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经典小说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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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

里下河文学经典小说选(上)

 

目  录

汪曾祺作品

岁寒三友(短篇小说)………………………………………………………………………………

故里三陈(短篇小说)……………………………………………………………………………

 

胡石言作品

秋雪湖之恋(中篇小说)…………………………………………………………… ……… ……

柳堡的故事(短篇小说)…………………………………………………………… ……… ……

 

夏坚勇作品

高家班子(中篇小说)…………………………………………………………… ………………

秋韵(短篇小说)…………………………………………………………… ……………………

 

曹文轩作品

蔷薇谷(短篇小说)……………………………………………………… ………………………

甜橙树(短篇小说)……………………………………………………… ………………………

 

费振钟作品

重新掩埋我的伯父(中篇小说)…………………………………………… ……………………

水韵(小说6题)(短篇小说)……………………………………………………… ……………

 

王  干作品

让阳光叙述(短篇小说)…………………………………………………… ……………………

父亲(短篇小说)…………………………………………………………… ……………………

 

鲁  羊作品

鬓毛(中篇小说)…………………………………………………………… ……………………

此曲不知所从何来(短篇小说)…………………………………………… ……………………

 

 

汪曾祺作品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代表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岁寒三友 (短篇小说)

                                 

这三个人是: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是个画画的。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三个人的名声倒都是好的。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某处的桥坍了,要修一修;哪里发现一名“路倒”,要掩埋起来;闹时疫的时候,在码头路口设一口瓷缸,内装药茶,施给来往行人;一场大火之后,请道士打醮禳灾……遇有这一类的事,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簿伸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因此,他们走在街上,一街的熟人都跟他们很客气地点头打招呼。

“早!”

“早!”

“吃过了?”

“偏过了,偏过了!”

王瘦吾真瘦。瘦得两个肩胛骨从长衫的外面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年轻时很风雅过几天。他小时开蒙的塾师是邑中名士谈甓渔,谈先生教会了他做诗。那时,绒线店由父亲经营着,生意不错,这样他就有机会追随一些阔的和不太阔的名士,春秋佳日,文酒雅集。遇有什么张母吴太夫人八十寿辰征诗,也会送去两首七律。瘦吾就是那时落下的一个别号。自从父亲一死,他挑起全家的生活,就不再做一句诗,和那些诗人们也再无来往。

他家的绒线店是一个不大的连家店。店面的招牌上虽写着“京广洋货,零趸批发”,所卖的却只是:丝线、绦子、头号针、二号针、女人钳眉毛的镊子、刨花①、抿子(涂刨花水用的小刷子)、品青、煮蓝、僧帽牌洋蜡烛、太阳牌肥皂、美孚灯罩……种类很多,但都值不了几个钱。每天晚上结帐时都是一堆铜板和一角两角的零碎的小票,难得看见一块洋钱。

这样一个小店,维持一家生活,是困难的。王瘦吾家的人口日渐增多了。他上有老母,自己又有了三个孩子。小的还在娘怀里抱着。两个大的,一儿一女,已经都在上小学了。不用说穿衣,就是穿鞋也是个愁人的事。

儿子最恨下雨。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在下雨天都穿了胶鞋来上学,只有他穿了还是他父亲穿过的钉鞋①。钉鞋很笨,很重,走起来还嘎啦嘎啦的响。他一进学校的大门,同学们就都朝他看,看他那双鞋。他闹了好多回。每回下雨,他就说:“我不去上学了!”妈都给他说好话:“明年,明年就买胶鞋。一定!”——“明年!您都说了几年了!”最后还是嘟着嘴,挟了一把补过的旧伞,走了。王瘦吾听见街石上儿子的钉鞋愤怒的声音,半天都没有说话。

女儿要参加全县小学秋季运动会,表演团体操,要穿规定的服装:白上衣、黑短裙。这都还好办。难的是鞋,——要一律穿白球鞋。女儿跟妈要。妈说:“一双球鞋,要好几块钱。咱们不去参加了。就说生病了,叫你爸写个请假条。”女儿不像她哥发脾气,闹,她只是一声不响,眼泪不停地往下滴。到底还是去了。这位能干的妈跟邻居家借来一双球鞋,比着样子,用一块白帆布连夜赶做了一双。除了底子是布的,别处跟买来的完全一样。天亮的时候,做妈的轻轻地叫:“妞子,起来!”女儿一睁眼,看见床前摆着一双白鞋,趴在妈胸前哭了。王瘦吾看见妻子疲乏而凄然的笑容,他的心酸。

