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丛书(散文卷之第三卷)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散文卷)

第三卷目录

 

写在前面

 

丁帆作品

豁蒙楼上话豁蒙

寄畅园里话沧桑

今为辛卯,何为辛亥?

向面对世界的自绝者脱帽致敬

桃花扇底的卑微者

 

陈社作品

艰难的父爱

妹妹的故事

我看增耀

新闻人物李爱珍

水的泰州

我所期望的百年泰中

猫爸爸  猫妈妈

有关“里下河文学”的一段往事

狗就是狗

不如简单

球运如是

全面的误区

谋事与谋人

识人之道

 

陈歆耕作品

壶  思

我愿跪拜去“朝圣”

红豆树下

消逝的风景

“四面树敌”的文学老头儿

巴特尔与巴尔扎克

李白当过“诗丐”吗?

文学的品位与趣味

重读鲁迅七论“文人相轻”

夜读龚自珍《病梅馆记》梦语

文学大家的“人生败笔”

谁敢跟乔布斯“耍大牌”

“啊派诗人”的遗传基因

 

孙建国作品

献给母亲的歌

1965年的红领巾

插队往事

坚硬的秋雪湖

感受西域风情

放歌呼伦贝尔大草原

 

费振钟作品

葬   辞

冬夜与老人

失踪的乡间手艺人

 

汪政作品

少年读书记

个人叙事与微观中等师范教育史

 

王尧作品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为何又是“最后一个”

返回与逃离

在台下张望和聆听

 

姜广平作品

母亲的灯亮起来

怀念乡村

琴  桥

看电影

冬天里的玫瑰

风  景

在溪边,在楼上

凝  视

 

北乔作品

我的家乡在朱湾

村头那座桥

大河,从我们家门前走过

楝  树

晒  场

 

 丁帆作品

 

    丁帆,男,1952年出生于苏州,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成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扬子江评论》主编。论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文学的玄览》《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中国新世纪乡土小说转型研究》等多种。自1979年至今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总计400多篇。散文随笔集有《江南士子悲歌录》、《夕阳帆影》《枕石观云》等,发表散文随笔70万字左右。荣获省部级一等、二等奖项7项。

 

豁蒙楼上话豁蒙

 

今天是除夕的前一天,想必鸡鸣寺上的游人也该回家过年了吧!这许多年来,几乎每天路过鸡笼山脚下,都没有再到鸡鸣寺上去游历一番。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怕一上山就搅破了少年时登临此寺的美好记忆。

六〇年代初,为了吃鸡鸣寺里的麻油素菜包子,曾经二上鸡鸣寺。若不是赶上香会,那里倒是个清净的去处,拾级登临此寺最高处,便是豁蒙楼和景阳楼,许多大中学生和文人墨客叫上一壶茶,就着素面点心,在这里读上一天书,不可不谓最惬意的事。七〇年代当读到胡适《尝试集》中那豁蒙楼月夜小景下一对情人相对无语的情景和意境时,不免对那斑驳的古寺增添了几多亲近与眷恋。近读长辈友人忆明珠先生那篇《鸡鸣寺》的散文,更激起一种怀旧之感:

“这里且说三十年前的我,不,是我在三十年前,每游鸡鸣寺,不去别处,总是径直走向豁蒙楼寻个座位,喊壶茶来,慢慢地品啜。那时游客寥寥,偶尔可闻隔座低语声、嗑瓜子声、翻书声。一二老尼姑从容不迫地照顾客人用茶用点,多是静坐守候,偶尔也可闻她们喃喃诵经声。板壁上高悬观世音画像,香炉中升起袅袅烟篆,异香盈室。这环境,简直像是名士的书斋。”

此文写于一九九一年初,那么三十年前,也就是1961年杨朔写《雪浪花》《泰山极顶》的前后,风华正茂的诗人忆明珠在豁蒙楼上读书作诗的那一刻,不知当时我这位来寻买麻油素菜包子的少年有无惊扰他的神思?

今天,为写完“金陵古迹巡礼”,我决定再上鸡鸣寺。

午后的冬阳爬上了鸡鸣寺的台坡,陡直的石阶道上,只有寥寥数人,心里则暗自窃喜。经过休葺的古寺,倒像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夫人,一扫童年记忆中那份破旧残败凋零冷清。拾级而上到了前殿,但见十几位年轻女子在烧香拜佛。在我印象中,上鸡鸣寺的善男信女,多半是老者,而如今却换成了一群小女子,真有点使人不敢相信这物化时代还能造就精神信仰之尤物,想必是这些时髦女郎在求子拜婚吧!

修葺一新的庙宇大殿竟没有任何匾额题款,问及几位游人和工作人员,竟不知道鸡鸣寺里有个豁蒙楼,直到问及寺内老尼,方才寻到早已成为现代小吃部的豁蒙楼和景阳楼。

景阳楼里仍有三五个茶客在品茗,却都是身佩BP机(即呼叫器)、大哥大的红男绿女。回到豁蒙楼,几位红衣少女正在铺桌边叫卖,见我入内,以为我是预订素食酒筵的食客,便允诺我上楼去看看。

上得楼去,顿觉豁然开朗。这是一个面临东北的窗口,放眼望去,绝无南边的压抑感。上了鸡鸣寺,你只要回头一望,便会感到层峦迭嶂式的林立高楼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现代大都市的阴影全都笼罩在游人心头,遮蔽了人们灵魂的精神文化阳光。

然而,此时你向北眺望,却完全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蜿蜒的台城逶迤东去,勾勒出金陵古城的典雅历史;北望玄武湖,一番雍容端丽的景象跃入眼帘,脑际分明跳出的是一首首前人咏叹此景的千古佳句。只有此时,你方才感受到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和一个城池沧桑历史的精妙。

豁蒙楼比起鸡鸣寺的历史,可谓小而又小、短而又短了。这个由殿后经堂改建成的楼宇,是两江总督张之洞为纪念在戊戌变法中殉难的六君子之一杨锐而建造的,足见这位在官场仕途中饱经风霜的清廷重臣的为官之道。当年张之洞亲笔手书的“豁蒙楼”匾额早已成了杳然黄鹤,我想,即使此匾不在1950年代被改造掉,也一定会在“文革”初期就被红卫兵小将们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却不明白如今的文物部门为什么连一个标记、一纸说明都不舍得留给游人呢?

六君子中的杨锐,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张之洞当年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杨锐则为竭力鼓吹者,并为张之洞主持“两湖书院”分校的工作。甲午战争后,某日,张之洞与杨锐同游台城,就在现今豁蒙楼基址上置酒论道,纵论天下大事,其中对杜甫的《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一诗更是反复吟诵诠释:“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在国势危艰的此时此刻,师生二人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

六君子朝服弃市后,张之洞再督两江,重游鸡鸣寺,当然是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当即改建豁蒙楼,并作长诗《鸡鸣寺》。楼建成后,张之洞不仅题了匾额,还专门写了跋文:“余创义于鸡鸣寺造楼,尽伐丛木,以览江湖,华农方伯捐资作楼,楼成嘱题匾,用杜诗‘忧来豁蒙蔽’意名之。光绪甲辰九月无竟居士张之洞书。”张之洞身为清朝命官,当然不敢公开为其弟子平反昭雪,但只一句“忧来豁蒙蔽”,就将这位总督繁富的内心世界涵盖其中了。然而,张之洞却绝对想不到二十世纪以来有多少文人墨客在此楼上彷徨、豁蒙,留下一段段不了的情缘。

三〇年代初,也就是六十多年前,中国的一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大右派储安平在风雨飘摇的春天来到了豁蒙楼。挟着五四的青春朝气、踏着革命的年轻步履,储安平上豁蒙楼来解惑了。虽然二十年代初储安平在南京念高中时,也常常来此处读书吃茶,但却绝无今日冒雨前来的激情和兴致。

近读储安平一九三二年所写的《豁蒙楼暮色》(《新月》四卷七期)一文,感慨万端。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然而读了这篇文章,却感觉此文实乃储安平的谶文。其时的储安平正迷惑于“新月派”的诗人气质中,那种执着而又无忌的诗人性格的喷张,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祸根。在这雨雪交加的早春,储安平沿着台城走来:“村庄如瞳,树木安静,湖水没有言语。纵然有雨点在逗,但在全景上,也仅仅因此加重一点灰色,如一个年轻的新寡,在严肃的城墙下,守着静穆,不敢叹息。”这就定下了此文的基调,仿佛知识分子生的就是一副忧郁的面孔,但这忧郁面孔之下是一颗为寻找真理而跳动的心。

“我在台城上这样闲散自在地走着。我俨然如天地万物之主,又俨然觉得天地万物间无我。既无我,也无我之叹息了吧!”这等潇洒,亦这等狷狂,注定了储安平的悲剧命运。

踏进豁蒙楼,首先听到的是那诡异的钟声。“庙堂里的晚钟,那样沉着的破空而来,真使人听了吃惊不止,钟声在空中持久的回荡,若有无限禅机。……这钟声在空中之回荡,真能使人听之默念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在这一片禅机之中,储安平其实早已解惑,已然豁蒙了,虽然“人世一切真是非理可喻”,但“被远山背后的反光所耀,我从幻想中再去看湖光暮色。湖面被夕阳照耀得加倍平软,加倍清新,同时又加倍惨白。纵然天地立刻将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则虽将陷入于黑暗,似亦心甘。”

正是这样的豁蒙,使储安平在一九五七年以后走上了耿直的右派不归路,闪现了“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果然“陷入于黑暗”之中而撒手人寰。正如他在下文中所言:“曾经在我自己的《感情的颜色与光彩》一文里说起一个人的感情有严肃与泛滥。严肃与泛滥的程度相差到可惊,这真是我之固执了。”我想,倘若储安平在那场运动中不那么严肃与固执,多一点“糊涂”,少一点聪明,也绝不会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偏偏是刚直文人的积习将他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信仰,对于每一个正直的文人来说,要比生命值钱得多,能在这个意义上豁蒙的人,才是最无私无畏的精神人瑞,否则,即便生理年龄活的再长,也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就此而言,鸡鸣寺里的钟声不就象征着一种执着的信仰吗?它成为像储安平这样文人的灵魂支撑物:“我沉下心来听禅堂里的钟声。我的幽魂像寄托在这钟声里,一个圈子一个圈子地波荡出去,虽然微弱到仿佛灭亡,但仍永远存在那空间的哪?”

尽管作者前一段描写了那似梦非梦的与和尚的对话情景,表现出对人生的困惑,但是,作者为自己心灵的豁蒙确是执着坚定的,它的意绪一直绵延到二十多年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文人秉性上,直接导致了以身家性命作赌注的政治拼搏。

《豁蒙楼暮色》的最后是以梁任公的联句为结束的:“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此联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是纵有再多风雨乱入楼,想必亦是蒙不住储安平这样可以在历史上书写一笔的文人之心的。

据说一九四六年郭沫若来南京时,曾到过豁蒙楼,这在他的长篇特写《南京印象》中有所记载。我们尚不能猜度郭沫若先生站在豁蒙楼上的真实感想,但是从他当时在豁蒙楼抽签的举止来看,郭沫若与储安平相比,政治上可谓成熟老到了许多。同为文人,郭先生的豁蒙却是另一种状态。“难得糊涂”、见风使舵,可谓文人的另一种生存形态。据说当时郭沫若抽的是第三十五签,为上中签,内云:“衣冠重整旧家风,道是无功却有功。扫却当途荆棘碍,三人共议事和同。”此签虽然纯属偶然,但也恰恰道出了郭的政治处境:第一句是指抗战胜利;第二句是说郭对抗战有巨大贡献;第三句是指要扫除阻碍国家命运的党争;第四句则是指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中共代表周恩来三人共同商讨国共合作大计。而郭沫若却似乎看不懂,连声对身旁的《南京人报》记者说:“没意思,没意思。”作为当时游弋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文人,郭先生当然不便说什么。联想到他老人家在日后的种种表现,尤其是“文革”初期的焚书之举,真令人感到先生在政治上的豁蒙是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和检验。

杨锐的豁蒙导致了杀身之祸,但他的君子之风度千古垂青;储安平的豁蒙亦导致了“全民共诛之”的下场,但他的固执人格常被历史所记取。储安平“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的肉体有无消逝在人间并不重要,只要他的精神永驻知识分子心间就足矣。我宁愿认可储安平在一九六六年出走云游,也不愿相信他已“自绝于人民”的说法,准确地说,他是自绝于那个黑暗的时代,自绝于那个没有公理的社会。因为他离我们太近了,仿佛鸡鸣寺的钟声一样,时时在敲打着我们的灵魂。恍惚中,那位敲钟的老衲就是储安平的化身。梁武帝不是曾经四度舍身在鸡鸣寺(同泰寺)剃度为僧吗?他最后不是饿死在台城,与此名刹共生死吗?从中我们不是亦可见:“侯景之乱”中梁武帝的气节吗?

而豁蒙楼下那口胭脂井却负载着金陵的千古耻辱。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整天穿梭于华殿丽阁之间,沉湎于酒色之中。隋军攻入皇宫,陈后主带着爱妃张丽华、孔贵妃躲进景阳楼的枯井,这就是遗臭万年的“辱井”故事,曾巩有铭文曰:“辱并在斯,可不戒乎?”王安石亦有诗曰:“结绮临春草一丘,尚残宫井戒千秋。奢淫自是前王耻,不到龙沉亦可羞。”可辱的帝王和可杀不可辱的文人便立判高下。

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它不以帝王为尊,亦不为贫民而贱,更不会为善辩的文人所惑。这正应验了元朝诗人萨都剌的词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蟹泣。”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历史的沧桑抹去了南京多少楼台,但它留下了四百八十寺之首刹——鸡鸣寺(原同泰寺),作为金陵兴盛和耻辱的历史标记与象征,鸡鸣寺的钟声时时在敲打着钟山足下文人士子的人格。虽然如今很少有南京人知道鸡鸣寺上的豁蒙楼,虽然物质的外壳已将此刹此楼装点得面目全非,但历史终究会铭记二十世纪以降上演在此楼的心灵活剧。

豁蒙楼,今安在?它矗立在学子士人的心灵山岗上。

下得山来,路边不时冒出一些游弋着的看相算命先生,竭力让我算上一卦,我说,我今天是来给鸡鸣寺踏勘风水的,看它还有多少年的高寿。看相者们连连说道,今天碰上了高手。

殊不知,谁能救治现代都市文明与封建意识形态给当下知识分子心灵带来的长久创痛?谁来做豁蒙者呢?!

 

寄畅园里话沧桑

 

当480多年前和煦的古典阳光照亮了这座刚刚竣工的江南名园时,那个历经孝宗、武宗和世宗三朝,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的建园总设计师秦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身后此园所经历的诸多劫难与坎坷。

那日,风和日丽,我们一行人来到无锡的“寄畅园”信马由缰地闲逛,最后落座在“先月榭”里喝着明前的雪芽,天南海北地闲聊。一群文人不谈创作,也不谈国事家事,有一搭没一搭地神侃。凝望一潭春水,我翻阅着东道主赠送的惠山古镇的资料,不禁对此园在历朝历代的命运顿生慨叹。

中国古代的私家园林甚多,远的不说,苏州那么多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的园林,诸如“拙政园”、“网师园”、“留园”等名园声名似乎更高,原先也都是达官贵人的私家园林。南京的总统府当然是短命的天京皇帝洪秀全的私家园林“煦园”,而那个居然敢凌驾于“天王”之上的“东王”杨秀清的私宅则是后来乾隆爷题名的“天下第一园”的“瞻园”。就连扬州的“个园”与“何园”也都是达官商贾们的私家园林。然而,1949年以后哪个园林不是人民的公园呢?天下为公,世事无常,沧海桑田,如今,园林作为财产已然不会是私有的了,但是作为一种园林美学的呈现,它却是流芳千秋的。

过去到无锡,只叹“包孕吴越”的太湖之美,只知因阿炳的二胡乐曲“二泉映月”而闻名天下的第二泉,只啖“陆稿荐”和“三枫桥”的酱排骨,即便到了惠山镇,也就只知其泥人的出名,当然,也知道有个叫做“寄畅园”的小小园林,恐怕“走过错过”的机会更多,仅此而已。此次因为吃茶聊天而勾留“寄畅园”,便仔细端详,却品出了另一番的滋味。

作为一个私家园林,占地十五亩,这在古代不算奢华,亦只能说是适中罢,也许,百亩以上的才能算得上豪华的大庄园吧。当然,当代谁也不可能占有如此空间的私家园林了,那些豪华的大庄园多半在1949年以后变成了各地的国宾馆了,即便是像毛泽东这样的中央领导人也都是好些人“挤”在“中南海”里,皇家园林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可独占的领地,哈哈,此乃无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之区别也。但是在土地资源十分充裕而人口又十分稀薄的封建农耕文明时代,只要拥有银两,你就可以任性恣肆地去造园,姓“私”而不姓“公”。这不,“寄畅园”自明中期建成后就姓秦,还将自家的先人秦观的牌位从苏北高邮请了回来,就叫“秦园”,亦如扬州的“何园”就是姓何一样。至于后来屡次更名,都因政治文化之故。

万历十九年(1591年)“秦园”的继承人秦燿在右副御都史、湖广巡抚任上因受座师张居正案株连,以及“匿库银”罪而被解职,次年获释后回到家乡无锡。我想,一个在政治仕途上已经走到尽头,且还背着一个贪官罪名的50岁知天命的落难士子,只能选择寄情山水的人生残梦吧。于是重新开工修葺这座山麓别墅园林,成为他人生艺术的绝唱,你想想,构筑二十景,是需要耗费多少精力与财力啊,他逐景赋诗,不过是想忘却庙堂之耻辱,用山林江湖之美销蚀胸中之块垒。所谓“寄畅园”的更名,借王羲之“寄畅山水荫”,实乃以自然美遮蔽精神之痛的一剂药方而已,真可谓:仕途毕,一园成。这分明就是仕途不幸艺术幸的典范之作,倘若没有秦燿仕途的坎坷,乃至断绝,何有“寄畅园”园林艺术的春天?然而,真能如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美能拯救世界”吗?恐怕这就是一种文人浪漫主义式的遐想吧。

至清季,“寄畅园”迎来了一个盛世中酷爱艺术的康熙、乾隆两帝,他们巡游江南时必幸“寄畅园”,也许就是因为此园小巧玲珑、山水城林、移步换景、错落有致的独特格局引起了王公贵族的嫉妒,所以才有了雍正初年被没收入官的悲惨下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收你一个小小的园子还不是理所当然之事。而乾隆爷就比较开明,非但将园子发还秦家,而且让随行的画师临摹“寄畅园”图,返京后即在清漪园万寿山东北麓仿建了一座“惠山园”,即今颐和园中的“谐趣园”,虽然名字俗了一些,但也可见帝心之一斑,爱艺术的皇帝爷就是不一样,他是通人性、懂文化的,所以,秦家人忙不迭地修祠堂,筑大堂,用康熙皇帝的御书做挡箭牌,就是预防园子再被皇家没收,拿去做个“行宫”什么的,岂不更惨。秦家人知道“惟是园亭究属游观之地,必须建立家祠,始可永垂不朽。”他们以为此举就可以世世代代将此园打上秦家的印记,殊不知,姓公姓私是由不得你秦家说了算的,历史的驿站尚有好戏在等着你的后人们呢。

江南一带的明清古迹历经兵燹者甚多,尤其是太平军所到之处,破坏性极大,私家园林的毁灭更是惨不忍睹,毋庸说南京与苏州园林的荼毒,即便是无锡也难幸免。1860年太平军攻陷无锡,一把火几乎烧尽了“寄畅园”的所有亭台楼阁,直到光绪年间和民国初年才开始重建,但是又逢1925年的军阀混战和1937年8月的日机轰炸,这个始终逃脱不了战火兵焚命运的园林度过了几百年的沧桑,终于迎来了又一次变私为公的历史宿命。

1952年在“公私合营”的锣鼓声中,秦家人将“寄畅园”献给了国家,我们现在无从考证当时秦氏家族人们的真实心境,不过,想必在那种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我相信秦家的任何掌门人都只会做出唯一的选择。退一万步想,即便是这十五亩园子亭台楼阁的维护费用,在1949年以后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境况下,谁能支付得起呢?还是公有化才能拯救园林,惟有公家才可有资金大兴土木,重新修建“寄畅园”的雄厚资本,让它回到人们的怀抱,让无产阶级的平民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这园林之美,这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好事,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会违背了一个普世的真理。一方面是作为私家花园法理上的归属,一方面是艺术之美普惠世界之公理,我们往往会陷入人性的悖论与怪圈之中难以自拔。

我们吃茶聊天之处的“先月榭”原本就是秦家称做“河亭”的地方,像这样的去处必然都是文人雅士幸临之地,当年秦燿有题诗曰:“斜阳坠西岭,芳榭先得月;流连玩清景,忘言坐来夕。”这诗不怎么样,几近打油,可见秦家官虽做得甚大,诗文却不闻名也。现有今人冯其庸题字并跋的墨迹,也就有了对当下的文化艺术浮想联翩的意思了。

如今是商业文化的时代,各地的旅游景点都会尽一切可能将历代名人在此的过往交集纳入其中,无论间接还是直接、无意还是有意,统统收入囊中。还好,“寄畅园”中的“卧云堂”却是有真实来头的,否则就会大扫游兴。最早是康熙爷题款的“山色溪光”,所以有“御碑厅”为证,此处又是康乾两帝的接驾处,所以也就有了曹雪芹祖父曹寅的题诗《惠山题壁》:“合抱枫香老桂枝,卧云堂上旧题诗。兹身久分无丘壑,可慕秦家濯足池。”联想起“先月榭”为《红楼梦》研究专家所题,再加上修园者也想将此园隐晦地类比“大观园”罢,此诗便凸显了它的地位。然而,此诗虽比打油好得多,但是比起他的孙子、孙女、孙媳妇那一辈来,显然诗意和美丽就差了一些,不过,能够在此濯足也不失为文人的一桩雅事,这里的用词千万不可以“洗脚”言之,那是一种对美好艺术的亵渎,尽管鲁迅先生也用此词进行“指代”,这个,你懂的。

那日,一帮偷闲的文人聊了一上午,聊的什么内容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倒只有那本陈述“寄畅园”史料的小书使我不能忘怀,园林背后的故事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今为辛卯,何为辛亥?

 

今年是农历的辛卯年,离那个发生过一场并不波澜壮阔的辛亥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整整一百年了,但谁又知道这一场革命虽不起眼,却又和中国的“现代化”、“民主”“科学”、“自由”等观念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呢?没有它,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如此快产生;没有它,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孕育的土壤;没有它,人们就不可能清晰地划分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界限。然而,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对它的认知却始终处于模糊与误读的状态。倘若询问国人何为辛亥革命?大约很多人都会陷入茫然无知,或一知半解之中。

小时候在语文课上读到《人们英雄纪念碑》那篇课文时,就暗自纳闷:怎么资产阶级的革命还要镌刻在属于“人民”的英雄纪念碑上呢?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莘莘学子怎么也不能理解被我们无产阶级打到和推翻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还纪录在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谱中,黄花岗烈士还雕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甚至还写进了我们的语文课本中。这个悖论谜团一直困扰着那一代天真的孩子,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扫除一切封资修的革命中,这个谜团才得以解惑——无产阶级革命当然是高于一切革命的革命,是人类最辉煌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不齿于人类的假革命,尚且它毕竟还是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当然是一定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于是,就不再犹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凡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要反对,眼看着原先一直肃立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孙中山塑像被推倒,被迁移到中山陵。如果不是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做出了迁移指示,恐怕那尊塑像早已在被砸烂,再踏上一只脚之列了。君不见廖仲恺、谭延闿之墓当时不就被红卫兵小将们炸得魂飞魄散吗?直到“文革”后才逐渐恢复。

随着近30年来对辛亥革命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公开,随着它的100岁生日的来临,一个重新评价辛亥革命的热潮正在兴起,那些专家们对辛亥革命的学术辩论,甚是热闹,然而,有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论点着实让我们这些非辛亥革命学术研究者们陷入了二度眩惑的认知状态而不知所以然。叩问苍天,何时能够还辛亥革命一个历史的本真面目呢?!

显然,在民族历史的记忆中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断层:许多人对属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的评价仍抱有天然的恐惧和排拒心理;还有许多人因为史料知识的缺乏和长时期政治宣传的扭曲,对它产生了疑惑和眩惑;也有些人对这段历史根本就不以为然,认为那是一场没有什么意义的革命。无论是历史的怀疑主义,还是历史的虚无主义,都会给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历史走向产生误读和空洞的价值理念。鉴于此,我们站在100年后的今天来回眸恍如昨日的革命,以及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应该可以说出一些能够普及人心的常识性价值理念来,以正视听的。我真正担心的却是许多辛亥革命研究的专家首先就乱了方寸——为了某种利益或名誉的需求,而不顾历史事实去编织所谓的“创新理论”,将辛亥革命研究引入歧途,最终成为一出闹剧。

辛亥革命百年使史学界产生了一批标新立异的学者和专家,眼见着“跳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辛亥革命”成为史学界之时尚,我不禁想到的是百年来的辛亥革命之研究被党化所扭曲的过程,此番折腾岂不是又一次证明其研究往往是需要一种政治力量的支持吗?!我乃一只小书蠹而已,并非史学界中人,但是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研究历史必须首先遵从史实,否则一切最后的结论将是空中楼阁。

无论是台湾学者的国民党“正统论”,还是大陆某些学者所秉持的“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论调,其背后所显现出来的均为政治标准第一、历史为我所用的史学观。而新近冒出的“后革命时代”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无疑,党化的研究对“革命叙述”的放大和夸张,从根本上歪曲了辛亥革命的真正意义,从逻辑上讲,用一种新的逆反式的思维来解构党化的史学观,似乎是开辟一种研究的新思路,然而,难道为了打破“革命进步,立宪落后”的二元对立的历史叙述范式 ,就可以不顾这场革命的根本性质,而加以彻底的否定吗?这样的论断的确使人震惊,然而,震惊之余,我们又不得不怀疑此论断背后的真实意图了。

我在今年发表的文学史论文当中明确地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推翻了帝制,在中国历史上划出了一条红线,即告别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走向了现代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百年的九曲折回甚有说法,但是毕竟是个社会转型的分水岭)。无论是从其革命的宗旨和事后所颁布的大法来看,试图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愿景和远景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倘若忽视了这个前提,其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就要受到质疑。用孙中山事后总结的话来说就是:“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铄凌制之象。二为刬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与此开始。”革命的动机是明确的,它试图在中国,也是在亚洲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而史学界的理论新锐却可以置这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不顾,为封建王朝的所谓形式主义的“立宪”招魂,却也是走进了另一个历史研究的空洞之中。像这样的理论创新是为创新而创新,创进了反历史主义的怪圈之中,何等之悲哀。不过,这种又一次对历史记忆和民族记忆的涂抹和改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倒是赞成另一些学者的严谨学风和态度:“对辛亥革命的根本否定,近年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这场革命打断了清王朝宪政计划的安排实施。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立足于历史学最不能容忍的假设:以为假以时日,清王朝会俯顺舆情,逐步有秩序地推行宪政,使中国走上民主独立富强之路。”且不说清王朝“仿行宪政”的作秀行为动机是什么,就其能力而言,它能够实行宪政吗?它能够自焚一个封建王朝,进行凤凰涅槃式的再生何必蜕变吗?若想要求封建王朝交出王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的常识,退一万步来说,恐怕这个腐败的王朝连“自宫”的能力都没有了,你还指望它能够革故鼎新,走向君主立宪的民主道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专制政府,尤其是封建主义的王权,是绝不可能自行放弃他们的政权的。

人们往往从百年来历次的革命运动中悟出了许多深刻的道理,尤其是这二十年来,感到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只有靠改良主义的“渐变”才能逐步完成。我也并不反对这样的理论,但是把辛亥革命这样已经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也装进这一理论的套子当中,恐怕难以自圆其说。如果立宪可行的话,戊戌变法也不至于彻底失败,因为历史没有给改良主义机会,它只能导致流血的革命,虽然辛亥革命没有法国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却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关键的历史节点。正如罗福惠和孙跃两位学者引述了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在清王朝本身的论点后所概括的那样:“革命派从一开始就认准了清王朝不可能真心立宪,故基本没有也不可能介入此事。而清王朝的立宪,也始终是在不可逆转的错误路径上作惯性运行。如果一定要说辛亥革命打断了中国首次宪政试行的进程,那么何不继续追问,是谁‘制造’了越来越大的革命力量呢?显然梁启超在百年前的此刻已经作了准确的回答。”毋庸置疑,是清王朝的腐败直接导致了革命,即便是改良主义的立宪闹剧真的上演,也还是不能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何况他们连接受立宪的一点诚意都没有,何来的放弃封建王朝的念头?在那个时间的节点上,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历史的偶然”。

至于辛亥革命有罪的推论,更是荒唐之极:“负面看待辛亥革命的另一观点,是从凡是革命皆属‘激进’、只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判断推衍而来,而且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分裂、国内军阀割据乃至混战的原因,都归咎于辛亥革命。”如上所述,我也不赞成流血式的暴力革命,但是在巨大的恶的封建势力面前,非暴力革命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话,其有限的暴力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恶是历史的杠杆”的原理。当然,这和“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的嗜阶级斗争如醉如痴的革命论断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性才是衡量它们的试金石,而辛亥革命因为过分的人性化,才使得反革命不断地复辟,所以鲁迅先生才痛心疾首地批判之。其次,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之根本目的,和那种农民起义式的盲目革命,最终还是回到封建王朝的历史循环中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它最高的目的就在于将大写的“人”放置在国家和民族的高位上。

至于辛亥革命后的国家分裂、军阀割据的现象,的确是辛亥革命需要反思的地方——辛亥革命后,没有一个能够足以支撑民主国家体制的力量存在,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能够担当起这样的大任,所以,才寄希望于那些清王朝的旧部和遗老能够为民主国体担当重任。因此,才会出现鲁迅笔下描写的种种“风波”,才会出现五四先驱者们对辛亥革命的严厉批判和对其不彻底性的鞭挞。恰恰相反的是,五四革命的先驱者们批判的焦点正是辛亥革命的软弱,正因为它是太不“激进”、太人性化、太温良恭俭让的革命,才导致了不断的“复辟”,这也是孙中山事后反思封建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的结果:“革命未竟全功,因而难收良果”的原因,就是“旧官僚”、“武人”和“政客”没有扫除:“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来。这便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我们需要反思和批判的问题早在辛亥革命刚刚发生过以后,中国本土的思想家就已经做出了即时性的反映,我相信那时的判断和反思是十分准确的。时过境迁,欲想推翻这样的定论,恐怕是一件难以逾越的理论屏障。

我们并不否认维新派的改良主义,他们也以悲壮的形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失败,北京菜市口的行刑证明了立宪理想的破灭。唯有革命,才能触动中国封建体制的毫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也只不过是一次革命理想主义的一次并不完善的革命,其目的是清楚的,但是结果是不够理想的。然而,今天的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却告诉我们另一个结论:“既往的辛亥研究论著,注重从革命党人的叙述视角,构建有关辛亥记忆的历史谱系。与之相对应者,革命的对象清王朝和革命中有重要贡献的立宪党人,则囿于革命‘神圣’,改良‘反动’的‘非是即非’论评标准,被打入另册,很大程度上,为革命陪衬。”必须承认,中国大陆和台港的辛亥革命研究专家们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均是从两个不同的政治极端来解释这场革命,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了党化的政治色彩。那么,到了199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逐渐风行和接受的恰恰却是倾向于改良主义的社会渐变观念,“告别革命”的思潮是占据学界的主潮。由此看来,宪政理想成为许多新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这并非坏事,但是过分地强调和夸大其在中国社会的实用功能,或许也是一条难以走得通的路径。而将这种理念强加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去,硬要得出一个什么革命和立宪合二为一的论点,那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我非史学界中人,虽然读过一些辛亥革命的史料,但是毕竟不是行家,但是,针对一些学者的创新理论脱离史实,迎合某种时尚,违反常识的现象,我为史学界再一次搅乱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行为感到一丝悲哀,犹如今天有人再一次搅乱人们对“文革”的历史记忆一样,这样的历史搅局最终贻害的是整个民族的历史伦理和道德,将历史当作一个漂亮姑娘蹂躏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悲剧和闹剧仍然在这个“后革命”、“后现代”,甚至是“后文革”的时代里一幕幕地上演着。呜呼,人民的历史记忆将一次次地被强奸。

今为辛卯,何为辛亥?居然成为今年学界之高深的命题,这是史学界之大幸呢?抑或大悲呢?!

 

向面对世界的自绝者脱帽致敬

——追忆两位性格迥异的先师

 

人至暮年,往往会沉溺在回忆之中,记得沈从文说过“回忆是有毒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靠回忆活着的人,说明他已经缺少了创造的活力;然而,没有回忆的人生又是缺憾的,殊不知,回忆往往是在人生驿站的回眸中,将经验性的东西展示给后人看,使其少走弯路,以获得宝贵的启迪。

今年是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创建百周年纪念,我不想追溯其发展的辉煌历史,也不想回眸她的痛史,只想打开记忆的闸门,追忆我的两位已经逝去了多年的师长,这不仅是为了纪念他们两个都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出过巨大贡献,更因为是他们两个人相反相成的性格给了我人生莫大的感悟,以致使我对世态以及人生的末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的名字是叶子铭、许志英。

叶子铭先生与许志英先生是挚友,他们在相互调侃对方的性格时看似不经意,其实细细回顾品味起来,却是有着共同的人生宿命,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谶语——对社会的责任感愈强,就愈不能隐忍社会的黯淡与人生的惨淡,悲观主义才是他们最深刻的思想选择。许先生说叶先生总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叶先生则反唇相讥许先生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他们俩每每在“攻击”对方时的音容笑貌尚时时萦绕在我的眼前,往往使我不能自已,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却是一直不能与他人言的,因为中国人出于对长者的尊敬,是避讳谈他们的死因的,今天,我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更深地破析两位师长的内心世界,从而窥视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镣铐——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特征,你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人生的舞台上戴着镣铐跳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谢幕呢?是各人的性格所决定的。但是,两个性格落差与反差如此之大的学者竟然在选择谢幕方式时能够采用同样手段,此乃精神的殊途同归也。叶先生和许先生虽然性格迥异,却是采用同样的自杀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尽管叶先生是几次自杀都未遂,但是同样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界绝决的告别态度,而许先生则是在了无前兆却又是“蓄谋已久”的从容中,连挥一挥手的意念都了无的情况下,就豁然踏上了他另一个世界的旅途,乃为壮举。

我绝不同意“自杀是懦夫的表现”这个十分陈腐的观念,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自杀是一种深度思考的结果,是智识者大勇的选择,尽管无奈。因为几十年来,我们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完全被平庸而沉重的生活之恶麻痹了认识世界的能力,所以,你没有权力去指责那些敢于直面惨淡人生而采取另一种抗争形式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认知他们面对惨淡人生的选择,我是万分敬重他们的,此乃非“革命烈士”之举,亦非大智之措,但却是大勇者之为,无可指责。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尤其是文革以后,南京大学中文系自杀的教授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黄景欣、刘明元、施文涛、秦德林、张月超、许志英•••••大概是中国大学中自绝于世者最多的院系之一了吧。当然,我并非是崇尚和倡导自杀,而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们面对一个无奈的世界与无望的人生为何自杀的根本原因。

叶先生出道甚早,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在本科毕业时就交出了一本论著的大学生,195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叶子铭的专著《茅盾四十年的创作道路》,一时轰动学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学术明星,以至于在文革期间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当然,这也与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中文系主任俞铭璜(时亦兼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为提携奖掖后进而提出“言必称叶(子铭)黄(景欣,年轻的语言学家,文革期间自杀)”的口号有关,作为当时年轻的学术明星,叶先生又参与了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重视,但是,他却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每做一件事都得反反复复考虑到每一个细节与后果,以至于有时会将一件可以简单处理的事情置于无限夸张的若干情境结果中来进行反复斟酌,这也许是与其在反右斗争中遭受了一些挫折后,离开了自己心爱的专业研究,被发配到苏州医学院工作的心理暗示有关,虽然后来他又迅速地考取古典文学研究生回到了南大,但是反右斗争的深刻教训在他的心灵中埋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处处小心,刻刻警惕,这又恰恰与他的研究对象茅盾在1949年以后的表现惊人的相似,也许这一性格特征被许多人不屑,甚至嘲讽,然而,正是他对时局和政策预判的深刻性,也使他免受了更大的政治灾难,文革前夕和文革之初,中央的一些政治寡头就在不停的找自己的笔杆子,他们看中了叶子铭,而叶却是处处躲闪,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回绝了盛情邀请,否则,姚文元的位置就很有可能被叶子铭所替代,然而,叶子铭毕竟是一介书生。最近读到《徐景贤最后回忆》,其中在谈及文革时期上海写作班子的时候有这样三段描述:一是“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有江南‘四才子’之称的俞铭璜,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批判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文章经张春桥修改后,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的文汇报上。笔名是柯庆施取的,寓‘两枝大笔一挥而就’之意。文章犀利,引人注目,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石西民把我和当时文学研究室的主管叶以群找去,告诉我们,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文学组,并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等调集写作力量••••••”“‘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还动员一些友邻的‘秀才’协同配合,例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茅盾研究者叶子铭,当时被‘内刊’调来撰写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文章,适逢国内大批判打响,我们就动员他和文学组一起撰写批判文章”。显然,把叶子铭调到上海写作班子是俞铭璜和叶以群所为,目的是将他推上斗争的第一线,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俞铭璜竭力推荐自不必说,叶以群的力荐也是看中叶的才华,以及茅公早几年的举荐,所以,上海方面才讹传出“叶子铭是叶以群的侄儿”的信息。当时有人说他傻,太没有出息,如果表现积极,这样的大块文章一出来,那就会把姚文元的那篇著名的批评修正主义文学思潮的文章盖掉,但是正是他把看似简单地问题复杂化了,使自己没有卷进更大的政治漩涡之中,而逃过一大劫。后来叶先生曾经和我谈及这段经历时,只是淡然一笑说:之所以不积极,就是感觉到形势太复杂,吃不透上面的意图,高处不胜寒。

1980年代后期江苏省又试图让他出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亦被他回绝了,此乃福兮祸兮?我以为正是叶先生看得比常人更加深刻,他才能预判到高处不胜寒的复杂结局,这可能是他“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胜利吧。

但是,在以后的许多政治运动中,他这种对事物的复杂性研判却是对错参半、有得有失的。文革期间,在恐怖的思想与肉体批判与批斗中,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那时就试图以自杀的方式来对那个黑暗的时代进行抗争,他设计了一个去海边清净之处蹈海寻仙的计划,却在妻子的严密的看护下不能得以实施,其实风暴一过,他就做起了“逍遥派”,安全渡过了漫长的十年浩劫,心境逐渐开始晴朗起来。1980年代叶先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民选的系主任,同时兼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因为他每做一件事都是慎而又慎,事无巨细,加之他又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第一召集人,茅盾研究学会会长,事必躬亲,犹如戴着枷锁和镣铐跳舞,身心疲惫,积劳成疾,所以这种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性格,终于将自己绑在了精神的十字架上。更为严重的是20多年前的那场风波,给他的心头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心理病灶,我们曾经集体指责过他的迂腐,竟然会毕恭毕敬、通宵达旦地写自我检查书,把自己的生存环境看得太险恶,才使得他的复杂化性格成为消极厌世的导因。从1991年的又一次选择撞墙自杀,直到最后变成再也不能自己思考和研判问题和有条件进行自裁而苟活着为止,叶先生的内心所经历的苦难是任何人无法想象的,然而,上苍最后竟然将他连“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思考权力也给剥夺了,不知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会作何感叹。

1984年我和叶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驻社编纂《茅盾全集》,往往彻夜长谈,每每论及各次政治运动和时局前途,他总是忧心忡忡,那布满血丝的深邃眼神中充满着忧郁的深情。那时我年轻无知,又适逢改革开放,对他处处小心、时时忧郁的性格往往腹诽为政治过敏、杞人忧天。但是,随之而来的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却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他的复杂性后面的深谋远虑,直到他的离世,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过敏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却又是多么的可怜与可悲,但是,正是他的深刻性一面,时时提醒着我克服那种盲目乐观的浅薄,因为世事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寻找政治脱敏的药物是多么的艰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啊Q,没有精神的逃路。人人都云叶子铭先生迂,但这种迂腐未尝是世事洞明后的深刻觉醒,看清楚了“两间余一卒”,却不能够“荷戟独彷徨”,也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哀。

许志英先生195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参加了复旦大学红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后分配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是文学所有名的“摇鹅毛扇的军师”,可见其做事举重若轻、豁达开朗之风格,他是文革结束以后为了照顾家庭调来南大的,在1984年的“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中,他因一篇论五四运动领导权的学术论文被胡乔木、邓力群点了名,但是,除了北京的和外地的一些学者在那种政治高压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批判了许先生的观点外,南京大学却是踏踏实实地走过了场,非但没有问罪,后来还在叶子铭先生的力荐下,请他出山接任了中文系主任一职,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许是任何高校也不可能做到的吧,这就是南大中文系,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起码尚存一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吧。他接掌系主任职位后,首先就废除了每周的所谓集中学习的制度,腾出时间让大家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其次,就是放权给每一个分管各口的副系主任,除了重大事情过问外,不管具体事务,他的治系方针就是四个字:“无为而治”。就是这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行为风格,使中文系在那些政治风波中平安摆渡,没使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遭受“应有”的打击,尽管系里有这样和那样的人事矛盾产生,但绝大多数人起码在价值认知上还是一致的。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开朗,对一切世事都看淡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呢?这使得许许多多熟悉和不甚熟悉他的人,都在脑海里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实,在他写给我的遗嘱中有一个关键词“生意已尽”就是答案。无疑,大多数自杀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不再留念的缘由无非有二:一是对社会环境的绝望;二是对自身生存质量的绝望。首先,许先生对中国大局的预判向来是十分乐观且准确的,这在文学所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对粉碎“四人帮”的预判,但是,对后来的政治局势的预判他却是吞下了“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苦果,苦等了20年无果,常常成为我们对他调侃的谈资。

记得1991年茅盾研究学会年会在南京大学召开,叶子铭先生正是在那时发病了,许先生和我便住在南京大学招待所里主持会务,我们整整三个通宵没有睡觉,畅谈国事与人生,从国家形势到叶先生的病。他不停地吸烟,我们在烟雾缭绕中度过的那三个夜晚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时,他对中国的前途还是信心满满的,坚信政治改革将会有所突进。但是涉及人生问题时,却又一反常有的乐观性格,鉴于叶先生的病情,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一个知识分子最为痛苦的事情就是能够思想的大脑失灵,连自裁的能力都没有了,给自己、家人与朋友带来了共同的悲伤,而人类不实行安乐死是一种非人道的行径。

未曾想到的是退休以后,他突患中风,落下了瘸腿的痼疾,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加上大儿子车祸罹难、相濡以沫的老伴病逝,给他的心灵造成了难以启齿的痛苦,表面上乐观开朗而心灵深处悲观厌世的情绪裹挟着他的日日夜夜。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他晚年对事物的判断力大不如前了,但是,他还是常常不断地与我们交流着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我也常常调侃他: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永远不会自我解脱,把政治生命放在第一位,组织观念极强,将自己的灵魂绑在政治的战车上拖行,而那架战车却在巨大的惯性中把你们带向一个莫名的远方。恰恰吊诡的是,在他走前的这一个星期里,他竟然没有与我有任何联系,我又因为那些天忙于诸多琐碎的公务,也就没有在意他的故意疏离,没有想到的是,他与我的诀别方式竟然是一纸一书。

他离去的那天,冥冥之中,我一大早六点钟就到了办公室,七点钟就接到他小女儿打来的电话,告知噩耗,我便匆匆赶去,撞进家门,他已经平静地躺在床上了。读着他在夜深人静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文字,且是唯一一份给我留下的遗书,心潮起伏:这仅仅是同志的信任?仅仅是托付善后?我却从字里行间分明看到的是那种坚强无比的意志!我欲哭不能,看着那刚劲有力、一丝不苟的刀刻般笔迹,我想象他用这支钢笔去划破了无声中国的夜空时,表情是那样的坚毅和绝决,毫无惧色,也毫无愧色,当我看到最后一句“永别了”的时候,才不禁潸然泪下。王彬彬后来看到这份遗书时,与我同感,他十分惊讶和佩服许先生竟然在告别人世时可以那样的冷静和从容,其字迹没有一点抖动的痕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常人,是无法与许先生比拟的,虽为书生,他却是在大风大浪里进入到了大彻大悟之境界的超人,这也许就是他最后一次毫不犹豫地“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壮举吧。许多人认为,直接引发许先生自身的原因是生活所迫,我倒是认为对生存环境的绝望与生活的艰辛的双重压力,才是其面对这个世界无奈的选择的根本导因,而前者的因素是大于后者的。

如何面对生存世界的选择,这是莎士比亚给人类出的一道二难的命题:“是生还是死?”是哲学的生,还是哲学的死?每一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代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两种截然不同性格特征的人却都会选择同一种生存的抉择,性格不同,内心深处却是朝着一个方向思考问题——忧国忧民的“治国平天下”情结,是他们难以摆脱且根深蒂固的政治责任感,这种看似愚忠,却是高尚的品行能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延续下去吗?窃以为,在而今的知识分子中则很难保有这样的政治德行与情怀了。他们是一代死去的堂吉诃德式的与风车作战的知识分子吗?如是,我也愿脱帽向他们致敬!

历数各个高校中由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许许多多酷似叶先生和许先生这样人,他们在历次政治斗争和运动中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不管其最后结局如何,他们都是我们值得尊敬的一代知识者。我以为,他们的悲剧结局,其中最致命的元素就在于他们所受到的精神上的不公正待遇,有谁予以评说?我们只能叩问苍天:这是为什么?谁能够给出这个充满着悖论的命题一个圆满的答复呢?惟有历史作出公正客观的回答。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直称呼我小丁的两位先生走了,我相信,他们俩在另一个世界里讨论的焦点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在复杂化与简单化之间进行辩论着,而我却愿在梦境中做一个“听风者”,而面对现实世界的选择,我能说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都是悲观主义者吗?!

 

桃花扇底的卑微者

 

十八年前,我写了这篇文章,对侯朝宗(侯方域)的人格操守多有诟病,然而,让我始料未及的是,侯朝宗的家乡文人们在在《商丘日报》上掀起了一场申讨我的热潮,那意思就是老侯同志并没有如我所说“中了副榜”,投降了清廷,对于这些滑稽可笑的回护,我只能报以一笑而已,其实中没中清廷副榜是有案可查的,随便翻翻辞海之类的工具书便知。最近,《桃花扇》又将作为南京的一张文化王牌隆重推出,我翻检出十八年前的旧文,重新修改,意在提醒南京文化历史的制造者们,千万不可忘记文人士子的道义与人格,再来一次“桃花扇底识前朝”(恕我将“送”改为“识”)吧。

十八年前,江苏省昆剧院重新排演《桃花扇》,其中剧情亦有所变动,昔日云亭山人孔尚任给侯方域留下的那条不甚干净的尾巴,似乎被剧作者们搞得不清不楚了。回想近几年来,由于南京文化的勃兴,一些文人便陆续为诸如侯朝宗这样的失节士子翻案了。作为对一个文学形象的重塑及心理发掘,当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一文学行为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倒是值得深究的。如果它于南京这座城市精神的文化建设毫无益处,相反,是对这个城市的城格和人格的亵渎,恐怕是不足取的。

所谓“桃花扇底送前朝”,重要的意义是在两种不同的人格气节对比中,映现出“桃花扇”的本意所在。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它的表层结构是爱情的溃灭,而其深层结构却是一代名士精神的委琐与绝代佳人浩然的正气之间无可调和的分离,这才是江南士子真正的悲歌所在。

侯方域虽然不是江南人,籍贯为河南商丘,但他的文学活动及仕途经济均行走于江南,明末与冒辟疆、陈贞慧、方以智并称为“四公子”,可见其在江南士子中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侯方域善诗能文,著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可见其文采一斑。甲申南渡,“明季四公子”麇集金陵,诗酒论道之余,更是以狎妓为幸事。作为“复社”名流,他的风流倜傥和横溢才华,当然为秦淮名妓所青睐,因而他与李香君一见钟情亦不足为奇了。当时的秦淮名妓个个有才有识,敢憎敢爱,所谓“慧福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可见江南复社名士们在秦淮名妓心目中的地位。诚然,侯朝宗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身处那个动荡的历史时期,出于生存的本能,往往在人格的精神悖反中游弋,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以为他的一生中却有两大错:一是反复于权奸阉党阮大铖之流的恩威之间;一是降顺清廷,考中副榜,从人格上彻底背叛了东林党人的操守。

其实,侯朝宗在明崇祯十二年来南京时,还是由阮大铖出资托杨龙友引荐相识了李香君,由此可说阮是这对千古才子佳人悲剧的牵线人。也许是出于“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古训的熏陶,也许是左右逢源的秉性使然,侯朝宗曾经允诺过阮大铖为其排解,开脱罪责,这显然是违背了东林复社的党义,在大是大非面前,侯朝宗的犹豫徘徊,又一次暴露了士子灵魂深处的污垢,亦如钱谦益在清军兵临城下时犹豫不决而柳如是决意投水示诚一样,此时,李香君命侯公子严辞拒绝,才算保住了他前期的名节。因此,阮大铖才怀恨在心,构陷侯与左良玉勾结谋反作乱,怂恿凤阳督抚马士英杀之,侯亦只有逃到漕抚史可法处。一帖《留都防乱公檄》为“明季四公子”崇尚气节的凛然正气画上了一个重重的惊叹号。殊不知,其中侯朝宗的心灵深处多少是平添了几分无奈的,它遮蔽着侯公子人格分裂的病根。

南明小朝廷覆灭后,“明季四公子”相约誓死不事新朝,侯公子还相劝后来终于降清的江南士子吴梅村不要出山,有吴梅村《怀古兼吊侯生》一诗为证:“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比起吴伟业来,侯朝宗当然是干净得多,因为他终于没有出仕。但是,与“四公子”中其他几位士子相比,便足见其人格的猥琐。冒辟疆终于与董小宛相携躲进了如皋的水绘园了却残生;方以智则削发为僧遁入空门,寻着科学的人生道路前行,终于在拜谒文天祥之墓的路途中找到了最后的精神归宿;陈贞慧则先被阮党投入牢狱,明亡后则隐居乡里,永不出山。偏偏就是侯朝宗动了凡心,中了副榜。这才应该是《桃花扇》悲剧高潮的钮结所在,也许你可以说,这是侯公子的一念之差,但正是这一念之差,衡量出了一个士子的真正人格心理。孔尚任没把悲剧高潮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不能不说是受一种爱情力量的驱使。侯李最终的分道扬镳,其爱情悲剧的根源就在这人格的落差之中,侯朝宗注定要成为悲剧主人公李香君辉煌人格的反衬,只有这样才显现出孔尚任这位戏曲大师与众不同的大手笔之处。可惜《桃花扇》的剧情走向不是如此。

二十年前读周黎庵先生所著《清诗的春夏》(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年四月版),受益匪浅,亦可见先生对清诗研究的精深造诣。但周先生为侯朝宗鸣不平的断语,晚辈是实难苟同的:“其实侯朝宗在清朝不得已出去应河南乡试,只中了一个副榜,连举人都没有中试,以后也不曾做官,算他是失节的贰臣,总说不大过去,云亭山人也过分了一些吧!何况侯朝宗曾劝过他的好友吴伟业不要出仕……吴伟业当时并无异词,何云亭山人之喋喋为!”殊不知,云亭山人孔尚任的人格视角与一代降臣吴梅村的人格视角完全是两样的。尽管吴梅村在清诗的地位上甚至高出钱谦益、顾炎武,独创了“梅村体”,但是,他的人格地位却和侯朝宗一样,输在顾炎武及“四公子”中的其他三位之下,甚至连侯朝宗都不如,何能以他之喋喋为?!

孔尚任将《桃花扇》当作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画卷来抒写,旨在弘扬一种文人士子的悲壮人格精神,他所塑造的秦淮名妓李香君的艺术形象之所以能够超越历史而长留于民间,甚至于后来人们在为“秦淮八艳”排座次时,总是将她置于首位,正是人们臣服于人格魅力的象征,正是大家对不屈精神的顶礼膜拜。李香君作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映衬出了晚明一大帮江南士子中的堕落文人的丑恶嘴脸,同时也倾注了《桃花扇》作者一腔正气和热血。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不仅仅是踏遍金陵芳草地去寻觅侯李的历史踪迹,更重要的是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到了行文的最佳视角。据说他游历江淮三载,首先是登上扬州的梅花岭,拜谒史可法的衣冠冢,从这里,他肯定是找到了表述《桃花扇》主题的精魂气韵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桃花扇》是尚可再行升华的。而为侯朝宗的翻案,亦难以为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所裨益。作为一段民族的痛史,《桃花扇》传奇在今天的意义就在于拯救那种失去价值导向的文人人格的迷惘。这点孔尚任说得很清楚:“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历史的更替,这是必然的规律,而“惩创人心”则是万劫不灭的精神搏战,是文人士子寻找精神栖居地的历史借鉴。

据载,侯朝宗降顺清廷后,曾为清总督出谋献策剿杀农民起义军。虽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亦有许多反历史反人性的硬伤,但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侯公子是仍想效力清廷的。侯死于一六五五年,他在郁郁中死去,我想,他的灵魂是不得安宁的,因为他背叛的不仅仅是“扇血点染桃花”的忠贞爱情,更难容忍的是他出卖了一个士子独立的人格和不屈的灵魂,拱手交出了精神的自由。

李香君的悲剧命运归宿在《桃花扇》中没有续笔,这是孔尚任的败笔,作为古典悲剧艺术,用亚里斯多德的观点来说是:“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而未能将李香君的“死”戏做足,就不能更强化这悲剧的深刻文化内涵和人格内涵。据说她生前常在南京远郊的栖霞山葆贞观附近的桃花涧浣纱,死后就葬在桃花涧里。这种传说未必是真,且亦过于浪漫。我想,李香君也并不能看破红尘,她亦会被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所困扰一生郁郁而终。但是我绝对相信在那个极乐世界里,李香君的灵魂再也不会陪伴侯公子了,因为侯公子的灵魂已经打上了人间的耻辱标记,与李香君无瑕的灵魂相比,侯公子只能自惭形秽。

桃花扇底送走的不只是前朝历史,桃花扇底送走的是一个卑微的死魂灵。

 

陈社作品

 

陈社,男,1952年生于江苏泰州,笔名肖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高级记者。务过农,做过工,从事宣传文化工作多年。著有散文随笔集《坦然人生》《艰难的父爱》,杂文随笔集《不如简单》,新闻评论集《过犹不及》,文艺评论集《向平凡致敬》、中短篇小说集《井边》,长篇纪实散文《留学,到德国去》(合著)。编有《泰州新闻作品选》《泰州文化丛书》等。作品获《中国作家》优秀散文奖、江苏电视金凤凰奖、江苏戈公振新闻奖、江苏理论作品奖等,入选《江苏文学五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等。

 

人物篇

 

艰难的父爱

 

父亲久患肺病,在我十二岁那年离去。

儿时的记忆里便少了那暖暖的粉红。没有温情的搂抱、娇嗔的纠缠;没有假山洞内的屏息躲藏、绿草坪上的纵情追赶……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方厚厚的大口罩了,惨白惨白,遮住了他大半个面孔。

我忍不住问他:“爸爸,你老戴着口罩不憋得难受?”他凝视着我,很认真地说:“会的,我会把它摘掉的!”我雀跃着奔去告诉妈妈,她也很认真地点点头,搂过我,泪却湿了面颊。慌得我不知所措,再不敢提口罩的事了,可心里憋不住,老在想。那讨厌的鬼玩意儿,像道屏障挡着,使爸爸变得模糊、陌生,留给我无数个难解的谜。

爸爸总是静静地坐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那是一套旧式平房的西屋,一方书桌、一只圈椅、一张小床。板壁上贴着两帧木刻头像,蓄着胡须的两个老头儿,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已发了黄。相连的厢屋里搁着几块铺板,堆着一摞摞书报杂志。一把京胡挂在墙上,落满了灰。

爸爸有不少朋友,有的比他年长,更多的比他年轻,大多夹着书呀报啊什么的,一来便高谈阔论。我们家待客与众不同,不沏茶、不递烟,但备有干净口罩和酒精棉球。我常凑到门口张望,个个戴着口罩,酒精气味扑鼻,像是在医院。爸爸的话最多,间着哮喘,时而激昂、时而深沉,仿佛面对的不是几个朋友,而是成百上千的人。有时一阵呛咳袭来,把他的话猛然截断,朋友们劝他歇会儿再说,他硬是哑着嗓子申辩:“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喘着粗气,挣扎着从大口罩后面吐出断断续续的字句来。

我很少进爸爸的房间,他不让。然而,我知道爸爸是十分想看到我的。他时常倚在门边等着我放学归来。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清他那身泛了白的蓝布中山装和一方惨白的口罩,以及那殷殷的目光。这样的时候,爸爸会问我许多许多问题。随后便是奖励,照例一块小糖,装在一只玻璃瓶里,叫妈妈拿给我。

有一次他忽然问我:“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陈社’吗?”我得意地晃晃脑袋,背书似的:“知道,我是社会的儿子,不是爸爸妈妈的私有财产。妈妈告诉我的。”他又问:“‘社会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我答不上,他便慢声慢气地讲解起来,可听了一大阵我还是搞不懂,脸都急红了。爸爸乐得呵呵大笑:“别着急别着急,你还小呢!长大以后就会懂的。”说完忙着取来玻璃瓶,亲自给我发奖。站在门前的台阶上,一手握着瓶身,一手捏着瓶盖,小心翼翼地把糖倒在瓶盖上,再举起瓶盖轻轻抖动,让糖块悬空落入我拢成碗状的手中。看着我鼓起小嘴慢慢吮吸,聚精会神,像是欣赏什么精彩的表演。直到我心满意足,说了“谢谢爸爸”,他才踱回房去,默默坐到西窗下的书桌前,让夕阳的余辉洒落在长瘦的躯体上。我偷偷注视着他,看那宽阔的前额上泛起的一抹红润,想象着那大口罩后面残留的浅浅笑影。

小学三年级时,医生说我的肝有点肿大。其实那时这算不上什么病,爸爸却急得不行,要我停学休息。我不愿意,缠着妈妈求情。爸爸不知怎的变得极无耐心,没容我多叽咕便光了火:“不行!非停学不可!”我噙着泪花小声申辩,他竟勃然大怒,变了个人似的咆哮起来:“不行!非停学不可!宁可一字不识也比这样强!”紧接着一阵剧烈的呛咳,胸脯急剧起伏,眼轮出现青灰。我“哇”地哭出声来:“我不!我不!我要上学!我要上学!”妈妈掏出手帕为我揩泪,被我一把抢过掼到地上。爸爸苍白的脸上涌出潮红,猛然举起瘦骨伶仃的手,朝着我,忽而又无力地颤抖着,缓缓放下了。我知道他是不会碰我的,哭喊得更起劲了……  想不到他后来还是惩罚了我,那方法更令我意想不到——他从水缸里舀了一杯水,猛地泼向我身上——我被吓懵了,缩着脑袋呜咽着,泪眼模糊地窥着他,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爸爸却没再吭一声,只是急促地咳喘,眉结掠过阵阵痉挛,眼睛眺着天外,一动不动,停滞在口罩上方。那神情真有点怕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这样。

爸爸的去世我是事后才知道的。那天姑姑等在学校门口,把我接到了叔叔家,说是爸爸嘱咐的,他病重,不让我回去。到第二天带我回家时,家中已大变了样,所有门窗都开着,地上洒满了石灰。爸爸静静地躺在花圈丛中,枕边伴着他平时放在案头的几本书。向爸爸的遗体鞠躬时,我的鼻子阵阵发酸,他平时是那么地喜欢我在他的眼前,总是站在房内远远地看着我,看我吃饭、看我游戏、看我做作业……上学前他总要叮嘱一声:“放学后早点儿回来!”可这次,这最后一次,他又为什么不让我回家呢?我似乎意识到了一点什么,委屈的泪水滚滚而下。

随着年龄的增长,世间的事渐渐知道得多了。我读了他的一些作品,听前辈们讲了他的一些往事,也初尝了人世的沧桑……父亲一生坎坷,“胡风集团嫌疑分子”的帽子使他久陷困境,疾病的魔爪又夺去了他像常人那样去爱、去恨的自由。“不要紧的!不要紧的!鲁迅不是生过肺病吗?高尔基不是生过肺病吗?”——他在自传体小说《蒙古马》中发出的这声呐喊,该是久积之后的一种喷发吧?!是一口油井、一眼旺泉,是鲜奶、是血浆,饱含着深深的期待和寄托。蒙古马,大自然的骄子,那是怎样一匹驰骋千里的骏马呀!

