楼房砌到规划一新的农庄上了,只有我那76岁的父亲和79岁的母亲居住了大半辈子冬暖夏凉虽然低矮却很结实的三间茅屋,还有我那刚贺了70岁的六堂叔一个人居住他的三个女儿才为他修葺一新的两间瓦房,再有一家,就是离这儿六十米比我远在军营的儿子还小10天的我的堂弟一家三口和我的幺叔一起居住的宽宽敞敞的新居。

陪伴着这三幢房屋几位亲人的是堂六叔门前散养着的一趟毛茸茸的雏鹅儿,我的父母饲养的一大一小两只山羊,我的堂弟媳圈养的一窝猪崽;还有,从我父母居住的年岁已久的茅屋里往来着呢喃着的一只只春燕,在一望碧绿的麦野深处高高的老槐树的枝丫间悬挂的一个个老鹊窝上忙碌着欢噪着的一对对花喜鹊。

春天了,又到了它们孵蛋育雏的时候,看着这些久违了的可爱的精灵,我又想起了二三十年前为它们写下的诗句了:

“像喜鹊一根根的攀枝搭巢,

像燕子一口口的衔泥垒窝……”

就是这或矮或高或老或新或土坯茅檐或砖墙瓦盖的房屋,和在这房屋里居住着的数得着的人口,和那些家养的野生的禽畜,在这春日里,那么和谐那么安详地构成了曾经生我养我哺我育我的眼前的故乡。

在狭狭窄窄的田埂上,我和妻陪伴着年过八旬的双亲看青,满眼碧碧绿绿的麦苗儿,素素淡淡的蚕豆花,还有河畔沟沿的灼灼桃红、依依柳翠,田间地头的翩翩蝶舞、嗡嗡蜂飞,在这丰收在望的欢乐的田野上,在我的亲人们的身边,我似乎明白了,我故乡的先人们,为什么要用“丰乐舍”作为他们生活的这个村落的命名?

走过苦难走过贫穷走过青黄不接的饥馑,我故乡的亲人们憧憬的风帆终于驶向了理想的彼岸。

——丰乐舍,我的丰收并且快乐着的故乡。

我年迈的双亲走在麦苗儿青青蚕豆花儿簇簇的野径上,精神气还是那般的旺盛,身子骨还是那般的硬朗,除了饲养两只山羊外,他们还种了一亩八分责任田。就在我们回到老家的时候,他们刚从地里薅完麦草回来,那满满两篮子鲜鲜嫩嫩的青草,正好作为一大一小那两只老羊和小羊美味的食料。

我和妻曾不止一次的劝父亲母亲不要再种地了,他们却说,种些地,活络活络筋骨,活动活动腰脚,身上轻松些,心里舒坦些。

——这是侍弄了一辈子庄稼的老庄稼人对于泥土的感情……

也许,当我的父辈故去,当我那在小镇的邮政局工作的堂弟携家迁走的时候,在这生我养我的故土,恐怕就再也找不到一户人家了。

可是,那曾经属于它的房屋,田畴,木桥,溪流,那牛背上牧童嘹亮的短笛,牛粪饼燃起的轻轻的炊烟,那高高的老槐树的枝丫间悬挂的一个个老鹊窝,那河畔地头亭亭的红高粱,青青的甜芦粟,连同我整个儿的丰收并且快乐着的故乡,将永远存留于我温暖的美丽的记忆中。

走在离开故乡的那一条弯弯曲曲繁花闪闪的小径上,回望那一片青葱的田野,我在想,作为游子作为农人的后代,什么才是他对于桑梓对于故土的感情?也许,这正如自诩“我是农民”同样是农人后代的贾平凹所说的,那就像乌鸦一样,从羽毛,一直黑到骨子里面去了。

呵,我的故乡,我永远的丰乐舍……

 

在炊烟和牧歌里

关于故乡,萦绕于我的心头最不能释怀的是两种景观,一是或浓或淡渐远渐近袅袅地升起在村头弥散在天边的炊烟,一是披着蓑戴着笠于晨风暮霭春雾夏雨中骑在牛背上吹着牧笛走向田野尽头的牧童。

每念及此,整个故乡的模样,整个故乡的温馨,就实实在在地充溢于我历经沧桑的情怀了。

有人用桑梓代表故乡,其实那只是两棵静止的掺不了多少情感的树木,而炊烟呢,飘在村头飘向天边的一丝丝一缕缕,不正分明地牵扯着它的儿女们思乡念乡的眷眷的柔情?

是的,那一丝一缕的炊烟,正是家乡的象征,亲情的象征,记得,少小时候中午的放学路上,老远老远的,就瞧见了自家的烟囱里冒出的一柱轻轻的炊烟了,没有风的晴和的天,烟是笔直地升向天空的;遇上雾蒙蒙雨霏霏的天,那炊烟就给笼罩在一幕雾气或是一帘雨丝中了。每当看到这些,我的心里,便随之漾起一种温暖的激动的情绪,马上要吃到那甜津津的萝卜干子饭或是那香喷喷的黄花草饭了,还有那带点辛带点辣的炖小蒜的味道,更是感觉特别的鲜美的。

在我故乡的俚语中,有一种“饭十里”的说法。就是说,你吃过午饭了,走向十里之外的地方,兴许,人家才刚刚捧起了午饭碗。最有趣的,是在这一路上,你会看到村口或是河沿的一个个烟囱里,升起一阵阵袅袅的轻烟,象流动着的洁白云彩,前后左右,相绕相缠,那十里之内一幕幕炊烟的全程图,总是长久地飘散在你温暖的心境。

只不过,当时的“饭十里”,是用脚步,在野径上丈量的,现在,你要是骑上摩托,在乡间的公路上驰骋,或许,便是“饭百里”了,百里之内,炊烟绵延,那又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观呢!

记得,“文革”初年,从缸顾那地方跑过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到我们这儿要饭,他是个孤儿,我们叫他“二花子”。“二花子” 人很机灵,嘴又乖巧,很受大人和孩子们的喜欢。因此,当时的三春头上,乡亲们总得勒紧裤带,可对“二花子”,却是特别的关爱。我每常看到,虽说吃的是“百家饭”,他那用草绳做成的裤腰带,总是让圆溜溜的肚皮撑得紧紧的。

“二花子”还编了个顺口溜呢:“人家上工我睡觉,人家冒烟我就到。”常常是,你家的炊烟未熄,锅盖未揭,他就捧着碗筷,笑嘻嘻地站在你的门口了。

即便是外乡来的孤儿,这袅袅的炊烟,带给他的,也同样是一种亲情,一种温馨。

“二花子”大我一两岁,他曾告诉过我,他的大名叫做陈庆和。只是,过去四十多年了,我到现在再没有见过他。记得,他是识字的,曾教我看过他不知从那儿借来的《杨七郎打擂》的连环画。假如,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能够读到我的这篇短文,又该会忆起了他少小时候在异乡的那一段虽说凄凉却又不乏幸运的岁月了吧?

早晨,中午,或是傍晚,每当炊烟升起的时候,那头老牛,背上骑着个牧童,也便出现于你的眼前了。因为,炊烟升起的时候,也便是老牛“放仗”,停止耕作的时候。那些在晨风暮霭春雾夏雨中披着蓑戴着笠的牧童。也便会从大人那儿接过牛绳,爬上牛背,让老牛在池塘边或是田埂上一路悠哉闲哉地啃起了青青的嫩草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正是牛们一个劲地长膘的时候。

面对这随处可见的“牧牛图”,你兴许会感叹,“饭十里”,也是“牛十里”呵!

老牛一路地啃着青青的嫩草,而牧童呢,嘴里就不闲地吹起了短笛来,或是竹笛,或是芦笛,也有叶笛,或是麦哨的,都一样的清婉,一样的悠扬,常常会引来一群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儿,追随老牛的左右追随牧童的前后一声声的千啼百转。

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喝着故乡的乳汁,我们不都是些沐浴于炊烟和牧歌里一步步长大的孩子吗?

 

小镇上的半条老街

我居住了28年的那个小镇,正以日新月异的面貌出现于我的眼前:宽阔的柏油路,豪华的商业街,高低参差的建筑,鳞次栉比的楼群……

可是,有事没事的时候,我还会想起儿时便在心灵里烙下了印记的小镇上的半条老街。

即便是闭上眼睛,我也能想象出少小时候这半条老街上的所有的门面所有的景点。

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的是机灌站、铁木社、粮管所、饭店、烈士墓、烧饼店、供销社、水食站、小学、轮船站、医院……

记得,机灌站,是当时的小镇上唯一可以发电照明,唯一烧起个热水池作为浴室的。

机灌站里,还记载了一则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文革期间,当时的县委书记被造反派揪到这小镇上批斗,被打折了胳膊,跌落了门牙。批斗过后,给关在机灌站没有开汤的浴室里。当时在站上烧饭的一个叫做“四妈”的老夫人,偷偷的给蒙难的书记送来热饭热菜,打来洗漱的热水,还买来了消炎止痛的药物……让那位在战争年代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止不住热泪潸潸……

铁木社,送入你耳际的是铸造农具敲敲打打节奏明快的音响。偶尔遇上刚下班的满面灰尘的师傅们,他们便会向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儿谈起苦经来,“你们长大了,可别干我们这一行,世上只有三样苦,行船打铁卖豆腐啊!”

在饭店掌勺的是来自安丰叫做秦瞎子的大师傅。我看见过他的模样,油晃晃的衣袖,圆睁着一只眼的粗鲁的脸庞,给你一种《范进中举》里的胡屠户的印象。而与他的外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的性格极温和,遇上有些孩子经不住扑鼻的香味的诱惑,走进店里看着锅里时,他总是夹一块油腻腻的红烧肉,塞进那张开了的小嘴里。

清明时节,我们常在老师的带领下,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满怀崇敬的心情去祭扫烈士陵园。祭扫过后,便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枚还带着体温的五分的硬币来,去隔壁的烧饼店,买一只热热的葱花饼,有滋有味的咬起来。那是幼小时候的我们,在这半条老街上一年一次难得的奢侈。

供销社和水食站,当时挺红火,买个鱼呀肉呀猪下水呀,或是买条牙膏买块肥皂买盒香烟,都得仰人家的鼻息。当时,看着这些在水食站和供销社上班的小伙子大姑娘旁若无人悠然自得的神情,我少小时候的心里,总会生出几多羡慕几多嫉妒。

中心小学,我小时候没有进去过,只是觉得那高高大大的校门,结结实实的围墙,和我就读的寄居在乡亲们的茅草屋里只有一个老师一二十个学生的村小有着天壤之别。

轮船站,是小镇的门户,每天,只有扬白班的一条客轮从这儿往返。我20岁的时候,正是在这轮船码头上,告别送行的乡亲,去几百里外的高邮师范读书,从此,走向外面宽广的世界的。

多少年了,关于这半条老街的故事,少说也能装得下几箩筐。现在,随着小镇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繁华,历史上曾经是人头攒动门庭若市的这半条老街,早已是明日黄花门可罗雀了。没有了路人,没有了喧闹,偶尔你能听到的只是一些不甘寂寞的老头老太们在搓洗麻将时哗啦哗啦的声响。

虽然,离开小镇好多年了,可这沿着海沟河的半条老街,对于我,还是那样的亲切,还是那般的依恋,还是如美国的华尔街、中国的王府井那样不可抗拒的充满了诱惑。

回到故乡,回到小镇的时候,有事没事,我还是喜欢顺着这海沟河边蜿蜒曲折的半条老街走走,或是望望,感受它的冷落,感受它的寂寞。

也许,当我们经历了过多的浮躁、过多的喧闹,这冷落、这寂寞,也不失为一种灵与肉的洗濯……

 

海沟河

现在,我就在这个叫做大营的小镇,在横卧于宽宽的海沟河上的这一座高高的营丰桥上默立,看清清的海沟河水,波澜不惊地静静地流淌。

海沟河,也叫海河,西起兴化西鲍的上官河,东讫大丰白驹和兴化大营分界的的串场河,全长50千米,集通航、排涝、供水于一身,就是这一条和我们朝夕相处司空见惯了的河流,也是属于淮河流域属于里下河平原属于我们这百里水乡的一条骨干河道呢!

在营丰桥还没有建成的时候,从我脚下向东三十米,是一个历经了百年沧桑的古老的渡口。不论是春风夏雨,秋霜冬雪,那一条渡船,那一根竹篙,连接着这一条海沟河南岸北岸,也连接着大营舍陈永丰这三个乡镇南来北往的的男女老幼,上街下乡,上学放学,探亲访友……

海沟河,这一条联络着乡情亲情和友情的纽带呵!

记得,多少年了,在麦收或是秋收的季节,在紧挨着这渡口的粮站附近,宽阔的海沟河上,往来着停泊着的是满载着大麦元麦小麦或是早稻中稻晚稻的一条条农船,船上,一个个穿着粗布衫戴着旧斗笠的农人,黝黑的脸上,纵横交错的沟沟壑壑间,流淌着洋溢着的满是欣喜与欢乐,那是孕育了一个个秋霜冬雪春风夏雨对于丰收的年景毫不掩饰的欢悦。

在我们这百里水乡还没有公路贯通全是靠舟楫航行的年代,海沟河,便是一条重要的交通河流了。

那时候,在我们这小镇,也就只有通行于扬州和白驹之间的这一条扬白班的轮船。

每当11点的钟声刚刚敲响,扬白班巍峨的船身,便自西而东由远及近突突地显现。轮船还没有在码头上泊稳,那一个操着软软的扬州口音的水手,便甩出一条带着扣的粗粗的缆绳,稳稳地准准地套在码头的柱桩上,然后依次地下客,上客。

从大营向东18里,便到了白驹,海沟河的尽头,串场河的东岸,扬白班的终点站。

记得,我是在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乘坐扬白班的轮船,走向外面的世界的。

扬白班从白驹返回大营,一般是十二点半左右。沿着海沟河向西,经过安丰、钓鱼、北芙蓉、西鲍,薄暮时分进入乌巾荡,在万家灯火中到达兴化,然后,再在夜幕下,一刻不停地向着二三百里外的扬州驶去。

——那已经不再是属于海沟河的航程也不再是属于本文的范围了。

除了扬白班的轮船,也有帆船,一叶叶饱满的白帆,借着浩浩的东风凛凛的西风扬帆远行。还有拖着长长的纤绳的木船,在骄阳下,在寒风中,由一两个纤夫拖着,躬着身子,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行。

就是这一条条轮船帆船和拖着长长的纤绳的木船,共同组成了海沟河上这舟楫通行的一幅幅风景。

海沟河上,多的是一挂挂的罾,一排排的簖。白天,有船只经过了,一挂挂的罾,便悠悠地地沉入水底;一排排的簖,也齐刷刷地,给压没了水面。而在茫茫的夜色里,那一挂挂的罾一排排的簖上,一点点的渔火,在波光旖旎的水面,摇摇曳曳,闪闪烁烁。

“稻黄蟹,麦黄鳖,菜花黄了角鱼肥。”在我不太遥远的记忆里,海沟河出产的那些肥美的蟹鳖鱼虾,也是远近闻名的呢!

记得,1979年的一个秋风轻拂的晌午,我去离小镇五六里的一个叫做施童的村子,为在高考中上榜的我们学校一位文静而腼腆的姓徐的学生做政审材料。那顿午饭,就是在那个学生家里吃的。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做着那一份格式化的材料的时候,他的父亲,那位朴实而憨厚的农人,便悄悄地去离家百十米的海沟河畔的一挂罾上,买回来小半篮子刚出水的小鱼,柳条儿,罗汉儿,鳑皮儿……那叫得出名字或是叫不出名字的活鲜鲜的鱼儿,一条条的,在小竹篮里蹦跳着。

30多年过去了,可在秋风轻拂下的那顿鲜美绝伦的午餐,还一直存留在我同样是鲜美的记忆中。

那个学生,现在和我同居一城,早已经是一所实验小学的副校长了。

当年,和他一样在高考中被录取从海沟河畔走出去的学生们,在欧州美洲,海内海外,在一个个高精尖的领域,也都成就不凡,业绩斐然。

大概,喝了这海沟河的水吃了这海沟河的鱼,人,也就因此而变得聪慧变得灵气了吧?

此刻,站在横卧于宽宽的海沟河上的这一座高高的营丰桥上,看清清的海沟河水静静地流淌,我不由地这样想着。

 

扬白班

差不多30年前吧,扬白班,便是我们这小镇通向外面的世界的唯一的客船。

我在题为“海沟河”的这一篇文章里,曾对它进行过描述,那操着软软的扬州口音的水手,那稳稳准准地套在码头的柱桩上的缆绳,那依次下船上船的旅客,那在薄暮冥冥中沐浴着粒粒的星火和点点的渔火突突前行的巍峨的船影……不过,那只是限于它航行于白驹到兴化属于海沟河50公里的河面上一些外在的记叙,并没有进入到它的内部,从扬州和白驹,这三四百里的航程对开着的客船的船舱,进行过内在的描摹。

描摹,是需要画家的天赋的,我不是画家,只能从我历经岁月的洗磨却还分明的记忆中选择一二,白描一般,奉献给如我一样总有些怀古总有些念旧的读者。

扬白班的起讫点是分别是大运河畔的扬州和串场河边的白驹,一般是在当日下午的5点,从扬州渡江桥北的码头发船,到达白驹的时间,已经是第二天12点左右的晌午时分了。

我在《海沟河》里曾提到过,那时候,我们这百里水乡,很少有公路,只有舟楫通行,因此,下客上客,总是格外的拥挤。从我那小镇上搭乘轮船,往往要排上好长的队伍。上得船了,也常常是在船舱里站着,很难觅得个座位。

其实,寻座位,也是颇有些讲究的。坐在前面,便于下船,但也拥挤;坐在后面,便于取水或是如厕,可又有机器的噪音;只有坐在中间,才较为安闲,既无拥挤之虑,也无噪音之扰。

待到寻得个座位了,便可放心地坐下,和身边的对面的相识的不相识的旅伴有一搭没一搭张家长李家短地聊着。聊到厌倦了,再把头扭向窗外,看岸上的桃红柳翠,燕舞莺歌,看长满了青青的野草的田埂上慢悠悠走过的老牛,牛背上赤着身裸着背挥着根柳条的牧童;也看水边,在轮船驶过时,一浪高过一浪一波逐过一波永远是汹涌澎湃着的壮观。

班船上,也会过来一些插科打诨吹拉弹唱的艺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从白驹过来提着个二胡一路说唱的叫做邓其富的老头。“王瞎子算命”,“小和尚下山”,“杨七郎打擂”……在他的眯缝的眼表情丰富的脸油腔滑调的嘴里,总是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至今,我还一直记得他那总不离嘴边让你忍俊不禁的口头禅:“日鬼日鬼真日鬼,娶个媳妇三条腿……”

待到过了北芙蓉,日头西坠时候,船上,便开始卖起了作为晚餐的面条了。印象中是一毛五一碗,多是去兴化或者扬州乘长途的旅客购买。在清汤清水上漂浮着的面条上,兑上盐,浇上油,舀上辣,洒上蒜,还真的颇有些诱人的味道。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这一碗碗面条,也不失为一种美味与佳肴。有一次,就在这班船上,我为去兴化开会的我们这小镇管委会的一位姓宗的老主任买了一碗面条,当时他是连连道谢,高兴得脸上笑开了花的。

船过兴化,都是在沉沉的夜色茫茫的水色中前行。经过的码头,我还记得,先是老阁,在烟波浩渺的水面上泊着。过了老阁不久,便进入到江都境内了,真武,小纪,樊川,邵伯,记不清经过这些码头时顺序的先后了,印象中,都是一样的夜深人静,一样的灯火阑珊。

到了樊川、邵伯,都要过闸。长长的船队排着,依次的通行,经常是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的等着。闸内与闸外水位的落差通常有十来米。随着一条条船只进闸出闸,船身便在这闸内闸外的水面上时高时低一上一下地起落与浮沉。

湾头,在扬州以北十来里,扬白线上最大的一个码头,也算得上是长江以北一个水上的枢纽了。从码头的高音喇叭里播出的驶往上海南京镇江一条条航线的一声声开船的通知,总会将你从昏昏沉沉的恹恹欲睡中唤醒。

到达渡江桥下的扬州码头,一般是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在扬州教育学院读书时,下了船,总是乘着薄明的晨曦,沿着国庆路,一路北行,常常是,到了宿舍,舍友们还没有起床。

扬白班的赋闲,差不多已经30年了吧。不知道,这沿途三四百里的风景,是否还如往日那样的迷人?

那个在扬白班上吹拉弹唱的叫做邓其富的老头,早就作古了吧?连同那一把二胡,那一篓子插科打诨诙谐幽默的故事……

 

外婆家的土

前不久,妻子去小镇的菜场,买回了茄子、辣椒、黄瓜、丝瓜、西红柿……这各式的蔬菜秧,准备栽种在我那小院的东门外,那一块狭小的菜地上。

这块菜地,原先,都是母亲侍弄的。去年秋天,母亲去世后,我和妻,就从100里外的小城,回到了这小镇,陪伴着失智了10多年的父亲。

妻说,退休了,也没什么事,就在这地上,再种些菜蔬吧!能吃上从地里亲手采摘的新新鲜鲜的蔬菜,感觉真的很好;就是在平时,看它们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的绿模样,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我注意到,妻从菜场买回来的这一棵棵蔬菜秧儿的根上,都连着一坨土,带着些潮湿紧紧地团在根部。

许是从一个个菜农那儿听来的,妻子称这一坨坨土,为“外婆家的土”。

在我的印象中,世间的事儿,只要带上这“外婆家的”,就不但亲切,而且立马会活泼、灵动了起来,像“外婆的澎湖湾”,像“摇呀摇,摇到外婆桥”……单就读到这些歌曲或是电影的名字,你就会陶醉,就会痴痴地神往的。

人是这样,物亦如此。就连这一棵棵的蔬菜,每到离开那如襁褓般温暖的大棚的时候,也要在它的根部,带上一坨土,一坨“外婆家的土”。有了这一坨土,它们的脚下才稳,身子才正,无论遇上什么样的暴雨和烈日,心里,也才会有底……

岂止是蔬菜?记得,少小时候在故乡,那高高的垛田上,凡是要移栽的作物,哪怕是玉米,或是高粱,乡亲们也都是要给它们带上一坨坨“外婆家的土”的。

而最典型的作物,莫过于棉花了。

还是早春的时候,一颗颗棉花种子,就在塑料大棚的肥沃的土壤里种下。待到麦收结束,就赶紧的,要移棉花苗,移到大田里了。移棉花苗的活儿,叫做 “打棉花钵子”,要用一种上身长长下口圆圆我已忘却了它的名字的铁器械。这铁器械,上面用两手握着,下面用双脚踩着,在撤去了大棚的苗床上,一次次的,按下,提起,褪出;从那上身长长下口圆圆的铁器械里褪出来的,就是这“棉花钵子”了。最为明显的印记,便是一棵棵棉花苗的根部,都是团着一坨坨严严实实像细细的“钵子”一样的泥土的。

这一坨泥土,就是从棉床上带回来的土,也就是“外婆家的土”了。

有了这一坨土,这些移栽的庄稼,才容易成活,才经得住从生长到成熟,这长长的生命历程里一路的风吹雨打。

不独是绿色的植物,其实,一坨土,一坨“外婆家的土”,在我们俗世的每一个人的心头,也会像宝贝一样的珍藏着。

那是一种即使千山万水也无法阻隔难以割舍的情怀。

这一坨土,我们又称它叫故土……

 

大麦茶

不久前,去小镇的超市,见一袋袋大麦茶,在架子上摆着,甚是惹眼。

许是进入炎热的夏天了,这些消炎祛暑的大麦茶,也就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看着透明的塑料袋里,那一颗颗泛着咖啡色的麦粒儿,我又想起了,带着些原始的况味的,它们最初的出身了。

麦收时节,我的故乡,无论是收割着的一望金黄的麦野,还是晒着麦子、麦草的烈日下的土场,都会散发着大麦茶一缕缕淡淡的焦香。

记得,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每到麦收季节,学校总要放夏忙假,时间10天。每当此时,我总会给老队长安排,去队里的麦场上,帮着晒麦、晒草的。

负责场头的,是被乡亲们称作“场头组长”的徐三爷,60多岁了,虽说瘦瘦,却又是精精的。夏场,或是秋场,他在这场头上负责,已经有好些个年头了。

麦收,或是秋收时候,女劳力要收割,男劳力要挑把,这场头,也就只能是些老老小小了。这就是徐三爷手下的兵。

正午过后,太阳特毒。在日头下翻过一遍麦、一交草了,徐三爷便让我用放在场头的箕畚,端一大半晒干了扬清了的麦粒儿,跟着他去晒场的边沿,那一口用砖砌成的锅灶旁。

接下来,我用麦草烧火。红红的烈火,在肆无忌惮的舔着那一口大铁锅的锅底,直烤得我热汗淋漓。待到铁锅烧红了,徐三爷便把那大半箕畚的麦粒儿,一起倒进锅里,再用锅旁的那把大铁铲,一遍一遍,用力地翻炒着。一小会儿,麦粒儿就变得焦黄,散发出一丝丝的糊味儿。

早有人从河里抬来了一大桶水。徐三爷接过木桶,吃力地把水倒进了麦粒儿已经焦黄了的铁锅,只听“嗤——”的长长的一声,这水和麦,也就开始了最初的交融。

再接着大把大把的烧火,直到把水烧开。只见一颗颗焦黄的麦粒儿,在满锅的开水中快活地翻滚着,那带着些麦味儿的一股股淡淡的焦香,也在这晒场上缕缕地飘散。

徐三爷用铁勺舀起了一勺水喝着,那沟沟壑壑的脸上,也便有了笑意,在尽情地流淌。

他说,“这么热的天,在这么毒的日头下,割麦、挑把,没个大麦茶,怎么受得了?”

于是,徐三爷让我,和另外一个也是毛头的少年,抬个茶桶,再在茶桶里,丢两个茶碗——这些,也都是在晒场上的仓库里一应的备下的,抬到麦田里,给那些渴疯了的割麦的、挑把的,一人一碗,惬意地的喝着。用徐三爷的话说,这大麦茶,养气,提神,又解渴呢!

——这就是有些遥远的年代,炎炎的夏日里,属于我故乡的场头与麦野上的大麦茶了……

那焦黄焦黄的麦粒儿,那带着些麦味儿的一股股淡淡的清香,也一直存留在我美好记忆的深处。

我也品尝过我的带些“绅士”作派的朋友,为我泡好的大麦茶;可总也喝不出,毛头少年时,在故乡的场头上,我曾经喝过的大麦茶,那一种带着些焦香的原始的况味儿。

人说“时位移人”,一样的,这“时位”,也可以“移麦”吧!这大麦茶,本就属于赤日炎炎的田野与场头;失却了这样的背景,也就失却了它原本的味儿的。

当年的故乡,给乡亲们称之为“场头组长”的徐三爷,已经作古二三十年了,但愿,由他执铲的我故乡的大麦茶,还能一年年、一代代地延续,尤其在这烈日下满眼金黄的夏天……

 

夏帘子

于一个细雨潇潇的日子,偶然地想起小时候总是挂在门前的夏帘子了。

其实,夏帘子,跟秋,跟冬,跟春,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呢!这编夏帘子的芦柴,总是秋天割,冬天剥;春天了,才开始用一根根溜溜儿光细细儿长的芦柴、用一条条柔柔的细细的麻绳编织起来。

还记得编夏帘子的情景呢!

两边各支起一副交叉着的木架,两边的木架上,再搁一根碗口粗细的圆木。五六寸一处吧,木头上,一圈一圈,匀匀地刻着浅浅的木痕。每一圈木痕上,均长长地系下两条编夏帘子用的柔柔的细细的麻绳。

从地上捡起一根根溜溜儿光细细儿长的芦柴,就开始编织了。

一根根的芦柴,压在圆木各段的麻绳上,两条细细的麻绳,一一地收紧了,再一前一后地挥过去,又挥过来。

随着那一根根溜溜儿光细细儿长的芦柴,在圆木上编织,从圆木上垂下的帘子,也就渐次地加长,直到垂下地面,再在地面上一层一层地叠起。

这编织夏帘子的长短与宽窄,取决于这大门的长度和宽度。夏帘子编成了,一般长度都相宜,因为这是个固定不变的常数,早就烂熟于心了;而夏帘子的宽度,因为芦柴的长短不一,编出来的帘子的两边,总是参差不齐,长个三头五寸的。于是,按大门的宽度——这也同样是早就烂熟于心的固定不变的常数,在帘子的两边,用斧头齐刷刷地截去长短参差的多余的部分。这样,一挂夏帘子,就算编好了。

编得绝好的夏帘子,芦柴与芦柴之间的空隙,肉眼总不容易看得出,蚊虫也很难钻得进,更不要说那些讨人嫌惹人厌的苍蝇了。只有那皎洁的妩媚的月光,才会像长着腿儿似的悄悄地挤进来,一线一线的,银一样柔和的月色,映在地上,让你美美地欣赏。

再来说说这夏帘子的好处。

首先是省却了蚊帐。记得小时候,我家那三世同堂的茅屋,夏日的床头,是总不挂蚊帐的,却从不用担忧蚊虫的叮咬。

遇上刮风下雨天了,放下夏帘子,可以遮着风挡着雨。在帘子里,静下心来,听帘外的风声雨声雷声,也颇有一番情趣。

夏晚,这薄薄的夏帘子,也是孩子们“捉迷藏”时候的一道“厚壁障”呢!往往,在外面躲无可躲、藏无可藏了,就迅捷地往这夏帘子里面一钻。那些玩伴,在这门前转来转去的,可总也不会想到,他们要寻的人,就在眼前,在夏帘子的那一面藏着呢!

每到夏夜,在我丰乐舍的故乡,乡亲们从来都是“夜不闭户”的,只在门口挂着个夏帘子,就算是关门了。至于哪一家曾经失窃过什么,却是闻所未闻的。

“墙高万丈,挡的不来之人”,何况门口挂着的这薄薄的夏帘子呢?也许,那个时候,手脚不干净的人极少,可以“拿”的东西也不多吧?我想。

 

芝麻绿豆儿的农事

“梅里芝麻时里豆”。进入乡亲们所说的“时梅天”,故乡的那些芝麻绿豆儿的农事,也便随之开始了。

种芝麻,总是沐着蒙蒙的细雨,在一片高高的垛子上进行的。

记得,我家老屋的东面,隔着一条屈曲环绕着的丰产沟,便是一片高垛了。那高垛有8亩地,乡亲们称作“八亩垛子”。因为地势高,上水不方便,常年不种水稻,只种旱谷,种大豆、种高粱,也有种芝麻绿豆的时候。

而在乡亲们看来,种芝麻,可是个喜庆的活儿,因为“芝麻开花节节高”。在那个曾经饥馑的岁月,种芝麻则是一种吉祥,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种芝麻,总是在潮湿湿的垛地上播种,或曰撒种。

撒种的,都是一个个有着沧桑的阅历、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

他们,胸前吊着一个装满芝麻的竹篓,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白芝麻、黑芝麻,就这么一小把、一小把匀匀地撒着;就连地头、埂边,也不拉下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角落。

芝麻种撒好了,接下来,男女老少便一字儿排开,举起一把把磨得铮亮的锄头,轻轻地、柔柔地,满含着憧憬、满含着希望,刨着被蒙蒙的细雨刚刚淋湿了的地面,薄薄的细细的土,刚好覆盖了撒下来的那一粒粒黑芝麻、白芝麻。

那一个高高的垛子上的那一片芝麻地,在“小暑头上七天阴”雾蒙蒙雨蒙蒙的天气里,也就在乡亲们满含着憧憬、满含着希望的目光里,发芽了,吐绿了,长成了一株株亭亭玉立、青青郁郁的芝麻秆了。

待到天高云淡、风清气爽的秋日,故乡,那一个高高的垛子上,一望青青的芝麻杆上,便缀满了一朵一朵洁白的芝麻花。

真的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这芝麻花,总是一层一层的,从根部,慢慢地,慢慢地,向上开着,一直延伸到芝麻秆的顶端。

芝麻花,虽然柔不经晒、孱不经雨、弱不经风,可它,却是乡亲们最衷爱的花儿。

芝麻花开的日子,往往是农时最为消闲、最轻松的时候。清晨,傍晚,总会有人,捧着个海碗,走近郁郁青青的那一片芝麻地,观赏着在青青的芝麻秆上缀着的这一层一层洁白如雪的花儿,舒心、惬意、欣喜,也便毫不掩饰地挂在乡亲们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上了。

和芝麻差不多一起播种的,还有那精致小巧的绿豆儿。

绿豆,也是乡亲们喜爱的一种作物,它往往种植在芝麻地的四围,是一个个婶婶拿把小锹,种植在围着芝麻地的那一条弯弯狭狭的田埂上。

不独是那精致小巧的绿豆儿可爱了,绿豆儿长出来的绿绿的茎蔓开放着的一朵朵黄黄的花蕊也是一样的养眼。

也许,它们才是这一片芝麻地最好的陪衬、最好的点染。

这些,便是差不多半个世纪前,我故乡的乡野,最为赏心悦目的风景了,至今,还静悄悄地浸润着我的笔端。连同“时梅天”里,那一些“芝麻绿豆儿”的农事……

 

大伏天里酱味儿香

进入大伏天,便到了乡下人开始做酱的时候了。

记得小时候,我的那个叫做丰乐舍的故乡,很少有人家去十几里外的街上买个什么菜回来的;自家做的面豆酱,也便成了平时的一日三餐,最好的美味与佳肴。

于是这做酱,当是各家各户,在大伏天里必备的活儿。

幼小的时候,先是看着奶奶做酱;后来长大了,又看妈妈做酱,于是,关于做酱的一整套“工艺流程”, 我也算得上是烂熟于心的。

先是磨面。选上好的小麦,在簸箕里簸了又簸、在淘箩里淘了又淘,洗净了、晒干了,再放到自家的石磨上,磨成了雪白的面粉。

后是做饼。做饼,是把这上好的白面,和着也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然后洗净了、煮熟了的一大海碗黄豆,烫熟了,做成了一个小磨盘似的面团。待到这面团盘好了、盘熟了,再用擀面杖,把它擀平,然后用菜刀,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酱饼。

再是炒饼。酱饼切好了,便把铁锅烧得红红的,再狠命地往锅里倒上一小碗的香油,然后一铲子、一铲子的,就在这油汪汪的铁锅里狠命地炒着,直到这散发着油香和饼香的酱饼,在狠命地撩拨着你小小的喉咙里的馋虫子……

接下来,是“窝”酱,也就是把这炒熟了的酱饼,放在圆圆的竹匾里,再在上面覆上一层青青的玉米叶,过个三朝五日,这一小片、一小片的酱饼上,也便泛上了星星点点墨绿色的霉斑,那就是乡亲们所说的窝成了“酱王子”了。

做酱的关键一道工序,便是泡酱了。泡酱,先要烧一锅的盐开水,倒在水缸里;然后,再把这泛着霉斑有了“酱王子”的酱饼也倒进缸里。有的人家,因为把握不准盐水的咸淡、盐分的多寡,便放一只洗干净了的鸡蛋于浸满盐开水的缸里,若鸡蛋沉入缸底,则盐分不够;鸡蛋浮在水面,则含盐过多;鸡蛋半沉半浮的,那才最好,咸淡相宜。

泡完酱,似乎可以松口气,没什么事儿了,可还要晒酱呢!就是把这泡好了的酱饼,在这毒辣辣的日光下晒着,少则二十天,多则一个月;直到酱汤晒得红红的,酱面晒得黄黄的,直到一缕缕飘香的酱味儿,在这爬满了葫芦藤、爬满了丝瓜藤的院落里弥漫……

晒酱的同时,也要露酱。就是在夜里,无需盖上酱缸的盖子,任由这满满的一缸酱,在月光和星光下、在清风和清露里,就这么露着。为什么要露酱呢?听乡亲们说,露了的酱,味道会更甜、更美、更鲜。

酱缸,需要酱架子撑着。于是,也就有了乡亲们常常挂在嘴上的“宁倒酱缸,不倒酱架子”,这是我在故乡最早听到的一句俗语,至今还忘记不得。

秋风起了,天气凉了,酱缸里,酱油要提起来灌瓶,酱也得舀起来装罐了。

这自家做的黄黄的面豆酱、红红的酱油,也就成了一个个庄户人馈赠亲友的佳品。

于是,弯弯曲曲的乡路上,便多了一个个提着罐、携着瓶,串亲访友的人,那是故乡的秋色里,一幅怡人而又迷人的风景……

于是,从秋到冬,再从春到夏,一家家、一户户的餐桌上,也就有了这伴着青辣椒、和着白蒜头的酱味儿飘香了。

——直到下一个大伏天,再开始做酱的时候……

 

天水

我这里所说的“天水”,是我的乡贤,郑板桥老先生的一副对联“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里提到的,从天上落下来的雨水。

顺着这副对联的这句下联,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于算得上古老的屋檐下,在生长着一簇簇夏菊或是秋菊的小院里,放一只只古朴的茶壶,可以是瓦壶,又或者是陶壶,任一阵暴风裹挟着的骤雨扯天扯地的垂落,先是“噼噼啪啪”,后是“叮叮咚咚”,落在茶壶里,几乎是一瞬间,这瓦壶,或者是陶壶里的水,就注得满满的了。

接下来,那一位穿着长长的衣衫的长者,神态悠闲地,用那瓦壶,或应该是陶壶的,烧开了这刚刚接落的清澈的天水;再用他在小院里亲自栽种且亲手采摘的菊花茶,那么潜心又那么自得地泡着;渐渐地,那淡淡的怡人的茶香,便在这古色古香的小院里弥散……

——这只是我,对于我所敬重的这位乡贤我颇欣赏的这副对联的一种信马由缰的美丽的遐想……

而同是对于这“天水”,与作为“诗书画三绝”的士大夫,我的这位乡贤的态度截然不同的,则是我的乡亲,作为野老村夫平头百姓的我故乡的乡亲。

没有闲情,没有逸致;他们看重的,只是实惠,对于庄户人来说的,那么一种实实在在的功用。

当久旱不雨,田野里稻禾上的叶片儿渐渐泛黄的时候,看着那天遂人愿“哗哗”倾泻着的雨帘,那些侍弄了一辈子庄稼的老农,口里总是喃喃地自语的,“天水好啊……天水养稻啊……这雨下来了……今年又该是个好收成……”

而那些大婶呢!总会披着块塑料布,把那些木桶水缸大盆小盆的,一排排,齐刷刷摆放在大雨中,直到让这骤然而下的雨水,注满了所有的这些家什。

记得小时候,我曾用双手,捧起这天水,专心地品尝过;甜甜的,没有一丝的异味儿。几十年了,这就是我,对这自天而降的雨水,难以磨灭的全部的印象。

至于这天水的用途,多是满满地存留在水缸里,等到第二天,也可以是第三天,做黄豆酱的时候,把它烧开了,用来泡酱的。如果时间长了,就是再好的天水,也会变味儿的。

也许,正是这纯净的水体,甜甜的水味儿,收到了乡亲们的青睐。

待到把酱泡好了,晒好了,再提起酱油,装上酱瓶,给亲朋好友们送去的时候,还忘不了,再加上一句,“这酱,可是用天水泡的呢!”

不泡酱的时候,这天水,也会用来喂猪、喂羊、喂鸡,或是用来擦身、洗脚、洗衣服。每当此时,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总会皱起眉头说,“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天水……”

其实,我知道,置身于里下河的水乡,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么一篇小文,或多或少,是带着些“矫情”的;因为,只有在那些僻远的干旱无流的山区,才是靠这“天水”,滋养了润泽了人畜、草木……这一切一切的生物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天水”,给予了我们人类,也包括这个小小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以莫大的恩惠……

 

秧田水秀

其实,这本是个可以入诗入画的题目,却被我不经意地在键盘上敲成了这么一篇小文。

今日夏至。在这个节气里,我故乡的田野上,原先的那一片麦野的金黄,也该游移成一望秧禾的碧绿了吧?因为,过了6月,就会“关秧门”,过了插秧的农时了。

待到“小暑头上七天阴”,随着淅淅沥沥细雨的洗浴,那刚刚栽插的一棵棵秧禾,也便冒出了一根根新苗儿,在不甘寂寞地生长了。

继而,又该是“黄梅时节家家雨”,哗啦啦地倾泻了。每当此时,我故乡的亲人们总会说,“天水好啊!天水养稻啊……”是的,朝朝暮暮,你就看吧!那一望的秧禾,在如水的月色里,如潮的蛙声中,发棵,分蘖,由绿变青,由青变郁……

这个时候的秧田啊,秧也青,水也秀。若是赤脚下田,在刚刚没了脚面的清水里,拔去稗子、三棱、水花生,给秧禾薅水草,你总能看见,水中欢欢悦悦地游动着的蝌蚪,墨黑的,黄褐的;有尾巴的,没尾巴的,在淘气地撩拨着你的脚丫儿,舒舒的,痒痒的。也有一尾尾的小鱼儿呢!蜡笔头粗细,头大尾小的柴格丁儿;拇指般大小,浑身滚圆的罗汉儿。它们可是这秧田里的 “养尊处优” 族,总喜欢伏在秀水里的秧棵旁,躲着日光,乘着阴凉,懒洋洋的,佁然不动。大一些的,就是像柳叶一般宽窄的硬头鲹子、软头鲹子,在秧行里,一惊一乍,往来穿梭。

有时,也会问和我一起下田的大伯,“这鱼,是从哪儿,来到这秧田里的呢?”回答说,“天上落的呗——落雨了,这鱼也就随这天水哗啦啦地淌下来了……”

我的亲爱的乡亲啊!这可以入诗入画充满了幻想充满了创意的绝妙的回答,至今还缭绕在我的心胸。

薅水草,腰弯得累了,也会直起身,在秧田里小憩。你还可以见到,那一只只叫做“麦黄草枯”的小小巧巧的鸟儿,在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懒洋洋地鸣叫与盘旋。应和着这种鸟儿一声声鸣叫的,是“断——断——”,隔断鸟的一阵阵欢鸣。这公鸡般大小整日里“断呀断”地叫个不停的鸟儿,就在乡亲们栽秧时特意为它们做成的稠密密乱蓬蓬的秧窠里,自由自在地生息,爱意绵绵地繁衍。

离开故乡久了,可是,那一则关于隔断鸟的谜语,我还是记忆犹新耳熟能详呢:“头顶一枝花,身穿黑袈裟,你说它身体好啊,一天咳到夜……”

只是,在这秧田水秀的夏日,不闻这隔断鸟的鸣叫,怕已经有三四十年了吧?

 

采菱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这是南朝乐府《西洲曲》里的句子吧?不过,此菱非彼莲,我这里写的,并不是那些古人带着些缠绵带着些缱绻的“采莲曲”,而是属于我的故乡属于我故乡的亲人们的一则则清丽出俗的“采菱”的故事。

故乡是水乡,多河,多湖,多汊,多港。而这些水面,多是种植菱儿的好地方。春日里下种,夏日里生长,随着一朵朵洁白的菱花在斜四边形的青青绿绿的菱叶间次第地开放,一个个菱儿,就在菱盘下,悄悄地结实了。

待到那带着些缱绻带着些缠绵的“采莲曲”唱罢,转眼,也就到了秋高稻熟的采菱季节。记忆中,四五十年前的故乡,那九曲十八弯铺满了青青绿绿的菱叶的水面上,便浮现出一只只木质的大菱桶,菱桶里坐着的,是一个个头戴竹笠我称之为姑姑婶婶或是嫂嫂的采菱女。      只见她们,裤腿卷得高高,袖子挽得高高,黝黑而清丽的脸庞上,汗水涔涔,笑意盈盈。

在一阵阵欢声笑语、一段段美丽的歌声中,你就看吧,那一双双灵巧的手啊,在菱叶间菱盘下不停地翻摘着,红色的,绿色的,乌色的;两角的,四角的,圆溜溜的没有角的,一小会儿,那些菱角,便堆了半桶了。于是,划到岸边,把这菱桶里各色的菱儿,用脸盆,端到岸上。因为,菱桶里的菱角堆积多了,弄不好,会有侧翻的危险。

也有不小心翻下水的,也有两只菱桶靠到一起了,打闹着嬉戏着滑下水的。这也没什么,不过是湿了几身衣服,赚来几声善意的嘲笑。这些采菱女,十有八九,都是凫水的好手,决无溺水之忧的

采摘这新新鲜鲜的菱角,止不住的,也会舌底生津。作为妇女队长的五婶,便会对大伙儿说,那就尝两角吧!解解馋。可只能是两角啊,队里那一百多双眼睛都在盯着呢!

日头西坠,晚风习习,一条小河或是一道河湾的菱角,也就差不多采摘完了。于是,在这河畔湾边的一堆堆新新鲜鲜的菱角旁,走来了各家各户一个个提篮挎箩的人,在老队长的指挥下,喜气洋洋地分菱。

也许是“分菱没有采菱乐”吧!那一个个采菱女呢,早就一溜小跑着回家了,尤其是那些才结婚不久浑身湿透的年轻的媳妇,生怕她们周身凹凸分明的曲线,会引来男人们一道道热辣辣的目光……

 

小雪

“小雪”,是一个节气的名称。自古以来,黄河流域,江淮之间,过了这个节气,天,便日见寒冷,渐渐的,便要纷纷扬扬下起了小雪了。

老舍在《济南的冬天》里曾经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其实,这飘飘洒洒六角菱花瓣的晶莹的小精灵,在那阴冷的冬天里,是颇有些诗意的。

你不妨这样想,回到三十年前放着火炉的故乡温暖的茅屋里,一边就着咸菜冻小鱼儿,或是麻辣豆子,呷着一大口一大口的大麦烧,一边看这洁白晶莹的小精灵,在天地间轻盈地飘逸着,飞舞着,渐渐地,渐渐地,白了门前的院子里那棵银杏树的枝枝丫丫,白了远处一望无垠的田垄,白了田垄里青青的菜叶儿,嫩嫩的麦苗儿。

经了这小雪的渐渐的浅浅的浸润,那一些麦苗儿或是菜叶儿,便更显得鲜艳欲滴,娇嫩可人了。

也记得,三十年前同样是下着小雪的一个冬日的清晨,我从县城准备搭乘扬白班6点的轮船返回我工作的小镇。

当时的轮船码头,在兴化叫做小南门的地方。从北小街的二招出发,要走好长一段的路程。

一路上,那活泼顽皮的小雪花,不时的飘到我的脸上钻进我的衣领,那一种感觉是带着冰凉和清冷的惬意的。

6点前的码头上,还很少有乘客光顾,只有几个推着小车卖豆腐花的小贩。

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掏出一毛钱从那个戴着狗皮帽子的小贩手上接过来一小碗兑上盐浇上辣洒上蒜和这飞扬着的小雪花一般洁白的豆腐花那滚烫的香辣的可口的味儿的,那是一种喝到嘴里便润到肺里暖到心里让你受用不尽的食物。

写作这篇小文的时候,刚好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只是,窗外没有雪花,依旧阳光灿烂。我们这原本四季分明的里下河,冬日里,也差不多总是与丽日和风作伴,难觅雪景,难得奇寒了。咸菜冻小鱼儿和麻辣豆子倒是常吃,大麦烧也是常喝,只是少了一种在放着火炉的故乡温暖的茅屋里尽情地品尝着的情趣,少了一种让你神清气爽的温柔轻盈渐渐浅浅的雪意;还有,小城早没有了轮船码头,于是,在那种小雪花儿轻盈地飘在脸上顽皮地钻进衣领的冰凉的清冷的惬意中,品尝着那推着车子戴着狗皮帽子的小贩递过来的一小碗滚烫的香辣的可口的豆腐花,也只能属于我近乎于奢侈的梦境……

 

老沤田

于一个寒风阵阵阴雨绵绵的冬日,又回忆起四十多年前我故乡的老沤田了。

那是一幅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画面呢!一大片一大片白茫茫水汪汪的老沤田在怒号的朔风中激荡,一大群一大群欢欢悦悦的水鸟时而在水田里伫立时而在水面上飞翔,天鹅,野鸭,白鹤,翠鸟,青桩……老沤田,便是冬日里的水鸟们的乐园,那一声声悠悠长长的鸟鸣,那一阵阵哗哗啦啦的声浪,奏成了冬日里的老沤田一曲悦耳和谐的乐章。

除了鸟儿的欢鸣水波的喧响,欢不时的有着人们的光顾呢!即便是数九严寒的日子。

一是拉犁耕田的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农。穿着露出棉絮的棉袄棉裤,裤管卷过腿弯,一人在前,躬着身子,背着草鞭,吃力的向前迈进;一人在后,稳稳地扶着犁铧,让尖尖的犁头吃进泥里,不会太浅,也不会太深。就这样,在这冰嚓嚓的老沤田,沉重地劳作着。也许,“七交银,八交金”,这是千百年来祖上留下来的古训,多犁上一交田,明年,那金灿灿的谷穗,就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憧憬。

还有取鱼蹚虾的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拿着蹚网,后面跟着一个五六岁的提着竹篮的毛头小孩儿。那个姑娘也是卷起露出来棉絮的裤管,走进那犁了一交又一交的老沤田刚好没膝的墒沟里,一网一网的蹚着,然后,端着网子,走近田埂,把网里欢蹦乱跳的各种鱼儿虾儿覆在狭狭的田埂上,让那个才五六岁的毛孩子用冻得通红的小手一一的捡进竹篮。

那些小鱼小虾儿,大多是些胖皮儿,罗汉儿,柳条儿,蜂虾儿,偶尔捡到一条鲤鱼夹儿,或者一只大沼虾儿,那个孩子便会兴奋的欢叫起来,往往会激起远处近处一只只上下翻飞的水鸟一阵阵欢乐的共鸣。

人世沧桑,时光荏苒。多少年过去,那冬日里白茫茫水汪汪的老沤田,连同老沤田上的风情,早已载进了我故乡的历史了。

失却了栖息的地方,那些鸟儿,包括天鹅,野鸭,白鹤,翠鸟,青桩,不知道飞往何处栖于何地息于何方了;那一个个在老沤田里背着草鞭扶着犁铧耕作的老农,大多已经作古;那些在老沤田里取鱼蹚虾的姑娘都已经成了祖母,儿孙绕膝了;还有,那一个个站在狭狭的田埂上用通红的小手欢欢悦悦地捡着小鱼小虾的毛头孩子,也早值盛年了吧?

只是,人们总不会忘怀,作为“地球之肾”的那些湿地,那些湖泊,那些沼泽,连同我故乡的这一大片一大片白茫茫水汪汪的老沤田,给予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生存繁衍所作出过的不可或缺不可磨灭的奉献。

 

兴化话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兴化话”的散文了。

因为,我出生的那个叫做丰乐舍的小村,和相距它120里的这个叫做兴化的小城,人们的出言吐语,是颇有些不同的。

古人云“十里不同音”,何况是这百里之遥呢!

所以,差不多十年前,我在这个小城上定居的时候,就强烈地感受到这“兴化话”特有的韵意了。

先说发音。

在我看来,兴化话,总是四声不分,而以阳平为多的。就说 “兴化”这两个字吧,兴化人读着它的时候,总要一味地向上扬起、再扬起,把它说成是“ xíng huá ”的。特别是在外地来的游客面前,他们说着这座有着几千年的古老历史有着众多的文化名人的小城的名字——“兴化——(xíng huá)”的时候,总是洋洋自得,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的。而在小城上的那些年轻的女性道来,兴化话,也可算得上是温情脉脉,千啼百转。于是,在外地人听来,这音调上差不多总要向上扬起的兴化话,也就成了这小城上的一种特有的风情了。

还有一些发音,在兴化人的口中,也是颇为别致,“不同凡响”的。比如“电灯”,他(她)们总要说成是“tiān灯”;“共同”,也要说成“kōnɡ同”。而且,在音调上,这兴化话,不独是多用阳平,也常用阴平,少用上声和去声的。

也许,这阴平,之于阳平的自豪之情,又平添了许多亲和之力。

再说称谓。

兴化话,对于亲人的称呼,也是鲜见的亲切。比如,年轻人称呼母亲,用的是“妈”这个字音的析合——读成了“m—ma”,这样的称呼,更是显现出了母子(母女)间的亲密与亲近。另外,对于配偶,二三十岁乃至于四五十岁的,一律称之为“对象”。刚到这小城的时候,我去一个小区的售楼处看房,听到那些带着孩子也是想买房的年轻的女性,一人一句在津津乐道着各自“对象”的多情与体贴。当时,我颇诧异,怎么拖着个孩子了,还在恋爱着呢?在我最初的词典里,这“对象”,是特指结婚前恋爱着的对方的,而在兴化话中,“对象”, 无论男女,则是对于自己的配偶的一种带着些炫耀带着些亲昵的特有的称呼。也许,正是这小城上的年轻人,对于这一个称谓的这一种延续了更是延伸了它最初的意义的解读,才长久地保持了属于他(她)们的那一份爱情的甜美与鲜活。

外地人总说,“到了兴化心就花”。我想,诠释它的,不仅是富于水乡特色的“徐马荒”、“水上森林”、“千岛菜花”那一系列特有景观的魅力,也许,这颇有些韵意颇让人回味的兴化话,也是让人向往的原因之一吧!

只是,“乡音无改”,我这个出生于偏远的小村生活在这个繁华的小城的人,直到现在,还是学不会这兴化话,还是不能把这“兴化”说成个“xíng huá”来。

 

一百只鸟儿的欢噪

每到寒流滚滚的隆冬,百雀羚的老故事,便在我尘封已久的记忆深处鲜活起来了。

作为一个护肤的老品牌,百雀羚,确乎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可是,只要朔风一吹,雪花一飘,冰溜儿一挂,你总能忆起它的精致而又美丽的模样儿。

一只圆圆扁扁的小铁盒,扁扁的深蓝色的铁皮的圆盒盖,盖面上,一只只或栖或立或翔的色彩绚丽的鸟儿。

百雀羚,一百只鸟儿在天幕下会聚,一百只鸟儿在朔风中嬉戏,一百只鸟儿在枝头上欢噪……

也许,这就是孩提时的我们喜欢它的理由。

到了冬日,上学放学时候,去离我上小学的那座校园不足百米的供销社购买百雀羚,每每是一件开心的事儿。

那是受了姑姑婶婶或是嫂嫂们的委托,带上她们递来的两毛钱,买来她们衷情的那只圆圆扁扁深蓝色的神奇的小铁盒。

记得,当时的百雀羚,一毛五一盒。遇上她们高兴了,我还会获得些赏赐,那余下来的五分钱,可以心安理得地买两块奶糖来品尝。

虽说常买,可是小时候,我是绝对没有享受过百雀羚,这如今天有些广告上所说的那“浓郁得有些霸道的气息”的滋润的。脸上也会干燥,手上也常皲裂,可家里总有蛤蜊油,那是才两分钱一盒就能买来,且经济且实惠的护肤品,涂在脸上,油光光的,什么样的冷风什么样的寒流也都不在话下。

可姑姑婶婶或是嫂嫂们为什么独爱这百雀羚呢?这只圆圆扁扁深蓝色的神奇的小铁盒,到底藏着些什么,竟会让她们如此的衷情?