因此,王瘦吾老想发财。

这财,是怎么个发法呢?靠这个小绒线店,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他得另外想办法。这城里的街,好像是傍晚时的码头,各种船只,都靠满了。各行各业,都有个固定的地盘,想往里面再插一只手,很难。他得把眼睛看到这个县城以外,这些行业以外。他做过许多不同性质的生意。他做过虾籽生意,醉蟹生意,腌制过双黄鸭蛋。张家庄出一种木瓜酒,他运销过。本地出一种药材,叫做莶,他收过,用木船装到上海(他自己就坐在一船高高的药草上),卖给药材行。三叉河出一种水仙鱼,他曾想过做罐头……他做的生意都有点别出心裁,甚至是想入非非。他隔个把月就要出一次门,四乡八镇,到处跑。像一只饥饿的鸟,到处飞,想给儿女们找一口食。回来时总带着满身的草屑灰尘;人,越来越瘦。

后来他想起开工厂。他的这个工厂是个绳厂,做草绳和钱串子。蓑衣草两股,绞成细绳,过去是穿制钱用的,所以叫做钱串子。现在不使制钱了,店铺里却离不开它。茶食店用来包扎点心,席子店捆席子,卖鱼的穿鱼腮。绞这种细绳,本来是湖西农民冬闲时的副业,一大捆一大捆挑进城来兜售。因为没有准人,准时,准数,有时需用,却遇不着。有了这么个厂,对于用户方便多了。王瘦吾这个厂站住了。他就不再四处奔跑。这家工厂,连王瘦吾在内,一共四个人。一个伙计搬运,两个做活。有两架“机器”,倒是铁的,只是都要用手摇。这两架机器,摇起来嘎嘎的响,给这条街增添了一种新的声音,和捶铜器、打烧饼、算命瞎子的铜铛的声音混和在一起。不久,人们就习惯了,仿佛这声音本来就有。

初二、十六①的傍晚,常常看到王瘦吾拎了半斤肉或一条鱼从街上走回家。

每到天气晴朗,上午十来点钟,在这条街上,就可以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砰——磅!”

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炮仗了。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向阴城飞跑。

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陶瓶,当地叫做“韩瓶”,据说是韩信的部队所用的行军水壶。说是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大极了的蚂蚱、油葫芦、蟋蟀。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不一会,又都纷纷地落下了。

这里没有住户人家。只有一个破财神庙,里面住着一个侉子。这侉子不知是什么来历。他杀狗,吃肉,——阴城里野狗多的是,还喝酒。

这地方很少有人来。只有孩子们结伴来放风筝,掏蟋蟀。再就是陶虎臣来试炮仗。

试的是“天地响”。这地方把双响的大炮仗叫“天地响”,因为地下响一声,飞到半空中,又响一声,炸得粉碎,纸屑飘飘地落下来。陶家的“天地响”一听就听得出来,特别响。两响之间的距离也大——蹿得高。

“砰——磅!”

“砰——磅!”

他走一二十步,放一个,身后跟着一大群孩子。孩子里有胆大的,要求放一个,陶虎臣就给他一个:“点着了快跑!——崩疼了可别哭!”

其实是崩不着的。陶虎臣每次试炮仗,特意把其中的几个的捻子加长,就是专为这些孩子预备的。捻子着了,嗤嗤地冒火,半天,才听见响呢。

陶家炮仗店的门口也是经常围着一堆孩子,看炮仗师傅做炮仗。两张白木的床子,有两块很光滑的木板。把一张粗草纸裹在一个钢钎上,两块木板一搓,吱溜——,就是一个炮仗筒子。

孩子们看师傅做炮仗,陶虎臣就伏在柜台上很有兴趣地看这些孩子。有时问他们几句话:“你爸爸在家吗?干嘛呢?”

“你的痄腮好了吗?”

孩子们都知道陶老板人很和气,很喜欢孩子,见面都很愿意叫他:

“陶大爷!”

“陶伯伯!”