现在,我也做了父亲。当我搂着女儿,听她甜甜地哼起“粉红色的童年”时,每每想起父亲的那方大口罩,想起那一块小糖、那一杯凉水、那火山爆发似的一阵咆哮,想起那最后时刻的嘱咐,深深体悟着儿时所不能体悟到的许许多多……

 

妹妹的故事

 

妹妹小我五岁,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反右”斗争正如火如荼。父亲挺着病体栉风沐雨,母亲更是身心交瘁。他们给这个小生命取名“露青”——展开青青生命,该是那种情形下的一种期待和寄托吧?看着襁褓中那圆圆的小脸、亮亮的眼珠,长辈们称赞之余,不免轻轻地叹上一口气。我则高兴得什么似的,围着那朱红色的摇床转悠个不停。

母亲是市广播站的播音员,每天从清晨的“早上好”工作到“祝听众同志们晚安”。做母亲的时间有限,妹妹很小就进了托儿所,全托,每周接回来一次。妹妹便特别地恋家,每个周末都是她欢乐的节日,早早地挤在托儿所门口眼巴巴地盼亲人去接,小鸟儿似的蹦着跳着奔进家中,吱吱喳喳地说个没完,嘻嘻哈哈地笑个不住,总是很晚很晚才肯入睡。可第二天早晨醒来却像变了个人,一遍又一遍地念叨:“我不上托儿所,我不上托儿所……”警惕性极高,不问出个究竟决不肯离家一步。记得有次天快黑了,还未能把她哄走,小姑姑答应不送她去了,带我们上街玩。走到靠近托儿所的路上,和她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终于用手帕蒙住她的双眼把她骗进了托儿所。我们躲在门外张望,除去手帕的妹妹瞪着眼睛愣在那儿,哽咽了好久,才决堤似的哭出了声。我从未见她这样哭过,说不出的滋味,闷着头逃离了那可恶的栅栏门。

别人都夸妹妹长得漂亮,我倒看不出什么特别来,但她的爱美却是我所熟知的。她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自己的东西都是自己整理,有条不紊,不论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服服帖帖,一方花手帕总是干干净净、方方正正地放在口袋里,小辫子梳得像模像样,扎着鲜艳的蝴蝶结。她最珍爱的是一条翠绿色的背带裙,用母亲的衬衫改的,虽旧了点,但并没有怎么褪色,夏日傍晚洗了澡才拿出来穿一下,十分素雅,透出一股青春的朝气。印象深的还有她的那双白布鞋,父亲去世时做的,她穿得特别小心,老是那么洁白如新,一尘不染。

祖父喜花卉,尤爱秋菊。秋风起时,小小庭院已是菊的世界。妹妹常去流连,问这问那,浇水施肥掐芽除虫,桩桩要学、抢着要干。祖父如逢知己,很认真地对大家说:“我老了以后,这些花交给小露,就算放心了。”对她也就格外慷慨,常让她挑一盆两盆带回来,妹妹更是早晚侍弄,使满屋飘香,洋溢着生命的气息。  九岁那年,妹妹患了不治之症,叫“亚急性红斑狼疮”,血液里的毛病,晒不得太阳,受不了劳累,靠药物维持生命。学是不能上了,她央求妈妈去和老师商量,保留了学籍,照样缴费注册,领回课本,在家自学。那些日子里,她几乎天天都在盼望同学们来,问她们学校里的情况,请她们解答学习上的疑难,捎去自己做的作业,还要相约许多许多事情……总是特别兴奋,滔滔不绝,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病。感觉稍稍好一点,她就吵着要去上学,头一天就忙着吸墨水、钉本子、理书包,做好各种准备。第二天必定比往常早起许多,很快洗漱早餐服药完毕,朗朗地道一声“再见”便上了路。撑着遮阳的小伞,哼着轻快的歌曲,惹得邻居们阵阵叹息。

几年过去,妹妹的病未见好转,我和母亲又相继插队下放。妹妹一人待在家里自己照料自己,幸亏邻居的叔叔阿姨对她甚好,使我们少了许多牵挂。那时生活相当拮据,妹妹总是省吃俭用,从不为自己买什么,却学着为祖母织毛衣,帮我补袜子、纳鞋底。看到姨母家的姐妹们织渔网可以挣钱,她不听劝阻,硬是加入了她们的行列,从早到晚地掏那网眼儿,小手被尼龙线勒得鲜血淋漓,她贴上胶布,坚持不辍,一个月下来,竟也能挣到四五元钱。每当她把那几张带着体温的劳动所得交给妈妈时,妈妈总是一把攥住她的小手抚摸好久好久,无语而凝噎。后来我进了邻县的社办厂做工,早出晚归,本以为可以照顾她一点了,可下班到家时,妹妹已把晚饭烧好,忙着盛上催我快吃,换下的衣袜也洗好晾干,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了我的床边……

妹妹最后的日子是在上海的医院里度过的。这是她第五次住院了,血液病引发了肾炎,几度垂危。母亲日夜陪着她,我则住在亲戚处,每天骑自行车带些饮食过去,一家三口在病房里相依相伴了四十多天。那是我一生中陪伴妹妹最长的一段时光了,虽然有着太多的沉重,却使我永志心头,万般留恋。

妹妹的病情稍稍稳定之后,我便回家上班。临行那天,兄妹俩谈得特别多,我要她安心养病,听妈妈的话,少让妈妈操心。她则再三叮咛,嘱我旅途小心,上班要注意安全,在食堂吃饭不要太节省,晚上要早点儿休息,说她一定听哥哥的话,不惹妈妈生气,早日治好病,等我接她回去。她还告诉我,同病房的阿姨夸她普通话讲得好,答应以后介绍她去当演员……这就是我的妹妹,一个身患绝症,十五岁的女孩。她和别的孩子一样,有着许多梦一般的希望和幻想;她又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懂得太多太多,太会把别人挂牵。

不久,妹妹的病更加恶化了,全身水肿,呕吐、无尿、腹胀如鼓,她终于意识到了面临的威胁。为了求得好转,她听从医生的一切,医生说应当尽量吃点东西,她以极大的毅力艰难地塞进一点食物,可又随即吐得精光。护士为她导尿,她咬着牙配合,疼得泪珠滚滚,硬是不叫一声。医生要把她转到“小病房”,她也知道那是许多成人病员都憎恶、恐惧的病危病房,还是点点头答应了。能用的药物及措施都已用过,仍无力回天,妹妹的痛苦与日俱增,看得出,已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了。但她依然不吵不闹,只是变得烦躁不安,特别憎恨那氧气管,不断地恳求拔掉它,然而,她已经一刻也离不开它了。

最后的告别,是在龙华殡仪馆。亲戚们不让母亲去,她快支持不住了。我则显得格外坚强,抚着妹妹布满针眼的小手,轻轻地吻了吻她那冰凉的额头,把自己用的一支铱金笔插入了她的衣襟……

 

我看增耀

 

若问我最敬重的同事有哪些,苏增耀同志当是其中之一。他既是我的同事,又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同道。不过,我们的交往并不多,相识、相知十多年了,见面不超过二十次、通话不超过二十次,相处得平常而平淡。

我对增耀同志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和读到的。

在我的印象中,增耀不属于那种整天团团转的“大忙人”,总是很超脱、很干练、很有定力的样子。但我知道,他始终处于“想事、干事、成事”的前行之中,几十年如一。感受最深的,是他对事业的执著,有一股一往无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高调而不是唱高调,有姿态而不是作姿态,脚踏实地地做事,做实事、做好事、做大事,做创业创新创优的事。而且每临大事有静气,驾重若轻、处变不惊,是一个令人敬佩、能够服众的能者。这一点,他在连续三届靖江市检察长的任上,已是有口皆碑。1997年,他转任靖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又想了许多事、干了许多事、成了许多事,开辟了一方新天地。此后,他续任市委副书记,手脚放得更开,事情也就做得更多、更大了。再往后,到了政协主席的岗位,又是开一代风气之先,令人刮目相看。我每收到他们一年一卷的刊物《各界》,都有耳目一新、叹为观止之感。

成事的基础是干,干事的基础是想。增耀同志特别善于思考,想事、干事都十二分地用心,每每看得准、想的深、悟得透。而且思路超前、长于提炼、概括,时常想别人所未曾想、道别人所未能道、做别人所未必做,既有智者之慧,又有勇者之锐。几年前,靖江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靖江精神”大讨论。正面的好说,负面的难说。一时间众说纷纭、颇费踌躇。增耀写下的是四个短句:“兼容却少宽容,吃苦却怕吃亏,聪明却不高明,开放却欠气度。”精辟而不失宽厚。靖江市委书记刘建国同志称其“对靖江人精神状态中的不足一面最准确的概括”,江苏省记协主席周世康同志誉之“满纸生动、妙趣横生”。增耀也时有不多顾忌、直言相向的犀利。让人面红耳赤、下不了台的情况有过,遭人误解、生出些意见的情况也有过。他也不免有所歉疚和遗憾,却又好像秉性难移。有的时候,他又是一介书生。

增耀同志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时间不算长,做的事却不少。最是为人津津乐道的,乃著名的“庞余亮入靖”。是时庞余亮在其家乡一乡村中学教书,业余写诗作文,崭露头角,是江苏颇具潜力的青年作家之一,可他当时的创作环境欠佳。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增耀同志偶然听闻庞余亮其人,当即请人邀其“入靖”,随后逐项联系、落实调动事宜。不料在调档环节卡了壳。增耀一笑:“档案的事继续协商,人先过来!”就这样,余亮“黑人”似地来到了靖江。增耀亲自为余亮夫妇安排了工作单位、安排了住房、为他们的孩子安排了就读学校,一直细致到请有关部门为他们特批了《液化气供应证》……又交待余亮的工作单位市广播电视局,为了让余亮专心致志搞创作,不作工作任务的考核。此后,已任市委副书记的增耀又在广电局职工大会上慷慨陈词:“广电局有一个人可以迟到、可以早退,甚至可以不上班。这个人就是庞余亮。因为他是著名的青年作家,可以有这样的待遇。今后局里再出这样的作家,可以享受同等甚至更高的待遇。”其情之切,可谓振聋发聩。

本分的余亮自然担待不起,他更加努力、更加勤奋。写脚本、扛机头、忙采访,样样都干。与此同时,他的文学创作也迅速步入佳境,诗歌、散文、小说,短篇、中篇、长篇,涌涌而出,引起业内业外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首批签约作家,被推荐参加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和全国青年作家会议,获得江苏省文学最高奖“紫金山文学奖”……这些,迄今为止都是泰州的唯一。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黄蓓佳曾告诉我,“庞余亮入靖”早已在省作协传为佳话,闻之者皆为增耀的仁心义举感佩不已,甚而认为正是他成就了庞余亮。增耀却很少提及此事。他在为余亮的长篇小说《薄荷》写的评论《清凉的薄荷》中如是说:“此身何异贮酒瓶,满辄予人空自倒。作家是什么?作家像酒瓶,日积月累,苦心劳作,把自己的瓶子里贮满了美酒佳酿,然后又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广大读者。创作的过程是寂寞的,独上高楼,一身憔悴,蓦然回首,作品便成了艰辛劳动的最高奖赏。对于读者来说,《薄荷》来得似乎有点突然,其实不过是作者笔耕的一份收获罢了……胡适先生说过:认真做人,老实为文。这8个字,大概就是庞余亮成功的秘诀之所在。”

增耀同志好读书,读的书多,爱好也多。有一次我们一同去兴化开会,在参观郑板桥纪念馆的间隙,他竟从小卖部淘到了一套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民国版、宣纸印刷,说要转赠给靖江图书馆。问其究竟,方知他对版本学、民国史也有研究。他曾自嘲,对书的爱好与他的记者、教师出身有关。其实不然,读书、藏书与个人的爱好关系更大。当然,读书对一个人、一个群体乃至一个社会的影响是潜在而多面的。增耀不仅自己读书、写作,也鼓励、支持别人读书、写作。这些年来,他的作品与书有关的就有数十篇,其中不少是为他的前辈、同事、部下、同学、以及一些初试锋芒者而写的书序或书评。或满怀感动和崇敬,或饱含勉励和期许,见情见理,而又文采斐然,读之如饮琼浆。请看他为朱根勋老先生编注的《古今靖江诗抄》写下的:“风风雨雨,世事沧桑,灰飞烟灭,很多曾经感动我们的故事和人物我们都已经忘记了,惟有文字中的靖江还静静地藏在某张纸页上。他们像清冽而深沉的四眼井一样,等待着焦渴但又容易遗忘的我们……正是根勋先生,靖江的满江红才有可能。也正是根勋先生,历史的靖江就为了我们而再次复活。我们深深地感谢根勋先生!”增耀还多次组织靖江作家的作品讨论会,请来省城、泰州及当地的专家、领导和有关人士对作品进行评析,邀媒体予以宣传……如此等等,足见其“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拳拳之心。

增耀策划、主编的书籍不下数十部,大致划分,可成文学、文化、历史、风物等多个系列,其中报告文学集《神州第一桥》、戏剧小品集《枣儿》、散文随笔集《靖江印象》和“典藏靖江”系列的《靖江方言辞典》《靖江地名掌故》等书皆已成为靖江的地标式文化经典,获得了包括两个“中国最美的书”在内的各类荣誉称号和奖项。与这些书籍花开并蒂的戏剧小品《枣儿》、电视片《东线第一帆》、广播剧《河豚宴》等作品也各领风骚、影响广泛,获得了包括“中国曹禺戏剧奖”在内的各种奖项。而在这些成功的背后,是增耀和他的同事们锲而不舍的付出。在财力、物力、人力、精力都欠宽裕的情况下,一本书、一出戏、一部电视片从孕育到诞生,都免不了要费不少事、遭遇不少周折,何况几十部?戏剧小品《枣儿》荣获“中国曹禺戏剧奖”一等奖后,时任靖江市委书记的张正方同志曾有一句名言:“《枣儿》的获奖,绝不亚于一艘万吨轮下水!”增耀在《靖江印象》首发式上的讲话《坚持把一件事做完》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要问,为一本书,花费八年的心血,值吗?这里我只想说两句话。一句是:编辑《靖江印象》,对于人文荟萃的靖江,对于奋力前行的靖江,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句是:既然定下来了,那就应该专心致志地去做,坚持把一件事做完——这也是我的人生信条。”

我曾读过增耀同志多年来的若干篇讲话,印象极为深刻。譬如他在靖江市政协历次常委会上的讲话,每次围绕一个中心、突出一个主题,具体实在,要言不烦,非一般人所能至。这方面,他也有专论,题为《说话有学问》。提出了“在政协,我们究竟怎样说话,究竟怎样行使好话语权?”的问题,希望常委们“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打好知识根底,练好履职内功,做到能说会说、愿说敢说、说准说好。”我以为,这或可作为他“说话”成功的一个解读。增耀讲话,生动、精炼、智慧、激情,书卷气拂面,个性色彩鲜明,极富艺术性和感染力,可谓妙语连珠、精彩纷呈,不可多得,不可复制,听之读之品之思之,都是一种享受。试举几例:“我们深情地感谢前人。因为我们深知,这些成绩、经验和传统都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进一步做好政协工作的坚实基础。我们是前人的后人,我们也将是后人的前人……我们不能让前人骂败家子、给后人留烂摊子。我们也有一个上对得起前人,下不负后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君子是谦虚的。君子是诚信的。君子是大度的。君子是坦荡的。君子是豁达的。君子是正直的。君子是平和的。君子的人格是好的。君子的人缘是好的。君子的形象也肯定是好的……我们的常委必须是君子,必须具备君子的风格和品质。”“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小平同志告诫过,朋友要交,但要心中有数。这个数,指对所交之人要有判断力。交友交的是德。所谓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日下,附庸风雅的虚交,名利市场的攀交,蜂拥而上的公交,为稻粱谋的业交,甚嚣尘上。而人生意味的挚交,精神层面的神交,纯粹的君子之交,愈发稀罕。政协交友是为了见贤思齐,为了汇聚智慧,为了听到各方面的声音,因为群众的喜怒哀乐是参政议政的一面镜子。”

2003年初春,在靖江市政协十届一次常委会上,履新伊始的增耀同志提出了三点要求和希望与大家共勉:第一,要有君子风。第二,要有书卷气。第三,要有责任感。他说,这是他本人多年来为官为人所追求的境界。他讲得情真意切,叩动人心,与会者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而今回头来看,增耀要求别人去做的,自己也做到了。

 

新闻人物李爱珍

 

李爱珍,女,研究员,博士后导师。1936年生于福建省石狮市一个华侨世家,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此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2001年退休。

李爱珍系我国第一代化合物半导体科研人员,为我国分子束外延技术作出了卓越贡献。她的研究成果使西方不得不取消了对中国多年来的禁运封锁,她和她的团队所进行的革命性开拓,完成了当时国际上极少数实验室才能做出来的工作。李爱珍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计6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1个,发表论文230多篇,她还是第一个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工程科学奖”的中国科学家……李爱珍的杰出成就使她赢得了“中国的居里夫人”之称誉。然而,一直到今年4月,她的名字对于媒体而言,仍然十分陌生。

李爱珍这位已退休六年的七旬老太太成为新闻人物的起因,是她今年5月1日接到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电子邮件和电话,祝贺她当选该院的外籍院士。她是继华罗庚、谈家桢、周光召、袁隆平等人之后,第十一位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国大陆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女科学家。

李爱珍成为新闻人物的更重要原因,缘于她讫今还不是中国的院士。她曾先后四次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但都在第一轮评审时落选。李爱珍赖以获得美国院士席位的科学成就显然不如她屡次落选中国院士的命运令人关注。众多媒体就是以此为切入点,来探究“李爱珍现象”的。

较多的是对中国院士评定制度的诟病。认为中国的诸多评选存在着一个通病:公关成为“潜规则”,利益成为“助推器”,权力成为“杀手锏”,而学识、道德这些最基本的条件反而每每退为其次。这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但如何使我国的院士评选机制克服既有弊端,从而更科学、更合理,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对此,李爱珍如是说:“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主流和它应该完善的地方,院士制度也是一样,它的主流、大方向是对的,但是有些地方需要不断完善,中科院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最近出台了《院士道德规范》,不过从出台到彻底地执行也应该允许有一个过程。”

有人认为,美国归美国、中国归中国,两国的院士是两码子事,没有必然联系,也没有必要联系,拿“美国的月亮”来压“中国的月亮”是别有用心。李爱珍依然比较理性,她说:“虽然我屡次落选,但我认为不能用我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来作为引证自己应该当选中科院院士的理由。”她又说:“我从来没有衡量过(两国院士的头衔哪个更重),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他们国家有144年的历史,它和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历史不一样,不能进行比较。”再看她给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公开致谢信:“1863年,美国国内战争处于高峰之际,林肯总统签署成立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法令。美国国家科学院在31个学科6个学部共拥有2025名本土院士和387名外籍院士,其中200多位是诺贝尔奖得主。成为这个顶尖群体中的一员,是我一生科研生涯的荣誉,以及与我共同奋斗的群体的荣誉……”

还有人认为,李爱珍之所以屡屡落选,其本人也有责任。譬如,她从来不去“公关”,以至于了解她的人太少。她几十年来都是没日没夜地在实验室工作,习惯于从周一工作到周日,其突出成果之一的“量子级联激光器理论”足足花了二十三年,她几乎没有假期的概念,退休六年来仍然每天如此;譬如,她太喜欢仗义执言,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人。她曾说,她为人做学问,受她的老师邹元爔院士影响很大,老师对她有恩情,而她是个记恩的人。“邹先生非常正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当时的大炼钢铁、土法炼钢、土法炼铝的做法,他在任何场合都讲是不对的。”所以她也是“太喜欢讲真话了,如果要违心做什么事,我就不喜欢,还是干净坦荡点做人好。”又譬如,她从来不去研究怎样可以当选的经验,也不去总结屡次落选的教训,出局当属难免。有记者问她:“此次当选美国院士,此前是不是做了大量的准备?”李爱珍说:“恰恰相反,我连本国院士都不是,我根本没去想过美国院士,我认为这是非分之想。”记者又问:“在国内您四次被荐,四次落选,有没有考虑过落选的原因?”李答:“我不知道,也从不去问。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当事人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就没有了,这也没什么。外边对院士评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曾经有人给过我各种各样的建议。对于是否当选,我内心已经很平静。一个人一生没有烦恼是假话,但是要将这种不愉快尽可能快地忘掉……我总是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却不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

5月28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分别公布了2007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共771人成为今年两院院士的有效候选人,刚刚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李爱珍再次入选中科院的名单之中。

这是李爱珍第五次入选中国两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这一次,这位常笑称自己“高考总落榜”的“居里夫人”是否还将重蹈覆辙再被淘汰?或者时过境迁来个大的变局?媒体上出现了种种预测。我则以为,除非有人弱智,硬是要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或者硬是要和美国科学院决一高低,李爱珍的当选已无悬念。

当然,评价一个人,包括科学家,主要不是看他取得了哪些头衔,而是看他的能力和水平,看他的成就和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爱珍能否当选,又不重要了。

正如李爱珍所言:我跟以前的我是同一个人。

 

家园篇

 

水的泰州

 

泰州这片土地,原本在海洋之中,能长成今天这个模样,先得感谢大海母亲的孕育。泰州人的祖先,是吃大海的饭长大的。泰州历史上的鼎盛,也是从大海、从盐业开始的。泰州的根在大海、魂系大海,泰州的血脉连着大海。请看唐代诗人王维对泰州的写意:“浮于淮泗,浩然天波,海潮喷于乾坤,江城入于泱漭。”

不知是幸抑或不幸,岁月沧桑,泰州逐渐远离了大海。大海的性格和胸怀是否也远离了泰州呢?

长江却始终把泰州拥在怀中。这条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长河,滋润了泰州的水土,养育了泰州的人民,它是泰州的生命之河。当然,长江的给予不是简单的恩赐,而需要你的付出,需要勤劳、勇敢和智慧。千百年来,十年九涝的水患,泰州人经受了无数风风雨雨。在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河中,练就了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和一付好身手。长江,又何尝不是泰州人的力量之源呢?

泰州与水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泰州的城池,名曰水城;泰州的乡村,人称水乡;泰州的世界,一派水的世界。泰州的河流湖泊多得数也数不清,整个一张绿悠悠、湿漉漉的水网,说泰州人是在水中泡大的,一点也不过分。因此,泰州历代官员的政绩都与水有关,有筑海堰的、有修江堤的、有开运河的,宋代名相范仲淹为官泰州行色匆匆,仍留下了“范公堤”流芳百世。延及当代,泰州更有百里硬质江堤和引江河等现代化水利工程为世瞩目。水,是泰州的根,也是泰州的旗!

泰州人得益于水,也受制于水。泰州人爱水,却又懂得“水不能当饭吃”的道理,得靠自己去干、去创造。泰州人也不蛮干,而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实干加巧干。世世代代下来,硬是把脚下的这方水土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泰州人也没有太大的志向,受乡贤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影响,平民意识很浓。何况天高皇帝远,出门就是水,交通不方便,不如知足常乐。于是乎,早上“皮包水(茶馆)”、晚上“水包皮(澡堂)”,悠然自得。敢冒大风险、成大事业的人为数不多。

却又望子成龙,说我这辈子只能这样了,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们身上。特别重视教育,从《诗》《书》《礼》《乐》,到琴、棋、书、画,样样逼着孩子去学。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学出点名堂来不要回来见我!”就这样,文风日盛,人才辈出。宋代建有安定书院、明代出了“泰州学派”,施耐庵、柳敬亭、郑板桥、梅兰芳……顶尖级的人物报出来就有一大串,弄得外地人听了还不肯相信。

泰州人的性格似乎与水也有很大关系。清淡平和、温文尔雅,不像北方人干柴烈火,一不小心就火冒万丈。泰州人一般不去惹事非,他们欣赏的是邑人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吃亏是福”。即便有几个好斗的,也颇讲究章法,好听一点的叫“外柔内刚”,难听一点的叫“窝里斗”。因而被人讥讽,说泰州的干柴已经被水浸湿了。这话有点刻薄,听起来刺耳,却又有值得我们反思之处。尽管泰州也出过农民起义的首领张士诚,出过“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水浒传》,出过以一当十、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的黄桥决战,出过千舟竞发、把红旗插到国民党总统府的渡江大军,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部队,还出了春兰集团、扬子江药业集团等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市场经济弄潮儿……这大约是水的性格的另一面,瑕瑜互见,符合辩证法。

走过了几个千年,泰州及泰州人在扬弃之中不断变化、发展。坚韧、务实、创新、包容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和优秀品质被泰州人张扬得有声有色、有波有澜。一个崭新的泰州已崛起在长江之滨,崛起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群落之中!

走进新的世纪,泰州及泰州人当如何作为呢?我以为还是扬弃,在瑕瑜共存基础之上的扬弃,在有利和不利因素基础之上的扬弃,在扬弃中进步、发展。何况,今日泰州及泰州人的概念,已非五年前了。它似乎回到了从前——包容了原泰州及周边更为广阔的天地;它又超越了从前——包容了天南海北来和我们一起建设新泰州的新泰州人。泰州的水,已不只是长江和运河,还有黄河、珠江、松花江,还有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扎伊尔河……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泰州的未来有什么理由不更加波澜壮阔、绚丽多彩呢?

 

我所期望的百年泰中

 

十年前,母校九十华诞,我从扬州寄来了一篇《母校的记忆》,写下了一个离别家乡的游子对母校的不尽思念。十年后的今天,母校百年校庆在即,已回到家乡数载的我,目睹了母校这些年的建设和发展,心中的兴奋和自豪阵阵涌动,我愿意用最美好的语言来礼赞它——百年泰中,我的母校!

然而,我更愿意借此机会写下我心中已久的一点期望,以就教于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们。

期望之一:规划、保护、建设好老校区。百年泰中,最能追寻其渊源者,莫过于老校区。母校历史之厚、人文之灿、才俊之粹,多出于此,那千年的银杏树便是历史的见证。这些年来,我多次陪来宾参观泰中,客人们在对新校区的现代化倍加赞叹之余,每每都要寻其发祥地之所在。尤其重返故地的校友,更是一定要去老校区流连再三,寻找自己昔日的踪迹,聆听那百年依然的朗朗读书声。因此,是否应该把我们的老校区作为百年泰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加以科学的规划和精心的保护、建设呢?譬如已成为百年泰中象征的千年银杏树,那枝枝叶叶之间,留下了多少或欢乐、或辛酸的动人故事?它是每一个在它身边成长起来的泰中人心中深深的情结。然而,人们却感到它眼下的生存状况未免太局狭了一点,以至于为它未来的命运忧心忡忡。还有以前迎着校门的那座爬满青藤的亭榭和鱼逐蛙欢的池塘,承载过多少师长的期冀和学子的欢笑?若将它重建起来,当比如今这无甚特色的门楼和满满匝匝的沿街店铺之类更像一处读书之地吧?

期望之二:让百年泰中厚重的文化氛围回归。百年泰中的文化为何?其源流首推宋代教育大家胡公安定,斯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之说根系海陵、风行天下。因此,当把胡公的文章做足一点。现安定书院犹存,然有“院”无“书”,不见多少文化。这方面可做的事很多,得有心人和有文化的人去做才是。长沙有座岳麓书院,其文化之厚重,恐非今安定书院所能至,但心向往之还是需要的。胡公之后,泰州代有传人,至泰中百年,犹见“教化之所本者”功德非凡。远的不说,侯德原、支秉彝、夏道行、童恺、项志麟、李德仁、李德义等中科院院士如日月星辰,照亮了泰州中学头上的一片天。回头再看偌大的母校,他们的踪迹何处可寻呢?我以为仅在平时锁着的校史陈列室里挂几张照片是不够的,这方面可做的事情也很多。譬如能否为这些国之栋梁、世之精英每人立一塑像呢?让他们融于一代又一代的泰中学人之中,随意地或立、或坐、或漫步于校园处处,安祥地注视着他们的母校,欣慰地倾听着后人们欢快的笑声……如此推及其余,可为者何止尔尔?

期望之三:凸现百年泰中的传统优势。对此,学生有如许几处印象深刻:一是名师云集。仅从新中国建立前后到文革前的十多年,便有景幼南、赵继武、高古凤、凌尹耕、姚昌学、李剑青、黄岐予、杨本义、叶凤梧……直到后来成名的洪宗礼等不下数十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学养深厚的大学教师,有的通古博今、著述过人,有的业有专攻、自成一家,皆大家风范。二是治校有方。素以管理谨严著称于世,时时处处上规上矩、秩序井然。尤其老校长于一平治下,业内有口皆碑,鸡鸣狗盗、左道旁门者避之唯恐不及。三是师道尊严。教师以为人师表为要,学子见贤思齐、由衷敬畏,对老师皆执弟子礼,以先生尊称之。其情其景,实比今之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更富内涵。四是品学兼重。视育人为学校一切,在教导学生如何做人的基础上传授知识,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教导学生如何做人,是为传道授业解惑也。师生们明白的是这样一条道理:所谓人才,先得是品性端正的好人,还得是学业优良的能人。

如此等等,期望母校今之治校者大力弘扬省泰中积百年之功的传统优势,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使之在新的世纪之中倍加凸现。

母校百年大庆,学生遵命作文,却写下了这许多与喜庆气氛不相协调的话,谢罪了!

 

猫爸爸  猫妈妈

 

一天晚上和妻子外出散步,忽然发现了几只小白猫,在暗暗的光线下,从楼间的草坪上溜进了半人多高的杜鹃树丛中。小傻——我们家的小狗——呜呜地叫着直往前冲,嗖嗖嗖几下,小猫们吓得蹿上了树丛中的一棵桂花树,急得小傻围着那棵树又跳又叫。

小猫很小,一共三只,大约刚刚出生没多少天,满眼的惊恐,可怜兮兮地缩在树干上簌簌发抖。我们连忙把小傻带回了家,再出去找那几只小猫时,已经不见踪影了。我认为,这几只小猫很有可能是小区内哪一家的宠物,晚上放风让它们出来的。妻则认为,应该是小区内的野猫生在外面无家可归的宝宝,不然小猫的身上不会这么脏兮兮的没人给它们洗澡。母亲说,不管它们是家猫还是野猫,快送点好吃的给它们压压惊吧!

妻在厨房里忙乎了一阵,烧了一盆有饭有菜的猫食送了出去。可几只小猫再也不出来了,妻又是“咪咪、咪咪”地呼唤,又是“当当、当当”地敲着碗引诱,还是不见效果。我回家找了只手电筒出来对着树丛里照,当即被妻制止了。也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光柱反而会把小猫吓跑的。无计可施,我们拨开树丛,把猫食放了进去,就指望我们离开后,小猫们来饱餐一顿了。回家后好久还是不放心,很晚的时候妻又一个人跑出去察看了一番,怏怏而回。

次日一早,我和母亲都被妻兴奋的声音叫醒了,原来昨晚送的饭菜已经被吃光了。我故意给她泼冷水,问她:“有没有可能是被小区内别的猫儿狗儿们吃掉的?”这个问题也确实是个问题,结果造成了我们家一天的意见分歧,全部的分析和思考都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了。

幸好小猫们又出现了,还是在晚上。这次我们特意没有带小傻出去,在距离那片杜鹃树丛不远的一堵矮墙内,几只小猫的白色身影一闪一闪的。发现我们走近了,它们迅即隐没到矮墙后的树丛中。当我们躲到远处时,它们又出现了,甚至还用小爪子搭着矮墙,伸出它们的小脑袋向着我们这边探望,眼珠儿在黯淡的光线里闪着机警的光芒。我们连忙回去把准备好了的好饭好菜送了过去,再退到一边,看着它们争着抢着狼吞虎咽。

从此,妻和母亲每天早、中、晚定时给它们送三餐,看着它们一天天地长大,越来越可爱了。当然,新问题也层出不穷。

譬如,它们兄弟姐妹倒底是三个还是四个呢?因为有几次我们发现还有一只稍大一点、和它们长得一个样的小白猫和它们在一起,经过反复观察,确认那是猫妈妈。因为她从来不和三个猫宝宝争食,都是静静地蹲在一旁,只有等到三个宝宝都酒足饭饱之后,它才上来收拾残羹剩饭。

譬如,谁是猫爸爸呢?有一只深灰色夹黑花纹的大猫曾出现在那几只白猫的身旁,但三只猫宝宝都是一样的纯白,看不出与这只大灰猫有血缘关系。直到后来有一次我们看到猫宝宝爬到了大灰猫的身上嬉戏,大灰猫还露出了安详、得意的神色,我们才确信,外貌的遗传并不是绝对的。

又譬如,我们发现,三只猫宝宝强弱分明,每次送饭菜过去,都是个头稍大的一只先占着位置享用,其他两只凑上来就被它挡回去,只能缩在旁边等候机会。第一只吃饱了,才轮到第二只,等到第三只上去时,饭菜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时间越长,三个小家伙的发育越不均衡,要强的那只个头越来越大,明显超出了另外两只。我们只得采取相应措施,将一只碗改为三只碗,让三个宝宝可以同时用餐。尽管强者恒强,三碗上去,它是三碗轮流霸占。但由于我们及时调整,拉大了三只碗之间的距离,它终究不能同时称霸三方了。

再譬如,为了改善猫宝宝一家的生存环境,妻在我们楼附近的一棵松树下用月饼包装盒给它们搭了一个窝,里面铺上了保暖的塑料,上面还遮上雨披以避风雨,可第二天就被人拆掉拿走了。妻找物管人员询问,希望他们考虑到猫宝宝尚未解决温饱的特殊情况,手下留情。物管上的同志说,他们是觉得猫窝有碍观瞻,但并没有动手,可能是拾旧货的人干的。于是我们改变策略,一是尽量使用拾旧货的人不会感兴趣的材料搭建;二是切实加强猫窝的隐蔽性,以不影响小区环境的美观。当然,最保险的办法是请猫宝宝们到我们家来安居了。这个议题我们也确实讨论过不止一次。但我家已经有一只狗一只猫了,倘若再加上这三只猫宝宝以及免不了不放心要来探亲的猫爸爸猫妈妈,一下子就多了五口……而且增加新成员难免会产生新纠纷,特别是小傻,看得出来,它是不会接受的,只能先求其次了。

前不久,我参加旅游局组织的一个活动。闲聊时,给在座的几位讲了猫宝宝的故事,引起了“泰无聊”网站陆总经理的兴趣,约好次日中午来我们小区现场拍摄。回家后我告诉妻,她忧心忡忡,说如果猫宝宝们上了这家热门网站,必然会引起网友们的兴趣,那就难保安宁了,甚而会有被人捉走的安全隐患。吓得我连忙给陆总打电话,请求他们取消拍摄计划。

一个多月过去了,猫宝宝们成长得很快,食量与日俱增,个头与日俱增,胆量也越来越大了。每天我们送三餐过去,它们都已早早地等候在那堵矮墙上下,探头探脑,向我们去的路上张望。我们离开时,它们还常常会跟着我们送上一程,“咪呜咪呜”地道着“再见!”

最让我们兴奋不已的,是又有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几天前的一个中午,我们发现在那堵矮墙内,多出了两只装满饭菜的碗盆。兴奋之余,我们写了一封信,压在那两只碗盆的下方,信曰:“衷心感谢好心的人类对我们三个小宝宝的关爱!期待着你们继续送好吃的给它们!敬礼!猫爸爸猫妈妈”。当天就收到了回信:“尊敬的猫爸爸、猫妈妈: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关爱它们是应该的,更何况你们的三个小宝宝是那么可爱,我们会继续送给他们好吃的,放心!回敬礼!雷锋”。

回信既像是写给猫爸爸猫妈妈的,又像是写给我们的,可把我们乐坏了。其实,我们在家里早已是猫爸爸猫妈妈了。妻和家中的猫儿狗儿对话,都是爸爸妈妈地称呼,而且约定俗成,不断扩大范围。说起女儿,称你们姐姐,说起我母亲和岳母,称奶奶、婆婆,以至于女儿的姨娘、舅母,都成了猫姨娘、猫舅母了。

雷锋叔叔(也可能是阿姨或其他)说到做到,每天都按时送来饭菜,而且食谱常有更新。当然,也伴随着增加了新的问题。看得出来,雷锋叔叔没养过猫,不知道猫宝宝也是怕辣怕咸挑这挑那的。也不知道猫宝宝爱吃的是菜和饭拌在一起煮得烂烂的那种菜饭,如果菜归菜、饭归饭,它们就不会好好吃,浪费很多。怎么办呢?倘若再写信给雷锋叔叔提要求,人家难免会感到过于繁琐不易操作。如果不说,人家看到猫宝宝老是剩饭剩菜,就会误认为送的饭菜多余而信心动摇,又不行。商量到最后,最好的办法还是由我们来进行二次加工,让人家看到他们送的饭菜每次都被吃得精光,说明很受猫宝宝们的欢迎,就有了成就感,就能不断增强继续为猫宝宝们服务的信心和决心了。

这些天,猫宝宝又成了女儿与我们之间必不可少的话题。每次打电话回来,都要我们汇报猫宝宝的最新动态,还得不时地拍些照片从网上传给她视察。她们那边入冬就有暖气,养的一只猫冻不着,因此最不放心的是我们怎样让这三只猫宝宝安全过冬。我们目前最操心的也正是这个问题,每天都在认真讨论……

 

有关“里下河文学”的一段往事

 

1987年夏,泰州市文联酝酿对《花丛》文艺期刊改版,新组成的编委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此前,省里对各类期刊全面整顿,决定全省的县级文艺刊物原则上停办,《花丛》名列其中。经过几番努力,《花丛》得以保留。因此,文艺界的同志们对它的幸存分外珍惜,寄予了满满的期望。

关于《花丛》的定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作为一份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它首先必须立足泰州,为泰州的作者、读者服务。在此基础上,可以就泰州文学的渊源和发展、风格和特征、重要作家和作品以及与社会、与周边地区文学的关系作出一些探索。

由此出发,便议到了《花丛》的更名问题。泰州是新中国建立伊始最早成立文协(后更名文联)的县级市之一,数年后《花丛》诞生,先是手写手绘,分页布置在群艺馆的街头宣传栏。后逐步升级,由油印而铅印,成为一份像模像样的文艺期刊。顾名思义,《花丛》当是百花园中的一丛吧?位微却意远,稍感不足的是少了地方元素。

于是,便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曰“里下河文学”,二曰“苏中文学”。

主张“里下河文学”的几位认为,历史上的泰州已涵盖了里下河地区的不少地方,而今又以“里下河门户”闻名遐迩。若以里下河为名,不仅地域特色鲜明,也颇具文学风味。尤其有了汪曾祺这样的领军人物,再有泰州及周边地区一大批老中青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紧随其后,长期以往,“里下河文学”必将如同孙犁、刘绍棠、从维熙等的“荷花淀”派,赵树理、马烽、西戎等的“山药蛋”派一样,成为文学上的一个深矿和一面旗帜。若名“苏中文学”,则失之于一般,缺乏特色,不怎么叫得响。

主张“苏中文学”的几位则认为,如今的泰州已是小了的泰州,大半地区都不在里下河区域,打出“里下河文学”大旗的应该是兴化、高邮、宝应等里下河腹地,而且适宜由汪曾祺先生其人其文所依的高邮来领头。我们用此名有失谦恭,还难免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泰州地处江苏的中心位置,可谓苏中之中,泰州文学既是“苏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苏中其他地区的文学渊源与共、互为影响,有着较多的联系和趋同。《花丛》立足于斯,可谓适中。

见仁见智,各有道理。顾农(时任文联副主席)等人便提议,不妨听听汪老的意见,同时请他题写刊名。当即推举编委中的高邮人子川和曾在高邮插队多年的沙黑负责此事,子川又转托给时在《文艺报》工作的王干(王干曾求学、就职于高邮,而且从那块宝地抱得媳妇归,汪老称其“小老乡”)——老乡找老乡,两眼泪汪汪。后来,汪老的题字来了,写的是“里下河文学”。

不过,《花丛》最终还是没有更名。主要的考虑还是先踏踏实实地做事,重在为泰州的作者、读者服务。不妨沿袭“位微意远”,不在打什么旗号的问题上纠结。但编委们仍有几分不甘,况且既然改版,总得坦陈一下自己的主张吧?于是由徐一清(时任《花丛》副主编)写下了《花丛》改版第一期的《卷首漫语》:

“多少年前,这里是一片海。

海向东移,留下了一片土地。

运河以东,江淮之间。它曾属于吴,又曾属于楚,却自成一个封闭的体系。

远自新石器时代,就已发展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

麋鹿文化——红粟文化——盐文化。

它就是古海陵。它是古扬州文明的厚土。扩而大之,新四军称之为‘苏中’。

在这块闭塞之地,曾产生书法家张怀瓘、小说家施耐庵、哲学家王心斋、诗人吴嘉纪、画家郑板桥、美学家刘熙载和戏剧家梅兰芳等等全国性和世界性的文化精英。

今天值得我们研究的,也许倒不是他们,而是曾踩在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

这一几乎尚未为世所识的文化积淀区,正有待文学审美的探索和挖掘。

当时代的大潮,一次次卷过这古老的土地,那动荡和变迁中的种种心态,自是乡土的民族的灵魂的呈现。

我们主张建立凸现在地域文化背景上的苏中文学。

它可以飞得很高很远,却是从脚下深厚的土地起飞的。

沙黑的《街民》,先见于《收获》,其中的《胡驴子》又转载于《新华文摘》。本期推出他的《街民》之二,则是我们主张的进一步实践。

雨城的小说三题,虽写军营生活,却与他的颇得苏中氛围的《小城》一脉相承。

我们欢迎这样的踏实的努力。

苏中文学,我们摇动的心旌!

老作家汪曾祺导夫先路,中青年作者日夜兼程。本刊力虽不及,但愿逐渐调整角度,以立足泰州,面向苏中,探索、开拓、深化和推进苏中文学。”

20多年过去了,再看泰州,早已又是大了的泰州了。泰州的《稻河》、海陵的《花丛》、姜堰的《罗塘》、靖江的《孤山》、兴化的《楚水》、泰兴的《银杏树》……枝发四方、繁华竞绽,文学泰州的地域、实力和影响均远远超出了往昔。而“里下河文学”的探讨和研究正吸引着众多的目光,已然成了一面旗帜、一张名片了。

 

社会篇

 

狗就是狗

 

狗年将至,关于狗的评说如同去年说鸡一般,日见热闹了。

其实,世人所说之狗多数并非本原意义上的狗,而是带有人的感情色彩、被美化丑化人格化了的狗了。因此,狗的世界便同人的世界一样,充满了无穷的精彩。不同的是,人可以话狗,狗却不能说人。非但不能说人,连自我辩解的能力也没有。狗的世界又很无奈。

我们可以举出狗的若干优点及其造福于人类的种种美德,也可以历数狗的无数缺点以至于危害人类的累累恶行。我们可以因其优点而爱屋及乌,宠它捧它厚爱有加;也可以因其缺点而不及其余,厌它贬它恨不得一夜之间让它绝种。然而,狗还是狗,动物而已。好活赖活毁之誉之对它来说,实在没有太大的区别。

区别在于我们的眼睛,在于与人的经历、心境有关的感情,在于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及其价值观念。于是,狗既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和仆从,又是脏乱差狂犬病乃至没落贵族有闲阶层等等为人不齿的祸首罪魁。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机敏活泼勇猛忠诚的化身,也毫无疑问地露出落水狗的本相难逃被痛打的命运……如此等等,各位好恶悉听尊便。只是最好不要把你眼中之狗硬说成属于动物的狗类,更不应以一己的好恶而强求天下皆从、一呼百应。

狗就是狗,既不会有美德,也不会有恶德,有的只是本性而已。随它去吧,宽容一点、顺其自然,如何?

 

不如简单

 

是的,世界上许多事情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一厢情愿未必有用。不过,也无需灰心丧气。世事的复杂是个客观存在,很难超然物外。只是你的那些努力是否必要?我倒劝你:不如简单。

简单,就是我行我素。不去留心谁是谁的至好、谁是谁的对头、谁是谁的亲信、谁是谁的靠山,对于那千丝万缕、有形无形的关系网不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该说的则说,该做的便做,不求事事如意,但求于心自安。以平常之心面对世态万象,就能省却许多烦恼,也给自己的真实留下了空间。

简单,是襟怀的坦白和豁达。为人误解人所难免,何不当面问个明白?此等事情想得太复杂只会愈来愈复杂,简单一些,复杂也能变得简单。或者干脆什么也别说,既是误解终会消除的,让岁月的长河静静流过吧,回头再看,已不见了昔日的波澜。

对人情的冷暖也要看得淡些,自然界有春夏秋冬,人世间有寒暑炎凉,事物的变化不足为怪,想开了,一切都会回归简单。重要的是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如果你拥有了自信,又何必在乎那世态人情的潮起潮落、风云变幻?

倘若你的背后是恶意的诽谤和非难,我仍劝你:不如简单。你可以淡然一笑,继续走自己的路,看也别看他一眼。也不妨迎上前去,唤他出来,让他在光天化日之下表演一番。说不准就能欣赏到一出窘态百出的活剧,获得一种淋漓尽致的快感。虽说事情未必会到此结束,可阳光毕竟已经射入阴暗的地方,是非曲直将不再复杂。

既然寒暄客套、人云亦云的应酬使你心烦,何不删繁就简?当然,简单并非冷漠、傲慢。君子之交淡如水,贵在真实、自然、清澈无染。至于有人不高兴,也不必太介意,有失才能有得,当简单成了你的风格,或许别人会慢慢习惯。

与上司的关系也宜简单。着意逢迎、无微不至虽能讨人喜欢,但劳心劳力、其苦难言。倘若所获不义,更是为人侧目、尽失口碑。何况上司各有所好,人品难免高低。倒不如简单一点,止于正常的工作关系,虽无额外的奖赏从天而降,却守住了人格的自尊、心地的坦然。

也许,说到容易做到难。面对世事的复杂,你想简单,又每每不敢。简单是需要心的超脱、欲的超脱的,它是对天地的达观、对生死的洞察。倘有所悟,简单就不只是一点勇敢和机智,而是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返璞归真的一种活法。殊途同归,又有何难?

 

球运如是

 

罗伯托•巴乔的一记点球,无可挽回地越过球门横梁飞去,意大利的冠军梦顷刻化为泡影。整个巴西欣喜若狂,意大利举国上下黯然神伤……巴乔啊巴乔,你该知道,你这致命的一脚承载着多大的分量?你踢飞的岂止是意大利人梦寐以求的一只金杯?你踢碎了万千球迷对你的期盼和嘱托,踢碎了你和你的队友们浸满血泪和汗水的希望,也踢碎了你有限青春中极为难得的一次辉煌。

评论家们说,绿茵场上的争斗,靠的是实力、智慧、战术、心理、球星,都有道理。可是从巴、意两队的这场问鼎决战中,我却看不出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悬殊。我所看到的只是运气,只能是运气。没什么可怨的,要怨,就怨运气吧。怨巴乔的运气,怨意大利的运气。

若运气好一点,不用打延长期,更不用互罚点球,巴乔已经连中两元了,世界杯的纪录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简单地归咎于巴乔并不费神,再来一通关于心理负担过重,临门功夫不硬一类的评判也不困难。然而,不那么令人心服口服。一举摘取1993年度“世界足球先生”和“欧洲足球先生”两大桂冠的是巴乔吧?在此次杯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数次挽狂澜于既倒的是巴乔吧?作何解释呢?而在这场决战中,巴乔尽管腿伤未愈,却仍作出了无愧于球星声誉的上乘表现,并没有失常,此乃有目共睹。而今,人家已经“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又何必摆着一副“组织面孔”,究根寻源、批深批透呢?

巴、意决战前夕,意队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该队教练萨基极其讨厌新闻媒介的随风倒。前些天把他们批评得一无是处,恨不得千刀万剐;这些天又把所有的赞美之辞都搬出来了。一会儿打入地狱,一会儿捧上天堂,实在令人厌恶。现在意队又成了失败之师,再读这番言语,更是耐人寻味。

足球的魅力,或许正在于它的偶然性,不是时时处处都能理出前因后果、是非曲直的。

巴乔的“失足”,使我对“球运”一说更为深信不疑。有太多的“失之千里”都是因了瞬间的“差之毫厘”,“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古训极是。

绿茵场上如此,人生旅途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全面的误区

 

全面是相对于片面而言的,原本无可非议。可一旦走入误区,便十分糟糕。现成的材料笔下就有,相信读者诸君并不陌生。

一曰必然全面。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单位、一位同志成了先进典型,上上下下、四面八方必闻风而至,调查采访、总结经验、宣传表彰……使人条件反射似的想起当年的大寨大队和小靳庄。在那种年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被奉为至高无上的不刊之论,形象化的说法是“纲举目张”。既是先进典型,就必然处处领先,尽善尽美,犹如竞技场上的“十项全能”,缺一不可。所以,大寨的红旗便理所当然地飘扬在各条战线,三百六十行的状元也全顺理成章地出身于小靳庄。

时过境迁,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一些同志并没有从过去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生产经营搞得好,就必然能带动其他各项工作,其他各项工作就不可能不好,否则就不全面,就缺乏说服力。总之,还是一好百好。因此,你若见到本文前面说到的那种盛况就不用纳闷了,也不必惊讶各路人马争先恐后送来的奖杯、奖状、奖旗、奖章……

另一种情况异曲同工,不妨胡诌几句“打油”试摹其状:某君身染感冒,惊动四面八方;咳嗽仅是表象,必定气管扩张;心肺紧紧相连,当然不会健康;肝脏隐患难除,以及肠胃胆囊;手上带菌无数,病起脚下寒凉;最怕洋症“爱滋”,莫非就是这样?可怜感冒未愈,已是遍体鳞伤……这叫一坏百坏。你若做了一件错事,其他方面也必不会好,否则就不全面。由是,昨天还是十全十美、大红大紫的先进典型,今天忽然“栽”了,马上“脑筋急转弯”。成绩是伪造的,德行是假装的,荣誉是骗取的……全面清算,一夜之间由洁白无瑕的美丽天使变成了漆黑一团的狰狞魔鬼。

二曰必须全面。譬如你说张三是个好人,那就值得商榷。你应该这样说:第一,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是好人。总之,在我们伟大祖国12亿人口之中,好人是占95%以上的绝大多数,而张三只是千千万万好人中的一个。第二,张三的好不是天生的,而是党的教育、领导的培养、广大群众帮助的结果。当然,这与张三自己的努力也分不开,比如他学习比较刻苦,工作比较认真。但是,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良好条件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和人民提供的。第三,对张三也应该一分为二,他的缺点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曾经迟到过三次、早退过两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还有贪小便宜的嫌疑,那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王科长刚买的50只鸡蛋放在他传达室一会儿就少了一只,至今未查到下落。第四,虽然张三是个好人,但是与雷锋、董存瑞、焦裕禄、邱少云等无数英雄人物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还需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争取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如此等等。

如果你告诉别人喜欢看小说,便又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为什么只喜欢看小说呢?难道马列主义的著作、莎士比亚的戏剧、李白杜甫的诗歌、鲁迅先生的杂文你不喜欢吗?小说有进步的、有反动的,还有黄色淫秽不堪入目的,你都喜欢吗?看小说得花费时间,上班看违反纪律,下班看妨碍家务,晚上看影响休息,这些问题难道不应该认真考虑、妥善处理吗?小说中凝聚着作家、编辑、排字工、印刷工、装订工、运输工、售货员以及造纸工人、生产油墨的工人、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后勤人员等等举不胜举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你想过没有?当你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时,难道不应该首先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吗?

写到这里,已无需再说什么了。尽管陷入误区的所谓全面还能举出一些。

 

谋事与谋人

 

把人分为谋事与谋人的两类,显得不太科学,失之绝对化。但也不是凭空而来的,现实生活中确有这种情况。

谋事的人与谋人的人各有哪些特征和行为规律呢?似乎不难概括。

谋事的整天想的是做事,主要精力都放在工作上。谋人的整天想的不是做事,主要精力都放在琢磨人上。谋事的千方百计要把事情做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谋人的挖空心思要把人琢磨透、把握住,而不怎么在乎工作的好坏。谋事的以为工作做好了就行了,就有了交待。谋人的认为把人把握住了就行了,就不愁受亏待。谋事的看不起谋人的,哀其耗费精力,十分无聊。谋人的瞧不上谋事的,笑其徒劳无功,十足的傻蛋。

谋事的说得少,做得多,要说也是与工作有关的。谋人的说得多,什么话都能说、什么话都会说,乃至没话找话说。当然并不是无话不说、实话实说,而是区别对待、因人制宜地各说各话、左右逢源。谋人的做得也多,但卖力做的都是为谋人直接服务的、能够收到预期效益的事。而不是那些在他看来事倍功半甚至吃力不讨好的例行公事。

谋事的对上是工作,以为工作就是工作,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不以上司的喜恶与亲疏、人事的衰荣或更迭为转移。谋人的对上是效忠,认为工作不在于工作,而在于工作之外。工作可以用来作为大旗,但不是用心、用情所在。重要的是上司的脸色和眼色,以及在此背后的千丝万缕、纷繁复杂。

谋事的对下还是工作,以为工作还是工作,为了工作当批评则批评、当褒奖则褒奖,不以属下对自己的亲疏喜恶,以及其有否靠山之类而转移。谋人的对下是笼络,认为工作不过是工作,不可因之伤了和气失了“群众基础”,重要的是要得人心、得选票,是要属下对你齐声叫好。

谋事的不去关心谁跟谁是什么关系,无心研究“关系学”的奥妙,认为这是低级趣味。谋人的特长正是“关系学”,他们热情倍注地打探、琢磨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认为这是周旋于社会的重要法宝,总能娴熟利用。谋事的因为不懂关系,不知底细,难免不知不觉之中冒犯了谁、得罪了谁、牵扯了谁,以至于“死到临头”,还糊里糊涂不知何“罪”。谋人的由于精于此道,有备无患,因而很少说错话、做错事,总是八面玲珑、四方取悦。

谋事的习惯于直话直说、有话在桌面上说。干的就是工作,靠的也是工作,没什么见不得阳光的地方,不需要装腔作势,不屑于搬弄事非。谋人的桌面上说的和桌面下说的往往不一样,而且更注重后者,他们有太多的东西摆不上桌面,凭他们的德性在桌面上也少有市场。他们只能靠背后做工作,搬弄是非乃家常便饭,特别是私密的小范围,往往表演得最为充分。

谋事的总是很忙。工作任务一桩接一桩,又很是顶真,常常自加压力,没有多少空闲时间。一天忙到晚,累得可以,到了家也没空消闲,倒头便呼呼大睡。谋人的也是忙个不停。琢磨的问题太多,游说的负荷太重,而且遮人耳目越来越不容易,心理上生理上都难得轻松。从早烦到晚,累得不行,回到家中还是放松不了,喝了参汤、服过安定仍然失眠。

 

识人之道

 

诚如先生教诲,人在仕途,识人乃第一要事。尤其身居高位、权柄在握之人,识之与否更是非同小可。遵先生之嘱,学生以史为镜、以人为鉴,试归纳一二,以期先生指教。

其一,主要不是看其对您如何,而是看其对别人如何。先生德高望重、权倾一方,追随者众、歌颂者众、巴结者众,皆不足为怪。只是先生需留一份清醒,不可以为谁“万岁”喊得最响、效忠得最多、私事帮得最勤,谁就是最好的忠臣、最贤的能人。倒不妨了解一点别时别处的情况,看其对别人,对没权没势的人、对解甲归田的人、对平民百姓们是如何作为的。

其二,主要不是看其是否讲好话,而是看其是否讲真话。古往今来,讲好话的人多、讲真话的人少。当然好话当中也有不少真话,只是那种真话不难讲,难的是不是好话的真话。先生居万人之上,自然好话听得多、听得习惯,此乃人之常情。不过学生以为先生断断不可被好话塞住了耳朵而乱了章程。识人者,听其言、观其行,还得想想其所以然。先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非学生辈敢企及。然智者千虑,尚有一失,即便大智大勇如先生者,也难免有让人说“不”的地方,何以满耳朵听到的只是一个“好”字呢?因此,对一味讲好话、一门心思取悦于您的人,特别是惯于讲假话、总是投您所好的人,当想想其所以然才是。

其三,主要不是看其说的是什么,而是看事实是什么。由于真话的缺乏、假话的泛滥,凡事不可仅听其言、轻信其言,而要兼听细辨,去看一看事物的本来面貌。这似乎有点儿费时耗力,其实并没有多大困难,因为事实只有一个。君不见,上下几千年,多少君君臣臣不正是为假话所蒙蔽、为小人所蛊惑而功败垂成?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明明自己劣迹斑斑,却一脸委屈、说是受了天大的冤枉。而别人的功名倒了其嘴里总能被贬得面目全非、几无是处。遇到别人的事规矩道理一大套,忙到自己的事则又是另一番道理……凡此等等,历史上不乏其人。先生明镜高悬,不妨朝近前看看,说不准其人还在身边。

其四,主要不是看其一时一地,而是看其一贯历史。此乃先哲所言,也是先生过去常常教导学生的。不知先生近来有否淡忘?如未淡忘,因何每每对历史漫不经心?或许有人已真的改写了自己,可历史终归是客观存在,不可改写、不可勾销、不可否定。识人者,只看历史、不论现在固不足取;丢开历史,只看一时一地、看其在您面前的好样子,跟着感觉走,也不是个办法。历史总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现在、照见今人轻易感觉不到的东西的。

其五,主要不是看少数人的好恶,而是看多数人的识别。首先,不宜以一己的好恶为转移。其次,不宜为圈子中人的好恶而左右。而要看多数人、特别是不在先生权力影响范围内的人们的识别。人有主见无可非议,但这主见源于何处却大有分别,“楚王好细腰,宫娥多饿死”一类的古训并非危言耸听。圈子中人的意见也不是不能听,只是那些个主动积极地向您靠拢、不遗余力地围绕在您左右的人,往往都是有备而来、有求而来的,利益驱动的成份比较多,不如多数人的识别更接近真实。

先生居庙堂之高,命学生交此答卷,学生幸甚。然学生处江湖之远,不谙朝廷大事,难免胡言乱语。暂且凑出这么几条奉上,姑妄以“识人之道”题之。其实也才说了一半。另一半没说的则是识人的前题和基础,即识人者如先生等权柄在握之人必须不是贪官、昏官,否则官场不如市场,成了跑官买官者、玩弄权术者、暗箱操作者的天下,已不是识之与否的问题了。

 

陈歆耕作品

 

陈歆耕,1955年生,原籍江苏海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历任《解放军报》编辑、记者、记者站站长、记者部副主任,《文学报》社长、主编。 著有长篇报告文学《点击未来战争》《废墟上的觉醒》《赤色悲剧》《猫鼠博弈——小偷回忆录》,中篇小说集《孤岛》,中短篇报告文学集《青春驿站》《海水下的冰山》,文化批评随笔集《快语集》《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各打五十大板》等。

 

壶  思

 

初夏,最令人愉悦的事,莫过于收到徐风君从宜兴寄来的一份珍贵的礼物。珍贵在于,它既是来自紫砂之乡的馈赠,又是由本人亲手为自己制作的——这是一片薄薄的已经烧制好的紫砂片,与巴掌同等大小,贴在掌心感觉既坚硬、光洁又温润。薄片呈不规则的椭圆形,上面是用几根线条勾勒的山和水,就在那半山腰还有一棵苍劲挺拔的松树,斜剌剌地挺立着……当然上面还刻印着制作者名字和时间:陈歆耕•癸巳春,名字边的我的大拇指指纹清晰可见——这也属于独家制作,他人无法仿造呢。

记得几个月前,本人和一群当代的文人雅士们汇聚宜兴,参加宜兴紫砂文化节。其间,一拨人走进一处紫砂壶的制作坊,活动主办方允许每人可取紫砂泥,随意制作自己喜欢的任何物件,然后置入窑中烧制后寄送制作者本人。倏忽间,我们个个都如儿童玩泥般,充满新奇和创造的冲动,搓捏起一坨坨紫砂泥来。此时,无人不感到自己的稚拙,一坨坨泛着紫光的泥巴握在手中,远不如敲打电脑键盘或握一管笔那么自如。没有人敢说:“给我一坨泥,我就能创造出一件艺术品。”虽然在这伙人里有当下名气如虹的大作家。

面对着薄薄的紫砂片,我陷入了一种遐思。我不明白,我不是画家,为什么会在这巴掌大的紫砂片上刻出这样的线图?心理学家,常常依据这样随意涂抹的图画,会作出一种心理解析。我不知道,彼时彼地,这样的图画与我的心境、心理、心绪……有着什么神秘的关联?或有着什么样的隐喻、暗示、密码?

肯定有。只是我无法把握、道不明白。

常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水土会形成一方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而文化又会超越地域,成为流向不同地域、民族、国度的地泉。就说那些形态各异,如天降神品的紫砂壶,谁不喜欢呢?奥巴马不喜欢?普京不喜欢?说到紫砂壶,人们大概首先会津津乐道于那些从古到今写入紫砂壶艺制作史的大师们,那些紫砂的能工巧匠们……不,流连在宜兴紫砂之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要深深地感恩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种不知如何形成的紫砂泥。它是土,是泥,又是石,其中含有五彩缤纷的多种矿物质,经火烧炼后又形成另一种美妙的质地。它为紫砂艺术提供了独特而无法再造的资材。这是造物主——上帝,给宜兴百姓的恩赐。不用说,没有紫砂泥,哪来的紫砂壶?你可以向这里的紫砂大师学习壶艺,但你无法在另一地域复制出一坨紫砂泥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魔力造化之神奇就在这里。当人们把无数赞美词奉献给从古至今那一代代大师级紫砂艺人时,不知是否有人给这坨紫砂泥写过赞美诗?为何不赞美赞美这坨泥呢?相信它也是有生命的。它有肌理,会呼吸。要知道,一代代的紫砂艺人就是靠这坨泥养育的;一代代的紫砂艺术创造的大师们就是在这坨泥上挺立起来的!

所谓壶中有道,首先就体现在制壶人、用壶人、赏壶人对养育自己的一方水土的膜拜尊崇。人类是大地之子。尊崇自然,顺势而为,这是造壶之道,也是人类掌控自己的命运之道。

紫砂壶从实用上来说,它最初大概就是喝茶的器具。今天它的主要实用功能也在乎此。但这器具一旦凝聚了制造者飞翔的想象、对世事沧桑的心灵感应、隐藏了人类精神图谱的密码,这壶就不再仅仅是喝茶的器具了,它成了承载生命能指的载体。所谓壶中有乾坤,此之谓也。这也是工匠和大师的区别,工匠只懂得形似,而大师才能赋予器物以灵性。当你从宜兴遍布大街的紫砂壶专卖店,再步入紫砂博物馆时,你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记得黄永玉先生说过类似的话,“艺术高下是没有雅俗之分的,完全在于个体的造诣和抵达的境界。”制作喝茶器具的工匠,同样可以成为伟大艺术的创造者。世间可以找到灿若星河的诗人,可是世界上类似鲁班这样的伟大的能工巧匠又有几人?那伟大工匠的手指,有点类似今天电脑的“硬件”,而心灵则是驱动它的“软件”。它能够给世间提供什么样的创造物,起决定因素的肯定是心灵的境界和精神的高度,甚至上苍所赋予的某种不可再生和复制的特殊感悟能力。

当你看到通过某些部门的评比和某些商业炒作,不断催生出一批批各种工艺大师时,也许会误以为成为工艺制作的大师,似乎要比成为人文艺术类的大师要容易得多。我个人觉得,别太在意这样的评比,真正的工艺大师如同文学艺术大师一样,一靠作品说话,二要经过漫长时间的检验。

我的目光又回到案几上那张薄薄的紫砂片上,那山,那水,那树,那紫砂泥发散出的令人陶醉的色泽……似在向我宣示某种神谕和召唤。

 

我愿跪拜去“朝圣”

 

2013年岁末,我以一种“朝圣”的方式,为这一年划了一个最有分量的句号。 有机会到成都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不知道是作为主人的文联有意安排,还是巧合,住处离杜甫草堂仅有20分钟的步程。

还是30年前,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到过草堂。依稀记得当时自己就像一个普通游客,匆匆一游,脑子里除了杜甫的几间故居茅屋,就没有更多印象。这次一到成都,我的心里就惦记着去杜甫草堂。

我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去草堂的。是的,去“朝圣”!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圣”,去杜甫草堂,不就是去“朝圣”么?早晨,我独自一人步行过去。心情愉悦而又充满神圣感。路人指点说,离得最近的是北门。那就从北门进。从住处去北门,要穿过一段车马喧腾的大街。我走在人行道上,低首忽然就发现,我的脚一不小心就踩在杜甫的诗上了。人行道上每隔三十步左右的距离,就有一块方形石板嵌在路面上,上面刻着杜甫的诗。我打开手机的照相功能,一块一块地照过去。原本如长龙不断的汽车的呼啸轰鸣声,似乎在我耳边消失了,我的心顿时宁静下来。杜甫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让我穿越到了唐代蜀都的古典意境中:“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身上忽然就有点热,我不知此时是处在寒冬,还是春月?这是一段虽短却充满诗意的旅程。在到达草堂前,我脑子里曾浮现一个念头:我愿意像圣徒那样,一步一步跪拜着去草堂。我不知道,我如果真这样,会不会被人视为“疯子”?路人会不会止步?飞驰的汽车会不会刹车,来围观一个“怪物”?也许成都人是完全理解的。但这念头只能如电火花在我脑子里闪过,我无法克服我自己心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异常的不合时宜的举动。但,在去草堂的途中,我确实有过这样的念头,一个毫不矫情的念头。

冬日的草堂依然是春意盎然的。因为,这里的所有角落都被诗意所充溢。我在花木扶疏的曲径中流连,在简陋的草堂前静静地神思,耳听鸟语啁啾,眼前闪动着诗人枯瘦的身影……一草一木一碑一石,似乎都在向我倾情地诉说着什么,而我——只需要用心仔细地聆听……时光在缓慢而又快速地流淌……在这里,清风拂面,荡涤着胸肺中的尘霾;浣花溪水,滴灌着干渴的心灵。

一个普通写作者、文学爱好者,到这里来会感受到什么或获得些什么?我感受到了所有普通写作者与伟大诗圣之间海天相隔的距离。有些距离肯定是永远也无法消弭的,那么作为普通写作者总应该心向往之,总应该存有敬畏之意。而在我们的周围,我看到太多的是缺少敬畏之心的狂人、妄人、歹人、痞人……无法消弭的是文学天才与普通码字者的距离。天才心动神驰笔到,普通写作者需要苦熬心血,搜索枯肠;天才见人所未见,道人未能道,写景、状物、叙事,无一不精妙犹有神助,而普通写作者往往眼中无物,笔下呆滞;天才具有持久而强劲的喷发能力,普通写作者或许有时会瞬间迸发或昙花一现;天才的一声叹息、一声呻吟,也许都是一首好诗,普通写作者需要寻寻觅觅、字斟句酌……天才不常有。无法可比的,我们就不要去比了,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基因。那我们就比可以比的部分——为了生存,杜甫在诗中也曾承认有过“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但诗圣的伟大在于他感受到了“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屈辱;而庸碌之人,可能陶醉于、向往于前者的生活,而无任何屈辱感。诗圣的伟大在于,他的笔墨不仅仅在描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伟大襟怀;而普通写作者,可能仅止于前者,欠缺的恰恰是后者……好了,我们该明白了,成就伟大诗人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是——天才加襟怀。

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并不是被谁“钦定”就伟大、经典起来的。从杜甫草堂的历史变迁中,就可以深切地感受这一点。由于自然的风吹雨蚀,更由于无数的兵戈战乱,草堂一次次地被毁损,但一代又一代的百姓和文人雅士们,进行了无法计数的重建和修葺工作,“思其人而存其处”,他们以此来表达对这位伟大诗人的崇敬和缅怀之情。草堂的不朽实际上是诗人不朽的标志物。我们完全不必去考证,当初杜甫居住时草堂的原始模样。我们只需知道,诗人杜甫曾在此结茅而居就够了。说到对杜甫的热爱,不由得想起另一位天才的文学家、批评家金圣叹。金圣叹对杜诗极为推崇,将之列为要完成评点的六大才子书之一。这是两座在不同领域的高峰。金圣叹赞誉杜诗为“千古绝唱”。他对杜诗痴迷到何种程度呢?为方便批阅,凡常去之亲友处皆置杜诗一部,以便兴之所至,即可随手评点。遗憾的是,由于命遭不测,他未及完成对全部杜诗的评点,只评点了两百多首。至于对杜诗的评价,最经典的莫过于元稹在杜甫的墓系铭中所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这段话现镌刻在杜甫草堂南门前的石碑上。

杜甫草堂无疑是每一位写作者都应该常去的文学圣地,如果你能由此从诗圣那里分得一点才气、灵气、仁爱之气、圣洁之气,你的写作和人生都会不同。

 

红豆树下

 

在绵密的江南细雨中,我伫立在常熟古里红豆山庄的红豆树旁。当年钱谦益和柳如是共同生活的红豆山庄,已了无踪迹,只余一片废墟,“硕果”仅存的只有这一棵见证了当年钱柳缠绵情史的红豆树。

我撑着雨伞,夹在数十位观者之中。听不清大家围着红豆树在窃窃私语些什么?有着近五百年历史的红豆树,躯干之粗须数人伸臂合抱;虽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它仍然面容枯槁,似有满腹忧愁;它的枝丫挺立,如利刃般直刺蓝天苍穹……

唐代王维的咏红豆诗最有名:“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可是,江南春雨,却催不出这古老红豆树的新枝,它已经有80年未开花结果,到哪里去采撷红豆?远近的老百姓把它视为“神树”,逢年过节,有很多善男信女来树下烧香跪拜。我猜想这些善男信女在心中祈祷些什么。希望红豆“神树”给他们带来纯真美满的婚姻爱情?抑或不育不孕者希冀“神树”治好他们的生理疾患?可是,他们是拜错了“神”的呀,要知道,钱柳爱情最终是以令人唏嘘感叹的悲剧落幕的,而这棵红豆树也有如此漫长的年头未开花结果了,它还能管得了人间情爱的“开花结果”之事吗?

我收起了雨伞,索性让细雨淅淅沥沥地滴落在自己的面颊上。流连在红豆古树下,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写出传世史著杰作《柳如是别传》的国学大儒陈寅恪先生。他在谈萌发写作此著缘起时说:“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在史海跋涉20年,用文言文写就、80余万字、厚厚三大卷的《柳如是别传》,让很多人不理解:一位史学大儒为何要耗费如许光阴,为柳如是——一位沦落风尘的青楼女子作传?其实,只要熟悉柳如是全部人生经历的人就会明白,陈寅恪先生为柳如是作传,其意旨不在为钱柳姻缘留下翔实的历史记载,或传播一段轰动一时又为世俗所诟病的爱情佳话。他是为一位奇女子作传,是为一种伟大的人格和魂魄作传。而柳氏这样一种“风骨”,与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血脉、心灵上则是相通的。寅恪先生以此大著“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我们这些后来者,在面对先生的精神遗产时,是否存有几分愧疚呢?