于是,走出供销社的大门,对着那一条小河的汩汩的水流,我便小心翼翼地揭开那圆圆扁扁的深蓝色的小铁盒的盒盖,又小心翼翼地掀开盒内那层乳白色的锡铂,我看到,那装在小铁盒里的是同样乳白色看上去好滑好腻的凝脂。放到鼻前,轻轻地一嗅,那如栀子花一般好浓好浓的香味儿,便从你渗着细细汗珠的鼻尖,渗入你小小的肺腑,透入你嫩嫩的骨髓……

假如,涂在脸上,也一定是好滑好腻好香吧!

难怪了,我的这些姑姑婶婶或是嫂嫂们,为什么会一次次地让我从离家三里地的供销社,为她们买回这圆圆扁扁深蓝色的神奇的小铁盒。

虽说,小学时候,我从未享受过百雀羚的妙处,可那给姑姑婶婶或是嫂嫂们用完了,已经去尽了乳白色的凝脂的圆圆扁扁的小铁盒,总是为我所有,这是我为她们买百雀羚的时候便讲好了的条件。

于是,课余或是饭后,我和我的学兄学弟们,便有了比在操场上推着个向日葵饼子还要新鲜还要刺激的游戏,梭铁盒,战角子。

我也记不清,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在我的一个个同窗的破旧的衣袋里,这圆圆扁扁画满了各色鸟儿的深蓝色的小铁盒,也便渐渐地多了起来。

也许,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爱美之心,同样植根于一个个朴素而又朴实的农家妇女的心田。

那百雀羚的空盒子,里边塞满了一个个机灵鬼从妈妈的红樟木箱子的角落里悄悄地摸来的一块块铜板。

塞满了铜板的百雀羚的铁盒子,稳稳当当,不急不缓,从操场的这一边,直梭到操场的那一边,常常会吸引来一道道羡慕的目光。

至于战角子,就是打铜板;铜板,我们小时候,又称角子的。从百雀羚的铁盒子里,取出一枚铜板,丢在画好了的圆圈里,让人从圈里往圈外打。只许三次,打不出来,就只好反过来,让对方来打你了。

把角子从圆圈里打出来的赢家,有一项特权,就是接过输家的铜板,从手上往远方劈,或者说是往远方飘。有的高手,能把角子直劈到操场的尽头,以至于没入青青郁郁的草丛,惹来对手一脸的沮丧。

战角子有趣,而从百雀羚的盒子里,取出一块块铜板,相互比试,也别有情趣。角子,大多是光绪的,也有乾隆的,鲜有雍正的;康熙的,因为年代久远,便是极罕见的宝贝了。当时我们班上,只有一位姓周的学兄持有一枚,就因为这,他的脸上总是挂着自得的神色。

虽说,一个个破旧的衣袋里,那带着美丽带着精致也带着无穷的乐趣的百雀羚的盒子渐渐地多了起来,但我可以说,我的那些学兄学弟,或者是学姐学妹们,十有八九,没有享用过那散发着浓浓的香味儿的乳白色的凝脂。从他们那干燥的小脸皲裂的小手或者是涂着蛤蜊油的油光光的肤色上,便可以得到验证。

第一次使用百雀羚,还是我工作以后的第一个冬天。朔风吹了,雪花飘了,冰溜儿挂了,校园里,那些家住南京扬州或者是县城的男男女女的同事,也都买来了各种各色的护肤的佳品。

于是,我想起了少小时候便心仪了的百雀羚。

还是那一只圆圆扁扁的小铁盒,还是扁扁的深蓝色铁皮的圆盒盖,盖面上,还是一只只或栖或立或翔的色彩绚丽的鸟儿。

同样的,小心翼翼地掀开盒内那层乳白色的锡铂,我又看到了,那装在小铁盒里的同样是乳白色的凝脂。

第一次涂上它,真的好滑,好腻,好香,从脸上,到心底,到骨髓。以致走上讲台时,我都能感觉,一个个学生投来的那有些新奇有些惊艳的目光……

昨天,从电视上,又看到了百雀羚,那圆圆扁扁的小铁盒,那深蓝色的好精致好美丽的图案,更有莫文蔚“更天然,更温和”的甜美的广告语,让你怦然心动。

于是,那百雀羚的老故事,又在我的心头活泼泼地生动了起来。

百雀羚,一百只鸟儿的会聚,一百只鸟儿的嬉戏,一百只鸟儿的欢噪呢!

 

小放牛一唱春天来

写作这篇散文的时候,正值寒流滚滚的数九隆冬,因为对于风和日暖的明媚春光的渴慕,我便想起了这个题目了。

四十多年前的故乡的春节,唯一的文化生活,便是观看村里的文艺宣传队的表演了。

随着通天的锣鼓阵阵地敲响,空荡荡的打谷场上,便挤满了前来观看演出裹着新头巾穿着新衣裳套着新鞋袜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村民了。

而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呢,净一色的都是村里土生土长出类拔萃的大姑娘小伙子,拢共只有十几个人吧,也就那么十来个节目,这些大姑娘小伙子是要把这差不多排练了一个冬天凝聚了他们诸多心血的节目奉献给村里的父老乡亲们。

节目的内容,大多是些快板相声三句半摇花船独唱对唱表演唱大合唱之类,常常是一个节目下来,总是博得一阵阵笑声一阵阵掌声的,尤其是那些观看自己的孩子演出的父母,更是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记得,有个《老汉推车》的节目,看了让人忍俊不禁。一个扎着白头巾的“老汉”,推着一辆小车,小车上坐着一个系着黑头巾的“老太”,走在赶集的路上。虽说没什么情节,可老汉的挑逗幽默,老太的佯装怨怒,随着推车路程的进展而进展,把这老汉老太的相恩相爱相濡以沫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时的引起场上乡亲们开怀的大笑。

还有一个节目,就是本文的题目中提到的《小放牛》了。四十多年过去,那一幕动人心扣人弦的场景,那一曲悦耳甜美的歌声,还一直存留在我记忆的深处,我是把它写进了我的那篇叫做《里下河,我心中的牧笛》的散文诗,并把它收进了我的第一本散文诗集《悠远的地平线》的。

为了这个节目,我曾查阅过不少的的词典辞海辞源,可都没有这一条饱蕴了人文景观地域风情的“小放牛”的记载;我不由得顿生遗憾,我们这记载了文化记录了风情的典籍,何以如此的苍白与空泛?凭我个人的理解,小放牛,该是流传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江淮之间的一种表演唱或者是对唱了。

我记得,男女二人,净一色纯情的少男少女,男的,梳着个小分头,女的,扎着两个羊角儿;男的怀里抱着个用杨柳条裹着各色的彩纸做成的牛鞭子,女的手里舞着用各色的彩绸合成的两条彩练;男的一段唱,女的一段白,或者女的一段唱,男的一段白,或唱或白的表演中,有着少男少女们对于春天的渴慕对于爱情的渴慕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慕。只是那个梳着小分头的少男受不了那个扎着羊角儿的少女盈盈顾盼的柔情的渲染,脸颊上总是红红的,表情上总是腼腆的,额头上还有细细的汗珠儿不时的沁出来。看到这,场上的乡亲们更会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一片片会心的笑声。

据说,这一对演小放牛的少男少女,后来还真的成了一对夫妻呢,这是我故乡的土地上这小放牛的演唱演绎出的一段令人羡慕的姻缘。也许,就因为这,每到隆冬将尽春节将近的时候,我便会想起大年初一的时候在故乡的打谷场上乡亲们围在一起看演出的情景,想起那一个个虽是下里巴人却又让你永生难忘的节目,尤其是那一曲悦耳甜美的小放牛的演唱。

是的,小放牛一唱春天来。那不止是时令上的春天,更是蕴含了人们对于纯真爱情对于美好生活无限神往的春天。

 

 

孙昕晨作品

 

孙昕晨,1958年11月27日出生,江苏射阳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1977级)。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雪地上的音乐》、《男朋友——江苏青年诗人七家》(合集)。诗歌、散文、文学评论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南方周末》、《文汇报》等报刊。数十篇作品被《读者》、《青年文摘》、《诗选刊》等转载,并收入各种文学作品选集。目前供职于无锡日报社。

 

 

我知道其中的亲切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家乡晚报上读到张霖先生的《西乡记》。

不是因为这题目借了名著的光,巧而有趣,而是“西乡”两个字让我如遇故人。“得好友来如对月,得奇书读胜看花”,其中的亲切只有自己知道了。

幼时,老一辈人说起家乡,方言里的表达是一个视角也是一种滋味:我们这块是东海,西南上是盐城,是西乡。老人们从不说黄海,黄海是我后来从书上看到的。要是给西乡亲戚带个口信,老人们就说:叫他有空到东海里玩玩噢。

我读小学二年级,生产队请了一个做粉丝的师傅,西乡马沟人。那年夏天发大水,庄稼地里一片汪洋。马沟师傅说起西乡里的事,常望着西南方向浓云翻卷的天空走神。

他一定是惦记着他的西乡。

现在看,去西乡也就四五十公里吧。童年的懵懂和交通阻隔带来的距离,使我第一次对于远方有了某种眺望:水云间,天边外──西乡啊。

或许,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个少年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以及奔赴他乡的愿望吧。

“西乡的米,东乡的盐。”带着少年时代的印迹长大进城,及至后来到西乡的马沟、鞍湖、秦南仓、缩蒲荡采访,西乡的概念反倒有点淡漠、模糊了。

是这篇《西乡记》唤起了我,而且是事隔几十年,是客居他乡的夜读。时间、空间的转换,像一列火车移动的窗口,像晚年歌德看见少年时代刻写在山顶木屋上的字痕,它给我带来了相遇的陌生与重逢的沧桑。

约摸月余,我又读到《西乡记》的姊妹篇《浠沧巷》、《西门大街》,字里行间弥漫着的老盐城的气息,使我如啜香茗似的沁心,又如饮陈酿般的醺然,恍兮惚兮,昔日重来。

张先生写的真好。他的文字不是包裹着文化糖衣的宏大叙事,而是岁月尘封中的民间记忆,点点滴滴,像陈年雨水洇在老宅墙上的斑驳印痕,又像“蟋蟀在堂,岁聿其莫”的断续弹唱,残阳水中,半江瑟瑟,将凉未寒的滋味。

我曾居住浠沧巷边15年,所以读到张先生关于浠沧巷的人与事,仿佛是对曾经岁月的一次辨认。巷口豆浆店的油条黄烧饼,清真寺的清寂肃穆,铁匠铺的丁当之声,少妇们趿着拖鞋到古井边弯腰打水的身影……市井气的浠沧巷是人间滋味。只是一个“拆”字拆得它魂飞魄散。“君若到时秋已半,浠沧门巷柳萧萧”。今我掩卷来思,记忆一部老盐城的寻常巷陌,都已是尘灰之忆了。

人是有精神密码的。就像50年前的张先生,因为电影《柳堡的故事》在济南的一群同学中,为家乡蟒蛇河两岸的美景激动一样──“这故事一定发生在我们盐城,因为这种水车只有我们盐城西乡有,我们那里无乡不水,无水不桥,无桥不美,村姑个个都像二妹子。”这大珠小珠落玉盘式的倾诉,惟有对家乡大野之美、草露之秀、人情之淳等审美元素了然于胸、陶然于心者,才会有如此急切而深挚的表达。

这几年,我也曾两次重看《柳堡的故事》。起因一是由于费穆的《小城之春》,让我懂得在中国电影的瓦砾中寻找沉默的经典,我期待黑白片能够带给我的一份直抵内心的力量;二是由于龙冈一带曾是《柳堡的故事》拍摄地,恐怕这也是盐城留下的“最古老”的影像了。我睁大眼睛寻找半个世纪前盐城西乡的影子:田园的形状、河流的轮廓、风车的身影。虽然那个年代给予这部电影局促的空间,但它还是经得住审美的眼睛,它朴素的力量就像“明月光”“地上霜”,是一种安静得可以心颤的美。如果这世界真的还可以抒情,《柳堡的故事》就是里下河地区原生态的诗──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当环境污染成为比贫困更具杀伤力的敌人,如果我的家乡还保留着碧水蓝天一方净土,又何必哭着喊着去和别人比那“鸡的屁”(GDP)呢?

余生也晚,没有张先生对于盐城的丰厚记忆。他关于少年时代与母亲步行几十里到张姚庄跟亲戚讨粮食,然后早晨4点钟起床背着米往盐城赶,一路“鸡声茅店月”的情景,恰若丰子恺先生温厚隽永的漫画,一幅60年前的“寂寞西乡图”。他关于乡贤、同窗的记忆是那样慈蔼亲和,他关于商铺、药铺、饭馆、茶食店──纷纷市井的勾勒与点画,则弥漫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

因为工作关系,上月我去云南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采访。一位媒体人士讲述的一个关于乡土、家族记忆的故事令我难忘:有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就把祖先的历史记录到服装上,比如哈尼族一个支系的妇女服饰,衣服底边是无数彩色的丝线,代表着祖先们流过的泪水。曾经有一位台湾人到贵州瑶寨寻觅古法蜡染的传人,只有一位100多岁的老太太还会这门手艺。台湾人见到老人90岁时做的一条围裙,问老人可不可卖给他。老人的曾孙接话说“可以”,并马上报价。没想到付钱出门的时候,老人颤巍巍地追上来把围裙夺了回去。在家人的反复劝说下,老太太才答应把围裙拿出来。台湾人细细一看,发现围裙右下角刚才被剪掉了一点。上车时,老人对台湾人说了一句话:“灵魂被留下来了,我把围裙给你。”

乡村的根系,家族的谱系,文化的血脉,城市的记忆,很多时候就是隐藏于民间的一点痕迹,割舍它(拆迁、淹没、告别),那份疼痛惟有浸润于心者可以意会(那些像人的“经济动物”不在其中)。所以,当我读到张先生的这组“老盐城”系列,看见故乡一位老人对于乡土的温暖记忆,便产生了续貂之念。

细细想来,我与张先生曾有过匆匆一面,那还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依稀记得他的挺拔,记得他医者的风度,不过,估计他不会记得我这个面孔模糊的晚辈了。我不是一个吃了鸡蛋非要找到那只鸡的人,但出于受益者的感激,我试着通过晚报编辑胡荣表达一下对张先生的敬意。这年头,一个从医一辈子的老人,还抱有这一份情怀,而且文字是那样的温润、疏朗,他不是职业写作者,更没有某些写手们的“习气”,他抱着业余的心情,即兴随心,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却是一种传统文化浸润过的优雅。我读有些段落,感觉他还像个孩子,一个有着沧桑眼睛的孩子。于是我感慨,这是家乡古盐渎文化的种子,只有老一辈才有这样的学养,这样的文字可以配得上那已经消逝了的“范堤烟雨”、“登瀛晚眺”……

令我惴惴不安的是,从胡荣小弟的回复里我才得知,张先生已罹患重症,这些文字是他拖着羸弱之身,断断续续写出来的。

获悉这一切,我内心翻滚着什么,但已无力、也无需说出,惟有沉默和这一点文字。我从记忆里找出诗人曾卓的那首《我遥望》,我愿意把它献给张先生和那些在故乡历史文脉中守望沧桑的人们:

当我年轻的时候
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

遥望六十岁,像遥望

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而今我到达了
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
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2007-07-07晚-12上午

我有一亩田

——写给母校特庸中学

 

听过台湾重唱组合“南方二重唱”的一首歌《梦田》。哪年哪月哪里听的,记不清了。但几句歌词依稀记得——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

每个人心里一个梦

……

用它来种什么

种桃种李种春风

……”

人生苦短。走再远的路也看不完天下美景,吃再多的店也尝不尽人间美食,心再大也装不下这个世界,何况现在这个世道像吃了什么激素,一切都在膨胀。信息爆炸——声色迷离——功名利禄——诱惑无数,谁谁谁要是成天忙着往里面塞东西,心,或许就成了个垃圾场。

心里只有一亩田,好。可以精耕细作,种些自家小菜,可以长些对身体有益的五谷杂粮。

只种一亩田,就可以让生活慢下来,就像阿尔卑斯山那块著名的导游牌上说的,“慢慢走,欣赏啊!”

我的一亩田种些什么呢?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一直在做减法,某些伟大的人物(有些是因为充气而巨大),在我这里要么渐渐模糊,要么变成俗人;一些宏阔事件与我的关联在日渐减少;有些曾经的朋友现在成了得意之人,于是被我悄悄删去(得意的人常常是无趣的)······空下来的心里,惟有亲情友情,惟有故乡故人,惟有生民之苦让我徒唤奈何。

我的一亩田,就像白石老人的画,一棵白菜两根丝瓜而已。

河流的源头总是清澈的,一路下来,就难免泥沙俱下了……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吧,文学史上,元曲不如宋词,宋词不及唐诗,而《诗经》的那种远古之声,真是天籁,天落水。

世上的事,大致都是这个样子,新鞋子新,总不如旧鞋子合脚;新朋友好,总不如老朋友之间随意自在;大学的记忆总不如中学小学来得亲切、率真……

人也像一滴水,童年、青年、中年……沿着时间的航道,我们一路由清而浊,保留那一份清澈的毕竟是少数。

于是,我们怀念年青时的明媚,怀念少年时代的澄澈。我们都曾经是干净的一滴水,那个盛着我们水光潋滟少年时光的金色池塘,就是我们的母校啊。

是的,我曾经是特庸中学这个池塘里的一滴水。

在奔向江河湖海的路上,我这滴水曾经无数次怀想起在母校怀抱里的日子,想起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在这个池塘里挤着挨着,时而波平如镜,时而涟漪荡漾,时而溅起欢乐水花的水滴们。

每一滴水,都回不去了。

五湖四海。那些水滴现在是停泊于故乡,还是漂泊于某一条江河——

“他们都老了吧?
他们在哪里呀?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朴树《那些花儿》)

关于母校特庸中学,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一定要好好为她写一篇文章。为什么还没有写成?是因为我太想把它写好了,所以迟迟不敢下笔。就像我们曾经饥饿的年代,最好的一点菜,一定要留到最后一口。

我11岁进校读初中,直到16岁高中毕业。今生的两个爱好——写作、体育(连马拉松的途中跑战术也喜欢琢磨),都是在这里培养起来的。在文革那个教育荒芜的年代,母校因为偏僻,因为拥有一批敬业的老师,特别是从苏州下放的十几位优秀教师(直到毕业二十年后我才渐渐知道他们中一些人显赫的家世和教育背景,慢慢体会到他们的学养),我得到了那个年代最好的中学教育。所以,当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我在农村劳动两年后,有幸成为文革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7级。

每次填写履历表,我最看重的就是两个——我是77级,我是特庸中学的毕业生。

为什么要强调特庸中学?因为文革使高考停摆了11年,1977年高考,从1966届到1977届,整整11年的高中毕业生一起参加,这在历史上空前绝后。我的同班同学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中,竟一下子考取了6个。这个数字如果出现在市级名牌中学的某个班级,已经非常了不起,它出现在一个地处偏僻、名叫特庸的乡村中学,那真是一个奇迹。

“不计辛勤一砚寒,饮其流者怀其源”。感念母校,不免想到那个清贫的年代,想到那些曾经给予我关怀和教诲的老师们。三十多年来,我无数次在默默中念叨他们的名字,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想起他们对我、对同学们那种阳光雨露一样纯净的好。

1973年,我读高一,那是一个“读书无用”的年代。记得开学第一堂英语课,苏州下放的彭固权老师为我们讲述她的朋友——一个驻外使馆厨师学外语的故事。年少的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一个中国厨师……远渡重洋……在遥远的欧罗巴……他用英语和大鼻子的外国人交流……为国争光(这是那个“火红的年代”可以让年青人激情燃烧的词语)。我的心追随着老师,第一次走得那么远。……一个农村孩子的兴趣被点燃了,我的英语成绩在全年级遥遥领先。第二学期,我特地请彭老师到盐城帮我买了一本《袖珍英汉词典》,七毛五分钱(当时我一周的生活费不超过一块钱)。几乎每堂英语课,我都要被她叫起来朗读课文或回答问题。老师的欣赏成为我学习的动力。

我的眼睛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近视,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糊里糊涂地上学。到了初中,就觉得有时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可从来没有想过近视眼是怎么回事。那个年代,乡下孩子基本上是散养,除了生病躺下,父母是不太会关注的。到了高一,我终于知道可以戴眼镜矫正视力,但全校没有一个同学戴眼镜。一天,彭老师把我喊到办公室,问我是不是近视,又问父母知不知道我近视,她说可以带我去配眼镜。想到那些戴眼镜的老师常常被同学戏称为“四只眼”,我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跑了。

1975年夏天高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一年后那个酷热的正午,我在红星四队去特庸公社的路上,听到了彭老师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的消息。那时,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伴着乡村古老的油灯,17岁的我第一次写下了对一个人的缅怀,默默之中,一缕心香。1978年3月我走进大学校门,第一次戴上了眼镜,没想到时过境迁,眼镜在人们心中已成为“学问”的一部分。我虽然没有读英语专业,但多年之后,我的这个兴趣在儿子身上得以延续。中学时,他对英语表现出浓烈兴趣,读大学时考虑就业选择了法语,可凭着中学的积累,他大一就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正在法国读研的他,依然留恋着英语。我多次和儿子谈起我的老师、我的眼镜故事。而当年那本《袖珍英汉词典》也一直被我珍藏着,它的扉页上清晰地留着我得到它的那个日子——1973年11月26日。

彭老师是我中学老师中走得最早的一个,可她是对我影响最大,留给我记忆最深的老师之一。一个老师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活着,他可能活在一篇课文里,他可以长久地活在学生心里,他的情感几十年后仍然可以温暖学生,甚至他的影响可以一直绵延到学生子女的血脉里。

系念母校,我忘不了记忆中那些温暖的人与事。郑立谦、董振亚、朱俊华老师,我的写作得益于他们的熏陶;陆海泉老师,数学、音乐、美术“三栖”,乒乓球也打得精彩,放现在就是一“酷哥”,我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弧圈球;葛云书老师,苏高中的“数学王牌”,有时只带两支粉笔,他就把一堂数学课上得趣味盎然,激动时居然有半堂课把帽子戴反了,我们在下面窃笑,他以为黑板上演算错了,看一下,确认无误,反复用苏州夹心普通话问我们:“对勿对的嘞?就那么一回事。”地理老师毛礼垣把讲台比作太阳,自己当地球,用黑板擦捧在手里做月亮,演示自转与公转,有个调皮的同学喊还没看懂,这个可爱的老头顾不得头晕,继续“自转”,并绕着“太阳”再“公转”一圈;化学老师刘振南一旦解出一道难题,习惯把粉笔头往远处一扔,表情丰富地环顾左右,然后眉毛一扬甩出一句吴语:“咯个事体嘛,是吃烂饭格事体瓦 (这个事情嘛,是吃烂饭的事情啊) 。”朴素的周明老师为人温厚,他教体育,却常常捡个芦柴棒和我们蹲在地上演算数学题;物理老师杨如甫不苟言笑,他的幽默也是黑色的——期末考试,一同学89分,请求杨老师多给1分,90分写到成绩报告单上好看些。杨老师一脸严肃地答曰:可以。那同学信以为真,连说谢谢。杨老师不紧不慢地继续:“先别谢。估计你小子一高兴,那88分心里就不平衡了。接下来,87分86分也会前赴后继找我的。我看还是维持原判,这1分,下学期你靠自己力气拿吧。”“89分同学”被杨老师的1分理论逗乐了。我记得胡达修老师的气宇轩昂(同学们都说他像个将军),他的地理课是我的最爱,我现在还经常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就是因为胡老师当年在我的心里撒下一颗种子;难忘汤仲慎老师的严谨与执着,他戴副眼镜,胡子拉茬,不苟言笑,可下棋时却像孩子一样投入得可爱,我们几个调皮的学生曾私下里借电影里的角色称他“汤司令”;曾经在外交部条约司工作并和李鸿章孙子同过事的王俊怡老师儒雅清俊,他是同学传说中喝过洋墨水的西派人物;胡达修、施月静、徐世民老师敬业、和蔼,他们默默的劳动,正是文学意象中摇曳的红烛;鞠九新老师在课堂和球场上一样有霸气,他是球场上的大佬,那时我们不知道“酷”这个词,作为组织进攻的后卫,鞠老师那一声“嘎——去……”(家去,意为赶紧回去防守)真的是“酷毙了”;王锦明老师书生气最浓,这个来自南方的年青大学生文采斐然,也有着可爱的自负和任性;董爱山老师和气可亲,可普通话不咋的,校长不知怎么让他代了几节音乐课,他用方言教我们唱《阿佤人民唱新歌》,哈,那土得掉渣的方言吼起来,我们的腮帮子都笑酸了……

我一定要说到卢莹、周景龙两位老师的菩萨脾气,多年之后,我在一次阅读中看到“亦慈亦让”四个字,马上联想到这两位老师。周景龙老师教数学,做过我一年的班主任,他批评学生,总是笑着和你商量,仿佛是他自己托你办件事,那时没有汽车,周老师都是步行五六十里回盐城家中。卢莹老师说着经典的苏州普通话,纤细的舌尖音里流逸着温婉的南方气质,她那娟秀的粉笔字,让我懂得了汉字之美。1989年,卢莹老师从苏州到我当时居住的城市探亲,顺便看看我。那时,她已年过七旬,我也是十四年没有见到她了。看到老师暮年的身影,我想到了时光的残忍,我的泪水几乎涌出来。送她返回的那一刻,我记住了她的目光,那是我中学时代还没有特别懂得的那份慈祥与温暖。……

1970年代末,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春天,老师们回归故里,云散四方,毛礼垣、葛云书、陆海泉三位老师1980年代初都被评为“特级教师”,那可是一个很少假货的年代。我的中学,我的青涩岁月,遇到这么多有学问也有趣的老师,是我在那个清贫、荒芜年代最大的幸运,也可以说是上帝冥冥之中对一群乡村孩子的眷顾吧。

“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我特别喜欢小时候念过的这篇老课文。每次念到它,就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仿佛听到校园里那口老钟亲切的下课铃声。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我的一亩田里,有一块永远属于母校特庸中学;

“每个人心里一个梦”,我和我曾经的同学们,永远会梦见码头小街西首那个书声琅琅的校园。

在母校50周年校庆到来之际,我匆匆写下这点文字,聊表一个学子的祝福。而经年累月在默默之中感慨系之的千言万语,此刻却一时无以表达。我只能借用海子的诗句对母校、对所有的老师轻轻说一声: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今夜我只想你。”

 

2008年10月7日夜-8日凌晨写就,

10月19日夜-20夜再改

 

 

你听见寂静了吗?

 

“我把二分之一的灵魂交给你,让你与我一起入梦!”

1997年3月,庞余亮从沙沟寄来一册打印的诗稿《徒步行走》,他在扉页上写下了这行文字。

在夹寄的短信中,余亮对这句话作了说明:诗稿只印了两册,留下一册与你的一册遥相感应。

沉默良久。我感到这件事对于我们的友谊和写作,都是一次“承担”:我将守护大地上的一个秘密!那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两个字:兄弟!

这是乡村小杂货店里最廉价的一种白纸,色泽黯淡,手感粗糙。让我目光摩挲多时的是,它是用古老的针线装订的,细细打量,可以看出余亮俯身裁剪、装订时的用功和努力。

这样的随意或是别有用心,我从没有问过他,只是它像余亮诗歌中那些细密、沁凉的暗处,不经意间散发出芬芳:

“诗歌啊,我一个人在国境线上写诗

灵魂在诗歌中梭巡着

 

词语在偷渡,而我在打击着我自己--

请记住,诗人是渺小的

 

这个渺小的诗人,狂妄的诗人

我骑着我自己……

(《在永恒的鞭打下》)

“每天夜晚,我总把我的忧郁

变成一盏灯笼

直到一阵风将它吹灭

之后,我坐在黑暗中脱着衣裳

…………

啊,心在秘密地旅行

而我并不知晓。我坐在一张纸上

安祥地睡眠……”

(《微波塔》)

你看见他了吗?这是一个名叫庞余亮的少年。1985年,在一个名叫沙沟的乡村学校里开始了教书生涯。

夜深了,他就像那只躲在草丛里的蟋蟀,寂寞地叫着--“每天夜晚,我总把我的忧郁/变成一盏灯笼”。

秋风凉了。这只蟋蟀高一声,低一声,不知不觉,寒露就变成了霜降。

没有人听见这一切,这是“大地上的事情”。

记得是1989年,在接到余亮的第一封来信后,我便萌生了去沙沟的想法。

春天,平原上最美的季节--我记得大纵湖边上粉红色的芦芽,雨后湿润的湖堤上刚刚冒出尖儿的南瓜秧,还有伏在巴根草上的雏鸭,一片毛茸茸的嫩黄――像我们都曾有过的童年。

春雨洗过的天空,一种暗暗的鲜亮把我接到了沙沟。

这个三面环水的小镇掩埋在绿树和庄稼里,它更像一座久远年代的村庄,保留了那么多古老的习俗。

我在余亮身后走着,那些迎面过来的老人、孩子面目慈祥,善良亲和,他们点头、微笑,仿佛余亮和我都是他们的亲戚。两旁店铺里的摆设,还是七十年代乡村供销社的模样,火油、肥皂、食盐、布匹、樟脑丸混合的气味,我一遍一遍地嗅着,试图找到那个时代的密码。

余亮任教的那所学校,在一条小河的边上,对岸就是广阔的农田。春秋轮回,风吹大野,庄稼和花草总会向一个诗人传递着四季的消息;一颗寂寞的心,又总会在黄昏里,从河的这边游向河的那边。

我们在河堤上走着。他讲述校园里那些大树的传说,说着乡村孩子顽皮的故事,然后蹲下身子辨认那些刚出芽的花草,并像在课堂上点名那样,一一叫出它们的名字。

中午在一家古朴的小酒馆吃饭,整个店堂居然就我们这一桌。余亮用一只手轻轻抚摸那张被岁月磨洗得发亮的桌子,“知道嘛,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楝树就是细腻,老一辈的手艺啊,敦厚,经得起来去。”他专注的目光,从桌子上慢慢移过来,然后轻轻地和我碰杯:“让我们享用古老的时光!”

我和余亮的童年都是在乡村度过的,经历了城市生活和多年阅读之后,我们更倾心于大地上古老的秘密。他说起了童年的许多往事,而我则讲到小时候在老家,沿着雪地上一串神秘脚印寻找兔子的故事。是一只永远没见过面的兔子,用它消失在远方的脚印启发了我最初的诗歌想象。我开玩笑说,如果有了钱,我愿意用一生的精力,观察、研究野兔在大地上孤独、神秘的生活。在这个人类横行的世界上,兔子的一生是对自然的一种隐喻。已经没有一只兔子敢和人呆在一起了,它们对人的恐惧,不是因为人强大,而是大自然与人相处之后得出的结论--残忍。我们还提到了一句哲人的慨叹:乡村是上帝创造的,人只能造出城市。酒酣耳热,我对余亮说:沙沟是个可以藏人的地方,你就做个守候大自然秘密的兔子吧!

后来的几年里,我曾两次在笔会上和小庞相遇。在一群诗人中间,你一眼就会认出那个小个子、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人。在见多了文学圈形形色色的文学明星之后,我更坚定地相信,当人们因为拥有金钱和权力变得虚胖,或是戴着城市文明的面具招摇过市的时候,只有这个少言寡语、眼中含着羞怯的乡村少年,才是诗歌家园真正的守望者。

“炊烟向上/叶子向下/江河向东/我们喜欢登高望远……在冬天里住久了/你不能不惊讶/这些种子还记得/在春天里开花(拙作《作品五号》).这是我十五年前写的诗句。隔着时间的茫茫烟水,今天重读它们,我不惊讶于岁月的更替,而是仿佛找到了一条走向余亮的秘密通道--在沙沟这样的土壤里,一个诗人的成长,同样包含了这样的隐秘:在土地里埋藏、埋藏,吮吸着寒冷和黑暗的密码,却始终没有忘记在春天里开花。“热血总是喂不饱寂寞的心”,“我愿生命中的青黄/全化着诗歌的灰烬”(《青黄》)。当然,如果你更多地了解了余亮清苦的生活,了解他那份在坚持中自得的快乐,再细细品读他的诗歌,你就一定会相信这样的话:“限制一个人所期望显现的领域,才能保持一个人更大部分的敞开”(卡内蒂)。我这样的言说,并非是一种世俗的残忍,而是出于真正的意义上的考虑 ,因为我相信,“如果嘴里衔满了食物,又怎么能够歌唱?”每一个优秀的诗人,几乎都有过“致命的缺失”,他们需要把自己保持在内心的秘密里,并且有勇气去继续先知们的痛苦。不是嘛,余亮正是在对写作不断的深入中感受到生命中的饥饿--“我的贫穷还没有完成,它需要我”(波齐亚)。在一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余亮果然写出了我们内心的深爱、迷茫与颤栗:

“缓慢地转身

我厌恶我自己

多少年过去了

九十年代在缓慢地转身

 

那个年轻人还在举着他的头颅

他的专注,他的瘦削

我不知道怎样说服自己

九十年代在缓慢地转身

 

数不清有多少人在我心中失踪

我命令我安静

可是心脏很疼

九十年代在缓慢地转身

(《缓慢地转身》)

当我在异乡的深夜里读到这样的诗句,我又怎能不披衣起坐,推窗唏嘘:在时间的河流里,人类都将不断地迎接新的流水,然而当我们在和一个时代告别的时候,是什么在开口说话,是什么在纠缠着我们永不瞑目的内心。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引发余亮写出了这样的诗歌,反正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这一刻叫作“苍茫”,或者如骆一禾所说:“棋局和长空在苍天底下放慢/只见心脏/只见青花”。

余亮近年的写作发生了变化,不仅是指他由诗歌--而童话--而散文--而小说,直到把小说写上了《小说选刊》,我说的是在他的写作中更多地凸现了一个人内心的战争,意义或无意义在反复争夺,赞美或者反讽,都有“银瓶乍破”的一刻,尤其是对庸常生活诗性的处理,常常隐含着某种似乎不确定或曰更坚定的指向:

“九点,喜剧已经散场了

多少人已和我一样漫不经心--

只有她,孤独的母亲,留在深夜里

打扫空荡荡的剧院和粗糙的灵魂

 

九点半,她会扫到一群瓜子壳、修辞

十点,她会扫到意义、政治和零星钱币

十一点,她会扫到一些废报纸、一只臭袜子

十一点半,她会拾到一个静睡的弃婴

 

最疼痛的是十二点

我们要做生活的好女儿”

这首名为《弃婴》的诗,告诉我们的可能不仅仅是对一个孩子的关注。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我们什么时候真正打扫过自己心中的那个剧院?在生活这幕戏剧里,平庸、琐碎的我们是否就是被吐掉的那一堆瓜子壳?在不断追逐着的人生里,我们是否有过蓦然回首的一刻?那被别人或自己随手丢弃的究竟是什么?

余亮以《向生活致敬》为总题目,写了几十首这样的诗歌:《依旧是羞辱和悲凉》、《不一定是头疼》、《被搅浑的冬天》、《当捕蛙人走近》……。

因为他的才华,也因为好心人无私的提携,不久前余亮被调到一家电视台工作。从亲爱的乡村到充满欲望喧嚣和尘世欢乐的城市,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这种变化对于余亮却是一次疼痛,一段时间内,我见证了他内心的犹豫、争辩。最终,他向生活妥协了。这次小小的“叛变”对于一个诗人将意味着什么呢?余亮面临着又一次上路。

作为朋友,我只想用剧作家易卜生剧本《当我们这些死者苏醒的时候》中的一句台词寄赠于他--

“玛亚,你听见寂静了吗?”

 

2001·07·01  写于无锡

(2001·9·6《南方周末》)

方言里的世界

 

一个人的爱好(嗜好、癖好)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

我的老同学姜茂友喜欢研究盐城方言,无论年青时在家乡办报,还是中年以后到天津做生意,从家乡黄海到天津渤海,海水由黄色变蓝色,可他的这个爱好30年没变,而且还折腾出一本煌煌上百万字的《盐城方言大词典》来。

于是我想起小时候广播里经常播送的一篇毛主席光辉著作,想起主席他老人家一连串的追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我反复琢磨茂友兄的这个爱好,在上面一连串的追问之后,大致有了结论:

人的爱好,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爱好。而代表地域文化特质的方言,一旦被一个叫赵本山的演员掌握,就会变成央视春晚上的小品;一旦被一个名叫姜茂友的革命群众掌握,就会变成一本上百万字的《盐城方言大词典》。

不见茂友十多年了。某日,一个自称姜茂友的人突然从天津打来电话,我将信将疑,然后急中生智,像电影里的匪兵甲一样大喝一声:“口令?”他答 “773班,回令?”我当然爽快地接上:“772班”。

“同志,我终于找到你啦!”茂友话暖情暖,一下子让我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同窗共读以及在报社同事的日子。

茂友热血。1980年代初,我们四个同学毕业后一起走进报社,分配具体岗位时,茂友自己提出要到农村组做记者,我简直感到不可思议――那时报社采访条件很艰苦,好像刚有了一辆吉普车,副总编下乡采访也不好意思用车,都是买票乘公共汽车,报社还买了几辆自行车供记者采访时借用。茂友要到农村组自找苦吃,我难以理解。两年后,他又提出和一个老记者骑自行车沿着滩涂采访,而且付诸行动。······虽然他的举动当初可能包含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但多年之后,我见多了世上疮痍、民间疾苦,却从内心对他当年的行动表达了必要的敬意。

茂友敢为。记得当时正值农村推广联产承包,茂友写了不少有影响的稿件,不知咋的,某日他忽然头脑一热给美编出主意,在一篇通讯中加上插图,而且就画他采访时和农民交谈的身影。在那个谦虚使人进步的年代,一个记者在报纸上用这样的方式亮相,这可怎么行?于是单位里叽叽咕咕。······哈哈,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喜欢茂友兄的率性。正所谓“成熟”常有,而率性不常有啊。二十多年过去了,估计已经“成熟”的茂友,现在是不会做那样的事了,渤海之滨屹立着一个成功转型的他,恐怕早已经明白“谦虚使人发胖”的道道了。

扯远了,还是回到茂友兄的方言研究上来吧。

记忆中茂友好像是建湖钟庄人。建湖话是淮剧道白的标准音,的确,如果让我这个活在他乡的盐城人远距离评说盐城方言,我还真的认为盐阜地区方言中最耐听、也最接近普通话的就是建湖方言。建湖话,包含了某种均衡、从容和节制,有点像建湖人的性格。在盐城这个大家庭中,建湖人似乎相对温和、机智(当然,小小的狡猾也很可爱)。

可茂友的性格在我的印象里倒不是很建湖,与我相处的几年里,他酒酣耳热一时性起,虽未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拿腔捏调”表演还是有过几回,模仿最多的是东台话。他的东台方言段子,我记忆犹新,比如“东台有个桥,桥上有个通(洞),通(洞)里有条啥(蛇)······”而且,日常一不留神他也会冒出几句东台话。茂友的语言向东台方言倾斜,是否是他的内在气质“转型”的一个表征呢?我无从考证。不过盐城境内,东台的地理位置最南,中国版图上“南方人”偏于“精明”、“柔韧”的特征在东台人身上可以窥见。茂友在商海中的日渐精明,也许暗合了他早已呈现的语言倾向。

说到语言和地域、性格的关系,这可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印象中似有先贤琢磨过这样的命题。北方天辽地阔,但气候干燥寒冷,植被贫乏,人之性情多厚重、粗犷、强悍;而南方气候温润,河流纵横,山色清丽,人的性情偏细腻、柔婉。也有人说到地域饮食与方言、性格的关系,祖祖辈辈以白面、高粱和大豆主食的北方人,不仅体魄魁伟刚健,而且语言雄浑粗犷;以稻米和水生产品为主食的南方人,则心性灵巧,其语言也甜糯、细碎。当然,历史学家则从种族繁衍、战争、自然灾害带来的大迁徙角度,对方言的形成作出解读,不过,这些都是就一个庞大的国家而言。我的家乡盐城,南北也就一百多公里,地理风貌、气候植被、饮食习惯变化不大,但方言的变化却是那么有趣,这又是为什么呢?滨阜响(含射阳黄沙河北地区)的“侉”,建湖、盐城(含射阳黄沙河南地区)的“冒”,大丰、东台作为江淮方言向吴语区的过渡带,以一种特别的语韵和海安、姜堰、如皋等地连缀成语言版图,到了靖江,语言似乎就发生突变,一下子就“蛮”起来了,再到我现在生活的无锡,那可真是“菩萨蛮”了。

从灌河之滨到长江北岸,这二三百公里内的“侉”“冒”“蛮”语言渐变,真是有趣,我曾经有一个奇怪的设想,如果把这些地方的人群由灌河到长江排成队列,每人说一句意思相同的话,细细分辨语音、语调、语速、语感、语气、语序的渐变,从“侉”到“冒”再到“蛮”,将是多么有趣而惊人。也许,这就像科考队把长江源到入海口几百个节点的长江水瓶装排列在一起,那种由清滢而浑黄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摄人心魄。

从这个意义上看,茂友的方言研究正是具有这样采集样本、保存标本、细加品察的意义。一个个方言字词的前世今生,在茂友的案头被存档、被激活、被赋予了生命。这使我想起一个诗人曾经的感叹:当第一个汉字从泥土里挣扎着站起来,它从没有想到一个伟大的民族,将通过它和它的兄弟姐妹构建一座思想和情感的宇宙。方言,也是一个由先人和世世代代的子民构筑的家园,它里面居住着一方水土的沧桑,储藏着一方人的情感。一句地道的方言土语,恍若地下党的接头暗号,拉近了多少游子的心。这里,我说一个亲历的事情。1992年冬天,我来到黑龙江中俄边境的小城黑河。那是一个混血美女很多的地方。我们一行在街头为了方便评点美女,特地用土得掉渣的盐城话交流。大家一时兴起,越说越来劲,引得路人侧目。这时,有同伴耳语:一个穿旧军装的老头一直在跟踪我们。我们几个立马警惕起来,傻傻地停在路中央。这个老人冲我们嘿嘿一笑,然后说了一句:“你们几个大哥是盐城的吧?”

我们更加一头雾水。老人马上改用纯正的盐城话告诉我们原委。他是盐城伍佑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军,解放后到新疆石河子军垦,后来转业到黑河。三十年不回老家了。今天上街突然听到我们的盐城方言,一下子心里热乎乎的,像是做梦。他不好意思和我们搭话,就一路跟随着。听完老人的叙述,轮到我们心里热乎了。哎呀呀,方言啊,就像是《国际歌》的旋律,凭着它到处可以找到同志和朋友。

我的孩子现在法国读研,他的欧洲商务课程中有跨文化交流。有一次我问他,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和人群的不断融合,未来的未来的未来,我们这个星球是否会能变成一个“无方言”的世界?他一时茫然,难以应答。因为他每次打电话回来,我都和他说说盐城话。显然,他从普通话到英语再到法语,盐城话许多别有风味的词汇已经丢失得差不多了。我跟他说,如果将来真是一个“无方言”的世界,也许交流少了障碍,但会少了许多乐趣和滋味啊,比方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盐城老百姓口中流传了几千年的“大(女甫)”、“腿叽弯子”、“这个嘞头”,将会被彻底格式化为“姑姑”、“膝关节”、“这个地方”。我们家乡的一种特色、一分亲切、一分情感的维系也就彻底没有了,我们凭什么辨认故土,辨认自己的前世今生?

方言是先民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域文化最基本的符号,是多元文化的基本要素。茂友编著了《盐城方言词典》,我想,今后他还可以与有志于此类工作的同好一起编篡《盐阜方言趣话》、《盐阜方言史话》等,甚至可以展示以盐阜方言为载体创造出的地方戏曲、方言小说、诗词曲赋等。我和更多的家乡人期待着。

客居他乡久矣,我常常深夜到网上转转,一次居然找到一首用盐城方言演唱的歌曲《我是你的小狗狗》,演唱、录音、后期合成者,都是一个名叫丰子(恶心巴拉)的人,非常好玩。我想此人不一定是得意之人,但肯定是个有趣之人。夜深人静听它,我就会想到家乡的好,诸多的亲切啊。在网上,我还看到多个盐城话测试的试题(四级、六级、八级),同样可以让我笑得趴下。这里,我试抄一道题目,供喜欢盐城方言的朋友翻译--

“你个怂怎各好哦,倒头作文又不会写,趴阔吭哧吭哧写半天又不醒得写的什呢,一天到晚昏头六冲的就醒得挺尸,恩说你爬哈湖不喽······”

哈哈,好玩吧?不过,翻译者若要达到“信、达、雅”的境界,一般还需要自修有关课程,这里我特别推荐名师教材一册《盐城方言大词典》(姜茂友编著,??出版社出版)。

列位看官注意了,作者是――姜茂友,如果是――酱麻油,那肯定是盗版。嘿嘿,嘿嘿。

2008-04-22夜,写于无锡

 

 

 

 

很暖和的记忆

 

人的一生总会到过不少地方。许多大地方能被记住(比如那个叫“上海”的东东),不过是因为其体态臃肿、声名庞大而已。而在自己的心灵地图上,不少小地方却因其独特、陌生,因其沧桑中鲜润的面孔而被铭记,这些小地方因着人与事的温暖而被我安放在心脏地带。

我常常期待那么一天――我的世界下雪了,这些小地方的人与事像火盆一样焐着我的记忆。世界很大,世界很凉,此生也茫茫……

今天,我说的是兴化,一个距离我的家乡不远的小地方。严格地说,是以“兴化”命名的一片广阔的乡村。

这个曾被称为“楚水”的地方,因多水而闻名,古诗中就有“大泽茫茫不通陆”的描述。远古至今,那些避战乱、避喧嚣,甚至避功名的人们,也曾一叶扁舟,击水而来。老天爷恩赐的这片土地,依稀有过“世人称羡桃花源,万钱争租一间屋”的黄金岁月。当然,我热爱它,更因为它是郑板桥先生的老家;是我的好朋友――金倜的家乡。

我这样说,并非夸大我的朋友对于兴化的意义,而是说出一个真相:是友情引领我认识了兴化,而兴化“清水出妇人”那样的美又加深了我对于朋友诗性的记忆。

那是四月,寒意尚存。这种冷丝丝的天气似乎更让人觉得初春真的是嫩,嫩得那么让人怜爱。我们几位朋友在金倜的邀约下来到兴化。

春天在这里不仅是一个季节,也是大自然主办的一个节日。

汽车在乡村公路上奔跑,车窗里的风景一路鲜活一路芬芳,惹着你、美着你、挠着你、拍打着你――你忍不住一遍遍傻傻地想:大平原,你真大!……平原之“平”不仅是平坦之平,它是一种弥漫无边的大波澜、大韵律,你看那绿,绿得人心跳;……大野芳菲,这 “野”,也不止是野花野草之野,它是一种能把天地灌醉的荒蛮之力,是春风春水扭起小蛮腰的邪乎劲!

油菜花、蚕豆花、豌豆花……和成片成片的麦子挤着挨着说着笑着推着搡着,连缀成一块彩色大花布。多水的兴化,把它的河湖港汊、池塘苇荡散落在花布中间。亮晃晃的春水,映出天空的明媚和季节的妖娆,映出远处风车吱纽(改“口”字旁)吱纽的身影……走在埂上、圩上、垛上,我看、我听、我闻,我的每一个器官都被兴化的春天酥酥地打开,身心中那些被城市掳走的一切,兴化又一件件地还给了我。

很久没有这样放松了。我们像一群散养的牲口,在兴化的土地上游走。从郑板桥的大垛,到施耐庵的施家桥,再到藏过庞余亮的沙沟……一路上金倜领着我们听“隔断鸟”、看喜鹊窝,给我们说兴化的水、兴化的荡、兴化的船、兴化的垛。听着他那么干净的方言,我这个漂泊在外的苏北佬,就像干了一天活的农民,黄昏收工前突然闻到了谁家蚬(改“米”字旁)子粥的清香,心里头那个滋味啊。

正像记忆中美好得让我心疼的湘西一样,离开兴化后,我并没有把对兴化的印象诉诸文字。我怕自己弄丢了记忆中的点点滴滴,我怕自己支离破碎的叙述会愧对兴化。于是,那个春天被我悄悄地藏了起来……。

直到后来,收到金倜编选的《楚水》――《兴化日报》副刊历年作品的一个选集,灯下读书,关于它――我所知道和不知道的兴化,又丝丝缕缕地展开了。

我早就听庞余亮说过,金倜是个好编辑,是个“编辑中的编辑”。 这个胡子拉茬的大男人不仅有江北人的豪气,还有一颗比女人还纤细的心。他经营的副刊就像他家的菜园子,打扮的刷刷刮刮。

最初听小庞这样说,我还将信将疑。毕竟,俺老孙也是个二十多年的“老把式”了嘛。及至后来见到他的版面,不免颔首称是。金倜果然是姓金不姓铁。就说一个细节:仿宋字,纤丽雅致,十年前,只有文气嘟嘟的《文汇报》副刊用于作品文字的排版。偏偏金倜编的副刊也用仿宋体,而且版面设计很清淡,像一幅水墨,真是配得上水乡兴化。

《楚水》在我的案头放了很久。那时正是我刚在他乡落脚谋生的日子,外面的夜总是分外的黑呀,我每天临睡前看个一两篇。也有的时候,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不是文章不好,是字里行间透出的乡音让我心里不能平静。

我轻轻合上《楚水》,眼里噙着泪花,听着窗外无边的寂静。

我的故乡距离兴化也就一二百里。四时八节的乡风民俗,乡里乡亲的方言土语,都和兴化一个味儿。不过,我感到纳闷的是,不知是文化传承的关系,还是本人不才孤陋寡闻,我几乎没有见到乡贤记录吾乡风情民俗的文字。所以,读这本《楚水》,我仿佛是对故乡谱系的一次文化认知――盐巴草、苦楝树、隔断鸟、紫扁豆、马齿苋、荠菜、芫荽、菜瓜、腊月、穰草、杠墩子、上梁、上河工、斗砖、喝粥、水煮毛芋头……从故乡人赖以度命的食物,到已经失传的童年游戏;从祈求祥瑞的仪式,到累煞人的活计,我用眼睛一遍遍摩挲着这些词,像是抓住故乡的落霞和童年的炊烟。……

我真的是感激。在一家地方报纸上,金倜一年一年地耕作,他像米勒笔下的拾穗者,弯腰捡起一粒粒饱满的果实。他收藏家乡人的情感,收藏这片土地上的人间故事。而他和这些作者之间经年累月建立的情感又该是另一部风雨之书吧。

金倜与我相识最初是缘于诗歌。而这几年我读他的文字,更多的是散文、小说。其实,细细品咂他的文字,我们可以找到一条通向他的血脉,他的内心深处总是诗性的:正义、善良、也多情;面对生存,他有关于生命意义的追问,也有无奈与愤怒之间的缄默或调侃。有一次,我们几个和他相处或短或长的朋友,不约而同地说到金倜身上一个经典细节,那就是他浓密胡须间偶尔发出的“憨憨一笑”。而读他近几年写的小说、散文,这种藏在字里行间的“憨憨一笑”,常令我忍不住会心地骂一句:这个绝东西!

不久前读他的《顾盼》,见到他写童年在兴化乡下的生活,真是让人在酸楚中笑出眼泪。

那是一个连古巴糖都要按计划供应的年代,小伙伴茂富和他一起决定到墙缝里掏蜜蜂窝,收集“糖蛋”(蜂蜜)吃――

“中午,趁着蜜蜂们到花芯里打滚,茂富便顶住脆生生的太阳挨次收取他埋下的芦竹筒,然后让我和他一起收集蜜蜂在芦竹筒里屙的金黄色糖蛋……嘿,真的很甜!我们尝着尝着,快乐地闭上了眼睛。人类一快乐就要闭上眼睛,这是个奇怪的生理现象呢,还是顽固不化的坏习惯?那次收取芦竹筒,茂富不仅收获了一只糖蛋,还逮住了一只懒睡的蜜蜂。说好一人吃一半,但松软的糖蛋在我丰沛的涎液里未能半身而退,我很歉疚地看着茂富。茂富很大度:没事,看,我还可以舔它肚皮上的糖。我根本来不及反应,他刚埋下脸去便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叫,长毛子家杀猪的声音也顶多如此。茂富一把捏死了蜜蜂,带着哭腔说:它蛰了我的嘴唇!顶多过了一分钟,茂富的嘴就开始肿起来了,我一下子没了主张,似乎蛰他的不是蜜蜂而是我,是我没分他半个糖蛋。”

我笑得趴在桌子上。……有过乡村生活的孩子,谁能不捂着肚子笑出声呢?这个在庄稼地里长大的赤子,从墙缝里掏出了多少“糖蛋”,也就从平原深处挖出多少故事。他一直在写,用他的小说、诗歌、散文记录大地上的事情。

哦,我说到哪儿啦?嗨,本来这点文字是金倜让我为他的诗集写个序的,我这一下笔,就分了几条岔路,离他的诗越来越远了吧?赶紧打住、赶紧打住。

好在他的诗都在后面,大家慢慢地念吧。现在,天这么冷,他的这些带着体温的诗,这些野生野长、在漫漫长夜里吐出来的文字,是可以焐焐手的啊。

 

2003-12-16无锡

 

故乡人物二题

 

【孙荣山】

荣山大我一岁,论辈分,却是我的本家侄儿。

在我的故乡,孙家是大姓,像荣山这样年纪比我大的晚辈不少,从小在一起玩,大家几乎忘了辈份,兄弟似的,随意,也亲切。就像我,从没叫过他孙荣山,从小就喊荣山,习惯了,喊个全名倒觉得见外了。

荣山幼时家贫,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二,婚后虽自立门户,但仍帮父母供五个弟弟上学并一一成家。及至前几年办炕坊,日子才稍稍殷实。

我小时候见过母鸡孵小鸡,但炕坊这种有些技术含量的玩意十里八村是没有的。看到炕坊,还是初中同学通过亲戚带我去码头小街:屋外刮着寒春风,屋内暖和和的空气中满是稻草燃烧的气味,剥啄着出了壳的鸡雏毛茸茸挤成一团,其鸣啾啾。

几年前母亲说荣山办起了炕坊,我马上想起码头小街那一幕。真为荣山高兴,他不必困在毒日头下的黄土里刨几个死钱了。我想象过他们一家人的忙碌和开心。

有关荣山最新的记忆,来自他叔伯哥哥荣华的讲述。

某日早晨,荣山独自渡过潭洋河,去小镇赶集卖小鸡。

晌午时分,卖完小鸡的他兴冲冲回家,忽见有穿制服者立于道边。荣山摩托车未年审(这是他上街有所顾忌的地方),担心处罚,他有点犹豫,但还是猛踩油门跑了。

“制服”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一路紧追。

乡土路上如是狂追数公里,荣山忽然停了车,他趴在车上,就再也没有起来。

事后家人才知道,那“制服”是为了征缴几元卖小鸡的管理费狂追不舍。

公安认定荣山系惊吓而死。

早晨出门的荣山,回家时已不再看他炕坊里那些正在出壳的小鸡了。

  • ·····

我离开故乡二十余年,脑海里的荣山还是20岁模样。记得中学毕业回乡劳动,我妈总是说我们那一拨年青人中,荣山挑起担子最有样法,看上去不吃力。

小学时,荣山曾与我同桌,他脸圆肤白,经常穿一条藏青颜色吊带裤,胸前有一口袋。荣山成绩一般,但手巧,他能用废报纸叠出分几夹层的皮夹子,并送我一个。他的“皮夹子”就装在吊带裤胸前的口袋里,鼓鼓的。其实,也只是偶尔才有三五分钱。荣山常把“皮夹子”掏出来看看,却舍不得花那几分钱。要是有货郎担子到学校来,他买块水果糖,总要咬一半给我。

我还记得荣山背着书包滚着铁环一路小跑上学的身影。

那个少年,我的侄儿,已经不在了。

 

【张师傅】

张师傅年轻时在南京一家工厂干过几年,在我们那个偏僻的村上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了。他生得魁梧,目有凛然之光,用现在的标准就是一硬汉形象。乡邻敬畏他,就一句话:“嗯哪,有把蛮劲呢。”

那时候我七八岁,大队买了台抽水机,安装在一条大船上,其实就是由一台柴油机带动水泵抽水。大队下面有六个生产队,所以轮到我们生产队抽水还不容易。

这个现代化的家伙把我的心抓住了。每天放学我决不回家,而是一溜烟朝着机器声响的方向奔去。小伙伴们坐在河堤上,琢磨、议论这玩意儿。更多的时候也就是“相呆”,或者是看机器出了故障,我们就莫名地兴奋,焦急地等待,看张师傅吆喝着徒弟,一会儿钻进船舱,一会儿满身油污地出来。

等机器修好,水流哗哗地流进庄稼地,我们这才发现天已经乌黑乌黑,赶紧作鸟兽散,撒腿往家跑······

张师傅把这么个大家伙搞得服服贴贴,他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羡慕他可以不下地劳动,整天在手臂上套一双蓝护袖,他油迹斑斑的上装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

小学五年级时我进过一次城,闻到工厂机器浓重的气味后忽然“明白”,张师傅衣服上的气味就是工人的味道――工人阶级的味道,我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暗暗惊喜了好一阵子,直到中学、大学,十多年的政治课上每次提到“工人阶级”,我就想起张师傅衣服上这种钢铁与柴油的味道。

当然后来,大人们硬生生要损坏我们心中的偶像,他们说张师傅是个秃子:你没看见他天热了还戴个帽子吗?