“哎,哎。”

陶家炮仗店的生意本来是不错的。

他家的货色齐全。除了一般的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这种鞭,成本很贵,除非有人定做,平常是不预备的。

一般的鞭炮,陶虎臣自己是不动手的。他会做花炮。一筒大花炮,能放好几分钟。他还会做一种很特别的花,叫做“酒梅”。一棵弯曲横斜的枯树,埋在一个磁盆里,上面串结了许多各色的小花炮,点着之后,满树喷花。火花射尽,树枝上还留下一朵一朵梅花,蓝荧荧的,静悄悄地开着,经久不熄。这是棉花浸了高粱酒做的。

他还有一项绝技,是做焰火。一种老式的焰火,有的地方叫做花盒子。

酒梅、焰火,他都不在店里做,在家里做。因为这有许多秘方,不能外传。

做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弄不好,还会出事。陶虎臣的一只左眼坏了,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出了故障,不着了,他搭了梯子爬到架上去看,不想焰火忽然又响了,一个火球迸进了瞳孔。

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不像一般有残疾的人往往显得很凶狠。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但是他的这种心满意足的神情逐年在消退。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么?

“遍地桃花”近年很少人家来定货了。地方上多年未放焰火,有的孩子已经忘记放焰火是什么样子了。

陶虎臣长得很敦实,跟他的名字很相称。

靳彝甫和陶虎臣住在一条巷子里,相隔只有七八家。谁家的火灭了,孩子拿了一块劈柴,就能从另一家引了火来。他家很好认,门口钉着一块铁皮的牌子,红地黑字:“靳彝甫画寓”。这城里画画的,有三种人。

一种是画家。这种人大都有田有地,不愁衣食,作画只是自己消遣,或作为应酬的工具。他们的画是不卖钱的。求画的人只是送几件很高雅的礼物。或一坛绍兴花雕,或火腿、鲥鱼、白沙枇杷,或一套讲究的宜兴紫砂茶具,或两大盆正在茁箭子的建兰。他们的画,多半是大写意,或半工半写。工笔画他们是不耐烦画的,也不会。

一种是画匠。他们所画的,是神像。画得最多的是“家神菩萨”。这“家神菩萨”是一个大家族:头一层是南海观音的一伙,第二层是玉皇大帝和他的朝臣,第三层是关帝老爷和周仓、关平,最下一层是财神爷。他们也在玻璃的反面用油漆画福禄寿三星(这种画美术史家称之为“玻璃油画”),作插屏。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商品,不是作画。而且是流水作业,描花纹的是一个人(照着底子描),“开脸”的是一个人,着色的是另一个人。他们的作坊,叫做“画匠店”。一个画匠店里常有七八个人同时做活,却听不到一点声音,因为画匠多半是哑巴。

靳彝甫两者都不是。也可以说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么一种人。比较贴切些,应该称之为“画师”,不过本地无此说法,只是说“画画的”。他是靠卖画吃饭的,但不像画匠店那样在门口设摊或批发给卖门神“欢乐”的纸店①,他是等人登门求画的(所以挂“画寓”的招牌)。他的画按尺论价,大青大绿另加,可以点题。来求画的,多半是茶馆酒肆、茶叶店、参行、钱庄的老板或管事。也有那些闲钱不多,送不起重礼,攀不上高门第的画家,又不甘于家里只有四堵素壁的中等人家。他们往往喜欢看着他画,靳彝甫也就欣然对客挥毫。主客双方,都很满意。他的画署名(画匠的作品是从不署名的),但都不题上款,因为不好称呼,深了不是,浅了不是,题了,人家也未必高兴,所以只是简单地写四个字:“彝甫靳铭”。若是佛像,则题“靳铭沐手敬绘”。

靳家三代都是画画的。家里积存的画稿很多。因为要投合不同的兴趣,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什么都画。工笔、写意、浅绛、重彩不拘。

他家家传会写真,都能画行乐图(生活像)和喜神图(遗像)。中国的画像是有诀窍的。画师家都藏有一套历代相传的“百脸图”。把人的头面五官加以分析,定出一百种类型。画时端详着对象,确定属于哪一类,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减,画出来总是有几分像的。靳彝甫多年不画喜神了。因为画这种像,经常是在死人刚刚断气时,被请了去,在床前对着勾描。他不愿看死人。因此,除了至亲好友,这种活计,一概不应。有来求的,就说不会。行乐图,自从有了照相馆之后,也很少有人来要画了。