据记载,在钱牧斋80岁大寿时,柳如是为老公在胎仙阁做寿,恰逢红豆树二三十年后又一次花开满树,她从阁前的红豆树上觅得仅有的一颗红豆,作为寿礼呈上,使钱谦益大喜过望。红豆有情,可显然不是为钱某人开花结果的——钱氏在明灭后降清失节不说,又不愿过隐居生活,遂不听柳氏的反复劝说,非要到清廷去谋一官半职。柳氏则坚决不肯随同前往,做降臣命妇。没有想到,钱氏到京后不被重用,半年后只好托病回老家。他的仕途失意,成全了柳氏在田园山水间安享夫妻生活的愿望。我坚信,有生命的美丽的红豆之花,肯定是为从内而外皆美洁如玉的柳如是而开的。

世间空余“钱牧斋”,“如是”风骨何处寻?

从柳如是到陈寅恪,昂然挺立、傲视红尘的红豆古树,可以看作是他们人格的象征吗?

我觉得,需要到红豆古树下跪拜的,倒是那些缺钙、患“软骨病”的人……

可惜的是,此刻,在红豆树的废墟周围,推土机正在发出轰鸣,施工车辆穿梭往来,一座再造的红豆山庄将在这里重现。令我忧虑的是:人工再现的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红豆山庄,加上熙来攘往的红男绿女,反倒会把孑然孤傲的红豆古树给淹没了——我更欣赏它现在的模样,一副卓而不群的身姿!

绵密的细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不知道红豆古树何时能再发出新枝?何时能再开花结果?它那古老沧桑的面容,给我带来的是无限惆怅和忧思……

 

消逝的风景

 

每去一次震泽,我心中的遗憾和疼痛就加深一次。内心的凌乱和茫然乃至于使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这种遗憾和疼痛?

震泽是江南古镇。可是很多外地人来到江南后,大多直奔周庄、同里、南浔、乌镇而去,他们不会想到要去震泽。

太湖的原名不叫太湖,而叫震泽。那么太湖的形成跟地震有关吗?无人能说清楚。待考。反正太湖现名不叫震泽了,而叫太湖,它把原来的称谓让给了跟水无关的震泽古镇。

来过震泽的人发现,此“震”好生了得。它有“八景”,而且每一“景”都联结着一段悠远的历史,一幅曾有的桃花源般美丽的图景,一段古圣先贤传奇掌故——遗憾的是这些让震泽人说起来脸上写满荣耀的“八景”,除一“景”基本尚存外,余皆消逝在历史的废墟瓦砾中。今天我们看到的完整版的“八景”都在一本名为《震泽八景》的书上,那是现任震泽政府煞费苦心地组织专家调查、考证、编绘出来的。因工作关系,我多次去过震泽,每去一次都会拿到一本《震泽八景》,因此我的书桌上就有了好几本《震泽八景》。虽然是画“景”充饥,但这本书绝对值得开卷一读。

好,让我们打开书本,赏读一下这些纸面上的风景——

范蠡钓台。位于镇南蠡泽村。春秋时期,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功成隐退,携美女西施“出三江、涉五湖”,漫游于太湖一带。两人途经蠡泽时,见这里烟波浩渺,鱼翔浅底,芦柳飘拂,便决定隐居于此,并请能工巧匠在水边砌造阶梯形高台,常常相拥垂钓于此。

张墩怀古。震泽北郊有牛娘湖。今名长漾。湖中有一土墩,地广两亩,四面环水。传说这土墩很是神奇,水落不见其增,水涨不见其减,乡人称其为“浮玉墩”。如玉漂浮在水面上也。唐代诗人张志和被贬职后隐居江湖,自号“烟波钓徒”。一日闲游至牛娘湖,在浮玉墩终日垂钓,迷上了宜居宜钓的玉墩,便在这里结庐定居。于是,此墩因人而成名墩,常有颜真卿、陆羽等文人雅士慕名集聚于此,饮酒作赋,诗词唱和。为怀念著名诗人张志和,当地百姓将浮玉墩更名为张墩。

康庄别墅。位于镇南蠡泽村。此别墅为明万历年间曾任扬州知府的吴秀建造。此人仕途失意后,醉心于山水田园间,倾力于构建江南园林。因而就有了这座超一流的江南风格的私家园林,其规模之浩大,筑造之精致,布局之巧妙……皆可列为江南园林之翘楚……

另还有慈云夕照、飞阁风帆、复古桃源、普济钟声、虹桥晚眺诸景,皆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这些景观,保存稍完好的是慈云夕照,但在文革前其庙宇做了机关的仓库,只剩一尊塔孤独寂寞地竖立在那里。10多年前,经过修缮才基本恢复原貌。飞阁风帆也是近几年重新建造的。

那些标示着震泽深厚、悠久人文底蕴的景观是如何消逝的?古镇上能够回答这一问题的只有一位已年届87岁的老人李廉深。老人30多年前退休时被返聘到政府某部门办公室编写镇志,走村串户,做了许多田野调查。从他的口述中,我了解到:“飞阁风帆”因其文昌阁中供奉的是文曲星等佛像,在上世纪50年代破除迷信的运动中已大部被砸毁,“张墩怀古”和“范蠡钓台”中的许多石条,在五六十年代被拆掉用来修水闸了。这水闸大该要算世界上建筑成本最高的水闸了,因其石材是用价值昂贵得无法衡估的历史文物来修造的;至于拥有大量石壁雕刻的康庄别墅,也在数十年前大兴水利的热潮中被损毁,李廉深老人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很多雕刻精美的石碑和石壁被乡民用来砌猪圈了,猪的脚下踩着的是比皇宫地砖还要珍贵的宝物……愚昧和无知,就是这样通过毁灭华夏民族的精神文化标志物“风景”,从而割断民族文化传承的链条的。

我非常理解震泽镇现任领导为重绘那些消逝的风景所做的努力。让后人来吞食历史之树结下的苦果似乎太不公正了。但他们即使几代人不懈努力、付出惊人的精力和巨额的财力,大概也难以重现属于那些个特殊年代的美丽风景了。因这些“风景”不仅原貌难寻,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风景”当初呈现时的人文土壤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我觉得花巨额资金来重现这些消逝的风景,只能供后人怀念和观赏,似没有太大的文化价值。

如果后人能从这些风景消逝的历史中获得些许借鉴,领悟到文明的毁灭比文明的重建要容易得多,领悟到今天我们生命的分子结构中永远排斥不了传统文化的基因,那么就不妨让我们继续画“景”充饥,踏在历史的废墟上来描绘新的风景……

 

“四面树敌”的文学老头儿

 

在世界杯足球赛场上,曾出现一幕非常令人注目的场景,但与足球无关:

葡萄牙足球队员在开赛前,臂戴黑纱,默哀三分钟后才开始踢球。被默哀的逝者是何人?谁能享如此尊贵和隆重的礼仪——他就是刚刚步入天堂的用葡萄牙语写作的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6月18日,他在西班牙兰萨罗特岛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葡萄牙空军一架C130运输机专程飞往大西洋中的兰萨罗特岛,文化部长加布里埃拉•卡纳维利亚女士带团随机,以国礼迎回萨氏的遗体。他的遗体在里斯本市政厅停灵两天,政府宣布全国哀悼,数万葡人排队进入,瞻仰遗容……

好了。我介绍到这儿,读者就会产生疑问了:一位葡萄牙作家,怎么会长期定居到西班牙的一个小岛上去?他跟他的祖国是什么关系?他跟葡萄牙政府官员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过节”?稍稍了解一下这位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经历,我们就会觉得其中有许多颇堪玩味的地方。

这是一个50岁后才进入创作井喷期、总是与他生存的这个星球保持着紧张“对抗”、脑子里灌满“不合时宜”思想的文学老头儿。1997年,他因中译本《修道院纪事》举行首发式来中国访问。他告诉中国听众,希望死后的墓碑上写着:“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老汉为何如此怒火中烧?在获得诺奖后,他闭口不谈文学,而是谈社会政治问题:“……不公正在增加,不平等在恶化,无知在成长,悲惨在扩大。这个能够把复杂工具送到另一个星球去研究那里的岩石结构的神经分裂的人类,却可以对数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无动于衷。去火星仿佛比拜访自己的邻居更容易。”如此精彩的话语,也只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才能说得出了。

萨拉马戈不仅仅是用文学作品传递自己的声音,同时还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反对过葡萄牙军政府,反对独裁,反对伊拉克战争……1991年,因他的一部小说被禁,他怒不可遏,愤而选择流亡他国,随妻子定居到西班牙的一个小岛。就是这样一位总是“不合时宜”、树敌无数的文学老头儿,死后在他的祖国却享受到如此尊荣。我们要向这样的作家深深地三鞠躬,我们也要向不计前嫌、有如此阔大胸襟的葡萄牙国民和政府行注目礼!

其实,想想看:不管萨拉马戈身处何方,他都在用葡语写作,并使这一语言的魅力和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其对祖国文明发展的贡献,让他享受任何高规格的礼遇都“物”超所值啊!

“四面树敌”并未引来“四面楚歌”,相反,这个“文学老汉”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有的人一辈子处心积虑、“四处邀宠”,其结局却常常是被世人所唾弃……

 

巴特尔与巴尔扎克

 

巴特尔是何许人也?巴特尔是号称京城“第一夜总会天上人间”的一个普通保安。哦,可别小瞧了这个身着“准警服”在门口管管泊车的保安。他的经历简直比任何神话还要神奇。

2001年,他从遥远的乡村怀揣500元来到北京谋生,住在一个小旅馆的地下二层,每天只吃一顿饭,然后蹭公交四处应聘,四处碰壁。可以想象,这个只有初中学历、连话也说不利索的农民兄弟,要在皇城根下谋到一份工作是何等之艰?就在他几乎绝望时,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到“天上人间”应聘保安。在他声泪俱下的感动下,“天上人间”负责人事管理的副总录用了他,每月的工资是1800元。在一些人看来,如此低的工资,住在地下室的出租屋里,生活够艰辛的。那些如天仙般的美女佳丽、那些一甩万金眼都不眨的富商大贾、那些气宇轩昂目空一切的权势人物……在“天上人间”进进出出,谁会拿正眼瞧一下这个土得掉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保安?可是这个巴特尔生生是非常了得,他就从这个根本不被人正眼相看的“小角色”起步,不到10年居然成了投资数千万的奢华酒吧的老板。他是如何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的?他一个保安是如何挤入上层社会的?除了财富,他的能力素质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从底层保安到大老板的蜕变?在这背后该有多少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这还仅仅是发生在“天上人间”的一个普通保安的故事,想想看,“天上人间”如同现代社会的一个舞台,该有多少精彩的戏剧曾在这里上演过?又如同一汪深潭,谁能测出它到底有多深?目前媒体披露的材料,只能算其中的“冰山一角”,而仅仅是这“一角”就够让我们瞠目结舌了。

巴特尔与19世纪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有什么关系?除了他们的名字前都有一个“巴”字,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笔者想说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比起巴尔扎克所处的时代,要复杂也要丰富、精彩得多。而我们却读不到当今“巴尔扎克”式的“人间喜剧”。巴尔扎克所处的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而我们所处的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人性在转型期中所呈现出的异变,机制性缺陷所带来的权力和金钱的交媾……仅仅是一个“天上人间”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和想象空间,可能超过了反映当代生活小说的总和。

面对如此复杂和丰富、深刻的生活,当代小说是如此苍白无力。当我们从反映当代生活的小说中获取的信息量还不如读新闻报道时,人们不读小说就完全是正常的了。

首先,我们缺少像巴尔扎克那样对所处时代有着清醒睿智认识的作家,当权力和物质主义使得社会精神状态普遍“矮化”时,本该高蹈于常人精神之上的作家也被“矮化”了。他们像爬地草一样匍匐在地上,因而缺少超越常人的穿透生活的目光。有的作品,你读完了根本不清楚作家的精神指向是什么,精神的“矮化”抑制了作家创作时思想的高度。笔者所强调的“精神指向”和“思想高度”,希望不要误解为在小说中植入非形象化的概念和议论,它实际上指的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生活态度”,“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到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作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转引自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托尔斯泰对作家的“生活态度”是如此的极度重视,并把它摆到了其他种种创作手段之上。“一个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巴尔扎克也如是说。我们今天有像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都有广泛而深入研究的作家吗?作家应该通过作品为读者和社会提供思想和智慧的资源,而不是用形象来诠释众所周知的理论和观点。否则还要作家干什么!

其次,我们缺少巴尔扎克那样对同时代生活有着深刻体验和认知的作家。“功成名就”的作家远离当代生活,脑子里储存的大多还是几十年前的乡村记忆,那些记忆如果没有现代意识和思想去观照,写出的只能是一堆“陈谷子,烂芝麻”。而年轻一代的大多作家,他们还缺少写作厚重作品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和积淀。有的要么还是抱着青春的“奶瓶”不放,要么从国外的动漫和游戏中寻找灵感,沉迷在玄幻、穿越、悬疑中构建自己的“乌托邦”世界。遗憾的是巴特尔不会写小说。如果巴特尔具备小说家的才华,他写出的小说一定精彩。当然写保安不一定非要自己也当过保安,写妓女不一定去逛“红灯区”。鲁迅谈写作时说过类似的话,“要写你熟悉的事情”“……所谓熟悉的事情,虽然不一定要亲历过,最好也要经历过”。从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我了解到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所作的极其艰辛的前期准备。他用数年消失于喧闹的文坛,除了阅读大量的书籍和资料,为了观察1975年到1985年中国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形态,为了体验他不熟悉的生活细节,他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收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他拎着装满书籍的箱子不停地奔波于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详细记录作品涉及到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新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直至他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写作时,他又蹲到一个矿区的简陋小屋里,一蹲四年,一边写一边随时了解矿区的生活点滴。这种沉入生活底层的方式,完全迥异于“乘车观花”式样的“采风”。当下作家中还有几许人愿意下这种苦功夫呢?

当然,要写出当代的“人间喜剧”,还得有巴尔扎克那样非凡的小说才能。三者兼具是何其难哉?

恩格斯赞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读了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我感到:也许,在当代作家中,路遥是有野心也有希望构建巴尔扎克式的“文学大厦”的一位。他是一位对文学有着宗教徒般虔诚的作家,是有着不可遏制的澎湃创作激情的作家。更为可贵的是,大家都在竞相追逐各种眼花缭乱的“先锋实验”时,他却立足自身和本土,有着自己独特的清醒的艺术思考和追求。实践证明,当那些时髦的各种“主义”销声匿迹时,路遥的作品却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他树立的标杆,仍为许多活得更长久的作家所无法超越。

 

李白当过“诗丐”吗?

 

有一位50后著名作家,在一个文化沙龙上谈到李白的诗,虽然话不多,却让人疑云重重。且让我们“回放”一下他的话:“这个诗在当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无非是为讨一碗饭吃。今天我们看不懂的那些,但是当年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白话文,他当年写诗,在茶楼或者酒楼,一定是打油诗,顺手就来的,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彻底的白话文,我们对那些诗完全不懂,但是对他们来讲一定是顺口溜,如果不是顺口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天才出现。”

这段话被记录下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我读后,有几点不明白,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其一,李白的诗在当年有多大意义,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且不论,有意义或无意义,都不影响李白作为伟大的天才诗人的文学地位。但如果说,李白写诗,“无非是为讨一碗饭吃”,这就让人莫名其妙。众所周知,所谓文人著文写诗,获取稿酬、版税,在中国是近代的事。此前历史上,民间或知名文人艺术家,通过给别人写碑文或写字(书法)画画,获得润笔费,也是有的。但通过写诗来讨饭吃、讨酒喝,吾辈尚未看到过此类文字记载。文人在酒席上相互赠诗是有的,李白的诗也有很多是在喝酒时的应答之作。要不然怎会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说法呢?喝酒高兴了,诗兴大发,这是情动于衷而流于诗,并无什么功利因素;还有一种情况,在酒席上即兴作诗,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但如果通过写诗“讨一碗饭吃”的话,写诗的时机动机就完全变了,一定是先将写好的诗呈上,通过主人的“审读”后再赐以酒饭。在李白的诗歌创作经历中,有过“诗丐”这种事情吗?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会通过写诗讨口饭吃吗?

其二,这段话称李白诗在他所处的时代“一定是打油诗、顺口溜”,不知这位作家作出如此肯定判断有何史实依据?还是虚构性的猜想?小学生都知道,打油诗和顺口溜与优秀诗歌比,是有高下、雅俗之分的。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关于“顺口溜”的解释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口头韵文,句子长短不等,纯用口语,念起来很顺口。”甭管李白的诗中,现在看是明白如话的,还是读起来有些生涩难懂的,大概都不适合称之为“顺口溜”。靠写“顺口溜”,写出一个天才的伟大诗人,此种事情在文学史上闻所未闻。请读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与“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谁怕谁?”,尊敬的作家先生,你能读出优秀诗歌和顺口溜的区别么?

最后,这位作家断言,李白的诗在当时“如果不是顺口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天才出现。”对如此“绝对”,我只能“呵呵呵”,无法再说什么了。无知并不可怕,无知而“信口开河”确实可怕。

今天的诗人有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么,就顺着这位作家的思路,请诗人们抡着胳膊写“顺口溜”吧,这才是通向未来天才诗人的最佳捷径呢。

让我善意地揣测一下,这位著名作家的本意或许是想说,“李白的诗中,今天读起来有些难懂的诗句,在他所处的时代可能是通俗易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其中在特殊语境下流行的字词,变得陌生而不解了,就如今天流行的‘卖萌’,过若干年可能后人也无法从字面理解,需要查《汉语辞典》”,但他在口头表述时,却破绽百出。不知我的“揣测”对不对,需要作家本人“对号”解读。

 

文学的品位与趣味

 

壬辰春节几天,避开与亲友的所有应酬,我藏身于上海近郊古镇的一家宾馆,梳理、备份近一年多来所写的文字。到了晚上,直至睡前,我则停止那个复制、粘贴的“勾当”,半躺在被窝里,从平板电子阅读器上读一部长篇网络小说以消遣。这部网络小说在天涯社区曾被数百万网友热捧。请原谅我不写出它的篇名,因其内容主写娱乐业“小姐”生活、同业间的勾心斗角等等,情色描写是少不了的,在我看来属青少年不宜一类。或许我的想法过于“冬烘”,如今的90后对于这类含有情色内容的读物,可能已习以为常了。

平心而论,这部小说作为消遣休闲性读物,非常轻松好读。作者显然非常熟悉声色犬马的娱乐业生活内幕,其中所写人物、故事、细节,皆鲜活灵动,文字又幽默、俏皮、充满现代时尚感。作者有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非常擅长不露痕迹地化用古典诗词、文句来表达对当下生活的感觉。仅从这部作品看,其人的文学才华、驾驭文字的功力,起码不在某些所谓主流的当红作家之下。但最致命的,也是我深为惋惜的是作者的文学才华未能用到正途上去,其问题不在于他写的是纸醉金迷的娱乐业、写的是非“金陵十三钗”的当下生存在灰色行业的众多“美钗”,也不在于作者在文中涉及到多少情色描写,要害之处在于作者在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生活态度,就像托尔斯泰所说:“任何艺术作品中最主要、最有价值而且最有说服力的乃是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他在作品中写到这种态度的一切地方。”这种“态度”往往决定了作品品位与趣味的高下。

小说写什么并不最重要,写官场、欢场或小偷、妓女,都不最重要,重要的是作者以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来处理他笔下的各种人物、情境。就如李渔在《肉蒲团》中写主人翁以追逐、把玩一个又一个女人为“主业”一样,这位网络小说的作者也在字里行间,不知不觉地流露着对声色犬马、把玩异性、“天上人间”生活的津津乐道、过度沉醉、迷恋与流连……一个人,如果在“声色犬马”的一面,还存有“道貌岸然”的一面,起码他知道有些事情虽做了,但不适合晒到阳光下。如果连“道貌岸然”这张面具也不要了,形而下到只余“声色犬马”,人也就不再是人,而是“犬马”了。

有各种文学,有纯粹消遣性的供人消磨时光的文学,有引人向善向美的文学,有向“恶”举起刀枪箭戟的文学……这都是正常文学生态的合理存在,但我们绝对要警惕那种把人引向“犬马”的趣味过于低下的文学。虽说有趣、好读,是文学的最低“门槛”,但“门槛”显然不能等同于人类文学创造的“标高”。对于一位有志于文学创造的写作者,当然应该向着那个里程碑式的“标高”攀登。即使达不到那个“标高”,也应心向往之。“眼高手低”并不丢人,丢人的是“眼低手也低”,还自以为才华横溢、文曲星再世。

假期几天一晃就过去了,我的复制、粘贴文档的工作也已完成,但这部网络小说因篇幅长尚未全部读完。有的小说虽长,一时读不完,但我会时时牵挂将之读完。不知道这部网络小说,我会不会再去读它?哪怕只是疲累之余的消遣性阅读。因为它终究是不入流的东西……

 

重读鲁迅七论“文人相轻”

 

鲁迅曾写过七篇杂文论“文人相轻”。以往读鲁迅杂文时没太在意,近日因一些感触又翻开重读了一遍。用一句套话,真是“获益匪浅”。

这感触来自于《文学报•新批评》一周年座谈会上专家们的发言:有人说当一个批评家很容易,只要你敢说两句真话,就是一个小小的批评家;如果你敢于持续不断地说真话,那你就可能成为一个大大的批评家。此言一出,马上有人作校正,说当一个批评家是很难的,因为你不仅要有勇气说真话,而且要说有理有据的真话。

其实两者表述的观点并不矛盾,强调的都是文艺评论要讲真话。而文艺评论的所谓“真话”不同于新闻报道或非虚构文学中的“真话”,后者表现为事实真相的揭示,前者则表现为对批评对象的艺术判断和分析,因此强调要“理性”,要从作品实际出发,据“理”求真。而这“理”涉及艺术观念、艺术感觉、价值观等等,因此对同样一部作品,有时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评判也不奇怪。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一方是讲真话,另一方是讲假话,关键在于你所作出的判断是否是发自内心,是否遵从了自己的艺术感觉、艺术良知,而作出的独立评判。

一个成熟的优秀批评家,在讲真话的背后当然应该有系统的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做支撑。现在的问题倒不是缺乏评判标准的建构,那些“学院派”的批评家们,即使称不上“学富五车”,也满肚子国故典籍、中外文论,对一部作品的“好”“坏”“是”“非”是不难辨别的,但由于某种“障碍”,他们常常把“坏”说成“好”,把“非”说成“是”,乃至违心地把“地沟油”、“三聚氰胺”包装成“绿色食品”。因而当下强调讲真话反倒成了成为有诚信的批评家的最低门槛。

那么制约批评家讲真话的“障碍”在哪里呢?郜元宝先生将其概括为中国式的“人情世故”。这类最懂“人情世故”的批评家,就是鲁迅在《再论“文人相轻”》中所讥刺的“和事老”式的评论家,他们“无论遇见谁”,都“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鲁迅说:“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

于是这类“和事老”批评家,对鲁迅与一些文人间发生的笔墨“争斗”,一概不分是非地用“文人相轻”而予以讥诮,“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对“骂人的”与“对骂的”,则用一张抹布将他们统统涂抹成“丑角”,将之归为“私骂”,并以公允的语气唉叹:“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读毕鲁迅七论“文人相轻”,最大的感受是当下某些“和事老”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他们对待批评的态度并不“新鲜”。只是他们恐怕连当年的“和事老”还不如,当年的“和事老”公开写出文章来“和稀泥”、亮观点;今天的“和事老”往往在背后用恶语表示愤恨或用非学术的手段干扰正常学术讨论的进行。“和事老”表面如古时候县太爷遇路人争斗,各打五十大板,以示公正,但他们骨子里是有着自己的好恶的,只是当年的“和事老”左右自己好恶的大多为理念、学派;今天“和事老”的好恶则往往纠结着个人的利害关系。

克服中国批评“沉重肉身”(人情世故)的路径,不妨从鲁迅先生那里吸收一点精神资源,唤醒当代文人能“有是非,有爱憎”。能像鲁迅说的,“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如果你还自认为是一个文人,却“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是不是也太可怜而又可悲了?

 

夜读龚自珍《病梅馆记》梦语

 

在梳理中国文脉时,我们看到:先贤大家们将汉语言文学之美推向极致的创造之功,固为我们所景仰;但我更为看重的是“美的极致”中所蕴藏的“精气神”。这样一种“精气神”是由士人风骨、悲悯情怀、忧患意识等所构成的。我们从屈原、司马迁、杜甫、陆游、苏东坡、辛弃疾、龚自珍……直至现代文学史的巅峰大家鲁迅,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么一股“精气神”。他们是汉语言文学的传承接力者,更是一个民族因此而生生不息的脊梁。周氏兄弟的高下之分,不仅仅在于学养厚薄、笔墨功夫等,更在于是否有这股“精气神”!

清代诗文大家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可以看作我所最为仰慕的“美的极致”与“精气神”完美融合的缩微样本。这篇仅三百余字的短文,其所传递的力量,当今文士们即使用三百万字能否相匹衡耶?当代作家中著作等身者不乏其人,但有几人能拈出哪怕仅仅一篇能够震烁当下和未来的如此佳作?因此文学永远不是数量的竞赛。所谓的长篇小说的“尊严”,绝对也不是靠长度、符号堆砌来维持的。

龚自珍生于清代由盛转衰的时代拐点上,他最早洞察到了大清帝国必然走向衰亡的命运。他对社会肌体的千疮百孔痛心疾首,为疗救社会疾患,一生都在奔走呼号……

他的“如焚”之“忧心”,几乎贯穿于他所有的诗文。

龚自珍把对社会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士人”。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知乎此,让我们再来品味他的《病梅馆记》,便可更为深切地领悟到该文的“核心价值”。文章的线索很清晰:夭梅、病梅、疗梅……层层递进。他先写出江南地域普遍存在的“夭梅”、“病梅”现象,由于一种“文人画士”病态的审美情趣的导向:养梅之民,为求“重价”,便将天然生长的梅花,“斫其正,养气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因此而“江、浙之梅皆病。”这么做,都是为了满足“文人画士”以“曲为美”、“欹为美”、“疏为美”的病态审美需求……因此,龚自珍抑制不住心中的郁愤,大声“骂”起来:“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龚自珍的笔墨力量不仅仅止于此,看起来他是以“夭梅”、“病梅”现象为“靶标”,其实际剑指的却是清代森严血腥的专制统治,使人才普遍遭受扭曲、压抑的官僚体制,隐曲地表达了他对人才解放、个性自由的追求和向往。更为可贵的是,龚自珍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清议”上,而是以实际行动参与“疗梅”,疗治社会疾患。为此,他购来三百盆“病梅”,专辟“病梅馆”,将病梅“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使得病梅得以在自然生态下健康生长。虽然他的“病梅馆”无法将江南之“病梅”尽皆疗之,但这样一种以点滴之功参与社会改造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了一股充溢在文外的“精气神”。

有学人说,中国文脉的传承在今天还需等待;我要说,这样一种士人风骨、家国情怀“精气神”的传承,在今天也需等待……

 

 

文学大家的“人生败笔”

 

上世纪80年代,博尔赫斯在中国文学界曾是一个偶像级别的人物,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那时作家们聚在一起,谁要是不谈博氏,那他必定是个“土老冒”,是一个文学观念很落后的人。那时,我也曾看过一些介绍博氏的文章,对我感触最大的要数博氏的创作方法,他的小说创作灵感几乎全部来自书籍。这跟我们通常说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大相径庭,迥然不同。

他近期再次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对象,是因为智利作家的一个涉及博氏的“行为艺术”。智利作家拉巴卡尔的举动也确实过于粗俗了,以致引起阿根廷人的强烈愤慨。他把在博氏墓地便溺的照片用到了自己新书的封面上。从封面上可清晰地看到便溺的水线。尽管他解释那是从手中瓶子中倒出的水。拉巴卡尔此举不无炒作他新书之嫌。他称“本书的封面与其内容相关,通过它可以最大限度地理解他的作品。”他拒绝为此作出道歉,并对博氏发出批评之声,认为博尔赫斯在做人方面远远不能跟他的文学才华相提并论:“作为作家,博尔赫斯是个巨人,可是作为公民我一点也不鸟他。他都是老头子了,眼睛几乎全瞎,还跑去见当时忙着整天杀人的独裁者皮诺切特。”应该承认,尽管拉巴卡尔的举动很不雅,但他对博氏的批评却一针见血。

纵观博氏一生,他前后自相矛盾的政治态度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也是他最为人诟病之处。他时而是英雄,时而又成了让人大跌眼镜的“狗熊”。在反对与法西斯有着渊源的庇隆政府时,博尔赫斯展示给世人的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极权斗士形象。以致他在庇隆执政时,被带有羞辱性地从图书管理员“提拔”为国营市场家禽及家兔稽查员。当新的独裁者洛纳尔迪推翻庇隆后,博尔赫斯则亲自到总统府接受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当又一个独裁者魏迪拉推翻洛纳尔迪后,博氏则又欣然接受了魏迪拉颁发的文学奖。正是这个魏迪拉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了系统的迫害和残杀,导致数万人丧生;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跑到智利,从杀害了成千上万智利人的大独裁者皮诺切特手中接受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却也因此而彻底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因此,博氏从来就不是一个清醒的反独裁主义者。

面对同样的独裁者,博氏采取的态度却判若两人,对此该作何解释?我能想到的原因是博氏也具有人性的某些弱点,比如目光短浅地过分看重一时一地的个人职位、利益、荣誉等等。我们也不妨看成是他的一种“行为艺术”吧!只是他的“行为艺术”比起智利作家拉巴卡尔的“俗气”,更让我们鄙视。我们欣赏他的文学才华和天赋,却不必把他尊奉为一座神,以文学上的成功来掩饰他的“人生败笔”。

 

谁敢跟乔布斯“耍大牌”

 

谁敢跟乔布斯“耍大牌”呢?这个世界顶级“牛人”之一,这个跟比尔•盖茨照样叫板、对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以为然”的家伙……

——就是那个写《史蒂夫•乔布斯传》的传记作家艾萨克森。

大约在五年前,乔布斯得知自己身患重疾后,曾准备了一份单子:上面排列着一长串全美国最好的传记作家名字,准备从中选一人来为自己写一部传记。这个被人称为“完美主义者”、做任何事都十分挑剔“苹果之父”,最终把目光落到了《时代》周刊前总编、曾写过《富兰克林传》《爱因斯坦传》的著名畅销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名字上。

大概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艾萨克森多次婉拒了他的邀请。2004年艾萨克森接到乔布斯来电,电话中先是寒暄一番,然后聊到艾萨克森刚任总裁的智囊机构阿斯本研究院……然后话题如何绕到写传记的事上,艾萨克森是如何婉拒的,则未看到更详细的介绍。“也许将来的某个时候吧!”有报道称,艾萨克森如是搪塞。那时艾氏不想动手写《乔布斯传》的理由是:他不是伟人,还未达到他认为的“资格”线。艾氏秉承了另一位《时代》周刊前总编亨利•卢斯的理念:“若要描述历史,就应着眼于那些创造了历史的人物。”

在我们这里的传记作家或纪实文学作家中,会发生类似的“拒绝”行为吗?他们在面对乔布斯这样一个世界级知名人物、拥有巨量身家财富的传主的邀请,会因为传主还不够“伟大”而“耍大牌”吗?我们这里敢于面对金钱和权势的诱惑,敢于“耍大牌”的纪实作家几乎极为罕见。多的是只要给钱,就自甘为廉价“吹鼓手”的作家。所谓“耍大牌”的背后凸显的是一位传记作家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很多年前,有一位作家写了一部某知名企业家的传记,一次性从传主那里获得数十万元的酬劳,此事让许多从事纪实文学写作的作家谈起来羡慕不已。至于那位企业家是不是“创造了历史”的合适的传主,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那部传记的质地如何,也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传主满意即可。那部获得高额酬劳的传记,我从未在书店里见到过,现在也根本不会有人提起。

作为传记作家的独立品格和尊严,不仅表现在艾萨克森对传主的选择上,也表现在实际写作中。为一位在世的人写传记,要真实地表现传主的方方面面是很难的。不用说,这样的传记很容易写成歌功颂德的表扬稿。

艾萨克森是如何写乔布斯的?《史蒂夫•乔布斯传》的质地如何?读者会有公论。笔者不想置评。但我提请有志于从事传记或纪实文学写作的作者,注意一下艾萨克森在传记即将完稿时与乔布斯的一段对话,那是一段值得好好咂摸的令人寻味的对话:

乔布斯:“我知道在你的书里会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内容。”

艾萨克森:“当然是这样的!”

乔布斯:“这样也好。免得这传记最后看起来像一本内部读物。我一时半会儿不会读它,因为我不想被气疯。可能我一年后会读,如果我还在的话。”

遗憾的是,乔布斯在世时未能读到这本传记。不知他在天堂里会笑对这本传记,还是会被“气疯”?

 

“啊派诗人”的遗传基因

 

“文革”刚结束不久,我被调到北京一家媒体工作。一天,该报副刊发表了某著名诗人的新作。在下班回家路上,一位老编辑告诉我,这位诗人曾在本报副刊任编辑,后调出搞专业创作,大家背地里称他为“啊派诗人”,因为他写的诗频繁地使用“啊”来抒情。

这称号当然含有调侃、揶揄的味道。其实,只要翻开“文革”期间报纸副刊刊登的诗歌,你就会发现“啊派诗人”何其多!但迄今尚未发现有人对此作专题研究,也未见有人将“啊派诗”当作诗坛现象留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不用说,“啊派诗人”最大的特征是擅长和高频率地使用“啊”,就如同南派三叔在《盗墓笔记》中频繁使用“倒吸一口凉气”一样。当写到登高望远、情绪激昂处,“啊”便喷涌而出;当感到词穷字窘时,“啊”便成了连接上下诗句的链条;当诗人感到情未尽、意无穷时,一个“啊”便涵盖了一切……读这类政治抒情诗,你会感受到热情燃烧后的苍白、华丽掩盖下的贫乏、雄浑表象下的虚弱……我知道,因不喜欢“啊派诗人”进而否定政治抒情诗显然有失偏颇。问题不在于是什么诗,而是“诗性”不能脱离“理性”的支撑,诗人如果缺少了对现实的忧思、缺少了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博大情怀、缺少了对假恶丑的鞭挞和批判,诗人除了“啊”以外,笔下还能流出什么呢?

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算不算政治抒情诗?这里充溢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家国情怀?

当你喝着含三聚氰胺的牛奶、嚼着用瘦肉精喂出的猪肉、吃着用地沟油烹煮的菜肴,却在那儿“啊、啊”地陶醉着抒情着,假如陶渊明在世,也会续写桃花源记……

“啊、啊”,这样的“政治抒情诗”你读着会不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孙建国作品

 

孙建国,男,1957年7月生。高港区口岸镇龙窝口人。教授、作家、泰州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历任泰兴师范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泰州师专党委宣传部部长、泰州师专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泰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正处级调研员。兼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泰州市梅兰芳研究会副会长、泰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江苏省作家协会。发表作品500多篇,全国获奖10多次。出版《欢乐号飞船》(儿童文学集)、《泰州戏曲》(学术专著)、《往日时光》(散文集)、《儿童文学视野下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学术专著)等著作15本。

 

献给母亲的歌

 

“母亲节”,最重要的感恩节。

拿什么献给我80岁的老母亲?捧一把康乃馨,母亲会嫌洋气;带几盒保健品,母亲会嫌浪费;说一些感谢话,母亲会嫌啰嗦。我觉得,还是给母亲献一首歌,最能表达感恩的心情。

记得今年农历三月初三,母亲80华诞。我和哥哥、弟弟一起,兄弟三人围绕着母亲,齐唱阎维文代表作《母亲》:“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她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母亲听得很认真,不时跟着哼上几句,还带头为我们鼓掌,看得出她老人家非常开心。

那天,我们齐聚老家龙窝口,为母亲庆生祝寿。面对丰盛寿宴、八层大型生日蛋糕、哥哥书写的硕大的“寿”字红色条幅,家人有说有笑,又唱又跳。81岁的父亲频频为母亲夹菜,母亲忠厚的脸庞笑得像盛开的菊花。四世同堂,天伦之乐,幸福和满足写在父母的脸上。

母亲生性豁达,喜欢唱歌。她含辛茹苦,忙忙碌碌,将6个子女拉扯成人,却从来不说一声苦,不喊一声累。她喜欢一边做家务,一边哼着歌儿,就像父亲高起兴来便唱几句京剧一样。于是,我们这个家在歌声中走过清贫,在歌声中迎来幸福,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于是,母亲歌声浸润了我的童年,像扬子江水一样,欢快地流淌……

春天,桃红柳绿。我随母亲去江堤挑野菜、马兰头。听她轻快地哼着:“麦苗儿青青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从此我小学作文描写春景,老喜欢用“麦苗青,菜花黄”,得了老师许多红红的“g”(good)。

夏天,蝉声绵延。吃过晚饭,我们将竹床搬到门口,爬上去乘凉。母亲点燃蒲棒驱蚊,手里摇着蒲扇为我们送风,嘴里轻轻哼着:“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数着星星,在歌声中渐渐入睡。

秋天,芦絮飞舞。我跟母亲去江滩划草。劳作之余,面对滚滚长江,渔船穿梭,母亲将划草的筢子当船桨,唱起了:“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母亲煞有介事,有板有眼,惟妙惟肖,逗得我笑得前俯后仰。

冬天,冰天雪地。除夕傍晚,母亲准备年夜饭,边忙边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父亲顶风冒雪归来,带领我们贴对联,用干石灰蒲包印“元宝墩子”。 然后一家人吃年夜饭,虽然没有几个菜,却是我们期盼已久的盛宴。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没有读过什么书。她的歌声不够专业,完全是劳动中兴之所至,但清脆悦耳,吐字清楚,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我佩服她的记忆力,居然记得那么多歌词;我也佩服她的理解力,居然在不同场景唱不同的歌。

母亲其实就是一首歌,一首古老而温馨的歌谣。母亲的古道热肠,恻隐之心,在龙窝口一条街是出了名的。邻居吵架,她常去调解;乞丐讨饭,她盛满饭菜;包了馄饨,她挨家赠送;邻居外出,她保管钥匙。她从不和人红脸,人缘极好,邻居都称她为“菩萨人”,又都亲切地喊她“管奶奶”,因为母亲姓管,又好管街坊邻居的闲事。甚至还好管动物的闲事,经常收留一些流浪狗、流浪猫……

后来我外出求学,久居城市,经常梦回故乡,聆听母亲歌声。现在想来,我平时有事没事哼上几句,会唱好多歌,也喜欢戏曲,常用歌词意象融入小说、散文,甚至常用歌名做作品标题,大概都源于幼学如漆,源于母亲歌声的熏陶。

母亲,我们听惯了您给我们唱的歌,今天,我们要专门为您献一首歌。哥哥建中,本人建国,弟弟建新,都是“奔六”之人,中气明显不足。但我们用心在唱,用力在吼:“你身在那他乡中,有人在牵挂;你回到那家里面,有人沏热茶;你躺在那病床上,有人她掉眼泪;你露出那笑容时,有人乐开花……”

歌声中,我想起上世纪60年代上小学,母亲给我挎上新书包,目送我上学时充满期盼的眼神;我想起上世纪70年代上中学,母亲给我饭盒里盛满米蒸饭,她却在家喝粥;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母亲不时给我捎一大箱脆饼和麦乳精,她却连一块烧饼都舍不得吃……

歌声穿越时空,往事如烟,仿佛电影特写镜头。现在,1933年出生于镇江的母亲,1951年父亲按民俗到外婆村上挨家挨户磕头迎娶的母亲,已经慢慢变老。风霜遮盖了她的容颜,她的歌声也不再那么清脆。然而,母亲乐观、宽厚和善良的精神,已经注入我们子子孙孙血液中。

兄弟三人像儿时一样依偎在母亲身旁,深情歌唱:“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我的双眼湿润了,乘着酒兴,再一次提高音量,和同样双眼湿润的哥哥、弟弟一起,发自肺腑地放声高唱:“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 !”这时全场掌声雷动,母亲也缓缓鼓掌。我发现她有点腼腆,嘴角嗫嚅着,仿佛在跟我们和唱,眼角边滑过一丝泪痕。

一曲唱罢,我已是泪流满面。人们常说,世界上最亲的人是生我的和我生的。父母在,家就在。父母,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母亲,任何时候都是心中家的象征。

哦,母亲节即将来临,我要在心中再次唱响献给母亲的歌:“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啊,不管你走多远,不论你在干啥,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不管你多富有,不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

 

1965年的红领巾

 

回忆第一次戴上红领巾,恍如隔世,至今已有47年。

1964年9月1日,我挎着妈妈刚买的新书包,高高兴兴地来到龙窝小学,开始了小学生涯。那时我8岁。

龙窝小学其实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四合院,古色古香,花木繁茂。黑漆大门前,悬挂着醒目的校牌:“泰兴县龙窝小学”。学校门口,蹲着两个石头狮子,威风凛凛。教室与教室之间,有走廊相连,下雨打不着,太阳晒不着。

我长大后,直到现在,还经常梦回龙窝小学。因为,我在这里上小学六年半,上初中二年半。我不是留级生,是学制使然。高中毕业又到这里代课一年多。在这院子里居然生活了10年!人生能有几个10年呢?所以,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都令我魂牵梦绕。

一年级班主任是李淑琴老师。她大约20多岁的样子。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两条长长的辫子,辫子上扎了一根红头绳,很是好看。李老师见我来了,笑容满面地对我说:“孙建国来啦。从今天起,你就当班长吧。”

原来在开学前,妈妈带我来报名。李老师叫我从1数到100,又问了几个简单问题,还叫我去教室抹桌子,我问题答得好,事情做得细,李老师很是满意。也许她觉得我比较聪明,比较负责任,值得委以重任。打这以后,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当班长,每年都是“三好生”。李老师真有先见之明啊。

上课铃响了,李老师拿着点名册走进教室,先一个一个地点名。点到名的都站起来,响亮地答应:“到!”我们这些小伙伴,一部分来自龙窝一条街上,还有一部分来自附近农村,突然集中到一个班,都感到很新鲜,很兴奋。点好名,李老师为我们排座位,男生女生组成同桌。记得我的同桌叫贾秋芳,也是我们一条街上的。是一个很聪明、很老实的好女孩。

上课铃又响了,李老师带领我们到操场学做广播体操。操场上,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蓝蓝天空白云飘过;池塘边鲜花盛开,五颜六色,美丽极了。李老师一边吹着哨子,一边教我们分解动作。我们笨拙地跟着学做,踢踢腿,弯弯腰,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开心极了。

做完广播操,我们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回到一(1)班教室。走在校园里,看到高年级哥哥姐姐们戴着鲜艳的红领巾,骄傲地穿行在人群中,感到非常向往。有一个心愿在心中生根发芽:“我也想当一名少先队员。” 把这个想法告诉李老师,她摸摸我的头,亲切地对我说:“要想加入少先队,成绩要好,表现也要好。你要起带头作用呢。”我使劲地点点头。

冬天来了,校园前池塘里积满厚冰。天寒地冻,零星地飘起了雪花。早读课后是集体跑步。我穿着棉鞋,戴着棉帽,脚上害满冻疮,奇痒难当,又疼痛难当。本来可以不去跑步,想到自己是班长,忍着痛来到操场。教导主任毛元杰,体育老师出身,有水平,也很有趣。只见他脖子上套着带子,带子上系着哨子,头发油亮油亮,整齐地向后梳去,很有派头的样子。随着毛主任的哨音,高年级同学在前,我们跟在后面,整个操场上回响着“啪、啪、啪、啪 ”有节奏的跑步声。

为活跃气氛,毛主任带领大家唱《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腿上砍去!预备——唱!”应当是“头上”,而不是“腿上”, 毛主任操着泰兴普通话,将“头”唱成“腿”。于是乎大家笑成一团,忽高忽低地嚎叫着:“大刀向,鬼子们的腿上砍去!”没有大刀,大家用脚当刀,猛地跺地。班上有个“皮王”,成绩一塌糊涂,却长得五大三粗。他恶作剧,故意向我脚上跺去。我脚害冻疮,当即疼得失声痛哭,痛苦地蹲了下来,这家伙把我当日本鬼子了。李老师心疼我,狠狠地批评了“皮王”,要我也跺他一脚。我迟疑了一下,始终没有忍心下脚,再说我的脚正疼得要命呢。李老师欣慰地朝我点点头。

由于我凡事总让着“皮王”,他就得寸进尺,老是欺负我,还编儿歌挤兑我。内容到现在我都记得:“孙建国,吃面不喝汤,要个马马儿贾秋芳;孙建国,吃鱼不吃肉,要个马马儿三十六”。三十六的马马儿(老婆),我没有什么概念;至于贾秋芳嘛,却每天和我坐在一起,弄得我很不自在。贾秋芳还被“皮王”说得嚎啕大哭。我心里虽然不痛快,但没有和皮王淘气、打架。也许是乳名叫“顺儿”的缘故,我从小到大,都善于忍让,与人为善,很少有爆发的时候,除非让我忍无可忍。

为此,李老师在班会课上说:“孙建国忠厚老实,学习认真,工作负责,大家要向他看齐。”她用手指着“皮王”说:“不要以为孙建国可以欺负,你比他强。要比,你和他比成绩,试试看,究竟是谁强?”我看见“皮王”羞愧地低下了头。同时,心头一热,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若干年后,我才懂得,李老师是在主持正义啊。这样的老师,使幼小的我,柔弱的我,感到安全,感到有依靠。

期末考试,我的语文、算术都是100分。选“三好生”时,由于我人缘好,全票当选。拿着成绩报告单,我飞快地跑到祖母家(祖母住在伯父家)报喜。祖母高兴地说:“俺家顺儿有出息啊!”说着,哆哆嗦嗦地打开手帕,奖给我5分钱。我喜出望外,捏着5分钱硬币,到校门口强儿奶奶小摊处,买了几块切好泡在水里的山芋,兴高采烈地吃了起来。山芋又甜又香,妙不可言。

1965年春天。春暖花开,草长莺飞。有一次班会课,李老师边弹风琴,边教我们唱《六月里花儿香》这支歌。然后宣布,要选5个同学“六一节”入队。这可是第一批少先队员啊,个个都跃跃欲试。投票结果,我光荣当选。因为上学期期末考试,语文、算术都是100分,又是“三好生”,平时和每个同学都处得很好,因此大家都喜欢我。

放学后,晚霞满天,蝴蝶漫天飞舞。我三步并成两步,飞跑回家,向父母报告入队喜讯。母亲笑眯眯地,从床下找出一支牙膏壳,作为奖品,让我去换糖吃。我欢天喜地,拦住换糖者。换糖老汉是个高鼻子,像新疆人。他每天挑着担子,吹着笛子,晃悠晃悠地从我家门口走过,我心里总是痒痒的。现在终于停在我家门口了,我心里那个美呀。只见换糖者一手拿刀,切住一个圆形麦芽糖边块;一手拿小锤,猛击刀背,那一块麦芽糖便应声而出。我迫不及待,将麦芽糖塞进嘴里,尽情咀嚼。满口生甜汁,快活似神仙。

1965年“六一儿童节”。我们把小椅子搬到操场上,参差不齐地唱着:“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鲜花绽放,欢歌笑语,彩旗飘扬,定格为儿童时代一幅绚丽的图画。

典礼开始。升国旗,奏国歌。主持人宣布名单。我们在小伙伴羡慕的眼神中走上台,呈扇形排开。聆听校长讲话,我们使劲鼓掌,心里盼望早点戴上红领巾。

激动人心的神秘时刻终于来到。只见高年级哥哥姐姐们手捧红领巾,向我们微笑着。一位大姐姐走向我,手脚麻利地帮我戴上红领巾。此时,微风吹来,红领巾像一团火上下飘动……

突然,鼓号队奏响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的心随着鼓点和旋律“砰砰”直跳,仿佛热血都要涌上脸庞。在少先队大队长带领下,我们宣誓:“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我第一次羞涩地右手举过头顶。几年后,我宣誓入团;若干年后,我宣誓入党……

如今,龙窝小学已经不复存在,旧教室淹没在高楼大厦之中。李淑琴老师也只教过我们一年,就离开了学校。如今远在宁夏,安度晚年。也许是幼学如漆,童年难忘,每次听到梁静茹演唱的《宁夏》:“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她,想起我消逝在龙窝小学的那一段如梦的时光。

1965年的红领巾,见证了我的美好童年,至今难以忘怀。虽然生活五光十色,有时也有阴影,但是,红领巾永远是我生命中的那抹亮色,放射出纯真、快乐和理想主义的光芒……

 

插队往事

 

3月初,杨柳依依,春寒料峭。部分“插友”相约泰州,共叙友情。在此之前,孔素琴就从南京发微博,传来一幅知青合影照片。经过岁月磨洗,照片已经泛黄,形象依稀难辨,正如周杰伦所唱的那样:“菊花残,满地霜,你的笑容已泛黄……”那天,借着酒兴,我们反复端详照片,寻觅青春的影子。当年风华正茂,如今年近花甲,感慨光阴似箭,个个眼里都闪耀着泪花。回忆插队往事,一幕一幕,像电影镜头在脑海中飞快闪过、闪过……

1976年10月26日下午,秋高气爽,金桂飘香。口岸电影院门前广场,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广场主席台上,悬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巨幅画像,画像两旁插着数面红旗,会场显得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是红色会标:“口岸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大会”。我站在整装待发的知青队伍里,心潮澎湃,豪情万丈。其实,那时上山下乡已经接近尾声,大批返城浪潮已经席卷全国。本来按照政策,姐姐插队在永安,哥哥当兵在浙江,1975年我高中毕业,可以照顾,不需要插队。谁知上半年,姐姐“上调”到供销社工作,哥哥转业分配到扬州工作。所以,居委会陈建中主任登门拜访,将我列入插队名单。其时,我在龙窝小学代课,从四年级教到五年级,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我20岁的青春正飞扬在课堂上和操场上。突然说要离开,我的那些学生们哭得稀里哗啦,我也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一代人绝对是良民。虽然与我的学生难舍难分,但还是愉快地服从祖国召唤,准备到农村脱胎换骨,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陈主任很高兴,还推荐我作为知青代表发言。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我登上主席台,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当时讲的什么,早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但首先朗诵的毛主席语录,还记忆犹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大会结束后,知青们分别爬上了3辆敞篷大卡车。一辆向口岸公社畜林场驶去,一辆向口岸公社养殖场驶去,还有一辆向口岸镇养殖场驶去。我就在驶向口岸镇养殖场的卡车上。卡车上彩旗飘飘,知青们兴奋不已。大喇叭里播放着流行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一路引吭高歌,一路引来路人驻足观看,自豪感、使命感油然而生。卡车驶进口岸镇养殖场大院,贫下中农们列队鼓掌欢迎,还“噼里啪啦”燃起了鞭炮。养殖场场长刘恒泰笑容满面,招呼大家到会议室坐下。他介绍了场部曾根喜、闵金捍、姚荣才、张龙海几个副场长后,将我、孔素琴、王月琴、马兰芳、刘爱民、程秉忠、倪世林等新知青介绍给大家,还介绍了1974年插队的张国正、李荣凤、王金成、薛琴、陈初光、高宁、朱庆兰等老知青。刘场长说:“从今以后你们新老知青都是一家人啦,要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互助,干好革命工作。”旁边一个老知青悄悄告诉我,这个刘场长蛮厉害的,凶得没得了,我们可领教过了。我看着慈眉善目的刘场长,还有点不大相信。刘场长讲好后,请郭才喜书记作重要指示。原来,口岸镇养殖场和龙窝大队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郭书记是这里的最高领导。郭书记也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四方脸,很壮实,两眼炯炯有神,一副精明能干的农村基层干部模样。郭书记笑眯眯地先朗诵了一段顺口溜:“东风浩荡红旗飘,树上喜鹊喳喳叫。喜迎知青来插队,贫下中农乐淘淘。”我们听了开场白顺口溜,感到很新鲜,于是用力鼓掌叫好。后来郭书记调我做他的秘书,帮他写发言稿,我才逐步了解到,郭书记太喜欢讲话前先说顺口溜或曰打油诗了,既概括全文意思,又风趣幽默,体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和乐天旷达。这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现在我发微信,也喜欢在九张照片上配发打油诗,不求平平仄仄,只求表情达意,也其乐融融。这是后话。

热闹过后,是一段沉寂而单调的时光。11月1日,开始上工。口岸养殖场就坐落在长江岸边,有农田百亩、鱼塘若干,分散在四面八方,还有几艘机板船(即手摇发动小马力柴油机做动力的木船)在江中打渔。养殖场职工分为工业组、农业组和渔业组。老知青大部分在工业组和渔业组,我们新知青则先在农业组干些简单农活。我伫立在秋风萧瑟的田野上,任江风吹动我散乱的头发,聆听大江东去的涛声和千帆竞渡的汽笛声。时令已是深秋,想起杜甫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悲秋情绪,像一条水蛇扭呀扭地钻到了我的骨髓里,感到无端的寂寞和悲凉。是的,我20岁的生命就在这涛声和汽笛声中干耗着。本来以为到农村广阔天地要大显身手,干一番惊天动地事业来的,谁知道实际情形却令人大失所望。但我还是顺其自然,乐在其中。最初的劳动,是跟70多岁的赵三老儿学栽菜。我和孔素琴、刘爱民、王月琴等人,抬着一大筐菜秧到鱼塘边空地。先是用锄头翻地,然后一棵一棵地栽菜秧,然后再抬水,小心翼翼地浇在菜秧窠里。赵三老儿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几天栽菜,一声不吭,要么一棵一棵地检查我们栽的菜,要么默默地蹲在田边叼着水烟袋有滋有味地吸着。出于对贫下中农的崇敬,休息时,我们也像小老头小老太一样,默默地坐在田边,一声不吭,面面相觑。现在想起来,栽菜、浇水,这些看起来好像是琐事、小事,不也是养殖场工作的一部分吗?因此,这最初的劳动培养了我忍受寂寞的耐心和韧劲,后来不论做什么工作,我从不厌烦琐事、小事,而且努力把它们做得井井有条,乐在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我要一辈子感谢赵三老儿,那个老实巴交的、默默吸水烟袋的老农民。

后来的劳动,有点强度。那次是派我们跟着老师傅后面从口岸往龙窝“挑鱼花”。原来所谓“挑鱼花”,就是从鱼苗生殖地,把鱼苗运往养殖塘。不管路途有多远,一路上扁担要不停地颤动,保证装鱼苗桶里的水不断晃动,这样鱼苗才不会死。我从10岁开始,就经常到江边往家中挑水,一大缸水要挑五六个来回,然后用明矾搅水,从满缸浑水到满缸清水,少量泥沙沉淀在缸底。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挑水可是我们江边孩子的基本功。所以对“挑鱼花”也不怎么感到害怕。师傅给我的木桶里装了大半桶鱼花和水,我一试,也不过和我在家挑水的重量差不多,更使我没觉得有什么压力。我挑起来,学着大家的样子,扁担一闪一闪的,两桶水一晃一晃的,鱼苗在桶里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游动着。有道是“远路没轻担”,挑鱼花路线太长,足足有三里路。那时我又高又瘦,肚子又饿,渐渐受不了了。肩头在痛,要不停地换肩;腰在发酸,背慢慢“弓”下去;两条腿也开始打颤,额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流……同伴们早已挑到前面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流落在后面。我实在撑不住了,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歇下来。这一歇不要紧,跟着走不了两步就要休息。我知道不能停歇,但腿肚子打软,身不由己,我急得眼泪都要下来了。这时,刘场长骑车来到我身旁,笑嘻嘻地问要不要换我挑?我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像触了电一样,腾地挺直了腰,挑起鱼花担子,大步流星地晃悠晃悠地向前赶去。刘场长推着自行车,一路上和我说着话,陪我一起到达目的地。还好,一担鱼苗没有翻白肚。刘场长还当场表扬了我,羞得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第二天才有人告诉我,刘场长不是顺路而是特地来接近我的。他为了保护我的自尊心,哪怕一担鱼苗报废了,也没有直接换我挑;他一路陪我哒呱儿,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减轻我肩膀的重量,就像农民挑粪打号子一样。多么善解人意、细致入微的好场长哪!若干年后,我走上领导岗位,也像刘场长那样,从不伤人自尊、善待每一个人。对待部下、对待学生,特别是对待弱者,都与人为善,谦恭有礼。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我要一辈子感谢尊敬的刘场长,那个表面严厉、内心柔软的老场长。

大概劳动了一个多月,郭书记和刘场长找我到场部谈话,要调我做郭书记的文字秘书。为方便工作,兼任团总支副书记和六队会计,从此就算大队干部了。我有点感到意外。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换句话说是来劳动的,怎么一下子就“提干”了呢?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大队干部算什么干部呢?不过,那时的农村,小队长、小队会计就很神气了,何况大队干部呢?我担心劳动时间不足,将来保送上大学和招工受影响;而且从小就对数字不敏感,怎么能够当会计呢?刘场长耐心地解释说,龙窝大队是泰兴县闻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大队,郭书记经常要大会小会发言,对外宣传和大量材料工作也需要一个“摇笔杆子”的。他们听说我在口岸中学作文很出名,又当过代课教师,所以选择了我。“摇笔杆子”也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说平时不写东西也可以参加劳动,“革命生产两不误”嘛!郭书记补充说,把我放在六队,就是因为他家住六队,便于工作,六队仓库腾出一间做我的办公室;至于会计,要我放心,只是挂个名,账目全由大队总账会计李会计帮助代理。郭书记严肃地说,这是党总支和场部认真研究决定的,要我服从组织安排,接受组织考验,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面对组织充分信任,面对郭书记和刘场长精心安排,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服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性,何况组织上是在培养我呢!于是我愉快地答应了。郭书记拍拍我的肩膀,高兴地笑着说:“小伙子,好好干吧!”我有点诚惶诚恐,涨红了脸,将目光移向窗外。我看见不远处江堤上,一排巍峨挺拔的银杏树,一抹抹金黄颜色呈现在半空,它们就像成千上万只蝴蝶,在半空中飞舞。一阵微风从枝间拂过,无数金黄的叶子像许多耀眼的繁星在半空中闪耀,由上至下地发出“沙沙”的声响,犹如一支优雅的乐曲在江畔回荡……

谁知所谓秘书工作,比在养殖场劳动强度还大。没日没夜,杂七杂八。好在跟随郭书记工作,节奏很快,也很有乐趣。郭书记那时40岁刚出头,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像一个“工作狂”;他思维敏捷,出口成章,顺口溜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俨然一个农民诗人的作派。在这么一个有思想、有情趣、有劲头的人身边工作,耳濡目染,真是受益匪浅。记得“双抢”季节,郭书记带领大队干部到田头检查工作。烈日当空,热浪滚滚。10个生产队跑下来,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口干舌燥,但郭书记点评工作仍然谈笑风生。在11队,突然遭遇雷阵雨,他立即投入抢场行列,健步如飞。抢场后,还不忘来一段现编顺口溜:“太阳堂堂下大雨,我和老天比一比。抓革命来促生产,双抢红旗扛到底”。说得大家群情振奋,士气高昂。记得中秋时节,郭书记带领我们坐着拖拉机,前往“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江阴华西大队参观。我们都听不懂吴仁宝书记的方言,郭书记却和他相谈甚欢,津津乐道。返回时,有一个人的草帽被风吹走,急得想跳下去拾起来,郭书记却大笑制止,即兴创作顺口溜一首:“贫穷帽子甩在地,比学赶帮超华西。学习大寨好榜样,不蒸馒头蒸口气”。

还记得1977年寒冬腊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郭书记叫上我和养殖场会计刘贤德,到他办公室集中。原来第二天他要到泰兴城参加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表彰大会,并作重点发言,我们要连夜准备发言稿。当时没有电脑,查不到资料;又没有档案意识,计划总结都找不到,压根儿就是白手起家;更没有打字机、复印机,只能靠我用手写草稿。刘会计字迹工整,用复写纸誊写,一式三份,还要上交到镇上和县里。这可是原始作业啊,难度可想而知了。我一边听郭书记侃侃而谈,一边飞快地做记录,一边紧急开动脑筋,琢磨如何下笔。郭书记讲好后,猛吸了一口香烟,随着喷出的一缕缕烟圈,发言前面的顺口溜也应运而生:“红旗飘飘锣鼓喧,主席思想记心间。全国农业学大寨,敢叫龙窝换新天。”我和刘会计听了,都一致叫好,有气魄,有远见。郭书记开心地咧开大嘴,叫我不着急,慢慢写。说着掩好门,走了出去。雪花裹着寒风从门缝里挤了进来,我不觉打了一个寒颤。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在一张一张写着草稿,刘会计在一张一张用复写纸誊写,发出像蚕儿吃桑叶一样的“沙沙”响声。时钟指向凌晨3点半,终于完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只觉得饥寒交迫,两眼昏花。这时,郭书记悄悄推开门,雪花裹着寒风又从门缝里挤了进来 。浏览了一遍,郭书记非常满意。不由分说,他拉着我和刘会计,穿过风雪飘舞的院子,来到养殖场食堂。原来,郭书记早就吩咐师傅从河里拉了几条鱼,从田里铲了几棵青菜,还上街买了羊肉,准备了当时泰兴最好的酒“泰兴特酿”(5元一瓶)。在那时可是够奢侈的了。于是,我们三人加师傅,喝鱼汤、羊肉汤,吃红烧鱼、青菜烧羊肉,干掉2瓶酒,心中热乎乎。我醉意朦胧,踏着风雪,走进宿舍,蒙头大睡,直至上午12点多钟。隐隐约约听见有线广播里 ,传来泰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报道,郭书记铿锵有力的顺口溜听起来分外亲切:“红旗飘飘锣鼓喧,主席思想记心间。全国农业学大寨,敢叫龙窝换新天……”现场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我的心头也涌上一股成就感和光荣感。想到郭书记彻夜未眠,带着新鲜出炉的发言稿直奔泰兴城,声音还是那么洪亮,情绪还是那么高昂,对他的崇敬感和亲近感也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

日子就在这急促而又充实的岁月中静静流淌,青春也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里激情燃烧。那段时间,我除了偶尔在六队干点农活,如栽秧、割麦、挑粪、扒山芋,主要精力负责郭书记的讲话文稿和新闻宣传。经常眼睛一睁,忙到熄灯,还经常夜以继日,挑灯夜战。我不断向泰兴人民广播电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日报》投稿,报道龙窝大队学大寨经验、好人好事、先进典型。电台新闻节目里,也经常播报口岸镇龙窝大队如何如何。高音喇叭在田野中声音远播,炊烟袅袅,麦浪滚滚,郭书记凝神地站在家门口,侧耳细听,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有一次,《新华日报》居然刊登了我写的龙窝大队学大寨的报道,这可是破天荒的一件大喜事。郭书记激动得在全体干部大会上宣读。他手捧报纸如捧宝贝一般珍贵,大家都感到欢欣鼓舞,我也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既然郭书记不但注重实干,而且注重宣传,我也就越干越欢了。郭书记要我负责成立龙窝大队广播站,自办新闻节目。我负责写稿、编稿,在全大队物色女播音员。找不到男播音员,郭书记让我顶上。又是赶鸭子上架,没有退路。播音室只有我和女孩两人,气氛紧张、窘迫。正二八经现场直播,连喘气声都可瞬间传遍千家万户。播放开始曲《东方红》后,我屏住呼吸:“龙窝大队广播站”;女孩甜美的声音:“龙窝大队广播站”。我又屏住呼吸:“现在播送龙窝新闻”;又是女孩甜美的声音:“现在播送龙窝新闻”。30分钟下来,我已经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真的是比挑鱼花还要吃力!播音结束,两人相视一笑,话都不好意思说一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情形,就和那次领导指派我和一个女知青到仪征外调,路上也没有说上一句话一样。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也许有人还不相信。那时候,我们就这么纯真,就这么拘谨。

在那个纯真的年代,革命禁欲主义使大多数知青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就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衰退。在74年和76年知青中,除了张国正和李荣凤插队前就相好,插队后尚处于“地下党”单线联系状态,其他人都没有成双结对比翼双飞。但是,我们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密无间。我们都是一群老实巴交的青年。是共同的插队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张国正的老成,李荣凤的爽快,王金成的憨厚,孔素琴的热情,高宁的老实,薛琴的开朗,陈初光的饶舌,朱庆兰的实在,我的宽厚……虽然我们性格迥异,但不影响我们和睦相处。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我们宝贵的青春记忆。我们一起到农民老大哥贵儿家闹新房,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和当地青年刘良辰、陈进东、李社琴一起,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春节期间慰问贫下中农,走家串户,挑花担、舞龙灯、演节目,忙得不亦乐乎;我们一起欢送“插友”去当兵,当运送新兵的轮船汽笛拉响时,我们紧紧拥抱,叫声大哥保重,挥洒离别泪水……

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我考取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0月18日,我启程前往扬州报到,父母亲和全家到口岸汽车站送行。从此离开插队的地方,离开我可爱的故乡,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临行前,我到六队告别贫下中农,又到养殖场告别诸位“插友”。我又听到大江东去的涛声和千帆竞渡的汽笛声;我又看到不远处江堤上,一排巍峨挺拔的银杏树,一抹抹金黄颜色呈现在半空,它们就像成千上万只蝴蝶,在半空中飞舞……

 

坚硬的秋雪湖

 

在我记忆深处,秋雪湖是坚硬的,冰冷的;秋雪湖又是柔软的,温暖的。

40年前(1974年)的一个深秋,我第一次来到秋雪湖。其时,秋雪湖还不叫秋雪湖,叫做红旗农场,有部队在这里军垦。我们从口岸中学步行几十公里,前往那里学军。当我拖着疲惫的脚步踏上这片土地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是什么破地方啊!芦苇一望无际,周边荒无人烟。一脚踩进湿地,很快就要陷下去,吓得女同学一片惊叫,花容失色。我们仿佛红军过雪山草地,悲壮地唱起了:“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清晨,嘹亮的起床号将我从梦中惊醒。迎着朝阳,扛着锄头,随解放军出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田野冻结得坚硬无比。18岁的我又高又瘦,手无缚鸡之力。一锄筑下去,像碰到顽石一样,反弹过来,迸发火花,震得我双手发麻。又饿又累的我,对秋雪湖第一印象是坚硬的,冰冷的,至今挥之不去。