我们仍旧天天去看抽水机,不过现在主要是去看他的帽子会不会拿下来。

一天、两天、三天,我们憋不住了,想弄个法子帮他“脱帽”。这时,有个胆小的同学把我们的想法泄漏给了他父亲,被那个同样胆小的父亲训了一顿。他回到我们中间,就用他父亲的腔调吓唬我们:千万别惹他,张师傅要是变恼会骂你们祖宗八代的。你们没看见水泵吸水时水面上卷起的漩涡吗?你知道水泵里涡轮就像绞肉机一样厉害吗?你看过鱼虾被抽水机吸进去出来是什么样子啊?张师傅的愤怒会像漩涡一样把你吸进去绞成肉末再吐出来的。······我们对这家伙的话有些怀疑,但那天傍晚他的描述实在形象又神秘,我们几个小朋友的确被吓住了。

这个同学在回家路上还神秘兮兮透露一个重要情报:张师傅也有泄气的时候呐,他谈到机器的声音从来不说“秃秃秃”,而是说“扑扑扑”。······我们几个同学咧着大嘴,笑得两边的肉都酸了。

这个说法得到证实是几年之后。我们暑假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那些张师傅的同辈人拿他寻开心,总是故意问:“柴油机发动起来的声音是什呢样子的唦?”可能是问多了,张师傅连“扑扑扑”也不说了,只是憨厚地嘿嘿一笑。

再次提起张师傅,是今年春节回故乡。父亲无意中说起张师傅死了,74岁,一个好人,晚年却没有过上好日子。

而最让我震撼的是他的“死法”。

晚年的张师傅患了老年痴呆症,大小便不能自理。家人服侍久了也就没有了耐心,农忙下地干活,就把他绑在床上。他挣扎、呼喊,一时半会儿也就由他去了。

一个曾经力大如牛的男人,晚年在挣扎、呼喊中熄灭自己是什么样子?

终于有一天,他不再挣扎也不再呼喊了。

串门的邻居无意中发现张师傅已经断气,这一刻,他还被紧紧地绑在床上。

 

2006-05-31

 

曹剑作品

 

 

曹剑,1960年5月生。文艺学博士,国家一级艺术监督(正教授级),曾经获得“全国十佳制片人”和“全国德艺双馨的电视艺术家”称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曾经担任过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副省长秘书和副处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省电视台副台长、省级文化国企集团总裁、并在文学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工作。兼任中国微电影产业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农业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新影微电影频道联盟副主席。共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文学作品1000多篇,先后16次在全国获各类文学艺术奖项;个人专著有《青春流派》《曹剑诗集》《玉连环》等。

 

 

感恩: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离开南京好久了,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地方反而变得清晰起来。那些年,成为永远撕不走的日历,贴在了我人生的履历表上,如今成为“故纸”了;那些事,成为永远无法更改的命运情节,直播在我人生的舞台上,如今成为“故事”了;那些人,那一张张很南京、很江苏的脸,成为一张张彩色或者黑白的照片,深深地镶嵌在了记忆里,如今成为“故人”了;而那些地方,如今一不留神则几乎可以叫做“故土”了。

在江苏文化企业的十年,是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十年,是江苏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最快、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九年,也是江苏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九年,是江苏文化人才辈出、文化高潮迭起、文地化美景连篇、文化好戏连台的九年,更是和各位同仁、同道、同志在文化的战壕里摸爬滚打的九年。事情太多、生活太过充实的时候,特别是充实到几乎快要绷不住的时候,总是感觉时间太快、光阴太短,可能恰恰是因为过得十分充实和忙碌,也就不自觉的舍弃了许多可注意、也可以不注意的人生细节,忽略了许多可以节约许多人生资源和精力的人和事情。我常常提醒自己:不做完人,也做不了完人!把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过得有意义,才是最佳的选择。庆幸的是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没有空掷人生。我们虽然是江苏省资金最小、政府资源最为缺乏,甚至连一寸办公用房都没有的公司,在没有任何垄断资源的情况下,经过我们的艰苦不懈的努力,终于打造了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影视剧,锻炼了一支小有名气的创作队伍,获得了一些国内影视和文化大奖。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人才,一批骨干分子陆续成为国内一些重要影视公司和剧组的精英。未曾稍有懈怠、未曾稍有打盹,甚至来不及歇息片刻,却已经是十年过去,往大了说,我们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无愧于江苏这片土地,往小了说,无愧于自己职业的良心,无愧于爹娘和老师的养育之恩。不是最大,但是我们干得很辛苦,用力了;不是最强,但是我们干得很认真,用心了;不是最好,但是我们干得很实在,用功了;不是最美,但是我们干得很投入,用情了!当然,因为我们年轻,我们也难免毛糙;因为我们不是政治家,也难免文人气;因为我们还不够精明,有时也会被人算计。事实再一次证明我们做不了完人。

回首往事,我们可以有情有义,终究不是有气有恨;我们可以无怨无悔,终究不是无声无息;我们可以有血有肉,终究不是无骨无心。浓缩十年,只需用两个字----“感恩”。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感恩苍天,我们庆幸长在2000年代,江苏经济和社会进入新世纪,达到历史的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对文化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承办了首届中国南京国际文化产业论坛,包括美国好莱坞在内的五十多个国家的文化产业高手云集石城,交流国际文化产业信息,感受国际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风向标,为江苏文化发展贡献智慧;江苏新世纪的第一个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作出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由打造文化高原向打造文化高峰的战略调整,显示了省委省政府高远的战略思维,江苏文化产业的发展被推到了全国文化的大棋局上。决策,令世人瞩目;机遇,让文化人兴奋;目标,在远处闪烁;困难,使从业者冷静。就这样,我们成为早起者,听着远处的号声,没有来得及带行李就先行上路了。有“幸”、有“兴”、也有“信”,是谓天时。有“幸”,是因为赶上了历史的机遇,找到了发展的平台,走上了文化的舞台;有“兴”,是因为我们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钟爱的情感;有“信”,是因为我们对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和决心,也有着塑造诚信和信誉的良好愿望。

感恩大地,我们成为继广电集团、出版集团、报业集团、演艺集团之后的又一全新的文化公司,新得没有一寸土地,新得没有一分钱“祖产”,新得没有一个项目,新得没有一个“老人”,新得全国仅此一家,别无分店。自豪,是因为我们是一张白纸!自卑,是因为我们只是一张白纸!广播的频律资源、电视的频道资源、报刊的刊号资源、出版的书号资源,甚至演艺的演员资源我们一概全无,有的只是一声号令、一腔热情、一些想法、一点种子资金,我们就这样“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上山坡”了。

仅仅用了一批十分有限的资金打造了20多部电视剧,6部电影,其中两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也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平壤国际电影节和埃及国际电影节大奖、中国儿童电影童牛奖,以及江苏省电视剧金凤凰奖等诸多影视大奖。

如今, 在北京看江苏,有许多角度。在全国地图上看江苏,地方不大,资源不多;在两会上看江苏,经济总量不低、全国排名不后;在电视上看江苏,天天热火朝天、月月生机勃勃、年年迈上新台阶,总能看到许多熟悉的领导,总能看到一些昔日的同事或者朋友,也总能看到一些熟悉的地方;来了朋友看江苏,一脸旅途的汗水,流淌着江苏的基因,一口家乡话,吐露着家乡的风情;夜深人静的时候看江苏,是在李白的诗里看江苏,床前明月光,天天想爹娘;吃饭的时候看江苏,品尝的是母亲做的馒头、棕子,如皋的黑青菜和北门的萝卜条,有时也会比较北京烤鸭和南京烤鸭的区别;过节的时候看江苏,一下车,满心喜悦和满脸的春风,把脚和行李一起丢在江苏的地上,感觉雾霾比北京少,人比北京少,风比北京多,花比北京多。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往后看看,看到的永远只是自己的阴影,阳光永远只在身后;往前看看,永远都只是阳光,阴影只在身后。阳光和阴影,其实每时每刻都在伴随我们,关键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朝向。

 

唯愿生生世世为诗人

       

一、那些年、那些地、那些书、那些诗

六岁的时候,我从具有浓郁苏中小城特色的泰州随同母亲坐着小船下放到到了祖籍如皋。返祖的一路上,饿极了,小船摇摇晃晃的,河水碧清碧清的,能闻到小鱼儿的腥味,两岸的菜花金黄金黄的,铺天盖地。船娘摇曳的身姿和哼哼呀呀的船曲,伴随着枯燥单调的桨声,不知道响了多久,不知道行走了几天几夜。有炊烟从远处传说一样飘来,有号子从近处伴奏一样散去。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早晨,走到了一个叫黄桥的小镇,在小镇上一口气吃了六个小笼包子,那流淌的肉汁,香了一辈子,至今也没有什么包子超过那种香味。回乡与返祖的路走了一辈子。

老家那地方,是个典型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祖祖辈辈,家在一方垛田上,三面环水。十三棵老桃树,八棵大梨树,盛开时晃如仙境。门前可以吃果,屋后可用瓢舀鱼,地上可以种麦子,河里可以采水菱。冬天可以在河里的冻上抽陀螺,夏天可以在港里头摸鱼虾。那家,除了没钱,什么都有。

在农村的小学和中学,我一直当个小班长,成绩还算不错,从小爱好写作,写作成绩也一直比较冒尖,从小学一直到高中,许多作文是经常要被老师拿到班上朗读的。尤其是一些文章被用毛笔放大后贴在墙上,十分的自豪。也许,这既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今生今世的缘分,当我几乎不敢相信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填写我喜欢的大学和专业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学中文系,并且选择的是不要交学费的师范学院.于是,在入学的那一天,父亲找了一辆熟人的正好到扬州出差的大卡车,把我和两只旧箱子一起扔了上去, 从早晨5点出发,哐哐当当,一路风尘,一直到下午2点才到达扬州.在学校的大门口,一个很漂亮但是一看就知道是学生干部的女生指挥着几个年纪大一点的男生把我的行李拉了下去,看了看那个女干部,白白的,明显就是没种过地的人。卡车扬长而去,而我喜悦而入。当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看到的校园的土地原来是那么的浪费,可以不长麦子,不种豆子,而是长满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水喝的绿草;可以不栽果树,而是可以栽种许多连木材都出不来的所谓"风景树";不要晒麦子,却要把广场弄得那么大,那么空;不要养牛,却要种那么多绿草和鲜花;没有多少车子,却要把道路修复得那么宽广。尤其令我新奇的是,我被大学浩如烟海的图书馆惊呆了,我再也不用去费力地抄写《第二次握手》《梅花档案》之类的民间小说了,更不用再去看那本翻了又翻的《金光大道》或者《艳阳天》了。那个时候,一头扎进大学图书馆,看《红楼梦》脸红,看《水浒传》心跳,看《三国演义》失眠,看《西游记》腿抖,看《安娜卡列妮娜》发呆,看莎士比亚发狂,看《雷雨》发懵,看唐诗摇头,看宋词摆尾,看元曲哼哼呀呀,看先秦散文支支唔唔。当时的19、20岁,被文学的烟尘熏得死去活来,大呼过瘾,真是庆幸赶上了好时机。读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诗人郭沫若、闻一多,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草地上打滚,读完美国诗人惠特曼、埃略特,我们可以在风雨里尽情地奔跑、呼叫,尽情地挥洒我们用不完的青春。

当我为这些所无限沉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天生为诗歌而生的,天生就应该喜欢诗歌,所要我开始尝试着写诗了,而且天生就应该是豪放派诗人。

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到平山堂和长老抵足长谈,似乎是想找到某种人生的真谛。

我们经常到瘦西湖戏水畅游,似乎是想尝试某次人生的旅行。

为的是感受那个时代对我们那一批大学生特别的馈赠。为的是感受那样一个诗歌的年代。

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80年代是中国经济、政治复兴的年代,也是文化复兴的年代,更是文学复兴的年代,经历文革的文化浩劫之后,文学青年如饥似渴,真正的文学喷薄而出,属于人类最早文学的诗歌回到了人们精神的海洋。特别是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让广大的平民百姓的孩子成为“天之骄子”,真正的文学回到大学课堂之后,首先引起大学生对文学感兴趣的自然是中国文学史上年代最为久远的诗歌。诗歌,作为八十年代最早兴盛起来的文学样式,有其深刻的道理。从内容上讲,诗歌更加容易表达青春,更加容易点燃大学生的激情,经历文革的巨大压抑之后,奔涌的热情和迫切的倾诉首先在诗歌中得到升腾;从形式上讲诗歌也更加适合青年人的表达,更加适合在感情高潮期的表达;从背景上讲,政治的复兴带来经济的复兴,带来文化的复兴,带来教育的复兴,文学的复兴也就顺理成章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诗歌运动都是和政治、社会的巨大变更紧密配合的;从成就上讲,诗歌人才、诗歌作品、诗歌社团、诗歌刊物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高潮,这个高潮也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的又一个高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判断必将更加明显。大学校园是中国诗歌最早复苏的地方,阅读诗歌、热爱诗歌、评论诗歌、旁观诗歌、创作诗歌、订阅诗刊物、追捧诗人、研究诗人的人数真是难以想象,诗歌的社会影响力真的让人出乎意料。接触到了古今中外的诗歌之后,首先是眼界大开,继而是热血沸腾,这就是诗歌!这就是青春!这就是我们的大学!于是我们有了成立诗社的冲动,有了办诗歌刊物的冲动,也有了诗歌创作的冲动。当时,我们大学已经有了一定影响的校园诗人王慧骐写作和出版了许多儿童诗和散文诗,大家很羡慕他的才华和影响,我们这些诗歌爱好者经常去找他谈诗,请教创作的技巧,在他带领之下,开始组建我们自己的“萤火虫”诗社,我担任诗社的副社长。并且自费印刷出版我们自己的油印诗刊――《萤》。我们把自己想象成郭沫若、闻一多、李白,在教室里研究诗歌,在草地上朗诵诗歌,白天向教师请教诗歌,夜晚在灯下撰写诗歌,周末则自己印刷诗歌,然后寄往全国各地的文学杂志和诗歌报刊,寄往全国各地和大学文学社,弄得热火朝天在,像五四青年。后来,我们诗社的祁智、戚华海、姚永宁等杰出的校友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诗歌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在他们的人生旅途和文学征程上也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过去有这样一批校友和诗友而庆幸,为现在有这样一批校友和诗友而自豪,为将来有这样一批校友和诗友而祝福!青春的记忆永远挥之不去!

二、第一首诗,第一本诗集

说投身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诗歌是一场运动还真不过份。我的诗歌创作是从大二开始的,先是喜欢诗歌,后来是把玩诗歌,再后来就是创作诗歌了。从古诗入门,再从新诗激发;从模仿开始,再从抒发入门。《我的太阳》是我的处女作,我经历了几次退稿之后才在《飞天》上的《大学生诗苑》头条发表出来的,后来被不少刊物转载。看到自己的诗歌第一次变成了铅字,闻着清新的墨香,尝到了初次成功的滋味,感觉到对自己的自信。那是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和同学们一起去看当时十分火爆的演唱会,平生第一次听到当时中国最好的男高音演唱意大利歌剧名曲《我的太阳》,那份高入云端的感觉,可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青春是很容易点燃的。听完音乐会回来,便“热血沸腾”“遥望南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了“一气呵成”了。这是一组抒发青春情怀、憧憬未来的抒情诗,写完便感觉到这不是模仿了,那是情感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东西,那是二十多年人生的第一次喷发的激情。

我的第一本诗集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春流派》,其内容几乎全部是写青春和大学生活的,当时发行了十万册,在今天,这样的发行业绩十分令人骄傲了,可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似乎诗歌就应该发行这么多!甚至作为作者自己几乎没有发行多少册这个概念。那是一个崇尚文化和文学的年代,不象现在的网络时代文化这么多元,多元到只有空看看段子,没有空读诗歌了。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我的第一本诗集的责任编辑张新泉先生,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诗人,更是一位厚道的、有水平的、有能力的编辑,他就那样平易地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叫曹剑的青年诗人的诗集推向了诗坛和市场。为什么说八十年代很伟大?为什么说八十年代的文学很伟大?

因为那个时代发表诗歌是不需要去巴结编辑、不需要给编辑送礼的。

因为那个时代出版诗集是不需要领导打招呼的。

因为那个时候出版诗集是不需要赞助和协作费用的。。

因为那个时代出版诗集也不需要包销多少册的。

那些年,我只是一个乡下的中学语文老师,因为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引起诗歌编辑们的注意,收到他们想为我出版诗集的信件之后,欣喜若狂,就从一个如皋县城南20多里地的一个小镇上,把一大包手抄的诗稿扔进了邮局。再后来的半年后,就收到了一本绿皮的书,人们把它叫做《青春流派》,再后来,也就陆续有一些诗歌评论家们开始关注一个青年诗人,陆续有一些评论和报道。

秀才人情一本书,因此,也就牢牢地记住了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张新泉先生。张先生好!

三、幸运遇上好编辑

一个时代文学和文化的繁荣总有它的原因,总有它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所以八十年代诗歌的繁荣它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高度的融合。也是一代人压抑的思想的浓缩和喷薄的情感的宣泄

当然,80年代诗歌的繁荣,除了时代的原因,除了诗人们本身巨大的文学燥动,与当时全国许多文学杂志、诗歌刊物队伍中一大批优秀的诗歌编辑对青年诗人们的扶持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除了《飞天》的张书绅、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张新泉之外,还有《诗刊》的刘湛秋、上海《萌芽》的宁宇、赵丽红,南京《青春》的吴野、马绪英,《雨花》的黄落成,吉林《诗人》的江淮,《星星》诗刊的叶延滨,《诗选刊》的阿古拉泰等等,经常能够读到编辑们长篇的来信,有的倍加赞赏,有的婉转隐约,有的直言不讳,有的吹毛求疵,还有的怒火中烧!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诗歌,我与他们素不相识,他们从诗歌的字里行间读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心,感受到某种原因的脉动,成为我文学之路上的伯乐,----尽管我至今还没有成为千里马,但是却让我圆了文学和诗歌的梦想,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上跌跌撞撞地上路了。至今还没有忘记与叶延滨等诗人在北戴河诗会畅游的情景。星转斗移,日月轮转,这些可爱、可敬、可亲的诗歌编辑们,如今他们大部份已经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但是,我不会忘记他们,诗歌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文学史终将记住他们为中国诗歌事业所做出的无私的奉献!随着时间的的推移,八十年代,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对我素昧平生的诗歌编辑先生说一声:

谢谢您!

谢谢你们为八十年代的中国诗歌所做出的努力!

你们都是诗人!

你们都是能人!

你们都是凡人!

你们都是好人!

愿你身体好!精神好!家庭好!好人一生平安!

四、学友、诗友、知音

大学生诗人们书信交往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向著名诗人、编辑请教,希望得到名家的指点。我记得第一次收到来信,是《飞天》杂志社诗歌编辑张书绅先生的退稿通知,拿到后展读再三,久久不能放下,他非常认真指出了不能刊用的原因,对我诗歌的毛病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大意是激情有余,辅陈太多,凝炼不足。对一个如饥似渴的文学青年来说,这样的信如同天书,好多天都在认真地研究和消化。其实,更多的是从这封信中得到了鼓励和鼓舞,有一种在江西红军苏区的树木里看到了火把的感觉,诗歌的感觉不仅被点燃了,而且被照亮了,不仅被烤暖了,而且给炸响了。我在诗歌的道路上遇到了贵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了好人,――张书绅,这个让人一辈子也忘记不掉的好编辑,有人品,也有水平,就这样把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人一路上带上了文学的殿堂。特别是在大学里,在满是脚臭味的男大学生宿舍,当我们唇枪舌战地谈论美国诗人惠特曼、中国诗人徐志摩的时候,如痴如醉地朗诵李白和郭沫若的诗歌的时候,总有人出来浇一盆凉水,总有人出来说三道四,甚至有人说曹剑你要是成为诗人我会在扬州城倒爬三转。许多同学和诗友的热情鼓励没有记住,倒是这句话让我记住了,为了这句话我一直坚持我的诗歌创作。而编辑来信的鼓励,却是让这种念头更加坚定,方向更加明确。其实,从整个80年代诗歌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看看,从30年后的今天再去文学史的角度看看,张书绅先生也是中国最好的文学编辑,正是他用了那几十页可贵的诗歌版面,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大学生诗人,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国诗坛。好编辑影响作家的一生!好编辑影响文学史!确实是这样。我的第二封信也是来自于张书绅先生的,这是一封用稿知,给家人和好多朋友看过。为什么说80年代写诗有点五四青年的感觉? 因为文学刚刚复苏,诗歌也刚刚醒来,诗的土壤在哪里?诗的春风在哪里?诗的雨水在哪里?当时十分漠然,于是乎我给著名的诗人公刘写信,给诗歌评论家谢冕写信,然后把那些回信在人们的诗社里分享阅读,就象现在微信里转发一样,希望影响更多的人成为诗人。第二,青年诗人、校园诗人们之间的书信交往,记得当时主要是与其它大学的校园诗人们交换油印诗歌刊物,印象比较深的是吉林大学徐敬亚、王小妮他们的《赤子心》诗刊,华东师范大学的《夏雨岛》等等。通过这些诗歌刊物的交流,把全国大学生诗歌的池水搅得波澜起伏,这些水又毫无疑问地流向了文学的海洋。通过这些刊物的交流,把许多大学生诗人的手挽到了一起,就这样认识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小波、宋琳、于奎潮,复旦大学的许德民、李其纲,江苏公安专科学校的周亚平等等一大帮极有才气的家伙,他们想象与思想齐飞,才气与脾气共存!大家先是互相慕名,继而互相点头,再之互相崇拜,接着互相走访,再接着互相喝醉,然后互相偷看情书,然后互相批评诗歌,然后互相指责诗风,愤怒了还互相打架,天冷了又互相取暖,分离了又相互勾勾搭搭,重聚了又相互在车站苦苦等待几个小时……,同睡过一张旧床,同吃过一锅烂面,同坐过一辆破车,同抽过一盒劣烟!这就是诗人之间的交往,这就是诗歌的情谊,这就是大学校园,这就是那个充满了文学温情的八十年代!要是那时有微信,我非把那些喝大了的照片发到网上,让全国人民评评,他怎么就不是李白哩!那个时代的字典里还没有“靠谱”这两个字。第三、我的诗歌发表之后,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有来自大学的同行,也有来自社会的同道,有老年人的“商榷”,也有青年人的交流,有男孩子的碰撞,也有女孩子的暗示。每天晚上在灯下最为开心和自得其乐的事情就是阅读读者来信,并选出一部分给他们回信。更为高兴的是一位军队医院的护士寄来了对我诗歌的“学习”心得和评点,然后寄来了她的诗歌,然后又寄来了照片,然后寄来了长长的情书。美滋滋。原来诗歌如此美好,原来诗人如此美好,原来世界美好,原来徐志摩、郭沫若如此美好。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写诗的时候,也是展读情书的时候,教室熄灯了,心却更加亮堂了,点上焟烛,写情诗、写情书,把第二天早晨想象得那么美好!诗人是那么善于想象,把身边的世界和外面的人生填补得花花绿绿。那样一段爱情,成为人生一段至今难以忘怀的情节和情结。以至于当我找了她几十年,最终在山东省济南市民政局有关部门的死亡名单中找到那个令我刻骨铭心的名字时候,我惊呼都是诗歌惹的祸!我在她28年前去世的大桥下面放上了一束鲜花和一首散文诗式的问候。清明,独自沧然而且泪下。再一次找出那张珍藏的女军人的照片,端详再三,我又一次不禁感叹:都是诗歌惹的祸!

五、八十年代的诗运动

八十年代的一场诗歌运动也确实堪称是一场运动,其意义和价值在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似乎更加明确,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各价值将更加明晰。那是一次文学的星火燎原,它把中国的新诗运动再一次推向了高潮,时间必将证明它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必将深远。明显的标志就是它催生一大批有影响的诗歌,也催生了一大批后来赫赫有名的诗人,还催生了一批表现不俗的诗刊,更催生了一批文学刊物中的诗歌栏目。这些,毫无疑问地为整个中国经过文革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学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上。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学的复苏和觉醒,更多的体现在思想的复苏和觉醒。当时,中国小说出现了伤痕文学,一下子引起了整个中国文坛的共鸣。其实,当时诗歌的这种伤痕文学特质更加明显和更加令人回味无穷!那一代校园诗人的青少年时代大都在文革阶段,经历过贫穷和贫瘠,也经历过政治时代的恐惧,受伤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留下了太多的人生苦味,所以,他们有100个理由、200个能力、300个必要,来展现这种隐隐的伤痛,这种痛得几乎叫不出来的痛!无法言语的痛!改革招生让他们回到校园,岁月还没有让他们像上一辈那样已经被磨去棱角,所以他们不仅选择了想象和排比,更多的是选择了展示和倾诉,选择了思考和思想,选择了某种反叛和逆向,选择了把创作当成创造和创新!所以他们不同于上世纪30年各种花花草草的诗歌流派,不同于解放后何其芳、郭小川们的尽情歌唱。重要就重要在这里--喷薄的激情和理性的思考高度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八十年代大学诗歌的主旋律,就这样留存在了文学史上。当然,这还要看看后人怎么写这段文学史,历史是后人写的,不是当代人自己写的。

庆幸长在80年代,80年代收获了一生。是那场独特的诗歌运动带领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让我圆了少年时代的梦想,让我至今沐浴在文学的阳光里,呼吸着诗歌的氧离子。后来我当过机关处长、当过企业的老总,也在电视台当过领导,然而,最让我魂牵梦萦的还是诗人这个称谓。当我连续多年看到、听到全国朗诵比赛中总是有人朗诵我的《江北大汉》,甚至至今在一些高校里的诗歌朗诵会上仍然有人在朗诵《江北大汉》的时候,我终于知道这就是文学和诗歌的收获。三十年过去了,留下了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在校园的草地上与诗友们相互朗诗歌;教室熄灯了,自己点蜡烛通宵写诗;周末的时候,孤独地在教室里,无休无止地给读者们写着回信;大雪纷飞的时候,一边跑步,在清晨的扬州城留下最早的足迹,一边沉吟着自己的某一段诗句,推推敲敲;上课的时候根本就不认真听讲,而躲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写着自己自得其乐的诗句;拿着刚刚发表有自己诗歌的杂志一遍一遍地反复吟诵,反复闻着清新的墨香。……80年代太值得回忆。

六、诗歌之后

当年,我写作和出版了千首诗歌,主要作品有诗集《青春流派》《曹剑诗集》,大大小小也获了十几个奖。江苏省和南通市的两次诗歌作品讨论会让我更加坚定和坚信地要在诗歌的文学道路上跋涉下去,大干一番。可是命运总是在和人开玩笑,我居然被选进机关工作。一直为是继续写诗还是做其它工作有过多年的纠结,但是,我是那种在人生的道路吃哪碗饭都香的人,干什么事都有兴趣,干什么事都希望来事的人,因而,每一次转岗都并没有太多的痛苦和不适应,每一次转折,我都把它当作是人生的一次历炼,同时也把它当作人生丰富创作资源的一次极好的机会。担任出品人和制片人,我拍摄了《上将许世友》《决战南京》等20多部电视剧和《江北好人》《缘来是爱》等6部电影。搞影视工作和搞文学创作不一样的地方是前者是集体合作的结晶,而后者则是个人智慧的结晶。但是当我涉及多个艺术门类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世界上的艺术原来有诸多共通之处。不管做了多少工作,诗歌在我人生道路上的影响一直没有断过,诗歌和我一生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浸透了我的血脉。也正是这种影响,我为不少电视剧写作了主题歌歌词,其风格也沿着当年诗歌的道路前行的。

也许是命运的巧合,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正是本着对文学的热爱、对诗歌的衷情,我终于再次回到文学的队伍中。人生从单纯开始,不管经历多少复杂,必将回归单纯。现在在出版社继续从事着编辑工作。当然,当我自己是一名文学编辑的时候,我常常想起的是我年轻时候的那些扶持过我的文学老师们,我当像他们一样培育好每一首诗歌,培育好每一个诗人感觉到无比神圣。走遍世界,发现诗歌原来是一种血液,流淌在我身体的体内,它的沸腾有如民族的文化基因流淌了五千年,当它浸入了灵魂,就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诗歌之后,依然是诗歌。

七、几首诗的回忆

当年,虽然北京的文学十分红火,偏偏东北的《诗人》诗刊、西北的《飞天》杂志、《绿风诗刊》、《诗选刊》杂志、西部的《星星诗刊》在全国的影响很大,深受年轻人喜爱。甚至,一些地级刊物由于诗歌编辑的精心耕耘,在诗歌方面也独树一帜,有所建树,例如内蒙包头市的《鹿鸣》、甘肃武威的《武威文学》、吉林的《关东文学》等,这些刊物,身处偏远,心系天下,以振兴民族诗歌为己任,以复兴民族文学为目标,以培育青年诗人为起点,以形成“边塞诗风”。他们思维宽泛、胸襟博大,着实为那个时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舞台,所以大家比较喜欢。当时的号称当代边塞的周涛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所谓“中央”是戏指京城的一些刊物,因为所处的区域和位置的原因,也因为刊物本身定位的一些原因,在选稿、用稿上更加兼顾到诗人、区域、流派、年代、品种等等方方面面,尤其是一大批从文革的泥土里爬出来的中老年诗人,挥挥身上的灰尘,带来了一身的坎坷,春风有些扑鼻子,阳光有些刺眼睛,他们有权利倾诉和抒发,报刊有义务提供平台。再者,当时很多国家级刊物,如《诗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等,在青年诗歌,尤其是大学生诗歌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在诗歌发表、作品评奖、诗歌活动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努力,取得了可出的成就。我从六岁就随同母亲一直下放到了老家,童年的记忆和少年的情趣都来自于今生无法忘记的老家,许多刻骨铭心的爱和恨,都来自于老家,所以老家题材占据了我创作的相当一部分内容。童年时期没有出过远门,长大了来到了一百多公里以外的扬州城上大学,就已经有了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当我独自坐在窗外飘着白云的教室的时候,当希望和美好涌上心头的时候,孤独和淡淡的忧郁也如暗潮升起,带着泡沫漫漫袭来,在那桃花的地方,母亲提着水桶艰难前行的身影,总是挥之不去;夜晚在洒满白霜的稻田里数着冰冷的星星和不知道的未来。捡起这些老家的碎片,拼接成了一首叫《老家》的小诗,三十年了,自己每每读起来总是哽咽,总是发呆,总是长长久久的沉默和叹息。真的没有去考虑要感动谁,却无数次地感动着自己,只不过这种感动被有水平的编辑偷窥了,知道是真情,就把它发表了,只不过遇到无数无数的像我一样在外乡生活的读者,勾起了他们的乡情,共鸣了此生最最最最的眷恋。不好意思,让大家忧郁了。

说起《扬州》吧,我又怎能不说说扬州!那是我度过风华正茂的大学四年的城市。当年,父亲说了一句“到了以后来个信”,便把我和一只木头箱子扔上了一个熟悉的师傅的破卡车后箱,像装猪子一样远行了。然后颠颠簸簸、飘飘荡荡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段旅程。一路上,大风起兮尘土飞扬,双腿发麻兮两眼迷茫。扬州,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大城市”,来时有些自卑,去时有些自傲,在时充满温馨,不在时充满回忆。平山堂的山、瘦西湖的水、个园何园的园、御码头的石头、瓜洲古渡口的浩浩江水、富春园的包子、冶春园的蒸饺,甘泉路的细雨、新北门的白雪,张张片片拼凑在那个岁月,点点滴滴都是湿碌碌的情愫,用四年的积淀写一首关于扬州的诗,自然会牵心动肺。那种感觉早就想写,但是一直写不出来,突然有一天它就像流水一样流出来了。那不是乾隆下江南的应景之作,也不是扬州旅游的宣传口号,而是一个城市中的青年诗人和一个青年诗人心中的城市的水乳交融。所以发表出来后许多刊物和图书转载,许多评论予以了关注。

再说《上海姑娘》,那些年,常到上海的一些大学里和一些校园诗人们一起“厮混”,喝冰冻的啤酒,读油印的诗刊,访白发的名人,穿蹩脚的西装,看上戏的话剧,品阁楼的咖啡,认不得怪名的马路,找不到花稍的商店。但是,有如相亲一样,往往看第一眼是最准的。上海,就这样成为我诗歌的题材。诗歌里写的那不是一个上海人眼里的上海姑娘,而是一个外地人眼里的上海姑娘;那不是一个老年人眼里的上海姑娘,而是一个年轻人眼里的上海姑娘;那不是一个普通人眼里的上海姑娘,而是一个诗人眼里的上海姑娘;那不是在写一个姑娘,而是在写上海那座城市;那不是在写一群人,而是在写眼里的一个世界;那不是在写眼前的生活,而是在写心中的感知。那不是百科全书,那是美好的印象碎片。只有读过毕加索的人才会写出那样的句子:“上海姑娘的左眼是上海的“上”,上海姑娘的右眼是上海的“海””后来就有著名诗歌评论家严迪昌等人一直在解读那样的句子,有许多大学生就来信表示喜欢那样的句子。其实那只是海派文化漫上岸来打湿了我的裤脚的一种印记,写的时候是自鸣得意的,诗人的最可贵的感觉就是自鸣得意。自己都不喜欢又如何让别人去喜欢?

最后说说《江北大汉》。这是我的心血之作,也是我的生活之作。作为江北大汉的我和所认识的江北大汉,许许多多的故事在我的心头积聚了20多个春秋。特别是当我还是一个江北小汉的时候,就已经饱受那些故事的浸泡,亲眼看到了许多江北大汉的汗水、泪水和血水,有时候凝聚成人生事业顶峰的巨大潮水,响得惊天动地;有时候又幻化成人世间最不值钱的一滩污水,随着岁月缓缓地流动去。那应该是小说的题材,从未刻意地要用诗歌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突然在一个春天,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工作的学校宿舍窗外开满了油菜花,远处传来了一阵又一阵修路男人劳动的号子声,类似于《大路歌》的声音,震耳欲聋,十分气魄,瞬间,许多江北大汉的意象涌进脑海,过去的许多人和事成为潮水般涌来的诗歌的灵感,无法阻挡,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种诗歌创作的冲动,从下午两点多种一直写到第二天下午五点,期间除了喝茶和咖啡外,居然忘记吃饭,也没有任何饥饿的感觉,通宵达旦的写作居然也没有任何疲劳的感觉,兴奋的神经一直被诗歌的灵感高高挂起,可是等我写完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无法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双脚已经麻木得没有任何知觉,腰也已经无法直起来。一首长达360行的长诗就这样一气呵成了,那才是郭沫若写《女神》的感觉。写完了我对自己说:你这样的人才为诗如此激动、如此投入,如果不写诗可惜了。第一次投稿给了一家大刊物,如此长诗理所当然地要被退稿,改投给《鹿鸣》立即收到编辑热情洋溢的用稿通知,更有意思的是在用稿通知上责任编辑说此诗研究已经破例获得该刊物的年度文学大奖,这是该刊物没有经过年终评审而直接获奖的唯一作品。刊物一出来即收到不少杂志和图书的转载通知,这首诗也就这样传开了。中国的事,怕就怕“开了”,说开了,打开了,喝开了,骂开了,散开了,也就传开了。这一传就是三十年!至今仍然会有一些社会的诗会和高校的诗会把这首诗拿出来朗诵,我经常会碰到一些知音。

这此年,做任何事情,结尾的时候,总让我想起诗人但丁《神曲》里的话:从惊涛骇浪里过来的人,回首大海的时候往往才感到害怕。

 

 

 

 

 

 

 

 

姜桦作品

姜桦,诗人,1964年12月生。江苏响水人,在废黄河边的沙淤村度过整个童年少年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写作,出版诗集、散文集《大地在远方》、《纪念日》、《黑夜教我守口如瓶》、《靠近》等多部。作品获江苏省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参加过第17届青春诗会、第4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江苏盐城。

 

 

 

 

桃花说话

 

桃花依然,故乡安在?

——题  记

 

如此大声说话的一定是故乡的桃花。我的属于绿色系和粉色系的故乡,那些吵闹喧嚷的桃花,一辈子我都记得你们的名字!

少年、青年直到中年,几十年的人生岁月,那粉如胭脂、软如云霓的桃花一直漫布于我的记忆。我梦里的“苏北桃花源”,我衣胞之地的故乡啊!黄河故道上那片辽远的河滩,那田野曾经流水潺潺,那土地曾经一马平川。高过屋顶的枝头上,年年风雨,岁岁春夏,每一年,我记忆中缤纷的桃花都会拂拂开过。故乡!故乡!这沉落在树荫和花丛中的两个字,无论你将它们连起来或者是分隔开,读起来都是那么跌宕起伏、错落有致。

花开三月,整个黄河故道成了桃花的世界与天堂。桃花!桃花!桃红满地风,无边无际的桃花挤着挨着开在高高的枝头。没有人,桃花不寂寞,因为有无数的蜜蜂嗡嗡嘤嘤地围绕着她;没有鸟,桃花们也不寂寞,因为有小而暖的春风穿过哗啦啦的树林在听她们说话。到黄河滩上看桃花,你一定要选准了时候。来早了,风仍微寒,花苞还陷在树枝里没出来;来晚了,太阳光搭在花枝上,那些花又都开爆了,像爆竹一般地炸出去,只有在某一个特定的时辰,瞅准了那些花儿,说开没开,初开即破,这个时候,你乘着风,携着雨,或者是披着一缕早晨或者傍晚的霞光,装扮成一个用柳枝儿轻鞭春水的少年,这时候,你来,站在或许不那么高大却是异常健壮的桃树底下,你把头轻轻地抬起来,你就盯着其中的那么一枝,那么一朵,静静地,轻轻地,你说:“花儿,开!你开!”就那么轻轻一句,那一树的桃花或许就真的砰然都打开了。

在三月,在三月的故乡,我所见到的风总像调皮的少年,有些踪迹不定,有些不着边际,甚至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嘴巴却一直总是那么嘟嘟着的,似乎,只要用小小的那么一点点的力,只轻轻地那么一吹,那粉黛的桃花就会落在故乡的河滩,落在荷锄村妇紧绷的衣襟上,在整个天空下弥漫。其实,故乡河滩上的桃花一开始开得并不那么茂盛,也不会那么完整,只是她开得很整齐,很直白,很直接,像蓦然的一回首,像慌乱中的一低头,或者是说打就打的摆子。这摆子不那么严重,但蓦然之间的回首低头,这摆子却端的打在了一个绝代小美人的身上,让人好生怜惜。

因为有了白天里的那么一种热闹与喧腾,夜晚的黄河故道孤独又冷清。月光之下,静谧的田野之上,偶尔的虫鸣放大了本该是落地无声的露水的声音,也放大了桃花灼灼的心思。于是,那些白天里不曾敢开的花,不曾说出的话,便一股脑地涌出来,此刻,她们正在悄悄地想着,明天的自己,将会作一次怎样热烈的开放?少年时候,曾经读过许多歌咏桃花的诗,一口气背上来的就有:“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小桃知客意,春尽始开花”;还有“桃花色似马,榆荚小于钱”、“桃花爱做春寒信,只恐桃花也自寒”,等等,等等,感觉那桃花从来都是在不经意间就开了。许多年过去,待到自己成人长大,转眼人至中年,那些诗的作者早已经记不得,落日微斜,晚风习习,面对那缤纷一片的万亩桃林,我对故乡的印象就是那沿着广大河滩走来的炭火般的一路灼红!

其实,即便是记得那些诗人的名字,此刻,恐怕也不需要说出来。不是不需要,干脆就是不该,不能,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所有的话,只应该由桃花独自去说。站在故乡的河滩,听着黄河故道里的脉脉流水,许多年,许多不曾说、不敢说的,都化成了对生活和人生的那么一点点感慨与感悟。时光化作流水,岁月成了静默的沙漏,细碎的泥土之上,多少亲情回忆,多少少年往事,多少故乡风物,多少桃红李白,风吹过,雨打过,每当想起她、走近她,倍觉熟悉的是她永远的容颜,无限真切的是她的欢笑和眼泪。

田野上,多年前的故乡正以小小的步幅在跑动,满树满枝的桃花,她们到底要说一些什么?我到底又能听见些什么?轻薄的细沙从指缝间穿过,我,我就是辽阔大地上最低处的那一把沙土,而漫天的桃花,就在我的心里一直开着。

想故乡,思故乡,我听桃花在说话。

 

 

 

 

 

 

梨花辞

 

 

 

 

无边春风浩荡,桃花已在大声说话,

其他的花朵,又怎么会缄口不言?

——题  记

 

去乡间看春景,原本想去看看那满枝漫漶的桃花,奈何节气已近谷雨,桃花有是有,只是已进入了尾声。满目凄凄落红,一地无尽心思。便想起废黄河畔的苏北桃花源,桃花红过梨花白,十里一片香雪海,这应该是观赏梨花的好季节了。

桃花源位于苏北淮安与盐城交界的废黄河滩上,东距阜宁县城约二十公里,因春天里遍地桃红李白花朵盛开而得名。其实,在我最初的印象中,那桃花源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片果园而已,但面积显然比一般的果园要大许多。花沾细雨,柳携轻风,每年的桃花源,桃花沸沸开满了整个春三月,到了四月初,满眼粉红的桃花落了,接着便是梨花。走在梨园里,那梨花一朵朵,一片片,那一大团一大团的带着奶香味的白,就这样像一个个白胖可人的小人儿呼呼地涌过来。而不远处,果林的旁边有三两户人家,一带黄黄的油菜花扎成道道金色的篱笆,就这么沿着那干净小院的红色砖墙,顺着小河浜,朝更远处一路忽忽地开过去。但无论如何,梨花,是此刻这桃花源里最耀眼的主角。

黄河故道桃花源,因为这桃花梨花油菜花,因为它的一份远离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堪称是大平原上绝美的风景。每年春天,路边田间,这桃花的红梨花的白与油菜花的金黄总像约好了似的连成涣涣一片。好在这些花开各有先后,于是这红白金黄便也处理得错落有致颇有层次。在同一片土地上,桃花梨花油菜花的交错相处,说不准最初是谁的想法,但肯定是花朵们一致的意思。三月桃花四月梨,还有开在前面的杏花开在后面的苹果花,它们从来都不会和那泼皮的油菜花争春斗艳。就像现在,细嫩洁白、如乳似玉的梨花站在这片名叫果林村的土地上,看着早早盛开的菜花却一直默不作声,只由那一片片洁白,慢慢地、自由自在地融进那近乎透明的白云里头去。

欲看春日桃花源,绝美最数果林村。穿行于白色梨花的海洋里,我敢说果林村的梨花开得比任何一个地方的梨花都要白都要多都要大。你看这雪白一片的梨花,用云霞来形容显然不够,应该用“雾”或者“烟”。几个朋友,来的时候都带了相机,走进花丛,便“咔嚓咔嚓”一声接着一声地按动起快门。他们拍完了梨花,再拍那梨花园中人。而我却宁愿这么不着五六漫无目的地在梨花园里走。连名字都带着土腥味儿的小村庄啊,我的曾经生活了整整十三年的故乡!(果林村原来叫沙淤村,十多年前改叫果林村,从一九七八年到二○○八年,三十年,不少鲜活的记忆早已经被时间的风吹干),叶如手掌花如雪,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人,我知道,许多年过去,即使没有几个人能认得出我,但我仍然记得这个叫做沙淤的小村庄,记得这里的梨花翩翩白如蝶,记得这里的桃花鲜艳的红以及苹果花不太喜欢示人的浅淡的紫。这片从来都不需要人提起名字的土地,我永远都记得它是我最初的故乡。

在果树林里,我知道,梨树的寿命一般可以维持到三四十年。眼前的这些梨树都是几年十几年的树龄。因此,在我的面前,这些树也就是些大孩子或者是一些爱穿白色艾玛T恤和耐克的英俊青年吧。这使得我瞬间就对它们产生了某种无可名状的亲切感。像这个村庄里走出来的年轻人,男孩子女孩子,既然他们很有礼貌地唤我,叫:“叔”,我当然可以拖长声音,高声地叫他们一声:“侄”!我认不得你们,却能猜得出你们的姓氏,我知道你爸爸叫徐三毛,他小叔是朱大欢。那边的一个扎着小辫梢儿的,对,就是你,小姑娘小姑娘你不要躲啊不要藏,你妈妈的小名是不是叫兰芬?哦,在那一棵棵梨树身上,我清晰地看出了你们父辈的影子,面前的这些树,这些花,这些草——啊可爱的,你们,真的就像我自家的孩子一样。

三十年,桃花开罢梨花开,一树一树的桃花梨花像红色白色的灯盏摇晃在春天的风中。偌大的桃花源,正午时分的那一份安恬像一首老歌。老歌,我记不得它的歌词,但是我熟悉那旋律。梨花园中有一片墓地。与梨园只有一条浅沟之隔的桃园苹果园里也有。黄河滩上人家,果林村很多年前就不搞土葬了,但那些年岁大的,老了,死了,他们仍然希望能在自己的身上盖一层厚厚的黄土。倒不仅仅是老话说的 “入土为安”,只是因为,这果林村的老人们啊,他们一辈子都在这果园里进进出出,看惯了三月小桃红,看惯了四月梨花白如雪,花瓣上晃着亮霍霍的露珠,听惯了枝头上清亮的鸟叫,所以,即便是老了,死了,他们也希望能将自己留在这一片向阳的缓坡上,天天看见那黄黄的梨红红的苹果挂满枝头。

梨园里风景绝美,几个朋友穿行于花丛就像辛勤的蜜蜂,手中的相机 “咔嚓咔嚓”一直就没有停过。朋友问我,带着相机为什么不拍一些美丽春光的照片?我告诉他们,这是我曾经生活的故乡啊。对故乡,我还需要借助其他方式来保存我的记忆吗?故乡故土,无论离开多少年,一朝相逢,我都能从她幽幽的泪光中读懂岁月的苦乐;父亲母亲,无论相距多遥远,从他们那一声努力抑止的轻轻的咳嗽里我都能听出昨夜的寒凉。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我不需要寻找,只需要等待,那踏着露水走进我的梦的,必定是我有关童年少年的回忆,是与这梨花香味一样浓浓的有些忧郁的乡愁。

去到梨园,去感受一片无尽的乡情乡韵。花朵欢欢沸沸,梨花园中人家。时间的高处,那盛开的花朵最终幻化成一枚暗绿的果实停在枝头。只是,只是这桃花谢过梨花开过,白白一片的花朵的烟雾飘散,再过些日子,等到那四月末的暖风少年般振臂一呼,那小小的粉红颜色的苹果花也要粉墨登场了。

 

 

 

 

 

 

月光三万亩。我说的是苏北水乡兴化的那三万亩油菜花。

兴化地处绿意蔼蔼的里下河深处,水网密布,河道纵横,垛田成片,油菜花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常的植物。即使你不播种,它也会生长,并且在每年的春天开出你看不尽的金灿灿的油菜花来。看不尽,是因为这里的油菜花太多,这边的已经开了小半个月,那边的又一路跟了过来。从清明,一直到谷雨、立夏,整个春天几乎都迷失在那无边无际的油菜花的金黄与芬芳里。

灿烂得像金子一般的油菜花,从早晨一直到傍晚,那阳光一直就没能够照得到它的边际,最后,只能用夜晚的月亮继续去照耀。其实这么大的一片菜花地,是根本不需要太阳和月亮来做什么的,它本身就是阳光和月光,是太阳和月亮在四月里的一次遥遥的问候和呼应。白天,油菜花是金子,夜晚,油菜花是银子。金子和银子重叠在一起,月光下的水乡,每一条河流的岸边都是亮的。抬头望去,那花海中各式各样的“稻草人”,那捧着点着红字“寿桃”、牵着“龙头拐杖” 的8米高的“老寿星”;那吹吹打打的迎亲的队伍,一帮城里来的所谓的年轻艺术家的杰作,在我看来委实有些恍惚和不真实。但是,对这样的创意,太阳不会提出诘问。飞鸟也不会。它们正在油菜花地的上空匆匆赶路呢。倒是那月光,那月光里的菜花地,除了油菜花本身,那些人物,那顶着花帕、戴着草帽的男男女女,那些草扎的丹顶鹤和麋鹿,它们或奔跑跳跃或展翅高飞,它们的身体,它们的翅膀和羽毛,明显地有了些阴影。月色三万亩,有些时候,月亮再明亮,也无法像太阳,能够照到事物的每一处。

油菜花在大地上生长,菜花的远处是我熟悉的人——那个在垛田的坡地上弯腰挖土的人,那在田埂上点豆子的人,那在新鲜的垄沟里给红薯苗浇水的人,那在竹篱笆边上拔草喂羊的人,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和乡亲。借着这三万亩月光,他们要将手里的禾苗插完,将桶里的水浇完。没有丘陵的缓慢起伏,没有垛田的流水环绕,一只半青半黄的水瓢,送出去,再在前方使劲绕出一个大大的圆弧,眼前的油菜花地将成为月光下一片望不断的大海。明天一早,每一朵菜花都会挂着这个春天里最新鲜的露珠,却拒绝那风的晃动。

月光三万亩。这是苏北水乡兴化的油菜花,看不完,望不断,风吹不过去,鸟也飞不过去。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写着分行的文字,今天,我还是为它写一首诗吧——

 

月光三万亩,鸟翅还没打开,露珠已走远

月光三万亩,脚步还没挪动,足音已渐渐消失

月光三万亩,提着草叶,跟着母亲走向外祖父荒芜的坟地

月光三万亩,带着新娘,一路吹吹打打,从故乡,到异乡

 

月光三万亩,跟着一只小鸟,我学唱一首歌

菜花地里,那迷路的孩子,太阳大地的孩子

被一颗露珠滑倒,被一颗星星喊住,三万亩月色

坐在一朵菜花底下,我能听见菜籽迸裂出的回声

 

菜籽迸裂的声音里我真地能够走出那片金色的油菜花海吗?今晚的月亮是疲惫的,或许只有风能够将我带出去,带出春天和夏天,带向那一株株秋天的向日葵!