靳弊甫自己喜欢画的,是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青绿山水、工笔人物,一年能收几件呢?因此,除了每年端午,他画几十张各式各样的钟馗,挂在巷口如意楼酒馆标价出售,能够有较多的收入,其余的时候,全家都是半饥半饱。

虽然是半饥半饱,他可是活得有滋有味,他的画室里挂着一块小匾,上书“四时佳兴”。画室前有一个很小的天井。靠墙种了几竿玉屏萧竹。石条上摆着茶花、月季。一个很大的钧窑平盘里养着一块玲珑剔透的上水石,蒙了半寸厚的绿苔,长着虎耳草和铁线草。冬天,他总要养几头单瓣的水仙。不到三寸长的碧绿的叶子,开着白玉一样的繁花。春天,放风筝。他会那样耐烦地用一个称金子用的小戥子约着蜈蚣风筝两边脚上的鸡毛(鸡毛分量稍差,蜈蚣上天就会打滚)。夏天,用莲子种出荷花。不大的荷叶,直径三寸的花,下面养了一二分长的小鱼。秋天,养蟋蟀。他家藏有一本托名贾似道撰写的《秋虫谱》。养蟋蟀的泥罐还是他祖父留下来的旧物。每天晚上,他点一个灯笼,到阴城去掏蟋蟀。财神庙的那个侉子,常常一边喝酒、吃狗肉,一边看这位大胆的画师的灯笼走走,停停,忽上,忽下。

他有一盒爱若性命的东西,是三块田黄石章。这三块田黄都不大,可是跟三块鸡油一样!一块是方的,一块略长,还有一块不成形。数这块不成形的值钱,它有文三桥刻的边款(篆文不知叫一个什么无知的人磨去了)①。文三桥呀,可着全中国,你能找出几块?有一次,邻居家失火,他什么也没拿,只抢了这三块图章往外走。吃不饱的时候,只要把这三块图章拿出来看看,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这一年,这三个人忽然都交了好运。

王瘦吾的绳厂赚了钱。他可又觉得这个买卖货源、销路都有限,他早就想好了另外一宗生意。这个县北乡高田多种麦,出极好的麦秸,当地农民多以掐草帽辫为副业。每年有外地行商来,以极便宜的价钱收去。稍经加工,就成了草帽,又以高价卖给农民。王瘦吾想:为什么不能就地制成草帽呢?这钱为什么要给外地人赚去呢?主意已定,他就把两台绞绳机盘出去,买了两架扎草帽的机子,请了一个师傅,教出三个徒弟,就在原来绳厂的旧址,办起了一个草帽厂。城里的买卖人都说:王瘦吾这步棋看得准,必赚无疑!草帽厂开张的那天,来道喜和看热闹的人很多。一盘草帽辫,在师傅手里,通过机针一扎,哒哒地响,一会儿工夫,哎,草帽盔出来了!——又一会,草帽边!——成了!一顶一顶草帽,顷刻之间,摞得很高。这不是草帽,这是大洋钱呀!这一天,靳彝甫送来一张“得利图”,画着一个白须的渔翁,背着鱼篓,提着两尾金鳞赤尾的大鲤鱼。凡看了这张画的,无不大笑:这渔翁的长相,活脱就是王瘦吾!陶虎臣特地送来一挂遍地桃花满堂红的一千头的大鞭,砰砰磅磅响了好半天!

陶虎臣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焰火生意。这一年闹大水。运河平了灌。西北风一起,大浪头翻上来,把河堤上丈把长的青石都卷了起来。看来,非破堤不可。很多人家扎了筏子,预备了大澡盆,天天晚上不敢睡,只等堤决水下来时逃命。不料,河水从下游泻出,伏汛安然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畜。秋收在望,市面繁荣,城乡一片喜气。有好事者倡议:今年放放焰火!东西南北四城,都放!一台七套,四七二十八套。陶家独家承做了十四套,——其余的,他匀给别的同行了。

四城的焰火错开了日子,——为的是人们可以轮流赶着去看。东城定在八月十六。地点:阴城。

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是“气死风”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陷火了!