至今挥之不去的,还有那农家小女孩泛着红晕的羞涩的笑容。因为我是学校黑板报主编,不久就脱产在农场总部出黑板报了。记得那天下午,夕阳将漫天飞舞的芦絮映照得白里透红,远处传来呦呦鹿鸣声和鸡犬相闻声。我正在聚精会神地修改黑板报稿件,忽然,解放军炊事员把我叫去。炊事员是山东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见人都是笑眯眯的,这次却急得脸色发白。原来他在厨房发现一个偷山芋的小女孩,追到田埂才把她抓住。那时附近的农民比较穷,经常有偷稻草、偷山芋的光顾,解放军也拿他们没有办法。那小女孩十三四岁的样子,蓬首垢面,惊慌失措。她将山芋藏在宽大的衣服里,鼓鼓隆隆像一个孕妇。炊事员不好意思去搜,生怕影响军民鱼水情。我那时见到女孩脸都涨得通红,又不好意思回绝炊事员,便硬着头皮去试试。哪知见我上前,小女孩便哇哇大哭,像受了伤的猫。她哭着说,妈妈患病,卧床不起,家中粮食不多了,山芋可以给妈妈充饥。多么善良的小妹妹呀!我的心一软,便挥手让她赶紧走。小女孩破涕为笑,一溜烟跑了。此事发生后,我也逐渐淡忘了。谁知学军结束那天中午,我们正在总部门口整装待发,小女孩突然跑了过来,羞涩地笑着,塞给我一只烤山芋,闹得我满脸通红。我执意不肯要,她又一溜烟跑了。在同学们哄笑中我想去追赶,被老师一把拉住,只见小女孩那泛着红晕的羞涩笑容也像风一样飘进芦苇丛中……

至今挥之不去的,更有那一碗热气腾腾的芋头红烧肉。记得那天放走小女孩后,我便惴惴不安地等待炊事员批评。谁知炊事员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叹了一口气,黝黑的脸上又露出宽厚的笑容。第二天上午,厨房杀了一头猪,说是慰问我们这些学军的学生。在那饥饿年代,这可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啊!昨晚堂弟宏兵从老家带来30个金刚脐,说我母亲关照给我垫垫饥,我像藏宝一样悄悄藏在床下。谁知今晨起床,发现只剩下一个。我捏着最后一个金刚脐,看着同学们诡异的神情,哭笑不得,知道是这群“硕鼠”干的好事。还好他们还算讲义气,还留了一个给我,否则太对不起我的母亲了。你想,一个金刚脐尚且有如此魅力,更何况那时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红烧肉呢?于是,我出黑板报时便心猿意马,闻见猪肉飘香,垂涎欲滴,盼望着同学们下工后饱餐一顿。谁知炊事员居然悄悄送来芋头红烧肉,催我赶紧吃了。满满一碗,热气腾腾,香味扑鼻。我喜出望外,眼睛一亮,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吃完,我抹抹嘴,还没有来得及说声谢谢,同学们就蜂拥而至,我又若无其事地和大家一起大块吃肉了……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40年后,当我以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的身份走进秋雪湖,担任“秋雪湖景区旅游整体规划”和“秋雪湖欢乐世界设计规划”专家论证会评委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又一次惊呆了。这里绿田水抱,芦荡深深,白鹭低飞,田园渔歌。真可谓“秋风萧瑟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风景如画的秋雪湖餐厅,我深情地讲述了小女孩的笑容和芋头红烧肉的故事,满座皆为之唏嘘不已。1983年,当我读到著名军旅作家胡石言小说《秋雪湖之恋》时,感到格外亲切。作品以红旗农场秋天的芦花为素材,叙述了当时驻军战士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冒险掩护了一个农村姑娘的动人故事,演绎了“文革”时期的军旅生活,将女主人公“芦花”写得充满诗的意象,洋溢着缕缕高雅的人情味和人性之美,给人们带来了温暖和希望。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善良的偷山芋的小女孩就是“芦花”。农业开发区黄宗岳书记听了我的故事后,颇有同感。他告诉我们,后来红旗农场根据《秋雪湖之恋》的描写,改名为富有诗意的秋雪湖风景区,隶属于江苏省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

这里的土地,再不是那么坚硬,那么冰冷。我曾经作为作家,多次来秋雪湖采风,感受景区四季迷人的风光。春天,绿田水抱,绿树成荫,柳丝轻拂,百花盛开;夏天,古树参天,碧叶连天,野荡舟横,百鸟争鸣;秋天,鸟语花香,芦花飘扬,白鹭低飞,百果摇红;冬天,银装素裹,寂野无声,冬水镜明,分外迷人……景区中的农作物、动植物与乡村景观相得益彰,自然生趣,符合都市人慢生活的品质追求,是我们远离喧嚣、亲近自然、返璞归真、纵情田园的最佳度假、休闲和娱乐之地。目前,秋雪湖已经成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区、江苏省精品乡村旅游点……

这里的人们,还是那么善良,那么宽厚。故地重游,往事如梦。那天晚上,我开怀畅饮,醉意朦胧。朋友开玩笑地问那“芦花”是不是我的初恋情人?这一问,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往事如风,只是情意难懂。我那时只是一个懵懂少年,不解风情。可是,善良的“芦花”啊,你在哪里?现在,山芋再也不是养命的主食,而是餐桌上解荤的配角。如果再次相遇,我一定送你一麻袋山芋,不,一卡车山芋!朋友又关切地问起那个炊事员的情况,我只能遗憾地摇摇头说一无所知。不过,现在想起来,那天炊事员为什么奖励我一碗芋头红烧肉?难道就是因为我放走了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多么宽厚的兵哥哥呀!不知那炊事员现在何处,他一定会儿孙满堂了吧?愿他好人一生平安!如果他来泰州,我一定请他到泰州最好的饭店大吃一顿,一醉方休。黄书记和全桌人听我此言,都拊掌大笑,一饮而尽。

笑声回荡在春风沉醉的晚上。此情此景,我忽然想到一句话:“冰是睡着的水”。40年前,这里是沉睡的冰,红旗农场尚未开发,所以土地是那么坚硬,那么冰冷。如今,那冰苏醒了,秋雪湖在时代的潮流中焕发青春。从此,坚硬的秋雪湖波光潋滟,柔情似水,四季如春,鲜花盛开……

 

 

感受西域风情

 

如果说,西安、华清池、洛阳、开封,绽放着古都千年繁华的话;那么,大漠、风沙、驼铃、戈壁,则尽显出甘肃西域风情。离开河南、陕西,我们便来到甘肃。感受到大西北的粗犷荒凉,也被它那豪迈的气势所深深震撼。

兰州是唯一黄河穿越市区中心而过的省会城市。黄河自西南流向东北,横穿全境,切穿山岭,形成峡谷与盆地相间的串珠形河谷。沿黄河南岸,开通了一条东西50多公里的滨河路,并打造了全国唯一的城市内黄河风情线,被称为兰州的“外滩”。黄河母亲雕像,凸显了兰州作为黄河之都的重要地位。我仔细端详着雕像,母亲(象征黄河)秀发飘拂,神态慈祥。身躯颀长匀称,曲线优美。微微含笑,抬头微曲右臂,仰卧于波涛之上。右侧依偎着一裸身男婴(象征中华人民),头微左顾,举首憨笑,显得顽皮可爱。雕塑构图洗练,寓意深刻。雕塑下基座上,刻有水波纹和鱼纹图案,源自甘肃古老彩陶的原始图案,也反映了黄河流域先民们对自然现象敏锐的观察力。

在兰州,黄河上漂来荡去的羊皮筏子,是最吸引我们的旅游体验项目。甘肃回民把皮筏子作为主要的水上摆渡、运输工具。在古代,因为黄河上游地势高陡,峡多滩多,水流湍急,不宜行舟。人们便利用当地盛产的囫囵羊皮筏,充足气后,一手抱住皮胎,一手击水遏浪,双足蛙蹬,顺着水势,借狂涛巨浪推拥之力,像离弦的箭一般,很快渡到对岸。李开先《塞上曲》中有:“不用轻帆并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的赞誉,便是写羊皮筏子在黄河急流中飞渡的情景。诗中的“浑脱”,即是羊皮筏子。

我和同伴穿上救生衣,坐上了羊皮筏子。划羊皮筏子的水手,被称为“筏子客”。筏子客刘大爷,已经72岁了。古铜色的脸庞,头扎白羊肚子手巾,更显得精明彪悍。刘大爷告诉我们,他十几岁就跟随祖辈在黄河上漂泊、闯荡,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练就了一身的硬功夫。他边划水,边回忆当年。从前啊,最大的羊皮筏子,用500只羊皮囊,载几十吨重,串起来在黄河上一漂,那气势可大哩!我们漂流的羊皮筏子有13张羊皮。刚出发时,天蓝,水缓,心情悠然。筏子客摇头晃脑,“花儿”冲口吼出,声音悠长高亢,字字句句清晰:“羊皮筏子下来了,山边的花儿们笑了。 阿哥是甘露者下来了, 尕妹的热病儿好了……”  一直以为“花儿”是青海、宁夏的民歌。没想到在甘肃也能够听到,且是在黄河漂流中,那份震撼无以言表。年迈的筏子客一边左冲右突,巧妙穿行;一边吼着花儿,情真意切。风起,筏子进入急滩。有大浪翻过筏子,全身湿透,筏子客笑道:“黄河水,母亲乳,好运呢”……俗话说“九曲黄河十八弯,筏子起身闯河关”,可见做筏子客非常危险,是在风口浪尖上讨营生。我胆战心惊,紧紧抓住羊皮筏子的绳索。眼见得筏子客在黄河波山浪谷间,泰然自若,奋勇前行,他那羊皮筏子划过的岁月,也便在我的心中划过沧桑,划过从容。

上得岸来,像落汤鸡一样,衣裤也沾满羊皮油渍,腻乎乎的。不过惊险之后,心情放松,饥寒交迫,食欲陡增。最想吃的,便是著名的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的大街小巷,牛肉面馆比比皆是,几乎成了一道风景。比较本色的店,店门口斜刺出一面绿色小旗。这样的店里,多半墙上会挂有比墙还大的穆斯林朝圣图,有时还会播放伊斯兰教经歌。宗教的气息,无处不在。大一些的店,除了店门招牌上的“清真”两字和里面男女头巾帽子装扮,倒也和其他店没什么两样。在街上看到的裹有头巾的回族女人,多是老妪,弯腰驼背,也有美女,高眉深眼,颇有几分异域气息。兰州牛肉面创始于光绪年间,系回族老人马保子首创。牛肉面以肉烂汤鲜、面质精细而蜚声中外。面条用手工现场拉成,当面表演,令人叫绝。只见一位头戴小圆帽卷发大眼的小伙子,双手抓住面剂子两头,一拉一折,一抻一扯,开开合合,拉出来的面条粗细均匀,不粘不断。在面条下锅前,还要展开臂膀,把面条在案板上甩两下,案子上的面粉就象云雾一样散开来。然后面条“嗖”地一下,就被投到锅里,莲花一样在沸腾的水里旋转……整个拉面过程只有几分钟,却叫人眼花缭乱。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一个巨大的瓷碗,盛着香气飘溢的清汤,清汤上漂着几片翠绿的蒜苗,薄薄的牛肉片簇拥着翠绿。点几滴香醋,加一勺油泼辣子面,大海碗里红黄绿色泽艳丽,让人垂涎欲滴。用筷子在清汤里挑一挑,捞上来的是一簇簇绵长的面条,吃在嘴里滑溜细腻,满口生津。吃着吃着,我已经满头大汗。异域情调,随即化成氤氲升腾的香味,挥之不去。

在兰州吃完拉面,余香缭绕。火车在经历了15小时茫茫戈壁长途跋涉后,终于来到了举世闻名的敦煌。站在敦煌莫高窟面前,出于对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敬仰,也出于对如来佛祖的敬畏,我默默地、虔诚地审视着这颗点缀在茫茫大漠之中的人间明珠。莫高窟背靠鸣沙山,面对三危峰,上下五层。窟区南北全长1600多米,现存洞窟大小不一,上下错落,密布崖面。洞窟里有栩栩如生的塑像,婀那多姿的飞天,精美绝伦的壁画,构图精巧的莲花砖,烘托出了一个充满宗教氛围的佛国世界。莫高窟始凿于公元366年,从隋至元,历代多有增建,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是一个有着1600余年历史的旷世奇葩。其中,壁画是莫高窟艺术的精髓。规模宏大,题材广泛,艺术精湛,无与伦比。壁画内容有佛像、佛教史迹、经变、神话、供养人等题材和装饰图案。窟中飞天壁画最为传神。我仰望飞天,叹为观止。飞天飞绕在上空,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那迎风摆动的衣裙,飘飘翻卷的彩带,使飞天飞得那么轻盈巧妙,潇洒自如,妩媚动人……走出敦煌,感慨万千。敦煌者,“敦,大也;煌,盛也。”昭示着盛大辉煌,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汉唐雄风吹拂着敦煌,丝路驼铃吟咏着敦煌。大美敦煌,醉人情思。

车出敦煌市,转眼便已是连绵起伏的黄色沙丘。南行不过10里许,亚洲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鸣沙山,有着“沙漠第一泉”之称的月牙泉,就已然触手可及了。我对鸣沙山的印象,来源于十几年前电视剧《还珠格格》插曲《你是风儿我是沙》。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上,一对恋人在高大的骆驼上相依相偎,艰难前行。优美的前奏和混声合唱后,周杰与林心如联袂对唱:“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 。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珍重再见,今宵有酒今宵醉。对酒当歌,长忆蝴蝶款款飞 ;莫再留恋,富贵荣华都是假。缠缠绵绵,你是风儿我是沙……” 这是一首缠绵的爱情歌曲,表达了相爱男女之间的深深依恋与款款柔情。尤其是男女之爱比喻成风沙之恋,只有琼瑶笔下如此绝妙。从此,我就觉得沙漠是浪漫的、多情的。特别是听说《你是风儿我是沙》就是在甘肃鸣沙山拍摄的,更激起我对神奇的鸣沙山无尽的向往。我们攀着“云梯”上山。鸣沙山的沙,似金字塔般掩藏着多少神秘,也在诉说着风与沙的故事。鸣沙山的风,总是用一种护卫的姿势,为那些可爱的细沙拢起一个宽厚的臂弯。山的颜色赭黄而明净,沙面柔和得就像少女的肌肤,让你不忍下踩。奇的是那些细沙如波纹一样自下而上地流淌,如不是亲眼所见,你决不会相信沙子会向高处流。仔细观察才能知道,那全是风的缘故。沙随风走,风护沙栖;风动沙动,沙憩风歇;缠缠绵绵,心有灵犀。

此时,沙峰起伏,金光灿灿,宛如一座金山,像绸缎一样柔软,少女一样娴静。在阳光下,一道道沙脊呈波纹状,黄涛翻滚,明暗相间,层次分明。狂风乍起时,沙山会发出巨大的响声;轻风吹拂时,又似管弦丝竹。天地奇响,自然妙音。这难道不是风唱沙随,琴瑟和鸣?卑微如沙尘者,都有如此伟大爱情,何况人类乎?正所谓:“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山长水阔知何处,从此并肩看彩霞……”我们又坐着“划子”滑下山来。为了验证鸣沙山的爱情,下山途中,我抓一把细沙奋力扬出,即刻激起无数蛙鸣。我们一行并排下滑,可闻遍山雷声滚滚。如此“沙漠奇观”,煞是有趣。傍晚时分,置身大漠,极目远眺,一派雄奇瑰丽景象:黄沙莽莽,无边无际,但见远处一缕孤烟在升腾;落日低垂,河水闪着粼粼的波光,红日就仿佛出入于长河之中;晚霞中,一队“大漠之舟”划向大漠深处,身躯高大的骆驼们,一路驼铃,慢条斯理地迎着风沙行进……我被这塞外奇特雄浑的风光惊呆了,自然想起唐代王维《使至塞上》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漠的太阳,虽然有着一种铺天盖地而来白热化般的霸气。但大漠的罡风,却有着一种沁人心脾,直入肌理的快意,让人感受着西北的别样柔情。大漠的味道,也平添了阵阵草食动物们散发出来的浓浓臊气。

走出鸣沙山,却走不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的爱情绝唱。无论是在张掖丹霞,看见丹霞地貌峰林石柱,色彩斑斓,气势磅礴,造型奇特,色彩艳丽;还是在玉门市,看见这座建在戈壁中的城市,祁连山雪水浇灌的白杨屹然挺立,绿意盎然;还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所在地,看见人行道大树旁渠水欢快流淌,润泽我干涸了多天的心田……都使我惊喜,使我兴奋。从敦煌登上去嘉峪关的火车。过嘉陵江大峡谷,时而悬崖绝壁夹岸,时而浓绿覆盖连天,但没有看到一棵大树。一望无际的大戈壁上,窗外黄突突一片,没有一点绿颜色,像是谁有意做的,明明大片的黄土地,却生不出任何生物。偶尔瞥见一只外出觅食的老鼠,也是瘦瘦长长的宛如饥民,不像南方的老鼠硕大无比。旷袤的大戈壁中,其荒漠景象令人震惊,我的心又揪了起来。托尔斯泰说过:“没有哪一种教育抵得上意境。”只有亲身经历,感受空旷、苍茫、沉寂。才真正体会得到大西北的干旱、荒凉程度。一直到了嘉峪关,我的心情才似乎渐渐平伏下来。

天下第一墩——嘉峪关,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西端险要关隘,也是长城保存最完整的一座雄关。关城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秦代以后,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有“河西咽喉”和“边城锁阴”之称。我一直不相信“天下雄关”会有多么雄伟,我看过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城墙,看过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看过北京八达岭长城,都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然而,在嘉峪关前,我驻足了,我流泪了,我被它的气势所深深打动了。远处是白雪覆盖的祁连山脉,近处是曾经胡骑鸣啾啾的黑山头。一座巍峨的城楼,耸立在茫茫戈壁之中。登楼远眺,戈壁风光,祁连雪山,新城美景,尽收眼底。听说运气好还能看到海市蜃楼。王翰的名诗涌出脑际,握银枪、出雄关、跨战马、踏狼烟,仿佛看到昔日那金戈铁马沙场血战的壮烈情景。在这里,我听到了一个美丽的“击石燕鸣”的传说。相传,古时有一对燕子筑巢于嘉峪关柔远门内。一日清早,两燕飞出关。日暮时,雌燕先飞回来。等到雄燕飞回,关门已闭,不能入关,遂悲鸣触墙而死。为此雌燕悲痛欲绝,不时发出“啾啾”燕鸣声,一直悲鸣到死。死后其灵不散,每到有人以石击墙,就发出“啾啾”燕鸣声,向人倾诉。古时,人们把在嘉峪关内能听到燕鸣声视为吉祥之声,将军出关征战时,夫人就击墙祈祝。后来发展到将士出关前,带着眷属子女,一起到墙角击墙祈祝,以至于形成当地一种独特风俗……血肉横飞的疆场,缠绵悱恻的爱情,感天动地,扣人心弦。

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唐代边塞诗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醇浓的“葡萄美酒”,精致的“夜光杯”,悦耳的“马上琵琶声”,“醉卧沙场”的酣态,“君莫笑”的戏谑……冲淡了残酷的战争阴云,奠定了这首诗健康、乐观和悲壮的基调,不失为唐代边塞诗压卷之作,生动地展现了甘肃的西北边塞风情。为此,在嘉峪关,我特地购买了一打夜光杯,以备举杯痛饮时,向黄河筏子客致敬,向鸣沙山风沙之恋致敬,向嘉峪关雄雌燕子致敬……如此,西域风情的粗犷和坚硬,便在我的心中逐渐细腻和柔软了下来。

 

 

放歌呼伦贝尔大草原

 

人类最古老的智慧书《圣经》上提到:“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燥?应当仰望神!” 据说这是基督徒深度治愈痛苦的话语。如果说,上帝真的存在,那么,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定是上帝最特别的创造。在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你的心灵能自由地翱翔起来,你的歌声也能纵情地奔放起来。

我一直非常喜欢草原歌曲。从孟贵彬演唱的被称为“东方小夜曲”的《草原之夜》:“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到吴雁泽演唱的经典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从德德玛浑厚深沉的女中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到腾格尔摇滚风格的苍凉悠扬的《天堂》:“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哎耶”……

多少年来,草原歌曲演绎出了那种至真至幻的意境,令人向往,令人沉醉其中。但我也一直大惑不解,为什么草原歌曲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今年7月,当我从海拉尔机场走下飞机的一刹那,就被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歌声迷住了,似乎也在这美丽的大草原找到了答案。7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正是水草丰美牛羊壮的季节。无边草原,阳光明媚,处处活力四射。这清新之美,此前只在影视片中看到过。当置身于实景里,双脚踏在大草原上,猛然发现,自己的视野是如此明亮而通透。不过,最迷人的还是那草原歌声。在这个歌如潮汐的年代,使我灵魂悸动的歌声,仍是那飘荡在这片广袤草原上的悠远旋律,那屹立在苍茫天地之间的亘古吟唱。

我从那首著名的北朝民歌《敕勒川》中,窥得了游牧民族的那种自在。古人在这里放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歌声绵延不绝,至今还回荡在草原上空。在一碧千里的大草原,就仿佛置身一个翡翠的世界里。一阵阵时而豪迈宽厚,时而空灵苍凉的歌声,由天际冉冉飘来,歌者如醉如痴,听者如梦似幻。蓝天、白云、蒙古包,羊群、牧人、马头琴,组成了一幅如仙似幻、动静结合的壮丽美景,令人沉醉其中,使人流连忘返。我终于明白,草原上的人们拥有相对自由的空间,可以恣意地在蓝天下“挥动鞭儿响四方”。这种自由、奔放和豪迈不羁,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他们的歌声里。当人们听到来自草原的这种自由而空灵的声音时,压抑的心灵到会从潜意识里马上产生向往和共鸣……

于是,我追寻着草原歌声走向草原深处。无论是在碧波万顷的内蒙古第一大湖呼伦湖,还是在牙克石大兴安岭生态园风姿绰约的白桦林;无论是在蒙古族发祥地室韦镇隔河观望俄罗斯小村,还是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故里额尔古纳河畔发怀古幽思;无论是在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还是在海拉尔天堂草原游牧部落……都一路行来一路歌,这是何等的惬意,何等的奔放!

我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让四肢能够向四面八方努力地舒展。此时此刻,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说,就让自己融入这远方的蓝天白云和广袤草原。草原土地的芬芳,沁人心脾;天空变幻的画面,目不暇接。天蓝蓝,蓝得像海洋,但比海洋蓝得纯净,蓝得深邃,蓝得温柔和恬雅。天边飘过一朵朵白云,像雄狮睡卧,像羊群奔跑,像牛马低头吃草,又像浪花翻滚到云霄……天空、草地、树林,在草原上连接得无比完美。躺在松软的草地比睡在床上都舒服,像棉花糖般的白云似乎唾手可得,新鲜的风儿从静静的呼伦湖吹来,令我沉醉,令我痴狂,似乎已经与天地融为一体了。面对此情此景,我情不自禁地高歌腾格尔演唱的《天堂》:“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哎耶,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哎耶。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还有你姑娘,这是我的家哎耶。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腾格尔深情而苍凉的歌声,在我心中早已打下深刻的烙印。身临其境,格外亲切。粗犷豪放而又荡气回肠的《天堂》,让我在歌声中亲近大地,体味着倾慕已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不觉泪流满面……

既然腾格尔歌声中提到“我的家,我的天堂”,在晚霞漫天的傍晚,我们便去探访天堂草原游牧部落。游牧部落由10多个蒙古包组成,像洒落在草原上的一排排星星。在落日的余晖下,十分地鲜艳和显眼。在部落大门口,我们接受蒙古族最高接待礼仪“下马酒”。热情奔放的蒙古族姑娘们手捧着哈达,端着银色的酒碗,高调地唱着歌儿,欢迎我们一行人走进了主帐篷。几个蒙古族小伙子和姑娘们正在卖劲地载歌载舞,洋溢着暖暖的蒙古族民族风情。在马头琴伴奏下,我们按蒙古族习俗,用刀割,用手抓,吃“手抓羊肉”。蒙古族人性格豪爽,要我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否则不算朋友,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席间,蒙古族姑娘端来了“马奶子”酒,还献上了蓝色哈达。原来,蒙古族人崇敬圣洁蓝天,蓝色哈达代表的是蓝色天空,与藏族的白色哈达有所区别。

夜幕降临,篝火点点。月光如水,柔和地倾泻在大草原上。当悠扬的马头琴声响起的时候,一定要用心来倾听。这时候,草原的辽阔、草原人的爱就会进入你的心海。听到马头琴声,耳边自然响起《敖包相会》那美丽的歌声。蒙古族姑娘带我们来到敖包旁,并点燃起篝火。她告诉我们,敖包又称“鄂博”,本意为石头堆。插上树枝,挂着各色布条,最初作为道路标志,后来作为祭祀祭坛。祭祀敖包时,备就羊肉和奶制品供奉神灵。浇洒奶酒和鲜奶,烧香祝辞,敬献哈达,祈福行礼。同时,还进行赛马、摔跤、射箭、演唱和江格尔弹唱等活动。青年男女则在这时倾吐衷肠,表达爱意。在大家的怂恿下,我和蒙古族姑娘对唱起《敖包相会》,也算是触景生情,“老夫聊发少年狂”罢了:“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在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哎……”美丽而浪漫的情歌,优美而又深情,表达爱情别开生面,蒙古族人不愧为天生的灵魂歌者。繁星点点,掌声热烈。歌儿越唱越多,朋友们索性跳起舞来。篝火也越烧越旺,红红火火,映照在我们多情而亢奋的脸上……

从呼伦贝尔回来已好多天了。有时一觉醒来,还是这种景象,梦一般,歌一般,挥之不去。我知道,放歌呼伦贝尔大草原,是我的心灵最能自由翱翔的日子,也是我的歌声最能纵情奔放的时光。而悠远绵长的草原之歌,正是对呼伦贝尔这个风吹不息、生命不止的天堂的深情吟唱、吟唱……

 

费振钟作品

 

费振钟,1958年生,江苏兴化人,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中国作协会员。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1983 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发表理论作品二百余万字。上世纪 90 年代后转入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研究,兼写作随笔散文,作品被选入多种选本。主要著述有专著《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散文随笔集《堕落时代》《悬壶外谈》等。曾获江苏文学研究奖、江苏省社会科学奖及第一、二届紫金山文学奖。

 

葬   辞

 

我大伯父死后的埋葬地,一直是我们家的忌讳。直到我12岁那年,农业学大寨,土地方正化,一些人乘机扒坟,我大伯父的坟也被扒了,我祖父才告诉我埋葬大伯父的地方在蒋家坝东南二里处。祖父要我去那里收拾大伯父的遗骨,与我一起去的是本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按照辈分,我还是他的叔叔。我们撑着一条小船,从蒋家坝上了岸。那条河有点怪,常常水向西流。乡里传言,从前这里有过一个村庄,但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让朝廷里派人来灭了。原来向东流过村庄的河水,带了村庄的冤屈,就反了方向。我们上岸后,看到的是高低不平的田地,清明节后,麦子已经拔节,蚕豆花开在田埂上,远处有一片桃树林,花开烂漫。我们在一块麦地中间,很快找到大伯父的坟墓。原来随我来的本家老侄子,就是当年大伯父被处死后埋葬他的人,三十年都过去了,他还记得清楚方位。我们一起从刨得很乱的土里翻捡寻找那些残缺不全的骨殖,临近傍晚,田野空无一人,但我们都很紧张,生怕有人发现我们。我大伯父是反革命,他横死于刑场,无论怎么说,在乡村里都是不光彩的事情,何况又在阶级斗争时代,更属罪该万死。我们只能偷偷摸摸,靠麦子掩护,蹲踞在地上,天色已晚,远处的人不容易发现。我们一直坚持到在土中找出最后一块骨殖,把它们全部装进事先准备好的一口陶坛里,就在原地向下挖了五六尺深,把我的大伯父再一次埋葬了。希望从此大伯父在黄土深处再不会受惊扰。
祖父那年五十六岁,也可以说中年丧子。这样的痛在我长大以后,从祖父安详的脸上看不出来,但他从刑场上领回自己的大儿子的尸体时,一定深入肺腑。原来家里有两具上好的柏木棺材,那是祖父很早前为自己和我祖母准备的,乡村里的人原把生死看得自然,有些人年轻时就打好了棺材做好了寿衣,时时备着,总怕到时措手不及。寿衣常年压在箱子下面,棺材放在堂屋中间,生漆一年漆一遍,漆得坚厚不朽。祖父把他的棺材让给了大儿子,用它收殓了一个过早死去的生命。大伯父生前最怕祖父,在祖父面前恂恂业业,惟一让祖父生气和无奈的是他的出走,起初是被逼,后来作了几件恶,却也是自觉自愿。祖父训斥过几次,索性就躲了不再回来。祖父因为他的忤逆,用了一句古语骂大伯父自作孽不可活。这话不出两三年,就应验了。战争对决的这一方得胜,大伯父潜逃江南,几个月后从藏身之处被捕,果然横死。他在临刑时悔恨莫及,但已不可挽回,到底祖父心软,反过来嘱他安心上路,来世重新做人吧。被弃在家的大伯母给大伯父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穿到大伯父走上黄泉路的双脚上,犹若生时一尘不染。

死亡并不是生活中的一件事情,无论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死,一生死齐彭殇,这话是中国古人说的,生长于土地,再回到土地就是个轮回与归宿。大伯父提前用去了家里的一口棺材,留下另一口,我祖父仍然每年生漆漆一遍。六七岁时,我站在老家堂屋中间,棺材高过头,踮了脚,才能摸到上面的盖子。棺木侧面光华润泽,秋水一样清洁,照见我的眉眼和脸颊。生命总是令人惊奇不安地生动。

 

我们村庄东北角,有一块半荒地,沿着河岸,斜斜展开。这块地,一共九亩。我们叫它斜九亩。这是村庄1970年代中期形成的公共墓地。我还没有离开村庄时,这里已经迁葬安置了村庄里大部分先人。墓地草木繁茂,家家插下去的杨柳枝,青青如盖,杨柳树下墓碑上姓名分明可见。每到清明,村里人到这里来祭奠逝去的家人,行礼如仪,都是一样的恭敬宁穆。

我要先说说掘墓人。三十多年前,我们那里出现了有组织的掘墓行动,一伙人公开挖掘坟墓,他们得到了政府权力的支持,没有人敢于反对,更不能制止。这种组织起来的行动持续了大约半年之久,最后停下来,是地上差不多无墓可掘。村子里挖出来的墓木,四处堆积,村庄的空气里到处闻到墓木的腐败气味。那些被泥土浸渍过的木材里,有时候不经意间会滴落几点暗红色的水点,让村里人看了暗自心惊。我的一个本家后辈,其时还是生产队副队长,原来老实本分,却成了村庄里最狂热的掘墓人。他不参加别人行动,独往独来,扛着一把大铁锹,早晚在田野出没,见墓就挖,甚至深夜出动,划一条木船,到几十里外寻找坟墓。他成为村子里最大胆的盗墓贼,挖来的棺木大摇大摆卖给学校里做课桌,让孩子们趴在先人的灵魂上写字。他还把腐蚀了的棺木卖给人家做家具,事先用石灰拌磷肥在上面湮一下,棺木就由黑变白,不知道他怎样发明出来的。甚至,他卖出去的棺木,做了饭锅上的锅盖,煮出来的稀饭一股浓浓血腥。可没过多长时间,他突然生了怪病,浑身疼痛,直到花完所有的不义之财,病才好了,最后还是落下一双瘸腿,再也不能干活。他死后也葬在斜九亩。生前的见利忘义已经受到惩戒,死后便也一视同仁了。
我们村庄在掘墓行动的同时产生了一种集体恐惧感。从前土地给予他们的可靠归宿,突然被剥夺,生活由于有头无尾就变得不完整了。假如先逝者连一个最后的去处都没有,那么活着的人将会活得无凭无据,将来他们自己到哪儿存身?这个社会看起来已经伤风败俗,谁也不能阻止它的自我毁坏,未来日子对我们来说充满了疑问和惊惶不宁。斜九亩成为公共墓地,是村里人恐惧后的自发行动。他们暗中商量,把挖掘了的祖坟纷纷移迁到斜九亩,这其中自有一种看不到的群体意志,村里干部明白这样的意志来自更深的乡村传统,一旦聚集起来,便不能动摇涣散。村里干部担心上面的命令,但是也不免做好做歹和上面虚与委蛇,认可人们对斜九亩的最终占领。在村里人心目中,斜九亩墓地成为我们的另一个村庄,居住者有铁匠、木匠、杀猪的、做豆腐的,还有小学校里的教书先生,也有看病的医生。我的祖父和父亲都葬在这里,他们生前是村子里最受信赖的老中医。当然也有干部,他们或许会继续管理村庄事务。这些皆来源于村庄里下一代人的想象和比喻。生死两界并不阻隔。站在现世,仍然可以看到往世的生活。我不知道所有这些出自乡村人的观念,是否与土地崇拜有关。若是归于尘土,在我们的信念中就是这种与土地天然相通的情感关系,那也可以说得上是我们的宗教。或者说农民的宗教。

 

关于葬,我知道两本有名的古籍,一本据说为一个化名青乌先生所著的《葬经》,一本是晋代郭璞的《葬书》。后一本书主要阐发前一本书的理论,都是指导墓葬的。两本书离我们已经长达一二千年。我没有仔细读过它们,也不知道它们对于中国墓葬传统发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作用。《葬书》时代,中国墓葬的实践经验已十分丰富,至少我们从秦汉两代帝王与贵族墓葬中能够得以了解。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葬”,它在日常的历史中,曾经那么早就占据了我们的辞典,成为我们悉心关照的对象和记录形式。这个单词的重要性,应该得到充分估量。但这是古人的事情,由于时代久远,对我还是过于空洞。我把握不定它的要义。

 

我们家的另一口棺材,文化大革命被生产队抬走了,它被分解成大小不同的木材,做了生产队里各种农具,只可惜了棺材上一年年的生漆。我祖父并没有灰心,他对死的安排一直存于骨子里不动声色。
那年春雨夜至,我们居住的旧庭院青砖地上,苔色暗生,院角上一株老茶树,也绿叶萌发了。这是一个万物舒展却让人心情不平的季节。这些年来我们身为贱民,蜷缩着生活,从早到晚囿禁于方丈之地,外面的世界对我们充满敌视和仇恨,这个社会已把我们摒弃了,即使在偏僻乡村,一样有淡漠轻贱的表情和眼光,让我们只有躲避,躲避。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看到自然界的生息之意,祖父不禁无言感慨,他像所有老人一样,叹息孤独无助的老景。经过十多年挣扎苟活,他是决意要去了。
雨声淅沥中,我看到祖父从未有过的慷慨大方,他拿起一枝毛笔,饱蘸墨汁,在堂屋隔板上奋笔大书,每个字都有碗口大,酣畅淋漓,全不是他写中药处方时的工谨秀丽。祖父的胡须上翘神采飞扬。他一定想起了大儿子当年窝囊的死法,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死,要是让别人五花大绑着去杀戮,这是人生最难以接受的屈辱,如今他不必接受。祖父写了十个大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记得说本中的梁山好汉们,常把这句名言挂在嘴边。现在它由我那读过几年诗书文绉绉的祖父写出来了,改了一个字,把“爷”改成“人”就不见豪强口气,还是文化人本色。这十个字一下子令我们家蓬荜生辉,气象庄严。我们乡下有个说口,死人最大。人不畏死,其奈之何?当年孔夫子也是个乡下人出身,他深知乡下人的性格禀赋在朴素之中亦隐藏了几分沉着大气。我祖父在这个春天的细雨中表现出来了。
墓床没有了,墓还在土地上。有土地就有人之墓。处处黄土可埋人啊!
我和祖父坐在墓地里。斜九亩那时还显得空旷,春满花开,地里到处都亮着黄黄的菜花,有时候有一两片紫云英夹在中间,大黄大紫。杨花在眼前飞起,桃花在远处粉红。祖父根据他的风水知识,为自己选好了未来墓地。它在斜九亩西北角,将来某一天,祖父的头颅将朝向西南方向。那里有一条河流,从远处流过来。在纵横交错的河道平面图上单单选择这样流向的河流,是因为它与我们的视线连接得很远。这条河走到我们脚下,它停住了,像一只无限的时间之手,把我的祖父以及我们家人接引而去;它又是安静的,温柔的,没有暴力,没有野蛮和专横,回旋了一下就轻轻地托起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假如,现在我要撰写葬辞,那我必定写上这句话:我们接受生命在这里停留。
祖父脱了外面长衫,在午后的春阳中,阵风刮起他的夹衣,露出瘦骨嶙嶙的身体。我的眼泪忽然滴落。祖父没有问我哭什么。我想,如果这时候我就要与亲人离别,生死之间,我是忍不住悲哀的。我还没有到了悟人生的年纪,也许永远也不能了悟。悲哀是一种无知的感情,有时候它就这样突然生出来了,并且很可能常常伴随我们一生。我只要求任何时候都只哀而不伤。事实上,当时我的泪很快就止住了。倚在祖父身边,顺着祖父的目光朝远处端然凝望。田野在我们的凝望中不复存在,只有河流孤立一线,流向人迹不到的时间深处。这里面有一种秘密,不便对人言说,但你感到了诱惑。现实就是如此,当你从一种现实中退离以后,另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就成为了你的现实。它直接启发和生成一种意义,而这个意义让我们捉摸不定,似真似幻。我要重复那句名言,死亡不是一个事件,但死亡的意义,你怎么说它都有可能。
今年,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命名。我爱人非常愉快地把我叫做,字虫。当我还在与爱人说话时,我的眼睛,却总是不由自主被桌子上某一本书勾引。我就溜进字里面去了。爱人脱口说道,你是字虫啊!命名就这样完成了。我得承认她的智慧,她和我做智力游戏时,我显得有点愚蠢和呆板。我接受了字虫的命名,我认命于一生与字打交道。如我爱人有天所说,有一种东西我拥有但不属于我。她说的是语言。她为拥有灵动如水的语言奋斗,我为一个一个平直方整的字奋斗。我不如她宽阔飞扬,她在天空,我在地上,但我也想与她殊途同归共享人生太平。
好吧。我就是一条字虫。我在清晨的平静安详中,想到了,葬,这个字。我没有恐惧感,我什么时候怕过泥土呢?李贺到鬼魂出入的荒野墓地寻找唐代的诗歌,我亦学他那样,寻一两个字,何足惧怕。于是,葬,这个字在我的记忆和想象中升起诗意。这是个象形字吗?人死以后,头上长着青草,身体下面托着厚厚的土。汉字在意象大地上出没,有典有藏。这不是象征,中国汉字不喜欢象征,只用意象来记忆时间和形式。它可以用于诗,可以用于叙事。死,在葬的意象中,是一个过去了的时间概念。一个人瞑目而卧时,他的身体向着往时平平展开。当我们叙说时,它就成为一种面朝时间深处的仪式。那个“廾”是一双奉祭的手掌,朝着死者展开他的礼仪;但你也可以直接看作土地上的祭台,祭台上方一个人长眠于土地,上面长满青色草叶。
葬为生命打开一道土地之门,然后让逝者回家。当这扇门开启时,我们一个一个从上面经过。我们仔细辨识这条路,留下我们的许诺,然后走过去,抽出腰里的杨柳枝,把它插到泥土里,存下一个记号。这根杨柳枝,洒过清水,就成活了,以后我们的许诺也会随着日月精华生长起来直至完成。一代一代人都在现在对过往的记忆与念想之中。

关于这个字的来历,还让我想起了三年前的花家山庄。
我们住在花家山庄,当时是秋天,花家山庄的秋天如春天一样,早晨窗前的山峦上薄雾叠绕,有时候山雨欲来,是一大片白云。我们被鸟鸣叫醒时,从昨夜没有关好的窗隙里飘进来几缕带水汽的云,让我们更多了一些春天的感觉。不过太阳很快就出来了,阳光下丛林中的一些树叶已经略为转黄转红,有几株桂花亦已早开,香气缥缈。这一带幽密深邃,别人未必能够找到,因为流泉的关系,人们或者可能想到它通往更深的群山。夜晚到来时,沿着流泉走上去,溪水的声音呜呜咽咽如泣如诉,而秋天的月隐映在高大繁茂的香樟树里,下面是斑驳的疏影。虫子们从古树根里的洞穴,连袂吟哦,似乎是一个家族男女老幼彼此呼应。我们走过石阶,偶尔头上或者脸颊边会碰到两边树枝上吊下来一个裹在叶子里的蛹。它明天会不会就化成一只秋天的蝴蝶呢?这是庄子或者纳博科夫的问题。
但你不知道,从前这里却是一处墓葬之地。我们脚下踩踏的石头,有不少过去的墓碑。石头上写着先考、先妣这些字样,都是做工认真的刻石。我们卧居的楼下,有座旧式砖亭,里面安放了苏东坡的石像。铭文上说,九百多年前,东坡用石头雕成自己的形象,深埋此处,以身镇水。这是生死相托于山河土地!九百年英灵不逝。他看着我们,眼里一片沉静肃穆。是墓地又怎么样,那些与东坡相伴朝暮的生命,如今安息如常,他们与山花石泉结邻,晨昏雾露星光霁月,只有让我们两人羡慕慨叹。我们何不定盟,也有个生死关照?当时爱人泪流双颊,为了一个生命承诺。花家山,便做成了处处青山埋忠骨。我们在花家山所知所悉的骨肉欢爱,其实与青山同在。
葬,这个字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从语言的云上掉落下来的一粒字珠。它属于某种共同的名与物的本质,被我们感知。
我祖母在惊惶不安的1976年冬天去世。她在我们家庭中早与我们失去联系,她的世界与我们无关。她是个无所谓生死的人,我们既不能关心她的生,也不能关心她的死。

我在《1976年徐家庄纪事》中曾详细写到我祖母去世之前的一段轶事。现在我把它抄下面:
我们家在徐家庄族姓中辈分最高,从前多少年受到的尊敬,在最近十年荡然无存。我们灰头灰脑关起门来生活在自家那座衰败的旧宅子里,不敢吭气出声。1976年地震来了,我们也得跟随众人搬出村庄,但我的祖母,这时候却是惟一反抗的人。她的反抗毫无内容,她实际上早因中风失去理智和行动能力。然而她从野外顽固要求回家的举动,狂暴而坚决。我的祖母双手撑持一只小木凳,不顾家人阻拦,向村庄进行了几十次徒劳的返回,她的力量大得难以置信。直到有一次,她在过一道沟坎时,跌破了头皮,露出触目惊心的颅骨。徐家庄人目睹了这次流血的惨剧,他们感到这个半疯的老太婆不可思议,产生一种类似看到妖怪一样的惊惧之心。我的祖母在徐家庄人纷纷议论中浑然无知,她被我的堂兄背回田野草房后,仅仅用一张普通的黄草纸胡乱贴在创口上,三天后居然结痂长出新肉。接下来,她又准备乘人不备,再次行动。
几年前我确实是把我祖母当作我们村庄的政治逸事来记述的,可我现在改变了看法。我祖母自己生死不明,她的本能当中,却有家的感觉。她与外面的世界之间失去通道,却仍然保存了自己回家路径的记忆。这是类似于鸟类的记忆功能,千万里都要返回。而你知道鸟儿的归葬地吗?我们谁也不知道,它们好像都从树枝和天空中蒸发了,其实它们自己知道目的地,不屑告诉我们人类这些凡夫俗子。我祖母的顽强返回,有她的理由。她不是疯子。她在这年冬天能够死在家里草床上,是她本能追求的结果。她自己不会过问埋葬在哪里,不用说,我祖父选定的墓穴,首先埋葬了她。我们对她生前多有不恭,但她死后,我们亦依礼而行。
我祖父直到1979年离去。他1896年生于皇制末代,到逝世时称为人民共和,也算三代之民了。祖父无疾而终,这天中午烫了一盏酒,慢慢饮完后,人就倚在桌子旁走了。按民间的说法,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祖父欣然而去,无声无息,不牵不连。
我接到祖父死讯,心里悲悼不舍,却是坚信不疑。八年前的安排,现在终于有了着落,祖父当心安理得。我从百里之外,乘早车往家里赶,一路上眼前只是斜九亩墓地前河水波光荡漾涓涓而流。
家中已经开始大殓仪式。祖父的遗体陈放在堂屋中间,头朝门外,穿了备好的寿衣,脸上盖着一片麻布。从前的丧事,不知道是否这样,一代代传下来,也许有所改变。但若讲庄重,必是一样庄重。我们家特地请了老家精通葬礼的金老头,来主持祖父丧事。我一进家门,放下手中行李,就坐到祖父头前。点一炷香,拨亮长明灯草,轻揭麻布,我看到了祖父平常的脸面,容颜依然。他那撮山羊胡子,清洁整齐,一如活着时的驯服温良。祖父的死,只是一个凡俗之人的死。他从十九岁开始,成为乡村中医,一生谨慎,用心为人治病,经过他的手治疗的病人,周围村庄加起来成千上万,这中间有多少人医好了活下来了?算不清楚。他自己生前总结说,他一辈子治病用药不曾有过大错,于医道无亏。我记得祖父的话,眼前祖父寿终正寝端正周详,没有痛苦,也不见遗憾,该撒手就撒手,反而见出人生的厚道,世界虽少仁终究也还不能刻薄寡恩。想到这些,倒忍不住哭起来。我母亲在旁边对到家里来吊丧的乡亲说,他想起了爷爷的好!我只是心里另有感动。
我的弟弟妹妹们懂得留念,下葬那天,他们几个把祖父喝酒的壶洗干净,灌满一壶酒,又把祖父的白铜水烟筒擦亮,装满一袋烟丝,备了一把纸捻子和一盒火柴。这些陪葬品,一一放在祖父伸手可及的地方。远行的亲人,越行越远,一去永不回,人迹罕至,我们活着的人不能追随左右。
我不能接受火化。烟飞灰灭,让人心里想着就难受。而且,它与我的辞典如此对立,站在“葬”这个汉字固定的思想立场上,它显然让我无从解释为什么人要化身于火。火化来自于西方,还是来自于佛教?有本书声称,宋代后中国江南曾兴过火化,我不相信。每一种对待死的方式,背后都带有一定的宗教想象和历史。在我们乡村,从前的说法是寺庙里的和尚才会以火焚体,他们是一些无根的人,不需要土地,他们的灵魂飘上天空,皈依别教,自有去处。而我们祖祖辈辈对肉身有自己的理解,这肉身属于土地,你就不能用火来焚化。我祖父的遗愿就是哪怕草荐裹身亦不可火化。这遗愿并非他自己个人的,而是沉积在葬这个汉字之下的历史想象。我们把祖父的遗体安放在棺木之中,扶持着它一路走向斜九亩,亦不仅仅完成祖父的遗愿,而是对一个汉字的历史想象负责。我坚持我的思想,不认同火化。遗憾的是,这个社会移风易俗的力量,远比我们个人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不久以后,来自政府的强制命令,从提倡火化改为必须火化。强迫性的文明,让乡村别无选择。类似于异端为正教所制,土葬传统在现代文明之下被视为落后迷信,遭到最后的打击。用现代人类学的观念来看,现代社会的进步价值不容置疑,而那些原始信仰,在进步的理由下被牺牲却不值得一提。由此,作为土地的信仰者,我们的信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摇动。西方一些质疑现代文明的人类学者,努力要在民间小传统和信仰中找寻那些持续不变的习俗,他们相信在濒临灭亡的民间习俗背后,依然存在信仰的有形力量,那些原生要素,不可能消失,而是周而复始在人们心灵中产生宗教性想象。我对他们的努力深表谢意,但若仅为一种研究,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能不能以一种学术观点来解决我面对苦恼的问题?1980年代后,用于火化死人的火葬场,从城市延伸到乡村,看着那些突厄在田野上的高大烟囱,只觉得芒刺在眼。这些既属于人类学审视的问题,同时亦属于乡村的信仰问题和哲学问题,我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处理。当青烟日夜飘荡之际,逝者如空气而逝,要从中捕捉到一种合理解释多么困难。我只能把它诉诸于自我感情或者私人感情。当我父亲65岁病逝家中,丧事后送往火葬场火化,我在焚化炉前,收藏他的骨灰,当时心里涌起疼痛,却又不明疼痛何为。父亲的大部分骨殖已成青灰,少部分则还没有烧化,尚有几段胫骨。我用手将他们一一捏碎,好收藏骨灰盒中。一边捏,一边想起当日收存大伯父遗骨时的感触,忍不住泪流满面。多少年以后,我有能力分析和解释葬这个字,我才又觉察到信仰的潜存,它不可能中断,除非汉字的历史也中断了。

 

我父亲60岁以后,生活达到他一生中的顶点。穷困日子已经过去,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各立门户。没有了重负,心情宽裕,身体康健,虽然头发早白,但脸有红光,也是有福的境界了。他的一个愿望是去早年就慕名向往的苏杭二州,见见名山好水人间锦绣,另一个愿望是修葺墓地,铭石起碑。关于前一个愿望,花一两个月时间也就完成,原来在僻远的小镇里,以为出门一趟多不容易,等到坐了汽车火车,那些隔得远远的梦想里的地方,其实很近,去去也就到了,不似过去向往中的困难,而且没有未去时想得美好,去去也就罢了。何况那些地方乡谈不同人情不同,山林园子名胜古迹外地人看两眼都要花钱,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回来后,父亲就专心致志完成他的第二个愿望。有几回,父亲写信催我回家,说他已经想好墓地的规模型制,要与我商量看行不行,又希望我尽快找人书写碑铭,再找工匠勒刻。回家商量的结果,自然一切照父亲的意思办,惟一有点困难的,碑文请书家写好后,却一时半会找不到好工匠勒刻。现在的人都没有好手艺了,父亲说,也是,慢慢访吧。后来,谈话中,父亲问,知道十宗坟吗?
《礼经·檀弓上》上说,“古者墓而不坟”,郑玄注释说,“土之高者为坟”。墓与坟在古制上是有区别的,从时间上看,我们的祖先最初的埋葬形式只是穴地为墓,后来才在墓上筑土植树成为坟,而且根据不同的身份等级标准,确定在墓上筑土的高度,列侯高四丈,以下递减,违背了标准,就要削平。现在我们则把坟与墓一起合用称作坟墓。
我知道父亲说的是我们宗族共同祖先的坟墓。它们在我们先前聚族而居的另一个村庄,只是有十座坟头的平民坟墓,高可丈余,于制无妨。我们家族三千多年在山东费县,后来经过漫长迁徙,其中一支由河南而湖北,再沿江而下,直至江东,到达苏州吴县一带。做这方面的考证不太容易,幸亏前几年我从费孝通先生的文章里,才知道这条线路有多曲折。今年连费老先生亦已物故,他又顺着这条由自己查明的路线回去了。但我们的祖宗,却是离开苏州府以后的另一分支。那已到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在苏州打败张士诚后,对苏州继续进行报复,他把苏州府的人差不多都赶到四面八方去了。家谱上说,我们就是那时候离开吴县阊门到达江北兴化下河地区的。也许,我们的家谱就从这一时期开始纪事,但家谱在“文革”中失传,所有关于江北费姓的史实查无根据。传说中我们的祖宗兄弟三人,都是种地的农民,可十宗坟分明十座墓葬,为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我们认定这十座墓葬属于本族开宗标志,算起来已历六百年。我们在十宗坟前举行公祭,多少年从未间断直至文化大革命。80年代初重修了平塌荒芜的坟茔,再行祭祀之礼,依然从前制度。以前由固定的族长主持,族长在文革中自杀了,现在改由辈分高的族人轮流召集。一到清明节,家族会期,祭礼,饮宴,参与的族人几百人,无论老幼贫富,皆得一份虔诚和高兴。杨柳依依,祖先在墓地上树大根深,长出一批又一批新人,农民读书人官员屠户卑鄙小人正人君子,什么人都有。
我父亲那几年中每年清明节都被邀回乡,他的辈分高,自有一种荣耀,他对十宗坟的意义也就从这荣耀中多得几分。我不知道这是否表明在他心里家族观念的上升,还是信仰的上升。照我对父亲的看法,祖先墓地对他的触动一定日渐强烈,他可能听到来自更久远的一种情感的呼唤,这种情感使他的生活变得单纯了,单纯到从现在到末世一线相连,再无旁枝逸出。我知道父亲从前并不“迷信”,现在他开始“迷信”了,我不认为他年老落后,迷信来自于更深的人性本能,而本能是无所谓先进与落后的。只有那种持进化论的人才会拒绝和否定它。
我这样说,只想强调我父亲其实是个生活规矩的人。一个人有生有死,生死有则,这就叫规矩。生时生,死时葬,人得顺从规矩。祖宗时代如此,到父亲这一代亦如此。五百年,我们家族的十宗坟,其实也平朴无文,只是个简单明白的规矩,立在那里,叫一代一代人不要忘记,不要僭越。
墓地修好后,我父亲已经沉疴在身。这个清明节他抱病端坐墓地,神情如我祖父当年。麦子青青,菜花依然粉黄,春野里的气色,隐去父亲脸上的病容,皱纹里一片舒展欢愉。他和我们弟兄三个说话,言语间多是满足。惟有这时候提起大伯父,他的大哥,不知身在何处,有一两声感叹。黄土之下,或者犹有相见的日子,但总不如墓拱相依般的亲近。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弟兄讲大伯父的事情,他去世后,我妹妹才告诉我,父亲有一天夜深难眠,和侍候在身边的妹妹说家常,说了大伯父。那天他一直说到黎明时分,人已经倦乏得不行,忽然外面一声鸡啼,惊悚之下,呐呐自语,说大伯父原是属鸡的,大伯父有一个女儿,是他第二个女人生的,在大伯父死后当年,她们母女就失踪了。父亲想寻找她,但现在已力不从心。父亲说,你们如果有机会到上海某处再打听打听,寻到你们的堂姐,让她也能归宗。归宗的意思,最后其实就是归于家族共同的一块土地,叶子总要落到根上,根在土地下面。但世事遥远人海茫茫,父亲的愿望只怕还是一个空。
考古学有一个专用词语叫田野发掘,换句话说田野发掘的工作之一,就是挖掘地下的墓葬。自从有考古这一门学科,地下有价值的墓葬,能找到的,差不多都被挖掘过了,据资料,现在有两座墓,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暂时保全不动,一是秦始皇的秦陵,一是武则天的乾陵。这两座墓太宏大华丽了,人们猜测那里面的葬品无比宝贵,理智的人现在不敢轻易动它们。但不能保证终有一天它们会从封土之下被挖掘出来,谁不希望看到那些墓葬里死者的无上威权与绝代奢华呢?帝王将相,王公贵族,从南到北,从西往东,比如扬州的汉广陵王墓,比如九龙墩的楚国贵族墓,后人真可以说统统挖之而后快。田野发掘,说是要还原历史真相,你能相信吗?所有那些物质,它们和生与死的真相,有什么关系?也许物质是有历史的,而人却没有历史,生与死不是历史。我们沉迷于物质的发掘,我们看到无数华贵物质,可那些在生死之间,亲人们的叹息与泪水,那些包含生的欢欣和死的顺从,那些包含期待与感召,包含痛苦和幸福交织的目光与心灵,才是我们要知道的真相。人有他自己的真相。
或者,所有封土之下,都是平等的人和平等的灵魂,无论这封土百丈之高还是仅有一抔,无论有名还是无名。因此,揭开封土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我们面对一个平等无相的世界,意义永远存在于每个个体生命的想象之中。
我父亲在1996年冬天下雪的早晨去世,终年六十五岁,仅得中寿。生平事迹平平,我为他撰写墓志时,说他为乡梓服务四十年,也只是泛泛叙事。父亲1960年曾经救过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那天傍晚,一只小渡船在大风中倾没,船上人大多不会水,幸得同船的一个瘸汉子奋勇抢救,救起几个人,他自己力气用完了,被两个溺水者缠着,沉到河中央。救起的人中,这个青年呛水过多,一直昏迷,抬到诊所里急救,到半夜,人看着就不行了。但我父亲不肯放弃最后希望,凭他手指准确的感觉,他感到脉搏的最后一丝跳动,硬是把那个年轻人从阴曹地府里抢了回来。这青年是家中独子,几年后娶了女人,生儿育女,终于能够子息绵延。我在墓志中没有提到这件事,也许我父亲的道理更对,他认为一个人的命并不掌握在另一个人手中,全看这个人自己的福分,这是天意人道。你要是以为自己救别人,就要别人来感激你,这就违背天意人道。我父亲因为生性谨重,所以才能体察细微,从而保全了一个生命,如此而已。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为父亲一生中惟一的朋友。我父亲早年失去大哥,二哥残废,就尊这个朋友为手足。他也和我们一起把父亲的灵一直送到家乡。
我在父亲的葬礼上,第一次以长子名义,完成了全部过程。也可以说,父亲的葬礼,是我的仪式。

2005年春,我读一位西方思想家的传记。这本传记中写到思想家本人对于宗教仪式的态度,引起我的兴趣。人们虔诚而庄重地对待一种仪式,这不仅仅出于宗教的理解,而是遵守一种尽可能真实、传统并且接近古代信仰的宗教习惯。——仪式让他回到始源,他对于仪式中的宗教内容的尊重,表明他对于世界始源的真诚信仰。这位思想家说,像石头一样冰冷的无神论者不会明白人是靠什么活下去的。我要补充下面一句话,我们这些曾被革命道德教条僵化了的人,不但不会明白人靠什么活下去,也不会明白人靠什么来面对死。我们在革命道德教条下长大,我们只会教条,别的什么也不懂。
乡村的葬仪,有一个完整过程,却不复杂,毋宁说它简明地体现在一些与身体有关的细节上。比如,把我的头发剪下一撮,缝进一只布袋里面,然后放到父亲怀里。我的头发被父亲带走,他与我人隔阴阳,但身体和灵魂仍然有着亲密联系。我想,还不止于我与父亲之间,其实父亲之与他父亲,我的祖父之于我的曾祖父,依次上溯,在我们所寄身的时空里,我们用头发结成了一个巨大长远无比的亲缘网络。这就是我们存在于我们的世界的一份理由和依据。
我和我二个弟弟戴着麻帽,为父亲守灵三日,他头前的长明灯在这三天中不能熄灭。夜里我们睡在父亲躺着的木板下面的地上,和衣而卧,身下铺着一层稻草,我们用身体和稻草的温暖,为父亲抵挡寒气,这是人子的本分。三天后我在父亲的遗体送往老家时,手中紧握杨柳枝做成的丧杖,如同执节的使者;想象是中国古老时代,常有儿子扶棺远行,从异地千万里送回父母的灵榇还乡归土。载着父亲遗体的木船,缓慢绕行于他出生的村子,我在船头护领而行,一路丢落纸钱,好让父亲记得村庄的道路。村庄东边木桥边,那棵老槐树,想必亦有父亲童年时摘过槐花的故事,怪不得父亲遗言再三,要让他死后下葬前沿村庄河流走一周。再下来,由我亲手打开墓穴,将父亲遗骸安放在中间,覆盖一块红色锦帛,其实这时候父亲已经过火化,仅留一点灰白的骨殖了,但我仍如土葬一样,为父亲覆上第一块土,再洒过一杯酒浆,将丧杖倒插在墓头,让它代替我守着父亲。从前那样草庐守墓三年的礼制,在民间已经简化如此,而大意犹存。诀别只是人世间的偶然发生,死者与生人的两个空间,亦是相互联系的共有世界。回到家,我第一个从船上下来,后面依次是我的弟弟妹妹,我们从燃烧的火盆上跨过去,脱下麻帽,最后完成了我父亲的葬礼和我的仪式。父亲安息斜九亩墓地,与树木庄稼、村庄河流相伴。这里埋葬着一个于人生世界里的平常人,他可能因为活着时的些少德行而为人所忆念,只有我们以后将一年一度去他的身边探望。
我父亲深明大义,没有要求死后土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心甘情愿,在他去世前,地方政府已经坚决取缔了棺木土葬传统,虽然地方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权力机关发布的政令,仍然具有强制性。父亲服从政府,不想给我们添麻烦。乡村仍有人宁可不举丧夜里悄悄土葬,但我们决不偷偷摸摸埋葬父亲,父亲死得光明正大,他的丧事亦要做得光明正大。我捧着父亲的骨灰时,为我们无奈中容忍传统的篡改而歉疚。现在我事过重提,只因心里还有绕不过去的困惑与不平。
斜九亩墓地在我父亲入葬的第二年遇到了危险,我真切地看到祖父和父亲从他们的栖身之地向我走来,真切地看到他们脸上的痛苦。当时一条公路从斜九亩北面通过,距离斜九亩墓地不到一千米。公路修成后,来往的车辆已经惊扰了我们村庄在这里安息的灵魂,而地方政府却以墓地有碍观瞻为名,准备平掉它。实际上,他们已经动手推倒了墓碑,并开始胁迫我们自己平坟迁墓。斜九亩已经绿树成荫,墓茔和墓碑完全不会影响外面的现代化,可地方政府却野蛮地要把它剔出现代化视界之外。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无视我们的习俗和情感,再次表现了对我们生存理念最大的也是最为致命的冒犯。看到我的祖父、父亲以及我们村庄的乡亲们在地之灵,将可能遭到无情驱赶而被迫飘泊,我发现这种不人道竟是如此侮辱我们先人们的尊严,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些生者的巨大威胁和伤害。一旦实施,那么斜九亩将永远消失,这是对我们的最残酷无情的剥夺。现在,我们只能求助于我们最后的信念和力量了,我们不能再后退,既不能与地方权力媾和,也不能与现代化媾和。
斜九亩墓地最终保住,仍然得力于我们村庄各姓各族之间的团结,这一团结的形式,仍然是无形的,比较争取其它利益来说,更能显示我们的习惯与意志。也许,这在被日渐瓦解的乡村力量之中,它已是最后仅存的一种力量,在与地方权力以及现代化时代的较量中,它也只能采取守势。我们村庄以沉默和最大限度的不合作,与地方权力对峙了整整一个春天,直到地方政府放弃成命。我一方面为我的祖父和父亲暗自庆幸,同时深怀忧戚。危险并未消除,只不过延宕下来了。只要看到我们从前的生活和习俗及其相关的观念怎样被包围和蚕食,怎样无可避免地从我们眼前消失,你就知道斜九亩墓地的存在朝不虑夕。
这些年,每次回到祖父和父亲的墓地,在短短的停留中,我都要想到生与死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秘密。但它们像春天里雨雾密织,我看不清楚。我缺少洞察它们的能力,我更多的是茫然,并且在茫然中深感孤独无助。当然,也可能缺少足够的时间,我需要更长的停留,慢慢地,耐心地看。现在,不期而遇中,却有位东方诗人给予了我一个回答:
当时诗人站在夕阳之下,晚风吹动他广阔的白色衣袂。诗人曼声说道,你想知晓死亡的秘密吗?如果不在生命中探寻死亡,你又怎能找到它呢?
诗人这时候特别提到坟墓,他说,每当你们经过你们先人墓地,只要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你们在与你们的子女一起,手拉手跳舞。你们总是那样欢乐,自己则全然不知。
生死一体,死是生的欢乐吗?
那天,葬下了我父亲,天气新晴,墓地上残雪犹存,露出一些黄绿相间的荒草。悲痛已随着父亲的入土而化解,我们一边焚烧纸钱,脸上恢复平静之色。我的十岁的女儿和我弟弟七岁的儿子,开始在墓地间矮树丛里追逐游戏,他们的笑声像阳光一样新鲜和娇嫩。很快,他们发现了墓地里有一小群羊,几只成年的山羊,带着几只半大的羊,安闲地啃啮地上的草和树叶。这些羊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打扰,它们对于我们的人伦大节无动于衷,即使这天我们埋葬我们的父亲。倒是我们的孩子发现它们时惊喜了,发出一阵欢呼声。尔后,一个人牵着一只羊,沿墓地里的小路,边走边唱。我们没有责备孩子们的行为不当,我们在经历过父亲的死以后,至少这时候都变得宽容了,通情达理了。因为刚刚目睹一个生命离去,更愿意看到另外一些生命的生长无碍,谁能否认这时候,我们不是从孩子们那里感染到了生命的欢乐?哪怕我们理智上全然不知不明。事实上,我也是多年以后,回想那天的细节,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已经进入生与死的关联之中,亲眼目睹其中的生命秘密。
生与死的性质真的别无二致,因为痛苦与欢乐可以同时并行。
我的二伯父,9岁得脑炎,我祖父以他自己所知尽力疗治,留下一条性命,却也成了一个傻子。他是我们家另外一个单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大伯父绝命前的遗言,居然对自己两个儿子的未来,以及一个女儿的去处只字未提,而是嘱托我父亲一定要善待二哥。我父亲当时19岁,一口应承,直至他去世,这才又把二伯父移托于我们弟兄。二伯父于我们家庭成员的关系,依次如下,首先听我父亲的话,其次听我的话,再其次听我祖父的话,再其次听我母亲的话,而后是三弟、四妹,最后是二弟。我这样不嫌其烦排列顺序,并非说我的二伯父有自己理智的选择和喜好,只能说他与我们之间有一个奇怪的约定,这约定依据什么不得而知。然而,二伯父最后却由他最疏远最不亲近的二弟养老送终,归于故土,尤其让我深感惭愧,纵然因为我远离家乡,无法带他在身边,却也没有尽被托的责任。有时候想得很绝望,似乎我为大伯父收殓遗骨的好亦抵不了这放弃了承诺的罪。我既欠二伯父,又欠了大伯父。
我在12岁后,与二伯父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我们一起承担家中所有需要劳力的活,比如抬水扛粮食背草挑肥料。他不知道要做什么,由我指示需要做什么,他就拿着竹扁担一类家伙,和我一起去。那时候二伯父四十岁出头,身上还有力气,抬着东西,我在前面,他在后面,吃重一头,压在他的肩上。一直到我18岁,这6年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日子,我的二伯父以无知之身分享我们的全部艰辛。但这并不说明二伯父参与了我们的生活,他对我们的生活一无所感,甚至他看到我由于承受不住过度劳累而委屈哭泣落泪时,也是不见不闻超然化外。二伯父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既不向我们打开,我们也进不去。这个世界是由一句曲调构成的,这句曲调仅有三个词组,这三个词组和它的旋律,我二伯父独享一生。
很小时候,我就看到二伯父倚在院子门上,慢慢哼唱,唱词模糊,无法听懂。二伯父眼睛半睁半闭,院子内外的一切都对他没有丝毫影响。黄昏后,有一些晚归的麻雀在院子的苦楝树上跳跃呼唤,楝树的紫花在晚霞中纷纷摇落,这样的安宁平静,似乎更加显出二伯父歌唱的兴味,他的声音高低起伏连绵不断,唱到最后,脸上竟是出奇的欢喜微笑。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我祖父,二伯父唱的什么?祖父说了,我才明白。原来9岁前,二伯父跟着祖父居住在我们家乡南面小城泰州,听到傍晚街上挑担小贩的一种吆喝,其声如歌,道是:糖色——酱瓣——桂花油。我的二伯父牢牢记住,它成了一种生活中的欢乐之声,印刻在二伯父的心里。他9岁病傻后,9岁以前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已遗忘,惟有这歌声犹存,而他的生命则与之同在。他在吟唱这首歌词时,也在吟唱自己的生命,并暗中享受生命给他的欢乐。能够聆听二伯父歌唱的恰恰不是我们,也许是另外那个世界里的大伯父。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发在《山花》杂志上。偶然有一位读者,注意到小说里的人物是两个哑巴兄弟,他来信对我说,这是对人群中另一类人的关注。当然他不知道我二伯父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对我的启示。我一直想知道生命果然因存在而充满欢乐吗,即使它表现出来的总是不幸和悲苦,但它的形式是歌唱。
二伯父于2000年去世。我二弟说,那天夜里风很大,二伯父在床上一直唱:糖色——酱瓣——桂花油。歌声直到天亮。天亮了,我的二伯父在黎明中死去。我希望二伯父能唱着他的歌与孤单的大伯父会合,让两个好兄弟的灵魂执手而行。
2005年3月20日,清明节前,我们和母亲一起上坟。我们在墓上拔去生长了一年的杂草,修剪了墓边的杨柳枝,添上一锹新土,我们用香烛与酒浆祭奠。成礼之后,我们兄妹相继离开墓地。只有母亲留下来,坐在墓前放声大哭。春风绿野,我们立在菜花覆盖的田垄上,说,让妈妈哭几声吧!