 

 

 

樱花

 

 

 

 

四月平原花如海。

和风暖阳的赏花季,穿过盐城西乡满眼金黄的油菜花和青麦地,猛抬头,忽见大片云霞自高处垂落,粉黛扑面,而风一吹动,又担心那整个脸颊都会被轻风拂落——轻轻的,盈盈的,那是盐城大纵湖畔的樱花坡。

偏居苏北一隅、地处下河水乡深处的大纵湖,夏日满眼绿,秋来一湖金, 33条水道、66条岔口的芦荡迷宫,幽、阔、野、奇、趣,那扑扑的水鸟漫天飞舞,咕咕歌唱,实属罕见。但仲春四月,芦荡迷宫内芦芽青紫,新苇初发,大片的绿意尚未最后覆盖住整个苇岭,条条水道间裸露出野猪林、十字坡、黄泥岗、泥鳅谭等一座座小岛,而这芦荡四周大片的菜花和万株盛放的樱花,无疑是这个春天里大纵湖最美的景致了。

作为起源于中国的树种,樱花在中国南方地区并不鲜见,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种植。但大纵湖的樱花与别的地方显然又有所不同。因为有三十平方公里清冽的湖水做背景,更因为这大片大片的樱花是种植在一大片缓缓的风车转动的小土坡上的,于是,无论近看远观,都有了一种粉樱碧水、相依相接的气势。站在湖畔,那碧绿的湖水无限延展,依着土坡的樱花更是迎风盛开,而因为有一群群飞舞的鸽子和鸿雁,大纵湖的樱花简直就是一大片可以飞起来的充满魔幻的幕帷了。当那些大鸟朝着天空飞起来,那粉红的颜色宛如自上而下的瀑布,而当鸟儿从高处落向地面,很显然,那粉黛的颜色又是自下而上的旗帜。也正因为如此,每年四月,当大纵湖畔樱花盛开,那些刚刚游过油菜花丛的观光客们,还来不及弹掉衣裤鞋袜上的花粉花泥,便沿着绵延达几公里的樱花大道,一路奔向这樱花坡了,他们在这里观光,赏景,拍照,游戏和唱歌。一群年轻人手持自拍器,站在樱花坡前,坐卧俯仰,飞奔跳跃,摆着各种姿势。更有两个人,在朦胧花雨下忘情拥吻,显然是一对连毛孔里都充满爱情的恋人,那幸福的模样让每一株樱花都跟着颤动起来。

日照花摇,风吹水乱,樱花坡上雨纷纷,那是大纵湖畔粉红的花瓣雨。吹去落在烧烤炉上的花瓣,一群孩子跟着大人在跳着《小苹果》。不远处,那樱花最茂盛的地方,曾经是一片拓展基地,今天却成了一场“樱花诗会” 的现场,一个来自城里的名叫“浠沧月-湖畔诵读”的团队,他们刚刚从柳堡村里转出来。一边唱着那首流传了几代人的“九九艳阳天”,一边就在这湖畔席地而坐,朗诵起诗歌来了。这是一群内心充满欢喜和诗情画意的人,足足有四五十个,都是些爱好朗诵和读书写字的人,朗诵的作品显然是经过了一番准备的,大多都是写樱花的名篇,像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樱花烂漫几多时?柳绿桃红两未知。劝君莫问芳菲节,故园风雨正凄其。”近代苏曼殊的“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都是咏唱百花的经典。也有朗诵者的即兴发挥,却无一例外地都寄托了自己对于春天、对于这片湖水和樱花的赞美,只需听上两句,你就会感觉那片诗情是从他们的心底里流出来的。

 

四月明亮而寂静的水边

我有最深情的盛开和凋落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随着一只只鸽子和鸿雁的翅膀

我飘散,我飞舞,并且带着

大片的粉云,一直送到远方

 

盛开着,我如此欢欣、诗意

落下来,我从不会寂寞、凄清

 

像这样一首名叫《致樱花》的诗,出现在一个浅色纱巾飘舞的女孩口中。没有音乐的伴奏,却有身后湖水的波浪和阵阵鸟鸣,那是自然最好的应和。不知是谁,从干净的坡地上捧起一层厚厚的花瓣,从朗诵者的头顶上一把把洒落下来,那场景,那气氛,就这样给这个四月的午后,凭添了一份安静的诗意与浪漫。而就在不经意间,仅仅是因为受了这帮朗诵者的感染,一个与朗诵队伍毫无相干的游客,竟主动登台,唱起了歌手赵照根据叶芝名作改编的那首《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唱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头发雪白,面颊樱红,半闭着眼睛,一个老人在演唱青年歌手赵照根据叶芝的同名诗歌改编的这首歌《当你老了》。歌中大段引用了原诗的句子,但明显有了太多的流行元素,而我此刻感觉得更多的是歌曲的演唱者、一个白发老人内心的安静和美好。而更加感人的场景出现。在现场,当那位老阿姨的歌唱接近尾声,那个头戴旅游帽、背着相机的丈夫,走到夫人面前,单膝着地,将亲手编织的紫藤花做的花环送给自己的老爱人,这对快七十岁了还玩自驾、爱摄影的老人,他们来自距大纵湖三百公里外的上海。

“当我老了,眼眉低垂,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整个樱花坡沉浸在热烈的掌声里。这掌声持久不息,并且在水面上送来了阵阵回声。大纵湖!一个激荡诗情的地方。在风中,面对这粉黛曼舞的樱花坡,面对一大片宽阔的湖水,请允许我也跟着一起轻轻哼唱起来:

“哦,当我老了,当我来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遥望川田

 

 

 

 

废黄河滩上走势平缓的那片土地,当地人称作川田,意在形容它的平阔坦荡、一望无际。试想一下,沿着废黄河边由南向北绵延上百里的土地,最宽处达六七千米,狭窄处也有千米余,如此辽阔的况貌自然应该解读成“川田”了。

川田太辽远,在川田上,偶尔用于排涝灌溉的水泵房散落其间,从这一座走向那一座需要花去你半晌时光。确实,平展展的一大片川田 ,一只寻找麦粒的小小的麻雀都会成百上千倍地被放大,成为极远处的一头拖犁拉耙的耕牛。白日高远。安谧的夜晚,当你在川田上走动,月亮一步不让地撵着你,幽蓝的星光早已落上你那沾满露水的眉睫,凝成你沉重的呼吸了。

川田上,每相隔数公里就有一条深水沟,当地人把它叫作“大港”。大港宽十米余,深极,把川田切成平行整齐的一大块,雨季时从川田上流来的水把大港灌得很满,但从斜坡的川田上穿过去,大港的下游便是宽阔的废黄河,倒也一切无妨。

土地上有麦堆的地方必然有我的亲人。麦收时节,辽阔的麦地上会垒起无数麦把的山丘。川田太广大,农民们难以把沉重的麦把拖下河滩,只能提前十天半月在麦地深处刨出一大块地,从远远的地方挑来一桶桶水,浸透后再用石磙压出平平实实的一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打麦场。

说到川田我不能不写到这片土地上的“嘞嘞”。这是当地人的叫法,书面上应该写作:“耕田号子”(或者“牛歌”)。在这里,让我把它写成川田里的又一道景致。许多地方的耕田号子都有歌词,而川田上的“嘞嘞”,只有几个简单至极的字,比如“哎嘿依哟嗬”之类。记忆中有一位腿如罗圈的老伯,人家叫他圈伯,我便也这么叫。圈伯的“嘞嘞”打得极好,许多年过去,即便是身居城市,这“嘞嘞”还在我的耳际缭绕,“哎嘿依哟嗬!”几个简单的音节还回响在废黄河边方圆数十里的川田上。二十年后的某一天,几位朋友在家中小聚,坐在充满油漆味的书房里,我曾经学唱过这个号子。关了灯,让大家安静下来,在黑暗之中听我放开嗓门猛一声吆喝,唱完之后,我的这些朋友许久都不想开灯,他们还沉浸在那“嘞嘞”所营造出的空旷、高远、辽阔的情境之中。但我解释,我的脚板没能真正触及到这片土地,我没能在这片川田上流汗、流血、流泪,我吆喝不出圈伯的那种古朴、自然和沧桑,那种穿天透地的精、气、神。

写到这里,我想到,此刻的我不过是在向川田作再一次的遥望。我应该说出这片土地的位置:它在苏北灌溉总渠以北,在废黄河滩,在那个叫“沙淤”的地方。当那片川田在我浮躁的生命中愈走愈远,1999年的夏天,我曾经不远百里独自去寻找过它。令我惊讶的是,我记忆中目光无力走到尽处的川田早已栽上许多的果树,梨、桃、山楂或者白果等等。这片农田上拓果的事我早有耳闻,但我不知道这果树的叶子已将这片川田遮掩得这么深,叶子上那白白的石灰水会有这么重。最后我找到了一条大港,这是仅存的一条大港了。我看见那些星星闪亮的野花一丛丛一簇簇,堆满了整个一条圩子,当然,还会有水流从茂密的浓云般的花丛下流过。水声汩汩,像深谷中沉重的泉鸣。我还遇到了几个上了年纪的村里人,他们告诉我,会打“嘞嘞”的圈伯早已于六年前离开了人世。

在大港尽头,在那丛花开得最密、水流得最响的地方,我回忆起下面这段文字,这是那次聚会时我对那“嘞嘞”的描述。今天,在圈伯面前,在这片养育了这劳动歌声的田野上,让我把它轻轻地念出来:

“秋天的夜晚,大而沉重的月亮升起来了,南归的雁阵突然止住了鸣叫,卧在地上嚼草的牛站了起来,拖起轭头,带动的是背后那一片黑油油的土浪……”

 

 

 

 

 

 

 

 

 

 

 

 

 

 

草香味的淮剧

 

 

 

 

草香味的草是长在废黄河边的紫地丁和巴根草。我的嗓子,我的笔,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的诗与歌。我知道,因为最靠着家乡的土地,那些紫地丁和巴根草才长得那么茂盛。而那片逼人的草香中,一声嘹亮悠长的淮调牵起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乡村少年一生中最扰人的梦。

最早的关于淮剧的记忆留在了乡村的打谷场上。童年时代的乡村的打谷场,两坨如今即便在乡村也早已见不到的石磙,几座被我们看成大山的草垛。正是雨季,散落在土场边的麦粒不经意地长出了嫩黄的叶芽。叶芽上的露珠一点一点地晃着、晃着,就像是谁精心安上去的。

我就在这样安宁又干净的某个春天的下午走近了淮剧。县剧团速训班的一个小学员,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因为外婆家住在这个小村的缘故,每年春夏她都会来这个村庄住上一些日子。许多年过去,我已经说不出她的名字了。但正是因为她的出现,我这一生注定与淮剧结下更深的情缘。

小姑娘正在打谷场的旁边练声。张开嘴巴,她的一张脸憋得通红通红。一个十三四岁的乡村少年,我当时是不懂得什么叫练声的。我真的不明白唱歌哪里需要那么大的力气呢?于是,就在她的一句戏文下句接不了上句的时候,站在一边的我毫不费力便接了上去。令我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么一句无意间的哼唱刺激了她,突然,她背转过身来。看着我,朝我瞪起那一双圆圆的大眼睛,然后,一转身就离开了打谷场。

从此以后,几乎所有人都没见她再来这里,这个“外婆的小小村庄”。

完全是无意之间的一件小事竟成了一次伤害,成了我少年记忆中最初的疼痛。更没想到的是,仅仅是几天之后的某个下午,放学回来的父亲突然就对我说:“你(父亲从来就是这么叫我)不是一直喜欢唱戏吗? 听说县里的剧团来招人了,看看能不能准备去考剧团吧。”正这么说着呢,又传来消息,很有影响的上海人淮和泰州淮剧团也到本县招人了。三家剧团同时招生,我就有了三次选择的机会。于是毫不犹豫地停下即将完成的初中学业,我记忆中一段最难忘的少年时光便也随之停泊在了与废黄河只有一道河堆之隔的那条涨满了绿水的干渠上。一条大河波浪宽。河面上浮动着一只用门板绑成的木筏。在夏日清晨薄而透明的雾岚中,我的父亲在岸边用长长的绳索吃力地拉着木筏,而我就站在木筏上扯着嗓子,对着远方的天空和白云拖起了长长的淮腔,以一个十三岁的乡村少年的想象构画着自己的美好前程。

那一年县剧团一共招八个人,而报名的人数竟有三千之众。一路过关斩将,从报名时的数千人到最终以2:1比例入选,十六人名单,我的成绩一直排在前三名,但我最终还是名落孙山了。原因竟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现在的孩子还知不知道家庭成分这个概念?)那天晚上,就着油灯批改作业的父亲说:考不上不要紧,县里的不行再考外地的吧,今年考不上明年再来。说完竟又冷不丁地长叹了那么一声。许多年后我还记得父亲站在烈日下焦急等待我走出考场时的情景:一只手摇着已经开了沿的芭蕉扇,一只手拿着两只洗好了的西红柿,一条又黄又旧的毛巾就这样耷拉在他的头上。二○○二年夏天,在事隔二十七年之后,在一次难得的家常对话中,我曾跟父亲说起过这件事。我问:当时,除此而外,我们难道就真的没有其他的什么路可以走了吗?父亲说,家在农村,你们的母亲常年有病,你们兄妹四个正是猛蹿身体的时候,我做乡村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才二十九块钱,连让你们吃顿饱饭的能力都没有,我没办法不急啊!

我最终没能进剧团,为了这件事我很长时间一直都有些遗憾。当年那个在乡村的打谷场上练声的小姑娘我从此再没见到过,据说她在剧团里跑了几年龙套之后很快就改行到一家国营商场当营业员去了,而我则回到校园继续完成我的半里不拉的中学学业。有好几次我曾经这样想过,如果我当时进了剧团,今天大概也应该能弄个国家一级二级演员或者导演了吧?说不定还能捧个梅花奖、文华奖回来,为淮剧事业争点光呢。当然最有可能的还是做一名编剧,这跟我今天所做的行当差不多。几十年,我一直因为没能成为一个职业的淮剧事业从业者而心存不甘,但平心而论,许多年来,我心底里对于淮剧的热情一直没减少过。有记录为证:某一年的省淮剧节,二十多场演出,我硬是破天荒地一场不落地全都看下来了。不为别的,就因为淮剧,我家乡的戏。

因为淮剧,我相信我生命里的每一个日子都会是散发着草香味儿的,那片大地,那片淮腔淮韵的大地,也时刻有着紫地丁和巴根草的一种永不消逝的苦涩和芬芳。

 

 

有十二只鸟窝的水杉树

 

 

 

 

平原。滩涂。有十二只鸟窝的水杉树生长在平原与大海结合部的这片林子里。在早春的阳光下,十二只鸟窝停在那棵早已落光叶子的水杉树的枝头,那树枝挺拔,干净,小小的鸟窝逐步被放大。

我在通向滩涂的路上看见了这一幕。

这种情形我即使在画上也没见到过。十二只鸟窝,我并不是先看到了某一只,而是一下子就看见了五六只。然后,我开始一只一只地数过去,当我数到第十二只,那第十三只竟然砰地扑棱起翅膀飞走了。那是一只长着一身美丽羽毛的花喜鹊,就是常在我们家门前叫着喜庆的那种花喜鹊。临飞去的一刻,它所发出的正是我熟悉的清亮的叫声。

这真是一个让人惊喜不已的发现。喜温喜湿的水杉是沿海平原上常见的树种,我所住的楼房门前就长着几棵。它在春雨中爆出的叶芽像一张张嫩嘟嘟的小嘴,说出的尽是活泼泼的春消息。可没等你把耳朵靠过去,它已葱茏着绿到了你的跟前,绿到有三四层楼高的树梢。但今天,这片林子不在我的窗前,而是在通往海边的公路旁边——还不能完全说是在路边,它是在离道路近一千米的地方。在远处。

我带着几分好奇与激动走近了它。一株株水杉树密密匝匝地挤挨在一起,那棵有着十二只鸟窝的水杉显得格外惹眼。刚过早春,去年秋天落尽的水杉树的叶子还没长出来,十二只鸟窝停在高高的枝头上,像十二只被谁安放在树上的纸灯笼,又像意味深长的十二句话。正晌午,没有风,整个林子静悄悄地,阳光滑过水杉树的枝条,那声响有些奇怪。水杉林里铺着厚厚的陈年的叶子,红里带紫,紫中发黑,有些已化作软软的泥土。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叶子上还沾了些鸟粪,白白的,灰灰的。幽静的林子人迹罕至,这个刚刚过去的冬天,那些雨雪竟然没能覆盖住它。

这让我不由得抬起头来去看着那些鸟窝。一只又一只鸟窝,在那个已经过去的春天夏天秋天或者冬天里,小鸟们把那一根根树枝摆放得那么整齐,可见这些鸟儿是多么的勤劳又富有耐心。十二只鸟窝筑在同一棵水杉树上,它们是十二个互不干扰的小家庭还是一个同祖同宗的大家族?它们会不会像我家乡那些居住在一条河边上的十多户人家一样沾亲带故?一年四季,这幸福的一家人会唱着一首怎样的歌?也许,这十二只鸟窝本就是由一个家庭建造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去,这幸福的一家人每个月都会换一座房子居住,每个月都要换一个地方歌唱,但飞来飞去,又永远都在这一棵树上。

几十年来我从未离开过脚下这片土地,这片平原和滩涂,就像我的文字从未离开过我朴素的内心。有十二只鸟窝的水杉树。那些鸟的方向也许是不固定的,那一片水杉林因为鸟的叫声枝条发黑,而我,还有那一只只小鸟,它们的嘴巴,它们的眼睛,我们是不是也从那一根根软软的枝条上看到了满地的绿草和繁花?

 

 

一粒盐

 

 

 

 

 (一)

 

一粒盐行走在大地上。

说是海边,但从这里出发,向东,起码要走上数十公里才能到达海的边缘。即使到了那里,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见到大海。那些土地,海潮退却的时候,它们从海底下裸露出来。大海涨潮时,又有很大一部分将再次没入水中。

所以,这片土地,只能叫做——滩涂。

滩涂平整,辽阔,一望无际。它安居于海之一侧。万里长江与滔滔黄河之水夹带的泥沙,使得它的土地在不断生长。大地生长,大海向东。在大海的波涛逐渐退却之后,那些白花花的盐晶也积淀了下来,它们停留在那里,或立,或卧。那些煮海熬波的盐工,他们在那里生存,生息,繁衍,从一个人的脚印,变成两个人的小屋,然后,再渐渐成为一个个安静的鸡犬之声相闻的村落。

最终,成为一座集镇,一座城市。

这个有着二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城市,名字叫做——

盐城。

 

 

(二)

 

一粒盐,行走在大地上。

这是盐城。

盐城。水之城。

城中有水。城外有水。翻开一座城市的历史,一只水瓢安静地凫游在水上,这个“瓢”也就是它最早的城池的模样。因此,盐城便有了另外一个名字:“瓢城”。一瓢戏水。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河流汇聚在它的四周。新洋河,蟒蛇河,大洋湾,小马沟。“百河穿城”——一条条清澈的河流一直颤动着人们的神经。城市的中心,最大的一条河流安静地守着一座座盐廪。那条河曾经串联起大海边的一处处盐池和盐场:富安,安丰,梁垛,廉贻,白驹,刘庄,伍佑,新兴,草埝,沟墩。流水依依,历经千年。巨大的盐堆高耸,它所承载的,是一代一代人关于盐的记忆。戽水。曝晒。积淀。那盐从海水中走出来,有色彩,有味道,有温度,更有情感。乘着一条条高大的木船溯水而上,经时堰、溱潼、姜堰,过泰州、江都,直达扬州。那一座座小码头,一麻包一麻包的原盐由此出发,进江,入海,走遍世界。

因为有水,这片土地上最茂密的植物是芦苇,最多的庄稼是水稻和棉花,最多的树木是水杉和银杏。这些植物和树木,给了一点点阳光和水分就能够生长,它们是这片大地上最平常的生命。还有桑园。沿着海边的那一大片一望无际的桑园,春蚕上山,秋蚕开目,那座风吹雨打的石碑上刻的四个字,叫:“秋露压桑”。

因为有水,城市的边缘飞舞着鹤,狼尾草丛中奔跑着鹿。鹤乃丹顶鹤。因为羽毛洁白,体态飘逸,丹顶鹤在民间又有仙鹤之称。每年秋天,顺着风的方向,成百上千的丹顶鹤穿云破月,从遥远的北方飞来,一路留下嘎嘎的啼鸣。漫长迁徙的旅途,那不是几十几百公里,是几千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公里。旅途中,这些丹顶鹤不吃不喝,全靠着夏季里积蓄的能量。白天来过,黑夜来过,那些南迁的丹顶鹤,它们记得一路上的风霜雨雪,记得一阵阵的乌云闪电,但是冲关过隘,它们一定要飞到南方,飞回到那个叫做盐城的地方。北方的冬天过于寒冷,只有那里,只有那片叫盐城的海滨湿地,那片飞舞着洁白芦花的地方,才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跟随着这些南迁的丹顶鹤,那个美丽的驯鹤女孩也从北方千里迢迢地来到了盐城,最终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这片滩涂上。安静的黄海岸边,萧萧芦花覆盖着她的墓地,一年又一年,那首《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被一批又一批人深情传唱。而鹿则是被喻为东方神兽的麋鹿。当年,先祖姜尚(姜子牙)的坐骑就是它了。历史考证,早在三百万年以前,这一大片湖荡湿地就有麋鹿的踪迹。但就是这样一个唯这片滩涂湿地才有的物种,却因为人类无度的围捕猎掠而几近灭绝。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三十九头麋鹿才从大洋彼岸回到阔别百年的祖国,回到位于太平洋西海岸沿着长江尾闾的这一片滩涂湿地。今天,当麋鹿归来,这大海边上最大的一块滩涂湿地,这里的土地也许贫瘠,但那却是麋鹿家族的祖居地,是已经生长进了它的血脉骨头的故国。

 

(三)

 

盐城。盐之城。

盐为五味之首。三仓,四仓;黄圩,朱圩;潘丿,曹丿;梁垛,花垛;头灶,李灶;大冈,龙冈;新团,西团……仓、圩、丿、垛、灶、冈、团,这一串串的地名,无不和盐有关,靠近了闻一闻,这些名字也似乎都是咸的。白花花的盐堆横空出世。那些顶着蓑衣在海边劳作的晒盐人,那些赤裸臂膀出海的捕鱼人,那些在滩头上捡拾泥螺、踏海小取的赶海人,汗湿的衣衫上渗出白花花的盐霜,头上身上飘着的尽是海风海浪的味道。他们弯着腰,头发、鼻尖、嘴巴那么近地就要接近脚下的泥土和海水——和平原上的农民一样,一双大脚带给他们赖以活命的口粮,滩涂,滩涂上那白花花的盐坨,就是他们的祖先和未来。

人依水立,城傍水筑。当年,城市的西侧有个水码头,叫鱼市口。每天黄昏,落日就要从那座已经有了三百年历史的登瀛桥上落下去,那些出去捕鱼的渔民就会划着船儿回到这里。于是,河上,岸上,到处都是卖鱼贩虾的身影和吆喝。他们卖出了鱼货,带走了粮食、食盐和布匹。也有做其他生意的,却也都卖些水乡的土产,卖菱角的,卖茨菰的,卖螺蛳的,卖蛤蜊蚬子的。西乡楼王北龙港大纵湖一带出产的白壳螺蛳,从河里捞上来,不需烹煮直接就可以食用。而在城市的另一侧,越过串场河和范公堤,高高的海堤那边,十里长堤槐花飘香,一个个渔港从正午时分就开始迎接那些出海归来的渔船。那些裹着红黄头巾的妇女,提着柳筐,拎着鱼篓,一路小跑着来到了那些刚刚进港的渔船前面,一步跨到了甲板上,她们一边开心地将那些鱼货装进筐,一边还不忘记侧过脸来看看正坐在码头上抽烟喝酒的男人。

那渔船,不一定是自家的渔船;那男人,却一定是她们的男人。

盐城有水。盐城有盐。盐城的百姓有特别敏感的味蕾。

来盐城,有两种传统的美食不能不吃,一是藕粉圆子,一是鱼汤面。做藕粉圆子是西乡人独有的绝活,因为只有那里的千亩湖荡才生满了连天接地的莲藕,而做鱼汤面就似乎容易得多了。在盐城,一般的鱼汤面家家都能做,但做鱼汤面最出名的高手却出在距盐城百里开外的东台。做鱼汤面最讲究的是鱼汤,上好的鱼汤都以沙锅文火煨制,鱼一律是郊外河塘里的野生杂鱼。鲫鱼,虎头鲨,黄昂,肉狗,鲹条,鳑鮍,而诸种鱼类中,尤以鳝鱼的骨头熬汤最佳。新鲜的黄鳝,以开水烹烫,用扁平的竹篾轻划开皮肉,剩下的鱼骨干净,剔透,一根靠着一根。趁着新鲜,将一把把的鱼骨倒入已经放了油盐葱姜的沙锅,小火轻煨慢炖四到五个小时。面是事先晒干的水面,放入开水锅中煮熟至七成,待开锅后再以西乡清冽的河水激荡数回,然后起锅,盛汤,夹面,装入早已预备好的鱼汤中。汤不少不多,刚刚漫过面条的顶部最好;味不淡不浓,能抓得住筷子欲滴不掉为佳。再在碗里放入胡椒和盐末。那分量的多少根据你的口轻口重而定。

有更讲究的,在面汤起锅后及时撒上一层青蒜丝或者芫荽末。啷格呢个香啊。难怪七次下江南的乾隆爷,非得命曾经被贬至盐城却成了做鱼汤面高手的孙大厨子在黄昏日落之前,驮着一担西溪水,从东台安丰场海春轩旁临塔村的一家汤面馆出发,一路疾行,星夜赶往扬州瘦西湖畔那家叫“富春”的茶楼。

 

 

(四)

 

盐有味道,更有风骨。那一个个地名——城中的东仓,西门,板桥巷,浠沧巷,亮月街,随便哪一个都有一段历史;城外的黄尖,盘湾,青墩,马庄,无论哪一处都有它历史的风骨。一方水土一方人。地处海边,浩荡的风雨越过海洋越过滩涂,越过那百年丛生的芦苇荡,一直走进盐城,化做那生息繁衍于这片土地上的民众身体里坚硬宝贵的气质。于是,盐城人的性格里有了比平常人更多的铁和钙,那是一份水倾土挡、不屈不挠的血性和尊严。

凭着这样的尊严和血性,一群又一群人从这片土地上走来,站成风景,站成雕塑,站成历史。一二七九年,宋元交替,南宋的帝后辅臣纷纷向元朝屈膝投降,忍辱求生,东南沿海怒火燃烧的土地上,却站起了一位铁骨铮铮、力挽狂澜的忠义之士,这就是为复兴社稷而蹈海赴死的民族先烈陆秀夫。而至正十三年(一三五四年),出生于兴化白驹场(现盐城大丰白驹镇)的一个叫张士诚的贫苦盐民,因受不了盐警欺压,带着十八位盐丁起兵反元,最终形成史上著名的“十八条扁担起义”。带着他的这些盐民弟兄,张士诚在高邮始建大周国,自称“诚王”。虽然时间不长,但中国古代史却也因此留下了这样一个绕不过去的年号:“天佑”。

天佑民子。地庇粮仓。金黄一片的大地上除了望不尽的芦苇荒草,更有那累累稻黍和青青菜蔬。那年,一个叫孙曙的先生趟着千年石板小路去草堰访古,夹沟看水运,观楼下码头,过河入林,我却在伍佑场南10里的便仓看见凌空怒放的“枯枝牡丹”。一枝凌空,干枯如柴,点之即燃,却年年岁岁,顶霜压雪,生息不绝,每至谷雨前后便灼灼其华满园富贵。更有奇异者,便仓的“枯枝牡丹”,常年时瓣复十二,逢闰月瓣单十三,且国有大事,大雪隆冬也能够干枝吐蕊。

牡丹自有牡丹的来历。当地卞氏后人相传,当年,其先祖、元末义军将领卞元亨拾得枯枝为鞭,策马返乡,到了村口,枯枝随地一扔,来年竟能枝绿花发,竟然,又都是那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卞氏被朱元璋寻事定罪,发配辽东,牡丹九年不开,第十年,元亨得赦归来,原本枯焦欲裂的牡丹竟又花朵盈枝。

前朝百年,枯枝著花,瓮牖绳枢之子,常作惊天动地。“花有了担当,有了志节,轰轰烈烈,英雄气长”。那白盐青菜的日子,一粒盐上行走着一群人独有的精神气节,七百年牡丹岁月,无数先贤歌之咏之,也就是孙曙说的这一句最好。

这片土地上还曾有过一场战斗,那是一出天恸地泣的活剧,更是一次能让神灵倾倒的祭仪。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为躲避日军的“扫荡",鲁艺华中分院(又称新安旅行团)戏剧系、音乐系近二百名平均年龄只有十四五岁的小学员,在老师的带领下分散转移。这些花一样的少男少女,一个个爱唱会跳,人人都梦想能够去陕北,去延安,去解放区,能够成为活跃在战地的演员、作家、画家、音乐家(他们的教务主任丘东平就是一位著名作家)。

转移行动在天黑之后开始,为了辨认识别的方便,每个学员的衣领后面都缝上了一块白布。穿行在乡村茂密得令人窒息的玉米地,这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后边人的脚尖紧靠着前面一个人的脚跟。入夜,累不可支的行军队伍在湖垛镇东北的北秦庄就地宿营,却不料突遭日伪军的包围偷袭。夜幕之下的遭遇战,仅有六支枪二十来颗手榴弹的学员队和有着汽艇、机关枪、迫击炮的日本兵血刃相向,年轻的学生们手无寸铁,只能以自己的身体迎向敌人。激战中,没有惊恐,没有害怕,只有青春热血的喷涌和生命悲壮的呐喊。庄稼地里传来子弹的呼啸和刺刀穿透胸膛的声音。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戏剧系主任许晴肩上背着一个,手里拉着一个,一柄刺刀从他的胸腹部穿过,那把小提琴甩碎在了田埂上。因为遭到敌人的围堵追逼,在一条大河边,八名不会游泳的女生进退无策,于是,八个人手拉着手,一边叫着老师,一边哭喊着“妈妈,妈妈”,毅然投河自尽,演绎了另一版本的“八女投江”……

三十九名师生遇难,六十二人被俘,五十七人被冲散,一场遭遇战,安静的北秦庄的田埂、泥沟、河堤上躺着一具具被日军刺杀的鲁艺师生的遗体,鲜血浸透了黄土墩。清晨,天空渐亮。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百姓长跪在地,整个田野上全是乡亲们至悲至痛的哭声。大地震颤,河流凝滞,人们含着泪将一具具烈士的遗体一一安葬。三十多个战士,三十多个儿女。昨天,他们带着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梦想走到了一起,今天又手拉手,一起带着对敌人的仇恨告别了这个世界。

 

 

(五)

 

我是一滴水。我从大海的深处来。

太阳,在我的右边落下;

月亮,在我的左边升起。

今天,抬腿,迈步,我走出这片赐予并且包容我生命的大海。

走出大海。沉淀,结晶,我成为一粒盐。

盐。盐城。当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很多人用记忆来还原、修补、推测,我——我是一粒盐。

我是一粒盐。卧着,成为一座博物馆;

站着,“祖宗是一棵树”。

是一棵苦楝树?

是一棵刺槐树?

是一株银杏树?

是一棵水杉树?

不,就是那一株生长在大海边的芦苇。

沧海桑田,潮汐奔腾,滩涂一寸一寸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延伸。那是天地赐予人类的瑰宝。一个属于滩涂的诗人,我行走在滩涂,这大地的中心。我的祖宗,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株顶着硕大花朵的芦苇。

滩涂的另一边,凭借独特的视角,我看见我所熟悉的那些树木、植物和动物,那些盐蒿草。那些飞翔的鸟和盛开的野花。那些丹顶鹤,它们和自然如此亲近;那群麋鹿,它们的眼中是我熟悉的温暖的眼神。

雾霭之中,我还看见了盐池。或许有一天,那一座座曾经作为一个城市象征的巨大盐山终将被搬走。但那条曾经舟楫穿行、橹声乃欹的盐城人的母亲河——串场河,却注定会以另外一种姿势流过这座城市,流过我们的身旁。

大地深厚,包裹着它安静千年的心。

 

沧海绵延。滩涂无疆。当年范仲淹修筑的捍海堰早已进入了城市的中心。面向范公堤,背倚串场河,一座形似盐晶的博物馆静静安坐。这座号称中国最大也是唯一的海盐博物馆,踏着那一级级台阶,我充满好奇地走进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可以不关心任何的尘世喧嚣,但是我不能不关注那不断生长的历史,不关心——我的盐。那是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未来。

还有耸立在城市一隅的那一座座雕塑——

那充满血性的铜马。

你的盐婆。

我的鹿神。

他的鹤娘。

……

 

 

 

 

 

 

 

大地的纽扣(8章)

 

 

 

 

海边花田

 

芦苇的侧翼是连绵的缓坡。爬上海堤,我才知道,海边的野菊花原来是这样盛开的。

滩涂生长着无边的芦苇。十月末,秋风乍起,芦花初放,无数的野鸟从滩涂上飞起来,那芦苇花的涌浪一波一波,直接就要掀到海里去。但是往往,它们突然又会急急地停下来

——它们是遭遇到了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野菊花。

恣意,放纵,挥霍,金黄素白的野菊花,海堤之下的任何一处,只要你能够想到的地方,没有一处没有它们的身影。它们开得那么充分,想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许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海边的芦苇花开得有些放不开。开始,我还一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可是今天,当我走上海堤,将车窗摇下、打开,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我发现,正是那沿着海堤盛开的野菊花,它们的恣意、野性,无拘无束,使得大地上的花朵失去了开放的勇气和力气。而那海边的芦花,大概也才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姿态。

深秋季的沿海滩涂,你是否见到过那遍地开放的野菊花?

大片大片雪原起伏的烂漫野花,那一种气息,惟有那叫做“芬芳”的词方能够形容。

 

 

大地的纽扣 

 

春天,我习惯把沿着滩涂小路的那些星星点点、五颜六色的花朵儿说成——“大地的纽扣”。

海边滩涂上的春天总有些姗姗来迟。已经到了三月末甚至是四月初,滩涂深处的那些花朵都还没开放,站在水边的芦苇似乎也只是刚绿到了一半,春天依然是来与不来的样子。但当你顺着那渐渐温软下来的阳光和风,气喘吁吁地爬上河坡,爬上那道最靠近大海的最后一道海堤,你的头刚刚转过去,滩涂上,那些花朵齐刷刷地似乎一下子就都开了。

一粒一粒,五颜六色。那些不知名姓的花朵就这样不声不响一下子布满了整个滩涂。它们在湿地上密密匝匝地开着,挤挤挨挨地有一些零乱。只有滩涂小路两边的花儿开得异常整齐,好像是谁事先一朵一朵安排好了似的。这样的时刻,你走在滩涂,走在伸向滩涂深处的小路上,凝视着道路两边那些闪亮的“纽扣”,它们在早晨或者黄昏的大地上一跳一跳的(夜晚估计也是)。花瓣间,一些露水,微小,胆怯,羞赧,将落不落的样子真有些似是而非。

走在滩涂,这时候,你想做些什么?又应该做一些什么?跟着春风去滩地上拔茅针吧!追着鸟鸣去芦苇丛里找鸟窝吧!一不小心,身边那些槐树的枝条拉住了你。三月末,滩涂上的槐树的针刺刚刚生出来,还没有夏天那么锋利,但那些微微潮湿的枝条已经在做着槐花的梦。那象牙和乳汁的白,一片接着一片,一层压着一层。一只只小蜜蜂绕开花朵飞向了你,飞入你的鼻子、耳朵、嘴巴。大地的身体里仿佛安装着一个个小小的发声器。一跑起来,天空下就会飘荡起芦哨脆亮的笛音。一粒一粒解开那些纽扣,春风中露出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那带着柔美曲线的草地和河流,那飘散着草香味的泥土和雨水。跟着那风声,那些五颜六色的花朵,那些在阳光中不停地响动、闪耀的少女身上的金饰或银饰。春风暖煦的滩涂,那繁星密布、宽厚浓郁的野花的香气里,请允许我向这慈爱的大地致敬。

春天,我习惯把滩涂上那些不知名姓的花朵说成“大地上的纽扣”。

夏天和秋天也不例外。

 

 

川田暮晚  

 

流水丰沛的季节,废黄河边那大片的绿树是流水硬贴上去的。

夕阳。麦地。高高的杨树林。没有谁能够说准那湍急流水的深度,更没有人能够说准那一刻的风向。

波浪和树叶漂流在河水里,钓者的钓竿笔直地伸向水面。浮标颤抖。那小小的铅坠穿过湍急的水流,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沉下去。只是,恐怕连它自己都不知道,最后,它是否沉到了河流的底部,沉到了流水的内心?

但是那个钓者在内心里说准了。还有那顺着水流生长的庄稼。草木薰香,那停留在川田上的玉米、花生、大豆、山芋,它们知道,一定是河坡上的那些草汁染绿了奔腾不息的流水,染绿了天边的夕阳和晚照。

童年。少年。几十年,我的衣胞埋藏在你故乡的土地。告诉我,到底是谁,赐给这土地那样的一份安静?

而我,是否也仅仅就是为了做一回留在你画幅上的那个钓者?

 

 

暮  霭 

 

十月末的大地稻浪铺展。

那饱满的籽粒,那金光灿灿的深处隐含着最后的一点点青郁。

而暮霭,总是习惯将自己放得很低很低。

比白云低;

比稻穗低;

比青草低。

比暮霭更低的是那些苹果的香气。暮色里,园中的苹果树枝干坚实。满树的果实都红透了。即使你不说,我也知道,那红,是从哪根树枝开始的。踏着阳光的梯子,从最远处的那一根树枝出发,一只只苹果从内心里慢慢地红出来,红过稠密的枝叶和树干,一直红到树下,红进这累累的泥土——

晚霞尽落,一只飞鸟带出的曲线如此美妙。哦,故乡!我故乡的稻田。我故乡的果园。在秋天,果实不论大小,最终都要落下来。天空里雁鸣飞过,趁着暮色走近你,我就是你的游子,不管多久,我都会回到我的故乡。

回来,不是谁让我回来、叫我回来。

我回来,仅仅是因为:是我自己——要回来。

自从在你的土地上出生,我的心就注定绕不开你。

绕不开,像这流水绕不过宽阔的河床,像这树林绕不开低低的夕阳。

暮霭。一切都沉浸在暮霭里。芦苇,花朵,鲜红的枸杞,河坡上茂密的杨树林。

农历十月的乡村。

土地的恩情,我们将它牢记在内心。

 

 

金黄的水稻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没有比这即将收割的稻田更加干净明澈的田野了。

垂钓者站在城市的边缘,站在和城市对应的小河边。钓竿轻轻伸向远处,垂钓者的另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在身边出现早已经走失了的两个少女。远眺十月金黄的水稻田,头顶上的天空蓝得只留下了云彩。两个少女穿梭在田野里。两个红衣白衣的女孩。相机的快门轻轻按下去,水稻田的深处,一个稻草人成了她们最好的背景。稻草人站在干净、空旷的田野上,仅仅凭着它的一身装束,我断定,那稻草人站在这里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它站在那里,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到黄昏,它的身体微微有些倾斜,褴褛的衣衫留下了风雨侵蚀的痕迹,仿佛有另外一个灵异的人从它的身体里穿过。

一只大黄蜂站在水稻田边,站在田埂一侧的一截树杈上,一双明亮的眼睛,被金黄的水稻洗得干干净净。

一只大黄蜂。它的翅膀在秋天下午的风里震荡,发出一阵阵巨大的轰响。它留不住阳光,留不住雨水,只留住了身边的水稻田。一只大黄蜂。一只快要被填满得鼓胀的螳螂。两只昆虫撅着屁股行走在秋天的大地。那快要收割的稻田啊,一轮月亮慢慢地升起来,那大黄蜂从头到脚的黄,从水稻田里漂浮上来的,正是从一支稻穗的心脏里战栗出来的嗡嗡嘤嘤的声音。

 

 

被阳光灼伤的脸

 

春日滩涂,阳光抽出一把封存已久的刀。

整个冬季,一把刀一直藏在大地深处,藏在茂密的盐蒿丛,藏在一棵棵金黄芦苇的背后。一层薄冰封住的流水的嘴巴。在不经意之间猛然亮出来,生硬的刀背上明显有了一些锈迹,薄薄的刀刃却怀着不可遏制的渴望。

苍凉。抑郁。一滴血,颤抖着迎向那隐秘的刀锋。

 

你——一个黑衣人。

一个黑衣人在水边抚琴。半只鸟扑棱棱跌落在地上。

半只鸟。它的两只眼睛已经被取走。

被风雨霜雪穿透的翅膀,一根树枝横挑着落叶。

这样的场景惊悚了我。

 

半只鸟。眼球已被取走。它的半截翅膀还在。

眼睛没了,翅膀还在!只要有翅膀,那鸟儿就会沿着这海岸,向那太阳和月亮的方向,一直飞;

嘴巴没了,还有喉咙!只要有喉咙,它就能歌唱,哪怕已是生命的最后一息。

今天,我来到滩涂,走在旷远的滩涂小路,我的脸迎向风,歌声,和着那大海一般辉煌冷峻的日出和月落。

 

 

月亮的脸

 

不说晚云和暮霭,不说头顶那密密匝匝的星星。

我只说苜蓿地上的天空。只说飘在天空中的月亮——那一枚红柿子一样轻轻晃动的月亮的脸。

秋日之夜的蝈蝈叫成一片。我们站在故乡的河滩上。在一片水声中愈加宽阔的河滩,因为我们的脚步声显得异常的寂静。是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了,这古老的废黄河滩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吗?酥软的沙滩。一轮雨后的红月亮。月光下的两个人。他们紧紧绞着的嘴唇——啊你看你看那月亮的脸!

故乡。秋日之夜一片绵延的河滩。夜幕下,秋虫的鸣叫快一阵又慢一阵。一轮月亮将自己的脸庞靠在河滩、靠在一滴明亮的露水上,而露水的反光里,一个女人也正将自己的脸庞靠在我的胸前。我将头轻轻地低下去、低下去,你的青春的脸颊、明澈的目光、厚厚的嘴唇。哦,这胶皮一样的软泥!这青麦仁新鲜的气息。丰满的乳房贴向宽阔的大地,今晚,和团娈的月亮一起卧在故乡温暖的怀中,你,你是我的爱人更是我的母亲!

月亮。沿着九月清凉的露水爬过河坡,一直爬上故乡的瓜棚豆架——

你看你看那月亮的脸!

 

 

  

 

河里的水草掉过头转过身子,今晚,我在别处。

我在别处。路边的葡萄园、苹果园、梨树园。一颗一颗,一串一串,枝头上的果实都采摘完了,却没有人看见我。我在别处。

在别处。那荞麦田、棉花田、花生田。跟着阳光,那些芝麻开着白色的小花,一节一节地向上蹿。花朵的中间没有我的影子。我,在别处。

向日葵。长在八月的向日葵一般都显得有些矮小。但它们的内心是饱满而结实的。平原上的向日葵,我一直将它看成四季里最靠近太阳的植物,从生长的那天起,它就一直将自己的头朝向阳光、向着太阳的方向。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春天到夏天,向日葵一直用它旋转的身体默默收集着阳光、雨水和朝露。而它所做的这一切又从来都不会引起更多人去注意。但正是这样一种植物,在一年中最最酷热的季节,不动声色地向大地捧出一只巨大的葵盘。打开,你发现里面嗡嗡嘤嘤的全都是金子。贴着葵盘,那些花瓣像一只只蝴蝶在风中颤动。那蝴蝶的翅膀也是金黄颜色的。秋天,到了收获的季节,一把镰刀飞过,向日葵沉重的头颅落在地上,那种决绝而沉闷的声响,一听,就是生命扑向大地的声音。而这种声音,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听见。

现在应该说到你了。说到你、我的成长于质朴大地上的爱人。河里的水草一样掉转过头去,隐身于故乡稠密的树林,低下去,低下去,你留给我的似乎仅仅是你那狭窄瘦弱的背影。而将一双干净的腿脚伸向河坡,伸向秋天里渐渐变得缓慢的流水,静静地听着那脚趾撩拨起的悠悠的水声——

别处的你,其实正处在我记忆的中心,那个让我最疼痛、最不能触摸和回忆的叫做“故乡”的地方。

 

 

 

 

 

青铜大地

 

 

 

 

乾  坤 

 

亿万斯年!那黄土和红土堆积的高原,一直站在那里!

生出一株株野草;

长起一棵棵大树;

吹起一阵阵狂风;

抬高一堆堆石头;

野草。大树。狂风。石头。

那一堆泥土,那世界最高阔深厚的地方!

 

那雷霆滚动回声巨大的真是一堆泥土吗?

那泛着红晕一言不发的真是一堆泥土吗?

一堆泥土。风吹不倒,雨带不走!

我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让那座高原千万年一直高耸在那里?

是草尖的露水稳住了它?

是头顶的星光留住了它?

一阵巨大的霹雳,闪电的照耀下,那闪耀于天际的尖顶,是云中的天堂,还是祖先的坟墓?

 

就着摇晃的灯盏,一个女人用闪电耀亮的手掌抓起一把泥土。

用这些泥土,她捏着山峦、河流;捏着花树、草木;

捏着我的祖先,捏着我的姓氏;

现在,它开始捏我了——

先捏出我的身体、我的肩膀;再捏出我的眼睛、我的嘴巴!

——我的审视世界的眼睛;

——我的歌唱命运的喉咙!

 

天空,大地,世界!亿万斯年!泥土堆积的高原就这样站在那里!

我和那高原一起站着。

顶天立地,恍如大神!

 

 

挪  移 

 

是怎样的力量,让这座巨大的高原放下自己的肩膀?

南方,红土的高原,放下它的左肩膀;

一条江,叫长江;

北方,黄土的高原,放下它的右肩膀;

一条河,叫黄河。

沿着山势,跟着江河,一大片肥沃厚实的泥土,滑出一个巨大的坡面!

哦!这惊天动地的乾——坤——大——挪——移。

 

乾坤大挪移。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泥土!

黄色的,染着我皮肤的黄!

红色的,流着我鲜血的红!

流过山岭、深壑、平原、坡地——

遇见高山,它呼喊;

遇见荒林,它咆哮。

遇见虎豹,它吼叫;

遇见骆驼和马匹,它剔尽脚掌上的泥土和瓦砾;

遇见河马和恐龙,它抽掉自己身上仅剩的骨头。

乾坤大挪移。带走它脚下的泥土,一路向东!

只是,面对一片突然出现的大海,那片奔跑的泥土突然放慢了脚步!

面对一群人,它已经找了一个弯道停了下来;

面对海边那一朵朵缤纷灿烂的金黄色的野菊花,那片泥土最终低下了头——

 

一片泥土。带走我的胸膛身首,带走我的热血梦幻,也带走了我的哭泣和歌谣!

乾坤大挪移。

我站在高大的山脚下,

我站在裸露的大海边。

一颗沙砾,正从我的身体里缓缓撤出它的影子。

 

 

大滩涂 

 

我要到滩涂去。

去我的——大滩涂!

几十年以前,我第一次走向海。

背着一杆双筒猎枪,裹着一件褪色的军大衣,踏着早晨的第一缕霞光,我从我生活的村庄出发。云彩在树梢摇动,火热毒辣的太阳炙烤着我的脸庞和脊背。中午时分,我已经在一棵芦苇的顶端,看见了海水的反光——哦!那赭黄色的海水呀!

不仅仅是海水震慑着我。我更惊奇于那高高的海堤和海堤上的树木。那连接着海水的土地,那一条条复堆河。潮水褪去的地方,滩地裸露。野兔、刺猬和牙獐出没。那海水浇灌的芦苇和茅草,那海堤上的槐树、楝树和乌浆果,犬牙交错的野狗追逐着笨拙的猪獾,一只大鸟叼着一只活蹦活跳的推浪鱼,嘎嘎尖叫着从滩涂的浅水中掠过……

 

几十年,那一大片滩涂从来没在我的梦里消失。那赭黄色的海水一直回响在我的身体里。今天,当我驱车从我生活的城市出发,我曾经抬脚可见的大海和滩涂,它们,又在哪里?

当年我下海小取的蜿蜒如盲肠的滩涂小路早已修成了一条绵延几十公里的通海公路了,守滩人用芦苇绑扎起的海边小屋,早已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海盐博物馆,高高矗立于一个城市的中心。曾经,我所见到的那些滩涂上的植物,那些芦苇和树木,茅草和荻花,我曾经以为它们洁白干净的根茎早已断裂、腐烂;走到近前,才发现它们已长成了一幢幢高耸的楼宇。

 

可是,我是要到滩涂上去的!

我的——大滩涂!

去滩涂!可以选择多种方式:徒步!骑车!或者是——自驾!

头顶碧蓝如洗。飞身跃上一辆草绿色的越野车。跃上风!

犹如一只白色的大鸟。一架波音飞机正向远处飞去。巨大的翅翼掠过无边的草海,风声压住那一大片低矮的草头,透过飞机的舷窗,那无边无际的大滩涂,好半天,那一只大鸟还没走到它的边缘。

我所看见的世界,依旧是它的区区一角。

 

 

 

 

 

曹峰峻作品

曹峰峻, 男,作家、记者、资深新闻人,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先后在国家级、省市以上以及境外报刊杂志发表诗文千余首(篇)。代表著作有《窗外风景》《错过的爱》《生命不息》《临刑前的杀手锏》《带血的郁金香》《死亡路上的自白》《故乡的艾菜》《较量》等诗歌、散文、小说、音像作品多部, 系中国当代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艺出版社签约作家、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报刊中心文化期刊总编辑。

 

生命不息

 

重返老屋,是在一个特有的绵绵秋雨中,站在当年的院门前,我无法移步,心里一遍遍问自己:这就是我魂系梦萦的家吗?是我和父母兄姐共同生活了18年之久的老屋吗?疑问被院里高高的两棵钉子槐树挡住。那是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亲自栽种的,它记录着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西院墙上斑驳的水泥粉底上依稀可见8个红色大字:“开门大吉,全家幸福”字虽小但有精神,活泼而不骄纵。那是30年前父亲年三十晚上回来教我在墙上写的,可今天它却浸透了生命原色,向我诉说无穷无尽的故事。

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院落,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院子里杂草丛生,砖砌半瓦盖,坐西朝东的厨房以及坐北朝南的三间正屋,门窗紧闭,屋顶上长满小草和许多嫩嫩的小树,虽小却还亭亭玉立。一只鸽子在树枝间探出疑惑的眼睛,不信任地看着我。我仰望属于院落箍紧的天空,云彩悠悠,让我开始感叹时光竟能开这样的玩笑:我还未老,童心依旧,我所经历的事情哪就这般老旧了吗?

房子是父亲过世的第二年卖掉的。

那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工资收入少,母亲只靠唯一的干部遗属补助维持度日,为了说上一门亲事,母亲决定将唯/一的家底卖了。在决定卖房前,母亲在父亲的坟前转悠了三天三夜;在屋西的一块小地种菜种了三天三夜;用一桶桶水把幼菜嫩芽泡了三天三夜。在一个亲朋满堂红烛高烧的黄道吉日,母亲慎重地把用红绢包了十八道的订婚戒指和财礼钱交到我的手上,幸福的眼窝里泛动着心酸的泪水。

独自面对空旷,我的心变得湿淋淋,沉甸甸的。门板上有个洞,将眼凑上去,屋内杂乱堆着些物件,盯着屋角那些蜘蛛网,我的记忆粘窒了……

大哥,是我记事起最瞧得起我的人,他很欣赏我,教我唱儿歌,有时晚上皓月当空,他还带我到屋后小池塘边拉二胡、弹凤凰琴与我伴奏。大哥从城里学校毕业回来,由于父亲是“反革命”政治原因没有能上大学,就当上了教师,白天上课,晚上批改作业,小油灯一点就是半夜。他还买了很多药典、针灸医书,钻研医道。当时在我看来,他是我最值得尊重,天底下最有知识的人了。可是,是否应验了“好人不长寿”的话,大哥二十一岁就为自己的生命草草地划上了无奈的句号。

我记得那天下午太阳火辣辣地映在他的脸上,他无声地躺在门板上,脸色苍白,似乎没有痛苦,双手疲惫地垂在门框边,一双幽深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仿佛有很多话要说,一种苍凉透过这双明澈如洗的眼睛直逼我心。我情不自禁地上前拉住他的手轻轻地说:“大哥,我原谅你。”四周的人群都嚎啕起来,我不知道这间屋子里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只知道前天我丢了他的银针,他打了我两巴掌后步行二十里到小镇上买回银针,为邻村的一位老太太治病。他破天荒地打我,使我愤愤不平,童年开始的一切温馨、一切友谊消失殆尽,我决不原谅他,那天晚上我发过誓。然而眼前原谅与不原谅都已失去母体。大哥死了,他那身经过一番痛苦搏斗、泥迹斑斑的衣服都未脱去,甚至不知道为什么,那双依然睁着的眼睛,晶莹中含着永恒的眷恋。我没有哭,只是心中有一种刺痛在点点加剧,这是我懂事后第一次目击生命消亡过程。

大哥是我家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太倔强了,他的服毒自尽又是因为政治原因没让参军的缘故。以后我才明白生与死之间其实并没有鸿沟,生命与死神的抗争尽管惨烈,但它失败时并不仓惶。

大哥死后,母亲病得死去活来,总算活下来却整天神志恍惚,这种病一直延至到父亲过世。

逢年过节,为了防止她思念过度伤及多病的身体,我硬是将她接到我工作的单位。年三十晚上单位放假,我因值班不能和她一起回老家,就和她相对而坐在单位招待所的一间小房里,招待所四周的幼儿园、子弟学校都已人去楼空,原先热闹非凡的场景一下子静得彼此能听得见呼吸声。母亲示意我点上红烛,我就让母亲在烛光下听我拉二胡,她总是说:“你大哥拉的调子好听,他拉就像听了一本戏……”

正月初一,雪花纷纷,我陪母亲踏雪闹市,母亲说:“城里的雪花不比乡下的白,你爸被强迫传夜信的大雪天……”“妈,您快看那边腰鼓队……”我不想让她感怀,然而我的愿望没能止住她的眼泪。以后一年四季她下乡隔一条河看看那间老屋,冬天去了,雪花落满她的头发;春天到了,菜花簇拥她的视线。直到他意外地过世,我从她蓄满泪水的深深眼窝里看到的却只有我一个人。

不知什么时候,我走进院子,立在雨中,躲不过的回忆追逐着我,以一种浓如血色的氛围包裹我的灵魂。那是一个暮云四合的傍晚,风在小竹林萦绕,落日如烛辉煌而凄清。我和重病中的父亲来到这里照张相,亦可算作最后的留念吧。父亲站在一棵向日葵旁。他逗趣地说:“向太阳,死了也要向太阳。”向往光明对于一个活人来说可以说是本能,对于一个生命即将消亡的人来说,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生命的本身。我并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我想到家庭难以计数的坎坷,想到自身压抑而又充满抗争的心灵,我突然想哭,心里有一句话在回响:“愿英才崛起,参天大树屹立人间,我们的思想在深夜已经奋起。”我在喃喃低语,可父亲还是听清了这样的诗句,我们彼此注视着因天色昏暗而更明亮的眼睛,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父亲的去世,给了我双重打击,在我刚刚踏上人生舞台时,我突然失去了父爱、一位善于在逆境中前进的导师。同时我又因之失去了第一次恋爱。当我戴着白花在一条幽深的石板巷子里把整个小街踏得黑黑的时候,我手捂着遭受双重打击的心口问自己:我是那个黑人孩子吗?

或许这是青春勃发而又备感压抑的日子,它铸造了我百折不挠的探求欲和融于血肉的责任感。多年来我被这份责任感搞得疲惫而又无以解脱时,我不止—次地回想起那个黄昏,那个戴白花的黑天。我不得不面对青春的选择!这种回忆也不止一次提醒我,有种信念是铸进灵魂的,它无可变更!

我实在太傻了,在漫长的岁月,无论欢乐和苦痛,不是常常在灵魂深处与他们一次又一次进行彻夜难眠地交谈吗?我开始坚信他们活着,正如我时常排出他们的照片,他们依然对我微笑一样,往昔如水般地掠过全身,心中就有一种温爱的感动。每每这时,我对现实的险恶就又多了一份勇气,这种动力使我儿时就在学校挺身而出,演出无数场节日:小白鸽、愚蠢的大灰狼和聪明的小白兔……我不止一次地变换着行头,我仿佛一次一次地更新着自己。我不就是在中学时代提着那把大哥曾用过的二胡,在万人会场上演奏出《毛主席登上庐山顶》吗……当最后—只高音符找不到位置向空中飘去时,我却听到熟悉、整齐而响亮的掌声,直到我站到首都体育馆那辉煌的领奖台上,我还能从万人观众中看到他们为我挥手振臂!

站在空无一人的老屋前,我承认当年不止一次发誓要离开它,当我带走母亲时,我没有泪,也没回首,我以为我今生今世也不会回来,这里一切离我远去,但青春无瑕,它属于我。我毕竟又回来了,却没有能把母亲带回来……

青山依旧,江湖常新,面对空无一人的房屋,我无歌无泪。不会唱当年那首合家欢了……然而我却明白人间一切却总不回头,又何必回头?有过痛苦、期冀、幻灭、抗争,生命在哪一点上停留,都有它独特的价值。为此,我又怎能不感谢生命给予我这一切呢?倒是包娜娜那首凉沉而感慨的《掌声响起来》实实在地填补了这份空白:“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掌声响起来,愿我心与你同在……”

 

 

怀念父亲

 

父亲的本质希望自己是一面旗帜,而现实中他可能只是一名旗手。尽管有时做一名旗手比做一面旗帜更难!因为只有红色的旗手才能让人类坚信旗帜的本质,是飘扬过,不管飘扬得高不高,人们看见没看见飘扬后留下什么,人们总会坚信旗帜的追求只有勇敢和坚强!

------题记

 

冬日说走就走,春天说来就来,这个季节总让我想起父亲。

“一生平平淡淡,一世真真切切”的碑文让我默诵父亲,五十九年简短而平直的一生,站在碑文前,我总会想起那次去大寨参观临上火车前的情景:父亲穿着一件蓝卡叽中山服指着远处奔驰而来的火车说,“你看,那烟囱里向上喷射又立即向后退去最后拖成一条长龙的白烟都知道车头到哪它到哪,没有方向的人最终不会出息!”父亲看到一脸茫然的我,叹了一口气说:“不要像我以陈旧的思想面对新事物,要多做自己乐于做的与人与已都有益的事情。”火车大口喘出的蒸汽弥漫了少年幼稚的视线,使我分不清交叉的钢轨中哪一对是我要进入的方向。临登车前他总结性说,“现在是农业学大寨我们必须玩命地干,你看过《火车司机的儿子》吗?”我感到好笑,那是一部朝鲜影片,当然,我明白他希望在我面前就是火车司机。

多少年来,我在情绪低落以及觉得愚钝的时候,脑海总是能出现老式火车头在原野上狂奔的镜头,“嗒咔嗒咔”的幻觉音响总使我的血压在振奋中迅速升高。每当将情景与父亲联系一起时,我总会感觉到欲罢不能却又痛惜万分。

站在墓碑前,我总会给父亲生前喜爱的竹子挂上很多彩色的纸鹤、风铃,给长出又一轮新绿的松柏培上新土、新出的笋子浇上水,我就会在苍翠而生动的缅怀中看到六十多年前父亲身着灰色军服,骑在枣红大马上的壮丽图景。

我深知父亲是极爱面子的,因此,每次凭吊后我都要对他讲一句:“父亲,你不是一面旗帜,你只是一名旗手”。

尽管有时做一名旗手比做一面旗帜更难。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父亲在朝阳映衬的菜花地里穿行,原本是父亲执行任务后想极力甩脱鬼子,可是父亲在经过一番跌倒滚爬的搏斗后却感觉到在自己的土地上做出了忙忙如漏网之鱼,急急如丧家之犬的动态,这很不适当的形态,让他对自己突然觉得极端蔑视和愤慨。

正当父亲在努力恢复平静,争取勇敢的力量时,一个很俊秀的日本兵表示要活捉父亲并如灵巧的小黄狗三下二下就已靠近父亲。当父亲将恐慌的目光浮出菜花黄海,吃惊地看到牛屎黄的队列纹丝不动地在远处排着时,再看俊小鬼子,他很和善地将三八大盖连同枪刺挂在一棵树上,用优美的姿势发出一串让父亲感到很好笑很兴奋的语音。父亲从大和民族骄横中似乎看到了他们的劣根性,也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智慧!于是,他决定采取浪漫主义的方式诱敌深入,但后来实质上又变成了想甩脱鬼子的性质,因为怀里的二十响突然张不开机头,父亲在惊讶物质决定意识的威力后,决定临时采取行走S路线政策的同时在过桥时发挥一下意识对物质产生反作用的功效,这样想着的时候,狭小朽腐的木板桥已被父亲坚强有力略有夸张的脚步击下河去,父亲随之坠落河中,先是在伪装的羞愧中急急向对岸游去,然后在深处时突然下沉,双手乱舞乱抓……终于小日本哈哈大笑说了一句少嘎就脱衣解带用运动员的入水方式穿入河水中然后潇洒地向父亲这边游过来……过了一会儿,故事情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父亲乱舞的双手不见了,鬼子也突然在水面上消失。再过一会儿,父亲突然出现在鬼子的挂军装和悬挂三八大盖的树下,然后取下胜利品迅速钻入水中潜到边上另一河岔……当鬼子的望远镜发现与军威有不和谐的成份时,枪声已成为父亲背后七零八落的庆贺鞭炮声音。

父亲一生充满忧患但乐于奔命,他经常对我们兄弟们说,人固然脱离不了命运的安排,但可以逃脱束缚,他认为努力 哪怕意念中的努力都是有作用的。他8岁时患天花,在奄奄一息时,被巫婆认作鬼附身需要立即棍打驱鬼,如果不见好转一定尽快埋掉。后来,果真爷爷奶奶在巫婆以及左邻右舍的催促下将他送到地里准备埋掉,多亏正是寒冬腊月土冻得硬硬的掘不开,就这样父亲在野地里经过一夜雪花和寒风的冰冻,意念的努力让他睁开了眼。

父亲的一生同样充满着传奇色彩。比如,在解放前夕的剿匪中,他机智地率领队员化装成脚夫,在当地土匪头周三妹妹的结婚酒席间巧妙活捉周三;比如,在一个寂静如画的月夜,在除奸队执行任务时,他故意让小船在芦苇中迷失方向,巧妙放走被冤枉而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乡村教师(后被证实无罪)等。

我记事时,父亲总是喜欢讲战争时期的事情,不喜欢讲大跃进或文革期间的事,也许建国前的历史使他拥有一生中辉煌的记忆,而大跃进和文革中的父亲是他生命中最为痛苦的篇章,因而他有理由有权利不要这段记忆,即使有,也只自己独享。后来我在为他整理文稿时发现经过文革荡涤后的父亲思想在疲惫中更趋成熟,在委琐中更加坚定。

这一点我在沧桑看云系列-----《怀念父亲》中得到了肯定。

5岁那年,我被送往被关押的父亲那里。

腊月的大雪铺天盖地,我在行进的船上仰望天空旋空而舞的雪花,就想起大哥临死的眼睛和重病的母亲抱我上船的情景,我的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

到了父亲那里已到了子夜,风停了,雪住了,明月如镜,地是白的,天是蓝的,我弄不明白老天竟将一老一小两个反革命安排在这样干净的背景下见面?

父亲关在村东河边的一座小茅屋里,每天从“学习班”回来,父亲总是带我到河对岸一片开阔的田野,或散步,或席地。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浑圆洁净,里面的阴影婆娑欲出,大地如无边之海,万物白光,稀冷的空气也变得散散淡淡,一切产生鲜嫩的感觉。

不知何故,那时初见农村的旷野,真让我有怀旧的激动。

当月色给父亲的额头镀上了银白的思想,父亲坐在田埂上,我坐在父亲的怀里,他便开始讲述他认为有趣而必要知道的故事。

那时父亲十分健谈,尽管父亲“寤”生给他的幼年罩上不祥的阴影,到了7岁口齿迟钝,8岁从病魔手中起死回生又被送至远房亲戚当儿子,继而养父母“双亲”离去又给人家当了长工。直到15岁参军,他没有读过一天书,世态炎凉的童年生活,使他对语言产生了隔膜,但从他的目光中却能透视出对世俗反击的冲动与毁坏的激情,这种思想根基使他后来顺利地成为一名新四军营长后转地方领导武装斗争,成为一方赫赫有名的游击大队长,是一种意料中的事。

同时他的语言也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在万名军民“保卫解放区  捍卫大后方”的誓师大会上,父亲洋洋洒洒、动作自如地做了两个小时的脱稿动员报告,从国内谈到国外,从大后方说到敌占区,他的言辞具有穿透力和感召力,一阵阵掌声雷动成为父亲一生记忆中最灿烂的一页。

我后来在整理父亲文稿时,描述过他的语言:炎凉的世态,埋藏了不属于他的语言,而只要在火焰中提炼了属于他的语言,一开口就使我感到他身体四周散发出金属光芒和生命气息。

文革初期,父亲的思想虽不激进,但也不后进,他常指着一条横卧路埂的青蛇对我说,蛇也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家族,也同别的族类一样,也是田野的主人,那时我不能明白父亲的话语中有与革命相悖的反动理论,我便乐于与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有生之物相处:猫儿操练捉鼠,叫春圆梦;鸡儿下蛋调情,争艳和解;蛐蛐蝈蝈也是上好的角色,熠熠的星光下,它们轻弹曼唱得格外动人;父亲亲手栽种的竹子、无花果、蔬菜都以自己热烈的繁衍生息报答大地,那是童贞的笑,是大自然的节奏,是灿烂的生命短诗……

那些生活中的“鸡鸣小屋前,犬游树荫边”的动态之画,曾经给父亲和我带来趋死的宁静,我不知什么缘故突然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的“上山下乡”政策敬佩不已,他老人家叫我们反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懂得什么是土地,什么是人,什么是真正的自然,什么叫作在原始自然环境里养活自己。我后来在写作记忆中经常复述这种感觉,并在我早期创作诗歌时成为必不可少的色块:尽管灰暗却又恬淡;尽管辗转徘徊,却也婉转而悠扬。

文革开始升温,大革命如火如荼时,经过学习劳动改造过的父亲还是不能革命,也不能反革命,只有被革命,完全像一只垂死的老虎。

父亲被小将们拖走游斗的第一天,他和我培育的那块地上已经郁郁葱葱,牵牛花已如同一支支小号组成乐队向着白云、向着日头、向着星星吹奏生命的乐曲。父亲来不及告别用他思想和汗水浇灌的“生命礼赞”就被反绑了双手,头戴高帽,胸挂黑板,在一阵阵仇恨的口号声中,走过一条条路、一座座桥、一个个村庄,返回“牛棚”时,已经是一周后的事了。
回来后的父亲俨然就是一只“破碎”的纸老虎,小将们让他跪上预先准备好的土台,父亲在攀援的过程中开始搜索我在远处哭喊着,父亲的目光似乎在挣扎着拨开人群,想极力与我相持,我看到父亲的眼睛顷刻贮满泪水,泪光里有一种肃杀的警告和柔弱的祈求。

冰天雪地,父亲被强迫传夜信,父亲背着我走了一夜的路,唱了一夜歌谣。他领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教我接唱“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当我们一起合唱“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时,我分明感觉到父亲的热泪一滴滴洒在我抱着他脖子的小手上。当我停下演唱时,父亲似乎不让我知道他哭了,或者是不让我问他是否哭了,他将我的双手从他脖子上拉开并向空中扬起,并放大声音对着白夜那茫茫的原野高声唱道:“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我能觉得父亲的双手握着我越来越紧,四只手传递着我俩心里的无限感动,一种热乎乎感觉电流般地通遍我的全身,我明白那是父亲内心早已萌芽的春天!

到了第二天清晨,丧失了春天气息的父亲重新站在小将们面前,阳光打在他脸上呈现一片冬景。站在院子尽头的我又一次明白父亲的固执表现得更为内在和有力。可以说父亲的沉默带着巨大的侵略性,无论列举他什么罪状,他都沉默不语,既不否认也不承认。

父亲“死不改悔”的行为令造反派们胆寒,同时也怒火万丈。终于在一个寒风怒吼的夜里被打得皮开肉绽。父亲卧床不起得了浮肿病,医生讲要用红枣炖鸡喝,辅助药物医治,这成了“无产阶级”的笑柄,他自己也为这种资产阶级的“顽症”而羞愧不已。终于这种“笑柄”与“顽症”被“无产阶级”痛击得落花流水。在无产阶级的强大攻势下,父亲带着鸡汤的温暖极力爬上万人会场中央高台上架起的三张大桌,在万人“愤慨”的声音中,父亲的身子开始在风中无助的摇晃,在极度丑陋地扭曲中。当然,代表“资产阶级”的父亲最终敌不住“无产阶级”战无不胜的攻势,一头栽下了地……和父亲同胞之兄即我的伯父他此时迫不及待地冲上前,迅速亮出他一只坚定不移革命的脚并适时地踩住了父亲血淋淋的头颅,高呼三声“坚决打倒”作为对反革命分子绝不留情、“彻底打倒并踏上一只脚”的有机补充。这些闪电般的镜头,经常在我慢镜头回忆中分解、闪回、重现,成了我截今感知生命惨烈最彻底的一回,也是我后来坚定写作道路最原始、最有能量的动力。

文革后期,老人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父亲一下子失去了“敌手”,精神也陷入“疲软”。

在整天和我玩游戏的日子里,他一遍遍重复着纸船放入水中让它漂走,或者弄一只鸟系上绳子让它飞,飞至空中时,用剪刀剪我系的绳子,我哭时,他却笑,那种笑近乎痴呆的笑却让回想起来,最让我感动的笑。

晚年的父亲成了恬淡的人,除了义务帮助政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以外,养花或种一块小地成了他最闲情逸趣的事。

然而,每当我放假回去,他不止一次向我找马克思的书,要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开始阅读,初始阶段,我不断帮他纠正错别字,解释新词,从我感觉中我觉得他要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系统地“望闻问切”,试想从字里行间寻找人类的万苦之源与理想明天。

我明白世界在饥饿面前无所不能,我在大三时就诵读了《资本论》,马克思没能说出这个真理,这是这部经典巨著给我留下的巨大遗缺,也是给“死不改悔”的父亲留下的不公正的悲哀。

重病中的父亲,开始陷入语言的绝境。

我从学校最后一次回来看他的第一天下午,屋里仅剩我们俩,我们对视了,这种对视有一种“空前灾难”的性质,父亲和我的目光一下子超出生命的范畴,刹那间,我就想起了死亡,一种生命的取代,一段文化历史的消失……这样的发现是致命的,迅雷不及掩耳!父亲摇晃着身躯从房间里取出一只古怪的木箱,多种秘密的钥匙把我引向历史深处,箱子打开后,从几层布包中取出一面血迹斑斑的党旗,父亲示意把它挂在墙上,然后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在示意我跟着他动作和目光中,我看到已经脆弱颤抖的他经久不息地心潮起伏,泪如泉涌……

那次回来我临走时的那天晚上父亲去世了。他仿佛预知到他生命即将终结,他一整天不停地给我讲述他的故事以及让我怎样为人的话语。临终时,父亲不顾豆大的汗珠,强忍巨大的疼痛和我一字一句的交谈,我们握着手像要分别的老朋友一样紧了松一点,松了又紧,不知不觉中父亲的手掌开始松软,语音渐渐平息,我知道父亲的疼痛已经消失,坚强的微笑却留在脸上,我明白父亲的思想已经开始漂动但希望却明亮在他对我注视的眼窝里。

而今,父亲已长眠地下28年有余,然而我复习着父亲往事般的经历,总能从他情绪中的热度中骤然进入现实的火焰,正是这种不断地淬火使我对父亲给我的痛苦和欢乐日益坚定,使我坚信旗帜的本质,是飘扬过,不管飘扬得高不高,人们看见没看见飘扬后留下什么,旗帜的追求总是勇敢和坚强!

 

 

故乡的艾菜

 

除夕的晚上,我在思乡的情绪中打开家乡捎来的艾菜罐头,烛光在年饭桌上诗一般地摇曳,倏尔一阵麻辣的气味窜进鼻孔,我经受不了寒噤,眼圈开始温暖起来,朦胧中我看到透绿的艾菜叶在我颤动的筷子上闪着忧郁的光,仿佛向我传递故乡的云霓流逸,使我感知故乡冬季的田野,空中的月华以及月华中母亲的音容,若冰似玉。

一颗泪珠悄然滚落下来,在洁白的桌布上漫延、扩展,最终培育成一棵寂寞生动的艾菜,随着晃动的红焰开始摇摆起来。

艾菜又称苦艾,苦艾其实不是菜,只是一种野草,它总是在冬寒中长于冰封的田埂,深藏沟槽之角。春天的群芳斗艳不属于它,连似花非花的油菜也能喧染黄潮角逐花市,只有待春夏、秋冬在退潮中冲淡,在丰满中憔悴,苦艾才在乡间田埂上角逐飞奔,在很清静一角梳理阳光,很有分寸的开出淡淡的黄花。不管风暴和冰雪,它总能坚忍不拔的点缀幽黑的泥土,很有耐心地独守一方风景。

最先认识苦艾草并呼它为艾菜的是我母亲,最先把艾菜入汤、入药并以此制成特有风味的辣菜也是母亲,那时我们在乡下政治避难,家境惨淡,每当在外上学的兄姐回家过节,母亲总熬上一锅汤分给我们喝,同时也送一点给左邻右舍那些并不差“关心”的小孩,母亲总是在一旁默读我们被热汤滋润得油亮而有生机的嘴唇,母亲总在生硬的微笑中红着双眼,对我们说起艾菜能祛毒保平安之类的话。兄姐返校时总要带很多母亲腌制的艾菜,他们说自修至深夜吃几口艾菜,即使喝冷水也辣乎乎的,那时我不明白他们说的确实是真话,并没有半点虚枉。春节将至,母亲便将晾在屋檐下腊了一个腊月的艾菜用水洗净,放在锅里用文火翻炒,加上她认为必不可少的佐料,她亲自控制的炉火在她脸上飘动,母亲不忍心让我幼小的心灵,感知这种感动,母亲用双手捂住脸,我看到晶莹的亮点从母亲手缝间顽强的溢出来,我就去掰她的手,那双温润的手就移到我不懂事却很乖巧的脸上,直到锅上蒸汽开始弥漫,我听到她说艾菜气味直辣得呛人,我看着她的眼睛,我陷入了一种迷茫,我幼小的心灵还不能透过艾菜的辣味嗅到人生五味。但这也阻止不了我对艾菜初次麻麻的酸酸的感觉和记忆,而今每当我在无休止的奔波中感到疲乏,我的心就潜入它的气质中,痴痴地啜饮它的甜蜜和苦辣。

当最后一粒谷子将秋天毫不犹豫地收藏,初冬就会招引母亲把我的手牵到原野上,让我感受北方气质与母亲的宁静,在天光微熹,星星开始淡化的时候,田野上的冷风就一个劲地拂动母亲置身于银白的寂静中,母亲很有节奏地起伏身子,重复着尽善的方式下对艾菜尽美的语言,使我感到一种琴音从心里缓缓上升。如果找到艾菜,母亲就让我坐在她铺在地上的头巾上,示意让我看她怎样把艾菜的激动不已移到掌心。直到月沉西山,星星稀疏,母亲小心而不厌其烦地将一棵棵透绿亮现的艾菜唤进精巧的菜篮,母亲就把我揽进怀里,我们就会在彼此温爱中吟唱那首她教我的儿时时常背诵的歌儿:“大青龙汤桂艾黄,杏草石掌姜枣藏,太阳无汗兼烦躁,风寒两角北为良”。那种感觉是无比果青的,已不知有我了,我便是清淡的星星,我便是朝来的露珠,便是月光拂动的竹叶,一缕清风吹来的鸟唱……把月送走,我和母亲徘徊在归返的路上,向北回首,小镇灯火就会簇拥关押的爸爸款款走来,再看我们的家园缥缈也在鱼肚之中了,这一刻总不会忘记黎明前教我采摘艾菜,光明中我却时常把手指弄破,母亲总是把我嫩嫩的手指衔进她温热的嘴里,用舌尖溶化易于凝固的疼。

母亲的真知灼见是无懈可击的,母亲的理论令周边的很多“草医”及大院楼里的科医们羞愧难当,我弄不清清贫动荡的日子竟能让兄姐们健康平安地度过,我在大学图书馆曾翻遍所有的医科药典以及所谓的医学课题成果,我咀嚼那些草药叙述:野菜可以入药,元胡活血利气,牵牛子泻水通便、利尿杀虫,马齿苋和荠菜可以清热解毒,黄蒿则是治黄疸、祛肝毒的好药。其中,“三月茵陈四月蒿”,是说旧历三月份的时候叫作茵陈,可采集入药、四月唤着蒿可以直接食用……。但我始终没有发现与艾菜相关的文字,直到我坐在大学欧式的教学楼里开始欧化我的创作时,我才在匆忙不迭中整理母亲的儿歌,肆图以纯中式的风格献给母亲带有双重告别意义的礼物时,发现母亲的目光深远而独创,由此推论苦艾草只有母亲才能认识它,也只有母亲才有理由才有资格把它唤为“艾菜”。

当春光一次次逼迫冬日返青,母亲就把一粒粒收藏的艾籽播种到用甜杆围成的菜园里,母亲的惊喜说明了艾菜发芽了长成了芽菜,母亲就把芽蕊在早晨的阳光下重新编队,依次排序到她弹过三遍棉絮般的松暖湿润的土里,母亲种上一排就向后挪动一下,向后挪动一下就回头向朝阳下的我微笑一下,母亲的目光是肯定的,肯定我已经是一棵幸福的艾菜,母亲的微笑是主动式的,以此证明她又一精辟论段:艾菜不只是冬天有,春季也会有,只是没人认识它,只是春花异草挤压它的空间,只是它原本无意争春。母亲的主动肯定,使艾菜在她希望里年复一年的疯长,成为四季常绿的景观,同时母亲精深的理论和技艺也传遍了村里村外,每逢腊月,风腊的艾菜就在各家庭院里的晾衣绳上窜来窜去,翻墙走檐。整个腊月,母亲的神奇在风中荡来荡去,母亲银色的笑十分纯粹得一望无际。

二十年后,母亲在我城里的小院里腌制辣菜,她遵循在月下解作的方式,先用小剪刀梳理它来自乡下的根须,尽管夜阑很深,院子里仍飘浮着乡下那桑田埂上的呼吸,那是遥远而亲近的声音,轻柔而恬淡,有亡兄亡父的呢喃,有浸润人心的天籁,是母亲生命中的抒情韵文。母亲不让我破坏这种情境,母亲在深入的情境中身子微微震动了一下,我就看到冷色中一滴红色的热液溢出母亲的指头,我突然有一种冲动,很想把母亲的指头放在嘴里,但动作毫不坚决,母亲用一只手捂住我的嘴,笑了笑,说我一声傻孩子,就轻而易举地把她的手指从我的手里要了回去,她从地上捡起一叶艾菜包住指头,她没有让我到楼上取药和纱布,此时,楼上温暖的房间,我即将满月的儿子正甜睡在我正在坐月子的妻子怀里,软软的灯光从楼上阳台上披下来,披在母亲的身上,我不知怎么已把头靠在母亲的身上,母亲用受伤的手抚摸我的头发,母亲在我睁开眼睛时轻轻微笑了一下,我心中就感到很平静,我的平静使我意识到自己的虚伪,当我再一次凝视母亲对我微笑时,我突然发现母亲真的老了,那透绿的菜叶上的血珠,在月光下晶莹剔透,闪着忧郁的光,怜爱地看着我,仿佛向我诉说母亲的幸福和苦难。

我明白艾菜可御风寒治感冒,而且是馈赠的上乘佳品,但我不敢相信那次院里是母亲最后一次月夜制辣菜,我仿佛把握到母亲的预感,那次让我坐在她身边,让我看她掌火,亲自制出很多瓶辣菜。第二天她就坐船很平静回乡下去了,再也没有回来。当村里的辣菜罐头厂开得如火如荼时,母亲已安息在村西头的高坡上,苦艾菜从村口顺着田埂和小路争先恐后地延伸到母亲的身边,在墓周簇拥着围了一圈又一圈,冬季来临苦艾竟然在冰天雪地开出艳艳的花,阳光下我和儿子拜祭母亲,儿子站在奶奶的墓前,头顶蓝天,向着墓前齐胸的苦艾花一遍遍高声朗诵:天光光 月光光/苦艾花开似骄阳/大雁南飞往哪方/春夏秋冬排成行/……/清脆的童声在风里穿行着,在旷野上狂奔着,蛐蛐蝈蝈和鸣着,苦艾花轻弹曼舞着……

我知道苦艾其实不是菜,但在寒风中照样长得矫健,苦艾花不能算花,但在阳光下却开得异常绚烂,毫不逊色。

 

骆驼流泪

 

那是在大西北生活的日子,一次我们到远方进行一次作业,全队的人一起出发要穿过大戈壁,没有汽车,没有道路,把我们送到那里去的只有几十峰骆驼。于是,就在一个阴晦的日子,一队长长的骆驼,无声无息地走进了荒漠。没有一株树木,也没有一簇野草,整整走了一天,也没有见到一个人影,就这样默默地走着,我们吃在驼背上,喝在驼背上,摇摇晃晃,我们还睡在驼背上。

走啊,走啊,从早晨走到中午,又从早晨走到黄昏,坐在驼背上的人们已经疲惫不堪了,而只有骆驼还在一步一步地走着,没有一点躁动,也没有一点厌倦,就是那样走着,默默地忍受着命运为它们安排的一切。

脚下是无垠的黄沙,远处是一柱柱擎天直立的荒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古人喟叹过的洪荒。我们人生是如此的坎坷,世界是如此的艰难,坐在骆驼背上,我们的心情比骆驼的脚印还要沉重。也许是走得太累了,我们当中竟有人小声地唱了起来,是唱的一支曲调极其简单的歌,没有激情,也没有悲伤,就是纯粹为了在这过于寂寞的戈壁滩上发出一点声音。果然,这歌声给人们带来了一点兴奋,立时,大家就有了一点精神,那一直在驼背上睡着的人们睁开了眼睛。但是,谁也不会相信,就在我们一起在一种情绪中向四周巡视的时候,我们却一起发现,驮着我们前进的骆驼,一次次将头仰起,对着空旷的苍天,没有嘶鸣,只是眼眶中盈满的泪水一滴、两滴、滴进了脚下的荒漠。

骆驼哭了,走了一天的路,没有吃一束草,没有喝一滴水,就是还在路上走着,也不知要走到何时,也不知要走到何地,只是听到了骑在它背上人在唱,它们竟一齐哭了,没有委屈,没有怨恨,它们还是在走着走着,然而却是含着泪水,走着,走着……

一时间,我愕然了,唱歌的人也停下了声音,所有的人都在倾听一种来自天外的声音,仿佛要寻找到我们以失去了很久的声音。我不知道骆驼究竟为何要哭。是我们的歌声感染了它们同样枯燥的情绪,还是因为脚下的黄沙始终看不到尽头?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能分明感觉到,冥冥之中,生命与生命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真诚的沟通。

我看到过动物的泪,那是一种比金属还要沉重的泪,那更是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美丽的泪;它在你心灵的深处,时时牵动着你的生命之线。

事实上直到今天,每当我为着生活的艰辛、人生的坎坷而深感疲惫时,就会想起生命中第一次目击到的动物的泪,内心深处就会涌起一种无限的感动。于是,我也对这世界万物便有了一种敬重……

 

 

买份报纸

 

那天,我决定离开那家单位时,突然心中多了一份挂念,我知道那并不是为朝夕相处的朋友和同事,而是一位流落街头的卖报老人。

那时,我从家里到单位上班,每天都要路过那个被繁华的广场遗忘一边的拐角。有一位卖报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衣服破旧不整,一旁的两只破包塞满了随身行李。也许是这个缘故,老人不敢到广场上放飞自己的心情,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很少有人从他手上接过报纸。他就在那边小心翼翼地叫卖着,眼里对着每个行人充满希望……

第一次跟他卖报后,知道他是安徽人,死了老伴,儿子不养他,将他推出门外。老人的遭遇几天一直盘旋在我的脑际,后来,我决定每天下班回家时都要跟他买一份报纸,即使有时我已经在单位读过了或者家里已经买过了,我也要跟他买一份。这似乎成了一种约定、一种下班后必做的事情。有一次,我下班时将风衣脱在了办公室,当我走到那拐角处,突然想起钱包放在风衣口袋里,双手只从裤袋里摸索到一枚一元的硬币时,还有六七站的路程让我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公交车站方向。但当我怀着“破天荒”放弃约定而忐忑不安的心情就要跨进车门时,我的眼前闪现出那双渴望得幽深的眼睛,我的思想在心脏的跳动节拍中“噼啪”作响。我明白必须退下车门、回转身子走向那无法绕过的拐角。当我将那仅剩的一元硬币买成报纸并拿着那份报纸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回到家时,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踏实。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一种承诺,而每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每一份承诺,给世界带一份惊喜、一份温暖、一份关怀的力量。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小雨绵绵的夜晚,当我加班至11点钟后走出办公楼走向那片广场时,我心里开始有一种不安,我惟恐我的无意失约会给老人带来误解和未必的伤害,我决定第二天好好跟老人解释。当我在思考中不注意地走过那个拐角时,我分明听到老人在我身后惊喜地叫了我一声,我立即回过身来,只见他从寒冷的路灯下冒着雨走过来,一边从怀抱里拿出仅有的一份当日报纸放到了我的手上一边高兴地对我说:“终于把你等来了。”我感到一种激动,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一刹那间,我的脸上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那晚我与他分手时,我走出了好远,依然听到他在我身后不断重复的那句“你是好人,好人就应当受人尊重”的话。

有一天,我这个好人真的要告别那个拐角、告别那个淮北方言的卖报声了,顿时心里少了一份寄托,多了一份牵挂。离开单位的前两天我没有上班,第三天当我遇到他时,老人急切地问我是不是病了。当我说我要走了,以后不能买他的报纸时,他把留给我的三张报纸放在我手上便转过身去开始抹泪。当我不断地安慰他并将一年的报纸钱塞给他时,老人抽泣着死活不要并说他只想每天看到我,哪怕不买报纸。我说:“你替我买下每份报纸并保管好,我会回来取的!”“一定吗?!”老人有些疑虑。我说:“一定。”那天,我第一次为他叫喊卖报,直到最后一张卖完。

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平凡的我,因为善良,而心安;因为有爱,而无愧。英雄做梦,也许遥远,但善举对每个人而言,又是如此切近而现实。也许做不了英雄甘地,但像甘地舍弃自己一只鞋子从而成人之美,你我都可以做到,伟人也往往从这里开始。做不了星星,那么先做盏灯;做不了伟人,那么先做个有爱心的人。

 

家乡老街

 

老街在我记忆里充满灵性,如一幅素装的水粉画,从我记事起至今,它就在我充满无数浪漫的故事里神游。

家乡的老街传说中其实是一条水街。

记载中的“安仁八景”其“塘港分流”、“虹桥灯影”、“独木雄风”、“莲沟落月”均构勒水街的影子;至于没有专章记载、详细叙述,可能是由于水街很短没有形成商贾之势,或另有生意兴隆的旱街争了它的风光所致,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无法解释。

关于家乡水街模样的版本在传说中也存在多种。

家乡的水连着长江、运河及通海水系,是名符其实的水乡。水乡的水街大多是沿袭着江南古镇的模样,不过家乡的水街虽然长度不长,其水面比江南要开阔许多,这便于苏北大船的来往通行自如。

不管哪种版本,家乡水街的内涵与共性的东西基本占多,这为我印象中的水街提供了蓝本基础,我就会极力地想从记忆深处还原它的表情并肆意让它眉飞色舞起来……

水乡的河流像一条银色的项链,家乡的老街似颗明珠被串连在那链里。

当原野上的绿风伴随着天际而来的碧波涌进老街,老街上的店铺货行就会依次顺着一块狭长的水镜两岸分别排开,你可以摇一条小木船从乡下来,从塘港河或者海沟河来任你随便,在饱眼两岸繁华和喧闹之后,随意把船靠在哪边的石级码头上。随意去谈你的生意,看你要约的买卖,船梆无需上锁,船也不必雇人看着,它会在等你的时间里蛮有情致的随波摇摆。

如果你有兴致走上虹式石孔桥,那是传说中的水街上唯一的虹式石孔桥,你可倚着栏杆自我“包装”将军阅兵的气势,让许多造型别致的木船在你检阅的水街上来往游弋,你也可以装扮文人气质,尽情欣赏女人们身着各种漂亮衣服在石阶上淘米、洗菜、洗衣戏闹的姿态和情趣。

那种风格是约定俗成的,是冲动后的嬉笑,是定格中的慢镜头。

我在开始对文学感兴趣的时候,曾经仔细研究过美术作品《烟柳画桥》,我肆意在无可非议的色调中,掺进故乡老街那舞动的旗幡、古式招牌来映现美学范畴里深远的历史性,尽管后来水街消失,我终没有找到确切的依据。

江南的诗意蕴含着她的烟柳画桥,富庶繁华,温柔多情;而江北的水街是否也能滋养里下河地区的风物与人情,孕育着江北不同的个性与魅力呢?

如果用散文的风格来叙述水街,那胜景鱼米乡,小桥流水中存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遍地黄花稻香的故乡,自古就有多少文人骚客为之倾倒迷醉!

春天来了,遍野翻腾的金黄,随风涌进老街,姑娘的辫子开出了满街的芬芳,榨油机就预备吱吱地响了;夏天到了,乡下的戏船开进来了,用葵扇摇动故事的奶奶携着孙儿孙女,老少爷们喝着酒,在水街两边紧紧围着《玉堂春》或者《打鱼杀家》把个纯情的老街弄得哭哭笑笑。规矩人家刚过门的媳妇,在阁楼上不时地把甜甜的笑抛到戏台上小生的脸上,用手帕把泪水蘸到自己的故事里。

当中秋圆月静影沉璧,总让多情的暗香浮影洒落在水街两岸石板上。于是,贡月的小桌上面摆满月饼、苹果、藕夹,小孩子们在烛光中唱着:“月儿光光,快来我家,嫦娥姐姐快找吴刚……”当雪花准备把老街打扮成银装素裹时,嫁娶的红船已开始在水街上穿梭不停。从腊月到正月,老街上爆竹声不断,顽童捅红窗抢喜钱吵闹不断,男人和女人的笑声不断,老街疯狂地旋转起来。到了正月闹元宵,大红灯笼高挂两岸,水街上舞龙船锣鼓喧天,石板上走着兔灯、老虎灯,把个百年老街疯癫成三岁顽童。

夜深人静时,高烛映照老街,我常凝视烛光流下的红泪,我记得母亲曾拍着水街边的小树对我说:“你们是好朋友,看谁长得高。”于是我每天都来看它。

在以后的几年里,水街发生了几次重大变故。

先是“文革”中女教师在“被革命”中畏罪自杀,她的双眼在水街上若隐若现;后是水街被土填成街道;再后来,东头的新娘不小心淹死在街后的大河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谣言,说水街上淹死的女鬼在寻找映在水里的新娘,于是住老街上的嫁娶都一律改在夜间进行,“新娘夜里带”就从老街上流传下来。

倒是这一传统的娶亲方式,成了证明老街人身份的唯一骄傲和慰藉。

风雨多年,我依旧思念着家乡的老街,然而现实中的老街已被冷落在现代化城市的角落,它缄然不语。那些繁华中心虚假的招牌、张开血红大嘴的酒吧、裸露的KTV、扭动着狂暴的肉欲加剧了老街的悲哀。

面对种种猥亵的行色,我心里除了痛苦还有什么?

我没有半点反对现代文明的心胸,除了怀念家乡印象中的水街还是怀念。

什么时候,久违的大红灯笼,会再高高挂起,重现我心中那幅水街红妆图呢?

 

大理三题

洱海月与苍山雪

从大理州首府下关的交通饭店驱车约20分钟就到达了最南端的洱海之滨了。

洱海古称叶榆泽,因多榆树而得名;又称“昆明川”、“西洱河”。因开似耳故名,洱海是我国西南高原的一个淡湖,海拔1972米,面积252平方公里,洱海以其妩媚的景致著称于世。春天,湖光融融,碧波粼粼,轻烟迷蒙,闪银耀金,明媚迷人;盛夏,环山苍翠,岸柳垂枝,把洱海点缀得澄如碧玉,软似锦缎;秋时,湖面幽静深沉,赏心悦目;入冬,湖光与点苍山积雪交相是、映,素洁静穆,四季风光构成“玉洱银苍”奇观。一到昆明,友人就向我谈及大理的大理石,古朴的蓝靛扎染,精巧夺目的编制工艺,然而富有浓郁的“白族风情”,从平常生活中白族姑娘所戴的头饰中就能概括出的“大理四绝”即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最让我感到神奇不已。在经过一天的山路跋涉,神会过相传“十里奇春树”花大如莲,香过桂花的上关花,抵达大理州领略到腾空搏击,其狂如虎时旋时散的下关风之后,大家自然想起洱海月了。

乘醉意登上号称云南第一艇的“亚星一号”游艇,夜游洱海,此时海面风平浪静,渐渐离去的海岸和沿西海岸起伏的苍山脚下灯火灿烂,时值农历十八,正是赏月良宵,只是一阵小雨洒下来,给海空铺上一层棉絮,给赏月的迫切感毫不由情地打了折扣,给“赏心不死”的等待者留下了难以言愁的疑惑。其间,我们在盼月中,倾听当地有关的洱海的故事,传说,天上有位合仙女羡慕人间生活,下凡来到洱海边与一渔发成婚。她看到渔民打鱼困难,就把自己带来的一面宝镜放入海底,把鱼照得一清二楚,好让鱼民打到更多的鱼,后来,那面宝镜在海底变成了金月亮,这就是洱海月。恍惚间一阵清风迎面扑来,使我似醉非醉的大脑清醒了许多,仰头,天上有银脚走动,“娃娃脸”开始微目含笑了,为了振奋的耳鼓也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到“月出了”的信息并能迅速地将它传达到跃之欲出的双目,洱海月,它拔开云层当空普照,使苍山与洱海,银装素裹,交相辉映,使温柔的洱海之滨在梦幻般的缦纱中轻歌曼舞,更象一幅贵妃出浴图,含羞千重,柔情万分。此刻仰望天空、玉镜高悬、俯视洱海,地涌银涛,水光接天,万顷茫然,一个明晃晃的月亮在海中随浪飘摇,令你无法不惊叹不已。

隔二日再登舟游海遥眺苍山,苍山四季积雪不化,如一条白龙顺洱海南北而卧,有记载:“山顶高数千丈,石皆青苍:。故以山石青苍得山名。关于苍山雪景有这样的故事:相传古时候有一瘟神来到大理坝子想残害百姓。这时,有兄妹俩人使人们免遭瘟疫,到观音那里去学法,归来后,就用法术把瘟神赶到苍山顶上,用大雪把瘟神冻死。兄妹俩亦在苍山雪人峰上变成雪神,永远镇住了瘟神。从此,苍山就有了千年不化之雪。

飘游在瀚浩而妩媚秀丽的洱海上,眺望点苍山的雄浑峻拔,可以贪图到一种大自然神会的对比和用意映衬的良苦,蓝天碧海,青山白云,辉映着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的石塔遗碑,显示出大理特有的主体景观。如若春秋或冬春之交来,你会分别领略“玉带云”,”望夫云”的奇特云景,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中写到:“若夫点苍之山,条岗南北,百有余里,蜂蛮岩岫。萦云载雪,四时不消,……吹风嘘云,神龙所宅,岁旱祈祷,灵贶昭著……”明代杨升庵有“山则苍茏碧翠、海则半月拖蓝”诗句,谁来了能不发出“一望点苍之雪,不觉神爽万千”的赞叹呢?

蝴蝶泉与蝴蝶会

当日下午1时,游船靠停洱海西岸,我们的车子早早在码头等候了,在“五朵金花”的掌声歌乐中,我们辞船登车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名闻遐尔的蝴蝶泉了。

蝴蝶泉,在大理市周城北一公里处,滇藏公路西侧,苍山第一峰云弄峰下。蝴蝶泉原名“无底潭”,相传古时有一对白族男女青年,为忠贞的爱情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双双投入潭中,化为蝴蝶飞翔,故名蝴蝶泉。明崇祯十二年,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在蝴蝶泉“涉其流而探其源。”并在《徐霞客游记》中作了如下记述:“泉上大树当四月初花发,花如蛱蝶,须翅栩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

蝴蝶泉在绿林丛中,是约50平方米的泉池。池中清洌的泉水从泉底鹅卵石和白沙中涌出;池的周围有大理石栏杆,上方三块大理石上有郭沫若题写的“蝴蝶泉”三个大字;四周古树蓊郁,一棵高大粗壮的“蝴蝶树”横跨泉上,每逢夏天蝴蝶树开花时,苍山洱海边上的各种蝴蝶便在此汇集。最奇的是蝴蝶由树枝上连须勾足,一直连至水面。每年农历四月中旬最为壮观。因此,农历四月十五是“蝴蝶泉会”。会期各种彩蝶特别多。这天,大理、洱海等地的白族男女青年身着盛装,纷至沓来,集于蝴蝶泉边,唱歌跳舞,仿佛与蝴蝶比美。花丛中、树荫下,优美的歌声此起彼落。“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电影《五朵金花》对此景此情作了真实的描写。

美丽的蝴蝶泉,以其美丽和灵气成为白族人民心目中爱情的泉眼。下午4点多,我们在游人如云歌乐四起的蝴蝶泉,欣赏了蝴蝶楼、蝴蝶馆后,顺右道而下,导游小姐指着通往大门的3条道说:对歌的当天,男从左道上,女从右道上,对上了歌的男女就一齐从中间大道下,她接着蛮有兴趣的说:“哪位先生如有意和我们白族金花姑娘结为知己修为百年合好,就请在四月十五来参加对歌,当然喽,如对上了歌不肯带走我们的金花姑娘或者已经金屋藏娇,那就怨不得我们的‘礼貌’了,我们就请你留在我们金花姑娘家做3年的牛马苦工。”

三塔寺与三塔倒影公园

离开蝴蝶泉,顺滇藏公路向南不到40分钟,我们就来到了大理古代文化的象征----三塔寺。三塔寺西靠气象万千的点苍山,东临波平如境的洱海,远在数里之外,就能看见它高耸云端的身影。走进宽敞的院落,只见三塔互为鼎足,笔立其间。

三塔,建于南诏丰佑年间。据《南诏野史》记载,塔山有11000多尊铜佛。用铜40500多斤,历经地震与兵乱,庙宇荡然无存,唯三塔巍然屹立。三塔中的大塔又名千寻塔,高69.13米,为16级密檐式方型砖塔,垮顶四角,各有铜金翅鸟一只,用以镇洱海怪妖,底部镶嵌着飧望在大理石上的“永镇山川”四字,为明初被朱元璋封为黔国公的沐英后裔孙世阶手书。字体雄浑遒劲,刚毅秀拔。南北两塔均高43米,为10级密檐式八角开砖塔,顶端有镏金塔刹宝顶,显得十分华丽。

三塔是大理“文献名邦”的象征,是大理古代文人的象征。明代诗人彭继所作《春日游三塔》中曾写道:“松桂阴阳八翠微,上方台殿对朝辉。槛前海色连云碧,云外朱霞伴鹤飞。携壶踏遍花开处,明月窥人上竹扉”。使三塔寺的宏伟与繁华,幽雅与灵秀,均耀然纸上。清代有大理“十六景”之说,其一景为“钟震佛都”讲的是三塔寺胜概楼悬一巨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普觉梦中之梦;一声一佛,千声千佛,遥闻天外三天。又一景是塔峙金茎,讲三塔高入云霄,犹如金茎柱天,让人感慨万端。

背倚三塔有一潭,潭水能倒映三塔雄姿而使之公园得名三塔倒影公园。踏过公园大门,迎面而立的是一座完全由大理石砌成的宽6米、高4米的白族照壁,照壁的两边有楹联:“三塔映影映塔山,景醉客游客醉景。”照壁中部是一幅巨大的大理石彩花天然山水画,画面为:重峦叠嶂的山岭和奔涌而下的江河,山峦间似有行云飘移,流水处如紫气蒸腾,其天然色彩,花纹和线条浑然一体,妙不可言。

公园27亩,中心为10余亩呈椭圆形的水潭。潭边有银桦、雪松、垂柳、芦通,小溪绕潭边潺潺而过。潭西有2米大理石碑亭一座,过亭沿曲廊行数10步,可达水中漾波亭南侧有屿,屿上塑有一对栩栩如生的白鹤,小屿周围水中不时有鹭鹭嬉戏。

沿南侧园中园的花草石径漫步,你可以随意欣赏清澈见底的潭水,其碧如玉、平静如镜,其三塔倒影之清晰,会令你叹为观止。在此摄影留念,不仅可以弥补你在三塔寺因塔高大,加之塔之距远不能完整一景的不足,而且能取三塔及倒影和漾波亭、小屿、苍山及其倒影。如果是在月光融融的夜晚那三塔倒影则更加妙不可言了。此时三塔分外清澈,塔四周水中繁星闪烁,玉兔轻移,令人顿觉天上人间,只在一念之中罢了。

 

徐可作品   

   徐可,江苏如皋人。1989后历任《光明日报》编辑、二版副主编、一版主编、总编室副主任,光明日报社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2007年至今为光明日报社办公室主任。200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三更有梦书当枕》、《三读启功》,报告文学《为了我们的明天》,译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

 

 

站在启功先生墓前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启功《自撰墓志铭》

2006年6月30日,北京西郊,香山脚下,万安公墓。

上午,一场朴素低调、不事张扬的骨灰安葬仪式在这里举行。

进大门前行十米,右转,前行二十米,路的右侧,就是启功先生的长眠之地。上午十时,先生生前的至亲好友和同事学生一百余人,来到这里为先生送别。先生一向不愿麻烦别人,这最后的告别也没有惊动太多的人。

启功先生的墓地占地三平方米。墓茔东向,前望玉泉,后倚西山;苍松侍于左,坦途通于右。墓碑黑色,设计简洁大方,中间有个曲线的凹槽,形似先生一生喜爱的砚台。墓碑正面刻着逝者的名字和生卒年:“启功  1912-2005”;“夫人章宝琛  1910-1975”。启功先生用30年时间实现了对妻子的忠贞。阴阳相隔30年后,他们终于团圆了。墓碑背面刻着先生生前所喜爱的一则砚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先生自号“坚净翁”,书房为“坚净居”。碑座上,刻着那篇广为人知的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

在墓茔旁边一间小小的告别室里,先生的骨灰盒摆在正中的台子上,两边肃立着送别的亲人。哀乐响起,亲人默哀。启功先生的内侄双手托起先生的骨灰盒,慢步走出告别室,来到墓前。庄严的佛教歌曲在空中回荡,悲戚的声音响起来——“先生一路走好!”“先生保重!”带着亲人们的祝福,先生的骨灰移驻墓穴。两块石板封住了墓口,亲人们再看一眼逝去的长者,把花瓣撒在了墓座上。

泪水,顺着脸颊悄悄滑落,消失在黄土中。

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迷离的光影。偶尔几声鸟鸣虫嘶,映衬着墓园的寂静。微风吹过,墓旁的松树微微颔首,墓前黄色的伞轻轻晃动。恍惚间,竟不知身在何处。

站在启功先生墓前,遥望西山,回顾先生传奇般的人生,心绪难平。

启功,字元白,亦字元伯,满族人,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他虽为皇族贵胄,但家道早已衰落。他一岁丧父,十岁失去为他启蒙的曾祖父和祖父,家里就靠寡母和一个未出嫁的姑姑苦苦操持。在曾祖父和祖父的几位门生仗义相助下,他才得以在汇文学校读书。但因经济困难,他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从此养家糊口,背上生活的重担。但他并未因此沉沦,而是发愤自学,先后师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绥之修古典文学,后来更拜陈垣为师,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几十年来他从未懈怠,终成一代大家。他在诗词、书法、绘画上均有骄人成就,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他的画作取法自然,明净无尘,清劲秀润,耐人寻味,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在画坛崭露头角;他的书法博师古人,典雅挺秀,美而不俗,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被人们誉为“启体”,成为彪炳书坛的领袖;他的旧体诗词格律严谨工整,语言典雅丰赡,意境深远含蓄,学力深厚坚实,深具古典风韵,享誉国内外诗坛。他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语言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宗教学等等都有广泛的涉猎与研究;他是古书画鉴定专家,尤精碑帖之学,对古书画、碑帖的鉴定独具慧眼,见识卓异,造诣很深,几十年来为整理和保护国家珍贵文化遗产作出了卓越贡献。

先生一生成就当然不是这区区数百字所能尽述,然而从这样的简介中就可以看出,先生有着怎样波澜壮阔的人生,有着怎样璀璨辉煌的成就。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曾赠诗启功先生赞曰:“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总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这样的博学通儒、国学大师,确实令人景仰。启功先生如同一部大书,值得一辈子捧读。

与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艺术成就相比,人们更敬重的是他高尚的人格。

人们在谈到启功先生的时候,总是自然而然地要谈到他的为人。确实,启功先生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品格特征:正直善良、谦和慈祥、悲天悯人、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包容无际。可以说,中国文人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他无一遗漏。凡是跟先生有过接触的人,只要他不怀有偏见,无不被先生的人品所感动。

先生为人至真。他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抱有一颗热诚的赤子之心。他是真诚地热爱我们这个国家、热爱我们这个时代、热爱我们这个社会,真诚地盼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他曾赋诗作画,欢呼香港、澳门回归;在各种外交场合,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尊严,宣传介绍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他以一颗博爱之心、忧世之心,密切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建设。每当遇到自然灾害,他总是踊跃捐献善款。他诚恳待人,爱憎分明,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观点。

先生为人至善。他对妻子至爱,对母亲至孝,对师长至敬,对朋友至诚,对晚辈、学生关爱至切,和蔼可亲,悉心教诲。为资助考入北师大的贫寒学生,先生于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用于资助和激励青年学生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对一切遇到困难的人,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慷慨相助;有时他的善良为小人所用,他也毫不后悔。即使对小动物,他也充满爱心,不忍伤害。

先生为人至坚。“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这是先生喜爱的另一则砚铭,是对“坚”字最好的注解,也是先生道德操守的生动写照。先生温柔敦厚,平易近人,实则外柔内刚,内方外圆,刚直不阿。先生幼年失怙,少年失学,中年丧母,晚年丧妻,并曾被打成右派、准牛鬼蛇神,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他没有被命运击倒,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卓有成就,成为一代大家。先生平素为人谦和,宽厚待人,但为人方正,在原则问题上非常认真,绝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我们常见的是他“笑脸弥勒”的一面,我也确曾几次见过他“怒目金刚”的一面,那都是在对待原则问题的时候。

先生为人至净。先生性格洒脱,胸襟旷达,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生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功名所累。他心地纯净,不掺杂念。对人生的坎坷,他总能以乐观的精神、旷达的心胸加以化解,从不怨天尤人。对假冒他书法的行为、对一些人不负责任的议论,他一笑了之,表现得很超然。先生身为帝胄后裔,从不以此自炫,甚至不愿承认自己姓“爱新觉罗”,自称“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有人戏称他为“大熊猫”,先生一本正经地辟谣:“我不是大熊猫。大熊猫是国宝,我还有自知之明,哪敢自称国宝呢?”“宠辱无惊希正鹄”,“何必牢骚常满腹”,这样的诗句常常在他的诗中出现,表现的正是他宽广的胸怀。他像一条静谧的河流,宁静平和、清澈见底。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评书画论诗文一代宗师承于古创于今永垂鸿业标青史;从辅仁到师大两朝元老学为师行为范不息青衿仰令仪。”先生亲自拟定的校训、书写的对联以及后人敬献的挽联,不正是对老人一生道德文章最好的概括吗?

启功先生是2005年6月30日凌晨2时56分去世的。先生似乎特意选择了这样一个安静的时刻,悄悄地走了。

时光匆匆,转眼一年过去。尽管我相信入土为安的古训,可是,当墓穴被两块石板封住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心如刀绞。从墓外到墓内只是小小的一步,可两块薄薄的石板却将我们和先生生死相隔。

在先生人生最后的十几年中,我有幸随侍左右,常常拜读这部大书。十几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可在人的一生中却是长长的一段。在千千万万人中,我是有福了。我悟性不高,至今未得书中精髓;可粗粗翻阅之下,已经获益非浅了。先生高尚的人格时时感动着我,一桩桩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如今回想起来,还是令我热泪盈眶。我至今忘不了先生手执铅笔为我修改习作时认真的表情,也忘不了先生面对有人以他名义作假的行为、委托我代发声明时愤怒的神情;我忘不了先生谈到工人下岗、农民负担时焦急的神态,也忘不了先生手持放大镜细看我的幼子照片时开心的大笑;我忘不了先生身体健康时每次执意把我送到楼梯口频频挥动的双手,更忘不了先生坐在轮椅上双手抱拳目送我离开时留恋的眼神。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为什么我的胸口常常隐隐作痛?为什么我的心里空空荡荡,若有所失?“故人不可见,江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有人夜半持山去,顿觉浮岚暖翠空。”古人的一句句悼亡诗,似乎是特意为我而作。一座大山移去了,心灵的依靠何在?

还是在盛年之际,先生就为自己提前写好了墓志铭,并表示“六十六,非不寿”,表现出对生命的达观。如今,距离“六十六”二十多年了,先生以93岁高龄辞世,是真正的“非不寿”了。按照传统的说法,应该属于“喜丧”了。可是,人们为什么还是这样悲痛?是多么巨大的一种人格力量,至今令我们感动不已,怀念不已?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善良慈祥、深受人们爱戴和敬重的文化老人,却也遭到某些人的攻击和诋毁。有人对先生的法书有这样那样的非议,有的说他写得太多太滥了,有的嘲笑他的字是“馆阁体”,有的借“收费”说三道四。但他们恰恰忘记了一点:启功先生从不把书法作为牟取利益的工具。社会上之所以有大量他的书法作品,一方面是因为喜欢他的书法的人太多了,认识或不认识的,懂不懂书法的,都想方设法索求;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字当回事,从不以此自矜,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从国家领导人到平头百姓,从学者教授到环卫工人,几乎是有求必应,免费供应。一些索字者不忍心“剥削”他老人家,或给点吃的,他和大家分享了;或给点玩的,他放在书柜里与朋友共同欣赏;或给点花的,他转头就交给学校或需要帮助的人。即使说“收费”的话,也是劳动所得,而且是一位高龄多病的老人劳动所得,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

启功先生的书法并非登峰造极,批评不得;启功先生也并非完人,毫无瑕疵。正常的学术批评、艺术探讨无可厚非。可是,那种人身攻击、造谣滋事是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所不能容忍的,也终究是不能得逞的。事实也已证明,无论宵小之徒如何诋毁,都无损于先生伟大形象、伟大人格于半毫。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着启功先生、敬重着启功先生。

为什么总是有人要往这位受到千万人爱戴、敬重的文化老人身上泼脏水?