 

冬夜与老人

 

听书

乡村冬天的晚上,大人和小孩子很早就上床了,剩下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们,忍耐不住冷清寂寞,即使热热的被窝,也拴不住我们的腿,天一黑,就往外溜。说不上外面有多少好玩的,但我们自有我们的去处——听说书。

书场在村子西头,一座矮小的草屋里,说书的是一位老人,他耳朵已聋多年,也许就因为耳聋的缘故,老人说话中气足声音响亮。老人说书不收费,只爱说书。每年冬季一到,老人就在他的草屋里开场说书。听书的人,几乎全是十五六岁的男孩,很少见到有别的成年人,更不会有姑娘们来,姑娘们冬天有纳不完的布鞋底。老人很喜欢我们这么大的男孩,他们叫我们“猴头”,他的书专门为我们说,他已经等了我们整整一个秋季了。

屋子不大,十几个人,就挤得满满的。说书老人坐在他的床上,背依泥土墙,外边放着他的竹管烟袋,里边放着他的陶罐夜壶。我们站着,看老人拿烟袋,装烟,把烟斗凑到油灯上,滋——吸一大口。接下来,老人开场。

开场的书,总是《说唐》,每年都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从不问老人为什么,有书听就是了,何况老人喜欢从《说唐》说起,必定有他的道理。

这是一节英雄的历史。那时候我们既不懂历史,也不懂英雄。但是,中国有个“唐朝”,“唐朝”的一切,我们自然以为就全在《说唐》里面了。对“唐朝”的大英雄,比如那个卖扒篱出身的程咬金,真有说不出的羡慕与向往,假如我们生在“唐朝”,我们就一定要和他去一起共举大事。

就这样,我们几乎每一刻都浸泡在对英雄历史的热爱当中。隔着草帘外的朔气,屋里散发着暖烘烘、湿润润的酸香气息。灯光只有一点点,看不清我们的表情,但可以想到,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这时候一定很亮很亮。灯影下,老人已是与他身后的泥土墙溶做一体灰黑,只剩下他响亮的声音了。

老人说到秦琼卖马。英雄秦叔宝,落难客店,走投无路,连那么好的黄骠马也卖不出去,正是一腔悲愤无处诉说。只听那秦英雄,手抚马背,仰天长叹:马啊!马啊!我们不由得也跟着感染了英雄的不幸,禁不住暗暗悲从中来。

忽然——我们听到一个叫声,这叫声几乎横空出世。它仍然是从老人那儿发出来的,但没有一点点过渡就从一种故事的声音变成另一种声音:夜壶——

老人那个陶罐夜壶,随着叫声,被拿进被窝。屋里一片安详,纹丝不动。对这样一个有些幽默滑稽的插曲,我们当中没有谁觉得可笑,冬天寒夜,谁家的老人都是这样来方便的。我们静静等着稀稀溜溜的声音停下来,然后我们中的一个走到老人床前,拿过夜壶,拎到外面倒掉,再放回原处。而英雄的故事,又款款接着下去。

听完书,从草屋出来,寒月在天,照了地上浓浓的一层霜。才二三更呢,冬天的夜还长得很,但我们走回家时已经不怕,我们会睡个安稳的觉。在睡梦里,我们真做了唐朝的英雄。

 

听更

乡村悠长而深邃的冬夜,躺在床上,身子下面晒过太阳的稻草,散发出温暖清新的气息。周围是亲人们劳累后睡熟的鼾声,而我们常常在黑暗中睁大眼睛。

我们的无眠,来自于一种恐惧,这样的恐惧完全因冬夜那无边无际的宁静。我们往往一觉睡过来,这宁静就从四面挤逼我们而来,它迫使我们产生一种深渊无底的感觉。我们彻底淹没在里面,生命将溺,孤单无助,这时候绝望的恐惧即刻紧紧地攫住了我们。

现在,我已全没有那种宁静的恐惧了,甚至连重新体味它,也不再可能。这一方面因为我已老化麻木,不再怀有过去冬夜里幼嫩而敏感的心灵,另一方面现在何处能够经历那无边无际的宁静?

那么,我在这里会说些什么呢?那时候,虽然我们恐惧,但我们内心有着期待,我们不仅耳朵,而且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聆听,在聆听中我们感受到黑夜渐渐从眼前消退。这时候,更声从远处渐行渐近,起初是一种徐徐起伏的节奏的叩击,后来就成为温婉轻曼的絮语叮咛,直抵我们的身体,反反复复围绕我们。

这是一种古老的“击柝”,它是由一根苍老竹筒敲出来的简朴声音。这个声音代表了乡村的历史叙说,它从很远的过去,一直到达现在,到达我们身边。在乡村无数个沉入黑色的宁静之中的冬夜,惟有这种语言,是为安抚我们这些幼小不安的心灵。更声越接近我们,我们的呼吸与心跳,最后也溶入它的节奏,随着它在乡村空旷的夜空踯躅徘徊。

我们并不知道这“击柝”之声对于时间的意义。这声音如同流水一样,从最初的源头流过来,再流过去,它将会经历过多少个世纪呢?可我们又何须如此玄空的思想?对我们来说,它只停留在属于我们的那一个冬夜,那一个冬夜直至凌晨到来之前,就像水流暂时回旋潴留在一个小湾一样。这时候,我们身外的世界寒意已经上升到了顶点,生命被冰固而沉坠虚无,而我们却与冬夜里这惟一的声音相温存,享受它的关怀。我们身边的亲人们,他们看不见我们在冬夜因为感动而含着泪水,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同样也曾有过这冬夜听更的细腻情感,只是由于岁月磨砺变得粗糙结实了。亲人,你们就照着你们的方式歇息吧。

——让我们好好看一看冬夜打更人。不用说,他是一位老人,穿着长长的遮膝的黑棉袄,脚上是一双踏雪无痕的毛草窝窝。他从远处走过来,冰霜结在他的胡须和眉毛上,而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深情厚意。这情意显然来自于乡村久远时代那种朴素的温暖生活。当打更人从他的父辈手中接过更柝,也就把它传下来了。他敲击更柝的声音,因此始终饱满流畅,听不出丝毫的瑟索萧疏。何况他也一定知道我们在冬夜里深深的聆听,也许从他敲出的第一声开始,他就会感受到我们的呼吸与心跳。他走到我们面前,注视着我们,于是我们与打更老人的相遇,便那么生动具体地呈现了乡村亘古不变的相依相存的形式。在这漫长的冬夜,我们借助于这样的依存形式,穿越无边无际的宁静,回到我们最早的栖居之处,回到我们最自然的生存。如此充实的希望,减少了我们的恐惧,我们孤独无助的绝望乃化为生的喜悦。

为了我们已经承受的此生中最大的恩惠,我们有着说不出的感激之意。谢谢你,冬夜打更人!

 

听琴

我们从没有过那种围炉而坐的乐事,这样的贵族般的生活离我们遥远得无法向往。我们是一些单调地生活在乡村里的人,在所有冬天的日子里,无声无息地等待夜晚到来。阳光黯淡下去了,光秃的树枝,与衰枯的草藤,越发显出冬天的瑟缩。河水早已冰固,我们听得见紧冻的吱吱嘎嘎声。我们坐着,沉默着,可是并不像优雅浪漫的文人所说,时间也听从我们的召唤,让我能够陈静下来思索,而使精神生活变得异常丰富。我们够不上这种奢侈。

我们坐着,这是入冬的一个固定姿势。在黄昏的余光中,我们听见鸟雀喧噪,那是一群又一群投巢的麻雀,黑灰灰的一片,投向远处草垛。那些草垛又大又结实,在空旷的田野里,它们是一座座岛屿,温暖的岛屿。麻雀们的窝巢就在里面。也许,就那么短短一会儿,所有声音都消失在草垛上。而黑色的冬夜就在这短暂瞬间,掩上了我们居住的屋子。

假如有一处地方,可以唤起我们对乡村冬夜优美的怀想,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草垛垒积起来的岛屿,它不仅是麻雀们的栖身之处,那里面还有一座牛舍,牛舍中有几头安闲入冬的老牛。那些从秋后就开始垛积的穰草,是耕牛们的食物,它们一个冬天要吃多少草料,有谁算得清呢?只知道就这样慢慢悠悠吃着,吃着,草垛小到没有了,冬开过去了,而耕牛的安闲日子也结束了。

牛舍是温暖的,这样的温暖累积起来,它可以让你触摸到一种厚度。穰草把冬天的阳光收拢进去,牛屎开始发酵,蒸发出热量,牛舍终日荡漾着湿润润、痒乎乎的暖意。可在乡村的冬夜,牛舍是广袤的田野上一个孤独寂寞之地,它被无边的寒风与朔气隔住,连它的温暖也是孤独和寂寞的。

但是,我们不能隔断与它的亲近。在那盏幽明的灯光中,在牛们不停的咀嚼与回刍中,我们知道那个牛舍的主人,那个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刚刚给他的牛添过第一次夜料,此刻正倚身而坐,抚摸着他的那把旧桃木胡琴的琴弦。他的粗糙手指,或许还粘着草屑,而那胡琴上的丝弦柔和光滑如婴孩肌肤。老人抚摸着,就像抚摸一个长久的故事。可是,胡琴有什么故事?我们又怎么能够去分取这故事,哪怕其中的一小片段?

牛舍里的暖意,如酒一般更加浓烈起来,而老人却越见得安静。这样的安静,延伸得越是长久,它使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样式,越是能产生一种深入肌理的认识;而这种生活样式,在别处,在另一种时间,你是无从体会无从得到的。它是那样古旧,又是那样新鲜,是那样让你感到陌生,又是那样叫你亲切眷顾。多少年以后,你仍然不会忘记它。

不必催促,且不要打扰老人的安静。

老人的眼睛仿佛一只蒙眬着。忽然,我们看到它明亮起来。就在这时候,他手中的琴弦,响起第一串旋律。这是一串欢乐的旋律,它的欢乐干净得没有一点点杂质,如同澄澈了一冬的春水,向我们欢愉地流淌而来。

(牛们仍然悠闲的咀嚼,它们的眼睛也明亮了。)

在如此漫漫冬夜,一些人的心灵被封固起来化为尘土,一些人的心灵却因欢乐的到来而从空虚中激活,扪心自问,我们还有什么所求吗?

 

失踪的乡间手艺人

 

一九九六年,我父亲在他工作生活了三十年的小镇上去世。安葬前,按照乡村的风俗和本家亲戚们的意见,举行一场法事。这属于人之常情,只要不当真就行。领头前来为我父亲念经做忏的是两个本乡小庙的和尚,一般乡村里的丧事,都请他们。我已离家二十多年,对于这些新近兴起的乡村事务不甚了了,人物也是陌生的。但我还是在穿戴齐整的和尚中发现一个熟面孔。这个六十出头的和尚,胖胖的,穿一件灰色僧装,脚下也是那种前头有点翘后面有搭袢的僧鞋,与我小时候在庙上见过的和尚相似。然而他不是和尚,他怎么可能做和尚呢?他分明是我一个蒋姓同学的父亲,小镇上著名的“犁木匠”。那时我读小学,放学后经常到这位同学家里玩。他家靠河边,青砖瓦房,高门楼,砖阶很陡,走进院子,就能看到院子里堆着大摞桑树。犁木匠是专门做耕田的犁的手艺人,从事这项手艺的人不多,但在乡村必不可少。犁材最适宜用桑树,桑树木质细,弯曲度好,而且结实,不怕水沤。犁的种类很简单,只有两种:一种为人拉的犁,一种为牛拉的犁。犁木匠手艺的好坏,就在犁把的角度和弧度,角度与弧度偏差了,做出来的犁就不好使,吃力,耕出来的土花不均匀。特别人拉的犁,省力最重要。我小学同学的父亲蒋木匠,就有一手能做上等犁把的手艺,因而在小镇周围的乡村比较闻名。我们在一堆已经开出来的犁材中间钻来钻去,身边是蒋木匠,立在一根成型的犁把边,正用小圆刨细细地刨犁把的曲弧,趁他歇下来,我们会拿一块桑树的下脚料,请他给我们做一只陀螺。蒋木匠总是和和气气给我们做出来。我对蒋木匠和他做的陀螺,充满敬意。谁知道二十多年后,蒋木匠竟然当了和尚,他的犁木匠手艺与他的和尚职业有什么关系?从前的蒋木匠对我说,他这两年才做的和尚,原来还想把犁木匠手艺做下去,但做的犁堆在家里,一张都卖不掉,哪能做下去,这门手艺到我算是绝路。这些年和尚倒吃香。做和尚也容易,剃过头,穿件袍子,就弄成这个和尚样。其实也是混混,人总得有碗饭吃。蒋木匠说话时的神情,好像并不那么特别失落,他本来属于那类随遇而安的人,不容易有沧桑之感。蒋木匠也算我们家的老熟人,他说你父亲这么好的一个人就去了,我要尽心尽意为他念几卷经。说完,他就坐到一群和尚中去,他诵经的声音洪大有力,时时盖过其他和尚。

像蒋木匠这样在乡村消失的手艺人,现在越来越多。在我们的乡村小镇上很难看到他们的踪迹。时间的变易,似乎专门针对他们的,也就是最近十几年,那些曾经是乡村中最有鲜明色彩的手艺人,日渐隐藏到生活的深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当一个封闭的时代结束以后,新的生活样式在很短几年中代替了往昔的生活样式,乡村手艺人们很容易成了被遗忘的对象。

但是,假如你愿意认识他们,你仍然可以按照乡村生活的流程去发现往日的旧痕。

这一年冬天,趁着仅有的几天闲暇,我重新走访从前生活过的几个小村镇,在那些尚未完全旧貌换新颜的街道和小巷,河边桥头,且行且止;我追寻旧迹探测往事,用一种近似“考古”的方式,从那些尚存的残迹遗痕里,试图拼接出某种乡村的日常“图形”,还原我们对某种生活的认识。

 

我在这个小镇读小学时,与潘铜匠的三个儿子是很好的玩友。潘铜匠可能不属于本镇人,但他的铜匠船长年累月靠在小镇南石桥下面,从来没有离去过。这个镇里,不只有潘铜匠的铜匠船,还有箍桶的顾瘌头,专做锡器的庞锡匠,都有一条住家的竹篷船。这些以船为家的手艺人,以前都游动不居,后来受到管制在镇上落上户口,他们就不能自由行走了。

潘铜匠是个麻子,他的铜匠担子总是停在离船不远的岸边,那里有一块不大也不小的空地,他的工作场地就是这块空地。潘铜匠有四个儿子,大儿子长得白白净净,已经结婚,也有一只船,比父亲的要小一些,傍在父亲的船边。潘铜匠的大儿子,自己独立做铜匠活儿,每天都挑着铜匠担晃晃当当地走街串巷,直到晚上才回来。潘铜匠的另外三个儿子,在镇里的小学校读书。按顺序排,我们叫他们潘二小、潘三小、潘四小,都是有大名,但不叫,也就忘了他们大名。我和潘铜匠的这三个儿子经常在一块玩儿,玩的地点就在潘铜匠的铜匠担周围。潘三小与我同班,一脸黑皮,最像潘铜匠,他总拿一些空子弹壳,和我一起用他父亲的锉子做木头手枪的枪管。

潘铜匠是镇子里最好的铜匠。镇子里的人都叫他麻铜匠,这种叫法一点也不轻视和侮辱,倒显得十分亲切。哪一家需要做什么铜器,往往都说到麻铜匠那儿吧。潘铜匠主要做烧制类的日常用物,比如铜炉、铜盆、铜汤婆、铜铲、铜勺之类。他的铜匠担子,一头是个带高柄的木头箱子,箱子里放着十多个已经做好的铜铲铜勺;一头是只用来化铜的炉子和鼓火用的风箱,炉子不大,炉膛深,里面安放坩锅。潘铜匠上午挑出担子来到空地,第一件事起火生炉子,风箱拉得呼啦啦响。他用上好的钢炭,火炽白色,这样的火才好化铜。化了铜,就浇铸各种各样铜器。潘铜匠有很多铜料,最多的是铜钱和铜板,还有铜子弹壳,不知从哪儿收来的。我喜欢到潘铜匠的铜匠担子边玩,就因为这些铜钱和铜板。潘铜匠小气,从他手里要不到这些东西的,但他的儿子特别是小儿子潘四小会拿给我,潘铜匠也没有办法。潘铜匠把那么多好玩的东西都一锅化了,真让我觉得可惜。不过看着潘铜匠把那些旧铜料化成蛋黄一样的铜水,然后浇制成鲜亮的铜器,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潘铜匠不做铜器时,会用一些看上去像泥一样的东西做模子。这是一种特别讲究的工艺,因为浇制铜器当然是靠模子,模子好坏,浇出来的铜器坯子可以分出质量的好坏。光是厚薄均匀,对模子的要求就已经很高。何况有些铜器胎特别薄,全靠上下公母两片模子所设计的空隙,宽了达不到工艺要求,窄了浇制时容易穿孔。潘铜匠的铜器做得好,首先就因为他做的模子好。其他铜匠在这一点上不能与潘铜匠比,只能甘居下风。奇怪的是,潘铜匠做模子时并不保密,这样的技术恐怕别人偷学不到吧。所以,潘铜匠的模子就搁在空地上吹干。他最怕我们这些顽皮孩子,走路不长眼睛,一脚把他的模子踩烂了,那他得花半天工夫才能重做一个。潘铜匠还经常做坩锅,做坩锅也用一种特制的泥,这种泥做成的坩锅在炽白色的炭火中不炸不裂。潘铜匠的坩锅,有大中小三种类型,最大坩锅,一锅可以化几斤重铜水,一般用来浇制铜盆、铜脚炉。潘铜匠做成的坩锅,总放在他的船篷上晒。如果我们到潘铜匠的船上去,就得提手提脚不敢用力,生怕摇晃了船,把坩锅摇到河里。我们不喜欢也不大敢去潘铜匠的船上。

乡村里对铜器有种特殊的感情,虽然六十年代城市里已盛行使用洋瓷盆之类的日用品,但乡村的观念还是认为铜的东西好。农民对铜器的需求量当然远非往昔可比,不过使用铜器的习惯仍然是农民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口味。单以农民们婚娶来说,铜器作为陪嫁的生活用品,铜盆、铜炉、铜捂子这些代表家境和财力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些铜器不仅仅为实用需要,便重要的还在于维护一种观念。老辈人喜欢说,孩子,这只铜炉子还是从太爷爷那儿传下来的,那只铜什么,已经用了五代人啦。这里面就包含一种观念,一种关于生活的延续性、恒常性的观念。由于这种观念在我们所处的封闭时代,一直支配乡村生活方式和口味,所以农民们喜爱的铜器,便获得了超越日常的象征意义。我小时候并不懂这些道理,只是看到潘铜匠了不起。除本镇,四乡农民也都向潘铜匠买铜器,最忙碌时,潘铜匠一天要赶做好几样,潘二小岁数大一些,已经能当他父亲的帮手,一放学,他就蹲到铜匠担旁边,耐心地用小钢锉锉浇制成型的铜器坯子。潘二小将来也像他父亲一样,会成为一个好铜匠。

还要插叙一下潘铜匠的技术。潘铜匠一脸麻子,人生得丑,但他是个精致的人,甚至是个有着良好的审美素养和表现力的人。不用说,这是指他手上的技艺。他可以在铜器上镏最漂亮的线纹,这些线纹都由他自己设计。有些具有装饰性的几何图形,丰富多变,你想不到这会出自一个乡村铜匠之手。潘铜匠拿手的工艺是直接在铜器上刻写花鸟虫鱼一类形象,他眯着眼,脸上有种怪物般的表情,刻刀在手中灵巧异常地天转两转,一个活生生的形象就出现了。我前几年在新疆见过一些来自巴基斯坦的工艺铜器,那上面有各种美丽的花纹,据说也都出自手工刻制,现在想起来,潘铜匠的工艺足以与它媲美。有一年秋天,我家放在窗台上的两只铜壶被窃。偷窃的人是本镇的一个不学好的二流子,后来窃物追回,可惜两只铜壶已捶扁,上面原先的花纹图案也已毁坏。找到潘铜匠,他不仅将铜壶复原,而且重新镂刻了花纹,竟与原来壶一模一样。这两只铜壶,最终还是丧于“文革”中的抄家破四旧,潘铜匠的手艺自然也湮没无存。

潘铜匠每天都在空地做他的铜器,这块空地只属于潘铜匠所有,没有其他的手工艺人会到这儿来,潘铜匠在这儿心安理得,好像从古到今就在这里从事他的重要而优美的工作,所以潘铜匠是自豪的,他通常沉默寡言,但是那份自豪就在他那不声不响的专注的神情中流露出来。有时候他会对前来购买铜器的人发出一两声沙沙的笑,笑声就像那浇铸到模子里的金黄色铜浆,它使整个河边空地都充满了熟铜的炽烈气味。

潘铜匠惟一受到镇里人质疑的地方,与他的手艺无关。皆因潘铜匠一家的日子过得与农民不同,他们看到中午送到潘铜匠担边的饭菜,每回总是鱼肉齐全。这样阔绰的日子,让大家想入非非。传言潘铜匠收罗旧铜料时,得了不少金子,因为谁也说不准有没有金子混在铜里面,一般不识,只有潘铜匠是识货的行家,他不声不响地就把那些误作铜的金子藏下来了。但这些传言只在私下里说说,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我问过潘家三兄弟,听说你们家有一箱金子,他们又委屈又气愤地说,没有!就没有!你要再瞎说,就不跟你玩了!

潘铜匠儿子们的声音犹在,而他们的铜匠船已不知被新生活的潮流冲向哪里了。

 

有几年,我们家与一个箍桶匠做邻居。箍桶匠姓顾,记不得他有多大岁数,只记得他的头发比较少,头上有几个大瘌痢疤。箍桶匠有三个孩子,都不是他亲生,他是他们的继父。三个孩子中,一个十七八岁,是大姐,一个上六年级,是二弟,还有一个先天性痴呆,是小妹。实际上我们与这三个孩子比邻而居,而姓顾的光头箍桶匠,总在外面,带着他的女人,一条船,今天停在这个村庄的码头边,明天靠在那个村庄的木桥下。过一段时间,或者逢上节日,会回来看看。

箍桶匠属于木匠行,但他的工作,可能比其他木匠更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比如水桶与马桶,就是每天都需要使用的器物。水桶有挑水的、拎水的、舀水的分别,我们那里的农村是水乡地区,这些桶都与用水有关,哪一天可以少了它们?马桶更重要,马桶管拉撒,这是生活中的另一件大事,其日常性可能超过水桶。因此,箍桶匠经常要做的活儿,就是替人家箍马桶。马桶的样式至少有三四种之多,做工也异乎寻常的讲究,比如做一种倒扣式的礼帽形马桶,除比例匀称外,上面的盖子加桶圈,都需严丝合缝。而上面打的箍,更要见出箍桶匠掌握圆度的本领,箍无论是铁的还是铜的,上中下三道直径尺寸都是固定的,若是箍桶匠功夫不行,箍就会出毛病,不是箍大了,就是把桶打炸了。好的箍桶匠,手上那张特制的圆刨子,像长眼睛一样,它会把桶子刨到恰到好处,箍往上一打,一只形体漂亮的马桶,成了!别看马桶这种极其形而下的物事好像不能进入高雅之列,可是它在乡村新婚的嫁娘船上,赫然陈列船头,而且它还由人抱着,走在新娘前面,首先登堂入室。闹房的人,还要从马桶里捧出枣子花生,表现他们的喜乐。再往下,新娘的肚子大了,她挺着肚子用力将马桶捧着、顶着,光荣地走过长长的巷子,马桶与新娘成为乡村生活中的一景。你想想,一个箍桶匠,能不将马桶做好吗?

箍桶匠的船,每次靠岸,我们都会看到船后艄堆了三五只马桶,还没有上漆,露出新鲜清晰的木纹。

箍桶匠的六年级的继子,在箍桶匠回来的那几天,总是不高兴。我起初不知原因,后来才知道,每次箍桶匠的船回来,他就得去做一件怕人耻笑的事情:到小学校的小便池里敲尿碱。尿碱有什么用?尿碱用来与细麻丝一起捣碎,搪马桶与其他木桶的缝。要使桶不漏,这样的材料不可缺少。敲尿碱这样的事,当然孩子最合适。箍桶匠的儿子不去敲刮尿碱,谁会去?他怕同学看见笑话,这孩子心里有点不愿,有点苦楚。但箍桶匠养着他们一家子,箍桶匠也不容易,全凭有这门手艺,让他们娘四个衣食不愁。生活已经让六年级的孩子非常非常懂事了。

 

我们那里的还有一种木匠,叫船木匠,就是打造船和修理船的。我们那里水多,出门全靠船,船是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另外船还是劳动工具,像罱河泥、运大粪这样的农活,就得靠船。我们那里使用的船一般都是小船,两三个人坐的小划子,稍大的船则是农用船,能载几千斤重量,这样的船一个生产队大概也就一两条。再大的木船就比较少了,即使有也长年闲着。本地船木匠,通常都只打造或者修补小船。这样的活儿,总是在夏天进行。夏天阳光炽烈,天气干燥,适宜打船修船,木船要坚固耐用,全靠最后的油船这道工序。油船要用桐油,桐油油上去,要在高温的气候下阴干,炎夏才合符这样的要求。

我认识的船木匠并不专门打船修船,只有在夏天,他才是一个船木匠,其他时间,他给人家做床,他的作坊里,有一架车木头用的人工车木机,专门车木床上的圆腿圆柱。打床和打木船,好像并没有区别,衣食往行,住和行是连在一起的。夏天一到,离开家里的车木机,他就和儿子一起成天蹲在一片空场上搭起的草棚下面,身边是一只新船或者一只旧船。

需要打造的新船,是那种最小的划子。两头尖翘翘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船舱。打这样的船,是本地船木匠的任务,大一些的船,那就要到外地船厂去买。打船要用上好的杉木料,杉木质地比较轻,浮力好,很少见打船用其他木料的。至于我们那里生长的杨树、楝树什么的,从来都不会拿来打船,偶尔在船后艄镶上一块桑木,那是因为这块地方需要耐磨。除木制料外,打船最主要的材料就是船钉。船钉是两头尖中间有四个楞子的,这种船钉要用好铁,镇南头的金铁匠打制的船钉,公认质量最好。一条船要用多少船钉呢?没谁数过,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总要用上一挽子吧。麻丝,油石灰,也是必需的东西。麻丝要长的,与油石灰一起锤匀锤熟,用小凿子细细地嵌进每一条木缝中间。打船工序中,最关键的技术在拼接船底与船帮,那里是通过木榫来拼接的,先要分别在船底与船帮上做好公母榫,一块一块嵌接好,再钉上锔钉,技术上稍有一点马虎,船下了水就可能涸水。做不好这样的榫头,就吃不了打船这碗饭。

修船要简单得多,把朽了坏了的板换下来,剔去已经漏水的船缝里的麻丝油灰,重新嵌入新鲜的麻丝油灰,刮掉附在船底的水垢。一般的船,不会让它坏得不能用才修理它,而是每过个两三年,把它拉到岸上,重新用桐油刷一遍,算作保养。保养得好的木船,用上一二十年不成问题。因此,我们那里的船木匠,打新木船的工作不多,多的是修理旧木船。在旧木船上,挖挖补补,涂涂刷刷,每年夏天都这样工作,能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但每年我们都放心使用这些船,这些经过修整、油得发亮的木船,成天在我们周围的河流上行来走去,让我们多少年来固定的生活流动不息,那些环绕这种生活的枯燥的日子,变得有些意思了。

我一直记得这个船木匠。他穿香云纱的短衣短裤,头上是一顶细草编成的草帽,傍晚时,火一样的太阳下去了,摘了草帽,露出他秃瓢状的光头,这时候,他手中的凿子敲打船板的声音节奏鲜明地响起来,叮叮凿,叮凿叮凿叮叮凿,声音在夏日的晚风中明朗空透,亲切动人。

 

初中毕业后,我差点跟我的一位堂伯学木匠。

我这位堂伯家传的细木匠,手艺好,脾气大,带过几个徒弟,都让他打跑了。堂伯看上我,过来跟我祖父说,要我做他的徒弟。那时候正好乡村“割资本主主尾巴”,木匠也是一条要割的“尾巴”,但没有木匠不行,处理的办法是让木匠每年向生产队缴纳一定的钱,叫“懒工钱”,记一个劳动力工分。尽管这样,我的堂伯仗着他的手艺,日子还是过得比一般农民要好一些。想跟他学徒的人不少,他单看上我,我祖父却不领他的情,回了他,我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入木匠这一行。

细木匠主要制作家具。乡村连年穷困,生活已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地步,但过日子总归要做一两件柜子、箱子、桌子、椅子等等家常器具。他的活儿干净利索,比如用斧,他一斧子下去,要劈去多厚就会多厚,几斧子下来,就能成形,这除了准头,还要吃透木性,用力匀,一个优秀的木匠,绝对体现在斧头的感觉上。而我的堂伯,在众多乡村木匠中,不用说就是以有一把好斧头出名的。当然,他还有另外两种过硬的技术,一是无论做柜子还是桌子椅子,从不用钉子,所谓家传,也就是他从上辈人手里掌握了“斗榫”的不传之秘,他知道每一种榫的做法,他手中做出来的木器天衣无缝,明明知道那些角是接上去的,可你摸不着它们的榫头在哪里。二是雕刻,他雕一种双线雕,这是种极细极精致的活儿,我们那儿的木匠中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出来。他在一只柜子门上雕上两支牡丹,这只本来普通寻常的木柜,就立刻显得华贵起来。嫁女到外村的人家,哪怕陪不起大件家具,但请我的堂伯做一件小小的梳妆台,雕上美丽的图画,那女方的亲长们脸面上就会好看得多。我的木匠堂伯靠他的手艺,从年轻时就挣得一把名声,可是越往后他越抱怨自己的手艺得不到发挥。

农民们买不起好木头,要做家具,总是用家前屋后栽种的杨树、柳树、槐树、榆树这些杂七杂八的树木做材料,不是不能做,也不是做不好,可是就这些材料,值得再为它处心积虑做明榫暗榫,值得在它上面精致地雕镂花纹图画吗?我的木匠堂伯喜欢回忆以前,他做一种“三滴水”的雕花大床,那是花了几个月工夫才做成的作品,是乡村里难得一见的惊世之作,那才叫手艺!更让他沮丧的是,他现在很多时间都要花在为生产队做木锨、锹柄以及风车的水括子、转盘这些农具。他当然可以把木锨做得结结实实,把水括子做得滑滑溜溜,可这些东西也需要他做吗?世事沧桑,江河日下,我的木匠堂伯白发横披,心情恶劣,他成了乡村里怒气冲冲别人轻易不敢招惹的手艺人。

为了弥补我的堂伯不能收我做徒弟的遗憾,我们砍掉庭院里一棵楝树,请他做了一张书桌。这张书桌做得无比灵巧,桌面光亮得如同玻璃。我去搬回它时,我的木匠堂伯说,只能这个样子了,将就用用吧。这张书桌我一直用到离家外出读书。

 

金铁匠的铁匠铺子在一块土垛上,迎着铺子门是座小桥,后来小桥废了,改成一座堤坝,这样走过堤坝到金的匠的铺子就方便多了。

我们这里有两个铁匠,金铁匠是其中一个,他个子高大,但背有点驼,可能是长期俯身抡锤留下来的。铁匠在乡里的地位与木匠一样,早在农村合作化那会儿,乡村就联合铁匠和木匠成立了“铁木社”,组织他们为集体生产服务。金铁匠是否加入过“铁木社”这个工匠组织,我不太清楚,但他在六十年代后期就单独在他的铁匠铺里打铁,则是我亲眼所见。乡村里的人常把打铁、撑船、磨豆腐看做最苦的三样活,撑船、磨豆腐当然苦,打铁好像不同,打铁是一门手艺,是手艺就不能说苦。比如金铁匠,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脸上的苦颜色,他走出来总是红光满面,卷起袖子的手臂也是红色的,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金铁匠没事爱捧把大茶壶,笑嘻嘻地一边喝茶一边与人谈天。这是一个生活信心十足的手艺人才会有的态度,又印证了一句老话,灾年憋不死手艺人,六七十年代那是什么样的日子,金铁匠照样是金铁匠。

无论春夏秋冬,金铁匠早晨开炉的时间是一定不变的,人们刚刚端起早饭碗,就可以听到金铁匠铺子里的叮叮当当锤打声,声音大小错落,小的是金铁匠掌小锤的声音,大的是他儿子抡大锤的声音。从金铁匠第一声锤开始,到最后一锤结束,一种欢快激昂的气氛会通过锤声不停地弥漫到整个小镇。这样的声音多少年下来,以至于金铁匠这一天上午打造的是镰还是锄,下午打造的是犁还是锹,都能从锤子的不同声音中辨别出来。我们这些半大男孩,是金铁匠铺子里的常客。我们喜欢看铁锤锤打热铁时,四处溅射的红色铁花,喜欢看煅红的铁放在冷水里淬火发出的“刺溜”声。我们喜欢看金铁匠打铁,一手拉着大风箱,一手执着铁锤的姿态,喜欢他的孔武有力,以及他与他的儿子在打击一块铁器时配合的默契,和那种父子共同的劳作中洋溢的热情。两个壮年男人在一炉热焰前的劳动,在我们眼里是最为优美的劳动,因为它如此突出显示了一种强劲有力,从而使我们暗中生出敬畏和膜拜。本来,我们到金铁匠的铺子里只不过为寻几块碎铁玩耍,可谁又会想到我们能够受到如此之深的吸引,谁又会想到这是对我们的暗中鼓舞,以至于多少年之后记忆犹新,并且保持着这种对劳动和力量的感佩之意。

当然,这并非说,金铁匠和他的铁匠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就像所有我看到的那些乡村手艺人一样,他们并非为我们这些孩子而存在而有价值,否则就太可笑了。金铁匠的手艺是乡村对铁器的日常需要所决定的。凡乡村里需要的铁器,金铁匠都能打制出来。一个村庄需要哪些东西呢?这在主要依靠本地铁匠的手工活的时代,几乎不胜枚举。农民们很少前往城市购买一把锄头或者一把镰刀,甚至一根铁钉,这些自然都在金铁匠打制的范围之内。因此,金铁匠的重要程度,表明了乡村处在封闭的耕作社会中对铁器的需求程度。至于说金铁匠的手艺特点,主要是他特别擅长打制铁犁和菜刀。我不知道别处的铁匠是否像金铁匠一样,在这两种铁器上集中了一生的技术,但金铁匠的铁犁和菜刀,却无与伦比,独步四乡。金铁匠的铁犁,坚韧锋利,耕田的老把式都喜欢用,说是钢火好犁头快,说是省力,说是耕出来的泥花漂亮。于是,金铁匠和他的儿子每年开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打制铁犁了,他们要打几十张上百张,打好了,一排排架着,犁片闪烁着乌黑的光,要不了几天,这些铁犁就被人扛走,扛犁的人走过金铁匠铺子前的堤坝时,脚步似乎添了几分信心。而金铁匠的菜刀怎么样?这要去问西桥头的宝奶奶,宝奶奶会对你说,他用的那把菜刀已经三十年了,那刀的木把子都换过三回,淬上去的钢火还有指头那么宽。我的一位儿时伙伴前几年来,谈到金铁匠,我说下次能不能给我带一把他的菜刀?他说,怎么不早说,金铁匠不在了。

金铁匠不在了,他的菜刀将成为乡村人家最日常的记忆吧。

 

一九九六年冬天,在家乡的最后一个傍晚,我站在两个村镇之间的大路口,举目四顾,似乎看到两个担着担子的矮人对面走来。这是幻觉,但我要说,这是当年每年都出现的真实情景。

两个矮人是皮匠方和皮匠陈。他们是我中学时代记忆最深的两位绱鞋子的手艺人,十年前我专为他们写过一篇文字,那时我把这篇文字叫做小说,现在我不这样看待了,那里面所有的文字都是真实可靠的,比如两个皮匠的出身,年龄,他们的故事,他们每天走向对面村镇时沉着从容的步子,以及他们担着担子擦肩而过时相视一笑,都可以找出见证。那个见证人自然就是当时一群相伴上学的少年中学生。我最后是这样写的:

“那群少年中的一个,长大后去外面念了几年书,回到他的家乡,还看到皮匠方到皮匠陈的村庄绱鞋,皮匠陈到皮匠方的村庄绱鞋,当然还看到皮匠方和皮匠陈在那条田径小路上对面走来擦肩而过。恰如他们手中绱鞋的那两根针,对面穿过,哧溜一声,带着长长的线,就把他们每一个日子缝得紧紧的严严的实实的。”

又是一个十年,两位乡村里的皮匠走到哪里去了?而且在这条路上亦曾走过的那些补锅匠、锔碗匠们,他们担着大大小小的担儿,又走向哪儿去了?

沉思中,但见夕阳西下,宿鸟归飞,几阵聒噪之后,田野在暮色四合中逐渐安静。

 

汪政作品

 

汪政,1960年生,江苏海安人,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现为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多次参与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施耐庵文学奖终评委。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研究,出版评论集《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无边的文学》多部,荣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批评家》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少年读书记

 

父亲的书

 

我生于六十年代,当我们这代人想看书时,已经无书可看了,但比起与我一同嬉戏的少年伙伴们,我还算幸运,因为我有父亲学生时代留下的一大堆旧书。

我是在乡下的旧屋里找到这批旧书的,我父亲在文革时很不走运,经常被拉上大街游行示众,家里的书除了“红宝书”之外几乎被抄了个精光,好在老家偏僻,祖父又一直为自己生了个能读书的儿子而骄傲,把儿子上学时读的书用油纸里三层外三层包好,悬在屋梁上。当我费了大半天工夫将它们全部取下,打开那灰尘盈寸的包封时,除了纸页发黄,书钉锈蚀之外,其他还都完好如初。

在那一堆旧书中,我找到了很多的乐趣。我知道了我当时无法学到的许多课程,如生物学、人体解剖等,就是从那本让那个时代的少年欲看不敢、欲罢不能的人体解剖教材里,我知道了男人和女人的许多秘密,知道了妈妈说我走从她隔肘窝里生出来的说法原来是与真实情况毫不相干的谎言。而在当时,这种说法相当流行,几乎每个孩子都信以为真。我发现,即使我和父亲学过同样的课程,教科书上的说法也差异很大。比如历史,我在父亲的历史课本上看到了许多人物的画像,有中国的刘少奇,彭德怀,有外国的朱可夫,夏伯阳,这些人物,在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修正主义者和叛徒。要知道,这对当时的一位少年具有怎样的冲击力。我性格中之所以有那么一点怀疑精神,也许与这批旧书有关,它至少告诉我,对某一事物,人们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我提倡孩子们从小不妨看一点所谓“异端”的书。其实,强迫或不自觉的自我强迫去接受一律的或流行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更可怕的“愚民”策略。每个从文革过来的人对此都应该深有体会。

父亲留下来的书还真不少,除了成套的教科书之外,更多的是些小说和科普的读物。父亲确实是一个用功的学生,教科书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笔记,而且字迹工整,一丝不苟。红、黑、蓝、紫,种种记号,简直是五彩缤纷,看得我眼花燎乱。当然,父亲似乎也有心不在焉的时候,因为我不时发现他在书页的天地空白处画上些笨拙的人像,我甚至在一本书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现在几.点了?我饿极了。”我就这张纸条问过我父亲,父亲大笑起来,说当时正上音乐课,这位传纸条的同学立即被叫上黑板默写五线谱,他把五线谱中的的一个记号的上部分画得无限夸张,老师询问缘故,这位学生说:“肚子饿了,我把它画成了饭勺”,课堂顿时哗然!这样的故事多么生动而有趣呵,这就是我们的父亲,威严的父辈原来也有着如同我们一样的少不更事的年代。

这批旧书后来被我陆续带回小镇,可惜,现在已散失殆尽了。我把仅有的几本插在书柜醒目的地方,它时时唤起我少年读书时的温馨和感伤。父亲周末常常光顾我的书房,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记得那些有趣的故事,他能认出这几本旧书吗?那是他的父亲和儿子为他保存下来的他学生时代的书呵。

 

七字段

 

我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是在乡下度过的,那时的乡下与现在根本没法比,住的都是低矮的茅屋,难得有几户是所谓的“砖墙草盖”,那已经让农家人羡慕得要死了。

我们年少,对这些并没有太大的感觉。白天,与邻家的孩子结成一帮,在村子里如鸽群般呼啸着穿梭不息,哪里有时间去分担大人们的忧愁呢?只是黄昏到来,各家少年皆被父母们吆喝着回家时,一种清冷和寂寞才袭上心头。暮霭四合,鸡们伸长了脖子在场院里找着自己的窝,猪饿着直叫唤,把栏圈拱得轰隆隆的响。村里没有电,渐渐地漆黑一团。我们便时常蹲在这黑暗中,回味着白天欢笑的情景。

也就常常在这个时候,祖母会将我们一个个唤回灶间,让我们听她唱书。我不知道祖母何以会唱那么多的书。祖母是从邻县嫁过来的,家族里并没有说唱卖艺的,她自己又不识字,她是听来的吗?我时时想象还是少女的祖母,她挤在人群中入迷地听着艺人们卖唱,神情专注、欲悲欲喜,而那些戏文会一字不漏地灌到她的脑里子,直到她儿孙满堂时才清泉般涌出。我祖母真是聪明至极的人。

英雄小罗成,怨妇孟姜女,奇冤岳鹏举,怪才刘伯温……祖母给我们唱过许多整部的戏文。当我将这些故事再讲给邻家少年时,直听得他上茅坑时都忘了提裤子。

后来,我在一个亲戚家里的旧木箱子里看到了许多发黄的书,上面整齐地印着一排排的字,仔细看下去,竟看到了祖母唱过的故事。父亲告诉我,那是说书的一种稿本,说时可以带曲,也可以不带曲,乡里俗称“七字段”,即每句七字,以情节成段,一部书就这样一段一段地排下去。我好长时间陷在“七字段”里不能自拔,许多精采的段落我能倒背如流,如岳飞抢挑小梁王等等。我甚至曾经试着将我和伙伴们的故事也编成“七字段”,那大概就是我最早的创作了。

荒唐的少年梦已一去不复返,祖母也已去世多年了,但她生前为我们说唱七字段的情形却让我不能忘怀。她一边拉着风箱,一边朝灶里添着柴禾,火光映着白发,一闪一闪的。我们围在温暖的灶边,无聊的黄昏在动人故事中被打发了。曲终人醒,周围早已弥漫着诱人的饭香。

 

英雄梦

 

没有一个少年不喜欢战争,没有一个少年没有做过英雄梦,而英雄梦的诞生则大多与他们所读过的书有关。当我在小学时陆续读到《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等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时,确实为自己未能生长在一个战争年代而懊恼万分。所谓“余生也晚”,是我长大后才学的一句古语,但在少年时代,我确实时时有着类似的喟叹。

当时,我们的生活相当贫乏,没有电视,电影也相当少,穿的此乎是清一色的蓝、黄、灰、黑服装。我们没有游乐场,最糟糕的是没有课外书籍。我说的那些革命战争题材的书籍都是同学们不知从那儿偷偷弄来的,大部分都没有封面和封底,有的已掉了许多书页,实际上都是一些残本,阅读起来吃力而别扭。按当时的说法,这些都是黄书或禁书。因此,不要说阅读这些书本身,单是同学们之间的相互传阅便已经带有了浓重的“地下工作”的味道,刺激得我们这群少年充满了亢奋和冒险。事实上,我有一个同学基本上不看这些书,但却热衷于收罗和转借它们,对他来说,拥有禁书和传借禁书的乐趣大大超过了阅读本身。后来这位同学被拎到学校全体大会上给予严厉批评。他竟因此而成了我们这群少年中第一个圆了英雄梦的幸运者。

就是这些断简残篇,给我贫乏的生活带来了生机,我断断续续地艰难地读着这些因破损而前言不搭后语的书,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充那断缺的部分,长久地沉缅在其中而不愿回到现实中来。尤其是《林海雪原》,书中展示的莽莽苍苍的深山老林,那终日不见人迹的无边雪原,以及那与我们苏北平原迥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以杨子荣为典范的浪漫而艰险的战争人生,使我这个足不出户的少年神往不已。《烈火金则》我也喜欢,我就是从这部书中读到了“英雄爱美人”的说法。书中的美人是一位地主的小姐,这多少让我不快,我无法解释在敌群中挥舞一把缺了口的大刀杀人吱咯生声的英雄尚武志何以不听大家的规劝一意孤行地喜欢那位小姐,更惊异这位叱咤风云的莽汉何以会在一位弱女子面前变得那么温顺而又手足无措。在我们的少年时代,男孩子如果与女孩子讲话会莫名其妙地遭到伙伴们的嘲笑而长时间地被排斥在外的。

我至今仍保存着对这些书籍的深刻而美好印象,为了使这些印象不至于遭到破坏,我长大后再没有去读它们。我看过《林海雪原》改编成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对那图案化、简单化的作法很不以为然。我后悔观看了这部现代京剧,它把我《林海雪原》的少年印象弄得一塌糊涂。

我觉得少年们还是应该读一读战争与人生的作品,它会使孩子们认识世界残酷的一面,保持一点天生的野性。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会看连环画的女儿,我为她准备了大量的英雄书,我会在某一天将这些书赠给她,我将安排一个庄严的仪式,给她讲述我因书而生的少年英雄梦。

 

熟读唐诗三百首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问,父亲到邻近的一个公社工作,到周末才能回来。那时他一定非常辛苦,母亲总要等到父亲回来才开一次大荤。父亲一向贪杯,在记忆中,那段日子,父亲总是喝得昏昏的,直睡到太阳西抖。有时,父亲高兴了,就靠在床上或凉榻上,将我们几个唤到身边,讲故事。父亲不喜欢讲眼下的,而喜欢讲他的学生生活。父亲是师范毕业,在他的讲述中,那段生活简直如同神仙,说到兴奋处,父亲便立起身旁若无人地模仿他的老师高哦起来:“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这是我最喜欢的融融场面,每次听父亲讲故事,我总缠着让父亲给我们读古诗,因为我喜欢这些节秦舒张有致,丈字古典优美的诗歌,说实话,我听不懂当年父亲的吟哦,但那种氛围确实深深地感染着我。

有一次回来,父亲从提包里拿出一本书来送给我。那是本十分陌生的书名:《唐诗三百首》,书已经很旧了。我一时不知所措,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送这样一本书给我。打开书页,里面的字是竖排的,而且是繁体。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好容易看出几首父亲吟诵过的诗来,不知怎么的,那本书便一刹那问变得亲切起来。

以我的幼稚和无知,自然不可能真正走进唐诗,但我由衷地喜欢这本书。我花了相当长的功夫,把那些繁体字查出了读音,并在旁边注上简体字,然后就一知半解读起来。到小学毕业时,我已能背诵里面的大部分篇章了,在同学们的书和作业本上,我时常写下一些我和他们都不怎么懂的诗句,直引得老师都对我刮目相看。

现在已很难说清我是什么时候渐入佳境走进唐诗的了,那是一个相当漫长而又是充满无数偶然会心的过程。我不是在读的时候,而是常常在生活中的某一时刻立即感悟了它的境界。当我回到乡下祖母那里,看到麦穗初秀,牛羊将归,而我的祖父正和邻里的老汉从夕阳中回来时,我就会想起王维的《渭川田家》了;而在某一天清晨我发觉晚上竟下过一场透雨,院子里的月季花已零落满地时,我又会立刻理解了孟浩然的《春晓》……我学会了等待,我相信唐诗的会心总会如约而至,我所不理解的那些作品总会让我理解的。记得我曾经不止一次拿着《唐诗三百首》向父亲请教,父亲指点一番后说:“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就懂了。”而我长大后才知道,好诗总是常读常新,而有些诗是需要用一生去理解的。

《唐诗三百首》自然不是完美的选本,只要是选本总有偏颇不周的地方。鲁迅等许多名家不止一次说过选本的坏处,但选本依然流行。现在拥有《唐诗三百首》的少年究竟有多少呢?

我们都曾一样受惠于选本。

 

闲  书

 

现在许多年轻的父母对孩子要求很严格,只许看课本、写作业,如果孩子看了课外书,那是要遭到斥责的,因为那是在看“闲书”!我不知道看闲书有什么不好,孔子是让看的,认为那有益于“多识鸟木草鱼”。我在少年时代看的书大概大都分要划入闲书之列,那个时代的课本实在贫乏单薄得可以,开学第一天交费,领新书,回家一个下午就能将所有的课本看个遍。

在我所阅读的闲书中,十分有趣而又给我带来许多故事的有两本,一本是《赤脚医生手册》,一本是《民兵军事知识手册》,这两本书当时都很普及,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

看《赤脚医生手册》是随我父亲在乡下小学的时候。闲得无聊,我父亲有一段时问对行医开药到了入迷的程度。那时他是一所小学的负责人,于是,就建议将学校的“五·七”小农场改种中草药。他先是对《赤脚医生手册》狠花了一番功夫,这本书当然是普及性的,没多长时间,他自恃医道长进,《赤脚医生手册》显得太浅了,于是就找来了许多更专业的书,而将《手册》摔给了我。而对我来说,这本书又太厚了,太深了。我前后翻了几遍。最后选定把中草药部分作为主攻方向。我先是看书上的说明,然后再到学校的中药圃里去找那些奇奇怪怪的植物,辨形、认色、尝味。后来知道了神农尝百草和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的故事,心中竟有不过尔尔的感觉。在我不短的学习生涯中,那是我自觉而又认真的时光。我认识了许多现在仍能一眼就叫得出名说得出“性”的中草药。那个中药圃在我心中,其趣味丝毫不亚于鲁迅笔下的百草园。牵牛花、金银花、金钱菊、枸杞、苍耳子、杜仲树、鱼腥草……一年四季,花期不断,药香四溢,可惜我再不能拥有了。长大后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居然又看到了那本《赤脚医生手册》,但少年时的感觉却再也找不到了,倒是发现这本书的文字实际上是挺不错的,尤其是中草药那一部分,写得言简、意赅,半文半白,有种说不出的古朴雅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现在孩子们的课本中,是很难找到这种风格和笔力的说明文的。

至于《民兵军事知识手册》,我不知道如何叙述才好,这是一本比《赤脚医生手册》更有趣、更神秘、更刺激也更适合少年口味的书,内容与现在的“国防教育”图书大致相当,从战争的概念讲到国防的重要,直至兵器知识,一般作战技巧和战时教护常识。由于我从小体弱多病,所以对战争反而更多了一层向往,对书中的插图和文字,几乎过目不忘。知识使我在观念和想象中变得强大起来,我恨不得战争在一夜之间爆发,从而让我有一试身手的机会。正是这种心情使我出了丑。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学在小镇东边新建的大桥边玩耍,我们在还未搬走清理的许多大石块中间穿梭跳跃,忽然,远处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我心血来潮地对同学说“我们来打汽车,怎么样?”于是我们趴在石头后边,如当时电影中铺天盖地的伏击场面一样,紧张地等待汽车的到来。我们同时向汽车投去了石块,我的同学的石块都落到了汽车的后面,而我呢,因为从《民兵军事手册》中得知,击打行进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提前量,所以是向汽车前一米处投掷的,结果一下子就打碎了驾驶室的玻璃。我们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一下子呆在那里,而我的同学在关键的时候又出卖了我,我被带上汽车,又被带到派出所。

当时我正在读三年级,还不到十岁。

这应该是一个被闲书所害的例子了。当年的紧张和恐惧现在已不能准确地忆起。不过,谁没有一两桩荒唐的少年故事呢?所以,我仍然觉得,少年还是应当看点闲书,而看了闲书又敢于实践的少年则更难能可贵了。

 

我家的书店

 

一个问题,它是不是问题要看是问谁,比如你小时候读的书是哪里来的?这对我女儿来说就不是问题,是学校图书馆,是我自己家的。她可能还会抱怨说没出生的时候爸爸就给她准备好了一屋子的书。不要问书是哪里来的,而是书早就在那儿等着她了。但若是问我,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了。我读的书是哪里来的?是父亲的课本和我的课本?是同学间串来串去的面目可疑的“坏书”?也可能是钻到“文攻武卫”指挥部偷出来的被查抄的禁书,还可能是躺在废品收购站的废纸堆上读到的书,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里永远会有不断收购来的破书、旧书。可以看,但不可以拿,今天你恋恋不舍地放下的,明天就可能成了纸浆。

应该还有从书店里买到的看到的书。

我对书店的记忆非常迟,应该已经到了七十年代,那时我都是中学生了,我生活的小镇上才有了第一家书店。在此之前,如果说到书店,那就是指我们县城的新华书店。但因为年龄小,路途远,交通不方便,是难得到县城一趟的,所以印象模糊得很。何况,到书店买书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有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位客人,父亲高兴地向我们介绍,那是他上师范时的同学,在新华书店工作。我们立时对他尊敬得了不得,我们多么想看书啊,而他居然在新华书店工作!那天,父亲和他的老同学推杯换盏,临别时,父亲的同学用微醺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哦,喜欢看书?很好嘛。到我店里去,有得你看的,不要钱!”他姓陈,我们喊他陈叔叔。

说是书店,其实并没有店面,也不挂牌子,只是租了一处民房,业务主要不在零售,而是批发。我现在想起来了,当年农村和乡镇的图书销售是由供销系统承担的。就是在供销社,还有比较大的供销社的代销点的营业柜台里辟出一块来卖书。它们的书由新华书店提供,陈叔叔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为我们那个区几个公社的供销社批发图书。所以,严格地说,他那儿应该不是书店,而是图书批发点。每隔一段时间,县新华书店就会给批发点发来书单,工作人员根据本地区图书需求与销售情况勾出所需要图书。不几天,书就来了,工作人员依照底单一堆一堆地分好,再过几天,各地供销社就会来人将书提走。陈叔叔是这个批发点的负责人,我好像也没看见过有其他的人。陈叔叔会在书单来的时候喊我过去,问我喜欢看当中的哪些书,我就根据书名想象一番点上几本,一般他不会说什么,要不就夸我几句“上进”“有眼光”,但也有的时候会犹豫地问我是不是真的要看其中的某几本书,是不是看得懂,说那些书“很深”,进了,你不买可能就卖不出去。我非常感激陈叔叔,因为他在我们镇上工作的时候我父亲还在乡下,但我一有空就跑到那儿去,他从不嫌烦。那真是个小型图书馆,比我们镇上文化站的图书还要多,还要新。我有时在那里一呆就是半天,把我喜欢的书挑到一边,慢慢地读,真的可以说是坐拥书城。即使我上了大学,见识了真正的新华书店和图书馆,还是觉得那个批发点好,我会写信或打电话把我想看或想买但买不到的书告诉我父亲,请陈叔叔帮忙。而一放假,我首先去的地方就是那儿。在我心目中,它早就成了我家的书店。

后来,批发点撤消了,陈叔叔也调走了。

但我与书店的故事还在继续。

 

字帖和春联

 

在写作圈子内,我也算是个会写几笔毛笔字的人。遇到文学活动,如要留个言,写幅字什么的,大家都会推说,让汪政写,让汪政写。我自然要再三谦虚,但最后总还是写了。其实,人家不叫你写,你也会去写的,写字的人,手痒,看到笔墨纸砚就熬不住。

我的字写得怎么样,不知道,但有说人“你是有童子功的”,这个我不反对。我从小就喜欢写字,从小字就写得好,从小学到大学,写的字一直受老师的表扬。记得我上大学后,中文系的主任有一次问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录取你?”我自然不知道,他很得意的说,“我们看了你的考卷,你的字好!”

小时候怎么写字怎么练字的已经说不上来了。那时写字并不像现在受热捧,还考级。写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不被当作艺术的,“书法”在那个时代属于被遗忘或废黜的词语。字写得好的好处除了春节有人请你写春联,大概也就是出版报,写标语和抄写大字报了。我自小体弱,父母亲特别是父亲让我在书画上用点功,说下乡了好去办版报,那样就不用下田,还可以挣工分。

我当然没有那么多长远的考虑,但就是喜欢。见到好的字,不管这字写在哪里,印在何处,都喜欢,都会边看边在手心里描。在我少年时代不多的书中,有几本是我最喜爱的,有空就拿出来翻看,一是《芥子园画谱》,不全,我也记不得几本了,一是丰子恺题签的一套学生习字贴,也不全,大概都是我父亲上学时用过的,破旧不堪,缺页少张,上面沾满了墨渍。我小时候不爱说话,也不是太喜欢串门,好像一个人的时候非常多。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书拿出来,在父亲为我们钉的小桌子旁边坐下,拿个小碟子,倒上墨汁,开始画画写字,经常不知不觉中就到了黄昏。我家的后墙开着一扇不大的窗户,对过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的院子就挨着我们家,里面有一棵很大的石榴树,树冠高大,浓阴蔽日。写累了,我就盯着石榴树出神,万籁俱静,耳朵里是两个老人显得非常遥远的时高时低的说话声。

儿时最大的乐趣之一是看春联。我们镇上字写得好的人不少,最著名的当然是书法家仲贞子先生,他是我们镇上的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仲先生毕业于上海美专,诗书画印皆精。我们很幸运,他竟然是我们中学的美术老师,教我们写字画画。记得有许多孩子买不起字帖,仲老师就在这些学生大字簿每一页的第一行用朱笔写上正楷,让他们照着写。另一个字写得好的是南货店的一个营业员,他姓什么我已经忘了。店里卖纸,什么颜色的都有。人们去买纸都是有事的,要么是过年过节,要么就是有红白事,都要在纸上写字。我经过南货店,几乎每次都会看见这个营业员在为别人写字。不知道这是不是过去开店的规矩,卖纸的就得帮人家写字,但这样做起码生意会好一点。到了过年,这两位先生就要忙着给镇上的人家写春联。我母亲在邮电所工作,住的是邮电所的公房,邮电所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办公加上住家,二十几间房总是有的,邮电所的所长每年都要请仲老师写春联,从大门一直写到每户人家,红红的一片。整个小镇,除了有几户家里有读书人自己写以外,都是他们俩写的。大年初一,我必定把我们那个小镇东西南北走一遍,大街小巷,每户人家,就是为了去读他们的春联。现在想来,每年的正月,就是他们的书法双人展。

后来,我还经常在书店里看到仲先生书写的春联,行书,隶书,魏碑,都有,但这印出来的怎么看都没有我小时候看到的他贴在人家门上的手写的漂亮。

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大艺术家。

 

当年那些“有用的知识”

 

前些日子看到网友们纷纷转载、置顶一篇博文,现在再去找已经找不到了,文章好像是对初中各科课本的质疑,大意是许多课本都是在教学生一些“无用的知识”。

这是个问题,什么是有用的知识,什么又是无用的知识?还真不好回答。文革时期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决裂》,大概是根据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事情创作的,是有实际生产经验的工农兵上大学,还是靠“死记硬背”得高分的人上大学?大学里应该上什么课,教什么知识,乃至课堂应该放在哪里都是这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电影要探讨澄清的问题。影片中有一个情节在当时被我们这些中小学生争相仿效,农学院畜牧专业的大学生们在上课,一个老教授摇头晃脑地拖着长腔开始授课:“马尾巴的功能……”话没说完,学生,连同教室外的农民们都笑翻了,弄得教授面如猪肝,狼狈不堪。在农民们,还有那些教育改革者们看来,这也是知识,也值得在大学的课堂上去讲?猪马牛羊,玉米水稻,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需要讲的海了去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为什么把时间花在马尾巴上呢?

这就是当年对知识的看法,这也是当年我们课本内容编排的方向。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文革时小学生也能张口即来的话。这一当时的“方针”现在看来很有意味,它说学生是以学为主的,但这为主的“学文”即文化课的学习学什么没有说,而那兼学别样却非常具体。于是,学校就从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兼学别样”入手来进行教育改革和教育革命。语文课成了政文课,是不是就是政治语文的简称?体育叫“军体”,就是军事体育,不仅别样中有学军,也是因为那时全民皆兵,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再增设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知识课程,简称“农基”、“工基”。课本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由工农业和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和技能构成。正是这些课,让我们知道了“猪的身上全是宝”,柴油机的工作原理。数学课教我们如何丈量土地,如何计算土方,化学课教我们怎样配比农药,如何修建家庭沼气池,物理课让我们设计农村小电网,如何因地制宜、就近取材制造工具既省力又做功。开门办学是必须的,我们常常背着行李,提着油米就下了乡,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考试就在田头车间,物理就考驾驶拖拉机,语文就为空气锤车间写篇“大字报”。说实话,我当时年纪小,对社会大势并不清楚,以为世界就是这样。虽然,有些课程与考试让我发怵,比如手扶拖拉机的驾驶。一开始的发动就让我头疼,它是要手摇发动的,一手摇摇柄,一手按气门,我身材瘦小,好像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坐在第一排,根本摇不动,你摇不动,摇柄就会反弹,我时刻担心会被反弹的摇柄打个头破血流。手扶拖拉机的驾驶与现在的桩考、路考相似,但项目要比现在少得多,就是向前开一个大“8”字,再按原路线向后倒一回。我手小,一只手都抓不了扶手和离合器,又是扶手,又是离合器,又是油门,根本忙不过来,开“8”字要一边把扶手左右移动,一边交换捏放离合器,扶手摆的角度特别大,我坐着够不着,需在座位上两边跑。拖拉机头很沉,我又压不住,不时被翘起的扶手掀翻在地,满身的尘土和油污。这一科考试是我中学生涯的惨痛记忆,怎么补考都过不了关。但除了这一科目,我没什么惧怕的,我们非常同情老师们在大字报中“揭露”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提到的师兄师姐们,他们太苦了,与他们相比,我们简直是天堂中的生活,几乎在游戏中,就快乐地度过了中学时光。

我曾不止一次地对我的学生讲述过我的学生时代,并让他们在我与他们的学生生活间作出选择,他们几乎一边倒地选择了我。我知道这样的选择不过是个玩笑,但并不是一点问题也说明不了。除了“学习”的轻松,没有考试升学的压力外,知识的性质与形态也是个问题。用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带有经院哲学的什么是有用与无用的知识的辩题来说,现在的学生学的多是“无用的知识”,不似我们当年,知识基本上是实用型、应用型的,并且是活泼泼原生形态的。

但这显然不能说是正确的。如果留心一下,在科学史与知识论上,许多学者已经对知识的有用与无用作出了不刊之论,看上去与生活脱节的知识恰恰处在知识的上游,抽象的知识因其概括而成为基础,是应用的前提。许多文人知识,比如唐诗宋词,比如《论语》《庄子》,有什么用?但它却关乎我们心灵的涵育与精神的成长。何况,有用与无用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回首往夕,我的那些知识几乎都变成了真正的无用的东西。

我对我的学生感慨道,你们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从小爱科学

 

有一个游戏人们从小到大都在做,那就是人生假设,小时候假设未来,“我长大后做什么”,长大,或者老了则说“假如生命可以重新开始我想做什么”,我现在大概到了经常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了,但答案和小时候一样,做一名科学家。

这大概与我小时候读的书有关。我小时候读书很杂,文学书,生活书,科学书,历史书,有什么读什么。如果硬要说自己最喜欢的书,那还是科学书籍。因为它最能满足一个少年对未来、美好和神奇的想象,同时它又能回答我们对许多现象的疑问。有两本书我现在印象还很清晰,一本是《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那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科普作品,作者都是中国享有盛誉的科学家,如钱学森、谈家桢、李四光……现在想来,我很为这些科学家感动,因为那是一本为孩子们写的书,谈的是科学在未来还能为人们做些什么,当年科学家们的不少想象和展望今天都变成了现实,当然,也还有许多依然停留在猜想阶段,或者已经被否定了?我记得不知是哪位交通或船舶学家在书中为我们设计了未来的船,那船是长了腿的,它能在江河湖海里迈开长腿,踏浪而行。科学家们的文字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和蔼,甚至,有一种孩童般的天真和兴奋。他们在为明天写作,为小朋友写作,也是为了心中向往的美好的人类生活写作。另一本书,准确地说应该是另一套书是《十万个为什么》,这是一套普及版的科学的百科全书。真不知道它的那些问题都是从哪里收集来的,它讲述了那个时代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和环绕我们生活中的奥秘,并教导我们该如何科学和健康地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自然现象到生活琐事,没有什么它不去解释和不能解释的。在那个时代,它成我们生活指南,是万事通。有什么不懂的,大人就会说,去看看,《十万个为什么》是怎么说的。

科学实在是有趣的,不管你是不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阅读一点科技类的书总会给你带来愉快。正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体会,当女儿能读书以后我就为她买了不少的科普类的作品和科学史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小时候读过的并给自己留下美好的印象的更是要不厌其烦地推荐给她。比如《文明与野蛮》《发明的故事》等等。这些书会告诉人们文明而科学的生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不要对生活中的一些普通的事物看不上,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习焉不察的事物都来之不易,甚至曾经给人类带来过革命性的影响,万万轻慢不得。我们不说电,不说铁路,不说蒸汽机,更不说互联网、计算机,就说城市排水系统,也就是城市的下水道是怎样设计铺设的,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它,城市是什么样子?再比如说拉链又是怎么发明的?如果没有排水系统,城市多么肮脏,甚至,城市就不能生存。在没有排污系统的古代城市,每户人家都要挖一条排水沟,长年臭气熏天。在古代欧洲,曾经有位皇帝因为楼板不牢,掉到了下层臭水沟里差点淹死。当然,与此相关,厕所的发明也非常了不起,它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据说一直到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大都市巴黎还是随地便溺的地方。再说拉链,这是再小不过的东西了,但夸张一点说,它的发明也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原生需要反复捆扎、反复钮锁、缝连的东西现在只要“刺拉”一下就成了。而且,这个小工具一直在改进优化当中,用途也越来越广。所说,现在拉链在外科手术中已经普遍使用,比如为了特定需要的人体开放,象定期更换人工心脏起膊器的电源以及其他植入的医用耗材等等。

可惜我没能成为科学家。但是,早年的阅读使我对科学一直心存敬畏,至于将科学理解为一种方法,而且,它与人文科学,与文学也并无想象中的壁垒那已经是我开始理论研究以后的感悟了,但又怎么能说这与少年时的启蒙没有关系呢?