对付这样的人,还是启功先生的办法高明。早在二十几年前,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顶礼也罢,辱骂也罢,这一切与我何干?先生已乘鹤而去,留下一群俗人喋喋不休,争论去罢。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站在启功先生墓前,六月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我凝视着先生的照片,先生慈祥的笑容在阳光下格外灿烂,我们似乎又在进行着轻松的对话——心灵的对话。一时间,我竟出离了悲伤。我又一次捧读着一本大书,对人生多了几分感悟,对生命多了几分敬畏,对荣辱多了几分超然,对得失多了几分洒脱。

万安公墓历史悠久,环境幽雅。启功先生生前的许多友好都先后安葬在这里,想来长眠于此地的启功先生也不会感到寂寞吧。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启功先生去了,可他没有死,因为他永远埋在我们这些后人的心中。

 

父啊,我的父啊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回到北京后,我也病倒了,连着烧了好几天。迷迷糊糊中,脑子里全是父亲生前的样子。

父亲是2013年8月31日(农历七月二十五号)18时35分走的,这一天是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那天上午,接到家中电话后,我来不及请假,就先订了当日回家的机票。马不停蹄、争分夺秒地往回赶,到家已是傍晚六点多钟,父亲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双目紧闭,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了一般。家人喊他,告诉他我回来了,没有反应;又让我喊,我握着他的手,一迭连声地喊:“父啊!父啊!”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却哽咽得喊不出来了。母亲不让我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规矩,只好强行忍着(后来才知道这是家乡的一种什么习俗)。众人连声地呼唤,父亲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仿佛刚刚睡醒一样。眼睛也睁开了,我多么希望他能看我一眼,但是没有。他的眼睛直视着天花板,目光呆滞,眼神空洞,对周围的人和声没有任何反应,我这才真切地意识到死神临近了。转瞬之间,他又闭上了眼睛,仿佛困了、累了,又睡着了。众人皆以为这次真的走了,我偏不信。我握着他青筋暴露的手,抚着他瘦骨嶙峋的胸,一遍遍地呼唤,终于又有了呼吸。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被别人听到。过不多时,侄子走过来,告诉我,爷爷走了。我进去一看,还跟刚才一样,双目紧闭,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这一刻,距我到家仅十几分钟。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并不很亲。我们家乡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对父母的称谓会因家庭条件的不同、父母对孩子娇惯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家境较好的、父母对孩子较娇惯的,叫“爸爸”、“妈妈”或“娘”;家境较差的、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宠爱的,都单叫一个“父”、“妈”,“父”后加语助词“啊”,叫“父啊”。我家穷,孩子多,父母对我们自然宠爱不过来,理所当然地是叫“父啊”的那一类。直至今天,尽管感觉有点别扭,我还是叫他“父啊”,始终不好意思改口叫一声“爸爸”。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忠厚、懦弱、胆小怕事,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脑袋。他读过初小,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村(那时叫生产队)里的会计。但是他太轻信别人,村民从队里借点钱、借点粮什么的,他从来不记账,绝对相信别人。到年底一查账,亏空了,谁也不认账,只好由他赔偿,会计丢了,家也被抄了,稍为值钱一点的八仙桌之类被抬走了。屋漏偏逢连阴雨。当地有名的一个小偷又光顾了我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抄家、遭窃,这两幕场景都被年幼的我看见了,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阴影,终生难忘。

父亲对外人谦卑,对自己的孩子却非常严厉,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冲突,他不仅不护着我们,反而责备我们,我认为他这是怕得罪别人。我自小很乖,不爱惹事,挨打算是少的了,但也有刻骨铭心的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不知为什么打我,一巴掌把我打得摔倒在地上,我捂着脸含着泪却不敢哭,心里恐惧极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副暴君的嘴脸。直到长大懂事后,听到村人夸老徐家的孩子“懂事、有教养”,我才对父亲的严厉有了一丝感激。

父亲第一次对我显现出温情的一面是在我19岁那年。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那时交通不便,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再坐火车到北京。前往学校报到的那天,下着大雨,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我们天不亮就出发了。父亲坚持要送我。他在后面打着手电筒给我们照路。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默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只听到刷刷的雨声,和脚踩泥泞的路面发出的嘎吱嘎吱声。我一次次催他回去,他总不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天色微微亮了,父亲总算停下了脚步,叮嘱我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我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在原地站着。我鼻子有点酸酸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回到家后,就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我这才知道,原来凶巴巴的父亲还有这么温情的一面。

随着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尊敬、谦恭,甚至有点拘谨,有点小心翼翼。他跟我说话总是小声地,陪着笑脸。这让我很是不安。小时候觉得父亲很高大、威严,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瘦小、卑微。我当然喜欢一个和蔼可亲、可以让我随便撒娇撒欢儿的父亲,可是父亲对我这种态度让我很不习惯,况且我也早已过了撒娇的年龄。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在他的眼里,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让人尊敬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尊敬。我没有制止他这样做,因为我认为那会让他很尴尬。

我对父亲一向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顶撞他,但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心怀愧疚。有一年我回老家,家乡领导要请我吃饭,并请我父亲和村支书参加。领导的意思是,我的父母年迈多病,我在外地照顾不上,请村里多多关照。不巧村支书不在家,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当时父亲已经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走呢。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跟左邻右舍说了,市领导要请他和儿子一起吃饭。我一听后悔莫及!父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就这么被他的儿子轻轻地戳破了。

父亲去世前半个月左右,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匆匆赶回家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父亲本来就瘦,可现在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着非常吓人。那时他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我帮他擦洗身子,他像个孩子似的不好意思,轻轻地说:“脏。”我说:“没事。”其实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一个那么要强的人,现在只能任人摆布,想着就难受。在家呆了几天,大概母亲跟他说了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有了特殊情况再回来。”我嗯了一声,一出门眼泪就下来了。

这么多年来,我跟父亲交流很少,我总觉得他什么都不懂,跟他说不到一块。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面都叫不出口。现在,我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停滞,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去:

父啊!我的父啊!

 

 

 

家乡的刺槐树

在我心灵的海洋上,常常有绿色的波涛滚滚流过。那是你吗,家乡的刺槐?

在我感情的琴弦上,常常有铮铮的乐声悠悠扬起。那是你吗,家乡的刺槐?

是我的心里回荡着你绿色的进行曲?还是你超凡的生命力攫取了我的心?家乡的刺槐树,你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田……

刺槐树,是我的家乡的树。

在我的家乡,刺槐是随处可见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路边河畔,到处站满了刺槐坚实而腼腆的身影。一出门,如果看见树,那十有八九就是刺槐。它是太平凡了,谁会注意它呢?

可是,如果你细心观察,你不能不惊叹于刺槐的美。挺拔的树干,粗糙的皮肤,尖利的小刺,繁茂的树冠。这是一种阳刚之美,一种野性之美,一种奋发向上、充满勃勃生机的美。

在北京故宫的御花园内,我看见过一株奇特的古树——严格地说,是两棵树,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渐渐合而为一,成为有名的“连理树”。那千古的奇观,吸引了不少的游人。许多人在这里流连、照相。而我却忽然想起家乡的刺槐来了。刺槐也是美的呀,为什么没有人给它照相呢?

因为刺槐朴素?因为刺槐的满身尖刺?

小时候,我曾从别处挖来一棵幼小的刺槐树苗,栽在我家屋后的小竹园边。粗心的我,以后竟再也没有照料过它,连一次水也没给它浇过,就让它自生自灭。

好多年过去了,我已经长大了。有一天,父亲说:“园子里那棵刺槐太大了,影响竹子生长了,把它砍了吧。”我随父亲去帮忙。看着树,我忽然愣住了。我的记忆之火复燃了。这不是我栽下的那棵树吗?长这么大了,我怎么一直没注意呢?它是怎样成长的呢?

我仰视着这棵刺槐。它的树冠是那样大,突出于竹林之上,占据了很大一块空间,享受着充分的阳光。我想,它的根一定也很发达。刺槐,它不求助于人类,全靠自己努力,上承受着温暖的阳光,下汲取着足够的养分,自己长大成材的呀。

我把视线投向远处的刺槐树林。它们是怎样长起来的呢?是萌芽于飞鸟嘴里掉落的树籽?还是孕育于春风吹来的果实?或是像我一样粗心的人栽种?我相信,它们的成长道路一定跟这棵刺槐相同。

刺槐,是大地的儿子。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旁有一座小土山,上面遍布着刺槐树。哦,那可是我们的乐园呀!每当下课或者放学后,我们就爬上土山,在树林里捉迷藏、玩打仗。那时候,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我们常常“行军拉练”,也大多在这土山上钻树林。

后来,公社忽然调集了大批民工来削平土山了。刺槐被砍光了,土山被夷为平地,种上了庄稼。据说,这是为了大办农业。农民们并不满意,我们更不满意了。唉,我们失去了乐园呀!

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了,刺槐,岂止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乐园,它的用处可大了。且不说为劳乏的农人提供荫凉,为破旧的草屋挡风遮雨吧,它还是打家具、盖房屋的好材料呢。我们上学用的课桌、凳子,都是用刺槐木做的。尽管时间久了,容易变形,但人们还是乐意用它。它适应力强,生长快而又实用。桌子或者凳子坏了,随意伐倒一棵刺槐,很快就能做出新的。人们喜爱的是它的朴素、实用。

再说说刺槐花吧。这是一种白色的小花,淡雅、素洁。每到夏季,刺槐花一串一串地开了。远远望去,像飘飞的柳絮,似覆盖树枝的雪花,整个村庄都成了花的海洋。刺槐花,不但美,而且是一种可口的小菜。摘回去,炒着吃,烙饼吃,都行,清甜中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气。小时候,家家都穷。春夏之季,青黄不接,刺槐花为多少人家补充过口粮的不足啊。现在想起来,回忆中还带着淡淡的香气呢。

刺槐还有更大的用处呢:它的茎、皮、根、叶、花、果实,都可入药,为人们医治疾病。刺槐叶是很好的饲料,无论是鲜叶还是枯落叶,都为牲畜所喜食。刺槐还是很好的蜜源植物,著名的“槐花蜜”就是蜜蜂采集刺槐花蜜酿成的。可以说,刺槐全身都是宝,一点废料都没有。

刺槐,你要求于人类的甚少,可为什么能给人类贡献那么多呢?

儿时的小伙伴对我说:你还记得老家的刺槐树吗?现在可是少见了。

是的。如今在我的家乡,已经难觅刺槐的身影了。这些年来,家乡的变化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低矮、破旧的草屋不见了,代之以漂亮、洋气的楼房;人们的生活好了,再也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了。与之相伴的,是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态的日益恶化。清澈见底、鱼虾嬉戏的小河,变成了污浊不堪、鱼虾不生的臭水沟;道路两旁成排的刺槐不见了,硬梆梆的水泥路在太阳底下蒸腾着窒人的热气。刺槐树哪儿去了?似乎谁也说不明白。问起来,答曰:现在谁还用刺槐?

可是我总也忘不了家乡的刺槐。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它填饱过我饥饿的肚子;在我灰暗的童年,它给了我多少乐趣!我是在刺槐的怀抱中长大的呀,我能忘记别的所有的东西,独不能忘记家乡的刺槐!虽然没有刺槐那样健壮的体魄,可它坚强的性格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这么多年来不畏艰难,一路前行。我要用我这支无力的笔,为故乡的刺槐写下一点苍白的文字,怀念心中那永远的绿色!

刺槐树也值得写吗?那么土气的树?

怎么说呢,朋友?有人歌颂那参天的大树,也有人赞美那贴地的小草;有人喜爱那雍容华贵的牡丹,也有人怜爱那质朴无华的野花。我身上至少还有刺槐淡淡的影子,我的笔下当然可以流出刺槐绿色的歌。

让那绿色的波涛从我心灵的海洋中流过吧,让它荡涤我的心灵;让那铮铮的乐声从我感情的琴弦上扬起吧,让它砥砺我的意志;让家乡的刺槐——那绿色的灵魂,永远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田……

 

山里人家

 

2013年3月底,我从香港调回内地。在正式安排工作前,有一段空闲时间。四川达州的老同学说:“难得清闲,到我们山区来走走吧。我们这里空气好,给你洗洗肺。”于是我就去了。

老同学没有让我失望。达州自然景色绚丽多姿,庙宇古塔、石刻雕塑遍布全境,被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赞为“西南奇胜”。达州山多、树多、空气好,从到达那天起,我就在山里转悠,登凤凰山,朝真佛山,瞻金山寺,访元稹纪念馆……吃的是山里人家的农家菜,呼吸的是清洁无污染新鲜空气,感觉到好久未有过的神清气爽。

第四天是周末,老同学说要带我到远离城市的山里去。我们一早就出发了,驱车几百公里,来到达州下属的通川区磐石乡。这是一个山区乡,全乡90%以上都是山地。年轻的乡党委邓书记朴实而精干,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参观乡里的草莓基地。刚刚下过一阵雷阵雨,天空蓝得跟水洗过一样,空气格外清新,让人忍不住要深深呼吸。可山间的泥石路却泥泞不堪,越野车颠得人屁股疼,让我这个平原长大的人不免有点胆战心惊。可邓书记一路上却谈笑风生,神态自若。老同学说,他们这些乡镇干部,天天泡在基层,这样的山路闭着眼睛都敢走。

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半个小时,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大片平地。草莓基地到了。放眼望去,周围地里全是草莓。经过雨水的洗刷,草莓叶绿油油的,果实鲜艳欲滴,看着就让人眼馋。邓书记告诉我,磐石乡资源匮乏,但是地质条件适合种草莓。经过专家咨询、市场调研,乡里把发展草莓产业作为富民工程来抓,鼓励农民种植草莓,目前草莓种植已成规模,市场需求很大,前景很好。

远处田里,几个人正在采摘草莓。邓书记用四川方言叫了几声,应声跑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邓书记介绍,当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草莓合作社,他就是草莓合作社的社长。这里的草莓从种植到销售,已经形成了一个链条,打出了品牌,产品供不应求。我询问草莓种植和销售的情况,社长一一作答,黑红的脸上洋溢着憨厚而又喜悦的笑容。说话间,有农民捧来刚摘下的草莓让我品尝。我尝了几颗,甜甜的,带点酸,一股清香。热情的农民还把成筐的草莓往车里装,怎么拦都拦不住。

吃过草莓,邓书记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白鹭自然保护区,就是山路难走,车子开不上去,想不想看?我说:不怕,我们走上去。

前面的路果然更加难走。车子开了一小段,碰到一个坎,过不去了,我们只好弃车徒步而行。路是碎石路,下过雨之后格外难走。邓书记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还好,总算没有出洋相。走了一段路,没有看到白鹭,倒是看见了一个人,在我们前面健步走着。邓书记叫住他,打听去保护区的路怎么走。那人六七十岁的样子,瘦削的脸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头戴草帽,上身穿着蓝布褂,肩上扛着铁锹,看样子是刚在地里干完活。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看白鹭的,他显得特别高兴,热情地给我们指路、带路、介绍情况。他告诉我们,他家就住在这山里,当过多年的村干部,现在老了,不当了,自己种点庄稼,义务看护山林。每年春天,都有好多白鹭飞到这里来,可好看了。

转过一个小山头,老人用手往前一指:看,那就是白鹭。

远远前方,斜山坡上,长着一片茂密的竹林,竹枝上点缀着密密的白点,像一朵朵小白花,整个画面如同一幅巨大的山水画。虽然看不清楚,直觉告诉我,那些小白花就是白鹭。竹林的上空,盘旋着数不清的白鹭,如同缀在空中的音符一样。山风不大,吹动着树枝、竹枝微微颤动,使画面有了动感。稀疏的雨点飘落在额上、脸上,带来一丝丝凉意。天、地、人、自然,显得那么地和谐,一瞬间,我竟有点莫名的感动。邓书记告诉我们,每年夏季,白鹭就会到这里来栖息繁殖,总体数量已经超过上万只。当地老百姓都很喜爱白鹭,把它们看作能带来好运的吉祥鸟,没有人伤害它们。

看过白鹭,老人邀请我们到他家坐一会儿。老人的家就在那个山坡下面,是我们在这座山里看到的唯一一户人家。房屋的简陋、破旧出乎我的意料。这是我从没见过的房屋,不知道怎么描述它才好。一排四间,屋顶盖着灰色的瓦片,墙是漏风的木墙。除了一间住人的房间四面有墙外,其他三间只有三面墙,一面敞开着,里面养着鸡、鸭、羊,堆着杂物。我们坐在屋外的小板凳上闲聊。老人告诉我们,这里只有他一家,虽然条件差点,但是吃着自己种的蔬菜、粮食,呼吸着清爽的空气,和绿树、白鹭做伴,也挺好的。房前的空地上,堆着一堆木料。面对我的疑惑,老人说,这是经过政府允许从自家的自留山上砍伐的,卖了换些零钱用。邓书记告诉我们,白鹭对环境要求高,一般都是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地方它才落窝。为了保护白鹭的生存环境,保护区内严禁砍伐树和竹子;如有需要,须向政府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在自家的自留山上适量砍伐。当地农民没有别的收入,生活还比较困难。老人听到这儿,连声说:没事,没事,我们喜欢白鹭。再说,政府还补贴我们呢。老人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当老师,就他们老两口住在这里。儿子要接他们去城里,他们不去,嫌城里吵、乱。“这里多好,又清静,空气又好。”老人乐呵呵地说。“我们的生活,你们城里人想过还过不上呢。”老人的一番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老人执意要留我们吃饭,我们谢绝了老人的好意,起身告辞。邓书记拉着老人的手说:“老人家,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说,我们一定帮你解决。”老人说:“领导你放心,我在这儿替你们守着山林,守着白鹭。哪天你们想看白鹭了,就来!”

我们踩着泥泞的碎石路往回走,时不时地回头看看山林,看看白鹭。白鹭们依然在翩翩起舞,在空中划出优雅的剪影,仿佛还能听到它们快乐的吟唱。山脚下那幢简陋的木屋看不见了,那位老人家也看不见了。但是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小木屋,不断想起那位无名的守山人。我蓦地想起,聊了那么久,我连老人姓什么都不知道呢。

 

别了,北京

 

告别的时候终于到了。

再过两天,我就要离开北京,到温暖的南国工作去了。本来只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我从没想到还有离愁别绪什么的。可是,随着离别时刻的临近,我的心情却越来越糟糕。当我写下这个标题时,一瞬间,泪水竟然盈满眼眶。

我没想到我会这样。我一直以为,我会轻松地、愉快地告别北京,就像每次出差一样,带着放松的心情,到外地去小憩一段时间;就像潇洒的诗人那样:“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而且,对北京,我似乎并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爱。虽然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将近二十四个年头,但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融入到这个城市的市民社会中去;而且,我还经常反感着这个城市的一些方面,我反感它拥挤的交通,我反感地上斑斑的痰迹,我反感那么流利的“京骂”,我反感被污染的空气,我反感破旧的胡同……可当我想到我将要离开这个城市,离开她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甚至一辈子,我的心里不禁充满了依恋,甚至充满了恐惧。北京,难道我真要离开你了吗?

得知消息的朋友们,纷纷相约为我饯行。他们是由衷地为我高兴。在他们看来,到南国,那么温暖的地方,那么繁华的城市,担负一份更为重要的工作,这是多少人向往的好事啊!而我,在兴奋之余,心里某个角落总有一点点不安。我似乎刻意地隐瞒着这个消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宁愿拖到最后一刻,才向熟悉的朋友们公布。我不习惯那种热热闹闹的告别,我宁愿一个人悄悄地离开。在欢天喜地的告别宴会上,总有那么一瞬间,我会静默下来,心里有流泪的感觉。

北京,我怎么就离开你了呢?

别了,北京。

你曾是我心中最向往的地方。随着年龄渐长,那么神圣的感觉虽然消失了,但我总忘不了刚刚投入你的怀抱中的情景。

二十四年前,一个懵懂的少年,穿着土气而舒适的布鞋,一脚就迈进了京城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至今我还不明白,当年那所大学在我们全省才招五名学生,我怎么竟有勇气报考它呢?我怎么居然就幸运地考上了,从此就与这所著名学府、就与它所在的这座古城结下不解之缘了呢?

去年年底,大学同学聚会,大家还谈起我上大学时写的一篇作文。那是我们刚刚进入大学不久,我的一篇《国庆之夜的天安门》,成为全年级同学传诵的范文。北京的同学说:我们在北京长这么大,谁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只有你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我明白,他不外是说我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见什么都稀奇。人家是皇城根儿长大的,见得多了。我承认,在我们这些外地人眼里,北京是多么神圣的地方呀!天安门是多么神圣的地方呀!我们从小是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的,现在能够来到祖国的心脏,能不稀奇吗?能不激动吗?

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间!我们入学后,正赶上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天安门照例要举行盛大的游行和晚会。我们这些大学生被组织起来学跳集体舞。我不记得我这个腼腆的男生是怎样与女生配合的,但我永远记得用来伴奏的那首著名的《高山青》。“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啊…,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高山长青,涧水长蓝,姑娘和那少年是永不分呀,碧水长围着青山转。”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深深地打动了一名十几岁少年的心,从此深深地刻在我心里,多少年过去了,我都忘不了。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和歌词,我都要感动得流泪!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一切似乎都欣欣向荣,一切似乎都蒸蒸日上,人们思维活跃,乐观向上。共和国总理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共度教师节。方方面面的学者到校园来举办讲座。大学生们为不同的观点争论不休,各种社团活动红红火火……这一切,只有在北京,在首都,在这样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才能出现,才能存在。

别了,北京。

褪去神圣光环的笼罩,你是那么一个朴素、和蔼的城市。

在来北京之前,心里对她是怀有敬畏之情的。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首都,作为曾被涂上太多政治色彩的城市,北京在我们心目中曾经神圣得高不可攀。然而,当我走进这座城市,我才发现,她原来是那么朴素,那么亲切,那么和蔼,就像一位朴素而和蔼的农妇一样。

我忘不了刚刚入学不久,由于不适应北京干燥的气候,我腿上长了一个小疙瘩包。由于开始没当回事,时间长了,竟然化脓了,走起路来被裤子磨得很疼。那天,从校医院看病回宿舍的路上,我一瘸一拐的模样引起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教师的关注。她问明了情况,当即用自行车驮着我送回宿舍。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北京人,但我知道她是北京的人。

我忘不了在鲁迅博物馆查抄资料的情形。那天,我因为要查抄的资料太多(当时好像还不兴复印;即使有的话,我这穷学生也舍不得花那个钱),抄了一天也没抄完。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馆里一位女工作人员后,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士当即答应帮我的忙。过了几天,我收到她帮我抄写的一沓厚厚的资料,一手娟秀的好字,让我欣赏而感激了许久。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北京人,但我知道她是北京的人。

我忘不了在街头问路的情景。那也是我刚到北京不久,因为路不熟,近在眼前的地方就是找不着。我问了街边的一位老大爷,老大爷给我说了半天,看我还是不明白,干脆拉着我的手,领我往前走。终于看到我要去的地方了,这才撒手。这位老大爷,一口京片子,一看、一听就是地道的北京人。

在告别之际,我怎么净想起这些小事来了呢?可是,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让我记了十几年、二十几年,让我对北京这座城市有了那么亲近的感觉,有了那么温暖的感觉。

别了,北京。

一直有一种偏见,以为北京虽然贵为首都,但基本属于守旧、土气的城市,不能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可当我临别回眸之际,我发现,其实北京是美的。她的美,是不事张扬的那种美,是那种有深度的美。

前些时候,一位外地的同事来京开会,我去看望他。他住的地方在天坛北边,房间在五楼,我从向北的窗户望出去,竟然看到了天安门城楼。沐浴在傍晚的阳光下,城楼裹上了一层明黄的颜色,这种颜色并不是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金碧辉煌,而带有一丝温情的感觉。那一瞬间,我觉得天安门并不只是让人仰望的皇权、政权的象征,它也带有人间的烟火气。在城楼这边,是一片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和平房,掩映在一株株绿荫蔽日的树木中。我从来不知道北京市区还有这么多树。灰色的房,绿色的树,展示的是最平常、最世俗的平民生活,让我感受到一种朴素的美。

其实,北京作为一个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之一,它的美是无处不在的。不必说故宫的宏伟壮观,八达岭长城的雄伟险峻,天坛的构筑精妙,颐和园的金碧辉煌;也不必说被列为“燕京八景”的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烟树、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沟晓月、居庸叠翠;即使在街头巷尾,我们也能随时发现美。清晨,初起的朝阳令我感动;傍晚,西下的夕阳也让我感动。春天,路边的桃花让我欣喜;冬天,漫天的飞雪也让我欣喜。新起的高楼大厦,让我看到了首都日新月异的变化;古老的胡同深巷,让我领略了古都深邃的历史积淀。生活中并不缺乏美,缺乏的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在街头漫步,不经意间走进一个街心花园。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花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花草树木。冬日的阳光慵懒地照着,花园里几乎是老人们的天下。他们有的坐在长椅上晒太阳,有的带着小狗在散步,有的在舞剑,有的在跳舞,一个个自得其乐,其乐融融。一瞬间,我竟特别感动,仿佛看到了一幅和谐的、优美的画面。

别了,北京。

作为一个有2500年建城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你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无须证明的。对你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还是想谈谈我的感受。

多年以前,我去中科院拜访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先生。当我来到中科院所在的中关村地区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觉得我呼吸的都是科学的空气。那天的其他情形我记不太清了,唯独这种感受铭刻在心。借用这种说法,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北京,或者哪怕只是短暂地来到北京,我们呼吸到的也都是文化的空气。换言之,北京的空气中絪缊的都是文化。

要论全国哪座城市文化氛围最浓,无可争议的肯定是北京。北京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墙和举世罕见的皇宫,北京有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北京有无比丰富的地下遗存和考古发现……仅仅是这些吗?不仅是这些。北京有全国最好的高等学府和最多的高等学府,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接受到国内最好的教育;北京有全国最多的博物馆、剧院、电影院、音乐厅,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足够的钞票,你可以每天都欣赏到国内最好的、最新的电影、歌舞、音乐……仅仅是这些吗?不仅是这些。

北京的文化,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上的,而是渗透在骨子里的,渗透在每一个北京人身上的。在北京街头,如果你接触到一位长者,他(她)彬彬有礼、平静安详、恬淡闲散、幽默风趣,不用问,多半是老北京人,甚至是旗人。他们骨子里就渗透着一种贵族精神、文化教养。这种贵族精神和文化教养是与生俱来的,并非刻意修炼的。学,是学不来的。这可以说是得自于北京的“地气”吧?是北京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北京作为帝王之都和首善之区的地位,是北京的开放和兼容,造就了它独特的文化品格。诚如学者易中天所指出的:北京是文化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个自然形成、得天独厚的大森林,乔木、灌木、奇花、野草,共生于其间,层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错落有致而又浑然一体。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乡和民众之乐土。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勇敢自尊的学人风范,敦厚朴实的民俗风情,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种既“典丽堂皇”又“幽闲清妙”的文化品格;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居高临下的兼收交容,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又构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气象。“大气”与“平和”,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甚至遍及于每个北京人,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易中天先生慨叹道:“这就是北京:古老而又鲜活,博大而又精深,高远而又亲切,迷人而又难解。它是单纯的,单纯得你一眼就能认出那是北京。它又是多彩的,丰富得你永远无法一言以蔽之。而无论久远深厚的历史也好,生机勃发的现实也好,豪雄浩荡的王气也好,醇厚平和的民风也好,当你一进北京,它们都会向你扑面而来,让你目不暇接,不知从何读起。”(易中天:《读城记·北京城》)如果可以把城市比作书的话,北京该是多么厚的一部大书啊,任你是再博学的学者,穷其一生也读不完。

别了,北京。

其实,不要找任何理由,不要找任何借口,坦白地说,我就是热爱北京,我就是舍不得离开北京。平静的外表下,涌动的是激情;潇洒的举止后,隐藏的是留恋。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留在北京。

然而,没有选择。前有古人的明训:“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后有当代人的豪言壮语:“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也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男儿有志当如斯,慷慨悲歌赴国难!”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选择。

纵使有千般不舍,万般留恋,终究,我还是要离开你,北京。义无反顾地,离开。

我挥一挥手,真想摘走北京的一片云彩,拴在我的书桌前。当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两个大字——“北京”!

(注:从金代到清代,“燕京八景”略有不同。本文以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钦定的“八景”为准)

 

呼唤典雅精致的文学语言

 

央视播出的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宣布启动“全民焐热冰封汉字行动”,在观众和网民中引起热烈反响。有人惊叹,祖国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过去却知之不多,真是惭愧;也有人对节目的动机和效果表示怀疑,指责节目选择的字词太过生僻,讥之为“语文版奥数”。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成人的书写正确率屡创新低,表面上只是一个书写的问题,实际上暴露的是语言知识储备的不足。这一现象令人汗颜也令人深思。很多典雅精致的文字,都静静地躺在前人的典籍里,如果无人传承下去,将随岁月流逝而萎逝。

当然,用“汉字听写大会”的标准去要求普通大众,未免过于苛刻;但我认为,对以文学创作为事业的作家提出一定的文字要求,当不为过。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于一体,这在世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具有其他文字所无法比拟的独特魅力。鲁迅先生将之归纳为三美,即“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古人对文字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多少优美的文学作品,多少脍炙人口的精美诗句,至今读之依然令人怦然心动。“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互不关联的几个名词,不加任何修饰地放在一起,却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产生了动人心弦的效果。这是语言大家的本事,也是汉字的魅力所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茅盾、巴金等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倡导并实践运用白话文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抛弃文言文的精华。相反,他们积极学习和借鉴文言文的语言艺术,使自己的作品语言呈现出别样的特色和魅力。鲁迅的犀利辛辣、凝重洗练,巴金的简洁生动、流畅奔放,沈从文的清新灵动、典雅唯美,老舍的俗白简练、幽默诙谐,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当代不少优秀作家继承了前辈作家的优良传统,十分注重作品语言的锤炼,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堪称语言大师。他的小说语言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匠心独运,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音乐美、绘画美、意境美,令人回味无穷。铁凝的作品善用方言俗语,情景交融、精炼含蓄,充满张力又富含诗意。当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读故事,同时也是在享受语言的魅力。

文学被称为“语言的艺术”,作家自然是“语言的艺术家”,应该成为规范使用语言的榜样,他们的作品应该是人们学习语言的标本。遗憾的是,能够当得起这一称呼的作家并不是很多。勿庸讳言,现在有一些作家,不太重视语言的运用。有的作品语言粗糙,词汇匮乏,读之无味;有的作品语言鄙俗,趣味低下,甚至以脏词入文;有的作品滥用外来语和网络语言,破坏汉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和规范性。不特文学作品,在其他以语言为基础或与语言相关的艺术样式——如电影、戏剧、歌曲中,也存在语言贫乏和粗俗的现象。以歌词为例。好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前人曾经创作了大量语言精美、意境深远的歌词,成为代代相传的经典。“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样的歌词,从结构上看就是一首小令,文辞清秀隽丽,声辙抑扬顿挫,意境深邃渺远,感情哀而不伤。无论是唱是读,品之如饮甘醴,回味绵长。反观当下的一些歌词,语言直白,一览无余,像白开水一样毫无味道。有的作者甚至把不雅之词写入歌词中,有的电视台也就堂而皇之地播出。这样的作品,怎么能起到以文化人的作用呢?前些时候,我看到香港一位老报人撰文,严厉批评某报把网络语言中的脏词用在报道中,是媒体的耻辱,深以为然。

有人认为,作家只要把故事写得精彩、写得好看就行了。至于语言,是雕虫小技,不必过于在意。此言差矣!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如果连承载文化的语言都掌握不好,何以传承文化?在文学作品中,语言是和内容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没有语言,何来内容?语言粗糙,内容怎么可能精彩?沈从文对语言文字非常讲究。他曾说过:“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他成为作家的条件之一。”汪曾祺认为,语言和内容(思想)同等重要。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我们强调语言的重要,不是提倡作家在作品中堆砌词藻,而是希望作家敬畏文字,善待文字,善用文字,创造出规范健康、典雅精致的文学语言。

 

一说便俗

 

“倪元镇为张士信所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清]余澹心编:《东山谈苑》卷七)这则佚事在周作人的著作中反复出现,令人不能不发生一探究竟的兴趣。

明人冯梦龙在《古今谈概》中对此事有详细记载:“张士诚弟士信,闻倪善画,使人持绢,侑以重币,欲及其笔。倪怒曰:‘倪瓒不能为王门画师!’即裂去其绢。士信深衔之。一日,士信与诸文士游太湖,闻小舟中有异香。士信曰:‘此必一胜流。’急傍舟近之,乃倪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诸人力为营救,然犹鞭倪数十。倪竟不吐一语。后有人问之,曰:‘君被窘辱而一语不发,何也?’倪曰:‘一说便俗!’”

倪元镇,名瓒,号云林,元末著名画家、诗人。他的画简中寓繁、似嫩实苍、淡远简古、不同流俗;他的人也甚有意思,超凡脱俗。据载,他家是吴中有名的富户,他不愿管理生产,自称“懒瓒”、“倪迂”,把所有财产尽数分送给亲故,自己过着漫游生活。他一生不隐不仕,飘泊江湖,别人不了解他,他也不想被人了解。也只有这样的奇人,才能有“一说便俗”的妙言。

记得从前读《水浒》,读到第七回,两个公人将林冲诓进野猪林,正欲下毒手之际,林冲泪如雨下,哀求饶命。公人董超道:“说什么闲话?救你不得!”当时颇怪两个公人何以如此歹毒,为了几个钱,就要了一条人命。现在想来,该是林教头的不是了。死到临头了,还向要杀你的人讨生命,可不是“说闲话”么?金圣叹在闲话句下批曰:“临死求救,谓之闲话,为之绝倒。”亏得作者能想出这么贴切的字眼,活画出公人对林冲这个怕死鬼的鄙夷。可怜林冲一世英豪,在这件事上却做得不漂亮,不洒脱,留下千古的笑柄。林冲毕竟不是云林,他哪懂得“一说便俗”的道理呢?

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前一层意思容易理解,对于后半句有人却莫名其妙。其实,会沉默的人也许比能言善辩者更聪明。涪翁诗云:“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有时候,沉默才是最有力的发言,其撼人的力量并不亚于滔滔不绝的讲演。每每看到口若悬河的讲演者,我总要想,他若能省下一半的话语,效果也许更好呢。沉默也是一门艺术,可惜懂得这门艺术的人却寥寥无几。或许是有感于此,周作人特别推崇倪云林,对他赞不绝口,并有意识地效仿他。

周作人有一篇《知堂说》,颇有意思,文仅110字,不妨一录: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其半,名曰知堂云尔。”(周作人:《知堂文集》)

看来知堂老人是深谙“知”之真谛的。熟悉周作人的人称他具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风范,吾生也晚,无由得瞻先生风采,但从他的著作中总能领略一二。知堂一生所为,功过皆有,褒贬参半;难得的是他懂得自重,并不强行辩解。譬如对于与乃兄鲁迅失和事、对于投敌当汉奸事,周作人都恪守“一说便俗”的信条,实行“不辩解”主义。这种事本来就是越描越黑的,何妨超脱一点,留一个谜让后人猜去。或许有人认为,周作人顽固不化,没有对自己的叛国行为作出忏悔。我不这样看。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感慨道:“古人有言,‘寿则多辱’,结果是多活一年便多有一年的耻辱,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这不是积极的反省,但至少对自己的行为有了悔意了吧?撇开那件事实不谈,他的这种态度总还是聪明的。周作人虽曾糊涂一时,毕竟聪明一世,他总还知道什么时候该讲话,什么时候则该管住自己的嘴巴。

懂得“一说便俗”的道理的,据我看来起码还有一位——胡适之。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写了这么一件小事:“有一天我们在胡先生家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先生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大家听了为之粲然。”(《梁实秋怀人丛录》)梁实秋记下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胡适这个“圣人”的性格中也还有“轻松活泼的一面”,我读了却不禁顿悟。世间的事,无论雅俗、大小、好坏,原都不可言说、一说便俗的。胡适和周作人,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巨擘,一个有心,一个无意,不约而同地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同一个道理。可惜我辈俗人,又有几个能解其中味呢?

 

古人的洁与不洁

 

读了周作人的《虱子》,才知道虱子这种小动物在中国文化史上曾经有过不低的位置。据说晋朝王猛的名誉,一半固然在于他的经济事业,而他的“扪虱而谈”至少也要居其一半。到了20世纪初,梁任公(启超)先生在横滨办《新民丛报》,手下一位重要的撰述员,还起名叫“扪虱谈虎客”,可见古风犹存。

虱子的产生,大致与不洁有关。我们今天读古人的书,常常产生一种误会,以为古人都是丰姿绰约、仙风道骨、风流倜傥、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士,仿佛仙人一般。其实正好相反。从不少流传下来的笔记来看,古人大多是不怎么注意个人卫生的。古代卫生条件差,古人们又忙于吟诗喝酒,懒于梳洗,身上当然不干净了。那位被尊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曾自供:“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因而“性复多虱,把搔无已”。白居易诗云:“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如此“惜水”,不生虱子才怪呢。据说王安石也是特别不爱洗澡更衣,常常带着一身污垢、两脚泥土就钻进被窝,弄得夫人都不愿与他共枕。一次上朝,一只虱子从他的衣领中钻出,顺着胡须往上爬,逗得皇上龙颜大开。这只曾经“御览”的小虫也成了宝物。

因不洁而生虱,本不是什么大事;可笑的是它被推向极端,成为一种时尚。清人褚人获编《坚瓠集》中记有这样一件趣事:“清客以齿毙虱有声,妓哂之。顷妓亦得虱,以添香置炉中而爆。客顾曰:熟了。妓曰:愈于生吃。”清客与妓女比赛吃虱的技巧,可谓时髦。据说古时一位将军,平时从不洗脚,认为洗脚会将运气一并洗掉。一次吃了败仗,回家对夫人大发雷霆。原来就在出阵的前一天晚上,夫人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脚臭,强迫他洗了一次。我们是把它当作笑话来读,其实又岂止是笑话呢。近代有名的辜鸿铭,就曾经礼赞过不洁,认为身体的不洁正是灵魂的洁净。

在西方,也曾经有过以“不洁”为荣的时尚。罗素在《婚姻与道德》中讲到中古时代思想时说:“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认为凡是使肉体清洁可爱者皆有发生罪恶的倾向。肮脏不洁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得更为强烈了。圣保罗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在他们那里,一个人的洁与不洁,已经上升到思想认识、政治立场的高度了。这岂止是荒谬,简直是可怕!

正因为长期以不洁为美,以“扪虱而谈”为雅致,偶尔出现一位爱好洁净者,反而不正常了,于是成为奇人、怪人,值得大书特书。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名誉,我看至少有一半应归功于他的“性好洁”。

倪云林的“一说便俗”,经周作人的反复引用和极力推崇,差不多已成为一句名言了。说出如此妙言的总该是一位奇人吧?这样的推测大致不错,倪云林就是一位奇人,或者用庄子的说法,是“畸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庄子·大宗师》)奇人也罢,畸人也罢,总之跟常人不同就是了。

倪云林通体都是一个奇人,言谈举止,生活习俗,乃至为诗作画,都透着一股“奇”劲。而且他的“奇”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出乎天然。我在拙文《一说便俗》中曾说到,他自称“懒瓒”、“倪迂”,散尽万贯家财,一生不隐不仕,漂泊江湖。这样的行为是够奇的。其实他最有名或者说最奇的,还是“性好洁”。

“性好洁”,天性爱好洁净,这是一种良好习惯,本没有什么奇的。可是以“性好洁”而留名的,恐怕就不多见了。好几种古人的笔记中都郑重其事地记有倪云林“性好洁”的趣事。据载,他的衣服头巾每天都要换洗数次,房前屋后的树木早晚汲水揩洗;文房什物,两僮轮转拂尘,须臾弗停。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厕所:“以高楼为之,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一童子俟其旁,辄易去,不闻有秽气也。”(明顾元庆《云林遗事》)云林不愧为大艺术家,设计的厕所也别出心裁。好洁若此,不失其雅。

即使身处困境,云林也还是改不了“好洁”的本性。一次吃官司入狱,“每传食,命狱卒举案齐眉。卒问其故,不答。旁曰:‘恐汝唾沫及饭耳!’卒怒,锁之溺器侧。众虽为祈免,愤哽竟成脾泄。”(明冯梦龙《古今笑史·倪云林事》)因好洁而致祸,云林不幸!

现在看来,云林的“好洁”是有点病态,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洁癖”,由是弄出一些可笑亦复可叹的事情来。明人冯梦龙的《倪云林事》中记有不少,试摘其一:“(云林)尝留友人宿斋中,虑有污损,夜三四起,潜听焉。微闻嗽声,大恶之,凌晨令童索痰痕,不得,童惧笞,拾败叶上有积垢似痰痕以塞责。倪掩鼻闭目,令持弃三里外。”

因担心客人弄脏自己的房间床铺,而致夜不成寐,并几次三番地起来潜入窗下窃听动静,这分明是病态的表现。可笑的是他的好洁逼出了下属的弄虚作假,更可笑的是他对下属的弄虚作假不但毫无所知,还“掩鼻闭目”,信以为真。假若客人真的“有污损”,而未被童子清理,我们这位好洁之士又该如何呢?

倪云林因“性好洁”而闹出的笑话很多,下面这个已近乎黑色幽默了。一次,一位客人来访,看到他的仆人入山担泉水归来。云林用前桶里的水煎茶,用后桶里的水洗脚,弄得客人莫名其妙。问他原因,他说后面那桶水被童子的屁气弄脏了,所以用来洗脚!

洁癖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毛病,是能治好的。当时的名医葛仙翁就曾尝试过。倪云林有个阁子叫清秘阁,很少有人进去过;有匹白马,很是爱惜。恰值母亲生病,他请葛仙翁来诊视。当时天下雨,葛仙翁要他用白马相迎,上马以后,在泥淖中践踏而行,人马都沾了泥污。到了家门,葛仙翁先要求登清秘阁,倪云林不敢拒绝。葛仙翁很用力地踩着就上去了,咳出来的痰吐得满阁都是,古玩书籍都被他翻遍了。倪云林从此便废弃了这个阁子,终身不再上。有人说:倪云林有仙骨,葛仙翁这么做是想破破他的迂僻性格,希望能把他度出世外,可惜他一直没有领悟。

倪云林的洁癖,看来是不可救药了,这本来也无关他人,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在古代,这就成为笑柄,成为遭害的原因。其实在我看来,云林的“好洁”,并不只是一种卫生习惯,同时也是他发泄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方式。他不愿为权贵作画,宁愿受罚,不吐一语;他不愿迎合世俗,面对“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斥之而去。一日宴席,耽好声色的杨廉夫脱下歌妓的鞋载盏行酒,谓之“金莲杯”,云林大怒,翻案而起,二人就此决裂。这样的奇举,只有云林做得出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不愿放弃自己洁净的灵魂去迎合污浊的现实。举世皆浊,唯我独清。在“不洁”盛行的社会里,又怎么能容忍“好洁”的存在呢?

 

 

 

 

小海作品

小海,1965年生,本名涂海燕。生于江苏海安。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2003年)、《村庄与田园》(2005年)、《北凌河》(2010年)、《大秦帝国》(诗剧,2010年)、《影子之歌》(长诗选集,2013年)、《Song of Shadows》(英中双语版,2014年)、《男孩和女孩》(2015年);对话录《陌生的朋友:依兰-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2014年);随笔集《旧梦录》(2015年)。《他们》创始人及代表诗人之一,编选有《<他们>十年诗歌选》。获得过《作家》杂志2000年诗歌奖, 2012年度“天问诗人奖”,2015年美丽岛桂冠诗人奖,江苏省第2届、第4届、第5届紫金山文学奖。现居苏州。

 

海的梦

孩提时代第一次去看大潮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海堤下绵延几十公里的滩涂上,即使在万物茂盛的夏季,也只生长一望无际、俗称“米草”的耐盐碱植物,我根本没见到父亲曾描绘的成陆时“风吹草低见麋鹿”的美景,这样的草连不爱挑剔的猪见了都气哼哼不拿正眼瞧。终于到内河结束的地方了,能感觉到那广阔空间气势磅礴的烈风了。

翻越堤岸,再向东深入几十公里,就见到大潮了。

大晴天灰白的天际线上,天空像被刀片不经意间划出了一道裂纹,天被捅破了,当然要遭天谴。最早听到的是类似蜂群发出的嗡嗡之声,微弱,似有若无,凝神细辨,又恍惚是钟磬之音或号角之声,混杂在风里鸥鸟的鸣叫中,回旋缭绕。原始、荒凉、蛮野、空阔的气息弥漫在四周,即使你是个孩子,也会在短时间内让你大脑处于走神的迷思状态,天地和人都置身于一种茫然的“混沌”之中。远方那天际线好似另一重人生的幕布正在临界点上等你开启。好像有谁在无声中和你说话,死寂中强迫你去聆听,漆黑中强拆了门窗命令你去看。隐隐起了雷声,像迁徙的狮群在远方低吼,一条颤动着推移的灰白线条,由远及近,渐渐变为沸腾般翻滚的战旗。在浅水滩踩挖蛤贝的一群半大孩子和不多的几个渔夫开始收拾渔具作慌张的折返跑。家乡黄海边是泥沙滩,海潮涨袭而来时,海平线迅急上升,前方的海水还是朦胧的一条线时先是呈现灰白,近了就会泛混发黄,翻滚咆哮,像一头暴怒而又善于神秘变色的庞然大物,挟雷霆万钧之势吞噬一切,让我体会到世界末日降临那种魂飞魄散的恐怖感觉。

父亲说,我很小就见到海了。

十九岁的父亲从师范毕业后,就在海边一个叫角斜的镇上小学校教书。他的学生中许多都是渔民的孩子,刚执教鞭,班级里学生年龄不等,他班上的第一批学生比他年龄还要大。他给儿子取的名字里面就带有一海字。他说曾抱着我去渔村家访作客,走家串户。但我有记忆以来,平生第一次看见海的情景还是让我终身后怕。小时候看关于海岛女民兵的连环画,我告诉妹妹说全是假的,瞎编的,海边不可能有这么美的地方。父亲会制止:“听话,外面别乱说。”那是个大家都很听话和喜欢把震天动地的大词放在嘴边的时代,每逢过年,邻居买了红纸请我父亲写的对联都不外乎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类。

为什么单单我看到的海是这样恐怖、冰冷、危险和丑陋?难道那是我做的一个噩梦?

在我童年印象中,海是跟匪盗相关的,是蛮荒的,原始的,不可解的。小伙伴在一起讥嘲某个疯丫头,就拍手齐唱:“姑娘姑娘你别凶,把你嫁到东海东,吃海水吹海风,嫁个汉子大麻风,”怎么会有这样的歌谣?难道说与古代放逐麻风病等传染病人到荒芜的海边,任其自生自灭的传说有关,不得而知。稍后,我读到三国时魏诗人曹植描写滨海地区人民困苦生活的诗句:“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泰山梁甫行》),知道古代中国的沿海地区大都属于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常常是获罪官员和文人骚客的放逐地。大诗人苏东坡儋州之贬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远的边海放逐,儋州位于称作“天涯海角”的海南,毒虫、野兽、瘴疠,他自叹:“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 初到时,蔽身的房屋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诗人也正是在从儋州北归的途中染疾而终。

我家乡的小镇叫李堡,古称赤岸,地处海防前哨。明朝为了抗击从海上来的倭寇,乡人为自保筑堡集中居住形成的,自古民风彪悍。海上代表着侵略、威胁、掠夺和盗贼。能向大海讨生活的人都是命硬的另一类人。海边渔村和庄稼汉的村庄截然不同,虽说几个村子相隔并不太远,但鲜有往来。我的大姑妈当年嫁到往东一点叫灶里的地方,那应当是过去烧海制盐的场所,慢慢海向东去,留下大片经过改造后的盐碱地,地力贫瘠,田广人稀,劳动繁重。我爷爷那个当年的破落作坊主心疼得不行,但战争频仍,家道中落,作坊变卖,祖屋被焚,“嫁到海东头”那意味着长女将服一生的“苦役”,但也许会有一线新的生机也说不定。记忆中,我的爷爷温良和善,边晒太阳边读书时,喜欢用手指点着字行慢慢移动,虔诚、慎重的样子,好像是盲人用手替代了眼睛在阅读。在他一生读过的书中有关于大海的记录吗?

今天的人像赶集和逛超市一样涌向海边,消费大海,这种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令我不解。等我读大学和工作以后,有机会去过了大连、厦门、青岛、三亚,才发现,大海已成时尚,有着另外一付好面孔。那里有最昂贵的酒店和海景公寓,有张贴着像光润的丝绸、蓝色的皮肤一样的海水和死去的诗人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巨大广告牌,等等。是更多的人生活太平淡了,要去看看大海的涌流、尝尝大海的盐调调味?可怜如我,大海的记忆是跟贫穷、恐怖、蛮荒和海难联系在一起的,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地震海啸的传说。记得,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后,我们家乡也“闹地震”,乡人传说地震倒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地震引发的海啸,所以家家户户都找来一些大树捆扎成木排,作为海啸来时逃生自救的“诺亚方舟”。大人们忙于地震动员、演习和开会,有时拂晓前就将我惊醒。有几回心血来潮,摸黑一骨碌爬起来,在扑闪的晨风中立到河坎的高处,装模作样地观察天亮后海上是否会涌出所谓的“地震云”过来,在太阳从地平线上跃起的一瞬间,像打开了海上之门,满天接地的云霓被万道霞光刺穿,每一朵云哪怕是微小的絮云都毕现无遗,大块的云山像刚刚发生雪崩一样齐崭、豁新、明亮;看着天空自由自在的云朵,以及奇特的纹理,偶尔会忘记初衷,认为蓝天就是碧波万顷的大海,云彩变幻出的各色纹理酷似海中大鱼的鳞纹,而风向一变,成群结队的大鱼们随着夏日高空的季风和暖流集体迁徙,壮观地回游故乡,让人好生羡慕啊,真像生活在没有焦虑、恐惧的神话仙境中。小学校防震提前放假,大人也顾不上我们,使我既轻松疯玩,又在地震海啸传说的阴影下惶惑不安,一天的开始是从村口高音喇叭里面又传出伟大领袖他老人家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语录算起,而望云的人此时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小小心灵中竟然平生头一回生起了人在宇宙星河中渺小无助以及类似苟且偷生的感觉,这种宿命感与人到中年“偷得人生半日闲”的感触真的是截然不同。海跟灾难怎么会联系得这么紧密?难怪家乡老一辈的人都是想着离海越远越好啊,因为海上有不测的风云和劫难,命运注定了他们是背向大海的。

读了世界史后,好像是明白了点什么,一个族群与海的相遇,海湾或者大海情结,这其中有一种精神尺度,可以锻造一种胸襟和胆魄,从而改变既成的生活。潮汐的搏动成为壮丽的心跳和悸动。遥想当年,临海的东南沿海蛮夷小国吴、越居然有了称霸中原的雄心,也许就是大海扩张了他们的雄心壮志。其实,我私下里还有一个想象,就是他们扩疆拓土的欲望源自对大海本能的恐惧。今天,国人的海洋意识前所未有地被唤醒了,“沿海”无论是在一个农民工还是在一个政府官员眼里都是一个多么有魔力和吸附力的词,那里一时似乎就是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代名词,至少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出路甚至命运,看看三十年来的移民潮就清楚了。大家就在同一天真的把大海认作了故乡?!而我却会想起一个朋友诗中的句子:“ 你见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然后见到它/就是这样/你见过了大海/并想象过它/可你不是/一个水手/就是这样/你想象过大海/你见过大海/也许你还喜欢大海/顶多是这样/你见过大海/你也想象过大海/你不情愿/让海水淹死/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 (韩东《你见过大海》)。

 

 

树的眼睛

九十年代,孩子小,正是“粘父母”的年纪。周末我们会带孩子去园林或者上方山、花山看“大树”。记得那时候街道两旁的行道树和新村里面栽的多数都是树苗。

“这么大的树呀,爸爸,这是什么?” 她会拍着树瘤问。

历经几十年风霜的树往往有黝黑、结实的树瘤。

“是树的眼睛,宝贝,你去摸一下就等于它眨了一下眼睛。”

树的眼睛很大,每棵树上都有,园林工人说是树瘤,清洁工人说是“牛眼”或者“铜铃”。有的在根部,有的在半腰上,对称的地方,像连体的或者照镜子一样。根部的是从下向上看,腰部的是对视。

在这里、那里都能看见树的眼睛,即使不是复制的,也可以说树的眼睛是移动的。它们以漫游者的身份活在大地上,确实有点神秘。

在树的世界,那些眼睛会无处不在,会跟着你们,是跟随而不是跟踪。

“你从前是人,”树下面的眼睛对一只狗说。

“你悄悄在这儿尿尿的时候,我知道,你总是边哼唱边干活的,”看着狗说话是有点烦的。

“你总在我身上蹭来蹭去的,想把自己身上蹭满眼睛,弄得像斑点狗。或者干脆点说吧,弄得像牛皮哄哄、全身长满眼睛的花豹子似的,呸!”

树的眼睛纹理很复杂也各不相同,但都很牢固,很怪异,以至孩子们称呼它们为“鬼子”。童谣说“撒了一泡尿,看看五分钟,回家做恶梦。”

所以,今天沿袭下来的孩子们的口头禅都是“去见你的鬼吧,我才不看呢。”

是啊,谁都怕被树的眼睛套住,做一夜的恶梦。梦游的人都是整夜在树林子里面对对眼儿、转圈子,在街道的行道树边上骑自行车、跑步、跳舞甚至跪拜。白天他们都正常得很咧,冲你笑啊,逗趣玩啦,就是喜欢做鬼脸的那号人。

现在孤零零的树可多了。有时在喧闹、繁华的街心,一棵从几百公里外的大山里挖来的大树无助地立在摩天大楼之间,四周用小木棍支撑着,树的根部包裹着一圈圈草绳,只留出树的眼睛那么一小块,像立在它边上,刚从商场购物出来穿着名贵皮草等车的妇人。从大楼顶上往下看,大树像小小的盆栽一样。在中午的太阳下,大树留下沉重、浓烈的阴影,和大理石街面成一个锐角,牢固支撑着它。不要误以为那是树的脚,那可是树的眼睛投射出的目光,愤怒、冷漠、锐利,像万丈深壑横亘在人和树之间。

从倒下的树上,有人喜欢收集树的眼睛,把它们锯断了挖下来,有人把它们堆在屋角炉灶当没用的柴禾,有人把它们买走挂在书房里当图腾装饰,有人把它们当焚香珍藏在庙堂,它们会尖叫、会作法吗?它们有秘密的逃遁途径吗?要是能向老鹰借一双能高高飞翔的翅膀就好了。我想了想,还是不太知道。但也没什么恐怖的,世界末日还早着呢。也许是以喜庆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也说不定呢。

我知道,离开树干,树的眼睛们就会一下子变得沉甸甸的,像铁块一样沉一样黑,敲上去当当作响。“别东瞧西瞧的了,我只是块废铁嘛,”它们想变成铁疙瘩蒙混过关。

如果不小心树的眼睛上还有森林里面遗留的青苔,那也是与金属有关的青铜啊一类东西,这只是它们一个临时的身体,要潜伏有时就要有牺牲的,但千万别犯迷糊了,真把它们拿了去换糖吃可是要先吃巴掌的。

 

孔明灯

他们看完电影往回走,少女手上捏着手机,不时翻看一下,手机盖上充满着蓝莹莹的光。少女只有在看着手机上短信的时候才会表情丰富起来,而在她回答父母问话时则是硬邦邦的,一付不耐烦的样子。

少女涂了红指甲,描了眼线。除了穿校服的日子,她外出必定要化妆,是照着时尚杂志上女郎的样子。她父亲认为她不化妆比化妆好看。

因为散场时人多,打不上出租,他们步行回家。

月亮一直陪伴他们,一会儿跳过高楼的阻隔,一会儿钻出厚厚的云层,好像知道他们是一家三口。月亮多少次“看着”这个少女――后面一群朋友,兴高采烈穿越城市――形单影只,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踽踽独行。月亮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少女和她的父母一起外出了。又走到了大桥上,依然是车水马龙,游人如织,有小心谨慎彼此搀扶着的老人,有年轻父母带着拎兔子灯的小孩子,更有一些像从理发店刚出来的痴头怪脑的情侣和仗着人多,三五成群瞎起哄的打工仔。

对了,今晚是元宵夜,河道两岸挂着各色的灯笼,河滩小路上是临时的小吃摊和玩具摊。

他们看着河水里的月亮,泛着晕红的一圈,像个精灵或者月亮上的人在水中一伸一缩努力划水,水波的涟漪向河岸扩张,似乎是要爬坡上岸,加入夜晚游的队伍,随后销声匿迹。

有人在桥上看天,指指点点,围了一圈人。

“快看哪,孔明灯……。”

一只,又一只灯笼从桥上桥下的河滩上慢慢启动后,升起,成斜线飘飘忽忽上了天,是否要与月亮争辉。

父亲小声询问少女要不要买两只放放。少女点头。

父亲将一只孔明灯提起,理好线,插上蜡烛并点火。桥上风大起来,火灭了,再点。蜡烛有点歪了,烧熔的蜡油滴在桥栏上。忽起的一阵风,把蜡火引到了边蓬罩子上,很快,一只孔明灯还没飞起来就烧没了。

父亲重新理开另外一只孔明灯,这回他更加小心了,待他完全扯开,发现孔明灯很大,即使是少女蹲下了钻进去也够了。卖孔明灯的人走过来说,要许愿的,不然是点不成的,点成了也飞不了飞不高,看看你们心诚不诚。

照着卖灯人的话试了试,有用。

孔明灯放在地上点亮后,慢慢膨胀发热,在这个过程中,少女板着脸低头默思什么。

孔明灯像长了脚,开始在地上摇晃了,移动了,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母亲兴奋地对少女说,快,快许个愿吧。

孔明灯升起来了。

孔明灯爬坡一样斜飞着,停顿一下,又继续颤巍巍盘升了,在一幢高楼前停留住,似乎要从敞开的窗户钻进其中一家人家亮堂的客厅了,太危险了!