 

 

邮 电 所

 

前天看报,说邮政局马上要从美国消失,日本也正在进行邮政局的私企化改革,改了以后还是不是过去的邮政局就不知道了。这个世界真的变化太快,一些生物在消失,一些事物在消失,一些机构也在消失。

也许,这个消息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算什么。随着报刊发行、邮递、汇款等业务的多渠道,邮政局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确实不如从前,甚至无足轻重。叶兆言就曾在一篇说快递的文章中大谈现在众多快递公司的好处,快捷、便宜,还上门取件,比去邮局好多了。他说,只要打破了垄断,什么服务都有可能好起来。

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就别有一番滋味了。我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乡镇邮电所工作。一开始,邮政和电信是不分的,叫邮电局。我母亲在基层,单位叫邮电代办所,或者邮电所,她工作过的最大单位是邮电支局。我就是在邮电所里长大的。小时候的许多时光都是陪着妈妈在邮电所的柜台旁度过。

母亲的工种是内勤,也就是邮电所的营业员。她一边接电话,一边为顾客办理邮政业务,汇款、卖邮票、寄挂号、取寄包裹、拍电报,后来还要零售报刊。那时乡镇还没通电,电话的电源靠的是大功率的干电池,更没有程控设备,载波也是很晚的事,客户之间通话是不可以直拨的,必须通过邮电局总机的转接。一部电话一根线,如果又有人叫号,就得等。这样,接线员就要时不时地对正在通话的线路进行监听,听听通话是不是结束了,好接新的线路。监听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计算通话时间以便计费,三分钟一次,长途、本地标准不一样,没有电子计时,全凭人工,所以很不精确,有时也就是估计估计。由于技术的限制,那时的电话从理论上来说毫无私密可言。本来接线员监听的时间是有规定的,但守不守规矩就看各人的职业道德了。一般到了吃饭时间,电话会少一些,也没人来寄东西,母亲有时就让我们代看一会儿总机和柜台,她偷空回宿舍烧饭,我们就趁机偷听别人的电话,常常因此遭到母亲严厉的呵斥。

邮递的业务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是外勤的事。邮电所的外勤主要是两类人员,一种是线务员,专门维护外面的电话线路,给客户安装、维修电话。那时没有集成电路,也没有电缆,更没有微波,电话线就拴在木质的电线杆上。显然,这样的设施其维修任务是很重的,刮个风,下个雨,电话立马不通,那多半是电话线断了,线务员就要立即出发,风雨无阻。我记得当时有一幅木刻画,就是描绘线务员的,用的是仰角,电线杆上的线务员看上去非常英武。我当年曾经的理想之一就是当个线务员。第二类就是邮递员,也叫投递员。早上到单位分捡报纸、杂志、信件以及汇款单、包裹单和电报,然后投送客户。一开始是走路,背着个大包,后来是自行车,再后来是摩托车,我看现在都改电动自行车了。自行车在当时还是奢侈品,所谓“三转一响”中有一转就是自行车。邮电所的自行车是专供的,一身绿,后面的挡泥板上有“邮电”二字。记得当年这样的车子好像都是“永久牌”,因此,邮电所的投递员是很威风的。清晨的阳光下,身着绿装的投递员们拧着车铃从邮电所鱼贯而出,是小镇的一道风景,上学的少年没有不驻足观望的,而那眼里无一不露出羡慕。

有学生问我如何文学启蒙,我说就是小时候要尽量多读书。我少年时代的阅读来自两个渠道,一是父亲上师范时留下来的《文学》课本和一大堆闲书,第二就邮电所的报纸杂志。我根本用不着订阅,每天都有大量的报纸杂志到来,报纸只能匆匆看过,杂志就可以向邮递员借阅。嘴甜一点,叫几声叔叔,想看什么,看多长时间都成。这样的时光一直到我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为止。我大学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是在家乡的中学教书,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还是到分发室看报。我父亲起得比我早,他要帮我母亲登记邮件,顺便查查我投稿的消息。我的退稿信经常是父亲替我拿的,他悄悄地取来放在我的枕头旁,有时恰巧被我撞到了,他便一脸的尴尬,好像是他不用我的稿子似的。母亲则是又生气又心疼,儿子那么用功,一笔一划地写出那么长的文章,怎么说不用就不用呢?

母亲退休已经二十多年了,邮电局也早已分成了邮政局和电信局,电信要面对无线通信的挤压,而邮政的压力更大,据说一直亏损。我不知道邮政局在我们这儿会不会也成为过去。我非常怀念过去的电所,因为它连着我的少年,连着我许多的记忆。

 

偷艺

 

书有有字书,有无字书,历朝历代,都有名师硕儒提倡读无字书的,所谓山川草木即文章,凡有人处皆有师。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少年不认同,比起坐在学堂里念那些有字书,他们更愿意野在外面去读那些无字书。

我的少年时代都跟谁去读那些无字书?是那些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也就是韩愈先生在《师说》推崇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我对他们的尊敬和崇拜可能与我的祖父有关,他好像并不关心我要不要念书,但对手艺人却倍加称赞。他为我树立的榜样不是什么古代圣贤,而是我们那儿四乡八里的能工巧匠。是啊,念书有什么用呢?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然而但即使是荒年,手艺人也不会挨饿。后来我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那个修钟表的游击队的地下工作者叮嘱他的徒弟说:“孩子,好好学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不要虚度人生。”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祖父的话,我惊讶地发现,中国和外国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是如此地一致。

当然,如此看重手艺人主要是他们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在工业化产品还不普及,价格又不便宜的年代,人们宁愿使用手工业品。但即便相对便宜,置办一些手工业品如做几件桌椅,编几样竹器,织几匹布仍然是家里的大事,要列入家庭年度财政预算的,要不就是家里要办大事了。在我老家,为生产这些手工业品,通常都要将匠人请到家里来,管吃管住好几天。比如织布,先是祖母成年累月地纺纱,一有空,祖母就就坐到纺车前。等到纺到一定数量的纱了,我祖父就会去请织布的到家里来,我们那里称他们叫“机匠”或“织布匠”。机匠要在我们家住好长时间。家里在堂屋间腾出好大一块地方,因为要放置那台很高大的织布机。从此,太阳一出,家里就响起了《木兰辞》里的“机杼声”,那声音很大,乡邻们听到了,就会说哪家织布了,语气里充满了羡慕。布织好了,还要浆,在沟渠里,撑起支架,凉上布匹,用熬好的浆水去刷,再晒干,就可以用了。如要着色,做衣服,那还得到染坊和裁缝店去。知道了这布的来历,还真舍不得把衣服弄脏弄破。

再比如请木匠,也是家里的大事。当然,这同样要做好准备,说远了要从栽树开始。在我的记忆中,祖父好像从来没有在外面买过木头,木材都是自家屋前屋后长的树。榆树、桑树、苦楝、柞榛,有好多树种。十年树木,这些树要长成材很不容易,我常常看到祖父在树旁转悠,打量着树的大小,满眼期盼的神情。树大了,家里要置办家具、农具,得先把树放倒,砍去枝叶,然后放到河里浸泡。直到树皮烂了才捞上来,去皮,把它们堆放在屋里的墙角处阴干。被水浸泡过的树干有一股怪味,等到哪天这味道去掉了,木头也就差不多干了,可以用了。到了农闲,祖父把木匠请来。木匠一请就是一个班子,大师傅,二师傅,大徒弟,二徒弟……请什么木匠,要看你做什么。有盖房子的,有做家具的,工钱最贵的是“细料木匠”,就是做细活的,比如打八仙桌、太师椅、梳妆台等等。这些家具结构精巧,榫头复杂,雕龙刻凤,需要高超的手艺。好的“细料木匠”已经近于艺术家,他们不但会按师傅传下来的图样雕刻,还会自创花样。那些精美的家具都是一些艺术品。我们家打过一张八仙桌,先来了几个小木匠,拉了几天大锯,把料备得差不多了,大师傅才来,那气度,就是一大师。其他的木匠跟在后边,细声细语,唯唯诺诺。大师傅的工具就让人开了眼界,稀奇古怪,琳琅满目。我没见什么图纸,大师傅一个小构件一个小构件地做,到了最后让小木匠去组装,对缝合榫,分毫不差,少年的我在一旁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人生还须什么理想,理想就在眼前,做一个这样的“细料木匠”!

因为要上学,我后来跟父母到到了小镇上。小镇上的手艺人和乡下一样多,如金匠、木匠、篾匠、铁匠、铜匠、箍桶匠、剃头匠、瓦匠、裁缝、修锅的、锔碗的、鞋匠、钟表匠……但与乡下不一样,他们大都在街上摆摊。我一放学就到街上去看。我实在喜欢锅匠的那个小炉子,几乎天天到他的摊子前,有时蹲到天黑。补锅的很沉着,慢条斯理的。每天早上挑着担子到他的摊位,把家什一一摆好,然后,升起小炉子,将一块一块的锅片砸碎放到一个小小的泥做的坩锅中,放到炉里,盖上盖子,然后慢悠悠地拉起风箱。好一会,铁片熔成了红红的铁水,他用一个也是泥做的小匙子勺起铁水,放到洒着一层厚厚的草木灰的布垫子上,铁水像颗珠子一样在垫子上滚动。他一只手托着垫子,一只手拿着沾着泥水的布捻子,将铁水珠子对着要补的锅子的小洞,用捻子一按,稍停一会儿,铁水就凝固成一个小圆疤将洞封住了。再用砂皮反复打磨,锅就补好了。

也不是所有的手艺都可以在街上做,比如钟表匠、金匠和裁缝。这些是精细活计,耗时又长,而且不能有灰尘,必须有固定的店铺。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金匠,就是打造和修理金银手饰的。我到他家去看过,具体怎么做已经忘了。只记得他的操作台上有一块大木头,木头上有火,他戴着一个筒状的放大镜,用一个弯曲的管子对着火苗吹,呼呼的火苗把镊子上的戒指烧得通红……

看得多了,难免手痒,就把家里的东西拿来修补,没有坏的就把好的弄坏。首先遭殃的是闹钟,母亲现在还时常说起。兴许是她记错了,兴许是夸张,她说我拆掉的闹钟有十几只,家里的拆掉了就拆邮电所的,但是没有一只能再装起来。那修锅的看我天天去陪他,有一天他竟送我一把小榔头。那种小榔头是修锅的特有的,小得很,一头尖尖的,是为了敲锅子。发现锅子坏了是从它漏水开始的,那只不过是一些对着亮光才能看见的小沙眼。补锅的就用这种小榔头将那沙眼敲成小洞再补。我激动得不得了。但一只榔头是补不了锅的,我也不敢把家里的锅子敲破。后来想起锔碗的人常常给人家在碗上凿一句“大海航行靠柁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就用小榔头在妈妈上班的邮电所的青石台阶上敲了一行字:“大公公社邮电所”。

大公公社现在改成了大公镇,我前几年还去过,早已面目全非。但那块青石板一定还在某个地方,它镌刻着一个少年的手艺梦。

 

个人叙事与微观中等师范教育史

 

个人叙事正在成为表述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可以向许多领域推广的,比如师范教育,再细一点,中等师范教育,当个人叙事介入这一领域时,就可以形成微观中等师范教育史。也许,这一学制的专业教育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也许,回顾上世纪直到新世纪初,不少人的记忆依然停留在学制、专业设置,以及它的生死存亡上,然而,当尘埃落定以后,蓦然回首,许多争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支点,许多的设想可能确实不能适应时代的大趋势,而许多现在看来依然纠缠不清的悬案向后再推若干年结果也就瓜熟蒂落,结论水到渠成。唯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曾经在中等师范学校工作过的老师,以及从中等师范学校走出来的莘莘学子们,他们的鲜活的青春,花样的年华,这种不可重复的生命具有不可轻慢的价值,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他们的事业还在提升。特别是大批中师毕业生,他们是基础教育的中坚,薪火相传,以自己的实践传递着千年的文明。这样的个体生命历程常常是宏观叙事难以表达的。

我一直期待有对中国现代师范教育史,特别是初等和中等师范教育史作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应该是多样化的,在可以想象的现有的各种类型的教育专题史以外,能否有耐心细致地研究学校与个人的教育叙事?一个学校的办学实录,它的历时性的过程与共时性断面,哪怕这样的叙事是琐屑的,流水账的,日常化的。我实在是担心现有的教育史视角与框架会将那些真实的生活格式化了,也担心“现代化”的教育理论会遮蔽和虚构那段历史,而当人们放下学术的野心,舍弃利益的掣肘,甚至,小心地管束住自己的观念时,那段历史才会以本真的状态、本来的面目呈现出来,而它的精神和意义也才会自在地显露出来,我固执地认为,它会彰显许多我们自以为熟悉但实际上是非常陌生的事物。

虽然离开师范教育已经十多年了,但只要有机会,我总是十分乐意与原来的同事和学生见面,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们在校时的生活。许多学生在教育领域工作也已几十年,教育的话语也已十分娴熟,但是,谈到当年的学校生活,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些细节,学校的草木,门前的流水,音乐楼木制楼梯的吱呀声,具有个性特征的特立独行的老师们。一场又一场的考试与基本功训练大都忘却,入学教育以及数不过来的班会课也已淡出记忆,但某位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令他们震惊,如醍醐灌顶至今受用。前几天,遇到一位二十年前教过的学生,他说他至今还收藏着在中师三年的作文本,一本不缺,他经常把这些作文本拿出来,对他儿子说要好好写文章,“爸爸今天还能靠文字为生都是师范打下的基本功,你看老师当年给我写的批语,打的圈。”这位学生是我当年的课代表,在一次聚会中,同学问他怎么当上了汪老师的课代表,他平静地说了三个字:“凭实力。”结果全场笑翻。

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回忆!虽然学生的作文我早已忘记,更记不得如何夸赞他,但一个学生会收藏着几十年前的作文本,并且有勇气以它作为下一代的教育材料,一定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显然超越了作文本身,更有许多人生的意味。——当年的中师语文与高中语文的差别是很大的,大的程度不能以数量与距离计,它是本质的。中师的作文教学相对自由,与学生的生活相对贴近,一般不在技艺上作多少指导,更不会有什么模式,不会去让学生去套作文。这也是中师老师与普通高中老师的区别之一,这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若要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你会不期然地遇到一位学生说起当年的一次讲座,也会有学生复述出你当年在“周记本”上与他的谈心,还会有男生说起他在基本功过关时跳的儿童舞得到了你的夸赞。一次在陌生的城市酒店的电梯中,碰到一位我怎么也记不起当年面容的学生,他非常着急地帮我回忆说,毕业的那一天我整整与他说了一晚上的话。当年学校确有这样的惯例,学生毕业的前一天总是通宵无眠,教学楼人声鼎沸,灯火辉煌,他说:“就在东二院,那个长满梅花的院子,在你的办公室,我们说了一晚上的文学。”我随口问了句,你现在还接触文学吗?他说一直没离开过,“我已经是我们那里小有名气的作家了”。由此,我们恢复了联系,他的作品还真是好,朴实无华,乡味十足,今年将结集出版。我想,当时为什么不多找几个学生通宵说说文学呢。

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你无法想象的。九十年代中期,学校招收第一届大专班,文科,写作是必修课。但有个学生,一学期下来了,愣是一篇作文也不写,写作老师找他无数遍,怎么说他就是不写。写作老师没办法,如实告诉了我这个班主任,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写,道理是什么?他脾气好得很,说没什么道理,就是不会写,以前也没写过。我很诧异,我们围着操场谈了几圈也没什么效果,只好移师我家。这是这位学生第一次到我家,后来他在文章里说,想不到一个老师会有那么多书。如果不是后来看到学生的文章,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写起了作文,而且越写越好。一个老师的藏书量与一个学生开始写作文,并且喜好作文,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因果?但学生固执地认为正是“那么多”的书,让他说不出的惊讶,并让他从那以后再也离不开书,他的工作岗位已经换了几个,但买书、读书、写书,是他一直不变的生活选项。

我说这些与我的主题有关系吗?这些琐屑的细节只是个人生命中倏忽即逝的偶然碎片吗?不是。恰恰是这些看似偶然的碎片,如同一个个生命检材,记载着“师范”的基因。学校,教师,学生,以及主持、主导过师范教育的机构与个人,共同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生命共同体。在整个国家与社会中,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当年的中等师范教育虽然不可避免地与各方面有着复杂的联系,但是,它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正是这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使它拥有了自己的个性,并渐渐涵育出了自己的品质、内容甚至文化。为什么上到国家教委的师范司,各省教委或教育厅的师范处,下到各师范学校,都不断提出风行一时的师范教育办学主张,并且能落地生根,行之有效,是有道理的。这种相对自由的教育氛围和相对专注的教育行为此后再也见不到了,所以更有保存、反思和汲取的价值。

前面已经说过,历史研究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也可以采取学术和叙事两种视角,不管是当年的师范学校,还是师范教育行为的参与者,在现有的研究中,我再次推荐以它们为个别对象的微观研究,而其方法就是“个人叙事”。对此不妨再多说两句。在许多研究者眼中,个人叙事总是不可靠的,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所有的叙说曾经都不过是“代言”,而从“代言”的立场与价值观看,真正的个人叙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直到二十世纪,个人叙事的地位才慢慢得到认可,这一结果是因了人们真实观、历史观、科学观与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因为,只有这样变化才诞生了真正的个人叙事。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本体地位,肯定私人视角在观察社会中的不可重复性,重视社会生活现象层面的完整性,重新将情感、体验等内心情绪纳入到对象评价序列中……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个人叙事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个人叙事对宏大叙事的反拨。真正的个人叙事是忠实于个体经验的,是不进行理论预设的,它拒绝道德的绑架,权力话语的压迫和现成学术结论的规约。同时,真正的个人叙事是生动的,具体的,经验的和多样化的。所谓多样化是叙事形式、叙事风格上的多样化,日记、书信、札记,包括访谈等口述史都应该在选择和运用的范围。这些多样的话语方式能够留住因统一的话语而牺牲和流失的材料。

我曾多次规划自己的中等师范个人叙事,一方面试图客观真实地留下一个“师范人”在八九十年代的经历,期待形成“一个人的师范教育史”,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成长史留下记录,在我的规划中,至少有这样一些方面。

物质生活记录。幸好当时曾留下部分日记和账册,可以帮助我们回忆当年苏中地区省属市管的中等师范学校青年老师的待遇。这是两个人或一个小家庭的断代经济史。我们80年代中期结婚,租住的是学校的宿舍,一开始吃食堂,结婚后就自己开伙了,这是有象征意义的,你不再是“单身汉”了,你有家了。但开伙的条件其实并不具备,只不过是在廊檐下搭建个小厨房,放个炭炉子而已。后来参加福利分房,再后来集资建房,再后来是房改房,住宿条件才得到根本改观。刚工作时每月工资四十三元,等到2001年离开学校时,工资已近两千元。八十年代逢年过节会发放水果,还发过煤气罐,电炒锅,再后来就是直接发放奖金。因为写作,稿费也是我们重要的收入。需要记录的是个人的经济生活水平与学校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早期学校的经济来源一部分要靠校办工厂,所以各学校的教师福利不一样,因为每个学校的校办工厂效益不等。九十年代就靠招生了,师范招生的收费政策现在看来是有利有弊,利是扩大了办学规模,提高了办学水平特别是硬件水平,提高了教师待遇,但也打破了基础教育师资供需平衡,降低了生源质量。校办企业后来统一改制,这也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教学与教学管理以及个人成长。一开始是普通教师,后来评职称,九十年代中期评上了高级讲师,这已经是中师最高的职称了。2000年评上省特级教师。教学管理则起步于教研组长。这个班组长工作很琐碎,却承担着教学管理的基础职能,要组织老师开展政治学习、业务学习、集体备课,作学期与学年总结,制定教学与科研计划等等。再后来是教科室主任助理,教导处副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校长。每个层级都有相应的分工,因为自己的成长几乎是一步一个脚印,因此,对这一过程的追忆大致可以看出一所中等师范学校的科层结构和行政流程。作为一所省属市管的师范学校,与属地打交道的方面是很多的,市(县)委、市(县)政府、教育局、财政局、银行、工商局、税务局,直到街道、派出所都需要协作。前些时,遇到当地的一位公安局副局长,还与他说起和当年学校所在地迎春派出所的友好关系。记得那年的一次聚会,派出所的一位吴姓警官特地带来自泡的药酒,厚实,劲道,直喝到东方既白。科研是我们当年的重要成长。我们的学术研究即起步于中师工作期间,条件当然艰苦,特别是对于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来说,在县城工作对研究的限制很大。但回头想想,如今想在县城做出全国影响几乎是不可能了。翻开用稿记录,真的令人吃惊,每年几乎都要在全国知名评论报刊以及刊发理论评论的综合文学期刊上发个遍,这个量在现在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曾为写莫言的评论到县图书馆手抄过他的许多作品,因为期刊不外借,又没有复印技术,自己抄不过来还请同事帮忙抄过。当时也没有电脑,最快的写作速度是一夜手写9000字。记得是因为赶稿,从邻县的实习基地赶回,连夜写完,早上再赶到实习学校。

学校传统与地方文化。这是背景,是个人成长环境,也是许多故事孕育的地方。学校是一所百年老校,八十年代就成为省级文保单位,现已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在原址、原房办学的师范当时唯此一家,一进五堂,白墙灰瓦,很有书院格调。因为百年来在原址原房办学的只有这一所,随着城市的扩建,原来地处城乡交接处的学校来越接近中心,因此与城建规划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常常要“保卫学校”,一看见规划红线威胁到学校,教职工便群情激愤,一些退休的老教师会拄着拐杖到学校,命令后生务必保住家业。我曾经与当时分管城建的一位副市长为此事拍过桌子。所在地是苏北名镇,代有名人,人文积淀丰厚,学校毗邻冒家巷,集贤里,相传宋代词人王观、清代名士冒辟疆都曾在此,可以说,每一个到这里工作和求学的人都会终生难忘。学校档案完备,建校九十年纪念时曾编有校史,一百年时又事增补。可贵的不仅是物质的遗存与文字的记载,更有一代代相传的办学传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所学校要办出特色并不难,但要形成传统却绝非易事,因为它需要时间,需要长时间的筛选与积淀,而我们学校正是一所具有自己传统的学校。这个传统包含了一种精神,一种崇尚学术、求真务实的精神。每一个到学校工作的年轻人,在一开始都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于制度,也不是来自于管理,它是一种氛围,弥散在你工作与生活的每一个空间。在这种氛围中,读书与治学成了你几乎唯一的选择。我们求学时的学校教育是有许多遗憾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为到这所学校工作感到万分庆幸,我们在八十年代前期到那里,而我们的文学批评写作也开始于这个时期。虽然这只是一个中等师范学校,但她拥有出色的教育专家、科普作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和在许多学科领域颇有造诣的老师,我们的所谓文学批评不过是与他们一样的一种教育教学研究而已……”这里面显然有许多的人与故事。当年曾有“天下师范是一家”的说法,全省、全国师范学校交流非常多,学校还曾接受过湖北、海南等地师范学校的老师来进修。省、市都有各学科中心组,组织会课,论文评比。由于办学成绩突出,经常有上级领导视察,而学校经验也得以参与到各级师范教育管理的建议中。作为学校代表,我经常参与教育部师范司、省教委师教处文稿的讨论和起草,因为时常和当时高邮师范的辜伟节老师合作,而被同行戏称“汪辜会谈”。因了这样的机缘,得以接触到许多师范教育界的领导、专家,获益很多,印象极深,回忆起许多文件与规划的出台,那里面确实有许多的思考和智慧。

班主任。班主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岗位。学校从党总支到学生工作支部、教导处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政教处是后来设置的职能部门)、团委、学生会、年级组,一直到班主任,形成学生教育与管理体系,再加上学生工作计划与具体到每天的导护制度,起码从制度与人员配置上将学生德育工作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班主任不仅是管理,更是学生的朋友,年轻的老师实际上是与学生一同成长的。我做过普师的班主任,也做过大专班的班主任,对班主任与学生工作理解颇多,故事也很多,与许多学生结下了超乎年龄差异与师生关系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套用一句话就是:多年师生成兄弟。许多人做老师,都有从年轻气盛惟恐学生不惧,到宽厚待人但怕学生不亲的过程,我也一样,每次师生相聚,这类话题最多。

其实,这部分的叙述可以邀约学生参与。学生的生活实际上可以分为两面,一面是切合学校教育教学规定的,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一是不但学费全免,而且享受政府给予的生活补贴;二是毕业包分配,在校学习的情况一定程度关系到分配,所以,总体上都有强烈的学习欲望。但另一面则是青春期特有的心理。青年亚文化也会影响师范学生的生活,课余、休息日、假期、校外、宿舍,都是他们生活的另一面。我曾经无意中撞见学生在宿舍喝酒,更有学生毕业后在老师面前不再拘束的相互“揭发”,其丰富与“出格”着实令我吃惊。但关键是他们大都轻松地度过了“危险期”,现在也都为人师,为人父,为人妻,可见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力量。这方面非常值得研究。

学科教学。师范的学科教学自成体系,教学目标、课程设置与普通高中都不一样。像普通话,作为“三字一话”基本功的一项曾经被强调到相当的高度。八十年代,南通地区北三县的学生普通话一般都比较差,学起来很困难,所以不及格的学生常常被扣饭菜票,这种惩罚的严厉迫使学生在短时期内刻苦练习直至过关。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它的优势便显现出来,由于八十年代毕业生渐成小学教育的主要力量,所以,普通话教育已能衔接循环,普通话课程也随之弱化,逐渐由普通话等级考试取代。这只是一个例子,其他课程设置可叙述的很多,仅语文学科的文选与写作的分分合合,就是部课程演变史。

业余生活。学校是个小社会,相对独立,衣食住行虽然条件各时期不一,但基本上不出校门都可以解决。体育活动是教师主要的业余活动,每天下午都要打乒乓球,比个高低胜负,老师们相互之间也有交往,打牌,下围棋等等。有一段时间每个周末就有一个老师做东,相对固定的几个人到他家打牌,打完牌接着吃饭,下个周末再到另一位老师家,这大概成了学生眼中老师的另一面。毕业后在刊物上看到学生的一篇文章,写到我,说有一次我们俩在前面走,他在后面听到我们在聊什么饼干好吃,便飞奔到教室对同学们说:“汪老师也吃饼干!”所以,学生的叙述视角有趣而重要。由于从事当代文学评论,与地方文化界也有接触,并在文联有兼职,当地文化界曾有“三权一政”的说法,也就是四个文化人,其中另三个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quán”音的字。虽是文人戏称,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地方对这所学校师资水平的看重。

……

这是一个很不完善的开放的个人叙事,可以在写作中增删,其中重要的是当时的文档,可以作为链接。当然,这里不是具体讨论它的写法,而是提供一个个案来探讨其可能性及其意义。仅从上面粗线条的提纲即可见作为师范教师的个体状况,他的活动半径及其对师范教育的介入程度以及影响,是可以作为当年师范教育的历史叙事的素材的,也可以看成一个人的中师教育史,一部微观的中等师范教育史。如果将师范看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和文化类型,我们需要的恰恰是这种鲜活的具体的实证性的表述与史学留存,许多当年的重要节点包括非常响亮的“改革”都可以在其中看出痕迹,它已经具体化到一个教师的实践与日常生活之中了。

这样的工作不知何时才能开始?不知道有无当年的师范人在做相似的工作?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其后分化的新世纪,都应该有人做相似的工作,如果这样的叙事匮乏,我们如何去保存那份记忆进而推动其研究呢?遗忘,是很容易的。

 

王尧作品

 

王尧,男,1960年生,江苏东台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唐文治书院院长,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负责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兼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委,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等,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当代文学批评和中国现代文学海外译介与研究。出版《中国当代散文史》《“思想事件”的修辞》《“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和《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等著作,主编“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文革文学大系》《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等。另出版散文随笔集《脱去文化的外套》、《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和《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分校、纽约大学等校作学术演讲。学术成果曾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之文学评论奖、散文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批评家奖等。先后承担多项国家、部省级项目,目前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去塞勒姆和康科德。我去美国之前,朋友建议说。

霍桑的《红字》和七角楼,是大学外国文学史课留给我的记忆。后来,我再选修过美国文学专题课,霍桑的印象强化了,而梭罗始终在我的课堂笔记本之外,文学史以 小说 研究为中心的现象由来已久。八十年代初,我对徐迟的诗和报告文学特别有兴趣,即便是他的报告文学也才华横溢。他曾在东吴大学文学院就读,我现在供职的校园留下了他的足迹。我是顺带读到了他翻译的《瓦尔登湖》。梭罗、爱默生、霍桑几个人的名字这才组合在一起。

在《瓦尔登湖》译本序的开头,徐迟说:“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名其妙,莫知所云。”这段 文字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心生浮躁时,我还会想起徐迟说的:“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一个人要安静下来大概不是很容易的,患了抑郁症的徐迟一九九六年在医院跳楼自杀。十年之后,在浙江南浔徐迟的塑像前,我穿了件红色的T恤,靠着他的肩合影。我想起他在七十年代末的诗作《八十年代》,他歌吟道:“我们将脱下旧衣裳,换新装对镜重梳妆。”八十年代过去了,九十年代过去了,新世纪十年也快过去了,我们还在对镜重梳妆,但徐迟自己把那面镜子砸碎了,“我们”在破碎的镜子中也四分五裂。

如果不是霍桑故居前那片豁然开朗的海、阳光和微风,塞勒姆留给我的差不多是十七世纪便云集的阴影。塞勒姆的女巫博物馆(Witch Museum)和女巫地牢博物馆(Witch Dungeon Museum),那些再现的场景虽然是仿制,但血腥的味道一样散发着。我许多年没有产生过这样恐怖的感觉,甚至仿佛看到了霍桑的祖先,审巫法官之一的约翰•霍桑的恐怖眼神。那位写出了《红字》的那塔尼尔•霍桑后来说他的这位先祖身上沾着的受害者血迹再也洗不掉了。在国内,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这样说自己的祖先。我差不多是从这两个博物馆逃离出来的,坐在马路上使劲地抽烟以排遣那一丝丝恐怖感。我不是史学家,只是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生活 的安全感从何而来又如何得到保证?

也许是因为读过《瓦尔登湖》,等到站在湖边身临其境时,我和我的同伴都不免失望,这种感觉倒是预期的。瓦尔登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瓦尔登湖》和他的作者梭罗。我赤脚站在湖水中,五月的湖水仍然刺人。没有瓦片,我用水中小的石块打起水漂,在不远处只有小圈的涟漪。我想象,梭罗当年坐在自己的船上吹长笛时,船身荡起的涟漪也该是这样的。梭罗用了二十七点九四美元搭起来的那间木屋和小柴棚,在湖的对面山林中,诗人惠特曼当年去寻访时也“仅仅是一堆表示纪念的石头了”。我们也想模仿惠特曼,拿一块石头放在石堆上。但算来算去,如果越过山林,到大小木屋的遗址,我们当天便无法去瞻仰梭罗、霍桑、爱默生等人的墓地了,我们想拣几粒小石子放在梭罗的墓碑上。在瓦尔登湖停车场附近的那间仿制的小木屋里,我坐在写字台前,想着梭罗当年写作的样子。如果到达了小木屋的遗址,这间小木屋或许就在心中坍塌了。

我是第二次到康科德,上次除去了战场、在候车时吃了著名的冰激凌外,并无其他活动。从瓦尔登湖步行到镇上时,差不多是傍晚了。我们先在一座公墓寻找埋葬梭罗等人的“ 作家 坡”,但一无所获。问了行人才知道“作家坡”在“睡谷公墓”。到了那里发现这个公墓太大了,我们几个傻傻地分头去寻找未果,还是郭博士返回公墓入口处找到了指示图,这才有了大致的方位感。梭罗、霍桑、爱默生几位能够葬在一处,也能算一段“佳话”。但墓地的情景实在太出乎我们的预料,尤其是梭罗的墓碑之小,比我们想象中的简单还要简朴得许多。早两年,我读过惠特曼的《典型的日子》中译本,书中有“康科德其他记事”一节。惠特曼从康科德战场,坐了半个小时的马车到了睡谷公墓,拜谒霍桑与梭罗的墓地。那时爱默生还健在,他们夫妇招待惠特曼的晚餐让惠特曼充满了最愉快的记忆。想必当时的马路远不是今天的样子,现在即便坐马车从康科德战场到睡谷公墓也不用半小时了。惠特曼写道:“在这‘睡谷’中,这公墓山上一片林木茂密的宜人之地,他们比邻长眠。霍桑的坟墓已经变平,覆盖着茂密的爱神木,边上有一座凉亭,里面写着死者的简历。梭罗的墓前立着棕色的墓碑,普通而精致,刻着题词。”我们所见和惠特曼相差太多。我印象中没有凉亭,梭罗墓碑的棕色也早已消褪。比较起来,霍桑和爱默生的墓碑还有些气派,或许与他们的家境也有 关系 。梭罗的墓碑几乎是趴在地上,大概只有中国文联 出版 公司出版的《中国新 文艺 大系》那么大小,只有趴在地上才能感觉到这块墓碑是立着的。墓碑的上端有几粒小石子,是凭吊者的纪念。

关于梭罗的小木屋、《瓦尔登湖》和墓碑,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阐释。其实,梭罗给我们的启示,应对的正是我们至今仍然未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生活?这是和如何安全地生活相关联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徐迟在《瓦尔登湖》的译序中曾说:“真正的梭罗却已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他向往于那些更高的原则和卓越的人,他是向往于 哲学 家和哲学了。”而梭罗又是这样谈论 哲学家 的:“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然而哲学教授是可羡慕的,因为哲学教授的生活是可羡慕的,但是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但要有精美的 思想 ,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这样地爱智能,从而按照智能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我们是否已经过着梭罗所说的这样一种生活,我想,没有谁有把握。如果我们把《瓦尔登湖》只看成是写人与自然的书,势必局限了梭罗。

我更愿意把梭罗他们称为 知识分子 ,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杰出的思想总是产生在思想者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之中,而不是恰恰相反。不必说爱默生,他的讲演《美国学者》被视为美国的“思想独立宣言”。梭罗的那篇《论公民的不服从》同样是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梭罗如是说:“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公民,而不像那些自称为无政府的人,我并不要求立即废除政府,而是希望立即能有一个好一点的政府。让每一个人都说说什么样的政府能赢得他的尊敬。这是建立那种政府的第一步。”“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仅仅为了公正而培养尊重 法律 的习惯是不可取的。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我们都熟悉这篇文章写作的背景,他是由林中的小屋返康科德镇取回修补的皮靴而路遇警察的,在一夜的牢狱之后他写了这篇“檄文”。所以,梭罗与瓦尔登湖,其实是一个思想者的故事。

“ 五四 ”以来,现代中国能够称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并不少见,但文人作家可能更多。二○○六年秋天在北京 鲁迅 博物馆开会后,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发过我们为何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自己的思想生活这一感慨。近三十年来,我们不乏优秀作家 作品 。但是,和梭罗,和鲁迅相比,我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简单、大度、独立、信任的生活。生活的格式化和思想能力的贫弱(不能完全说没有思想能力),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贫乏。在这个挤压的 时代 中,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未来。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几乎都被格式化了,我们自己也用某种方式包裹、装饰了自己。我们在文学中似乎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与讲述者相遇,故事不断被生产,甚至有些过剩,至少那么多的长篇小说让你眼花缭乱。但是,这些故事,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思想生活有多大关系?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思想能力从何时开始变得不重要了, 世界 观从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现了写作者哲学上的缺失和贫乏;我不清楚,写作者的个人品格是何时从作品中消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品格,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呈现自己的品格;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

当我们走出康科德镇,终于疲惫地坐在月台的椅子上候车时,我想,多少年以后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知识分子)的传记,比起哪个时代来都可能更显单调、贫乏与划一。我们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事件也没有细节,冲突与越轨都会被适时地控制与调节。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与我们时代的悲哀。然而,我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内心中应该还生长和挣扎着另外的生命迹象,而这种迹象可能更真实地残存和保留了我们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秘密。倘若这只是这个时代的我们的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如何存在于文学中?文学,是否有可能敞开我们内心的复杂性,留下时代和写作者本人的这一面与那一面?这种可能,取决于我们能否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是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

再见,康科德。

再见,瓦尔登湖。

 

为何又是“最后一个”

 

当我站在张充和先生身边,看她为一幅字落款盖章时,我有点时空恍惚的感觉。这位九十八岁老人曾经的种种传奇,落在宣纸上而成书画之美。张先生书桌上,有几卷折叠好的字,其中一幅是完整的隶书《石门颂》,我爱不释手。先生见状,说这是我练字写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想要这幅字。先生便补了落款,盖章时说:我盖的章都有些歪,盖得正的就不是我的。在场的的孔海立、章小东夫妇都笑说是这样。

2009年初夏孔海立教授讲学途经苏州,我们第一次见面,谈得最多的话题是他父辈那一代文人,耳熟能详的孔罗荪、巴金、靳以、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说到筹备靳以先生百年诞辰活动,我这才知道海立夫人章小东是靳以先生的女公子,因此便说到小东的“苏州姨妈”张充和先生,说到张家所在的苏州九如巷。张先生曾在北京、苏州两地举办过书画展,我错过了观赏的机会。在网上看过她的几幅字,觉得今人写不出来了。我问海立,能否求到张先生的字,海立说没有问题。我想请张先生写“三槐堂”,季进想请先生写“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海立爽快答应了,我和季进喜出望外。10月,海立夫妇回国,把这两幅字带到了苏州。张先生很少写大字,这两幅字是做匾额用的,写小了不合适。这一年张先生97岁,两幅字古朴,力透纸背。小东说,写好这两幅字时,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正巧到张家,见了张先生的题字,赶紧拍了照,收在新近出版的《古色今香——张充和题字选集》中。

“合肥四姐妹”,是这些年来一个雅俗共赏的人物话题。三姐妹走了,张充和先生还在写字唱昆曲。有人说张先生是“民国最后一个才女”,此话大致不错。这些年我们常常用“最后一个”这样的措辞来形容人文学科大师的不再,这是一个压迫着我们无法喘息的问题。自然科学之外,人文学科的大师,少数像钱锺书先生这样贯通中西,多数都与“国学”有关。晚清以降,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缝隙越来越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开始现代转型,但那仍然是一个有文化传统做底子的时代,即使是那些“五四人”如胡适如鲁迅,其骨子里流淌的还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新时代,仍然有旧传统,仍然有旧文人。但这样一个状况在四十年代以后便逐渐消失了。只以学问论,似乎一代不如一代了。我曾经听小说家叶兆言说,他父亲比较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学问,说三十年代的觉得二十年代的学问好,四十年代的觉得三十年代的好,五十年代的觉得四十年代的好。这是个“等差级数”。但是,学问只是一项指标,学问之外,还有性灵、人格、胸襟、趣味等。这些要素,都逐渐的在当代中国人身上退化了。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实际上我们的生长背景是如此残缺。张充和先生这一代或者前后一代,可以不做知识分子,但可以做文人。其中的佼佼者,既做知识分子也做文人,这自然是少数。做知识分子要骨气,做文人要底气。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做不了文人,也做不好知识分子,不伦不类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张充和先生才因此成为“最后一个”。张先生的荣光,是在文化衰败的背景上发出的。诗书画和昆曲,在张充和先生那里不是技艺,是文化,是艺术,是精神,是一种人生方式,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无疑,张充和先生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但她传承了我们正在消失的文化和一种生存方式,至少再次提醒我们缺少什么。

当年张充和先生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考取北京大学国文系,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两个要点:张充和有专业“特长”,胡适先生等不拘一格。这次和张先生闲话时,她又说到这个故事。她到了北大以后,见到胡适,胡先生说:你的数学不好,要补补。她紧张地去了教务处,问如何补数学。教务处答曰:胡先生胡说。你已经考进来了,不需要补数学。她笑着对我说,如果补数学,她就不上大学了。张充和先生小时候受的旧式教育,做对子、写诗,没有学数学。此事,在今天也颇有意思。中国高考,也给有“特长”的考生加分,本意算不拘一格降人才。但许多考生,原本没有特长,为了高考,便去故意发展特长。当年张充和,并不是因为学不好数学才去发展“国文”这一“特长”的。今天高考乱象之一,就是本末倒置。这些年报考艺术类的特别多,原因就在于艺术类的文化成绩可以减低。一大批没有艺术特长文化成绩也有缺陷的学生便去报考艺术类。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没有文化,如何艺术?

教育功利化了,“特长”也成为一种工具。如此,“修养”这个关键词也就从教育的词典上消失。张充和先生到美国后,长期在大学讲授中国书法、昆曲。美国的一些大学还开设了这类课程。大学课程设置,有专业和非专业门类之分,非专业的应该多为通识类课程,人文精神的培养当依赖通识课程。而多年来,非专业课程的设置也一直意识形态化或者工具化。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与此不无关系。我所在的学校,曾经招收过一届昆曲本科专业学生,用社会资源办学,最终悲壮地结束。关于人文教育,我们一直缺少大的观念和制度的支撑,所以,一些教育理想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汉字的魅力不必多说,如果不书写,我们能否体会和传承汉字之美?这也是今天教育的危机之一。且不说理工科教学,在有关规定和检查制度中,中文系的教学都竭力要求使用PPT,虽然有所方便,但工具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教育的价值。大学教学中,板书这个环节逐渐消失了,连中文系的师生都不再写字而是打字,而是使用PPT,汉字的命运会如何?如果有这么一天,只要会写字就是书法家,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的面貌?

张充和先生的传奇故事,还与她的人生经历有关。在她的故事中,有胡适之、张大千、沈尹默、章士钊、沈从文、卞之琳等师友。说到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会令我们肃然起敬。沈从文先生是张充和先生三姐夫,到美国访问时就住在张家的楼上。张先生说,沈从文在楼上写了许多字,便翻出一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的册子,告诉我这是沈先生的字。她又说到自己的书法老师沈尹默先生。我在海立、小东的美国寓所见到一幅沈尹默先生为靳以先生的小楷长卷,觉得张先生的小字受她老师的影响。张先生兴致勃勃地说起两位沈先生的书法,她说很有趣,沈尹默先生写了一辈子的书法,但不练书法的沈从文先生的书法价格都赶上沈尹默先生了。我问两人的差别在哪里。她说她老师的书法当然好,但缺少变化,沈从文先生大胆、有生气。张充先生住加州时,胡适先生常常到他们家读书写字。说到一些细节时,张先生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张先生是一个有自己的文化圈的文人,一个人有成就的人常常都是这样。他们那一代人,各自有自己的文化圈子。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文化生态。我觉得张充和先生至今仍然生活在她那个文化圈中。靳以先生百年诞辰,是上海鲁迅博物馆主办的,小东也想请张充和先生为博物馆题字,先生说:我和鲁迅先生没有关系,就不写吧。张先生这句话让沉思良久。

在谈到张充和先生时,大家有兴趣的话题是他的婚恋。当年叶圣陶先生说,谁娶了张家的姐妹,都会幸福。想娶张充和的人大概不少,现在被说到的是诗人卞之琳先生的苦恋。但大家往往忽略其他。张充和先生的夫婿傅汉思先生时著名汉学家,我不知道他们生活的详情,但肯定是幸福伴侣。傅汉思先生病危的几个月,搬到楼下住,张先生在楼下照顾了六个月,当年张先生已经九十好几,这就是“老伴”。楼下茶几上的一本书,夹了一张纸条,张先生翻开来给我看,是张先生和傅先生的合影。张先生说:汉思走了。神情落寞惆怅。

张充和先生说,在苏州时她常常骑自行车去天赐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1930至1933年间,她从合肥回到苏州,再从苏州出发去北京。从九如巷出来,是五卅路南,左拐便是十梓街1号,那地方以前叫天赐庄,是东吴大学校园。我们问张先生是否想回苏州,再去天赐庄。她说想啊,心脏没有问题,但不知道能不能坐那么长时间飞机。她说她睡眠很好,但要分几个时间段休息,有时会在沙发上睡几个小时,醒来看书,再睡。她说她常常疑神疑鬼,晚上睡觉要开灯。过了一会,她又说“疑神疑鬼”。我们都笑了。我想,人到了这个境界,并不完全与现实有关。

 

返回与逃离

 

离开那座村庄,是我八十年代的开始。

我现在要脱下皮鞋,重返我从庄前那条小道出发之前的日子。我发呆的时候常常幻想幻想小时候在巷子里赤脚奔跑的声音,当我感觉脚掌和路面摩擦时,我知道我已经人到中年。我有时又觉得村庄又像一条船,我站在河岸上,看着小船顺流而逝。追忆生长我的村庄,就像我坐在码头上等那条小船返回,船上坐着我的同伴和我熟悉的乡亲。让我恐惧的是,村庄那么模糊,关于我和它的记忆越来越少,如同庄前的那条现在已经变得浑浊的河一样,两岸停泊的船也没有我当年屁股下面的体温了。我要恢复自己的记忆,写作,只是一种可能。

我曾经把自己的失忆归咎于历史与现实的压迫。在青少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企图逃离村庄,这是一个遗弃和遗忘村庄的历史过程。以前,文明的路程是离开乡村,现在,文明的路程是返回乡村,这中间应当有太多的环节,但在成为一个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后,我也和别人一样,省略了中间的环节。我至今不明白,同一条路,往返之间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在那个年代最向往的是改变自己的身份,过早地认同了别人的身份和记忆。八十年代开始了,我和许多乡村的孩子一样,有了实现自己身份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看起来只与一次考试有关,但它几乎是几代人煎熬的结果。从村庄中走出,也是一种反抗压迫,这是乡村孩子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感觉。少年的我仰望乡村的天空,所见几乎都是茅草屋顶,而现在,太阳下的黑瓦红瓦不管风吹雨打总是那样自在,可是,屋顶上已经很少有啄食和栖息的小鸟。改变的结果是复杂的。

在今天的种种论述中,乡村的我们被挤到了边缘,甚至被完全忽略。我在“我们”当中。二十多年来,我关注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记忆的讲述,在汉语写作中早已有了等级之分。在我读过的文本中,我们这一代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者,关于自我经验和记忆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中去了,而乡村少年的经验和记忆则几乎是边缘化的。在公共经验之中,乡村青少年的经验付之阙如。我为此焦躁不安,特别是当我关于乡村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关于大学的印象越来越糟糕,关于城市的摩擦越来越深刻时。

坦率说,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追忆和倾诉,从乡村重新出发,再返回大学校园。历史这根辫子早就被大家剪下来各自梳理。但我有自己的头发,而且也长得不短了,我有自己梳理的想法。我常常设想自己重新躺在田野里,头发中夹着碎泥和草屑。这个记忆是真实的,但它并不活在现实中。记忆为我制造了另外一种虚假的生活。

我现在重回自己的八十年代,也许过早,甚至好笑。不管怎样,我获得了一种叙述的自由,这个自由如同我在村庄前的河流中舒展身体。我和许多已经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一样,这些年来我们包裹得太紧了,我想裸露自己。但这已经是没有快感的过程,甚至连叙述的快感也没有了。我现在只想用写作的方式清算自己,因为这些年来,我们总习惯清算别人。

当我在文本中试图重返故乡时,我觉得我无能为力。我从心底里有些拒绝故乡,故乡也未全盘接受我。这种隔膜感我难以名状,有时甚至很糟糕。我发现,这多半应怪罪我,因为,三十年前我就有背井离乡的感觉了。是我想逃离那个村庄的,那个年代不想离开故乡的人肯定是狗日的。如有乡亲读到本书的这一部分,请宽肴我,一个你们看着长大的孩子。我在一九八一年就离开你们了,而在内心,渴望离开村庄的时间更早。我们彼此都生疏了,我和你,我和我们的村庄。

 

一九八一年,二十一岁那年,我终于离开村庄负笈江南念书,尽管学校不是我所期待的,但终究作为一个大学生上路了。从此,那个村庄在身后。

和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上大学的年龄显然大多了,但父母亲几乎还是把我当孩子,不知叮嘱我多少话。我提前一天往县城,翌日大早坐车去苏州。出门的时候,母亲说,等你们回来过年。说“你们”,是因为大弟弟也是那一年去南京读书,兄弟仨,两个出去了,再过两年,小弟弟也出门读书了。

等我们回去过年,这一等就是半年。时间是熬过去的,不必说半年,更长也不是问题,在乡下最容易熬过去的就是时间。但跨过空间却很难,甚至没有什么可能。从江苏的东台到江苏的苏州,坐汽车是大半个整天,早上八点出发,下午三点到达。花这点时间不算什么,可父母亲就是不能轻易地从东台到苏州。那时一张单程车票不到四块钱,这个数字不仅对父母亲,对我们村上的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数字。八十年代初的苏北乡村虽然开始有了点生气,但贫困仍然随着日出日落,没有作息。我到大学报到的当天夜间,同室的一个江苏如皋县的同学由他父亲陪着到了宿舍。他告诉我们,他父亲凌晨就起床了,骑自行车从如皋把他驮到了苏州。不坐汽车,省下了三块多钱。所以,读大学四年,很少有家长到学校来看自己的孩子,也很少有同学会在学期中间回家。我们都等着回去过年。

寒假终于放了。提前订票时我盘算了一下,如果坐车到县城,需要到表姐家住一宿,第二天才能回家,既折腾人家也折腾我自己一夜;我索性买了去安丰镇的车票,到那里再转汽车,顺着安丰到时堰的公路,中途下车再走一段路,前后大约一个小时就能到家门口,坐在家里吃晚饭了。订好票,我写信给父母亲告知自己返乡的日程。那些年的寒假短,二十天不到,而且放得晚,差不多到了腊月底。我到安丰镇时,小站的公路上挤满了人,我下车后的第一趟车怎么也挤不上了。又等了一个小时,从县城路过来的汽车,在小站停了,门没开。卖票的工作人员和司机说了几句,车就开走了,车厢已经没有再上去一个人的空隙。这是最后一班。我提着一包行李,里面是带回来看的书,准备过年吃的一盒麻饼、两盒云片糕和半斤软糖。

我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小站的人都走光了,我还站在那。三十里外的村上,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弟弟都在等我。我知道他们都在等我。但没有电话可以打给他们,说我没赶上汽车,说我不知怎么回家。小站周围的灯亮了,我熟悉的乡镇夜景逐渐恢复在我的视野之中。如果正常乘车,我现在应该自己家的灯光下。这时,有个中年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我身边,问我去哪,他可以送我。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快要过年了,就三块钱吧。我再问可不可以便宜点,他说不能够再便宜了,快过年了,工钱不一样。他还说,现在是回乡过年的高峰期,你即使等到明天早上,从县城过来的车也不一定会停下来,这里不是始发站,何况你在镇上旅社住下来又要花钱。我出去读了半年书,读了半年《现代汉语》,普通话仍然不够标准,但回到家乡时一下子又没有能很快恢复讲方言,踏自行车的人肯定判断我是在外面工作的,终究不肯还价。但我口袋里确实只剩下两块钱零几分,坐不起他的自行车。这人看我不吭声,就失望地走开了。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到底步行了多少时间,终于走到了村口,走到了家门口。凛冽的寒风最初还能穿过我的后背,但很快从脚底开始升温,背后逐渐有汗。我庆幸自己这学期没有钱买皮鞋,去苏州时我带了一双凉鞋、一双布鞋和一双球鞋。从苏州出发时我就脱下布鞋换了球鞋,我知道家乡刚下过雪。如果像现在这样到哪穿着皮鞋,那天夜间我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软软的鞋底贴着没有完全冻僵的地面,我始终快速地走着,我的膝盖知道半年的等待能否尽快地终止完全取决于我的步伐。我左右手不时换提背包,手累了就把背包搁在左右肩膀上。三十里路,我在东头,父母亲在西头,等我走到村桥头,就到家了。

听到有人在桥南叫我的小名,然后又朝桥北喊:“厚平回来了”。是我大姨的声音。

“王尧回来了。”母亲在桥北说话了,她叫我的大名。

 

当我现在这样叙述一九八二年初回家过年的情景时,依然记得自己心中不仅有对村庄的惦念,也有终于走出村庄的兴奋甚至荣耀。那时的内心,关于自己、村庄和未来的想象尚未成为后来常有的“现代化叙事”的一部分。

在我要接近村庄时,我想起自己高中毕业从镇上回到村庄的那个晚上。在“安时路”的另一端就是时堰镇,我在这个镇上的高中毕业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我回到村庄之前,家住公社信用社的同学约了几个同学去他家吃饭,临结束,信用社主任出来这样对我们说。不仅是筵席,以前的一切都散了。回乡之路只有十五华里,但那时我觉得仿佛走过了自己的一生。一九七七年七月,这是一个不同于一九八二年冬天的晚上。天空明净,所有的星星目送着我。田野、农舍、知了、青蛙、麻雀、蛇,一如既往在我的身旁身后。中学毕业了,我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回乡知青”。明天干什么,我不知道。我突然想起偷偷读过的《苦菜花》、《红旗谱》,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候会可能会去“闹革命”的。我和稀奇古怪的人物、事情遭遇,幻影像蠓虫一样飞来飞去。此后的几个夏天,我仿佛都在公社通往大队的路上行走。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阶段都有一个心理瓶颈,即使过去了,但突破瓶颈留下的痕迹终究难以消除,于是身上就有了“老年斑”。 从一座桥上走过时,我把脱下的短袖挂在水泥栏杆上,毫无目的地仰望天空俯视河水。我局促的内心越来越空旷,就像收割了稻子之后的土地,被耕耘过一遍,可麦子还没播种。回乡了。在十五岁那年离开村庄到镇上读完两年中学以后,我回乡了。——我正在写作中的小说所叙述到的日子差不多就是我十五岁之前的时光。当一只脚踏上庄前大桥时,我在想出路,心思已经离乡了,因为回到村庄不是我的出路,离开才有出路。

许多年以后,至少是十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一个场景一段对话令我潸然泪下。好像是拍某铁路开通的事件,在火车通过的村子,一个少年在山坡上牧羊,记者问他:你大了干什么?答:娶老婆。问:娶了老婆以后呢?答:生娃娃。问:娃娃干什么呢?答:娃娃放羊。问答的大意是这样。我和我的乡村少年伙伴其实也曾是这个在山坡上放羊的娃娃。乡村的生活就是如此循环:娃娃放羊,娃娃生了娃娃,还是放羊。不同的是,我到了镇上读高中,有限的书本和与乡村形成差别的小镇生活向我昭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在这样的意识中,那根长久循环的链条上有一节开始松动。

 

在我读大学后的简历上,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到一九八一年七月这段历史几乎是空白。此时,我的身份是“回乡知青”。这个身份和“插队知青”不一样,它对一个人的工龄来说是无效的,城乡差异在这两者之间显露无疑。生活把许多不平等留在了我成长的日子里,即使在后来的生活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之后,我的笔下仍然抑制不住悲伤的情绪。写作和成年后的生活仿佛总是离不开最初的底色。如果按照今天流行的“底层”概念,“回乡知青”是在“插队知青”的“底层”。镇上许多同学后来插队了,他们是空降到“底层”的,命运对他们不公,是因为他们被甩出了原先的生活轨道;而我们这些“回乡知青”,在胎里就已经生活在别人后来才挣扎的轨道上。很少有人会比较最初秩序的毫无道理。,我们无法抱怨在乡村长大,因为没有人可以抱怨自己的父母,乡村孩子是不会抱怨比自己挣扎得还厉害的父母的。我和少年伙伴,常常衣衫褴褛,但即便是衣服上的一块补丁也是从父母身上剪下的;我们总是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做作业,太强的灯光反而刺激我们的眼睛,但这盏灯的煤油还是从另外一盏灯倒进来的,我们的父母在黑夜中打发时光。在那样的日子里,世界上总有光,没有煤油了,我们等待晨曦,在鸡鸣的时候起床背书;世界上总有温暖,衣服单薄,我们凑在灶堂口取暖……在从公社回乡时,在逐渐走近村子时,我看到了烧黑的煤油灯捻子,灶堂红彤彤的火苗。

在可以预设的未来生活中,参军、做民办代课老师和学手艺做匠人是我可以选择的道路。我们这代人是在崇拜军装的年代长大的,大学第一学期我带去的春秋衫便是一件绿军装。我首先想选择的是参军,戴着大红花在鞭炮声锣鼓声中从村前大桥走出去,沿着那条向南的道路,越过田野,往公社再往县城。这条路径是我的许多长辈走过的,他们还时常穿着褪色的旧军装在田地干活,部队生活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成为他们在乡村生活的政治资本。在我熟悉的那些退伍军人中,多数人在退伍回乡后再也没有走出过县城,军营是他们到达的最遥远的地方。我自然羡慕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战友,那些在部队提拔了的老乡。几位做了排长、连长和副团长的老乡,以另外一种姿态回乡探亲,他们的老婆不再是我熟悉的农村姑娘。这对一个乡村的孩子有太大的诱惑力。读初中时,邻居的一个亲戚从部队回来过春节,他穿着海蓝色的尼军装,披着一件尼大衣,英俊威武,给我强烈的心理震撼。

但是,参军的念头很快波动。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在一九七六年暑假的一个晚上,我在大桥上乘凉时听别人说起了,而且这个消息来自他上海的亲戚。也是在这个夏天的晚上,在县城化肥厂工作的一个老乡回到村上,他坐在巷子里,拉起二胡来,曲子是《洪湖赤卫队》中的一段。这些杂乱、零星的信息,预示着往后几年时局的变化。当高考终于有点突然恢复以后,我已经回乡务农了。“读书务农,无上光荣”这是初中升高中时的作文题,做这道题上了高中,高中毕业了,这道题不在纸面,而在田间。匆忙的高考,失败了。我因此成为一个负面的例子,上高中成绩好不一定能考上大学,考试也有考运。贫寒的家境不容许我像别人那样专门在家复习,尽管父母有这样的意愿,但还是去做了学校的民办代课教师。除了教初中语文,还教一个班级的数学。很少有人愿意上副课,我又兼了生理卫生课的教学。那天讲到生殖、生育常识时,我的脸色泛红,说:同学门自修这一部分内容吧。

 

八十年代到了,在我从乡村的小道上往返学校与村庄之间。代课不会固定在一个学校,这学期在这所学校,下学期就可能到另外一所学校,完全视学校缺编的情况。在村上的学校代完课后,我到了邻村吴堡大队学校代课,教语文、体育和化学,从一个春天到另外一个春天。这个村子虽然和我们村是田靠田,但生活更困难。那是一片低洼地,姓吴的人家很多,但不知道为何叫“堡”,这个词在我们那一代很几乎没有用处。课余时间我很少在村子里走动,它的灰暗和破旧对我刺激很深。

一九七九年秋季开学后,收缴学费和书本费成了一件难事。在规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女生,成绩非常好的班干,没有交费。我把她叫到办公室,她哭了,什么也不说。我了解她姐妹特别多,母亲身体不太好,但学校没有减免的意思,只能催她了。隔了两天,下午第一节课,铃声响起时,她提了一篮子鸡蛋,放在讲坛上,说:“先生,我先交一篮子鸡蛋。”这个村上的学生和老师不称教书的“老师”而是喊“先生”。我不知所措,让她回到座位,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到地上。下课后,我把这篮子鸡蛋送到厨房,我们几位老师买下了。

在冬天还没有到来时,我基本上每天返回家中住宿,第二天清早再赶去学校。所谓早出晚归。这年的秋天和冬天,我吃了太多的野兔,并且开始有点习惯吃羊肉。我们那儿养羊的人家特别少,我很不习惯羊身上的味道。收棉花的季节,田野和天空一样空旷,打猎的蹲在干涸的水沟里张望,等待野兔野鸡出没。通常是在傍晚放学时,那个打猎的中年人提着野兔来到学校教师办公室。这种情况下,我便留下吃晚饭。这是我最早适应的AA制,留下吃饭的老师平摊这只野兔的钱,账记在那儿,发工资时扣除。有些老师从不留下吃这顿有红烧野兔的饭。起初我也有点犹豫,但同一个办公室的几位语文老师说,你怎么能回去吃饭。我便留下,后来就成为吃野兔的当然人选。当时代课,一个月的收入是8元,如果是民办老师则在12元左右,而公办老师是29.5元。一校三制,即使民办教师的工作量超过公办老师,待遇也是如此。可在当时,8元,12元的月收入在乡村算是比较高的了。这可能就是打猎的人总是把野兔送到学校办公室的原因。乡下还有一个说法,做老师的嘴谗,不是干部,没有人请,又成天讲话,嘴吧里没有滋味。有了几次旁观别人杀野兔的经验,我也学回了杀野兔。先用小刀削开野兔嘴巴的皮,再用一根钉子把野兔的嘴巴钉在树上或者墙上,然后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分别捏住野兔嘴巴的皮往下拉,开始缓慢,等过了野兔脖子这个位置,一使劲,一块完整的野兔皮就脱落下来。这个时候,除了老师,学校已经没有学生。冬天的残阳并不如血,深褐色的野兔挂在树上,鲜血顺着躯体往下滴答。我有了一次亲自动手的经验,再也不敢做第二次。在深冬到来,当我看到打猎的人又提着一只野兔跑到办公室时,我借故回家了。我走出村口时,回头望望我背后的村庄。在这所学校代课结束后,还有其他代课机会,但我放弃了。在父母的坚持下,我准备集中精力复习迎考。为了生活,父母亲廉价卖掉了几根准备造房子用的屋梁,买主就是我代课的吴堡村上的一户人家。

我要告别这个村子,这所学校。这个学校的树上,曾经挂着一只野兔,我剥下了它的皮。还有一篮子鸡蛋,不是在讲坛上,而是压在我的胸口。

 

在那些苦闷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秋冬之间在棉花地里乱窜的野兔。我自己在地里拾棉花时,也曾经惊动过野兔。我觉得自己就像慌张的野兔,不知往哪里逃生。

我的心思在乱窜,尽管还在村中,但我的心思已经遥远。当今天在说着许多思念故乡的话题时,我知道自己其实不是在留恋故乡,而是在重新寻找我所希望的东西。这个“东西”因我的情绪而变化。思念是真实的,但也只是在思念之中。夸大了这样的思念,其实是虚伪的。我已经无法说清楚那个村庄是什么。在重新返回我生活的历史时,我只清楚地知道,我想离开它。

我向往南方。南方,实在是一个对我有诱惑的地方,因为我经验当中的幸福生活常常是与模糊的南方连在一起的。长江以南的南方太遥远和辽阔了,我的心思在江南一带。

所谓江南,我的见识抵达之处只有浙江的杭州和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即便是这样几座城市,我多少年积累的印象也十分肤浅。对苏州的了解,除了园林丝绸这些常识外,就是“北兵营”,村上的不少人当兵都是在那个兵营生活、战斗的。我后来上了大学,特地从阊门走到那个叫“北兵营”的地方。这个兵营在苏州的城北,不远的西北处就是郊外,姑苏城外寒山寺。我的一个表伯父在大军过江的时候随部队到了苏州,这是我在苏州唯一的亲戚,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只是听他的母亲,我的大姑奶奶说起。等我后来到了苏州去见这位伯伯时,才知道他在苏州的吴县,要坐很长的公共汽车才能到他工作的单位,一个叫什么轧花厂。我是坐了公共汽车去的,这个厂当时效益还不错。我见到了伯父,他也很快识别出我,说我哪里哪里像我的爷爷。等到我大学毕业时,这位伯伯离休了。等我工作几年后再见他时,他开始为儿子的工作发愁。一样的江南,但生活的秩序已经发生变化,我在一九八一年当天踏进伯伯的家门时,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孩子在几年之后会想我一样会为自己的生计发愁。苏州的昆山,也是我对江南有印象的地方。我经常听老人说,村上有不少人,在解放前常常到昆山帮人干活,用船在河里罱泥。大一年级时去昆山,当时的印象是这地方不比我们县城好到哪儿。至于常州,它的“东方红”手扶拖拉机是我在七十年代见过的唯一现代化的农业机械。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一家是从无锡下放到我们公社的,无锡的泥人、油面巾什么是她常常惦念的东西。这位个子不高、胖胖的女生是我们班唯一讲普通话的同学。

我已经决定改考文科,可选择的学校和专业不多。尽管我自己盘算时想到苏州去,但是苏州只有江苏师范学院有我想读的中文系,中文系也只有一个专业叫“汉语言文学教育”。所以,在后来填报志愿时,我在第五也即最后一个志愿填报了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我想,以自己的成绩是不会录取到这个学校的,况且又是最后一个志愿。我有过代课教师的经历,我已经失去了做中学教师的兴趣。因此,只是为了凑数,迫不得已填了这所大学。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师范专业大学生免除学费,当时我的家境贫困,即使读师范也得借钱。前面四个志愿,我填报了南京和北京的大学。最终,竟然被我认为无论如何也不会录取到我的江苏师范学院录取了。这是一九八一年的暑假,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为自己的失败声泪俱下。在进入这所大学之前,我在心里已经和它构成了紧张关系。我以极不愉快的心情去和这所大学谋面,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我一生中的最大遗憾之一,是被这所大学录取。这样的情绪或许狭隘,然而我始终无法抹平,这与其说是对现实的不满,毋宁说因为理想的失落。没有一个人会记恨自己的母校,我也是这样,我始终对哺育自己的老师怀有感恩的心,但当母校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种种具体的环境、人和事时,我的内心依然无法放松自己和这个校园的紧张关系。爱自己的母校,并不意味着不能表达对她的不满。其实,我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而是由这所学校感觉到一种大学理想的失落。事实上,中国的大学并无根本的差异,但是大学校与小学校之间还是有境界之分的。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正在为自己的一个论文集补写后记,我如是说:“当年报考大学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最终被第五志愿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为此抱怨、遗憾多年。在求学、治学的路上,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诸多师友都曾给我思想和学术的滋养,让我常在浑浊之中呼吸到他们清新的气息。我对一些事物的坚守和抵抗与此相关。因此,这本集子同样表达了我对南大诸多师友的敬意。”

南方的想象在我收到了那份录取通知之后破灭了,我所理想的专业道路也随之幻灭。我到镇粮管所去迁移粮油关系时,遇到了高中同学的哥哥,他说:你考上了师范?也好,可以转为城市户口了。想必这句话是安慰我的,因为在当时,城市与农村户口的差别还在天壤之间。但这句话却深深刺痛了我,原本就重压我的身份歧视,在我的户口可以转到城市而因此改变我的身份时,我并不能祛除我身上的烙印。

另外一个更大的困境仍然在我往江南动身时就缠绕我,以当时的政策,读完大学的师范专业,差不多还要回到我原先的地区。我只是一只风筝,它或许被放飞得很高很高,但那根长长的线随时可以把它收回。我仍然在麦田之上,在乡野的天空。

 

向往南方的想象中,上海令我战战兢兢,所以在后来填报志愿时,我没有填上海的高校。

在我青少年时期,所有生活的奢侈品都来自上海,当我从庄前那条小路往县城时,我带的生活用品,还是以上海产的居多。

牙膏。我读初中时开始每天用牙膏刷牙,偶尔用的牙膏是上海的“白玉牙膏”,这个牌子的牙膏远比“中华牙膏”在我们那儿流行。在供销社是买不到这种牙膏的,它太紧缺和昂贵了,必须找到熟悉的朋友才能买到。在出嫁的嫁妆中,如果有两支白玉牙膏,所有的人但会羡慕和侧目,如同看妇人的两颗金牙。白玉牙膏的客子即使用来买废品,也比别的牙膏壳贵些。牙膏壳、破布和各种鞋底是少年时用来换麦芽糖的三宝。如果有白玉牙膏壳,我会单独挑出来对卖糖的老人说:这是白玉牙膏呢。老人便会再多切一块麦芽糖给我。

自行车。村上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外公几个村干部在五十年代末合伙买的,等我在一九七四年学会骑自行车时,第一自行车早已散架不知残骸在哪。外公说,县人民政府给村上颁奖了,一只挂钟。外公几个人去领奖了,捧着挂钟走了半天带一夜,早晨才把挂钟挂到了村部。可能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外公他们学骑自行车,然后又凑份子买了一辆自行车。外公跟说这件事时,已记不请自行车的产地,想了想说应当是上海产的。那时只有上海产自行车?想必是这样,常州的“飞鸽”是在多年以后才有的。在七十年代,自行车无疑是奢侈品,犹如八十年代初期城里的小轿车。如果有骑自行车到村上来的,通常都是公社以上的干部,或者是邮电局的邮递员。我们村上有三辆自行车,书记一辆,学校校长一辆,还有位在县城某工厂上班的老陆。我曾经向老陆借过一次,刚学会骑自行车,跃跃欲试,听到自行车铃声响了,忍不住跑到老陆家,说:借我骑一圈,就一圈。老陆竟然爽快地借给我了,二话没说。老陆家住庄北,我由北往南,过了桥,一直骑到学校门口。这是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了,身高一米七五,不要趟车,跨上车,左脚一蹬,车轮就转动起来。我萌生买一辆上海“凤凰”自行车的想法就在这个夏天。在外村代课的那些日子,我也很想有一辆自行车来回,但这实在是太奢侈的想法。等到一九八二年,读大学二年级,有自行车的同学开始多起来。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凑了一笔钱,合买一两自行车。当时,常州的飞鸽牌也很流行,但在商量买什么牌子时,我毫不犹豫地说:买“凤凰”吧。

“飞马”和“大前门”香烟。我现在还没有戒掉香烟,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如果追溯历史,或许与我少年时期对“飞马”和“大前门”香烟的迷信有关。这两个牌子的香烟,特别是锡纸装的大前门香烟是不敞开供应的,需要有关系才能买到。这个状况持续了不知多少年,后来不抽这两种牌子了,流行上海产的“牡丹”香烟,也仍然要找关系才能买到,八十年代中期仍然是这样的状况。当时一般的人都抽几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有海绵醉的香烟很晚才在我们村上稀奇地出现,因此,拣香烟屁股,是我读小学时常干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冬天,文艺演出和电影多,一散场,就可以钻到凳子下面拣香烟屁股。如果拣到二十个,是很大的收获呢。五个烟屁股相当于一支香烟。剥掉卷纸,将烟丝揉散,再合拢到一起,就是一盒烟丝。抽水烟的人,把烟丝塞进烟斗,抽纸烟的人,用烟纸卷好就是一支香烟。

仅仅是牙膏、自行车和香烟,就把一个繁华的上海打造出来了。在一九七五年的暑假之前,我从未有过某一天能够去上海看一看的想法,因为当时我连县城也没有到达。这年的暑假,我随船到了县城,我拿着勾刀,在县城体育场跑道外,将茂盛的杂草成片割下,再运到船上。这些草是用来沤渣的,它和河泥混在一起发酵,用来肥田。这是中午,城里的人都在午休,我和几个伙伴站在操场上,挥汗如雨。体育场的入口处在南边,有水泥框架的门,门前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将县城一分为二。过了桥,马路的右边是县委的家属楼,左边是一所中学。五年以后的一九八0年九月,我到这所学校补习。偶尔到体育场散步背书,总会想起自己拿着勾刀站在跑道上的样子。在临近考试的前两个月,我在东方欲晓时,会独自一人,悄悄起床,出了学校门,过了小桥,站在体育场入口的门下,借着昏黄的门灯读书。这时,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有靠近上海的机会。

一九七五年县城的模样已经让我进了大观园,不必说未去的上海将会给我带来怎样的观感。我同学的小姨和小舅在上海工作,过年时常常到这边来。他们的衣着打扮和我们显然不同,而且观念也不一样。我们在春节的那一天,即使有病,但绝对不能吃药的,因为大年初一早上起来就吃药实在是不吉利的。我去同学家时,他的小姨打喷嚏不停,同学的舅舅就把药拿出来,说感冒了,赶快吃药。同学的妈妈说,大年初一,吃什么药。上海的姐弟俩都笑了:姐姐还迷信呢。弟弟倒了水,姐姐吞了药。因为有亲戚在上海,同学家的糖果和我们村上的人家都不一样。我们吃硬糖他们吃软糖。软糖是牛奶糖,我吃了以后才知道牛奶就是那股味道。我不喜欢软糖,不仅是味道,关键是会粘在牙齿上,很难受。但软糖的糖纸我非常喜欢,可以用它折成一个舞蹈的傣族姑娘,有几年我特别喜欢折纸。

我那时非常奇怪,上海人为什么每年要到乡下过年,不必说生活上的差异,光是路途劳顿就非同寻常了。而且要来,都是成双结对。终于有一天,我从同学那里知道,上海的住房太拥挤了,他的小姨和姨夫、小舅和舅母也不能经常住在一起。舅舅结婚很长时间了,还不能怀孕,舅母归咎于不常在一起,即使在一起也十分慌张。这样的说法,在我到苏州以后,完全认可了。我从小巷子里走过,看到贴着红双喜剪纸的窗户,里面是个很小的房间,不用进去看就知道它很小,因为整个房子就那么大的空间。多数城里人也用马桶,早上的公共厕所从来是拥挤的。即使在苏州这样已经算文明的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厕都异常肮脏。这样的状况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观。一九八二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下了火车站,才知道当年对上海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在不堪拥挤的人群中想,城里人也可怜啊。

 

所有的向往,其实都是对贫困的释放。

在一九八一年那个躁动不安的暑假,我开始准备去读大学的行李。尽管那不是理想之地,但毕竟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当时村庄的收入,要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凑齐是不容易的,还要买一张去苏州的汽车票。首先是要置一只箱子,当时的村庄根本没有皮箱子的概念。父母亲找到了几块木版,木匠朋友到家打了一只木箱,又带到镇上,父亲的一位朋友帮忙油漆了,拿回来时,感觉就像嫁妆。这个箱子直到我大学毕业时带回,我的小弟弟带它去读书了/有往来的亲朋好友来道贺时,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有的送热水瓶,有的送洗脸盆,有的送袜子等。当时送十块钱,已经是很厚重的礼了。生活必须品差不多齐全时,我还是坚持带上了高中毕业后就开始穿的一件绿军装,这是我最得体的一件上装。一九八一年秋天到来时,我就穿的这件上装。家里人知道,我还差两样东西,一块手表,一双皮鞋。但我已经觉得很满意了。父亲想起,他年轻时候曾经穿过一双皮鞋,从箱子里翻出来,发现鞋底已断裂了,鞋帮与鞋底也差不多脱落。我还是好奇地穿了,在堂屋里走了两三步,皮鞋终于散架了。

 

记忆并不弥漫阳光,否则,我就不必背井离乡。记忆并不缺少温暖,否则,我就没有返回的勇气了。

从那里出来了,再说那里,其实很难。因此多年来我总是以复杂的心情对待九十年代以后曾经蔓延过的“怀乡病”。人们由对现实的恐惧与回避,转而返身乡村,这当中有太多的无法对应的部分。乡村和乡村经验是复杂的。一个在当下无法安宁的人,复活他的乡村经验后是否就能悠然见南山,我是怀疑的。只有选择经验与记忆,我们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乡村经验与记忆并不单一。如果只是惦念乡村的单纯与温情,这样的怀乡对来自于乡村的知识分子来说驾轻就熟,沿着这条道路返乡几乎太容易了。但我们回不到那里了。贫困和寒冷的记忆从未在我的生活中消失过。虽然如此,我还是带着温暖上路的。许多人都理解错了,贫困和寒冷本身并不能滋生暖意和善良,只是因为极端之下的美好德行是维持生存的唯一理由与力量才让我们刻骨铭心。而今天的乡村也已经并不单纯。

但乡村确实给了特别的力量。我在九十年代初期写作《乡关何处》,一本关于散文的书,对所有涉及乡村生活的作品都有特别的敏感,我在现实中滋生的种种复杂情绪在关于乡村的文字中获得了呼应,至少我会在文字中目睹我熟悉的景象。但我很快发现,如此连接乡村并不能丝毫减少现实对的我困扰和冲击,我其实只是回到了我曾经有过的少年乡村记忆,而不是回到乡村,甚至更不可能回到现实的乡村。少年的乡村记忆即使没有遗忘,没有不经过筛选和改造,也只是乡村经验和印象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不仅和我当下的处境,也和身后的乡村现实有遥远的隔膜与距离。我后来越来越明白,无论我自己如何在乡村记忆中流连忘返,其实与现在的乡村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知道自己的缅怀其实只是在抒发自己,我也直截了当地认为那些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倾诉对乡村热爱的人,应当意识到自己的夸张甚至虚伪。当然,我毫无疑问地期望读者对我的乡村叙述保持警惕。

这似乎和八十年代一段时期不同。那时,城市是乡村的参照,在陈述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时,知识者通常是以乡村为典型的,仿佛一切的愚昧、落后都可以在乡村找到标本。关于乡村的书写者,大致是从乡村出来的人,曾经在乡村的人,路过乡村的人,以及没有这三种经历而想象乡村的人。我属于第一种,从乡村出来的人,有我这样经历的写作者如果进行此类写作,无疑是抑制住了自己的部分乡村经验,特别是其中的童年记忆,但呈现了另外一部分的乡村经验与记忆,即由对乡村的不满而生发出的批判性。距离和新的背景,也让我看到了故乡的丑陋。当我们以城市为参照,特别是以现代化的标准为参照来观察、纪实与虚构乡村时,只是以用一种被建立的价值观来建构我们以为的乡村,这其实只是构成了乡村的一个参照物,而与乡村无关。乡村并未按照我们书写的方式运转。这样的写作,也延续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知识界,逐渐发达起来的“现代性”压抑和改造了我们的乡村经验与记忆。

由乡村到更大范围的乡土,一直是知识者的书写对象。鲁迅有《故乡》和他的少年伙伴闰土,乡土文学字新文学以来绵延不决。鲁迅提到的那批乡土作家,我只是1987年的夏天在贵阳的一家饭店见过蹇先艾先生,我坐在他的邻桌,贵阳的朋友说那位老人就是蹇先生。我当时觉得我和他不是相邻而坐,而是隔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也在苏州见过高晓声,他因为写了陈奂生成为乡土文学的大家,我读大学的时候常读到论者由他说到鲁迅和赵树理的论文。

或许,当一个人已经离乡之后,见诸于文字的乡愁无论如何浓烈都免不了苍白,因为所有的乡愁是从自己的内心需要而不是从故乡出发的;故乡只是你的咏物;如果你不能回到出发地,回到你的故乡扎根,一切的倾诉和想象只能在胸中低回,我们只存活在记忆之中并且不断修改自己的记忆。根本无法贴近那里的地面,地面上腐烂的稻草麦秸枯叶只是我们记忆中的残存物,而贴着它们的是农民的鞋底,不是我们放在客厅的皮鞋和旅游鞋。

尽管我有这样的意识,但我还是要从离乡说起,因为我的八十年代是从离乡开始的。这样的返乡会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当时的乡村与我,坦率说我并无把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我以前的生活也熟悉而陌生了,而我生活了二十年的村庄几乎也快面目全非了。

 

许多年以后,我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中读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什么样的,而是要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应该好,好,好上加好。”这是王安忆对陈卓然、南昌一个对话场景的描述。他们的“不知道”和“知道”,困扰了他们这一代,也困扰了我们这一代以及比他们和我们更年轻的一代。——我在“不知道”和“知道”中离乡又返乡。

 

在台下张望和聆听

 

1981年3月,苏州作家陆文夫到北京政协礼堂参加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典礼时,我正在苏北的乡下等待高考预考的成绩通知单。这一年,陆文夫的小说《小贩世家》获奖。几个月以后,我带着一只新油漆的木箱和一床新被褥,辗转到县城,挤上长途汽车到苏州念大学。在车子颠簸到苏州城北时,我看到了远处斜着的虎丘塔。当时我对苏州文化的了解,仅止于园林、刺绣、评弹和唐伯虎等常识,因为爱读小说,知道这座城市现在有个写小说的陆文夫,以前有个叫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

苏州给我最初的印象破败而狭小。这座城市如同几个拼在一起的小城镇,砖瓦、小桥甚至连流水都是旧的。它曾经繁华,因为有过经久的繁华,城市给人的观感有不少衰败杂乱的痕迹。但这毕竟是繁华后的衰败,和我经历的一贫如洗的荒凉不同,而且,这座城市起死回生的气象已初显端倪。课余假日,我和同学出了学校门,通常从小巷子穿过,踏着青苔,绕过断垣残壁,收音机里出来的琵琶声与行人若即若离。苏州烟水缥缈,朦胧而宁静,但也失之沉闷和冷清,评弹的旋律增加了这座城市的动感。我读书的大学,有多处欧美风格的建筑,大学围墙之外的小街道上也零星散落着几座旧教堂及洋房,这些建筑和苏州一贯的粉墙黛瓦极不协调。但不管怎样,我呼吸到的是旧文化而不是新文化的气息。

我曾经一度对我所在的大学和城市感到失望。正在蓬勃发展的苏南乡镇企业已经改变这个城市的面貌,也在改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我们远离在那些大城市蔓延的文学热和文化热,我在安静的校园,散淡的小城里体验着处在文化边缘的压抑与失落。这里没有交响乐,没有画展,没有话剧,也没有沙龙,一切都比别的地方慢了半拍甚至一拍。我们只是从报纸、杂志、广播和在周末看到的电视里,感受着外面的气息。比邻的上海和遥远的北京,则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读书的同学,不时兴奋地传递他们又看了什么演出、画展,听了谁到学校讲演的消息。而最令我神往的是,在北京、上海读书的同学,能够随时买到新书,经常听到作家讲演。买张火车票到上海的南京路新华书店淘书,对我们学生来说是奢侈的,更不必说去看演出画展听作家讲演。在一次系科召开的新生座谈会上,我提出是否可以邀请一些作家到我们学校讲演,如果远处的不行,能否邀请苏州的陆文夫老师和我们同学见见面?其他同学随即附议。主持会议的老师说,请陆文夫老师可以想想办法,外地的作家等他们路过苏州的时候找机会。这样一个承诺让我和同学兴奋地期待着。

就像在乡下等待电影放映一样,我等待着路过的作家,等待在不远处的陆文夫从小巷深处走出。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剧作家陈白尘先生。1982年的5月29日上午,我们停课到学校大礼堂听陈先生作学术报告《戏剧漫谈》。那时还不流行讲演一词,海报和主持人都把此类讲演称为“学术报告”。陈白尘先生当时的身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名誉主席、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现代文学史的作家。陈先生从后台入场的方式很特别,他先是挥手,然后双手作揖走到台前,在持续的掌声中入座。陈先生是那种一讲话就能够给人震撼的作家,他的从容、大度和无拘无束都是我后来很少见到的。陈先生开场白云:我不怕讲错话,我也不怕有人给中央写信。他好像还说,有人写信了,但王震同志肯定我。他尚未进入主题,我们在下面就开始死劲鼓掌,会场气氛异常活跃。

在两个多小时的讲演中,陈白尘先生介绍了雾都重庆的剧运,又点评了新时期的戏剧创作情况,举重若轻,幽默风趣,不愧是一代讽刺剧作大家。当时的校刊新闻说:“他在谈到近年来的戏剧创作时,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党正确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剧坛出现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又严肃批评了文艺界一度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以及文艺领域里的其他一些不正常现象”,陈白尘是在二十多年前讲演的,他怎样歌颂又如何批评,我完全记不清楚了,记忆犹新的是他的气度与开场白。

八十年代初很少人有照相机,我也就毫无可能站在陈白尘先生边上合影了。我对陈先生的敬重,还源于我对他的散文集《云梦断忆》的喜爱。我在后来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和《询问美文》的写作中,都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研究和论述的对象。陈白尘先生“文革”期间曾在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干校放鸭,散文集《云梦断忆》记叙的就是他在向阳湖的生活。许多年以后,2003年的4月,我特地去向阳湖考察,还特地去了陈白尘先生在干校的旧居。12日上午我先到原文化部干校总部,现在的向阳湖奶牛场。这地方设有“干校”生活展室,照片、实物均有。冯雪峰和郭小川的故居都在总部。随后去《人民文学》、商务印书馆所在连队的住址。十里长堤,在雨中一片泥泞,这就是当年的“五七”大道,到“红旗桥”时雨更大,这座桥是当年“五七战士”自己所造。上工时,战士们举着红旗从这里过去。陈白尘先生所属的十三连在一个村子里。一进村,无数的狗在叫。墙上有不期回报的歌词。我找到陈白尘、绿原、李季的故居,商务馆的集体宿舍、食堂、阅览室等,都是红砖瓦房。陈的故居已有乡亲居住,屋里一群自由自在的鸡和鸭子。我在屋檐拍了张照片,雨水顺着屋檐直下。我后来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大雨,返回。我听到了鸭子的叫声。这不是错觉,三五成群的鸭子,在田边,在湖中。看不到放鸭的人。当年那个在这里放鸭的剧作家陈白尘已经故去,这些鸭子大概也有些是他放养的鸭子的后代。”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简单地用“伤痕”来形容陈白尘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而新时期文学却是从写“伤痕”开始的。说来也是凑巧,我大学毕业留校以后见到的第一个讲演作家是刘心武先生。在钟楼的外语系阶梯教室,刘心武作了《关于我国当代小说创作及其在国际文坛的影响》的讲演。会议是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卜仲康教授主持的。我印象中,刘心武先生穿的夹克衫,讲演时的风度如同我们在后来的“百家讲坛”上见到的一样。听报告的人很多,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刘心武刚从联邦德国、法国等访问回来,他的报告自然结合了域外的见闻与观感。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在自己工作笔记本中找到了当时听报告的记录。刘心武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有引以为自豪的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优良传统。但是,就小说创作,特别是当代小说创作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着一定的距离,被国外翻译介绍的作品不多,在当代国际文坛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刘心武说,世界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绝不能自以为是,凭主观想象来臆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必须正视世界,正视生活,正视自己,冷静观察,深入思考。我们的作家必须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为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创作一些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来。我现在能够记得的梗概就这些了。

这是1985年的11月1日,苏州的秋日和往年一样美丽。而这一年,中国的文坛则是天翻地覆,后来我们知道,这一年,中国的小说“革命”了。

 

从我们学校的大门出去,是一条叫十梓街的路,顺着这条路走五六分钟的样子就靠近了陆文夫的住所。临近马路的苏州沧浪区实验小学南面,有一处在苏州已经算是很高的楼群,那里面有一套房子,住着陆文夫一家。——这个方位是一个熟悉陆文夫的老师告诉我们的。我们当然不可能贸然造访,倒希望有哪一天在马路上走的时候能邂逅散步中的陆文夫。我们见过他的照片,如果遇见,一定会认出他来,但这样的想法总是落空。

终于有一天,我爬上了去陆文夫家的楼梯。1983年暑期开学后,我送一篇习作给我的老师范培松教授,请他指正。范老师说,我们一起去看陆文夫吧。我小心翼翼地跟在范老师的后面,敲开了陆文夫家的门。我当时非常慌张,在范老师和陆文夫交谈时,我站在客厅里东张西望,有两顶书橱但书很少,桌上放着一盒香烟,是“琥珀”牌,这是当时很普通的香烟,我们同学偷偷地抽烟,常常是到后校门的小卖部买这种“琥珀”牌香烟。我大概除了叫一声“陆老师”外,没有说第二句话。等过了几年熟悉他之后,他因为患肺气肿已戒烟,而“琥珀”这个牌子也消失多年了。

1984年3月,“陆文夫作品讨论会”在苏州召开。

我以为会见到高晓声,但他没有与会。会议开始的时候,有人读了高晓声的书面发言《与朋友书》,这篇发言后来发表在1985年的《雨花》上。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陆文夫越来越熟悉,但只在台下看见过高晓声先生一次。前年有朋友编辑出版高晓声小说选,提出用拙作充当序言,我自知文章浅陋,但还是答应了,只是想以此表达二十多年前一个学生在台下听高晓声讲课的崇敬之心。高晓声是1999年7月去世的,同年第5期的《收获》便发表了陆文夫的《又送高晓声》。我在读《又送高晓声》时,想起了高晓声的《与朋友书》,想到了他们这一代作家的人生、友情和境界。陆文夫说他和高晓声从相识到永别算起来是四十二年零一个月,而他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1957年的6月6日在叶至诚的家里。1957年以后的中国,把太多的磨难给了陆文夫这一代作家,此后“探求者”各奔东西。我无法想象高晓声、方之和叶至诚他们在“文革”后再次相遇的情景,但在1984年3月2日,当陆文夫、叶至诚和因为“探求者”案而受牵连的艾煊等几位一同出现在学校大礼堂的台上时,我坐在台下,已经体味到云起云落的历史况味。

高晓声出现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是1985年11月4日至7日的某一天晚上。在“艾煊作品学术讨论会”召开的空隙,高晓声和陆文夫联袂出现在学校大礼堂的台上。

在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的榜上,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名列前茅。因为“陈奂生系列”,高晓声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是在他还不断写着陈奂生时就确定下来的。当时高晓声的声望如日中天,很少有人能够企及。那天高晓声先生穿着毛线衣,罩一件外套。我在台下看高晓声,感觉他就像我们村子上的一位长辈,有一种亲切感。批评家吴亮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不管高晓声今后的小说将产生何种变异,他的裤腿上将永远有着使人难忘的乡下佬的泥巴。——高晓声给我的印象便是如此。高晓声的普通话带有比较重的常州武进口音,声音比陆文夫洪亮许多。他在讲话中说到了身上穿的头绳衣,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的方言中也有“头绳衣”这样的说法。高晓声显然是会讲话的那类作家,很沉着,热情但不洋溢,透着轻松和幽默的气息,如果记录成文,应该是《陈奂生上城》那种叙述口吻。一个人讲话的腔调是会影响文字的。在我今天的记忆中,已经没有他当年讲话的具体内容,但他的神态、语气和简洁的动作始终挥之不去。高晓声讲完,轮到陆文夫。在已经被高晓声逗笑以后,陆文夫的讲话仍然不时赢得掌声。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主题可以先行”,并作了自己的解释。如果说高晓声是明亮的幽默,那么陆文夫则是冷峻的幽默,他们俩的小说其实也是这样不同的风格。讲演结束后,我听范伯群教授和范培松教授议论,说原来担心老陆讲不好,高晓声太会讲了,但这次老陆讲得不错。

 

张弦第一次出现也是在1984年3月2日讲演的礼堂。

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也是1980年获奖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这样算起来,张弦和高晓声、陆文夫是“同科状元”。1984年的讲演,是几个作家合在一起的,每个人的讲话都不长。八十年代初苏州的街道、宾馆、礼堂还不像现在这样亮堂,印象中他瘦,而且黑,头发留得比一般人要长。当时我们都不能留长发,留了长发的同学在去中学实习之前照例都要剪去。坐在礼堂前排的同学回到宿舍还有人议论张先生留长发的风度。张弦先生的声音深沉,特别有磁性,语速、节奏轻重缓急有度。我工作之后一次在南京听人闲聊,说到张先生的声音,在场也有人说张先生的声音富有磁性,而且特别容易打动女性。我们这样议论张先生的时候,他已谢世。

一年半之后,参加“艾煊作品学术讨论会”期间的第二次讲演,张弦发挥充分,台下的学生提问不少。讲演结束后,我随车送他回招待所。在路上,我问:张老师,你觉得我们同学提问的水平如何?张弦顿了一下回答我:感觉一般,没有想的那么好。我随即说:时间太紧了,有些同学来不及提问。

即使在二十多年以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和张弦在车上的简短交谈。他的回答,对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是个很大的打击,我随即补上的那句话潜台词很明显的:提问的未必代表我们同学的水平,没有提问的同学中也有水平好的。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从十梓街往道前街的路上已经空空荡荡,商店关门了,行人稀少,我觉得自己也空空荡荡。

那时,我们不可能知道也无法理解《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获奖背后的争议。2006年冬天我因做“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去访问崔道怡先生,他借给我一本他的大著《方苹果》。书中有《小说评奖琐忆》,记录1981年评选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讨论。我读后方知《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争议最多的作品。主持会议的张光年提名了这篇小说,说自己:“看了两遍,开始很感动,认为它写得相当有深度”,“两个月后重看,又觉得作者写的是角落的角落,没有接受一点新生活的光照,取材太从稀少事物着眼了。”冯牧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写得深刻,有点儿近似《祝福》,但有一点格调不高,迎合社会上的小市民趣味。”所谓“格调不高”主要指的是小说的性描写,比如草明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强调生理本能,表现性欲冲动,会在青年人中起不好的作用。”唐瞍则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意图好,但效果不好,社会效果与其艺术意图正好相反。我们应该把裸体与黄色分开,不足为训。”反对这种批评意见的王蒙说:“我认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不是黄色,完全不牵涉到性不可能。”袁鹰肯定这篇小说“写几千年封建的压迫,写清了,写得深,是物质的贫乏,精神的荒芜。作者并没有迎合低级趣味,如果去掉,也成禁区,连这一点都不成了吗?”孔罗荪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看了两遍,没有感到动物性的东西,艺术上也是好的。”见仁见智的都是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

这些都已经是旧话。但八十年代文学的成长历史及其复杂性,却在这些争论中呈现出来。崔道怡先生出版这本著作时,张弦也已经成为古人。如果当年就获知争议的内容,以我读大学时的性格,一定会冒失地问张弦先生:您怎样看待这些争议?

 

陆文夫在我们学校出现最多的一年,就是在他的作品讨论会召开期间的1984年3月。在有了《美食家》这样的作品之后,陆文夫已成为新时期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在讨论会召开期间,陆文夫两次到学校讲演和座谈。他在讨论会上有一发言《却顾所来径》,回顾自己的创作,这篇文稿可以在他的文集中找到。

在学校讲演时,陆文夫说了三点“秘诀”,回答了一个问题。三点“秘诀”是:一要看得清,二要想得清,三能写出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尽写“小人物”?陆文夫说:有人说我写的“市民文学”,不算什么重大题材;也有人问我为什么在小说中尽写那些“小人物”呢?这只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苏州,平时接触的人大多是“小人物”,我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这是其一;二是写历史的人总是把少数“不平凡的人”写进历史,众多的“平凡的人”就只有作为作家的我来写进小说中去了。从早年的《小巷深处》到《小贩世家》再到《美食家》,陆文夫大致写小事写小人物,因此被称为“小巷文学”。当年如果有“底层文学”这一说法,估计他可能被推为“底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了。

在1984年3月的讨论会上,艾煊先生说,他看了陆文夫的《美食家》一夜未眠,他给陆文夫写了一封信,说当年韦应物被称为“韦苏州”,你可以称为“陆苏州”了。在《美食家》发表后,陆文夫的名字和苏州,也和“美食家”的名号连在一起,有不少熟悉陆文夫的人写过他和美食的话题。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流行给企业写报告文学,饭局也多起来。一次在得月楼用餐,我和陆文夫同桌。席间,饭店的经理出来敬酒,把掌勺的厨师也叫了出来。这两位站在陆文夫的身边,经理指着一道菜问:这道菜做得怎样?桌上的人都放下筷子,只见陆文夫从容地夹菜到嘴中,过了片刻说:好。大家这才松了口气,跟在后面说好,好。经理微笑,厨师鞠躬。

学校的大礼堂不断翻新,各色人等从这个台上走过,如演出一般。我也从台下到台上,台上到台下,有时还恍惚在台下看台上讲演的作家们,我对文学世界的张望还留在那个不大不小的台上。2001年和林建法先生主持“小说家讲坛”时,也曾想过请陆文夫再返学校讲演。我每次陪来校讲演的作家去拜访陆文夫,看见他的身体状况如此之差,就不好再开口。

2005年6月,陆文夫病重时我曾去医院探视。他侧卧在病床上,好像睡着了。我和管阿姨轻声说了几句话,陆先生可能感觉到有人来,睁开一只眼睛看我,很快闭目,又无力地摇头。过了两周我再去看他时,照料的人说陆先生脱离危险了。

我离开医院时想,我们或许还有长谈的机会。2004年春天,北京的李辉约我为陆文夫编一本图文并茂的画传,收入他主编的“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中。我想了一些问题,到先生府上请益。我问他用了宗福先推荐的药效果如何,他觉得很好。那天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这次谈话改变了我对当代文学史上一些人和事的看法,在条件允许时,我想发表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谈话录。我迟迟没有写好这本书,一是陆文夫的照片很少,有待收集;二是被“聚焦”的人物多数是作古的文化名人,我想到曾经动员莫言配合出一本,莫言说:不行,要折杀我。我不想“折杀”陆先生。我和李辉的计划是2005年上半年出版陆先生的这本画传,只是陆先生一过上半年就走了,这本画传最终未能写成。

在南京开追思会,我们向陆文夫遗像默哀后一坐下,遗像便从白色幕布上落下。

陆文夫先生真的走了。

在我们学校讲演过的陈白尘、高晓声、张弦、艾煊、叶至诚都走了。

 

姜广平作品

 

姜广平,男,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作家、著名评论家、教育学者。以对话体文学评论在当代文学批评界独树一帜。主要作品有小说《河边的女人》《逃离一座城市》、文学评论集《经过与穿越》等。现主持文学杂志《莽原》《西湖》“作家对话”和“文学前沿”专栏。

 

母亲的灯亮起来

 

全家往江南搬迁的时候,我突然对我那住了许多年的房子生出了无穷的留恋。

虽然这几年一直硬着心肠在外面飘泊,天南海北几乎都走遍了。虽然时时觉得外面的世界有点那么无奈,可世界的精彩却使我无法抗拒。但毕竟老婆和孩子还都在苏北乡村,这样一来,家就还在那片朴素的土地上。现在,我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接受我们全家的地方,老婆孩子便也须和我一起去到那个美丽的江南小城了,那么,家,就得搬了。

突然之间伤感就涌上心头,突然之间就觉得这个家如果不搬该有多好。家园的芬芳与温馨一下子像一个质朴的乡村少女一样让我生出无穷的留恋。我真的就要离开这里了?我真的就要在另一片陌生的地方安顿下我下半辈子的一切?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吗?我能在他乡生活得很好吗?林林总总的缠缠绵绵与凄凄切切,一下子涌上心头,拂之不去。

离别的感觉就这样牵牵连连,牵扬挂肚,一副小家子气。但我没有办法。就算我不是那种易感的人,但在又一次挥手离别自己生活了很多年的土地时,我无法不动游子情怀家园之思。

那么就搬吧,把能搬的全搬到车上。

差不多全搬好了的时候,老婆孩子也已经上了车,汽笛不断地在催我上车离开,可我还是走到房子里,打量着空落落的屋子。这时候,我的心就像这空落落的房子一样空空落落。

忽然看见了旧沙发角旁的两盏灯。这两盏灯一直放在角落里,很长时间里谁也没有理会它们,要不是搬家,它们很难让人发现。

我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眼泪便悄悄地溢了出来,再也没有能控制住。

这是我结婚的时候,岳母给我们的礼物之一。

那是两盏玻璃罩灯。我们进入洞房的时候,岳母替我们在洞房里点亮了那两盏灯。

那时候,岳母说,要的,什么时候,我都要给你们灯的,这是规矩。我们这儿嫁女儿都这样。你们一人有一盏灯,有了灯,你们今后的一切就都亮堂堂的了。

岳母在为我们点灯的时候,脸上是那么地虔诚。

我很早就没有了母亲,到我大学毕业时,我家仍然一贫如洗。我记得爱人第一次到我们家看我父亲时,我对她说,你瞧,这就是我的家。那时候,灿烂的女大学生照亮了我的破旧的小茅屋,我伏在她的肩上,悄悄地对她说:你现在要是选择离开还来得及。那个灿烂的女大学生什么也没有说,回转身,吻住了我。

我是在我的岳母家结婚的。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的岳父岳母为我和他们的女儿举行婚礼的情景。

那是一个大雪天,我们家竟然没能有一个亲友和家人来参加我的婚礼。路远是个借口,我知道,母亲去世后,维系这个家的亲情纽带便消失了。我本来对这门亲事也没有什么指望的。惊人的贫穷让我对幸福不敢抱太大的企望。生活就是这样,穷人对幸福的想象永远不能成长为一棵大树,永远只是像小草一样俯伏在大地上。

那一天,我在喜悦中带着一股浓浓的失落。我多少次翘首望着来路,总希望家里的人能在这种时候如期而至,我的父亲,我的哥哥,或者姑姑与叔叔他们。可是,一直到晚宴开始,都没能有一个人来。我就要流泪了。妻子温柔地安慰我说,不要紧的,他们也许是忙,也许这大雪把路堵住了。

婚礼结束后,我们在一个晴好的日子离开了岳母家住到了我爱人的学校里。我用自行车带着我的新娘走了。第二天,爱人的弟弟骑车来了,将我们不方便带的东西全都带了来。其中就有那两盏灯。

爱人的弟弟说,妈妈一定让你们拿着,说这两盏灯到什么时候都不要落下。

我心里好一阵激动。

我双手接过,小心翼翼地将这两盏灯放在一个屋角。

以后,每到我们结婚纪念的这一天,岳母都会为我们点起这两盏灯,一边嘴里念叼着,一切都亮堂堂的,一切都亮堂堂的。

以后,我们搬了好几次家,我都没有舍得将这两盏灯丢了。记得有一次是从校内的平房搬到楼上去。我们想:这两盏灯就扔了吧,不要带到那漂亮的楼上。可是,来帮我们搬家的岳母仍然替我们带了来。

现在,我又看到这两盏灯了。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两盏灯,放到一个脸盆里,然后走出了我们生活了多年的屋子。手中有母亲的两盏灯,心里也好像一下子踏实了许多。

到车上的时候,妻子看见我拿了这两盏灯,便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它干什么?

话没说错,儿子都十岁了。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我没有说话。我很小心地把它们放到我们的座椅下面,然后,坐到妻子的身边。

汽车呼地一下驶出,载着我们往南方去了。

在车上,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说话。全家人也都没有谁说话。我已经搬迁过很多次了,多年以前我从家乡小镇搬迁到我妻子工作的学校。这一次是从一个异乡搬到另一个异乡,一个更远的地方。我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怎么样,但我相信会走好的,因为,在我的心里,母亲的那两盏灯永远亮着。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拿出电话,拨通了岳母家,接电话的正是岳母。老人略带沙哑的喉咙让我倍感亲切,我在她问了是哪一位后立即喊道,妈妈,是我。

岳母听出了我的声音,连忙问,家搬好了吗?

我说,我们搬好了,我带上了你送我们的灯。

我便再也没有能说下去,我流泪了。在岳母一迭声的好好好好中关上了手机。

 

怀念乡村

 

怀念乡村就是怀念养育我们的土地。

我有十几年的时间是在乡村生活的。我结束乡村生活仅仅是两年之前的事儿。我原以为走出乡村以后我是不会再去回忆那片曾让我倍生感喟的土地的。毕竟,乡村与乡村的诗意是完完全全的两回事,一个人在那个环境里生活是一种很沉重而又很疲惫的事。我于是想忘记乡村。

但是我想错了,感觉从来没有一天是这样跟着自己走的。

这一年来,我的心总被一样东西牵扯着。

当我的眼睛厌倦了都市的水门汀的建筑,当我的眼睛里看到越来越多的灰色代替了绿色,我才终于明白了,被我牵挂着的,是土地。

在乡村,我在一个中学里教书,但我每天都能看到土地,每年都能看到乡镇的大街上堆满了从田野里收割出的稻麦。那一种成熟的金黄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着太多的诱惑,它们散发着田野的气息,在整个小镇的上空飘扬。你看不到稻麦,却闻得着那种田野里收获上来的固执的芬芳。

我也就能每年都看到土地里的庄稼怎样变成香喷喷的米饭而被端到桌子上的。有时,我甚至会和我的父兄姐妹们一起收割与脱粒。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年的秋收季节,秋天的黄昏降临到田野,西天的光亮与东方的暗淡竟然是那么明显。农人们像穿着两件外套,对着夕阳的那一边有着发毛的光亮,对着东边的这一边,则是浓重的黑影。我庆幸自己能见到这样一种真实而奇异的风景。这是一种实在的生活。这样的日子真好,它让你见得着,也放得下心。明明白白地知道我们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明明白白地知道这一年的气候有没有影响这一年的收成,这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有好几次,我坐在米囤旁吃饭,心里特别有底气。即便是在风雨大作的日子里,我也不太担心有人从我的手里抢走这样的日子。有时,我会像一个农民一样从米囤里捧上一捧白花花的大米,这时,我就感到特别幸福。我知道了,明天的日子其实就在这大米里,我于是放心了,倒头睡觉;站起身走向我的讲台,给农家子弟上课时,心里也就倍感踏实。我在农家子弟的眼里看到土地,看到庄稼,也看到我的影子,我就知道我与土地是何等的亲近。这种日子实在而饱满。

来到都市已经好几年了,可渐渐发现远离了乡村后,就像被悬在半空中一样的心里没底。土地在哪里?不知道。大米在哪里?也不知道。

 

琴  桥

 

我第二次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我从未如此动情如此贴近地凝视这座城市。六年前,我第一次走进都市,第一次以一个从苏北来的乡村教师的身份走进这座城市应聘一家国际学校的教职。当我在那个隆冬岁末,走在繁华的中山路上时,我不由对自己生出了很多疑问,一个最大的最能让我回答不好的问题是:我能走进这座城市吗?现在,这样的疑问是没有了,第一次的匆忙与慌乱也早已经消失殆尽。但我知道让自己真正属于这座城市其实并不容易。

第一次,我是一个过客。是在我还没有准备好都市经验的时候冒失地走进这座美轮美奂的都市的。尽管当时我们的校长以一个北方大都市人的心态非常骄傲地说了句非常有气势的话:从大连走到宁波,等于是从城市走到乡村。但我仍然无法改变我对宁波的那种膜拜心理。我不知道大连是如何地繁华,但我眼中的宁波委实是无法让我这个在一个苏北乡村小镇呆得太久的人抬起头来的。

当然,现在,我并不是就能抬起头面对宁波了。面对宁波还是得有一种心情,一种姿态,一种准备。

终于,我又在宁波谋到一份职务,我连忙给宁波的诸多好友发去了短信,说我即将来宁波了。可能的话,我会在五月这个开花的季节走进宁波。

说及这些朋友,我只能非常佩服他们,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他们中有安徽人,有湖北人,有山东人,有甘肃人,有江西人……他们硬是以一种硬着头皮呆下来的精神,成就了他们成为一个宁波人的梦想。

我非常怪我自己当初就这样匆匆逃离。逃离一座城市。就像作家姜广平的一篇中篇小说的题目一样。

然而,非典肆虐,我未能如愿以偿。以致作家艾伟在来信相询时都有点责怪我怎么说话不算话的味道了。他哪里知道,非典是我的一个漂亮的借口,我仍然未能找到走进宁波的绝好的心情准备。这一次,我不能糊弄我自己。虽然,这次我是从一个江南小城出发,但我得认真地走进宁波。不采取认真的态度,实在是一种对宁波的亵渎。

我于是非常认真地从朋友那里找到一辆桑塔纳,将我的破电脑、一点衣物、几箱旧书都装了进去,然后,让我的妻子与儿子相伴,和我一起开进了宁波。

没想到单位没有让我歇一歇的样子,第二天便打来电话让我上班。

单位在琴桥旁边租了一栋写字楼里的最高层。我的办公桌靠近窗口,抬起头就能见到美丽的琴桥。琴桥的造型就像一架竖琴,桥的旁边还有一架非常庞大的音乐喷泉,喷泉的中央是用大理石雕琢的一架巨型钢琴。奉化江静静地流淌,江边是美丽的音乐广场,花草遍地,煞是好看。

我妻子也是一个非常喜欢体会都市风味的女人,她曾和我一道,在白天走到草地上,走到巨型钢琴旁,用目光抚摸着美丽的琴桥。

当然,妻子不像我那么幸运能够在一个夏日的晚上占据着一座写字楼的最高层。

是的,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君临天下一般地俯瞰这座美丽的城市。

琴桥尽收眼底。

音乐广场尽收眼底。

奉化江尽收眼底。

我的目光温情地抚摸着这座我曾经生活过现在又再度走进的城市。没有人知道我对这座城市有多么地热爱。真的,我爱这座城市。我得告诉你,六年前,当我一不小心地走进这座城市时,是这座城市培养了我的城市精神,是这座城市整个地将我淘洗了一番。她培养了我的城市精神,也终于让我有了漂泊的心性,因为,六年来,我再也没有看中哪座城市,没有一个城市能够比得上宁波的美丽。深圳缺少一种神韵,珠海少了一种精神,无锡似乎有点杂乱,而其他小城弹丸之地不值一哂……

全不及我的宁波。

似乎,这六年漂泊,全是为了再度走近她走进她。

难怪,因为,我早已经将这座城市当作了我精神的故乡。

现在,我回来了。

今夜,城市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了,而我醒着,我的电脑醒着,我的指头醒着,我的心灵醒着……

手指在键盘上跳动,我的心曲在文档上流淌。

突然灵感骤至一般,我疯狂地跑向楼梯,冲出了写字楼。然后,肃然而小心地走向美丽的琴桥。

站在琴桥上,然后,我倏地回过头,看向我的写字楼。

整座写字楼,只有我的窗口透出美丽的柔和的灯光。

她真的像母亲为我点亮的灯盏,母亲的灯亮起来,照进了我的心灵。我看着我的灯光和我的窗户,刹那间就想流泪。

而我却必须要有这样的姿态与心情。

这是一种仪式。面对我的宁波,我必须举行这样的盛大的心灵仪式。

我得让自己站在琴桥上,看向那座非常高大的写字楼,我要让那座写字楼告诉我:

在今天,在这个晚上,在美丽的宁波,有一扇美丽的窗口,属于我!

 

看电影

 

毫无来由地想起小时候看电影的事。

记得那时候,为了看一场电影,会早早地扛上板凳到村子里的前庙门广场上占上一个位置。傻傻地等上半天,到了晚上才能看上电影。有一次,有人骗我们说今天晚上大队里放电影。那个人说得很认真,一点没有骗人的样子,我们于是便兴奋地扛着凳子一路小跑到前庙门广场上,一路跑一边嘴里嚷着,看电影!看电影!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才知上了当。扛上凳子回家时,还有点不舍,屡屡回头,看公社的电影船有没有到。却从没有想到要去跟那个骗我们的人计较一番。

那时候我们对电影的行情是十分关注的,一般情况下,都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电影。我们甚至会傻傻地跑到公社电影队去问今晚在哪个大队放电影。到了晚上,便邀上几个伙伴,一起走到那个村子里看电影。

看电影时,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譬如,会与那个村子里的一帮孩子打起来。打就打,等我们村子里有电影他们过来看时,我们同样会给他们颜色看。当然,打架也不是经常的事,有时,说不定,他们会多拿几张凳子早早地放在那里等我们去。

到外村看电影时大都是站着看,人挤在一起。好像要的就是那份感觉。后来,自己村子里有了电影,也会学着到村外去看电影的样子很自在地站着看而不要扛凳子。有时还会笑话那扛了凳子看电影的人。

我们很不介意怎么看电影。只要看到就行,即使是站在银幕的后面,一样地看得津津有味。

有时候,邻村放电影,我们去看时,会遇上一件麻烦事:那个村子和我们的村子隔着一条河。摆渡的放映前会将我们送过河,可电影结束时,他老人家已经睡得昏天黑地,怎么大喊大叫也没法。于是就脱掉衣服,将衣服托在手里,然后游过河去。对了,忘了告诉你,我们可都是游水的好手。像我,六岁时,就能一个猛子扎下去几米远。我们有一种游泳的姿式很特别,一只手举着,身子几乎和站在岸上一样,直直地立在水里,另一只手划动着,双脚不停地踩着水,我们叫这种游游泳方式叫踩水。几个伙伴们一喊,喂,我们踩水过去吧!那边答道,行咧!于是便脱了衣服踩水过去。等到了对岸,上得岸来,甩甩身上的水珠,又将衣服穿上。而那些托在手中的衣服,竟然没溅上半点水珠。

看电影很积极的往往没有女孩子。到外村去看电影就更不会有她们了。

现在想来,那哪里能算是看电影?但我们知道那就是看电影。看电影往往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看,就是看的过程中遇上的那些事,甚至包括打架。那种看电影才叫有味道。

我们自然是无法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了。小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像一个城上人一样美美地坐在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那种感觉就好像做了一回皇帝。可后来到了城上,能经常到电影院看电影了,却突然发现,看电影已经不是一种很有味的事了。有时候偌大一个电影院却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在看电影,放映员还放得那么认真,既觉得无趣,又有点心疼。当然,放映员在哪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一场电影下来,也没有换片,他也不出来喊话。一切按电影票上的时间进行,到点儿了,开始放映,结束了,一个个啪啪啪地从沙发椅上站起来,离场。真的寂寞而无趣得很。

现在与以往还有一些不同,现在的电影院里要推出一部什么大片,广告早就做得铺天盖地,大红大紫。尤其是片花,做得非常精致,很有诱惑力。但我们却一点也不会心动,因为这样的电影,票价肯定很高。而到电影院隔壁的音像商店里转一转,竟然就能发现那部大片的光盘早就有了,于是掏上几个钱,买一盘光碟回家,放到电脑里看,照样看得津津有味。虽然知道那肯定是一个盗版的光盘。

说来有点为电影感到失落,怎么也想不通现在的人为什么就不喜欢好好地看一场电影了。露天电影就更没有人看了。记得以前,哪怕是寒冬腊月,只要有电影可看,就不会怕什么寒冷。就更不必说下点毛毛雨什么的了。

于是便又想起一次在雨中看电影的经历。

那一天,村上放电影,不料中途竟然下起了雨。先是小雨。在放映机打出的光柱中雨脚能看得清清楚楚;后来,雨渐渐地大了,光柱中的雨脚变得密密麻麻,放映员打了伞在放电影。嘴里一边嚷着要村民同志们回家,明天继续在蒲塘大队放电影。可没有一个人想离开,大家似乎听不到放映员在讲些什么。一个劲儿地专注地看着电影上的那个看了少说也有几十遍的《渡江侦察记》什么的。直到大队党书记在话筒里大吼大叫了,大家才悻悻然的撤了,嘴里还一个劲地埋怨书记今天怎么变得这么不讲道理,平常还好好的一个人。这种时候,走在最后的一定是我们。这时候,我们都围住放电影的桌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放映员们将带子倒好,装进箱子里。而放映员哩,一边嘴里叼着烟,一边认真细致地收拾东西,那样子,别提有多神气而又多风光。那时候,我们觉得,天底下最了不起的人就是电影放映员。

关于露天电影的事,其实不只是我们那地方有。但我们那地方的露天电影后来被一些人写进了小说,写得饶有兴味。这一来,似乎我就没有必要再多讲关于电影的事了。

我有两个朋友,在他们的小说里都写到了看露天电影的事。

一是刘仁前,他在《香河》里写一个男青年做了另一个男青年的替身站在放电影的桌子旁边,一个来相亲的女青年在暗处观察,最后,相中了。后来,恰恰是替身与女青年结婚了。那女的就认那个替身,怎么说都不转弯。于是成就了好姻缘。这种故事,洋溢着温馨与幽默的效果,很让人舒心。

另一个朋友是毕飞宇,他作品的乡村电影似乎特别多,写得既充满张力,又充满了想象力。像《玉秀》里那场露天电影,就充满了暴力与血腥。做大队支书的王连方,因为王家庄到处有他的洞房与新娘,因而他下台后,他的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就遭殃了,在看电影的时候被人暗算了。玉秀,还有孩子一样的小妹妹玉叶,被人拖到草垛旁有组织有预谋地轮奸了。读起来,让人心疼得不已。

还是这个毕飞宇,在小说《怀念妹妹小青》里的那场乡村电影不但暴力,而且充满了恐怖,充满了绝望的悲情。因为,就在公社电影放映队来王家庄的那个晚上,高家庄的人来报复了,而年幼的妹妹,因为手心几乎全是疤,滑得厉害,从哥哥手里脱手了,因而惨遭踩踏。这样的乡村电影,用小说中的话说,“是那样的恐怖至极”。

 

冬天里的玫瑰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认真地审视一下植物?

江南的冬天一点儿不像冬天,不但没有料峭寒意,甚至仍然满眼绿色,俨然是蓬蓬勃勃的春天。

这一天,一个叫林艺力的二年级小学生因为要学写一篇观察植物的作文,便缠着我到小区的绿化带观察一种植物。我于是牵着林艺力的手,去到楼下寻找要写的植物。谁知满眼的花花草草,满眼的高树灌木,阔叶的、细叶的,却没有一样是我认识的。既然连我都不认识,当然就无法写。于是便只得再向前找我们认识的植物。

我们走过了一丛丛灌木,走过了一株株大树,最终在小区的东南角停下来了。

我们看见了一株玫瑰花,接着,我们看见了又一株玫瑰花。

再接着三株、四株、五株……

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竟然有五株玫瑰花!有一朵是盛开的,还有一朵打着朵儿,近前一看,花枝上还有一个小小的花蕾,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缩着头长在枝头。她们在寒风中,虽然像一个在冬天里没有穿足衣服的人,有点抖抖索索地,然而却仍然是很精神地立在一丛丛冬青与黄羊的旁边。

地上的草皮,可是枯黄一片,只偶尔间杂了点绿色。一个老人蹲在地上,用小铁铲割一些大蒜。老人家好兴致,在这小小的绿化带中,竟然辟出一片空地,盖上些稻草,然后种上了大蒜。

我们看见了玫瑰花。我们料定这就是玫瑰花。但我们还是有些把握不定是玫瑰还是月季——这两种花竟然十分相像哩!于是便问老大爷这是玫瑰还是月季。

老人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这是玫瑰。你们瞧,玫瑰刺儿多,刺儿也大,瞧她的茎上,满是大刺,月季可不这样。再说,月季的枝干要细,也要高一点。

我们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伸手进去想摸一摸,不想,竟然被刺一下。林艺力穿着厚厚的裤子,竟然也被刺到了腿子,一个劲儿地喊疼哩。

冬天的玫瑰到底没有春天的玫瑰那么滋润、鲜艳了。然而,红红的花苞仍然像火,在那一片冬天的绿色中非常显眼。

回到屋里,林艺力非常迅速地写下了一篇观察作文。而且,他还要我帮他上网搜索更多的资料。这样,连我也对玫瑰知道得更多了。

玫瑰又被称为刺玫花、徘徊花、穿心玫瑰。她的中文得名非常有意思:“玫瑰”这个词在康熙字典中指的是“彩色石头”,尤其是红色石头。从国外刚输入红色玫瑰油时,中国人不知其所由来,以为是石油的一种,所以汉语误称为“玫瑰油”,后来又由此误称其花为“玫瑰”,并流行开来。其实,“玫瑰”之名也是古已有之。司马相如子虚赋》:“其石则赤玉玫瑰。”这是写珍珠了。《急就篇》里云:“璧碧珠玑玫瑰瓮。”颜师古注:“玫瑰,美玉名也,或曰,珠之尤精者曰玫瑰。”

本来是四五月开的花,没想到,现在已经是农历十一月,隆冬季节,却能绽放赏心悦目的花朵。

突然想起宋代诗人杨万里写玫瑰的诗:“别有国香收不得”,可这江南的冬天,照样将这样的“国香”收入了自己的季节与怀抱。秋瑾称其“占得春光第一香”,谁又能想到,在冬季的天光下,这一脉春天的香气,竟然与蜡梅那样的冷香同样芬芳呢?

第二天,下起了雨。江南的冬天,雨下得细致而缠绵。兴致也特别好,没有停的意思。因为下雨,这天就显得有点寒冷,也才有了冬天的一些寒意。然而不浓,反而让人更觉得舒适温暖。我骑着自行车,行驶在细雨中,突然又想起昨天的玫瑰,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能经受得住这样的冬雨?昨天,林艺力那个孩子想要摘,我阻止了。可现在,这雨,说不定倒要让花凋零的。于是,我特意从小区的东南角拐了拐,想看一看那花儿是不是还在开着。

没想到还在,在开着。那花儿没有凋谢。在雨中,那一朵最大的花朵,轻轻地抖动着,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是雨儿敲打着叶片儿哩。

在这样的冬天,在这样的雨中,竟然能看到这样鲜艳的玫瑰花,也算是一种奇迹了。虽然诗人说,既然冬天已经来了,春天又怎能遥远。然而,在冬天的江南,在这样的玫瑰花枝上,春天似乎一直没有离开……

然而,我又无法弄明白的是,春天,为什么不离开江南这一个地方呢?

 

风  景

 

我天生不是一个对风景敏感的人。

我感受风景是在很久以前我父亲的画室里。

那时,父亲拿着一本画册对我说,喂,是否想学画风景?

试试看吧!我说。那年,我十岁。

拿起碳笔,打开画夹,我才知道我对这东西不会感什么兴趣。

爸爸,这是什么画儿!也太没有意思了。你看,这个人就这么站在那儿,样子也太小了。他站在这儿干什么? 那桥和桥下的流水真不好看,灰灰蒙蒙的。天上那个月亮不明亮。这个窗子,歪歪斜斜的,我看也不像是人家屋子上的。我很认真地对我的爸爸说。

孩子,这便是一种—— 一种什么呢?该说是一种境界。但你不会懂。这样说吧,你不认为这很漂亮吗? 你听听这几句话,你看怎么样?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我摇了摇头。我不懂父亲在说什么。

父亲无可奈何地合上了画册,叹了口气,说,孩子,将来你要是有出息,也不会是在艺术上。一个对风景不敏感的人,他的感情世界也一定是贫乏的。

我记得我当时听了父亲的话后,是怔怔地坐在凳子上,眼睛定定地看着面前那张大而白的画纸。

后来是—— 我把手中的碳笔轻轻搁在画夹上,走出了父亲的画室。外面,很好的阳光。

后来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时光的流水差不多欲将这尘封的记忆冲走时,而我们一家也发生了极大的变故之后,我方始对父亲所说的风景有了一点感悟。

这时我早已在父亲的藏书中读到了徐志摩的诗和朱自清的散文。偶然之间,我发现了卞之琳的那首著名的朦胧诗——《断章》。我忽而省悟, 早些时父亲给我看的那幅风景画,便是这首诗的诗意画了。

——这时,我的大哥早已经扔掉了画笔。他到无锡挣钱去了。那是我母亲的家乡。他去干什么活计,我不知道。我同样不知道是绘画抛弃了他还是他抛弃了绘画。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进过父亲的画室──我们一家这时只能靠他来养活了。后来,我们到了乡下。

所有的画具都放进了一个箱子里。它们被放在了乡下屋子的一个角落。

我于是便时常发现父亲变粗了的手经常抚摸调色板,也经常摇头叹息。我这时才感到这画具很动情,我朦胧地意识到它似乎包容了父亲的一点什么东西。我开始后悔为什么当初不听了父亲要我学画的劝告。

——我终于又可以进城了。我进城念大学。 我的母亲也就在这一年走完了她在人间的路。

离乡前,我在一个明湛湛的月夜,把我摆渡的那只小船划到了我家屋后的蚌蜒河中。然后,我躺在船舱里。看天,天是湛蓝的;看月,月是浑黄的。从船舷上看向远处,远处一切全笼在薄薄的水雾里。虽是月明之夜,却看不分明。水轻轻地漾着,我的船儿一晃一晃。我才发现这种风景真美。而我们家的茅屋,在月光下幽静得像一个乡村少女。尽管这时我很想流泪。

后来,又有很多漫长的岁月过去,我要离开我工作多年的小镇到邻县一所中学去教书,我忽而发现,我那颗心对风景是异常的敏感。

——也是船,将我简陋的家具和书籍载走。我蹲在船头,看水,水碧清,如一面平展的镜子。伸手进去,凉飕飕的,润人肌骨。两岸的树木渐渐后退,它们枝丫斜伸,像是挽留我,又像是友人与我告别。还有两岸的泥土,我似乎闻到了她的馨香。夏日晴空高远,在船上看洁白的云,真像是小镇少女挥着轻纱向我道别。回望小镇,远远地晾晒在晴和的日光下。那时候,我真想叫船夫停下船来。我要飞奔回去,搂定小镇,不要离开。

晚上,躺在舱里。天已经乌沉沉的,没有月亮,像张忧郁的脸,似乎就要掉泪的样子。听船底潺潺的流水之声,似恋人的喁喁私语,又像是游子唱着离歌。我知道,我走了,已成了那一方水土的记忆。桨声欸乃,孤寂地响在水面,似老父的絮语,话里藏着怅然的离情;船头挂着昏暗的桅灯,像我忧郁的妻子看我离家时的目光,那光里含着无尽的乡愁。

——这时,我的父亲,早已不再拿起画笔了!可我仍然记得他的话。但我不敢说父亲的感情世界是贫乏的。父亲是一片深深的海。

我这时忽而发现,我是那时的父亲。只是我的手中不拿着画笔。

 

在溪边,在楼上

——致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贞元九年(793年)进士。授校书郎,后调任蓝田尉,升任监察御史里行。唐顺宗继位(805),柳宗元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失败后被贬为永洲司马。十年后改任刺史。死于柳洲。柳宗元和韩愈同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散文创作,有卓越的成就。他又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有的反映人民的疾苦,有的抒写他被贬后的悲愤忧伤。风格清峻简洁,在平淡的语言中愈含深远的情思。有《柳河东集》。

 

溪是永州的那条愚溪,楼是那座高远而荒陌的柳州城楼。

这两个地方,都与你有着莫大的关联,它们形象地表述着你的性格和你与命运的疏离。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你的一诗一文:《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前者慷慨悲健,大气中有着幽怨与缠绵,后者厚重卓然,于典雅中深藏着迷惘与失落。

也许这是我的浅陋,你的名文名诗,又何止这两篇。即便小诗《江雪》,便足可千古风流。遑论还有笔锋犀利、论证精确的《天说》、《封建论》、《断刑论》,嬉笑怒骂、因物肖形的《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至于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峭拔峻洁,清邃奇丽,使山水而具人性,你因此而赢得“游记之祖”之称,古今以来,又几人能及?……

你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是你们几个人使山水富有禅意,让田园具有精气;你与韩愈同列,于浩浩古风中将古文的意味延续了千年……

然而,让我感慨不已的是,你的心中有一种难解的政治情结,你已在文学上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可我不知道,你为何一定要为那可恨的政治情结迷惘而无法坚定。你难道不知道,正是这一情结,绦虫一般让你难舍,也让你难受?最后,也是为此在47岁便结束了你的生命。

你为什么要对灵魂之外的政治还有着迷恋,那个平庸皇帝的脚底真那么令你欣然神往。你可是有你的永州与柳州,你有你的纸上王国与笔底乾坤啊!

为了政治,你甚至不敢将你的学术人格树立起来,譬如,在那篇《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我看到你在一个从京师来到蛮夷间的士子韦中立面前,竟然谦恭有加,小心翼翼地诠释着你所理解的《诗》、《书》、《礼》、《春秋》、《易》,甚至还向他说起你对《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的心得。你瞧,你的理解比起博学鸿词科的那些腐儒不知道高明了多少,简直是稀世之音千古绝唱。这明明是在以师之尊传授学问之道,以山高水长而弘先生之风,可是,你竟然畏惧不已,告诉韦中立“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你其实焉能不知,文章之道固然不可废弛,先生之道又岂能一日废止?既然你明知韩愈老先生“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而为人师”,“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企图弘扬早已经丢失的师道,你为何却不敢作为他的同志,并力与这个可诅咒的世界相抗?

你宁可在内心演绎一场浩大的搏斗与抗争,也不愿以外在的形式与这个世界碰撞。

我是在阅读你的《江雪》时感受到你强烈的孤独情绪的:我看到你身穿蓑笠在严寒刺骨、大雪纷飞、空无一人的江边垂钓,你似乎感觉不到天气的寒冷,也不在乎能否钓到鱼,更不介意人们会怎样看待你,你全神贯注地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默默地垂钓,默默地与大雪对语,与寒江对语,与冰层下面水中的鱼儿对语。你手握鱼竿,在掌握处体会着自己的体温,体会着钓竿传达给你的来自鱼来自水来自四周空旷的孤寂,雕像一般,屹立在大唐开元盛世之后的历史深谷里,蹲踞在诞生过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唐诗意象里。

这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凄清、酸楚、空旷、高远,山山是雪,路路皆白。飞鸟绝迹,人踪湮没。遐景苍茫,迩水孤冷。意境幽僻,情调凄寂。而你玩弄的是入声韵,韵促味永,刚劲有力。如裂帛一般,代表着中唐诗歌的绝响。

想起你的另一首山水小诗《渔翁》,钓翁之外,又有渔翁,看来先生真的是知鱼之乐。然而,我仍然可以透视你于宦途坎坷中的孤寂心境。你诗歌中这个在山青水绿之处自遣自歌,独往独来的“渔翁”,其实仍然是你,你一不小心,便将失意孤愤泼洒在唐诗中,使得南方的山水全都染上了感伤!你用障眼法,怎么说呢?可以说你是用得过于老练,也可以说你用得过于老套,谁又不能觑见你那颗寂寞之心呢?不过,你这一来,柳诗便一下子冠绝千古,而你庞大的失意也如空谷之音,弄得旷世皆闻。怪不得写《诗人玉屑》的魏庆之说:“人生作诗不必多,只要远传。如柳子厚,能几首诗?万世不能磨灭。”万世不能磨灭。这个定论下得大了。先生也该知足了。

你一生好佛,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那个苏轼,他也好佛,可谓你的隔世知音。他说起过你:“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绝妙古今”。南迁,应该是你参与王叔文集团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时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这句话暴露了你的行藏。“谪弃殊隐沦,登陟非远郊。所怀缓伊郁,讵欲肩夷巢?”这几句诗又暴露了你的心迹。你带着这样的创痛,“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在浪迹山水、悠游山林的过程中,你把一个文人的牢骚与落寞,在南方的山水间涂抹得到处都是,无意间,你创造了你在南方的辉煌,一下子拥有了你的南方。

但你终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你徘徊于儒与佛、入世与出世、庙堂之思与山水情怀之间,莫衷一是,举棋不定。

你未抵于对佛的信仰,那么,政治是不是你的终极信仰与终极皈依?其实,与佛相比,政治是无法纯粹的啊!