一家三口紧张地目送着,幸好,它停留片刻后,仿佛突然挣脱了羁绊,它拐过楼角一直向上。父亲把捂着嘴的手放了下来,他感到了后怕。

孔明灯飞过了所有的楼顶,像个夜航器一样不断向上,飞向了茫茫的太空。

孔明灯也会像候鸟儿们一样,死于飞行之中吗?现在回到平静、从容的时刻。

心思重重的少女停靠在桥的一侧灯火阑珊之处喃喃自语,似乎抹去了黯然神伤的泪水,呆望着天,相信远去的孔明灯还在天上看着她似的。

一艘游船转弯钻出桥洞,所有的外国游客被眼前突然出现的两岸灯火迷糊了眼睛,一时拍手鼓掌,欢声雷动。好像另一时空中的人穿越千万年的时光隧道重见天日,终于赶上了这场盛宴。

 

 

富春山居图

他走到书画市场一个较偏的落角摊头上,看见了那幅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复制品。他有点无聊,打趣到:“老货哪,真的吗?”

“真得不能再真了。”

他哈哈大笑。头顶绒线帽子的卖画老汉招招手,跟他耳语:“台北和杭州博物馆的才真是赝品呢!”

“完全可能。说说这幅画的前世今生吧。”

画中的牧童跳出来了:“黄公望哪,嘿,爬坡时我正好从牛背上小便,浇了那个呆子啊满头满脑的,就差仰面朝天,嗬嗬,张大嘴巴了――被他逮住不放咧!我可不想作弄他,有点累了……” 。

他从后背上拔出来一根芦花递给他,说:“蘸点墨试试,好使得很,黄公望嘛,就喜欢使我折的这个。”

一只翠鸟呼拉拉一声,从画上山腰的红枫树林里面窜出,飞到卖画老汉乱蓬蓬的绒线帽子上。

“给我下来,别……,”老汉用手去拍打,翠鸟就跳起,轻轻一收翅膀,又落下去。

“没看见我终于等来生意了么?这个时候捣鬼,我饶不了你的。”

“我可要多玩一会儿,天快黑了,天黑前要是归不了巢,被黄公望盯上就回不去了。他可是在青溪古石桥下安营扎寨一个月了。”

一个抛铁环的小孩从收摊的市场那头呼哧呼哧地跑来了。是老汉的孙子。吓得翠鸟怪叫一声,直冲青天。

后来,管理员没收了老汉的这幅画,因为他没法证明这幅画的真伪,而假冒伪劣是市场行为不能容许的。老汉说,至少翠鸟可以证明,它还偷吃过黄公望布袋的小黄米呢。翠鸟死了,但没见到尸体。翠鸟永远回不去那个世界了,翠鸟留下的天空可不能证明什么。

“我真的比窦娥冤。那么牧童总可以证明吧?”

“那是你孙子,叫你爷爷的。他当然能证明你是他爷爷。你看看,这画一切都好,就是缺了个牧童!可是,我又能说什么呢?”

 

 

影子

之一

影子会让头发、衣服上长出一层细绒毛,手一摸就变了水。

夜里开着窗,影子从夜里、从外面钻进来,挤进这间房子,轻轻落在昏睡中的家具、书籍和衣服上,尤其是上衣领子,似乎就挂在外面的树枝上,却又全然不知,只是稍微沉了一点点,全因笼罩冷涩发白的气息,像被两只夜枭蹬踩过一样,留下可资证明的羽毛。抹去额前露水的时刻,我们明明就是属于夜晚的一部分。

你想起关窗,可跳起的朝阳开始“咚咚咚”敲着窗玻璃。是的,在早晨关上吧,破旧的铁钳忘记在窗台上,遗落的草籽一会儿飞入头发似的蓬乱灌木丛。我希望那只大鸟儿还在,它肯定飞去了。它昨夜栖身的灌木在哪儿,谁知道呢?

影子就像何仙姑手上的神奇莲花,包裹住整个春天的城市和郊区,也包括丛丛荒凉的灌木和大鸟,而常人是无法透视到的。

起雾的夜晚,你也许会梦到八仙之一的何仙姑披挂绿荔枝给你送来大团大团的羊毛,挂满家前屋后的树上,好多啊,它们丝丝缕缕的,还在不断翻滚着涌来,只有在早晨,高空中的长风和太阳四散的热力才会涤荡这一切,托起青翠的山峦,就像洪水送来的孩子,像洗过牛奶一样清亮,站在身后的窗台边上。

影子像雾,结成小球状的水滴后,需要尽快用清水擦干净,酸雾留在脸颊上,皮肤会像刀片划过那样灼痛,像硫酸,只不过被稀释过,风吹上去就干了,像铁丝嵌入了皮肤,留下硬朗的皱纹。

 

之二

影子是从雾里面钻出来的人、仙人,头发、眉毛、胡须都白了。

雾退却,他们过来,腾云驾雾的人不是在梦里,而是会在太阳下消失,因为他们有了影子,他们就从地上的影子里消失,像泼树根的水,从地上的小圈子中遁去。田园和村庄的人像坟墓地里的鸟儿――乌鸦一样消失,会嘶哑地叫的已经是它们的下一代,你知道吃着地里面土疙瘩的蚯蚓,倒立着回到地下,自认为是土地上的主人的也大体上都这样。

是的,老头儿们总是先驼了背,然后呢,一个跟头就跌没了,算是翻过最后一道坎儿。谁让他们背上的坟包早已成熟?随后家前屋后肿出一个坟包,自家的狗当然还认识,表示一天结束的黑暗笼罩下来后,入睡前习惯用爪子刨几下,向坟包的老主人吠叫两声,算是尽了问候的职责,再放心溜进门躺倒进狗窝。

雾通常是五更天之前降临。这时分,公鸡不打鸣,母鸡不下蛋,猪趴在狗身上打呼噜。

在雾中走路,前一个时序,蛇们从雾的胳肢窝里启动,沙沙响;后一个时序,不断踩到蛇,深一脚浅一脚,发出啪啪的响声,被踩的蛇甩动尾巴打在路面上,直直的像枕木,或者云梯一样送你推开雾走下去,再走下去,一个村子的人,喝醉了喜酒劫持了万有引力似的飘浮起来,轻盈得像春风里的燕子们。

蛇消失,雾融入大地。雾给村庄砌的土地庙看上去巍峨高大、结结实实,夜晚却还在不断加固它,塑像也在村子工匠们手下快脱手完工,等待朱漆点睛。可是太阳一出来,河谷连同无边的阡陌上,雾说散说散,怎么留也留不住了,土地庙也就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

刮风了,风翻卷起枯黄的草籽,混同了沙石,像风筝落地那样扑腾着,外围的叶片也被鼓动起来,一轮一轮的风车转动了,先作宝塔状的旋转上升,风力变化后,慢慢收缩,随后无力地塌陷下去,内部呈漏斗状,葡伏在河滩上,像雾遗留下来的孤儿。

待我们恢复听觉后,才知道,大雾里面其实什么也听不到,你所能听到的是来自另一面的。就像你立在岸边听不见河床上鱼群的声音,而河底黑鱼群倒是把我们的点滴动静听得一清二楚。老辈人说,黑鱼的后代是要成精的。一个背着黑筐的黑脸膛外乡人孤身一人在大雾后出现在村子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它掌握村庄一切的秘密,他的微笑里就写着呢,何况他满身都有河底的腥气,甚至支椤的耳朵上还夹着一支水中拔起的芦笛。

 

 

冲山之夜

暮色中,冲山只是些朦胧的线条在雾气中摇晃,当一切皆不可见,色彩已被黑暗的夜晚吞噬,最后一切界限都不再存在,天地没有区别,整个太湖恢复到泰伯奔吴之前蛮荒时代的形态,宇宙混沌,江海横流,山岳无名。

“今晚吴国安稳无事了吧,伍子胥先生?”

可是,那孤独的漫游者向谁答复呢?

一群狐狸从山岭上跑过来撕扯他的裤脚,他惊恐万状,狐狸瞬间变成了人,畜生修炼成人,这咄咄怪事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催命的江涛正在澎湃,狐狸们顿时遁入远山。

吴王和西施安居于湖山之中。

“大王喜欢在黑暗中沉思吗?”

“我喜欢人山人海,不太喜欢明月桂花和菜园的粪臭!”

宫殿中的钟声提前敲响,沉闷,像患了流感。

素不相识的人在一起,彼此搀扶、注目,令人想起死亡、广场,旗帜和干将。

流星的瀑布挂在梦中,更深处的黑暗像窟窿一样空洞,阴影只闪烁着黑洞鞭子一样的黑色光芒,却无法修复地球生物的创痛。

车水马龙的街巷和天上涌动的白云都令西施心驰神往,天上和地下互相信赖,彼此延伸,就像人间的泪水和欢歌。

 

池塘

我总是梦见大旱龟裂的池塘露底了,里面还留下一巴掌深的水时,村庄上的老老少少像过节一样拿着锅碗瓢盆、竹篮竹筐一齐上阵,抢鱼抢虾抢王巴,个个都在黑色的污泥里面翻淘打滚,最后的螺蛳、河蚌们归那些观战的老太太们。

一只乌鸦蹲在池塘柳树上,察看动静,轰也轰不走,好像有恐飞症一样,有小子用石子砸树梢,它只是跳跃到更高点的树枝上,也不叫,它可不相信这么多跳进烂泥水中吵吵嚷嚷的甚至骂战的仪式是在过节。

月亮上来之前,人散尽了,黑泥脚印们进了家家户户。乌鸦说:“我可守不住这个烂摊子……月亮可比昨天亮多了……”

乌鸦把小小的村庄又移到了自己身边。

两只刺猬,噢,它们俩惊动了。村庄的岗哨又换防了,起先像两只趴在阴影里的墨盒儿,慢慢探出草垛,立起身来一抖搂,大英雄般全身插满了箭矢,可一打哈欠就露了破绽:两个赶夜工的小蟊贼。

两只刺猬拖着月色的黑尾巴,沿着村庄的猪圈羊圈角落,追踪着黑脚印,走走停停,彼此壮着胆,去池塘趁火打劫。向上的稻草屑却公然抖洒了一路……

狗会找它们麻烦的,还真是便宜了它们似的,它们马上就要吱吱叫唤着讨求饶了。可是狗败下阵来了,狗戳破了鼻子、嘴巴,满脸都是眼睛似的流泪不止,悻悻然打道回府哀唤去了。

下半夜,更深人静,月亮像只馋嘴猫儿,躲藏了几个时辰,终于扑到了池塘上。

月亮把星星罩着独自亮了第五天,真的够了,村里村外,一清二楚。

起雾了。女人推醒身边的男人说。男人没睁眼,翻过身子,继续睡去。

 

 

布谷

我曾在初夏的麦田深处发现过布谷的巢。其实,布谷鸟儿很神,通常是只听见它们的歌唱,但见不到它们的面,它们的真容真身太难见到了,像天使一样。它们是隐藏的歌唱家,它们在这个季节才会来到我们村庄,一会儿叫声渐渐远去,直至消失。我的邻居的一个小伙伴会用惟妙惟肖的口哨声将它引来,叫声有点类似“快点布谷”,而不太像古人说的“行不得也哥哥”。因为那个声音太像一只布谷在召唤同伴了。麦子拔高抽穗了,太阳一天比一天热烈,大田的麦子生长的声音仿佛都能听到,士地的热力开始烘托了青苗,而布谷就适时来了,我一个人在田埂上发呆时,它像是从另外一个时空又转回来了,而且只在这个五百米见方的上空转悠,一会儿是昂扬的,一会儿是兴奋的,清脆的,直上云霄的歌唱,有时急迫,有时像在显摆,我忽发奇想,它的窝不会就在这下面吧?它应当就在离窝不远的一个空间半径盘旋上扬,鸣叫清脆敞亮直上云霄。我站在田埂上的胡猜居然是正确的,而其他时候总是荒诞不经。以它飞翔活动的中心划圈子计算了一下,径直向大田深处走去,于是,我离它划过的那么多道斜线的中心点越来越接近了,我边走边伸展手臂扒拨开两旁的齐肩的麦子,终于眼前一亮,果然如此。一只无比精巧的洁白得晃眼的窝就在麦丛中,太奇妙了,椭圆的,持挂在四根略显粗壮的但靠得紧致的麦杆上,在顶端三寸处,正好隐蔽,又很着力,口子向上,呈15度角稍稍倾斜,那种细密的质地像是丝绸的,或者一个放大了五六倍的蚕茧,里面妥帖地躺着有雀斑的两只蛋。这精制的窝,洁白精美得像个瓷器,

我个人“鉴定”它就是布谷的亲生的,因为从我开始寻觅,它就不安了,在窝的垂直上下窜上窜下死命尖叫,像是呼唤同伴,又像是歇斯底里的威胁,等到我找到站定在窝前,它甚至不顾危险冲到我的眼前。我克制着狂喜的心跳,将两只蛋小心翼翼地用搓起的三个小手指(其实也正好可以容我的拳起的小手完全探入)从窝里面夹出来,捧在手心里面,再东张西望了一下,确实没有人发现我的发现,这个时候大家伙儿都去午休了,周围没有一个人。我想定了,我就想守着这个秘密,过几天再来看望它们。我决定谁也不告诉,哪怕是我最信任的跟屁虫小妹妹,不,现在已经告诉你了,我的读者。

有一位叫沙博诺-拉赛(Charbonneaux-Lassay)的法国作家在《基督的动物寓言集》中写道“人们声称,戴胜能够从一切有生命之物的视野中完全隐藏,由此产生了中世纪末期人们所相信的一种说法,在戴胜的鸟巢里有一种彩色的草,人们把它带在身上就能隐身。”那么,布谷是否也有这样的隐身本领呢?

我想,大地上的鸟儿应当比人多吧,人的居所可是到处可见, 鸟儿的居所就不一定了,起码城市里面不可能随处可见,它们总是要将巢建筑在见不得人的地方,因为它们知道人的可怕。四季更替的大自然会为鸟儿们提供最好的隐身处。我自己曾写过一首关于鸟巢的诗:

鸟巢,从冬天

光秃的树梢上

一一现身

却难觅鸟儿的身影

大路上

偶尔可见

孤独的行人

 

春天里

树叶长出来

鸟儿们渐渐飞回

可它们的巢

却再也看不到了

 

鸟儿们

散落

广阔的原野

多年后,我曾读到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一首《致布谷》的诗,记忆犹新,起句即是:“欢乐客人!我听到了,/我听到你多么欢欣。” 布谷激发诗人的无限诗情:

欢迎欢迎,春的娇宠!

直至今天我认为你

绝非什么凡鸟,而是

一个音籁,一个神秘;

 

这个声音自幼时起

我便对它那般迷恋;

为此,灌木、树上、天端,

我曾寻你何止千遍!

终于明白,原来在久远的异国他乡,一个诗人曾经对布谷有过如此的“痴情”。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恍然以为是穿越时空而来的同一只布谷呢。诗人在结尾处的神来之笔尤其让人难忘:

神奇的鸟!这里重觉

脚下的土地变得异常,

恍如灵境仙乡一片,

最适合你往来徜徉!

(引自高健译著《英诗揽胜》,北岳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代诗人写到布谷(杜鹃)却都与一则杜鹃啼血的传说故事相关,其中以李商隐《锦瑟》中的“望帝春心托杜鹃”最为有名。传说周朝末年蜀地的君主,名叫杜宇,后来禅位退隐,不幸国亡身死,魂化为鸟,暮春啼叫,以至口中流血,其声哀怨凄悲,动人心腑,名为杜鹃。而刘禹锡有一首写鹤的《秋词》 ,别有豪迈之情,令人难忘,倒也暗合华兹华斯的吟唱的调门: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潮。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人到中年,在双休日,我在苏州周边太湖、石湖滨水道跑步时,曾见到过观鸟协会的人埋伏在树丛或者芦苇荡中用高倍望远镜侦察鸟儿们的起居之处和外来候鸟的迁徙路线,因为鸟儿们也是围绕着巢早出晚归的,而短时间滞留的候鸟是不筑巢的,它们比起本地的鸟儿来往往惶惶不可终日,需要成群结队栖息于湖心沙洲或近岸树丛,并且要放出观察哨和流动哨,一遇风吹草动即刻惊惶乱飞。

翻阅鸟类专家的专著才知道,一只漂亮鸟巢的建造实在有人类无法想象的艰辛。精卫填海的悲壮,鸟儿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它们从外面用嘴衔来适用的材料搭起粗陋的支撑架后,用自己的胸膛来一次次挤压建筑材料,让它们变得柔软、顺服的,然后再根据自己身体的比例,不住地转圈儿,从各个角度往外推挤未来居所的墙壁,所以,决定鸟巢这个圆周的精巧弧度的,让其成形的办法就是鸟儿的身体,这些草梗、细枝最后要服帖成一块像工厂流水线上下来的精纺毛毡。这样一只巢不经过鸟儿用胸膛去千万次的撞击、碾压,用自己的体温去熨服、抚平,并获得其所需要的结实曲线,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项工程往往是由那个将来要生育下一代的雌鸟儿来完成的,这种孕育新生命的激情产生了强大的动力,雄鸟儿扮演的是搬动建筑材料的任务,筛选往往也是由雌鸟完成的,它们的争吵常常是由于建筑材料的不合规范而引发的――。

其实是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布谷又名杜鹃,是鸟儿中的混蛋,它从不建造自己的鸟巢,干的不劳而获的勾当,它是窥视在孵蛋的母亲,一等它离开立即行动,将鸟儿的蛋打碎后自己的宝宝,然后交由女士们母亲孵化自己的宝宝,它的恶劣行径还不常常被发觉。但我亲眼所见到的这只巢是谁的呢,打破我的脑袋也想不出来,于是我认定书本上是错的,它,就是布谷的,属于那个初夏,属于那个多感的少年。

 

 

太湖跑步:春天

 

在太湖边跑步可以看到太湖一年四季的景色。

初春时,早上气温还只有几度,我们跑步小组的起跑点正对着湖中的大小贡山。在有薄雾的时候,从远处看,大小贡山像月亮中的山岳一样,可以听到野鸭和其他水鸟低沉的和鸣声,大气在湖山之间自然、微妙地运行着,几株杨柳已经吐露鹅黄色的点染线条,草地的蠕虫开始松土,枯黄的草色中有了一些夹杂着的嫩绿,芦苇也开始在风中变得活泼,远处的田中有农人将冬天剪枝后横铺在垅间保暖的桑树枝拾掇着打成捆,跟随在他们后面的家犬躲藏在排水沟边的树丛中冲我们示威狂吠,大湖中的色泽从冬天的灰青色渐渐变幻成有些浑浊的淡青色。跑过湖边的河叉和渔民经年废弃的烂木船时,偶尔会嗅到一丝酒酿的气味。有风的时候,湖水轻轻地对着岸边的低堤打着拍子,像从湖心涌起的自然的呼吸让近岸的湖水有了起伏。水下活跃的声音是早起的鱼群家族从避风的河湾出动了,准备浮现水面边觅食边追逐温暖的阳光了。湖上吹来的风终于不再贴身了,把我们的手臂冻得生疼而麻木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路途中间每隔一公里都有里程碑。冬天和初春时节的里程碑是孤单的,立在路边很醒目,只有在路侧草木渐深时,它们才貌似自然的一分子。还有就是公交车站牌,成了散居在湖边人家的信息交流场所。有时我们看到三三两两的候车人好像也是固定的,上周的和这一周在候车牌子下等候的人面目是如此一致。这些赶早出门的村民,身上穿着还未来得及脱下的冬装,见到怪模怪样短打扮的我们,流露出惊诧和不解的神色,继而在我们折返经过时已见怪不怪地行着善意的注目礼。他们身边的包袱或箩筐中,会有这个季节才有的时令鲜货,中午时分会到了城里亲友的厨房里面。有时在春雾中,他们浓重的吴侬乡音,飘忽不定,像天上人语。

春天的气息是独特的。首先是气温的变化耐人寻味,在零度以上到十度左右徘徊,天上的雨水仿佛有消融剂,再冷的雨水一到地面,残冰贱雪就会立即消解,田埂变得泥泞,湖边的人工鱼塘开始泛起水泡,干燥的空气中有了一丝丝的腥气,湖心中的雾会从大贡山漫过湖岸,有时候雾起身快时连村队场上的旗杆也像是船只的桅杆了,鸟的叫声在雾中的树木里面变得扑朔迷离,惶恐中带着兴奋和颤栗。我很理解这些可怜的鸟儿们。这里是湖岸一段的偏僻处,很少的车辆,有时一小时多时间的跑步过程中只有十辆车左右从身边经过,只有一至两只红绿灯和几个穿着黄马甲骑着三轮的清洁工人,有一班公交车,间隔的时间很长,适合跑步。但正因为如此,有一次我们跑步结束快返程时,听到有放鞭炮的声响,没有附近人家不少,也没有看到办喜事的车队,感觉很蹊跷,等跑到跟前发现是一个手拿双筒猎枪藏在芦苇丛中的打鸟人。春天刚刚出来到湖岸活动的鸟儿们经历了一冬后,好不容易恢复生机有了活力,不久树叶子长起来可以覆盖他们的秘密巢穴,自认为安全系数在增大,活动的半径也在逐步扩展,没想到厄运已经降临。枪声响后,刚才还一动不动趴在草丛中的猎手一跃而起,疯狗一样向鸟儿们坠落处狂奔过去。有个跑友说,这个残忍的小子,在这个无人的郊外湖滩上,没准哪天把我们当猎物瞄上了干掉都有可能。由于我们的跑动,那个猎手眼巴巴看着前方一群鸟儿被惊起后向着湖心引颈飞去。

春天是挣扎的痛苦的,乍暖还寒、半僵半死、欲说还休,湖边上不时漫起小股无奈而散漫的雾气,很纠结,通往大湖的水道由于水量锐减或者水闸的关闭,冬季进入太湖的水量很少,太湖平均水深只有一点八米,加上水生植物的腐败,湖水经过一个冬天的滞留,水变得呆滞无力,起风时靠岸浅滩处就迅速变浑。春天,郊外大湖边的状况就是这样。

偶尔,我们的跑步小组也会在太湖边的细雨飘风中以及雨的间隙中跑步。几场雨水后,那些湖滩上的樱花、桃花、梨花和不知名的花儿都抢着报到,跳跃着打开、绽放,不知道她们来自哪一个国度,为着什么要紧的事情赶集似的来到人间。此时,像是为了呼应这花时,湖边奇迹般置换成了钢蓝色。序时花期,万物有灵。

附录:
湖畔跑步

――送跑友大王

那些花树

好像中弹似的炸开

分出了一侧的湖水

天上有银色的机翼

刚刚钻出湖底

风起处,浮在

钢蓝色封面上的

大小贡山摇摇欲坠

 

交替着跑过二十公里

又喝到湖中之水

大王说

天上这么大飞机

我们跑到机场快了

 

 

阮籍

太阳和月亮的时间之钟在燃烧,空气用抖颤的声带说:请长出风的翅膀。

天上的钟指示地上的时间。当天上的钟凝固,太阳、月亮穿越了他的脑袋,地上的人呼吸就会急促、手脚出汗,瞳孔现出青白眼,荒野的风景高速旋转,宫女、伶人的脸变成了一张张从膝盖下穿梭的灰鼠脸,胸口的两片叶子颓然落下。

时间的宠爱你戴在头顶的荆冠。心赤裸于咏怀文字之外。太阳像只炽热的酒缸在天空的柜台上被人推来让去。

你并没有病重,却服下了迷幻的酒药丸。牛车拉着你跑向路的尽头。天上有窟窿。

世界就是一个空掉的酒缸。靠美酒抵御严冬,就像让暴风雨指路,十个脚趾尚且不能平稳前行,即使十一个、十二个、一百个脚趾头也不行。

路从来不在脚下。

待暴风雨的疯狗折腾够了,雨过天晴,池塘在阳光过滤下重新澄澈见底,青蛙又开始呱呱呱狂叫:“找我不到,找我不到,因为我不在这儿,早晚不在,早晚不在――,”这是只林蛙,来自当垆少妇(参见《晋书· 阮籍传》“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娘家的村子。林蛙像绿箭射向水底。更多的时候,它像婴儿吮吸母乳一样渴饮寂静。他终于在平和中集中意念编织寂静、编织巨大的罗网,罩住天与地。

天上的钟露面了,飞鸟像石块投入罗网,砸向钟面。

天上的钟声,洒在满山满岭的繁花上,美妙极了。天上的钟声,也是邀约,半个月前,可是像极了一只捣杵。天上的钟声,是候鸟体内的指南针,呈楔形在高空浩荡的长风中哗哗喧嚷着北征。天上的钟声,宣示着希望还是恐惧?宣示着生存还是毁灭?是否在钟的后面还站着一个人?

钟面将要显示的,是十五的满月。悲怆啊,从今开始的每一个日子都代表着的是消蚀。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阮籍《五言咏怀·其一》)森林像一道道黑色的墙壁。上弦月像无声无息的斧头,可后山却传来坎坎伐檀声。

地球说:我们只是应付吃。

一些空洞在太阳下比在阴影下幽深。风、飞沙、星空,守夜的月亮都在夜空的肚子里咕咕叫。

星空以雪山为食。古往今来的圣贤以星空为食。

暴风雨在天空中行走。你感觉到雨水实实在在的重量,因为你在他下边,它们被风抬起,发出沙沙的响声。它们停留。水在空中的波浪,最晶莹的一滴雨花,在何处酝酿、诞生?那样扎眼,像只温热的朴棱棱的大白蛾,傻里傻气的,老喜欢依傍着人。可为什么大白蛾有颗黑影子呢,好似坚硬、僵死的石块,像牵在体外早已坏死的心。

他在脚下发现了一块薄片的云石,他举起来凑近眼睛,对着夕阳,他看到了父亲(阮瑀)、母亲和妻儿,他看见老鹰在猎杀林间知更鸟,老鹰能活多久?

――他努力想把这片带有记忆的云石嵌入瞳孔:青白眼。

他总能听到长啸之声,像云朵缭绕着山巅,久久不去,然后是百鸟朝凤般欢歌齐鸣――。

――他用云石在一棵千年古松上镌刻,力透指心,和着斑斑血迹,“陈留尉氏阮步兵穷途末路。”他是所有钟爱旅游的人士在浏览点古树名木上“到此一游”留记者的先驱。

他膝盖的琴面上多出一只猴子,一只爪子拨弄着丝弦,一只爪子扬起,捞一把头顶的毛桃。“你很幸福!”他对膝盖这只上窜下跳的长毛玩具说,“吃完这最后的晚饭,你得乖乖回到山洞去藏好,别让山鬼和豹子捉去。还有巨蟒,它会装得像铺了竹简的林中小路一样。”“你不会认识我,在你还是个神童的年纪,你告诉令堂大人,这世界有一天会变得空空荡荡――”“为什么下这个判断?”“因为纵目人――。”

寂静和阮步兵一起呆坐,一动不动。

――风停了,地面加剧凉下来――他停止数天上的绵羊,空着两手回家。(参见《晋书· 阮籍传》“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清微淡远《忆故人》

--纪念吴兰荪家族迁吴一百周年

 

十多年前,陪南京来的诗人、小说家鲁羊兄去裴金宝先生家取一把修复好的古琴,我知道他是南京艺术学院古琴大家成公亮先生的弟子。他们谈天说地时总是提及吴门琴家们,我听下来才知道,代表琴棋书画之一的古琴和这个城市真的是特别有缘分。不久,我的孩子产生了跟裴金宝先生学琴的愿望,我很认真地跟她说过一番话,大意是你能生在苏州真是有福气,以中国之大,有你掰断指头都数不过来的城市,但有的城市要想找出一个会弹古琴的人可能都没有,更别说是要找到一个能教琴的老师了。我们再次找到了裴先生,讷于言的裴先生如数家珍向我们推荐了居住在吴门的古琴老师如叶名珮、黄耀良、汪铎、朱晞、吴光同等等一大批名家,真让我们有点无所适从了。虽然还未启琴弦,裴先生这一席话,却已让我听出了高山流水般的古风和雅意。我跟孩子说,你就应当跟裴先生学,因为他那样由衷地赞叹了这么多的先生们,说明这位老师是多么自信与谦和。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他是吴门琴派一代宗师吴兆基先生的弟子。即便因了我孩子的蠢笨将来学不到真功夫,但哪怕就是裴先生这弹琴之外的吴门琴学境界你学到了一分就一生足以受用了。不是说琴道合一吗?这也是琴中应有之义啊。弹琴人真是让人羡慕。

(一)

说到吴门琴派,吴兆基先生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到今年恰好是这位吴门古琴大师吴兆基家族迁徙吴门定居一百周年,对苏州这个城市真是有特别的纪念价值。其实吴姓本来就来自吴国故地,相传泰伯就是吴姓的得姓始祖。我听到的吴门琴人弹的第一个曲子就是《忆故人》。听这首古琴曲引起的震颤和我第一次听到二胡曲《二泉映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一样的。古琴曲《忆故人》曲谱初见于1937年出版的《今虞琴刊》,为清末民初琴家彭祉卿得其父所传的乐曲,系家传秘谱。有人认为曲谱源于《神奇秘谱》(1425年)中的琴曲《山中思友人》(又名《空山忆故人》),相传是孔子想念颜回所作,也有说是东汉文学家兼琴家蔡邕所作。但这两个曲子仅仅是题材相似,却并非同一首琴曲,也不像是原曲经后人修改、加工后转化而来的,两者之间缺乏必然的音乐关联和可资佐证的史料记载。

倒是宋代词人王诜有自度曲词牌名《忆故人》:“烛影摇红向夜阑,乍酒醒、心情懒。/ 尊前谁为唱阳关,离恨天涯远。/ 无奈云沈雨散。/ 凭阑干、东风泪眼。/ 海棠开後,燕子来时,黄昏庭院。”这首小令,写的是一个女子对情郎的忆念,有典故,有幽会的情节,有难以排遣的别愁离恨、痴情苦绪,饱含哀怨和忧思。全词深情缱绻,委婉缠绵,感人至深。甚至有点情诗和艳词的意味在其中了。后由名家周邦彦“增损其词,而以首句为名,谓之《烛影摇红》”。我看到不少琴家认为《忆故人》这个曲子的创作年代大约在晚清。最新的资料上讲《忆故人》这首经典古琴曲其实是近作新曲,系清末“画坛怪杰”竹禅和尚所作。我个人也倾向于这是一首近代琴曲。从音乐结构、内在韵律和处理手法上看,是大胆汲取了民间音乐甚至西洋音乐的一些技法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忆故人》是我最喜欢的琴曲之一。曾多次现场听过成公亮演绎的《忆故人》,他对古琴音乐元素的运用,充分体现出学院派的深厚功底,表现手法经过艺术加工、处理后,细腻到极致,大大丰富了音乐内涵,其中有疼彻肺腑的追忆,也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感怀,曲调韵味浓郁,回旋反复,缠绵动人,令听者无不潸然。

记得在裴金宝家听过成公亮先生的一次琴会讨论,知道古琴音乐发展到成熟的明清时期,已从注重右手“声多韵少”转移到着重左手“吟、猱、绰、注”的“声少韵多”风格,《忆故人》就是这种“声少韵多”风格的琴曲。从音乐材料及乐曲结构上分析,它也是少见的“均衡对称”的形式。而吴门一代宗师吴兆基演奏的《忆故人》温润、幽静、细腻、绵长,触机而动,有倾诉与聆听,如空谷香兰,清幽澹逸,静谧空灵,委婉缠绵,充分体现了吴门琴人的“轻微淡远”风格。他的演绎完全远离上面词曲中所表现的个人一己私情层面,这个“故人”概念的所指与能指都发生变化了,其境界也就自然得到提升,不是专属的、特指的某一个人了(当然可以是指某一位圣贤),而是充满了追慕先贤、省思缅怀的温淳气质和高洁品格,同时又做到了哀而不伤,是中国本地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音乐艺术的有机结合体。于是,这个“故人”就有了“浮云游子”追思“落日故人”的深广情意,一种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象征意义。后来,我又听到了吴家第三代传人吴光同和第四代传人吴明涛的《忆故人》,以及吴门琴家裴金宝的演绎,基本是继承了吴兆基先生的风格,但又加入了个人的体悟,可谓一门多姿。由于我常常听裴先生的演绎,也就更有一些心得。当然,这是另外一篇文章讨论的话题了。

从一九一二年吴兰荪先生迁居苏州算起,至今已历百年。这个著名的古琴世家在苏州从落地生根到枝繁叶茂历经了四代。尤其是吴兆基先生得父吴兰荪、师吴浸阳两位大师的琴学真传,同时又转益多师,博采众长,集吴派古琴之大成,钟灵毓秀,而臻“巍巍高山”、“洋洋流水”般炉火纯青的高妙境界,其琴风气韵生动,意境高远,古朴中正,悠远清逸,一派静水流深、绵延徐逝的“国士”之风。

 

(二)

古琴界有几件大事与这个吴门家族相关,不得不再费点笔墨摘录一下,以资纪念。

1935年重九,琴家庄剑丞折简邀集苏、赣、闵、蜀各地琴友,雅集于苏州怡园坡仙琴馆。七十九岁高龄的李子昭首弹《塞上鸿》,其次吴兰荪弹《石上流泉》,郭同甫弹《平沙落雁》,彭祉卿弹《渔歌》,查阜西弹《潇湘水云》,后吴兆基弹了《阳春》,吴兆瑜弹了《渔歌》,吴兆琳弹了《普庵咒》。李翁见吴兰荪诸子女均能操缦,深感后继有人,不禁喜形于色,对吴兆基兄妹慰勉有加,乃又欣然弹《白雪》一曲,听者神往。后查阜西吹箫,庄剑丞弹琴合奏《长门怨》;查阜西与彭祉卿合奏《普庵咒》雅集自上午九时始,至下午四时,以庄剑丞奏琵琶《霓裳羽衣曲》一阙殿后,怡园主人高兴地说:怡园雅集如诗会与画会, 诗画雅集时时有之,但如今日琴会之盛,是三十年来未有的。此次怡园雅集之后,查阜西会同李子昭、周冠九、彭祉卿、吴兰荪、王寿鹤、庄剑丞诸琴家,发起创立“今虞琴社”,于1936年初春,在怡园坡仙琴馆召开今虞琴社成立大会,查阜西任社长。翌年(1937年)出版琴刊《今虞》。三十年代苏州琴会盛极一时。

古琴界对吴兆基先生的记忆,离不开这样几次音乐盛会和盛事: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举行了一场中西乐公演,吴兆基与著名的琵琶大师杨大钧、古筝家梁再平、二胡家陈振铎、箫吹奏家吴南琴及音乐家丁善德、陈又新等同台演出,他的《渔樵问答》和《潇湘水云》令观众如痴如醉。这是对旧中国音乐界的一次大检阅。一九五九年,郭沫若的大型话剧《蔡文姬》公演,吴兆基与管平湖、姚丙炎、吴景略等五位古琴大师被邀至首都北京,为该剧配奏琴曲《胡笳十八拍》并在全国文联大会堂会演,引起轰动。

上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是吴兆基古琴艺术的黄金时代。一九八三年,兆基先生参加了在京举行的全国第二届古琴打谱会,这是解放以来古琴界较大规模的全国盛会。他的《秋塞吟》《胡笳十八拍》等受到琴界好评,中央电视台为他录制了专题节目播出。一九八五年在全国第三届古琴打谱学术会上,他对古琴打谱、演奏等的真知灼见受到了古琴界的广泛关注与赞赏。一九八六年与苏州琴家叶名佩、徐忠伟及其学生裴金宝发起创办了吴门琴社。继而出版了论文集《吴门琴韵》与《吴门琴谱》,为吴门古琴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九零年先生应邀出席在成都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古琴艺术国际研讨会。会上交流论文《太极拳与古琴》(兆基先生也是一位太极拳名家),演奏了《阳春》、《渔歌》、《忆故人》------。先生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特约研究员和古琴特约教授、西安音乐学院客座古琴研究生导师。他先后在意大利、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地区举办了十几场演奏会和艺术讲座,香港艺术中心至今还保存着他演奏时的巨幅照片;他的琴曲被灌制成激光唱片和盒式带在欧洲、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地广为传播。

作为吴氏第三代、第四代传人的吴光同、吴明涛父子俩温柔敦厚,文质彬彬,一派君子家风。

记得叶明媚先生曾这样盛赞兆基先生:“吴老是少数的将今天巳沦为’器’的古琴再提升到’道’层面的琴家之一。”斯人虽逝,但雅韵永存。作为吴门保留曲目的《忆故人》,是代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琴艺术最高峰的天籁之音。在纪念吴兰荪家族涉吴一百周年的时候重新谈论这首曲子,更有一重意义。忆念故人恩德的同时,作为吴门古琴艺术的发烧友,我衷心祝愿“吴门琴韵”长盛不衰。

 

 

吴门琴家裴金宝

 

认识裴金宝先生源自两个朋友,一位是小说家鲁羊,一位是诗人郁敏。前者是南京艺术学院古琴大家成公亮先生的弟子,我曾和陈霖兄陪他去裴家修琴,也曾在裴家的雅集上听过成公亮先生以及她女儿成红雨(在德国研习竖琴)的演奏。裴先生不仅是吴门琴家,还是海内斫琴名家,过手和过眼以及修复的名琴难以计数。郁敏则是他的连襟,我们曾约了去裴家喝茶聊天,听他们全家吹箫弹琴开“家庭演奏会”。至今犹记第一次听他和鲁羊兄手挥七弦的情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李白《听蜀僧濬弹琴》)

多年前,他家住在辛庄一个叫淡埂上的市郊,那是个接到地气带院落的二层的房子,像一座世外桃源。九十年代,从他家向北走不远,还能见到田埂,是通往桑田和水稻田的。他的家总是酽酽如春,且不说在不定期的琴人雅集上,总能见到南来北往的各派琴家,就他院子里面养的花草和宠物(甚至有几只藏獒),他家收藏的古琴和琴谱,收集的明清家俱,无不独具慧眼,都让我们这些门外汉看得“眼直”和“眼热”,这些都和他的古朴和憨直相对应,都和他对艺术的痴迷相关联。走进他的家就有一种和古琴音乐相契的独特气袭,散淡,安宁,温馨。不善高谈阔论的裴老师,有时把教我女儿学琴的事忘记了,一节课不知不觉就在和我们闲谈中过去,直到他的其他学生登门打断。我们谈苏州的古镇,谈他理解和体验到的河道街巷、园林、民居、江南丝竹、古代家俱,不一而足。他讲的不是理论,全是来源于对真实生活中的思考、体悟。有人说他草根,其实比书本上的更鲜活、直观、灵动,这份生趣,却臻于真谛,至少让我这样的书呆子有耳目一新之感。而在夜深人静时听他的琴,每每让人产生“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之感,但这古老的声音又是如此的“不真实”,我确信这是来自古代中国的音声,和我们日新月异的时代相去甚远。一曲终了,我听到市郊林梢上似乎传出阵阵叹息声,“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裴老师教琴和他的老师吴兆基一样,不上大课,都是一对一、面对面、手把手的传授,这是古人的作派。对可造之材更是小心“亲炙”。他上课风格是春风薰人,从无急言厉色,讲解时比喻精到,恰当,传神,还会穿插一些小掌故,唱上几句昆剧和京剧,哼起江南丝竹的调门。他告诉我,他的女儿裴琴子小的时候,把古琴放在地上当玩具,甚至用小脚丫去拨弦,他也从无怫然之色,生怕孩子心里留下阴影,从此远离了古琴。因为他上课总是不断的表扬夸赞,孩子们对学琴也总是兴趣盎然。如果小孩子分神了,还可以暂停,先去院子里和猫啊狗啊花草啊玩上一小会儿。

我女儿的琴和鲁羊的琴都是他亲手所斫。这两把琴他常常挂在嘴上,因为鲁的琴有一股檀香味,而我家的琴则有橄榄的甜香,都是天然的。要知道,这两把琴均为杉木材的,应该也是新木头的吧。这把琴刚刚拿回家的时候,女儿弹完了琴就去楼下玩,她的小伙伴们则发现她的手每次弹完琴都是“香喷喷的”,她回家告诉我们,追根溯源,才知道香气就出自这把古琴。我家的琴龄都已十年了,但这股橄榄的甜香依然不减须臾,令人称奇。裴老师以此鼓励我家丫头,说琴也会选人哪,珍惜缘分,才能琴人相合。

他喜欢昆曲和京剧。有一年苏州承办昆曲艺术节,我帮他搞到了全部的套票,他如获至宝、喜不自禁的好笑样子记我记忆犹新。记得在冬天,他在淡埂上家中的院子里火盆中生起木炭,清茶一杯,焚香打谱,推开他院子的门走进他的琴房,有时他都浑然不觉。他师承吴门琴派,琴艺自然是古朴严谨,琴风中正平和,清微淡远。但和他的老师--吴门琴派的一代宗师吴兆基先生又有所区别,他的演绎中融入了昆曲、江南丝竹、京剧的韵味。他自己打谱的“离骚”是节奏缓慢的,而他的“普庵咒”可能又是全国琴人中弹得最快的,他的“忆故人”区别成公亮先生的悲怆沉郁而多了一份相忘于江湖的侠气与意味,他的“阳关”里有大漠边关和儿女情长的情景冲突,他的“客窗夜话”有一种水磨腔千回百转的戏剧效果,他的“秋塞吟”对苦难的认知中有一股漠视的绝然等等。因为他所演奏的古曲已不再是“僵死的音乐”和“机械的传承”,其中传达着生命痛切的质感,闪烁着鲜活的人性光芒。

我心目中真正的琴家应该是这样的。

 

 

敏捷诗千首  飘零酒一杯

——诗人、翻译家陈敬容先生逝世20周年祭

1989年底的一天,我在《文汇报》读到一则讣告:九叶诗派著名女诗人、翻译家陈敬容去世。到晚上,我反复端详这不足百字的消息,觉得越来越冷,只好蜷缩到行军床上,用被子把自己裹紧,泪水却不由自主地涌出来,难言的恩情和我的惭愧之心交织在一起……
1979年,我开始学习写诗,当时还只是一个偏僻乡村的初中生,所能读到的只能是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艾青、田间等人的诗歌。大约在这年的下半年,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两首陈敬容的诗,顿觉耳目一新。我抄录了这两首诗并立即给陈敬容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了我几首小诗请这家报纸代转。几个月后,我接到了她的回信,记得那是蓝墨水的字,写在一张便笺上,字很飘逸。她对我两首诗中的不妥之处作了订正、润色,还对诗的分行和节奏处理提出了建议。这之后我们就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我把一阶段里认为“满意”的习作,都是先寄给她征求意见,同时我也把自己对人生、社会、艺术等一些想法告诉她,无论我是多么张狂、迷茫、激愤、悲哀,她的信总是平和和舒缓的。在先生的晚年,她尤其喜欢吟诵壮阔明朗的李白和沉郁顿挫的杜甫,也许许多诗篇正应合了她一生飘零的命运。她将杜诗中歌怀李白的名句 “敏捷诗千首,漂零酒一杯”压在自己伏案写作的书桌台板下,后来我向她索要,她又手书了一幅送我。1981年我读初中时,父亲买了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给我,也许是受到先生影响,我对书中扬李贬杜的倾向很气愤,课余花了不少时间做笔记,写成了一篇近万字的 “试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文章同时寄给了外省的一家理论刊物和先生,那家刊物居然将稿子退给我们学校的领导,同时还附了编辑的一封信,大意是:该生对郭老的批评过火而且立论有失偏颇,希望加以正确引导。正因此,这件事在学校引发一场小小风波。现在想来可能会让人啼笑皆非。那时郭曾是身兼科学院长的党内大儒和权威,其党内地位可能仅次于胡乔木。我将受到的委屈去信先生,以为能得到她的理解和赞同,她的来信让我意外,“孩子:你的学养不足以支撑这样的长篇大论,…… 你的翅膀长硬了不仅仅是为了抗击暴风雨的,而是要完成那人生漫长的千万里的迁徙,去追寻那宜居的环境,完成人生的目标”,后来根据她的建议,文章改成了千字小文,并以沙鹏这个化名,投寄并发表于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广州文艺》(1982年第7 期)上。她对我的少年轻狂和妄自尊大在批评的同时总是持宽容和爱护态度的。记得我曾在信上跟她说,连臧克家这样一个二流诗人居然被一直尊封为中国最正确和最好的诗人,那还要后来的诗人们干什么?她回信说,臧克家是不是一个好诗人和你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写出了什么。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臧一直以来就是批判九叶诗人等现代派诗人们的急先锋。道不同不相与谋,她几乎很少理会和为自己辩护,足见她的厚道、清高和旷达。

先生常常给我寄书送书给我,有时她的信里还会夹寄一片银杏叶、枫叶之类,或是她自制的书签,她告诉我旅游后的收获,给我推荐一些书目等等。这期间,她寄送过我《诗刊》、《文艺报》、《世界文学》等书刊,她个人的作品集《老去的是时间》、《远帆集》、《陈敬容选集》等,还有她的译稿、译作,如波德莱尔、里尔克的译诗合集《图像与花朵》、再版的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普里什文的《太阳的宝库》等。慢慢我才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先生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及她译介的西方象征派、现代派诗人的诗作等,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记得我还收到过她寄来的各种硬面笔记簿,首页送我几句勉励性的话。在信中,她一再关照我要学好功课,不要因写诗而荒废了学业。她还专门给我父亲写信,探讨我的教育、写作等问题。这期间,我到镇上的照相店拍了一张免冠一寸照寄给她,作为交换,我也收到了她外出旅游时拍的一些照片。

1981年底,她给我介绍了在盐城师专执教的两个朋友赵毅衡、周海珍夫妇。次年夏天,我利用放暑假的时间,专程去拜访了周海珍老师(赵毅衡先生已去美留学),她在师专教法语,也从事法语诗翻译。在海珍老师那儿我读到一批新译的外国诗。敬容先生得知《诗刊》社正在办诗歌函授班后,亲自跑去给我交钱报了名,并帮我亲自选了一位辅导老师。虽然如此,我寄给她的诗稿她还是抽空一一修改后返回,有她满意的,她亲自推荐给《丑小鸭》、《星星》、《青春》等刊物。

1984年,在高中放寒假期间,我产生了一定要去北京见一见敬容先生的念头。见到敬容先生是下午二三点钟的光景,她住在宣武门西大街临街一幢居民楼的底层。她和女儿住在一起,她的房间好像是书房兼卧室,10个平方左右。我通报姓名后,她眼里闪过意外的喜悦。这是一位清癯、谦逊而又倔强的老人,眼神慈祥、明亮,在跟我谈话的间隙,则有些忧郁,显得若有所思。在她的写字桌上,堆满了书刊和信件,台板下压着一张“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的条幅,在书案上放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仪器,她介绍说是负氧离子发生器,可以清洁空气,在她吸完一根烟之后,她打开了那个仪器示范给我看。我们谈到了诗和她的九叶诗友穆旦、袁可嘉、曹辛之、唐湜、唐祈、王辛笛、杜运燮和郑敏,她从抽屉里拿出她未发表的诗稿及相册,我看到我的照片也在其中,同时也“见”到了“九叶”诗派的其他几位诗人。我们的话题涉及到诗人的品位、诗与生活的统一、古典诗歌、翻译诗歌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诗的结构和节奏感等等,她给了我一些忠告和建议。她告诫我,新作完成,不要急于出手,有时你感到满意的作品,放一放再看,可能就不一样了,这样有个距离感,一来可以重新审视、检点一下自己的创作,二是可以比较一下在大的诗歌背景下或在同代人中是否也算是出色的。她自己的新作是至少放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修改满意后再拿出来。天已完全黑下来,她坚持留我吃了便饭,我记得是小米稀饭和自己腌制的胡罗卜,有黄红颜色花纹的切面,盛放在一只漂亮碟子中。

路灯下的宣武门西大街和白天似乎完全两样了,走了一段,想回头再看看敬容先生窗口的灯光,已经无法辨别。不知道是因为刚刚离开温暖的房间,还是由于街上寒风的刺激,我的眼前一片模糊,觉得路灯光、两侧楼道的灯光和车灯光连成了一片闪烁的灯海。
1985年夏天,我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免试录取,我把这个好消息立即告诉了敬容先生,不久就收到她寄来的手书条幅“自强不息———书赠小海考入南京大学”。她在信中告诉我,原来一直担忧我的学业问题,现在才放下心来。她以自己为例,说她所掌握的英、法、俄等外语,除了早年曾在几所大学偷着旁听过,基本靠的是自学。她嘱咐我不要松懈和自满,一定要珍惜学习的机会。我在大学读书这四年中,她的身体也时好时坏,有时我去信,很久没有回音,然后在回信中告诉我病了几个月,这样往来信件频率就大大减少了。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通信大约是1988年夏秋之间,她主动来信,仅有几行,字迹很大,比较潦草,问我最近写些什么,是否仍然坚持一天写一首诗,使我赧然。我去信并附寄了我的一些新写的诗,但从此就再也没能收到她的回信了。后来我得知,敬容先生已经病魔缠身,加上生活的一些打击,她已丧失了抒写的能力与意志。这样一个志趣高洁的人,这样一个清贫自守的人,这样一个乐观地与命运抗争的人,在1989年的冬天,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女诗人和翻译家,仅仅因为一场小小的感冒得不到及时治疗引发了肺炎,而被夺去了生命。

 

 

         

 

贾梦玮作品

 

贾梦玮,贾梦玮,1968年生,江苏东台人,中国作协会员。1997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曾在学校、机关、企业工作过。1997年后历任《钟山》编辑、主编助理、副主编、执行主编。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江苏省作协理事。发表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几百万字。出版散文随笔集《红颜挽歌》、《往日庭院》。

 

 

布 鞋

 

如今住在城里,每天回到家中,我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换鞋,换上布鞋,换上妈妈亲手做的布鞋。白的千层底,黑的鞋面鞋帮,白是纯白,黑是全黑,不事雕琢,不加修饰;软和,抱脚,透气,脚又成了我的脚,我又成了我。场面上,我们都穿着皮鞋,走起路来咯登咯登的,气派,光彩。但是否舒服,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现在有不少人开始放下架子,穿布鞋了,布鞋店的生意开始红火起来。但鞋店里卖的布鞋是机器生产出来的,看着那千“鞋”一律的呆头呆脑的模样,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妈做的布鞋,只只有个性,双双有灵气,穿着妈妈亲手做的布鞋,我心里才觉得安妥。

妈妈做布鞋的工序流程我是极熟悉的。先是收集零碎的布块,实际上是将不能再穿的衣服剪成块块,将它们洗净晾干;然后将它们一层一层地糊起来,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做成浆布;再依照鞋底、鞋帮的纸样将大块的浆布剪开。接下来就是做鞋底、鞋面。将剪好的做鞋底的浆布叠到约一寸后,用崭新的白棉布上下盖面,嵌边,再把整个的鞋底用密密的针线缝订。鞋面上罩黑棉布,白棉布走边。最后是上帮,一双布鞋便做成了。工具也极简单:针、线、针箍儿、针夹子。针箍儿像戒指一样戴在手指上,上面布满小圆坑,因为鞋底比较厚,几乎每一针都要借助它抵住针屁股将针顶进去,然后再用针夹夹着针的另一端,连着线拔出。针针如此,千针万针如此。针有时会涩在鞋底的布叶中,妈妈间歇地会将针在头皮上擦一下,大概是因为头上有油脂,能使针更加润滑。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话也适用于布鞋。跟做劳斯莱斯汽车一样,做鞋也需要模型。脚有长短、肥瘦、厚薄,有各样的形状,每个人的左右脚又都不完全一样,因此需要各种鞋样。我妈有一本毛选,里面夹满纸鞋样,毛选已经磨得不成样子了,鞋样依旧平整鲜亮。这些鞋样有的是继承别人的,有的却是我妈的创作。当然,这里面为我创作的最多,从我一生下来一直到我的大脚成形的鞋样都还保存着,有单鞋的,也有棉鞋的,单鞋有方口的也有圆口的,棉鞋有系带的也有不系带的。从妈妈的鞋样,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我成长的“足迹”。雨天或农闲时,村里的妇女经常来向我妈取样,请教,切磋。对于农村妇女来说,针线活做得如何,关系重大,而做鞋是重中之重。鞋底的针脚既要密,又要均匀。上鞋帮更有考究,既要平整又要抱脚,后跟既不能太陡又不能太缓,太陡了不好穿,太缓了不跟脚。我妈妈、奶奶、姑姑都是远近闻名的做鞋高手。跟我妈切磋得最多的当然是我奶奶。作为婆婆,对儿媳的手艺自然要评点指教一番,但奶奶对妈妈手艺的嘉许以及其他种种复杂微妙的心理,我是早就从奶奶的表情中看透了的,据说,我奶奶当初选我妈做儿媳时,先看的是我妈做的鞋然后才是人。如今,90多岁的奶奶已经没有做布鞋的精力,但摩娑着妈妈给我做的布鞋,她还是免不了要指点两句。在我的印象里,不管奶奶说得对不对,妈妈总是抿嘴微笑的。

下雨天,门外挂着雨帘,或是夜晚,外面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昏黄的油灯下,妈妈一手拿着雪白的鞋底,一手捏着针,针引着线,线牵着鞋底。妈妈微微侧过头,油黑乌亮的发辫垂挂一边,然后将针呈约15度左右的角在头皮上擦一下,又擦一下:这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熟悉的风景。从前每次过年,妈妈都要为我做一双新的布鞋,黑白分明的布鞋成了过年的标志之一;不只是我有,爸爸和弟弟都会有一双,都是妈妈亲手做的。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像许多从小只能穿布鞋的农村小孩一样,我对布鞋是很不以为然的,我羡慕的是穿皮鞋、球鞋甚至胶鞋的小孩。但是妈妈没钱给我买鞋,她只能给我做,千千针,万万线。后来我出外工作,妈妈每年仍然要为我做一双布鞋,虽然布鞋店里有的是布鞋卖。我的脚现在是44码,要将这样大的鞋做好,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家昏黄的油灯下,瘦小的妈妈拿着给我做的布鞋――用她的话说,简直像抱着一条小船――她必定还是像过去一样习惯性地微微侧过头,将针在头上擦一下,又擦一下,只是,妈妈的头发已经不再丰盛乌黑。

妈妈60多岁的人了,眼神精力都渐渐不济。今年,我几次给家里写信,让妈妈多为我做几双布鞋,单鞋、棉鞋都要。妈妈觉得还能再为儿子做点事情,自然很高兴。在这一点上,她是不明白我这做儿子的心思的:我是想趁她还能做鞋的时候,为我多做几双存着,留着以后慢慢穿。我这自私的儿呀!