你让我们看到,要做到淡泊宁静,又是何其艰难。

这样,我们就看到你的冉溪与你的城上高楼了,你曾言“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你让一条后来易名为愚溪的河流,汩汩流出你的许国无门的绝望。

终于,我翻开了你的《愚溪诗序》。你用平实的语调为我们叙述了一条溪水的过去,它风景绝佳,冉氏尝居,它水流清澈,曾可浣纱。无数的岁月流逝了,它在寂寞里迎来了一位更其落寞、孤寂的诗人:你说你以愚触罪,谪潇水上。于是,你来了,一个人,缓缓而行!这使我想到当年的行吟泽畔的忧郁的屈原,屈原赋怀沙而自沉,而你则带着那场维持了146天便归于夭折的政治革新带来的不幸命运和创伤,满腔忧愤,无处可解,于是来到这里。可在这里,你坐拥山水,却无心观赏。

你哪里想到这一坐就是十年呢?

你似乎一直在等一条属于你的河流,在等这条冉溪也就是愚溪。来了,缓缓地流过来了,流到了你的笔端。这时你才猛然省悟:抬头,你看到的是永州的山脉与天空,低头,触摸的是永州的丘壑与溪泉。你终于失去了你想要的空间——那聪明人聚集的朝野,对于如今坐在愚溪之上的你来说,长安是忘记不得也归去不得的远方了。你像一枚棋子,被宪宗轻轻一移,就到了荒芜人烟的永州。

你在愚溪之上对溪水进行哲学研究,不可灌溉,不可入大舟,不能兴风雨,总而言之,无以利世,如庄子偃卧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的大树。这是你爱的溪流,你却发现了它的可愚之处,你也在这可愚的溪流之中发现了自己的可愚——向着遥远的长安观望,却不知那里已是永远的远方了。

你的永州岁月,愤激处作旷达,旷达处却见愤激。八年之后你又被一纸诏书移到了离长安更远的柳州,于是有一天,你登上柳州城楼,吟哦道: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那时节,你想过在愚溪的情景吗?你在那条风景尤绝的溪边,是不是还寄意于“上善若水”的古语,希望居住在长安城里的宪宗若水之就下而下顾于你呢?

你原来始终未能放下心中的长安之恨啊!

 

 

凝  视

手想看见,眼睛想抚摸。

——歌德:《颂歌》

 

光是上帝的语言。《圣经》里说: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

光作用于人的视角,光的存在提供了凝视的可能。

世界上有多少东西被隐藏着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被隐藏的东西表明它们的后面有一个神奇的空间。但真正产生魅力的却是一种真实的在场。我们的目光就这样被在场的东西所牵引,被虚空的东西所迷惑。凝视天空久了,我们就能看到上帝。人类的目光总特别偏爱被在场所掩盖的东西。但在场的东西又总是阻止我们的目光向本质突进,它阻止我们的目光达于更远的地方。然而物总是经不住凝视的推敲。凝视的目光近乎苛求,而物总是显得力不从心。凝视的欲望于此产生,我们的目光被一种幻想的在场激起了无边的欲望,在可见物所产生的不可见的空间里挣扎,扬起激情,不可遏制。

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被那不可见的东西迷住了而疏忽了眼前的可视世界?凝视竟然就这样陷入了一种哲学的困境?

被迷住,乃是一种心不在焉的极致,是对现存世界的一种奇妙的疏忽。而这种疏忽的根据正在于它忽略的那些实物本身。我们的目光越过一个个可以拥有的美丽的东西——譬如美丽的肉体与线条——成为虚无的俘虏,在迷茫中耗尽自身。当目光走到尽头,凝视开始诞生。

凝视,本是一种定向的视觉。在法语里,是le regard这个词。这个词最初所表示的并不是看的动作而是表示等待、关心、注意、监护、拯救等等。再加上表示重复或反转的前缀re,则表达一种坚持。凝视(regarder)是一种意在重新获得并加以保存的动作……注视的动作永远不可能当场结束,它包含着一种冲动和不断回味的念头,它总是受到一种希望的激励,这种希望总是扩大它的发现或者让注视者重新获得正从它手中溜走的东西,它等待着运动中的形式的静止,朝着休息中的面容的最轻微的颤动冲上去,要求贴近面具后面的面孔,或者试图重新领受深度所具有的令人晕眩的蛊惑,以便重新捕捉水面上光影的变幻。凝视似乎天生就是这种命运。

为了获得更持久的固定,逃离一样东西的表面,凝视一直想变成语言。凝视愿意为此失去直接察觉的能力。但奇怪的是,言语在凝视中常常逃遁。凝视对语言而言,只能采取一种欲舍难弃、欲拒还迎的半推半就的姿态。在这样的过程中,凝视一直想赋予它所观照的物以语言的意义,而语言又一直循着凝视的思维方向寻求一条语言的通道。凝视想变成语言的努力,是为了获得更持久的固定那些意欲逃离它的东西的本领。但这一努力的代价是牺牲凝视的直觉能力。而另一方面,语言又常常想为凝视铺平一种纯粹的的视角以及一种完全忘记语词的直觉可以通过的道路。我一直认为,厨川白村的语言的痛苦大部分是产生于凝视的时刻的。打个比方说,用于凝视的眼睛不只是有手的功能,它不想仅仅只是抓住物,它还想抓住更多。凝视对眼睛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它不只要求眼睛对事物的表象有着纯粹的确认,还要像手抓住物一样抓住物的本质。甚至将所有的对现存世界的疑惑全都解决。凝视想变成语言,想获得那些藏匿在甚至从物身上暂时逃逸的事物的流动性。凝视最大的愿望不是走向事物的形状,而是想走向事物的本质。用汉语的话其实还可以叫做“洞穿”。这是一种急切的愿望。人的每一种感觉都有着这种急切的愿望,但理性是否愿意让位于凝视呢?也就是说,捕捉事物本质这一工作,思维与理性是不是就轻而易举地拱手相让呢?

想一想吧,盲人的夜是一种什么样的夜。那是一种充满了固定的凝视,或者,那是一种充满了向手偏斜的、变为摸索的凝视。当一个盲人深情抚摸的时候,就是他在用他的焦虑的情感凝视的时候。凝视作为一种与看得见的境域之间有着某种意图的联系的活动,在不具有视功能的情况下,可以借用另一种补充的通道,它让凝聚在物上的本质的黑暗的东西从听觉的专注或摸索的手指尖上流过,从而达到安慰凝视者的黑暗内心。在所有的感官中,视觉是以最明显的方式听命于急切性的。凝视,于此就有了建立联系的能力,而非拾取形象的能力。再打一个比方,在表达强烈的欲望时,凝视是多么有效啊。瓦莱里说:“如果凝视能让人受孕的话,那该有多少孩子!如果它能杀人的话,那该有多少死人!街上将满是尸体与孕妇。”瞧,瓦莱里已经看见了这些尸体与这些孕妇。

再回到使凝视成立的光吧。

无论是过量的光还是不足的光,凝视永远不会被光出卖,它永远不会满足。最多有一段和缓与温柔荡漾。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凝视则为欲望找到了一个空间。凝视的深邃恰恰为欲望开拓了深邃的空间。这样想来,我们就会发现,那种充满渴望的凝视是多么地悲哀啊!

凝视往往与爱情发生着关联。因为爱情与悲哀相关联。

最让人怀想的爱情悲剧是俄耳甫斯,这个可怜的诗人与歌手,其妻子欧律迪刻死后,本来还能回到人间,可是爱情的力量使他回顾,于是他的美丽的妻子重又堕入阴间。俄耳甫斯凝视的欲望,使理智顿失,使心灵盲目。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希腊美少年那喀索斯,专注于凝视自己的倒影,耗尽心神而化为水仙;普赛克,与俄耳甫斯犯了同样的错误;俄狄浦斯,则干脆让双目不再具有凝视的功能,刺破双眼……

是啊,这世界,要看的东西是看不完的。凝视让我们的意识在突破我们的身体占据某一地方所形成的局限时,寻求到了一种伟大的出路。但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奢侈。在人的所有的感觉器官中,视觉是最容易犯错误的,它天然地有罪。眼睛的贪欲是诸多罪恶中之最大者。奥古斯丁觉得拒绝看马戏的快乐简直是最大的痛苦,完全可以佐证我的这种观点。

诗是最神圣的东西。因为诗的语言常常试图将可见的表象转换成一种新的本质。诗因为更多的歌唱了夜莺的歌声便显得盲目。所以,当盲人荷马唱起了古老的歌,柏拉图便要将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界。最后,柏拉图说,诗不但让人们一无所见,还扰乱了人们的心智。

诗人是盲目的。但诗人一旦睁开眼睛,便让人与世界、我与他者发生了活的联系。作家们的每一次凝视都会对世界提出疑问。至于画家,他们一方面忠实于所看到的,但又总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被凝视所动所出卖。于是毕加索透过了物,终于达到了凝视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将形象从他的眼中赶走,最后只剩下线条与抽象。

这便让我们想到,只有批评的意识才能使作家与画家们保留凝视的权利,体现凝视的可贵,因而也只有这样的意识才能揭开作家们诗人们因凝视而造成的盲目。

 

 

让我们将目光投注到无处不在的物吧!

在我将自己的思绪投放到物上时,我首先想起了法国著名批评家阿尔贝·贝甘。在1939年8月18日,他写了一封信给居斯达夫·鲁。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已经五个星期了,近在咫尺的森林使我与世隔绝;时间缓缓流逝,季节已朝秋天倾斜。读读书,有时试着写一篇文章或未来的书中的一个章节,然而更多的是把变成那种永远不该被中止的东西的目光投向事物。

可以想见,这时的批评家,住在拜里松,享受着一份安详的物我一致的幸福。这时距战争只有数日了,批评家难得的一次与自然相契的机会就这样成了最后一次。像许多说着法语的瑞士同胞如贡斯当、阿尔米一样,阿尔贝·贝甘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自甘于这种状态,他本可以设法以没有过多遗憾的状态生活在自己内心的牢狱之中,专心致志于一种文学的创作。但在这种“孤独的宿命”中,他终其一生都在努力与外在世界进行着交流,最终他终于发现了,诗发生于精神与物的结合部。

物就这样走进了一个批评家或者一个诗人的心中。物就这样成了诗人或批评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是如何发现物的呢?

现在我们沿着这个人的来路看一看物如何诞生。

阿尔贝·贝甘的目光始终无可避免地专注于内。然而他总在试图避免他那不可救药的主观论的后果。他常常在想,如果他不能走出自我,触及对象,与物建立直接的、平易的关系,他至少可以与之建立亲密的、间接的关系。他先于我们若干年知道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不必走出自我,不必放弃自己的内在性,他“沉浸”在阅读之中,因此就深入到第二个内在性的深处,而他的精神则与之重合,并居其中心,他有时惊奇地、感激地发现:他自己的“自我”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充满物的花园。

这也许就是阿尔贝·贝甘成为批评家的最重要的原因。

什么是批评家?在阿尔贝·贝甘这里,批评家,即一个能够钻进他人思想之中的人,他甚至能够钻进他人的身体,钻进其感觉之中,尤其是钻进其目光之中——注意,这是朝着物开放的目光。

物于是在诗中活了。

这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东西,对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而言,他们的精神必须与物接触,并且开始周旋。

物是什么?

可见的、具体的、大地上的、真实的、可感的世界。

世界的具体形式。

尘世间的一切……

这些都是物。也可谓之曰:现实。

物存在于外。但这种外存在于世界之中。因而物的存在构成了在场、物的在场。

在场是对存在的显示,本质的东西借此安身立命。这时候,在场构成的一种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此在。而本质,说穿了是一种力量,一种重力。本质迫使我们——在场的我们——为它提供见证。它必须依靠着我们的在场。它对我们构成了一种呼唤!

一种多么美丽的呼唤!在场,这一在阿尔贝·贝甘的著作中能够体现它的全部主题的词语,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多么富有诗性的呼唤与诱惑!

 

物与我们之间有一个空间。依据这个空间,我们与物发生着关系。

但我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填满我们与物之间的这个空间?

感觉。我认为首先是感觉。感觉的指向性如同无数抓手,从我们出发,伸向物。然后,把物抓住。

抓住:这是所有语言(种)中最美的动词。抓住,让我们与物有一种同在感与共在感。

就是这种感觉,让物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抓住,然后还原或者描摹,于是,诗人们产生了。原来文学就是这样先沿着感觉的通道走向我们的。全部的感觉观照于物,用意不分,乃凝于神。

让我们引用莫里斯·塞佛的一段话吧:

它之获得,不是通过感性的分散,而是通过全神贯注于观照对象和具体世界之碎片,它们被精神“穿越”,但更被精神抓住,总之是被完全地理解。

物所构成的世界其实是不完整的。是碎片状态。整合这些碎片的是我们,用感觉与意识。

而莫里斯·塞佛的“穿越”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词语啊。恰恰,我在夏尔·杜波斯那里也读到这个美丽的词语。他有一本论文集叫《接近》。我在与当代著名作家对话时,也曾经打算用“接近”来命名我的对话体著作的。可是我后来读到了他和柏格森经过了那难忘的谈话后在他著名的《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人的确是个场所,仅仅是个场所,精神之流从那里经过和穿越。”。于是,我选择了他的那句著名的话中的“经过和穿越”作了我著作的书名。

穿越,不同样是一种抓住么?

我们还是回到阿尔贝·贝甘,他几乎是狂叫着:“抓住,这是语言的最美的动词呀!”他觉得,与抓住这一行动相对立的是这种人的态度——他们在“飞逝的物中承受,反映,逃遁。”

好家伙,我终于在阿尔贝·贝甘的话中抓住了“抓住”与“物”的关系,虽然,是在相对立的关系中抓住的,但仍然是一种关系。

抓住,确实是世间最美丽的词语。抓住,掌握你所要叙述的;抓住,控制你所要认知的;抓住,让你与物同在同感。

不仅如此,抓住,还能让你与上帝同在。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与救助,我不想去证明。但人身上有着回想源头的能力,并且可以在对失去的过去的观照中汲取再生的力量。用阿尔贝·贝甘的话说,就是“人在其内心深处保留着他的最初命运的残片和对于黄金时代及原始天堂的模糊记忆。如果他能够倾听给予他的内心的征象、重新潜入内心直至通过一种纯粹精神的魔力再度抓住灵魂中孕育的萌芽,他奖在上帝身上实现他自己的再生,同时,他奖在原始的统一性中恢复全部的创造。”

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其实,抓住,完全可以看作是人不可抗拒的命运的象征。当人们重回源头时,当人们抓住了什么时,人的精神终于可以在原始真理的源头解除自身的干渴与焦虑了。抓住,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正是一种最美丽的动词吗?

难怪有诗人说,童年是文学的故乡,童年的苦难是人生的营养。人们回到源头,实际上是想抓住童年!

说到抓住,我又想起另一位伟大的批评家,他就是让·鲁塞。很多人都试图将这个人与著名的阿纳托尔·法朗士或儒勒·勒迈特的享乐主义、兴趣主义的批评拉在一起。当然,我也发现,他还与我最钟爱的批评家之一的夏尔·杜波斯有着某种相近与相似。鲁塞,在巴洛克诗歌中拈出了多少主题词啊!海神之子普洛透斯,代表着白色的与黑色的不稳定主题,水泡、鸟、云这些形象又让鲁塞发现,是最能表现一个始终变化不定的世界的。然而,也正是鲁塞,发现了这些现象的连续性。而在这连续性中,虽然有着繁复与间断,但本质仍然能在表象的瞬间的反映中被抓住,在其躲避中得到呈现。

瞧,抓住,就这样与呈现有了共生的关系。

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无法明白:谁在这里说话?谁又在表象的反映中被抓住?

是诗人还是批评家?

舒婷有一句诗太有意思了:菩提树下小河旁,是谁还坐在那个老地方?

这一问精彩。宗教也讲究回归。佛走回原地,才终于发现了自己。于是顿悟。

要想抓住,总得经过脱手的阶段,就像风筝的线,脱手之后,风筝似乎飞了,可在另一个地方,它回到了地球。

地球的本质意义就在于抓住?这难道不是一个充盈着物的星球吗?

物与我们之间应该还有一种东西。我觉得那就是语言。

在评论克洛岱尔时,阿尔贝·贝甘写道:

诗人的语言坚实,充满着尘世间物的滋味。令人愉快的、坚实的、在其坚实中被人钟爱的物,它们在其词语的展现中保留着全部的在场的力量、全部的重力。

请注意他的说法,诗的语言充满着物的滋味。说得多好。阿尔贝·贝甘坚持认为,是克洛岱尔的诗使物质性的感觉保留其完整的活力非凡的能力。这难道不可佐证我的那种充盈在物我之间的还有语言的看法吗?

我是多么心甘情愿地承认在场作为一种力量或一种重量啊!因为这样一来,你就不能不承认语言同样作为一种力量,或者作为一种重量!她与物这种具体的重力一样,同样存在着一种存在之重。

让我们再回到阿尔贝·贝甘,并从他出发,看一看塞佛与马拉美吧!

你会同样发现一个结论,没错,物我之间,有着语言。甚至,只可能是语言而没有其他。因为,言语始于物最后终结于物。当然,这只是因为我对语言偏爱才会这样说。这是没有办法的,这种时候,我太容易接受一个成语的力量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美丽面前,我们总会顾此失彼,难道这是一种什么见不得人的错误与荒谬吗?不,这不是。这是美丽。只是美丽。

我们看到,塞佛诗中的物是具体的,马拉美诗中的物则不是这样,它们被一整张词语之网裹住,它们监禁着物,让物在语言中显现,甚至物刚露出头来,便被语言毁掉了。尘世间的事物,远非消融在我们不可知或我们的意识无法抵达的不在场中,更多的时候倒是因为它可触可摸的血肉丰满的在场而被语言展示最后在这种展示在被喜爱或被消亡。而这两种可能的展示,一是在说塞佛,一是在谈马拉美啊!这一个马拉美,我敢肯定地说,他遭到很多诗人的痛贬与物议,但同样因为他竭力想将不在场拉近,又会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不要命地喜欢!

这就看谁更喜欢物的在场的鲜活或更喜欢语言包裹起物的那种深度魅力。

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让你想想。

其实可能我说错了。因为物的本性从来没有满足于存在。物的本性是有欲望的。就像怀念乃是对另一个地方的欲望。物时时在寻找一种能够超越它的东西,它甚至还要说话,因为,物是一个符号。

而语言,也是符号。

有物的地方,就有符号。我们的符号意识被一个叫卡夫卡的外国人唤醒后便从来没有安稳过。而卡夫卡之前或之后的作家们,都在努力,重复不倦地努力,去寻找物的符号性,然后超越它。

于是,我们终于发现有一句话是非常伟大的:

正是通过物本身,通过其变化不定的存在,精神试图找到通向永恒的真实的道路。

这也许是诗人们做的事。注意,我这里,仍然将一切缪斯的种类称之为诗。这是一种简单的归类,也是最直接的归类。我知道你能读懂。现在的问题是:批评家也想达于物,但人们又都知道批评家的懒惰,他们将诗人作为了一种中介。而诗人,即使是盲目的荷马,他的思想都是利用物的真实达到精神的永恒真实。没有物,没有物的支撑,没有物为诗人提供支持与居所,诗人的浪漫精神——真实的浪漫精神——将永远漂浮在思想的地平线而不可能像太阳冉冉上升。真是那样的话,文学的天空不会有诗人,诗的天空不会出现太阳。普希金将永远在黑暗里叹息,荷马的世界除了盲目造成的黑暗,他的世界便还是黑暗。

还是让我们回到物吧。

物有具体之物,有诗中之物。

诗中之物,被词语之网裹住了。你能触摸到它吗?

诗中无物便不再是诗,那是哲学。尼采也好,叔本华也好,他们以强力意志填入其中,以精神的触手抓住了它。

于是,物在运动、发展、消亡的时候,人的观照与爱便诞生了。

于是,就有了!

有,竟然就是物之在场的第一次被感觉与被触摸。光照亮了物,光开启了心门,光启迪着智慧,光照耀着物之诞生。

于是,就有了!

我在物的面前也诞生了。随着物的诞生而诞生了。

没有了光,没有了物;没有了物,也没有了我们。

于是,就有了!

有了诗。诗无比珍贵。它告诉我们物的重要,它唤起我们,或者不断地唤起我们,对物产生正确的感觉吧,并用你的词语包容物。让物在你的惊奇的观照中最先最纯洁最完整地登场!

于是物相对于人的在场的美丽,为人对于物的在场提供了一个非常阔大的平台,或者直言之为人相对于人的在场——有圣徒与圣徒的纯洁在场,也有圣徒与犹大的卑污在场,还有犹大之于犹大,人之子之于人——提供了一个舞蹈的空间。

于是可探讨的东西就多了:

相对于物的人;相对于人的生;相对于生的死;还有爱,还有精神与呼唤。

那就都在物之外表演罢。

 

北乔作品

 

北乔,1968年4月生于江苏东台三仓乡朱湾村,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参加第二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鲁迅文学院第26届中青年作家(文学批评)高级研修班和全军首届美术书法理论批评班。在《红岩》《芙蓉》《解放军文艺》和《当代作家评论》等发表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510余万字,有110多篇作品被选载或入选各类文集。出版长篇小说《当兵》小说集《天要下雨》系列散文《天下兵们》和文学评论专著《约会小说》《刘庆邦的女儿国》《贴着地面的飞翔》等11部。散文曾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文学评论曾获第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中篇小说曾获“99读书人杯”世界之旅网文大赛金奖。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办公室副主任。

 

我的家乡在朱湾

 

在我的家乡,孩子生下后,是要把胎盘——按家乡习俗,该叫衣胞——埋在屋前或屋后的某个地方的。从此,这地方就是这孩子的衣胞地了。不管这孩子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这里就是他的故乡啦。一个人长大成人,在外漂泊再久走得再远,总不会将故乡遗忘,也无法遗忘。这和记忆的能力无关,因为故乡是他的根啊。叶落终要归根,所以郁达夫说:“任它草堆也好,破窑也好,你儿时放摇篮的地方,便是你死后最好的葬身之所呀!”即便日后无缘在故乡长眠,灵魂是不可避免地要潜回故地安息的。

我出生在黄海之滨的一个叫建胜大队第一生产队的地方,后来叫朱万,现在改叫新舍了。可我还是最喜欢很久以前的那个名字:朱湾。我的故乡有水有河有海,但没有山。有河无码头,有海无港口,没山,陆上交通并不发达。离海不远了,一切都到了尽头。因而,不在深山中的故乡,还是有点深山中的味道的——闭塞、孤独。说起来,有那么一点世外桃源的意思。不过,这些年变化大多了。也正因为变化大多了,与昔日相比变得有些不成样子了。现今的故乡真是面目全非了。就我个人而言,童年时代的故乡遁去了 ,心里不太舒服。我已无法在故乡觅到我的童年,甚至连一点痕迹都已不复存在。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我怀念的是我童年时代的故乡。

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不算长,在八岁那年走离了故乡的小河和那河上的小桥。从此,我离故乡越来越远。拉长的距离,增大了我思念故乡的空间;时间愈久,故乡像一杯老酒,愈久愈香。哦,我的故乡。

乡情这根绳子系在我的心上,系在我的灵魂的翅膀上。它是一条我挣脱不了也不愿挣脱的柔软而坚挺的锁链。这就有了乡愁。想到了余光中的诗——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后头

后来,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弯弯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乡愁,是一个人情感的必备成份,同我们的血脉一样,绵延不绝。

从故乡到乡情再到乡愁,都因为我们的根,那个我们称之为故乡的地方。故乡的景色不一定迷人,但它是我们的至爱,是我们梦中的常客。他们也只能在我的梦中出现,现实里他们已经死去,比如晒场成了田,有的河成了田,那条快乐的大河成了臭水沟……不能说了,说不下去了。

我还是借助记忆的小径回到我的童年吧。只能如此了。

 

村头那座桥

 

在通往村外的土路上,有一座桥。这座桥将村里的一条路与村外的一条路连在一起,就像是缀在路上的一块补丁。不过,这是块很好看的补丁。在村里人看来,与其说是一条路让村子与外面的世界建立了某种联系,还不如说是这座桥将村里人的脚步向村外延伸了。桥是砖头的,那种青色的砖,一块块青砖默默地挤在一起,袒露它们沧桑的形容。

房子,为人们遮风避雨,将偌大的世界挡在外面,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生活空间。桥,恰恰相反。人们在河上架桥,让两条路拉起手成了亲家,是为了走出村子这个小圈子,步入一个他们根本不知道或者无从想象大到什么程度的世界。村里有位老者说:“桥就是路,路也是桥。”老者说这话时,就坐在桥头,把目光抛在河对岸的路上,脸上的皱纹如同地里的犁沟,塌陷的双眼像残留着些许浑水的小塘窝。这塘窝可能是牛脚踏下的,也可能是羊蹄踩成的,在我小的时候,我从未想到是时光雕刻的。有的老人还会看着桥上来来回回忙忙碌碌的人影自言自语:“这人啊,再走,也走不出这几丈长的桥啊!”

我一直很奇怪,桥下的河,我总把它看成一条大河,可从没认为桥是座大桥。虽然,有时我觉得它很长,有时觉得它很高。我心目中的大桥都是在村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些大桥,儿时的我听别人说过一些,偶尔的有幸在画报上看过,但未曾从上面走过。

桥在村头,不,应该说,桥就是村头。在我的家乡,一座村庄总是有座桥的。似乎还应该说,每个村子的村头都有座桥。村庄的名字,就是村头这桥的名字。比如,我们江苏东台三仓乡朱湾村的这座砖头桥就叫朱湾桥。人们在谈村庄时,总把桥撇在一旁,而提起桥时,又总是说“我们村的那桥”。这让我常常糊涂,桥到底是不是村庄的一部分?

那些成年人总是匆匆地从桥上走过,好像桥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段路。我看得出,他们从外面回村子走上桥时,目光是柔和的,表情是温暖的;而当他们离开村子通过桥去村外时,他们步伐轻盈,神态就如同端详长势良好的庄稼那样醉迷。一出一进的两个人在桥上相遇,会有这样的对话:

“回来了!”

“出去啊!”

这本是村里人见面最常见的问候语之一,形式远远大于内容。然而就是在这仪式性的语言之中,因为是桥上相遇,他们不经意间揉进了令人回味的语气。至少,他们把桥当成了村庄的大门,可能还是自家的大门。

从桥上走来走去的,多半是男人。对于乡村而言,男人似乎是有生命的桥,是他们把乡村和外面的世界连结在一起。他们把乡村的内部带出了乡村,把村外的新奇连同一身尘土背回了村庄。女人除了回娘家,走到桥那头的机会少之又少。桥,对她来说是用来张望的一个标志物。在地里做农活的妇女,直起腰抬起头,用袖子抹抹脸,趁着甩甩手扭扭腰的功夫,头稍稍偏向砖头桥,目光焦灼略带温情地投向桥头。其实,她们要的只是一瞟。有的妇女是用毛巾擦脸的,这让她们可以在一个劲儿地擦背向桥的那面脸,手动得很慢,甭管脸上有没有汗,都得擦很长时间。擦了许久,脸上的汗珠或麦粒什么的,依然沾着。这中间,有些妇女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有的是在等人,等她的丈夫,等她的孩子,等卖货郎,等进村的戏班子。那些等丈夫的新媳妇,等孩子的母亲,在河边淘米洗菜汰衣服,往往会花费很长时间。一次又一次张望静静坐在河面上的砖头桥,耗去了她们相当多的时间。桥,常被房屋、大树挡住,被大片的庄稼或芦苇淹没,也就是说,这些妇女的视线里好多时候根本没有桥,可她们仍旧一次又一次眺望。许多时候,这种眺望是一种本能,一种仪式。她们的眼里是高高的房屋和树林、密密的芦苇和庄稼,可心里却清晰地印出桥,甚至是青砖上的每一道纹路。

小孩子在桥上往河里扔土块,只见河面上溅起水花,紧接着土块化成泥浆在水中漫开,像是朵花样渐渐绽放。他们有的为了把土块扔得远,更多的则是想砸出更高的更大的水花。另一些小孩子趴在桥栏上,半个身子探在外头,脖子陡然间拉长不少。他们在看水花和一朵朵缓慢开放的黄色的花,在瞧水中起伏、模糊的倒影。在桥上,他们可以俯视大河的尽头和宽广的水面。桥,使他们与水面拉开了一些距离。与河水亲近是一种快乐,保持一定的距离则有另一种快乐。

当夏天来临时,大一些的孩子,会让桥见证他们的勇敢。他们湿淋淋地从河里蹿上岸,神气活现地迈上桥,爬上桥栏,左右看一看,以吸引他人的注意,然后做一个双臂伸展的动作,在一声惊叫声中跳下桥。空中的姿势不算好看,落水的那一刹那更是丑态百出。对他们来说,这不是跳水,而是把自己当成一泥块砸到河里。尽管如此,他们仍十分的得意,一旁的小伙伴个个艳羡不己。当他从水中钻出时,自豪的神情连同水珠在阳光下闪烁,小伙伴以欢呼向他表示敬意。也有的孩子嘴一撇,露出不屑甚至是蔑视的表情。这中间,有的会挑衅性地从桥上飞身而下,有的表现出的仅仅是表情和语言。还有个别的呆在一旁不动声色,等着看热闹。

桥,是我小时最得意的舞台。与同龄的孩子比,我显得十分的瘦弱,遇到打架等角力活动,我历来是败将,几乎是不堪一击。幸好,我可以在耍小聪明和胆大妄为这两方面,为自己找回一点面子和不太成熟的尊严。碰上有人不敢跳水或者谁因跳水赢得喝彩时,我会趾高气扬地攀上桥栏,视死如归地下水。我非得在空中做点花样,只求自由落体的动作好看,根本不管落水时的姿势难堪到什么地步,更不在乎砸到水面的疼痛。事实上,我的跳水动作是最好的,或者说,只有我的动作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跳水。我的水性好,扎到水里后可以呆很长时间潜很远,一直到大家以为我会出什么事时,我才在离桥很远的芦苇丛中探出头,表情诡异而得意。许多时候,我的手里会高举一条鱼,而且还是那种最难捉的黑鱼。

孩子们天生就具备从乡村任何一个角落挖掘快乐的才能,乡村是他们的天堂,他们是乡村的精灵。被童心包裹的孩子,一旦游戏起来,是那样的专心凝神,可以忘记人世间的一切一切。乡村的博大精深,让他们的生命和情感超脱再超脱。只是,在桥上的孩子们,好像是个例外。他们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专一、超然、纯粹和迷醉,要么是桥让他们有了心事,要么他们是揣着心事上桥的。

在孩子们的眼里,桥是个大怪物,人一踏上去,心里头就泛出一些在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念头。明明想好到桥上玩的,可脚一碰到桥,整个人就有些走神了,目光游离,像鱼线样抛到桥的那一头,抛向了桥那一头路的最远处。飞来一只鸟儿,他们会多看上几眼,恨不得问问鸟儿是从哪儿来的,一路上瞧到些什么听到些什么。卖货郎带着乡外的尘土和气息步上桥头,他们呼地簇拥上去,不一定是要买什么东西。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有钱。他们使得最多是那明亮、好奇的眼睛,把卖货郎的货担里里外外探个够。戏班子来了,孩子们有的围拢上去,有的则奔向田间地头,向大人们通报。谁家的亲戚来了,谁家的大人从外头回来了,孩子们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每到这时候,他们就止住玩耍,忘记了桥,狂喜地随着外来人向村子深处奔去。前方是他们兴奋的喊叫声,身后是凌乱但依附快乐的脚印。当然,还有被冷落的桥。

当有家人要回来或得到会来戏班子等一类的消息后,孩子们会早早地在桥上守候。这时候,他们的玩更显得漫不经心。玩,只是他们消磨时间、打发难耐的等待的手段而已。

我慷慨地把相当多的童年时光献给了桥——我们村前那不起眼的砖头桥。桥上的风桥下的水,带有了我的稚嫩的呼吸和不失成熟的表情。全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爱傻呆在桥上的小子。人们总以为,我在等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十八岁时就到离村子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国营弶港农场工作。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整个朱湾村好像就我父亲一人在外。我父亲在农场是开拖拉机的,等我会走路时,他开上了大卡车;到了我上小学时,他成了运输队的队长。父亲像候鸟样,每个月都回家,有时骑自行车,有时是开车。我喜欢开着车的父亲从远处向桥头而来。在父亲没出现时,我浑身被温馨和甜蜜包裹。当父亲真真实实地来到我面前时,我有的只是转身而逃。我怕我的父亲。他是中国传统的那种严父形象,我们之间没有交流,没有父子间的亲和。我就是这样,父亲没回家,我想念他,他回家了,我又远远地躲着他,盼望他早些走。当然,我的父亲很爱我,如同我很爱他一样。

事实上,村里人多半误解了我。我更多的是倚着桥栏,期盼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期盼什么,但我需要期盼这样的姿势和心情来滋养我的生命。桥上那个一动不动的小男孩,就是我。

现在,我已记不住我当年的我在桥上想了些什么,为什么要去等待,究意想等待什么,又等待到什么,我只知道,现在我已走过了桥,远离了桥。我还知道,现在的我,时常想起桥,想起那些砖头,那些青色的挤在一起的砖头。有时,只是孤零零的砖头桥,有时是我孤零零的身影和孤零零的桥,有时是桥以及与它连在一起的村庄。

 

大河,从我们家门前走过

 

我家门口有条河,全村人的家门口都有同一条河。河从哪儿流来,不知道,知道的是它东流入大海。大海——黄海,离我家的直线距离不足十公里。有时海潮过大过猛时,会有海水侵到河里来,呛晕不少鱼。鱼儿个个白白的肚皮朝天,晃眼得很。

在我童年的目光中,河有40米多宽,是条大河。我稍大一些走出我们这个朱湾村时,看到了三仓河、梁垛河,这两条河更大,宽度超过200米。这让我觉得家门口的河太小了,只是条小不溜秋的细河而已。然而我进入都市后,城里人管一二十米宽的水沟都叫河,还是大河呢,叫的名也很大气,有的甚至很霸气。我又觉得我家门口的那河是条真真正正大河。

这条大河没有名,村前村后五六条河全没名。全村人离不开这条河,淘米洗菜、灌溉农田、汰衣洗澡……夏天,小孩子皮得一身臭汗一身泥土,个个扑嗵扑嗵地下河,好好洗濯洗濯。大人提着不会走路的孩子的两胳膊将其身子浸在水里晃来晃去,不一会儿,水就被搅浑了。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在水里洗萝卜的情景。

河的两岸有密匝匝的芦苇,一半在水里,一半爬上了岸上。春绿夏青秋黄冬灰,一季一个色,像是挂在村庄上的四色项链。

开春了,拔芽吐绿,两岸先是星星点点的绿,尔后就是一片翠绿翠绿的了,映得河水也成了深绿。春天的阳光一撒,让人觉着生命是那么的旺盛鲜活。

到了夏天,就是一片青绿了。芦苇根根高挑的个儿,站在微风中神气活现,簌簌乱叫。蜻蜓在周围嬉戏,翅膀闪着银光。河水清澈透明,幽绿幽绿的,没入水中的芦苇杆上的细毛毛在阳光的照射下,晶晶莹莹,许多鱼儿在芦苇间游来游去。

秋天来了,芦花纷飘,如无数只蝴蝶围着帽子舞蹈。芦花是金黄色的,整个村庄好似在下一场金色的大雨。孩子们追逐着、跳跃着,你几乎分不清是人在抓芦花还是芦花在逗人。

一大早,原先罩着芦苇的晨雾被太阳赶跑了,轻风送来青芦苇上水气渐渐收干的味道,还有河水清凉腥腥的气味,加上房屋的湿气、青草的甜味和砖缝里露水味以及蟑螂、蚯蚓、蜈蚣等动物身体阴暗的气味。早上的世界是属于芦苇的。

下午,好闻的河风把灰绿色的芦苇和金黄色的麦子都吹得不停地点头哈腰,芦苇丛中有鸟儿在歌唱,是一种像麻雀又比麻雀个头小的鸟,我们叫它芦柴儿。

芦苇在晚霞的映照下,通体透红,落在水面河沿上的影子也是淡红的。泡着阳光的芦苇仿佛在燃烧,发出豆荚爆裂时的哔叭声。

夜色朦胧时分,芦苇被朗朗的月光的水气浸淫着,其间有鸟儿虫儿的呢喃细语应合着缓缓的水流声。在月光中沐浴的芦苇,浑身毛茸茸的。芦苇缓缓悠悠地拂动,真像轻风中的绸缎。

夏天的大河,是我们孩子的大河。我还只能在地上四处乱爬时,我哥就让我坐在木桶里,他游到哪儿,把我推到哪儿。摸条鱼捉只虾扔在桶里,我看它们蹦跳;有藕了,我就逮着乱啃一气。木桶,是我夏天的摇篮,是我有生以来乘的第一条船。

我会走路了,就跟大些孩子一起下河。他们在河中央,我在水没膝的河边蹦过来颠过去。他们扎个猛子下水摸出黑黑的烂泥往我身上涂,见我一身黑得如碳,个个呵呵大笑。我也不恼,蹲下身子抹抹弄弄,水浑了,身上的泥没了。如此反复,怪好玩的。

再大一些,我学会了游水。对我来说,能够游水的第一大好处是可以免遭我母亲的打。一见母亲生气了,鸡毛掸子举得高高的,我就往河边跑,扑入水中朝对岸没命划。母亲先是骂几句,接着又开始担心我溺水,就说不打我了,让我赶紧回来。我赢了。哈哈!这一招,我们村里的小孩子都会。真不知道是怎么学来的,也许是祖传吧!

弄鱼自然是我们的一大乐事。弄鱼的法有许多种,比如:摸、拾、捉、叉、捕、钓、诱、搅等等。

变天时,河水泛泛,鱼水直往岸上跳。这时我们尽可提篮子像捡石头样拾鱼。小的扔回河里,不好看的扔回河里,不爱吃的扔回河里……搞到最后,扔鱼比拾鱼好玩多了。没什么动作,不费什么力气,拾鱼,是最没意思的了。

海水顶进来时,鱼们喝多了海水,同人喝醉酒差不多,满河浮着白白的鱼肚。找个篮子在水里捞吧!这样的鱼,我们不太爱吃,咸不拉叽的,没了河鱼原有的味儿。弄回家后,多半由大人腌了日后当咸菜。

河水陷下去了,水少得很,几个小伙伴光屁股下水,又跑又跳又唱又笑,水渐渐浑了,鱼也就晕过去了。用篮子捞,用手捉。没带篮子的,就用芦苇穿鱼的腮帮子,再不行,抄起岸边的裤子装。

用块白色的塑料布蒙在脸盆上,上面挖拳头大的洞,里面放些玉黍糁儿。然后,蹲在一旁情等鱼钻进去。这方法,在我们那儿叫诱。有点诱敌深入的意思。诱的鱼全是些小鲫鱼或鲦子,属于小儿科,如果不是出于好玩,那么,诱鱼的都是最没出息的孩子。

下过大雨过后,沟里的水流得很急,在窄的地方筑坝蓄水,在坝上铺一芦苇席子,前高后低,前头压在坝上,后头用树枝架起并散落些茅草,鱼儿们冲上了芦苇席冲进了茅草里,起先还蹦得欢,无需过多久,就老老实实地束手待擒。这不过是姜太公钓鱼的变通罢了。

钓,主要是钓老鳖。一根针上串一小块鸡肝鸭肠什么的,晚上放入河里,早上去上针线就行了。这方法算是奢侈的了。那时候,谁家舍得杀鸡宰鸭的?再者,村里人多忌讳,不喜吃老鳖,惟有我父亲爱清炖着吃。那时候,我家屋里到处挂着用鳖骨做成的飞机、小鸟什么的。

在我们江苏东台三仓乡有一个关于鳖的故事:

鳖原来是海龙王手底下的元帅,一身盔甲威风凛凛,率领蟹将虾兵南征北战立奇功无数。

一天他领赏回来路过海龙王的后花园,碰巧遇到了海龙王的三丫头。嘿嘿,那三丫头长得他妈的真是够味儿。鳖元帅的哈啦子像决堤的水,魂早被三丫头的美艳勾得没影。

鳖元帅家去后吃不香睡不好,也没得心思出征打仗,更怕刀枪无情丢了小命儿看不到美人不划算。一天夜里头鳖元帅摸进三丫头的房里就要想往床上爬,哪晓得三丫头早看出了他的心思正等着他自投罗网哩。

三丫头冷不丁给了鳖元帅一记香脚,说,你这个短命鬼,还想跟我睡觉?什么时候你能和我一样长生不老,再上姑奶奶这块儿来。鳖元帅心里头快活得没数,翻着一串跟头家去了。但喝起小酒时,他又犯愁了,怎的才能长生不老呢?一旁的龟副将献上一条计,说是海龙王的龙椅下有长生不老丹。

又是一个麻黑的夜里头,鳖元帅和龟副将钻进龙宫盗不老丹。那个龙椅死沉死沉,鳖元帅使出吃奶的劲才顶起来,龟副将掏出六颗金光金光的不老丹。就在这刻儿,门外响起了脚步声,龟副将一急,把不老丹往嘴里一捂没命地朝外头跑。鳖元帅追上后问龟副将要不老丹,龟副将从嘴里只抠一颗,他说吓慌了,那五颗下了肚。

鳖元帅气得上去就打。这一打不要紧,惊动了海龙王。海龙王念他二人有大功在身,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此不得踏进海里一步。

龟吃了那么多不老丹呆了,鳖为了长生不老一天也没拉过修炼,最后成了精。这不,我们河里有了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故事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在家乡,这故事仍在一代一代说下去。

夜里头,提着手电下水在芦苇丛里找黄鳝,强光一照,它就不动了,一叉下去正着。叉柄是竹子做的,叉刺多为没用的自行车车条。黄鳝这家伙油头滑脑的又有些蛮劲,捉起来费劲费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叉,对准脑袋叉,叉住了摁在地里一会儿再提叉。

在我看来,最带劲的莫过捉虾。

早上天蒙蒙亮时,卷起裤腿伸入凉丝丝的水里,轻轻地挪动。虾子呆在芦苇根下,有的一动不动伏在芦苇根须外休息,有的一弹一弹地游着。我慢慢地将小手探入水中,在接近其时,大拇指与食指一钳,虾子就在指间奋力地抖。甩甩水,掐头去尾 ,活剥生吞,温温热,嫩嫩的。吃饱了肚子再捉一碗带回家,由大人或煮或炒或蒸。我们那儿从不用油炸虾,一来油贵,二来油炸的没有了原味。熟了的虾子红红的,红得透明发亮,不像现在的虾子红是红,可一点光泽也没有,总是种浊浑色。

大河,是我们的战场。小伙伴们分成两派打水仗。刚开始是明打,小手击水,你来我往,笑声叫声水声,吓跑了小鸟,吓跑了虾鱼,就连青蛙也统统跳上岸,在一旁咕咕叫,像是在为我们擂鼓助威,又似在说我们搅了它们的好梦。打着打着就成混战了,打着打着,个个累得如牛喘,爬上岸歇一会儿。再下水时,就得比游泳和扎猛子了。我的游泳水平一般,可潜水无人能比。我能憋很长时间的气,扎下去直抵河底,两手扒地双腿蹬,速度快得不得了。

有一次,我不小心钻进了水草丛中。水草细细的,长满了刺毛,缠在身上,你越动它越紧。我吓死了,心想,完了,上不去了,要变成水鬼了。我喝了几大口水,浑身剌了不少的红杠杠,出了水上了岸,脸色白如纸,小腿抽筋。小伙伴们也吓坏了,已经有人去叫大人了。这以后,我有两年不敢扎猛子,到了第三年,什么都忘了,仍是喜欢在水下爬。

在水里,我们也捉迷藏。芦苇丛是我们的隐身之处,可最有意思的是拔根芦苇,把节巴捅通含在嘴里潜进水里,别人难找得很呢。有人找到了也当没发现,手指一摁露出的口,让水里的家伙自个儿现身。贼精的,多备一根芦苇,你堵了这根,他换别一根,叫你也上上当。

春天下不了水,我们就站在河岸上看大们罱泥。几个汉子立在水泥做的罱泥船边,罱子在歌声中入水出水,乌黑的河泥染黑了青青的河水。这河泥是上等到的地肥,谁家有个罱泥的好手,庄稼长得就喜人。

到了冬天,我们就盼望天冷,越冷越好。河上结了厚厚的冰,可以溜冰啊。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奢望,每年冬天能溜冰的日子也就是一两天。记得那一年——好像是1976年——天奇冷,河里的冰得硬板板的,牛车都能在上面跑。那一年的冬天,是我最快乐的一个冬天,可说得上空前绝后。

我在河边长大,在河水的注视下长大。我的童年,因为有了大河,才笑得那么甜。现在,我大了,河也老了——老成了一条臭水沟,两岸的芦苇如同老人嘴里的牙齿,少了豁了朽了。

大河,我的大河啊,你装下了我童年的梦想和快乐。那飞溅的水花,是我梦想快乐的翅膀。可你怎么就老了的呢?

 

楝  树

 

在我家乡江苏东台三仓乡,一个“家”字不能少了树这一笔划。村子里除了庄稼,就数树最多。谁家屋前屋后没有树?不是一两棵,而是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十来株。品种不多,就槐树、泡桐和楝树三样。桑树是有,长在庄稼地里,村里人当庄稼看。

有树好啊。外人来村里串门,树是最好的向导,一问,就有人遥指某棵树说:“哝,那树下的那家就是。”“瞧见了吧?他家屋后头有颗三叉头的槐树。”

我们朱湾村晒场边上长了模样最怪的一棵楝树,从地面向上两米的树干直直的粗粗的,得三个我才能抱住。再往上就分杈了,两根直朝上像伸开的手指,一根和它们分开,斜得远远的。再再往上时,它们又走到了一起,撑起了一个大大的树篷,在下面摆四五张桌子吃饭不带晒到太阳的。

听我爷爷说,这棵树有年头了,多长不知道,反正我爷爷小时,它就现在这样。我爷爷说:“我都从孩子变成了糟老头了,这树倒好,还是我小的时候那模样。”

我爷爷当村长时,在这楝树上挂了个铁钟。铁钟大得不得了,比村里烧水褪猪毛的那口锅还要大。敲一下,悠悠扬扬的声音在村里跑啊跑,周围好几个村子都能听到。那年日本鬼子进村,就是我爷爷早早地敲钟通知村人的。大家把牛羊猪鸡鸭鹅和家里值钱的能拿得动的东西,藏起来的藏起来,带走的带走。

小的时候,钟声让我有时高兴有时紧张。上工的钟声响了,我就自由了。这钟声成了我可以开始肆意玩耍的信号。收工的钟声传进耳里,我得赶紧往家跑,晚了,母亲手里的笤帚就要落在我屁股上。她下手特别重,挨一回打,我至少三天走路不利索,屁股上像口红样的印没个四五天消不下去。

看电影大戏时,这楝树上爬满了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吵吵嚷嚷起来像一树的麻雀。声音再大也没人问,要是哪个调皮蛋把那钟弄响了,就有大人高骂:“龟孙子,没屁事,钟碍你蛋疼?!”想来,这钟已成了村人心中的神物。

我爷爷从村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常常在晚霞映天的黄昏站在树下钟旁,先是将苍老浑浊的目光有气无力地搭在锈蚀斑斑的老钟上,时间很长。一头白发在风中飘动,如同纷飞的雪。渐渐地,他的目光鲜活年轻起来,像长满根须般的手抖索地伸向纹丝不动的钟。触到了,他弯下的腰挺直起来,口里发出很响的声音,好似哗哗流水,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村里那些高的树,大多是泡桐,棵数最多的是槐树,楝树只算得上样子与众不同,没几棵长得周周正正的,基本上和龚自珍笔下和病梅一个德性。槐树和泡桐用处不小,盖屋做家具打棺材,正合适,楝树在这方面没人搭理。这么一来,楝树少虽少,可个个都是老胳膊老腿儿,年龄大着呢!

我喜欢楝树。

槐树上有刺,泡桐太滑,不像楝树那样好爬。还有,楝树上有圆溜溜的果子,可以当弹弓的子弹,可以打天上的鸟地上的鸡。我有在村里孩子面前可以自豪的弹弓。这弹弓是上好的桑树桠做的,硬度特别强,拉皮是我那在镇上当医生的叔叔送的输液用的皮管,怎么拉都吃得住。子弹经我力气不大的手射出去,拉皮抖动的噼叭声,果子飞行的嗖嗖声让我既兴奋又有点儿紧张。

弹弓是我随身携带的武器。那时,只要我手里拿着弹弓,走起路来,神气得小鸡巴都是挺挺的。我喜欢拉紧拉皮再放出去的动作。那年夏天,狗子在外头的叔叔给他带了支塑料手枪,装上电池一扣扳机能发好几种色的光,哒哒哒的声音好跟真枪似的。他不住地吸溜着黄不拉叽的鼻涕到处现世,可我们都不稀罕。模样没有木头枪好看,白的多红的少,一点也不像真枪,哪像我们用楝树做成的木枪,挂上红绸子,和真的一模一样。塑料枪音儿怪好听,可不能打鸟,有个屁用。我们玩了几下,就还给狗子了,说:“不好,太假了,也经不住摆弄。”他想用枪和我换弹弓,我没睬。没过几天,我偷了他的枪拴在砖头上沉到河里去了。

挂在树上的楝树果一束束一串串的,和葡萄一个样。个个翠绿绿油光光的,太阳一照,比玛瑙还要好看。如果踩烂了,会流出雪白的浆汁。上树摘,要么用竹杆打,有了楝树果,我就是一名英勇的战士,到处泼洒暴力行为。开始时,我向晒场上的麻雀芦苇里的芦柴儿(一种灰色的小鸟,样子和麻雀差不多,只是小些)射击;后来,喜鹊燕子成了我瞄准的对象;再后来,我打鸡打鸭打鹅打羊打牛。我爱听这些动物在遭受我袭击时发出的哀哀的叫声,爱看到鲜血从它们身上流下时的情景。我最辉煌的战绩是打瞎了村西头庆余家惟一的一头牛的眼睛,看到它在地里狂奔,看到一大片庄稼被它踏倒,我觉得我好伟大。我好像离不了这因杀戮获得的快感。

饱尝战果的结局是我被母亲打了三天没能下床。那天,母亲把我像杀猪样摁在板凳上,高高地举起笤帚,狠狠地落下时,我惨烈的叫声成了村里大人教育自家孩子最好的教材。我不晓得教育效果怎么样,只知道从这以后,村里孩子全怕我全听我的。

我家屋前屋后的楝树在村里算得上最多的,共11棵,有两棵比我岁数大,四棵比我父亲大,两棵比我爷爷大,还有一棵比我爷爷的爷爷还要大,据说是和晒场上那棵差不多大。

楝树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是有听不完的故事。我爷爷常在饭后叫我,“小二子,来,爷爷说故事把你听。”爷爷坐在小板凳上,我挨着那棵最老的楝树坐在露出地面的根上。爷爷会讲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故事。每当我听了还想听时,他就眯起眼捋着光溜溜的下巴沉默不语。要是我被他的故事吓得脸发白身子直抖时,他仰着头呵呵大笑。

我爷爷有四个孙子一个孙女,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是给我讲故事。每回他都会说一个我们祖上的事,比如哪位祖上有个一官半职,哪位祖上是种地的好手,哪位祖上在大年三十放鞭炮时烧了新袍子,等等。

从小,他就叫我背家谱。我们家的家谱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只记在心里头。我爷爷在讲故事前,总要我将家族的辈份字背一遍,我忘了,他也不生气,会再教一次。要是哪次我磕磕巴巴撞对了,他会用他那粗糙的手轻轻地摸我的脑袋,嘴里说:“男人的头金贵着呐,别轻易让别人碰。”在这楝树下,我们祖孙俩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爷爷去世后,我们家的辈份只有我一个记得住:尧天舜日家庆国恩芬芳其泽贻尔子孙。爷爷说,我们祖上是在明代从苏州逃亡出来,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从苏州逃到黄海之滨,也没告诉我这辈份字背后的故事。我问过好多次,他都回我不知道。长大了一些,他曾好几次让我再长大些查查家族逃亡的原因和用这样的辈份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爷爷已化为黄土了,我也真正长大了,可我仍然无法解开这两个谜。

在我的童年时代,楝树下的日子是真正阳光灿烂的日子。

小的时候,村里没有幼儿园,我们这帮毛小子成天就是疯玩。有时,我们会到村小学去,叉着小腿坐在教室的兀槛上,开裆裤把我们男人惟一的一点本钱全暴露了。老师的讲课带有浓重的泥土味,学生的脸上就有泥土。我们听得多记下的少。那时,我最爱识字,一学到几个了就用树枝在地上比划。不过瘾了,我用刀在楝树上刻,走一路刻一路,身后的楝树留下了我认识的每一个字。我家的那颗大楝树是我用得最多的黑板,好多地方已不单单是千疮百孔,简直面目全非,白黄色的树肉裸在外面。我爷爷说:“前些年我们把树皮剥光了,是为了填肚子,你倒好,没事和树过不去。”我回敬道:“我这是在学文化,晓得吧,学文化嘞!”

春天,我上树掏鸟窝。我从不伤害稚鸟,只是爱看它们嗷嗷待哺的样子,爱摸摸那茸茸的细毛。我常常会在树上呆一两个钟头。到了夏天,楝树下是我乘凉午睡的好去处,铺一张草席,双手枕头翘起小二郎腿,看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绿绿的树叶,听鸟儿叫青蛙鼓虫子鸣,闻着阳光的味道,做些只有童年才能做的梦。秋天呢,我还是上树,摇晃着枝头了望大河里的芦苇,看地里人们收割的场景。我喜欢注视那黄金般的田地里,铺展开凡高那油画般的色彩,光背的小伙儿,红衣的姑娘,吊烟袋的老人……他们欢笑,他们劳动,他们在成熟的乡土味里自由呼吸。在冬季里,我总是伸长了脖子企盼老天下一场大雪,这样楝树上会挂满掖藏着阳光的冰凌,给我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可惜,我们那儿只下些可怜巴巴的毛毛雪,枝头挽留不住它们。

我喜欢楝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楝树赐予了我双重性格。

一方面,我是个十足的好斗分子。我乐意不惧怕一切地与所有不如意的人和事斗,尽管遍体鳞伤,却还死不改悔。在这方面,我总以为我父亲是我最大的敌人,虽然我的确很崇拜他很爱他。从我记事起,我就站在父亲的对立面,他的意愿无法成为我的思想,我的行动历来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报名参军时,我非当武警不可。在我看来,和平时期无仗可打,只有武警还能执行些追捕等近于实战的任务。当了十几年兵后,我从基层一线到了机关,成天在公文材料中摸爬滚打拼拼杀杀。没办法,我只好踉踉跄跄地走上了文学之路,借助于想象在字里行间宣泄。

另一方面,我灵魂深处有沉思冥想的因子在活蹦乱跳。我的外表长相和言谈举止给人的印象是喜动恶静,可在许多时候,在一个无人的夜晚,在一个属于我自个儿的时空里,我沉湎于神游。静坐于孤灯的阴影下,我心空灵起来。常常是丢掉秃笔抛开好书,让自己处在什么都在想又什么都不想的状态。我这人每天晚上无论多晚上床都不能躺倒就睡,白天的事总得在脑子里过一过,实在无事可思时,思想也会天马行空地遛达一圈儿。

许多时候,我想象自己在那棵楝树下,听爷爷讲故事,想一些我应该想而在滚滚红尘喧嚣都市想不下去的人和事。忆过去想未来。

此刻,我的灵魂端在楝树下。

坐在楝树下,我的心纯净起来,渐渐找到了早已迷失的自我。头顶上有阳光白云、绿灿灿的树叶和翠油油的楝树果,童年的时光和心情包围了我。我的心灵无数次重回那楝树下,可我真不知道那楝树是不是还在,叶子还是那郁郁葱葱吗?树杆还是那么强壮吗?树根还那样虬劲吗?

我童年的楝树。

我一生的楝树。

 

晒  场

 

故乡的晒场,是我故乡情结的封面。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迷茫无助的时候,在日出在黄昏,在有歌声或没有歌声的地方,在幸福在痛苦在快乐在失意的时候……我总要翻开这封面,在想像中把自己的一切的一切融进故乡里,让我的灵魂在其中恣意地游走。

故乡,真是一杯可解千愁给我无穷之力的酒啊。

那时,土地还没有包干到户,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有专人计工分,人们把干活叫作“上工”。每天上工,他们要在晒场上集合点名。

晒场在生产队中心,有五六个篮球场那么大,是个正方形。南边连田,东边接鱼塘,西边是一条小路,北边挨着生产队的仓库。仓库里存的是粮食和农具。晒场的地和我们家里的一样,十分的板实,有点坑坑洼洼,像个大麻子,还算平坦。

晒场是打谷晒粮的地方,这谁都知道。

到了收割时节,晒场真是热闹非凡。说笑声麻雀叫声打谷声……声声入耳入心——乡村特有的旋律,自然、清新、纯朴、干净、欢快,富有诗意。乡野的浪漫,在这里汇成一片汪洋。人们畅游其中,显得自在满足,世间的所有的乐趣统统聚集在这儿了。真是这样的。

小伙伴们在窜,白的黑的黄的狗在跑,公鸡母鸡小鸡在跳,瘦鸭子肥鸭子不瘦不肥的鸭了在踟躅,麻雀鸽子和那些不知名的小鸟在盘旋,七彩的蝴蝶绿色的蜻蜓白花的芦花在飞,金色的麦子金色的稻子金色的玉黍在闪耀,柴油机在轰驴子在喘老牛在哞哞叫。

我喜欢瞧着大人们干活。我说的是喜欢瞧年轻的男人在干活。上身赤裸,胳脯粗壮,肩背雄厚,腱肉直爆。肤色是古铜色的,阳光下,那上面爬满了蚯蚓样的汗水,粗粗的,是银色的,晶晶亮。他们的举手投足好似远古祭祀的动作,对,祭祀的动作正是从劳动中来的。这是一种劳动的风景,一种人间至真至纯的大美。不过,那时,我那么小的年龄,还是没有如此的参悟能力的。我只是觉着好看罢了。

小孩子是不干活的,那就在晒场上玩吧。大人们劳动的场景,是孩子疯玩的绝好背景。玩累了,躺在草垛上,看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听大人们高声地说笑。晒场上空飞扬着最丰富最传神最具文化底蕴的民间口语,这是从书本所学不到的。在家乡,如果一个小孩子不太会说话,大人会让他多到晒场去。一个小孩子嘴皮子太溜,常出口些不该他这个年龄的词语,大人会要求他少到晒场去。晒场,是乡娃的第一课堂。

很多时候,晒场是没什么用的,就成了我们孩子的乐园。我们在那儿,玩那些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游戏,寻找惟有我们那个年代才有的幸福。弹玻璃球、推铁圈、摔跤、八路军打鬼子、挖虫子、捉蜻蜓……我们在晒场上疯疯颠颠,在晒场上笑在晒场哭。彼此间的关系,在晒场上和,在晒场上裂。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的是我们,闹得大打出手的是我们。

晒场上一年四季都有高高的尖尖的黄黄的草垛,有麦草的,有稻草的,还有茅草的。它们排在晒场上,看似乱糟糟的,实质上却很有章法。这是我们躲迷藏的最好去处。躲在里头,闻着又干又湿淡淡的熟味,咬一根在嘴里,憋住笑憋住呼吸听小伙伴在外头干着急。到现在我都觉得,当草垛包围着我时,我是最安全的。长大了,还常常渴望再有机会回到那个年代,藏在草垛里回味回味,哪怕片刻也是好的。

六岁那年,在小伙伴的怂勇下,我斗着胆子学骑自行车。不知道摔过多少次,只记得每次都是草垛软软地托住了我。那时觉着好玩,而今想起来,跌倒了能有一片柔软呵护,真是一种福气。

有事没事,我总爱仰躺在草垛上,小手枕着头翘起二郎腿,在懒懒的酥酥的阳光下,一脸幼稚却又神圣地想事儿——大自然的神奇神秘、梦想狂想幻想瞎想胡思乱想……亲爱的草垛啊,你收藏了我童年时的全部思想。我总觉得我的多愁善感的习性,就是因为在草垛上躺得过多所致。现在,我身下已无草垛,可我还是乐意梦想狂想幻想瞎想胡思乱想,这使我的生命有了更多的更为丰腴的内涵。

我得对草垛表示感谢。

与草垛一样长年坚守晒场的还有碌碡,这家伙有大有小,但都是同一个模样:青色的,有槽有棱,还有像弹孔一样的小洞,密密麻麻的,一看它就能想起“千疮百孔”这词来。夏收秋收时节,老牛拉着它在麦子稻子上吱吱呀呀地翻动。其他时候,它静静地呆着,像是沉入了它那沧桑的岁月不能自醒。我们来了,用它比一比看谁的力气大。举不动,撅起小屁股推。累了,它就成了我们的马了。骑在上面,用根茅草或柳条当马鞭,我们比骑真的马还高兴。碌碡,慷慨地给了我们欢笑友谊和力量。

我向碌碡致意。

夏天,人们在家门口乘凉的少。晚饭后,人们悠悠地向晒场流动,最先到的是小孩,然后是老人,然后是汉子,最后才是各家操持家务的女人。按各自的喜好脾气自由地组合成一个又一个小圈子。躺椅之类的是没有的,全是一色的小板凳。男人们烧着烟锅,女人们纳着鞋底,孩子们则在人堆和草堆间乱窜。夜色抚摸着村人的疲惫,晚风吹拂着老人的皱纹和年轻人的心灵。没有灯光,大家却彼此看到对方。

村里的事、村外的事、鸡零狗碎的事,陈年烂谷的国家大事、现在的事、过去的事、将来的事,都由村人用语言、手势和唾沫在晒场上上演。大家只是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唱对台戏,不抬杠。说得最多的还是自家的事。女人说自的男人、孩子,男人道自家的盖房置家业之类的事。那些出过远门的,把那点早已嚼得烂如淤泥的所见所闻如牛反刍样再吹一次。没人生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好像是头一回听。新鲜着呐!

正常情况下,老人们多在说古,年轻人在谈论未来,女人们则是家长里短。结了婚打情骂俏,小伙子姑娘家竖着耳朵一字不拉地听,绝不插话。人们说话的声音时高时低,如同在风中晃动的电线。笑声有的是,弱时像河边悠悠摇摆的芦苇;强时似哗哗的流水。也有几个女人脑袋凑在一块如白天晒场上空的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孩子们是风筝,母亲的话语是牵拽的丝线。“二子,钻哪儿了?”“拴子,夜里别进草堆。”“狗蛋,你看你,鞋呢?”这些话,时不时像蛇样在晒场上游动。奇怪的是,她们没有拿眼看,就知晓自家的孩子在晒场的哪个角落在干什么。难道做母亲的有另一双隐蔽的眼睛在时时注视自家的孩子?

我爱扎在老人堆里,听老人们讲那过去的故事。我手托撑起下巴(一般都是歪着脑袋),迎着老人烁烁的目光,走进我心仪的故事里。将相王侯神仙鬼怪,更多的是我们祖先的奇闻逸事。语言是平实的,叙述是朴素的,可故事的魅力是令人心醉的。老人们嘴里牙不多,说话禁不住漏风,加之年岁大了,呼吸也费劲了,一喘一喘的。神色飞扬的脸上,挤满了沟壑般的皱纹。这就是老人,这就是我钟爱的老人。兴许,我儿时总被人说成老相,就是因为我与老人呆在一起的次数太多时间太长太过于沉迷的缘故。所幸,而今我返老还童了。要不然,真不该如何是好。

我也爱和女人们在一块儿,她们爱笑,笑得像风中的垂柳浑身发抖。她们的手和鞋底一样粗糙,干枯头发里夹杂不少和她们手中的白线一样的白发。她们的许多话让姑娘家垂下红红的脸蛋,而我却懵懵的。她们有一肚子的歌谣民谣。她们随意地哼,调子全一样,变化的是其中的词。至今让我念念不忘还常常不由自主哼哼的是——

 

肚子疼,上盐城

盐城医生不在家

抱着肚子喊妈妈

妈妈拿来洗脚盆

让我蹲得脚直疼

生下一个小娃娃

抱着我叫小爸爸

 

夜深了,大人们的身子凉了,心却热乎乎的。孩子们呢,一身汗一身泥,心倒是疲了。回去吧,人人都有一个好梦。明天还得上工呐!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乘凉真是美不胜收。天上的星星是那么的多那么的亮,夜风是那样的柔和清纯,蛙鼓虫鸣是那样的动听悦耳,还有那飞来飞去的萤火虫。一切的声音、景像、词语、气息、气味、色彩……如同河里升起的薄雾笼罩着夏夜的村庄夏夜的晒场。

镇上来放电影在晒场,戏班来唱大戏在晒场……晒场,拥抱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这里没有世俗的抵触,没有家族的抗拒。谁都知道,这一切仅仅是属于晒场的。尽管如此,晒场的的确确是村人感受外面世界的窗口。不是惟一的,却是最主要的。这得意于晒场的宽容大度。

晒场,成了全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当然是民间性质的了。

在都市里呆久了我,晒场一跳到脑海里,便认为那是天堂——我再无法接近的天堂,只能存留在我的想象和记忆之中。如今,我到何处去寻求如此的自然之地、干净之地、最接近人性的家园?因为晒场不是舞台。

我敢说,晒场装下了村人全部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那默默无言的土地里掖下了村庄的全部历史。

晒场浓缩了我童年的全部,我心灵的脚步跨得再大走得再远,是不可能走出那并算大的晒场的。晒场是我人生的出发地,有了它,我才有所谓的漂泊天涯和浪迹海角。

有了永远的晒场,我才有了永远的漂泊。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思乡最普遍也是最永恒的姿势。我思念故乡,总是从晒场开始的。我无法绕过它。

晒场是我的灵魂最终的栖息地,无论我肉身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