 

此岸

 

人生都是单程之旅,没有返程票可买,因为根本就没有返程车。人无贵贱,我们手里捏着的都是单程票,乘的都是同一方向的车,进行的都是人生的单程之旅。也有乘客连单程的旅途劳顿都受不了,选择了中途下车,中途也就成了终点,没有补票上车的可能。

活在此岸,免不了的,都会想象离开此岸后的去处,也就是彼岸。因为此岸总不尽如人意(此乃天意?),所以人在此岸想象、创造的彼岸总是美好的。但因为彼岸往往不能落实,身在此岸的人一边想象着彼岸,一边又总是留恋着此岸。

人在旅途,碰巧经历的一些场景总难忘怀。我与场景中的人素不相识,也许是因为我对这些场景的敏感,它们才在我的记忆中逗留?

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多古罗马遗迹,而且因为它曾是教皇城,街巷到处是宗教题材的建筑、雕塑;站在庞大森严的教堂宫旁,更是不禁起此岸、彼岸之思。

我到达阿维尼翁已近黄昏,中世纪建起来的城池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中。入住城中一家古老的小旅馆,推开二楼房间的窗户,隔了一条巷子,正对着对面小教堂的花窗,花窗上也是圣母圣子图。我放下行李,匆匆往教皇宫走。

阿维尼翁靠近地中海,往南走约85公里,就是法国南方的海港城市马赛,正处在连接法国南方和北方的要道上;陆路往来意大利(亚平宁半岛)和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也要经过阿维尼翁,所以也是法国南部东西方向交通线上的一个重镇,自古以来就是繁华之地。13世纪末,随着“人”的觉醒,罗马政教各派别之间、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1309年,在法王腓力四世的支持和安排下,教皇克雷芒五世决定从罗马迁居到阿维尼翁,实际上受法王节制。宗教看起来管的是从此岸渡往彼岸之事,因此不可能脱得了与此岸的干系,或明或暗的与此岸矛盾着。不管如何,阿维尼翁由于教皇和教廷的入住,成为了教徒们朝拜的圣地。直至1377年,教皇格雷戈里一世将教廷重新迁回罗马,但阿维尼翁仍属教皇的领地。直到1792年,法国在完成了大革命以后才重新将其收回。

教皇宫建在城北的高岩石山上,城堡样式,古朴而凝重、高耸森凛。广场上既有圣母像也有基督受难像。我到达广场时,教皇城大门已关,夕阳尚有一抹余辉,教皇宫里面的一切给我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资料显示,1309年至1377年这60多年近70年的时间里共有7位教皇在这里居住。教皇宫总面积1.5万平方米,由旧宫和新宫连接而成,两者风格迥然不同。教皇宫带8座塔楼,内部似一座迷宫,大殿小厅相连,廊道迂迦曲折。当年的主教官邸,现在叫小宫博物馆,以历代教皇私人收藏祭坛画为主,收藏的画作均以圣经为题材,其中又以圣母圣婴图的收藏最具特色。教皇当年曾邀请了众多的意大利画家来阿维尼翁教皇城创作宗教题材作品,由于受到了意大利画派和佛兰芒艺术的影响,形成了有名的阿维尼翁画派。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波提切利所画的圣母与圣婴图,我曾经在一本画册上见过。画家笔下的圣母将圣子搂在胸前,其气韵已有别于正统的中世纪宗教画。按照中世纪画家们的画法,圣母通常都是一派圣洁,小耶稣当然也不同于平常小孩,母子之间并无世俗情感的交流。虽然碍于天主教宗教画的规范,这个时期宗教画的主角们仍都必须同时正视前方,表达伟大的意志和超逾世俗的爱;但在这幅画中,波提切利在构图上大胆地突破其他画家谨守的规范,以现实生活中母亲与孩子的动作来安排画面,企图表达婴儿依偎母亲的感觉,同时细腻地描绘母亲怀抱爱儿的手部动作。世俗情感当然有这巨大的吸引力。

我站在教堂宫前面椭圆形的广场上,遥想着宫内的一切,和当年教皇驻荜阿维尼翁时的情景,揣摩着西方古典主义向人文主义过渡的意蕴……

广场左手的山坡上有一修道院,尚在使用中,大铁栅栏门高高关闭着。夕阳的一抹余辉中,透过栅栏门,我看见一年轻的修女,白衣白帽,正从山坡飘飘走下来。栅栏门外,一法国男青年推着自行车,手拿两根法国长棍面包正在门外候着。修女开了锁,两扇门只错开了一些,男青年将面包递进去,门随即关闭,上锁。隔着门,门内的修女和门外的男青年简单地说了几句什么,因为隔了一段距离,我听不请他们说的内容,但我能感受到那气氛,没有缠绵悱恻,没有怨,也没有依依惜别。修女转身往山坡上走,回修道院。不知为什么,我希望她也许能回回头,哪怕只是回头看那男青年一眼。但是没有,直至黄昏里那个白点在修道院的一道小门里消失,她始终没有。男青年一直等那白点最终消失,才骑上自行车,离开。

那男青年是修女的哥哥,或者她以前的男友?也许是她突然想念她曾经和他一起吃过的某家面包店的面包,因此让他去买了送来?或者她的父母只是托作为邻居的他顺路将她要的面包带来,并无隐情?修女进入修道院后经过三次发愿,即将自己完全献给上帝,绝财、绝色、决意,究竟是何机缘使她发愿进入修道院?对这些问题我只能疑问,没法深究。

回到旅馆,对面小教堂的花窗已经被教堂内的灯光照亮,温暖而神秘。我躺在旅馆的床上,安稳,静谧,还有一丝丝淡淡的感伤。

阿维尼翁之有名还因为一首老歌《在阿维尼翁桥上》,它唱道:“在阿维尼翁桥上,人们跳舞,在阿维尼翁桥上,人们围成圆圈跳舞……”阿维尼翁城建在著名的罗纳河边,河水汤汤,阻断了此岸、彼岸。传说,800多年前,15岁的牧羊少年贝内泽受到神灵启示,决定在罗纳河上建一座桥,沟通两岸。他独自一人将一块巨石搬到河边,确定了建桥的位置。当地民众在他的率领下,历时8年,终于将大桥建成,被人唤做“贝内泽桥”。在很长的时间里,这座桥都是罗纳河下游唯一的桥,无数的朝圣者及商务人士都是通过它往来于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大桥原长900多米,有22个拱孔,是欧洲中世纪建筑的杰作。不过,大桥建成后曾多次被洪水冲垮,又多次重修,直到17世纪,人才决定放弃这种努力。如今的贝内泽桥是一座仅余4个拱孔的断桥,古老而残缺,作为一处受保护的古迹,供人们凭吊和遐想。我们已经不可能通过它从此岸渡往彼岸。不过,人们永远不会放弃这种努力,比如重新选址造一座新桥;比如梦想、宗教,也许能充当这样一座桥。

 

南京自古佛寺众多,有的历经劫难,依然能香火重续,比如今日的鸡鸣寺、栖霞寺等,仍是香火旺盛,声名远播。江北的兜率寺历史上也是金陵名寺之一,而且特色鲜明,但是今天知道它、拜访过它的人少了。我也是偶然听朋友说起,才动了去看看的念头。车过了长江大桥,到了浦口,进山弯弯曲曲转了好一阵,下了车步行一会儿才来到兜率寺跟前。要不是来过的朋友做向导,实在是很难找到这里。而如今香火鼎盛的寺庙,无不门前熙熙攘攘,求菩萨烧香的,小商小贩,算命打卦的,甚至达官贵人,各求各的。

兜率寺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老山西华峰下,初为“狮子岭道场”,后改名为兜率寺。“兜率”二字出自佛经“兜率天”,“兜率”乃佛家梵语,也作“兜术”、“兜率陀”、“都吏多”等,意谓“知足”、“喜足”、“妙足”、“上足”等,即“受乐知足而生喜是心也”。兜率寺始建之初就不筑围墙、不设山门、不建大殿,以藏经楼为主体的一些建筑设施,也基本不加雕饰。它以藏经、讲经为主旨,以超度众生为己任,不化缘,自给自足,始终保持经院式寺庙的特色。

文革后,为振兴兜率寺,功德最大的是圆霖法师。兜率寺所到之处,多佛教题材的绘像、壁画,和佛经、佛语的书法,大都是住持圆霖法师亲历而为,书法多得弘一大师书法意态,几可乱真。法师担任兜率寺住持以来,佛事之余,每日坚持写字作画,都是佛教题材。栖霞寺、鸡鸣寺、泰山庙等寺院均藏有他的墨宝。上海画报出版社还出版有《山僧圆霖书画集》。有慕名而来的信众、居士,包括香港、台湾及美国等地的佛教界人士,每有求其书画者,法师都不辞辛劳,尽量满足所请所求。我的好几位朋友,手上都藏有圆霖法师的书画,可见其作品数量之巨。

我去兜率寺时,圆霖法师圆寂不久,南京佛教界及多方僧徒、信众刚刚为其举行了遗体入龛仪式。

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都走到佛殿的房檐下,预备避雨。站了一会儿,我注意到,佛殿里面的蒲团上有一女性正在打坐,观其穿着打扮,应是俗世之人。

雨淅淅沥沥下下来……这时候,那打坐的妇人突然开声说话,我一下子没听清,她大概是唤谁的乳名:“xx,下雨了,去把窗户关上!”那语气就是平常人家的大人吩咐自家的小孩做事。一个小男孩的声音答应一声从另一边的里间走出来,先是关了几扇原先敞开的窗户,然后走到佛像前的供案边,走到明亮处——原来是一小和尚,大概七八岁的样子,天庭饱满,面容白皙祥和。 穿一身灰色僧服,头上戒疤尚新。他对着菩萨熟练、自然地双手合十,然后擦拭案几,点烛焚香,对于站在房檐下躲雨的众人并不在意,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后来雨下得时间长了,实在闲得无事,终于有人向寺里的义工打听小和尚和那打坐妇人的事情。原来真是母子,正是母亲亲自将自己的儿子送来做了和尚;但因为儿子年纪尚小,寺里要求做妈的先留在寺里照应儿子一段时间,其他的隐情与细节不得而知。那母亲似乎并不缺钱,并非养不起儿子才将他送来寺中。对于特别看重传宗接代的中国人来说,在物质生活无虞、自己的孩子还不懂事的情况下,就把他送来为僧,而且是早早就让他剃度了,这与信仰有关,或者另有隐情?肤发是父母所赠,剃发就是绝意于父母,自古就是大事。那小和尚的父亲呢?父母离了,或者父亲已经不在人世?或者那妇人受了大的伤害和刺激,因此机缘,对俗世和异性彻底决意?或者就模糊地说一句:因为慧根,母子二人的慧根?等到儿子可以脱手,做母亲的也要削发为尼吗?或者她仍回世俗生活,偶尔来看看那小和尚一天天长大……

雨终于停了,已到午饭时间,寺里的和在此逗留的都可以在此免费吃饭。那打坐的妇人终于从里面走出来:年纪尚轻,气质不俗,且并无悲切之色;相反地倒有些喜气,就像是儿子刚刚考上了大学。

圆霖法师的法位上有老法师的像片,照片尚新,满面慈悲,音容笑貌宛在。听说,是他亲自为小和尚剃度……

葛仙山是武夷山的支脉,位于江西省铅山县中部;因晋代著名道士葛玄曾在此炼丹传教,遂被后人称为葛仙山,是名闻赣、闽、浙的道教圣地,历代建有庙观,且累毁累建。如今的道观葛仙祠为1929年民国时重建建,坐落在葛仙山最高峰香炉峰上,那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道教为完全中国本土宗教,起源于鬼神崇拜,已有1900多年历史。“道”是最高信仰,“神仙”是其核心内容,丹道法术是其修炼途径,终极目标是得道成仙,走向极乐世界。

我们一行人是从山脚下一路登上葛仙山顶的。葛仙山海拔一千多米,从山脚走到顶峰大概要走15华里,因为山势陡峭,走起来并不轻松。好在移步换景,山中云雾缭绕,四面山峦叠翠,时隐时现,一步一步登上山顶,时有登临仙境之感。

天下名山僧占多,大概也是因为名山风景异美,远离俗世烟火之故。终于到达山门,见上面大书“三清在即”四字。特别之处在于,葛仙祠现与另一佛教寺庙慈济寺同处一地,两家的建筑已交错在一起,形成一山两教、道释共处的独特景象,各拜各的神,各升各的天。我们一路走过寺和观的殿与楼,大家由着各自的兴趣,走走停停。

我离开众人,独自往最高处走去,逐渐地看不到一个人影。我走出云雾,走到一处叫“飞升台”的地方。飞升台在葛仙殿东北舍身崖上,传说此处为当年葛仙最终羽化升仙之地。此刻,我在升仙台上,正可以纵览周围九条山脉“九龙贯顶”的奇观。山风习习,四周一览无余。

远远的,看到一年轻道士,道帽道服,衣缺飘飘,正拿着手机打电话。升仙台上只有我和他二人,出奇的静。稍稍走近,不但可以听到道士的声音,也可以听到电话里传出的年轻女孩的声音。年轻道士用企盼的声音说:“快放暑假了,你来看看我!”话筒里的女声颤颤地说:“这次放暑假我要去外地实习,不能来看你了。”道士仍在坚持:“你抽时间来看看我!”话筒里的女声静了一会儿,虽无奈但颇坚决地说:“我以后再不能来看你了。”接下来就没了任何声音……我猛地看到,年轻道士已是满面泪水,如玻璃渣子般,在太阳底下闪着晶莹而刺目的光……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终于将这三个我亲身经历的情景写下来。我没有探究秘密的好奇,但多年以来,法国阿维尼翁修道院门里门外的男女,南京江北兜率寺的母子,江西葛仙山顶的年轻道士和他电话里的那个女孩,真的无数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有时甚至到了让我神思恍惚的地步。此岸、彼岸,我牵挂他们,也是牵挂我自己。

 

南京的赛珍珠

 

 

要寻访赛珍珠在中国的足迹,南京是最好的去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南京是出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城市——赛珍珠在南京生活了近十五年,她一生中创作的的绝大多数作品,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不仅以中国为题材,而且都是在南京的一座小楼上写成。因为政治的原因,赛珍珠的评价起起落落;但现实证明,赛珍珠的影响力是政治所无法左右的。如今,赛珍珠生活过的江苏镇江、南京,江西庐山和安徽宿州四地都建立了赛珍珠纪念馆。今年是赛珍珠诞辰120周年,适逢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按原貌恢复,对外开放。

现今的南京大学北园的围墙是后砌的,赛珍珠故居正好在西墙根,地处偏僻。这座小洋楼座西朝东(暗合了赛珍珠这位西人对东方中国的态度),两层,砖混结构,坡屋顶,屋顶有老虎窗,建有阁楼和地下室。大门入口处有门廊,由四根西方古典风格的圆柱支撑。为纪念她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南京大学曾于2000年5月正式给赛珍珠故居挂牌,赛珍珠国际基金会主任梅瑞狄斯·理查森女士、赛珍珠母校——美国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院长夫妇率领的十五人师生代表团也出席了揭牌典礼。曾经的小铜牌挂在赛珍珠故居大门上方,黑色的字简略写着这样几行:“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CK 1892-1973)1919年至1934年居住于此,时任金陵大学英语教师,并著有《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母亲》、传记《异邦客》、《战斗的天使》,译作《四海之内皆兄弟》(《水浒传》),于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很长时间,这里是南京大学产业办公室,现已撤出,原来的小铜牌也撤下,换上了“赛珍珠纪念馆”匾额,从地下室到阁楼共四层,也基本按原样恢复。正是在这所洋房里,赛珍珠和她的丈夫布克(也译为卜凯,时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赛珍珠时任金陵大学外文系教授)带着他们的女儿度过了十多年的时光,也就是在这所房子里,赛珍珠写出了她的处女作《放逐》和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等众多作品。

作为作家的赛珍珠,是中美文化交融的产物,是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直接结果。赛珍珠的父母在中国传教多年,但生了两个孩子都夭折了,因此后来回美国生下了赛珍珠。赛珍珠的英文名字为Pearl Sydenstricker Buck,中文名“赛珍珠”为英文名的音译加意译:“赛”来自她的家姓Sydenstricker(她父亲的中文名为赛兆祥),Pearl为“珍珠”,而Buck为她的夫姓。我过去文章中以讹传讹说赛珍珠因慕名妓赛金花之名而取名赛珍珠,实在是很低级的错误。

赛珍珠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外祖父母家,4个月时就被任在华长老会传教士的父母带到了中国清江浦(今江苏淮安)。1896年随父母移居镇江,后来就在中国接受教育,先后在镇江市私立女子中学(今镇江第二中学)和上海读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中文为她的母语之一。17岁时赛珍珠回到美国,进入弗吉尼亚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学习心理学,毕业后又回到中国,任教于母校——镇江崇实女子学校。1917年春天,与美国农艺师约翰·布克(John Buck)结婚。之后,夫妇俩去安徽宿县工作,做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赛珍珠由此积累了不少她后来小说的写作素材。1921年下半年,赛珍珠随丈夫布克长住南京,共同受聘于美国教会所办的金陵大学,住平仓巷3号,一幢单门独院的小楼,也就是现在的赛珍珠故居。当时这所房子大概是教会的房产,因他们夫妇到金大任教而分给他们居住。布克是一位农学家,教授农业技术和农场管理的课程,创办了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并任系主任,因出版《中国农家经济》等书而被视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外语系任教,并在东南大学等校兼职。徐志摩、梅兰芳、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客。和赛珍珠一起在东南大学兼课的梁实秋曾在文章中回忆说:“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位好的教师。听说她的婚姻不大美满,和她丈夫不大和谐。她于一八九二年生,当时她大概是三十六岁的样子。我的印象,她是典型的美国中年妇人,肥壮结实,露在外面的一段胳臂相当粗圆,面团团而端庄。”梁实秋的外貌描写,赛珍珠那时的照片可印证。

生活安定下来后,大概从1922年起,赛珍珠也就是布克夫人一边做着家庭主妇(据说她连缝纫和烹调也常常是亲自动手的)一边教课,其余的时间大多用来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断断续续用了五年的时间,赛珍珠将中国名著《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她也成为《水浒传》的第一个西方全译本的译者。赛珍珠通晓汉语,对中国小说有着极高的评价。她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致谢词便是以《中国小说》为题的,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

赛珍珠写作大多在阁楼上,窗户正对着紫金山(钟山),那时南京还没有高层建筑,因此她写作时总是面对南京这座最高最美的山,远远地看着它思考或者发呆。这所房子除了主楼梯以外,还有一副楼梯,赛珍珠夜里写作时间长,肚子饿了,从阁楼可以走副楼梯直达一楼的厨房找吃的东西,而不影响在二楼休息的丈夫和女儿。房子的一楼原来还留着中国式的猫洞,赛珍珠家当时可能还养着猫。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生活想必是充实和温馨的,否则无法写出那么大量的作品。1933年11月28日,中国作家兼翻译家章伯雨曾来拜访赛珍珠,后来写成《勃克夫人访问记》(勃克即布克,作者注),文中较详细地记载了见到赛珍珠以及这所房子的情况。那是一个连绵阴雨后的爽晴天,“在夕阳渲染的整个西天通红的下午,我独个儿携着一封译过她的《青年革命家》的我的介绍信,站在一座因为生了白蚁而在大加修理的,还有两个油漆匠在户外修饰窗棂的精美洋房前。”但当时赛珍珠不在家,她家的女佣说女主人每天上午在楼上写作,什么人也不准上楼,外出办事、访友通常在下午。章伯雨正要离去时,赛珍珠正好回来了,“一个戴着宽边帽子,穿着一件夹大衣的看来不过三十左右的西洋少妇模样的女人慢步地走来……”当章伯雨自我介绍后,赛珍珠“亲切而愉悦地”接待了他,并将他引进会客室,“这间精致的会客室,里边四周围的书架上摆满了很整齐的硬皮书籍,壁上挂着几幅中国画,一个靠在烛台下的桌上排列着一堆大的小的各种颜色的印章,她请我坐下后便在我对面的一张椅上坐下,这里的温暖好似四月天气,是沿着四面墙壁上爬伏着的热水汀发出的暖气。她已脱去大衣和帽子,她更显着不如我想象的那样苍老,虽然她已是过了四十岁的人,但年岁好像并没有折磨了她的使我惊奇的美丽容貌,而且从她幽静的态度和从容的谈吐中增加了我认为她是真实的具有东方女性的性情的心理。”章伯雨的文字虽然现在读起来不怎么顺当,欧化得厉害,但她对赛珍珠和她的住所感觉是相当好的,这仍然可以从他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出来。

在这样的氛围里,赛珍珠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尤其以反映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闻名于世。其中的《大地》1932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在授予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时,盛赞她通过自己质地精良的文学著作,使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尊重,这些作品还赋予西方人一种中国精神和弥足珍贵的思想情感,“正是这样的情感,才把人作为人类而在地球上连接在一起。”

传闻与赛珍珠有恋情的徐志摩也曾到这所房子里拜访她。如果确有此事,初次拜访应该是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为其担任翻译,在南京一次欢迎泰戈尔的宴会上,赛珍珠与徐志摩相识并开始他们的交往,后来徐志摩曾到赛珍珠家中做客。关于这段交往,传说赛珍珠生前曾透露给她的两位好友莎拉·布顿和诺拉·史迪琳。赛珍珠去世后,她们公布了这段“风流韵事”。莎拉说:“赛珍珠有个中国情人,这就是有中国拜伦之称的徐志摩。”诺拉写的《赛珍珠传》更是将赛珍珠和徐志摩之间的交往大加渲染。事实究竟怎样,当事人生前并未明确说及,其他人也就只好猜想和揣摩了。

这里是赛珍珠在南京的家,在这座房子里,赛珍珠酸甜苦辣的滋味算是都尝到了。既有写作的巨大成功(名利双收),和家庭的温馨安逸;也有生活的苦涩与家庭的阴影。布克夫妇唯一的女儿年龄稍长发现患有智障,回美国后过早地去世了。婚姻也遇到麻烦,原来只是传闻,后来终于走到了尽头。出版商、约翰·戴公司总经理、《亚细亚》杂志主编理查·沃尔什是赛珍珠作品的发现者和主要出版者,市场的成功,不仅让赛珍珠和出版商声誉日隆,也创造了丰厚的利润,给作者带来的巨大的版税收入。沃尔什也利用各种机会来南京与赛珍珠相聚,也许是因为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利益,赛珍珠最终决定放弃布克,与沃尔什结婚。1934年,布克不得不同意离婚。1935年赛珍珠回国,与沃尔什结婚,并进入约翰·戴公司任编辑。以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庄里从事写作。对赛珍珠的婚变,人们有褒有贬,不过,还是那句话,爱情婚姻中的奥妙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别人只能是猜测和想象;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次她永远离开了她深爱着的中国,永远离开了这所房子,她的家。

赛珍珠故居称得上是一所名宅,当时应该也是南京比较好的房子。除赛珍珠外,不少重要人物曾在这里居住。1929年6月,国民政府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赛珍珠曾在家中腾出地方,供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博士和为孙中山遗体作防腐处理的泰勒博士住宿。1937年南京沦陷后,其时赛珍珠已回国,布克教授大概也已不在这儿居住,住在这里的事富有正义感的几位美国友人,如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史密斯博士,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北方长老会的米尔斯牧师等,这几位当时都是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拉贝日记》一书中,可以看到不少这几位写的报告和信件上均注有“南京平仓巷3号”的字样,指的就是赛珍珠的这所房子。居住在这里的几位美国人是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主席拉贝最重要的合作者,拉贝称这里是“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的“智囊团”。《拉贝日记》多次提到这个地方,据其记载,1938年1月23日,拉贝曾来这里庆祝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总干事菲奇先生的55岁生日,日记里这样道:“我送给菲奇先生的是两只活鸭。但是他们很瘦,可怜的家禽已经很久没有进过食了。”鸭子是南京人主要的肉食,当时已经成为亡国奴的南京普通百姓,“很瘦”的鸭子也是吃不上的。

赛珍珠后来回忆南京的生活仍充满留恋之情:“在这里,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我住在南京的一所旧砖瓦房里,房子四周是我喜欢的大花园。在那里,我种树栽花,我丈夫培植蔬菜。我们在花园里,夏天在这里进餐,朋友们带着孩子同我们一起在这里游憩。”(这里所说的“旧砖瓦房”应该不是现存的这所洋房。1927年3月,国民军入南京,赛珍珠一家为避战火离开南京,一年以后回来,住房被大火烧毁,这被烧毁的房子可能就是“旧砖瓦房”。)一直到死,赛珍珠也无法将中国忘怀,对她来说,中国的许多地方都让她有家的感觉,而在美国她却有种离家的失落感。虽然,在西方人的眼中,赛珍珠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中国文化的深刻同情者和积极译介者,被奉为中国问题的“唯一权威”和“中国人的第一位美国朋友”,但作为一个作家,赛珍珠的双重身份是很尴尬的,身为一个美国人,住在西式的房子里,所写的却大都是中国的人和事,她因此长期被中美两国的文学史排斥在外——何止是排斥,这位要用写作的方式来报答中国的美国女人在中国这里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的却是恶毒的待遇。要恶毒地对待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党派的观点党派的需要去理解和利用一个人。在中国国民党那里,赛珍珠没好果子吃。她赞扬过蒋介石,但对国民党政府她也有自己的看法。1938年她在哥本哈根接受记者采访,当有记者问到中国的前途时,“她指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和平的唯一希望,但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由于她的言论,中国国民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她的诺贝尔授奖仪式。中国文艺界的极左人士称她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对赛珍珠与中国人民的特殊友谊毫不理会,对她为改变西方人头脑中的关于中国支离破碎的印象而用写作做出的重大贡献,对她在作品中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抗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对她在其主编的《亚洲》杂志上刊登斯诺描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纪实《西行漫记》等,也是只字未提。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个月后,赛珍珠也向新闻媒体宣布自己即将访华。但就在1972年5月17日,赛珍珠80岁生日前夕,中国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给她发来了一封简短的信:“亲爱的柏尔·布克夫人:来信收悉。由于你长期以来在著作中丑化、中伤和诽谤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我受权通知你,不能接受你的访华要求。”信使礼貌严谨的外交辞令,内涵的冷淡与排斥让人心生寒意,没人知道赛珍珠看到这封信的确切感受。不到十个月,赛珍珠就带着深深的遗憾与世长辞。她病逝后,按其遗愿,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 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悼词中称赞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人。”虽然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才逐渐对赛珍珠有了比较公允的评价,但对赛珍珠在中国的遭遇的反思我觉得还远远不够。那个曾经住在这所房子里的美国妇人,不少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不过还是关于她和徐志摩恋情的传闻以及她与林语堂之间的版税争端。

令人欣慰的是,南京大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建起了中国最早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进行着赛珍珠未竟的事业。1998年10月17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南京大学并接受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次日上午曾专门参观了赛珍珠故居,表达对这位以中国社会为作品主要内容的作家的怀念。他告诉中国朋友,像千千万万美国人一样,他当初对中国的了解,以至后来对中国产生爱慕之情,就是受赛珍珠的影响,这些都是从读她的小说开始的。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杰姆斯·C·汤姆森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在她(赛珍珠)40年异乎寻常的多产的作家生涯里,赛珍珠赢得了千百万忠实的美国及外国读者。她向美国提供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生动形象,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政治气候在不停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看待中国人。”“赛珍珠对美中两国最大的功绩还是她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创造了一个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良好信念。”

现在这座房子周围的形势,与赛珍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此居住时的情形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如果赛珍珠的魂灵能渡过大洋来南京,即使没有路牌指引,她也能找来这里——那个穿着夹大衣的布克夫人又站在这门前:这样的画面一晃已经过去了将近八十年。

 

 

 

 往  日  情  感

 

 

两 小 有 猜

男女配对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会觉得异样,即使是“少年夫妻”也是如此。人们常说: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这种“寻找”事实上早早地就开始了。同事的女儿小莹刚上小学二年级,她有一次很认真地告诉我:“我现在觉得我们班李大伟比钱振钟好,我决定以后还是嫁给李大伟。”其他人都觉得好笑,我从中感觉到的却是人生的郑重与庄严。

不仅是自己观察选择,更多地是给同伴同学配对。儿童时做游戏,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给同伴同学配老婆配老公,男的绝不可能配给男的女的绝对不可能配给女的,绝对的阴阳平衡,不像有些成年人还搞什么同性恋。而且遵守游戏规则,谁的就是谁的,不会同时有两个,绝对的一夫一妻。“夫妻”之间也有夫妻意识,我是谁的谁是我的,分得很清楚。这样一来,就免不了吃醋的事,人家说“两小无猜”,实际上是“两小有猜”。而且知道害羞,见了自己的那一位,有时忽然脸就红了……这种夫妻关系当然也不稳固,一年级时是这一位,到了二年级时也可能换成了另一位,去了穿红的,又来了穿绿的。好在这种婚姻关系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实在内容,只是觉得女的应该配一个男的,男的应该配一个女的。

我的“少年婚姻”算得上天长地久,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我初中毕业。她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的同桌,印象里总是扎一根红头绳儿。虽然后来不同桌,后来又不同班,再后来连级都不同了(她因为成绩好跳了一级),但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一直保持着。我和红头绳儿有一次也差点儿掰了,是因为我充男子汉,带着一群女同学去一个隐秘的地方拔茅针,忘了带她。回来后,她当着好多人的面对我一跺脚,恶狠狠地对我说:“我不嫁给你了!”我心里当时想:这下完了。后来倒是没完,因为小伙伴们仍旧认为她是我的,她也就顺其自然,不再重申不嫁给我;虽然我们连手都没拉过,但我们心里一直都那么认为着。原来她在气头上,说的也只是气话。

后来我因家境贫寒辍学,她继续上高中大学,我们的“关系”也就自然了结,虽然“我不嫁给你了”之类的话她是一句也没说。没了小伙伴们的舆论支持,我们便什么也不是。我的那帮同学,不久就将红头绳儿“许配”了他人;我听说了此事,当时怅怅了好久。不过,我们配对的“少年夫妻”后来好象没有一对是成了的,我心中早就释然了。

红头绳儿后来嫁的是同事,如今她的女儿已经扎起红头绳儿,满地跑了。

 

 

男儿有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人这么说,女人也这么说。男人这么说是一种自我鞭策,自我约束;女人这么说就是一种要求。如果是对已经哭出来的男人这么说,那就明显地带着责备甚至蔑视的意思。男人就等于坚强,不哭不泣,似乎成了男人的本质属性之一,男子汉,哪能哭哭啼啼?男人天生比女人少一种宣泄感情的方式,绝大多数男子汉们对此都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读小学之前,由于没有太多的舆论压力,准男子汉们是免不了哭鼻子的,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每当此时,妈妈总是慈爱地摸着我的头说:“男子汉,哪有哭鼻子的,人家笑话呢。”在妈妈面前,其他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撒泼耍赖,唯独这该死的“哭”,我十分顾忌。不管当时如何伤心,怎么委屈,多么想一哭为快,我都赶紧擦掉眼泪,皱起眉头,强作坚强状。在我的印象里,我从上小学到现在,在二十几年的男子汉生涯中,似乎就哭一两次。

好像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我在课堂上站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后桌一个调皮的女生趁机偷偷地将我的凳子挪到了一边。回答完问题,我一屁股坐空,头重重地撞在后面的桌角上,生生地疼,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我强忍住不让自己哭出来,心里重复着这句“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当时实在是疼得厉害,加上心里特别委屈,我终于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男子汉形象,哭出声来。全班哄堂大笑。讲台上的女老师也忍不住笑出来,竟忘了训斥挪我凳子的女生。我那时有“小大人”之称,长着两道浓眉,平时总是故作男子汉状,当着那么多人特别是那么多女同学的面咧着大嘴哭起来,估计是不怎么雅观。哭的时候还能感觉到一点畅快,哭过之后就只有难为情了。还没有任何办法补救,后诲这玩意儿总是晚了一步。

女人的哭却惹人怜爱,惹男子汉怜爱,女人的哭据说因此成了一种重要的,实践证明也颇为有力又易于操作的武器。同桌的女孩小我一岁,有点娇气。我虽然事事让着她,她仍旧跟我为了一些小事娇滴滴地哭。我于是顿生怜惜之意,不管自己是对是错,总是向她百般认错,万般道歉,又逗又哄,直到她破涕为笑。但自从我那一哭之后,她有时反倒让着我了,大概是发现了男子汉的软弱罢。对此,我心里感到温暖的同时,又有点不自在,觉得自己男子汉的形象矮了一截。

前些时候回老家,几个小学同学聚在一起,忆起童年往事,那挪我凳子的女同学还将我取笑了一通。同桌的女孩只是微笑,从她的微笑中我甚至感觉到了慈祥。她已是一位四岁小男子汉的母亲,少了娇气,多了成熟与温厚。印象中,我那次哭的时候,她是没有笑的;当我摔倒在地,挣扎着想站起来时,她还拉了我一把。

 

失     去

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孤寂,感受最深的可能是少年。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困苦的时期之一。那时的我,可以说倍受父母的宠爱,但爱必然要受到重重条件的限制。妈妈给我的油饼经常是半个,当她偷偷地将半块饼递给我时,总是要关照一句:“赶快吃了,别给你弟弟看见,他没有。”为的是让我听话,不闹。但是次数多了,我终于发现,另外半块油饼被以同样的方法给了弟弟,妈妈对他说那句话时只不过是将“弟弟”改成了“哥哥”。一人一个油饼就太奢侈了,就是半块也只是偶尔见到,没那么多的油饼给我们吃。

除了吃一个完整的油饼外,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大的愿望是能养一条小狗。记得是我刚读小学不久,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几个同学遇到了一只流浪的小狗。小狗通体雪白,两只耳朵软软地耷拉着,一双眼睛湿润晶亮,温情脉脉,大家都争着要做它的主人。但后来发现它的一条腿是瘸的,一个个便纷纷退却了。看着它可人的模样儿,我忽略了那条瘸腿,抱着它回了家,唤它做“小白”。父母坚决反对我收养小白,那时人都吃不饱,哪还有狗吃的。在我的苦苦哀求下,父母虽没有同意将它留下,可也没有立即将它送走,它就暂时在我家安顿下来。我那时仅有的玩具是一本红塑料面的语录本,父母起早贪黑地忙农活,唯一的弟弟后来又到外婆家养病去了,伴随我的是孤单和寂寞。小白的出现改变了我的生活。上学前,我与它依依惜别;放学回家,如果一眼看不到小白,我便怅然若失――通常它都是老远就跑过来迎接我的。星期天、节假日我们更是形影不离,高兴时,它便围着我撒着欢儿,汪汪地轻吠――那声音总让我想起婴儿被人胳肢时发出的笑声。不久,小白的腿伤就完全好了,越发活泼可爱。

一天,我家河东知情点的两个知情从我家门前经过时,一眼看中了小白,并出十斤粮证的价要买下它。父母几次扬言要将小白送掉,现在竟然有人出高价买它――那时十斤粮票对于一条小狗来说已是高价――自然喜出望外,当即成交。等我弄明白这桩交易,他们已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小白已被高个儿的知情抱入怀中,正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求救似的望着我。我哭闹着坚决反对,伸手要夺小白。妈妈一边拽着我往屋里走,一边对我说要用那十斤粮票给我买好多好多的油饼。尝够了饥饿滋味的我,想到那黄橙橙香喷喷的油饼,竟一下子停止了哭闹,愣在那儿-……猛地听到小白凄惨的叫声,我感觉心被狠狠地一揪,一下挣脱妈妈的手,撒腿朝知情走去的方向追去。追上他们后,我抱着高个知情的双腿号哭不已。知青无奈,只好将小白送回,索回那十斤粮票。抱着失而复得的小白,我的眼泪更是沽沽而出,全然不顾父母的责备和埋怨。

我与小白相依相守,更加难舍难分。

可是不久,小白却失踪了,再也没有回来。多少次,我在梦里惊喜地发现它自己又走回家来,带着满身的露水和泥污。妈妈劝我说:“别难过了,是它自己跑了的,本来就是一条野狗。”我也就努力将它遗忘。但相当一段时间,小白汪汪的轻吠还时常响在我记忆的深巷,深巷的薄雾里永远有它那双眼睛,温情而哀婉。

多少年后,我已长大成人,妈妈偶然与我谈起这段少年往事,才带着深深的歉疚,将实情告诉了我:那时小白吃得越来越多,我的饭量也与日俱增,本来口粮就紧张,实在是无力再养狗。而且,邻居怀疑小白偷吃他家的猪食,强烈要求将小白送掉。妈妈无奈,只好趁我睡着的时候,托一个走亲戚的同村人将小白带走,扔在了很远的荒无人烟的地方。为防止它认识回家的路,带它走之前,特地用一块黑布蒙上了它的眼睛,装入了一只麻袋……听了妈妈的回忆,我怔怔的,良久无言。

 

 

 

 

“无 枫 堂”

 

 

在民国首都南京,除了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国驻华使节外,只有极少数人有自己的公馆,大画家徐悲鸿是其中之一。徐悲鸿在南京的时间不长,他在南京傅厚岗6号的公馆“无枫堂”称得上是他的伤心之地。

因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徐悲鸿于1928年举家由上海迁来南京,先是住在石婆婆巷,后来又搬到丹凤街52号中央大学宿舍。当时徐悲鸿和夫人蒋碧微还没什么钱,盖不起自己的公馆。他们的宿舍在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房里,里面还住有中央大学的另外三位教授。徐悲鸿分得其中的四间,蒋碧微的父母当时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因此显得特别拥挤。没有画室,无法进行大幅创作,徐悲鸿他只好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为他准备的的两间房子里作画,地点在中大靠东北角的围墙内,墙外就是成贤街北口,这两间房子一间开了大玻璃天窗作为画室,一间作为他的藏书室。好在从丹凤街去中大的这两间房子并不远,途中想必要经过北极阁和鸡鸣寺,这条路,徐悲鸿走了四年。当时的中大艺术系集中了一批造诣高深的教授,除了徐悲鸿外,还有吕凤子、汪采白、张书旗、潘玉良、陈之佛,后来有来了吕斯百、傅抱石等,艺术气氛好,在那间简陋的画室里,徐悲鸿还创作出了特大油画《田横五百士》和《蹊我后》等名作。

徐悲鸿太需要自己带大画室的公馆了。所幸当时他已是颇有名气的天才艺术家,人们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较为尊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肯出资3000块现大洋为徐悲鸿买宅基地,客观上也能说明这一点。民国之前的南京人习惯住在城南,鼓楼一带在民国之后才发展起来,吴稚晖出资买下的这块地皮在南京鼓楼坡的北面。这里本是大片的坟地,相当荒凉,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随着“建设新首都”计划的启动,房地产业火爆,地价飞涨,3000块大洋的巨款当时只买到两亩的坟地。特别的是,在这块坟地上有两棵巨大的白杨树,据说当时全南京城这样的大白杨树只有三棵,另外一棵在城南。两棵白杨树身高达数丈,京沪路的火车驶近南京将到下关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没有高楼大厦,人们在火车上就可以远远地看见它们。

地皮买下了,没钱房子还是盖不起来。蒋碧微曾回忆其时她多次带着孩子和女佣到这块地皮上徘徊,憧憬着起于这片土地上的庭院楼阁。后来到了1932年,还是由吴稚晖发起,许多人捐资凑起一笔钱,徐悲鸿公馆终于动工。设计者姓卞,夫人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是徐悲鸿的学生,卞氏的设计想必是尽力的。房子终于在1932年12月建成了,徐悲鸿蒋碧微一家子从拥挤的中大宿舍搬进了新居。

傅厚岗4号徐悲鸿公馆,是一座精巧别致的西式两层小楼,客厅、餐厅、卧室、浴室、卫生间齐全,徐悲鸿的画室更是气派,高1、6丈,长3丈,宽2丈。那两棵白杨已经被围在院子里,周围是篱笆筑成的围墙,徐悲鸿的大画室正在两棵白杨的树阴之下。一进大门就是碧草如茵的前院,女主人当年在公馆落成之后就在院子里植上了草皮,点缀了花木,梅竹扶疏,桃柳掩映。房子内部的陈设是法国风格,雍容典雅。女主人还在院中的草地上安上了两把大的遮阳伞,伞下放上圆桌和藤椅,可以在草地上乘凉消闲。蒋碧微游历欧多年,也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她的公馆布置想来是不俗的。

但是,舒适的住房、美丽的庭院,无法使心绪不好的人心旷神怡,良辰美景、香车宝马也只能给幸福的人带来幸福。徐悲鸿一家搬进新家之时,“九 一八”事变发生一年有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徐悲鸿将新公馆名为“危巢”,取居安思危之意。正如他在《危巢小记》中所说:“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但蒋碧微认为“危巢”之名不吉利,“危巢”也就未能叫响。在《危巢小记》中,徐悲鸿还以被置于庭院的黄山松自况:“黄山之松生危崖之上,营养不足,而生命力极强,与风霜战,奇态百出。好事者命石工凿之,置于庭园,长垣缭绕,灌溉以时,曲者日伸瘦着日肥,奇态尽失,与常松等,悲鸿有居,毋乃类是。”看来,徐悲鸿对精致的公馆生活并不满意。在客厅的墙上,是一副对联:“独特偏见,一意孤行”,横批是“应毋庸议”,字如斗大,是泰山经石峪刻注的墨拓本大字。画家黄苗子第一次见徐悲鸿就是在傅厚岗公馆,他当时也被“这副气魄雄健、出语惊人的大对联镇住了”。这副对子与徐悲鸿所坚持的“一个艺术家要诚实、要自信”、“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不要为名誉和金钱创作,不要为阿谀世上创作”等是一致的。《蒋碧薇回忆录》曾多次提到这副对子,她对徐悲鸿的这种脾气是比较恼火的。。

精致的公馆对艺术家徐悲鸿确实并不合适。歌德就说过,奢侈的房间布置“终归是一种化装,从长远观点看,不会使人舒适”,这种布置“产生于一种空虚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方法,所以他只会加强这种空虚的思想境界”(《歌德谈话录》1827年1月17日)。他甚至认为:“摆着舒适而美观的家具的环境抵消我的思想,置我于舒适与被动的状态之中。除非从年轻时就习惯了,华丽的房间和精美的家具只适合没有思想或不想有思想的人使用。”(《歌德谈话录》1831年3月25日)这种“华丽的房间和精美的家具”对从小过惯了贫寒和动荡生活的徐悲鸿反而是一种挤压。“危巢”是真正的“危巢”,“危巢”之“危”不仅指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也不幸言中了徐悲鸿和蒋碧微的情感婚姻。

他俩的结合曾是当时的一段佳话。蒋碧微生于宜兴的望族,宜兴南门大人巷里的蒋宅高墙巍峨,连绵数进,据说是当时宜兴城里最大的房子。蒋碧微是蒋家的次女,本名棠珍,1916年其父蒋梅笙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蒋碧微随父在上海读书。当时徐悲鸿从家乡宜兴到上海发展,经人介绍去拜访这位前辈乡贤,徐悲鸿的人品才貌不但深得这位前辈的赏识,也赢得了蒋碧微的芳心。可惜的是,蒋碧微在13岁时就由其堂姐做主,许配给了苏州的查紫含。但生长在封建大家庭的蒋碧微却有勇气与出身寒微而且是丧妻的徐悲鸿悄悄恋爱起来。后来徐悲鸿得到哈同总管姬觉弥的一笔资助去日本留学,这位蒋二小姐跟着偷偷到了日本。在去日本的大海上,徐悲鸿将刻有“碧微”二字的水晶戒戴到她的手指上,“蒋棠珍”由此成了“蒋碧微”,时年18岁。女儿和人私奔,对名门望族的蒋家来说是件很不体面的事,况且也不好向已经定亲的查家交代。蒋家无奈之下,只得宣称蒋棠珍已因疾病身亡,并在宜兴家中设了灵堂。出殡时,为免起疑心,棺材里放进了石头。多少年后,宜兴城里对此事还是津津乐道。在日本,在欧洲,蒋碧微和徐悲鸿度过了一段同甘共苦的日子,徐悲鸿作于法国的油画《吹萧》中吹箫的女子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而这女子的原型就是蒋碧微。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徐悲鸿在美术界建立起了他的赫赫声名。

生活安定之后,特别是住进了傅厚岗的公馆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才渐渐显露出来。他们两个不但性情不和,生活态度也迥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对他们这样的两个人来说,能“共苦”而不能“同甘”有其必然性,往往与忘恩负仪义无关。“苦”时,为了改变生活状况,为了一段时期内共同的生活目标,双方的矛盾被掩盖。一旦一方功成名就,苦尽甘来,差异凸现,磨擦、冲突也就不可避免。2001年9月14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播出徐悲鸿专题,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女儿谈起她对父母的印象,态度非常诚恳。她谈话的大意是:父亲生活非常简朴,基本上是棉衫外加长衫,皮鞋实在不能再穿了,就到旧货摊上去买,而对艺术却是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花再多的钱也再所不惜。而母亲的穿着却超过了讲究的层次;喜欢请客,一请就是很多桌,她是把沙龙夫人的一套搬到家中来了。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态度的巨大反差,他们之间的龃龉和情感危机主要发生在傅厚岗4号的公馆中。清官难断家务事,徐、蒋孰是孰非外人恐难评说,大概也只有公馆知道了,傅厚岗4号目睹、见证了一切。所谓“家人”,“家”和“人”是连在一块儿的,人不和,再美的房子也是徒然。不和之人即使住在宫殿里,也避免不了家庭事件的发生。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时,对女学生孙多慈的艺术才能颇为欣赏,师生感情甚笃。蒋碧微认为徐悲鸿移情于孙,背叛了她的感情,自然是不能容忍,大吵大闹,弄得满城风雨。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以作为点缀新居庭院之用,本也无可厚非,用心也颇为不俗。蒋碧微得知此事,无法容忍,大发雷霆,竟令佣人折苗为薪。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面对这种事,自然是痛心不已,遂将公馆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这是艺术家徐悲鸿的纪念方式,也是他的反抗方式。于公,他将公馆命名为“危巢”;于私,他又称之为“无枫堂”,可见傅厚岗这座公馆在他心上留下的伤痛。

两人政治上也有分野。蒋碧微和张道藩曾劝徐悲鸿为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蒋介石画像,徐悲鸿就是不肯。不但如此,徐悲鸿还到处奔走,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的田汉营救出狱,安排住在自己的公馆中;田汉出狱后继续进行抗日戏剧运动,徐悲鸿政治上又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离家出走,在广西等地游览、创作,并且组织义卖,为抗战筹集资金。他在广西不但为当时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画像,还在《广西日报》上撰文,指责蒋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蒋碧微在张道藩的影响下,希望徐改变反蒋态度,并亲赴桂林说服徐悲鸿,遭拒绝后,两人又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1938年,徐悲鸿又曾与孙多慈相聚,但因孙的父亲反对,二人无奈地分手,孙后来经人撮合嫁给了当时的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徐、孙从此天各一方,偶尔有书信来往,再以后连音信也断了。“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徐悲鸿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自己与孙多慈分手后的苦楚。孙多慈在赠徐悲鸿的诗中有这样两首:“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树。伤心家园无穷恨,红树青山总不知。”幽怨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在北京英年早逝,时在台湾师大艺术系任教的孙多慈得知这一消息,悲痛万分,为恩师守了三年孝。

抗战期间,徐悲鸿多次努力和蒋碧微和好,甚至满面流泪地乞求,但因为蒋碧微正与张道藩爱得如火如荼,对徐悲鸿有的只是嫌恶,和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蒋碧微将她在重庆的住室名为“宗荫室”,“宗”是张道藩给蒋碧微写情书时专用的名字,“宗荫室”怎么能接纳徐悲鸿呢?后来二人终于在重庆协议离婚,作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蒋碧微从徐悲鸿那儿得到了一百万的赡养费和一百幅画。徐悲鸿后来还将油画《琴课》送给了蒋碧微,此画亦作于法国,画的是蒋碧微在巴黎练习小提琴的情景,是蒋碧微特别喜欢的一幅画。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连到公馆凭吊往事的机会都没有了。傅厚岗公馆的房子和地皮当时都是用儿子伯阳的名义在市政府登记的,二人离婚时并未提到房子的事,蒋碧微是儿子的监护人,自认为“有权处理这幢房子”,徐悲鸿也一直没有提出房子问题,公馆因此实际上成了蒋碧微一个人的房产。抗战胜利后,张道藩先回南京,曾特地为蒋碧微到傅厚岗去查看房子,并将情况写信告诉了蒋碧薇。蒋碧微从重庆回到南京,与女儿两人住在公馆里,蒋碧微在回忆录中说:“……两母女住在那么大的一幢房子里,不免感到相当的冷清。尤其回忆前尘往事,当年筹建新屋时的兴奋欢欣,一家团聚的和乐融融,仿佛都在眼前,又仿佛距离已远。如今华屋依旧,人事全非……”蒋碧微后来将公馆略加修缮,高价出租给了法国新闻处,自己则在院内的空地上另盖了一座新楼,与她出双入对的已经换了国民党要员、中宣部部长张道藩。

我曾从电视上看到徐悲鸿和蒋碧微在傅厚岗公馆门前的合影,想想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的欢悲合离,心中不由得隐隐作痛。蒋碧微写《蒋碧微回忆录》时说:“我以‘真实’为出发点,怀着虔诚之心,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我半生的际遇,我一心坦荡,只有衷诚感恩之念,毫无睚眦必报之心,我在我的回忆录中抒写我所敬、我所爱、我所感、我所念的一切人与事,我深信我不会损害到任何一位与我相关的人。”睚眦必报,蒋碧微倒是没有,但“感恩”却也谈不上。蒋碧微总结她与徐悲鸿一起走过的岁月,说:“如此我从18岁跟他浪迹天涯海角,20多年的时间里,不但不曾得到他一点照顾,反而受到无穷的痛苦和厄难……”(《蒋碧微回忆录》)这哪还有对人世的“感恩”?仅从徐悲鸿以蒋碧薇为模特所作的画像中(大概有七幅,除了上面提到的《萧声》、《琴课》外,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我就能读到徐悲鸿对蒋碧微的脉脉深情,或者说是曾经有过的脉脉深情。男女感情一旦破裂,心中难免怨恨,但就此否定以往的一切,心未免太恨了一点。从中国古代的怨妇诗一直到如今女作者回忆自己消失了的爱情的散文,我读到的只有怨恨,没有感恩。好在从男性作者的同类文章中,我还时常能读到忏悔和感激,我因此对人世间的男女之情不至于太失望。

1946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蒋碧微以社会贤达身份当上国大代表,这可能与张道藩的举荐有关。据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换不同的新装,而且色彩艳丽,虽然她已是半老徐娘。与张道藩过从甚密,也是许多报纸的花絮新闻。有家报纸在花絮里还写到她在休息室里和别人唱和,其中有这样两联:一是“秋水长天同碧色,落霞孤骛逐微风。”一是“天黏芳草碧,山抹暮云微。”两联都嵌入了“碧微”二字,前者化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名句,后者化秦观词《满庭芳》。这个蒋碧微实在不是等闲女子。在傅厚岗公馆,蒋碧微时常还是免不了要大宴宾客的,除了张道藩外,胡小石、宗白华、陈之佛、潘公展、傅抱石等都是她家的座上客,这些也都是徐悲鸿的朋友或学生,但是这样的聚会原来的男主人徐悲鸿是没法参加了,所谓“围炉共话少一人”!

徐悲鸿和蒋碧微生有一子一女,离婚后随蒋碧薇生活,但由于家庭变故,蒋碧薇又与张道藩相恋,儿子伯阳和女儿丽丽先后离家出走,1949年都留在了大陆。解放军攻克南京时,女儿徐丽丽由共产党派到南京参加接受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傅厚岗公馆已经人去楼空,蒋碧微只身去了台湾,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从未与徐悲鸿和一双儿女有过联系。去台后,张道藩对她也逐渐冷淡,蒋碧微在孤寂中去世。我们可以不赞同蒋碧微的生活方式,但实在也不能苛责于她。徐悲鸿与蒋碧微离异后,对他们之间的事避而不谈,大概是怕揭自己心中的那块伤疤。徐悲鸿后来的夫人廖静文女士在《徐悲鸿的一生》中,谈到蒋碧微的时候,每出溢恶之词,我觉得也是不够厚道的。廖和蒋连情敌都算不上——徐悲鸿与廖静文相识时,早已与蒋碧微分居,廖连见到蒋的机会估计没有,更不要说有多少直接的了解了。

傅厚岗原徐公馆至今仍在。潘孑农先生在《金陵拾梦(之三)》(《南京史志》1988年第2期)一文中诉说过“傅厚岗前的怀念”:

最近到南京小住,从玄武饭店出来散步,不知不觉地走近傅厚岗,顿时想起老画师徐悲鸿先生当年自建的寓所,就在这里上坡的小路边。很想寻找旧址,凭吊这位可亲可敬的忘年交,但徘徊良久,找不到一点痕迹。怀念的思绪,竟被默默地抽长了抽长了!

1929年田汉先生率领南国话剧团到南京公演,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我认识了悲鸿先生。后来我迁往四牌楼,靠近中央大学,和他见面的机会较多,更由他而拜识了宗白华、胡小石教授。徐先生非常关心话剧,偶有演出,只要送座券去,他总和夫人蒋碧微准时到场,有时还坦率地提点意见。因此,我也不时去徐先生寓所拜访,无所拘束地任意闲谈,徐先生和颜悦色,使我如坐春风,得益非浅。

回忆那两座两底的西式楼房,隐围于精编的竹篱之中。一进门,碧草如茵的前院,点缀着疏淡的花朵,两大株白杨树阴下,是徐先生的画室,楼下客厅,楼上卧室。春禽夏蝉,偶尔划破静寂的庭院,充满诗情画意。然而就在这恬美的家庭里,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夫妻感情,正潜伏着破裂的危机,终于在抗日烽火中离终隙末,分道扬镳于重庆。如今双方均已逝世,共栖的旧巢即使尚存,也是不堪回首了。

潘先生的感慨我也是有的,虽然徐悲鸿、蒋碧微以及他们在傅厚岗的公馆与我并无直接的关系。那么多年过去了,傅厚岗所在的鼓楼也是南京变化最大的地区之一,但潘先生没有找到的旧址我还是找到了。现在编为傅厚岗4号的原徐悲鸿公馆据说属于南京师范大学所有,大概是因为徐悲鸿原来是中央大学的人,中大的艺术系解放后院系调整时被划到南京师范学院(后来改为南京师范大学)的缘故。我找到这里时,原来这里的住户已搬走,从院门的门缝里可以看到它一楼的墙上挂着“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的铜牌,估计不是每天都有人上班,敲了半天也没人来开门。它的右前方原是傅抱石公馆,傅抱石先生当年由徐悲鸿介绍来中大艺术系任教,两家还做了邻居。两位艺术家如今都到了另一个世界,不知是否依然比邻而居。我敲开了傅家的门,傅家的后人也不常住在这里,看门的人告诉我,从傅家的院子也是没法进到4号的院子里的。我只好又折回来,站在自行车的后座,从围墙上勉强摄下了原徐悲鸿公馆的照片。院内有高大的广玉兰,估计是当年所栽;那两棵高大的白杨据说早在抗战期间就被人伐去了。大概是没人居住的缘故,院内荒草凄凄,一只猫从草丛中钻出来,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

再后来路过那里,见“无枫堂”已装修一新,为南京徐悲鸿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