这种花盆子是有一点简单的故事情节的。最热闹的是“炮打泗州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万花齐放之后,有一个间歇,木架子下面黑黑的,有人以为这一套已经放完了。不料一声炮响,花盆子又落下一层,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州”两个字(不知道为什么是泗州而不是别的城)。城外向里打炮,城里向外打,灯球飞舞,砰磅有声。最有趣的是“芦蜂追瘌子”,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焰火。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人,——一个泥头的纸人,这人是个瘌痢头,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间飞来了许多马蜂,这些马蜂——火花,纷纷扑向瘌痢头,瘌痢头四面躲闪,手里的芭蕉扇不停地挥舞起来。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最后一套是平平常常的,只是一阵火花之后,扑鲁扑鲁吊下四个大字:“天下太平”。字是灯球组成的。虽然平淡,人们还是舍不得离开。火光炎炎,逐渐消隐,这时才听到人们呼唉:“二丫头,回家咧!”

“四儿,你在哪儿哪?”

“奶奶,等等我,我鞋掉了!”

人们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来了。

靳彝甫捉到一只蟹壳青蟋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每天有人提了几罐蟋蟀来斗。都不是对手,而且都只是一个回合就分胜负。这只蟹壳青的打法很特别。它轻易不开牙,只是不动声色,稳稳地站着。突然扑上去,一口就咬破对方的肚子(据说蟋蟀的打法各有自己的风格,这种咬肚子的打法是最厉害的)。它口瞿口瞿地叫起来,上下摆动它的触须,就像戏台上的武生耍翎子。负伤的败将,怎么下“探子”①,也再不敢回头。于是有人怂恿他到兴化去。兴化养蟋蟀之风很盛,每年秋天有一个斗蟋蟀的集会。靳彝甫被人们说得心动了。王瘦吾、陶虎臣给他凑了一笔路费和赌本,他就带了几罐蟋蟀,搭船走了。

斗蟋蟀也像摔跤、击拳一样,先要约约运动员的体重。分量相等,才能入盘开斗。如分量低于对方而自愿下场者,听便。

没想到,这只蟋蟀给他赢了四十块钱。——四十块钱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员两个月的薪水!靳彝甫很高兴,在如意楼定了几个菜,约王瘦吾、陶虎臣来喝酒。

(这只身经百战的蟋蟀后来在冬至那天寿终了,靳彝甫特地打了一个小小的银棺材,送到阴城埋了。)

没喝几杯,靳彝甫的孩子拿了一张名片,说是家里来了客。靳彝甫接过名片一看:“季匋民!”

“他怎么会来找我呢?”

季匋民是一县人引为骄傲的大人物。他是个名闻全国的大画家,同时又是大收藏家,大财主,家里有好田好地,宋元名迹。他在上海一个艺术专科大学当教授,平常难得回家。“你回去看看。”

“我少陪一会。”

季匋民和靳彝甫都是画画的,可是气色很不一样。此人面色红润,双眼有光,浓黑的长髯,声音很洪亮。衣着很随便,但质料很讲究。

“我冒进宝府,唐突得很。”

“哪里哪里。只是我这寒舍,实在太小了。”

“小,而雅,比大而无当好!”

寒暄之后,季匋民说明来意:听说彝甫有几块好田黄,特地来看看。靳彝甫捧了出来,他托在手里,一块一块,仔仔细细看了。“好,——好,——好。匋民平生所见田黄多矣,像这样润的,少。”他估了估价,说按时下行情,值二百洋。有文三桥边款的一块就值一百。他很直率地问靳彝甫肯不肯割爱。靳彝甫也很直率地回答:“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

“好!这像个弄笔墨的人说的话!既然如此,匋民绝不夺人之所爱。不过,如果你有一天想出手,得先尽我。”“那可以。”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买卖不成,季匋民倒也没有不高兴。他又提出想看看靳彝甫家藏的画稿。靳彝甫祖父的,父亲的。——靳彝甫本人的,他也想看看。他看得很入神,拍着画案说:“令祖,令尊,都被埋没了啊!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声名不出于里巷,悲哉!悲哉!”他看了靳彝甫的画,说:“彝甫兄,我有几句话……”

“您请指教。”

“你的画,家学渊源。但是,有功力,而少境界。要变!山水,暂时不要画。你见过多少真山真水?人物,不要跟在改七芗、费晓楼后面跑。倪墨耕尤为甜俗。要越过唐伯虎,直追两宋南唐。我奉赠你两个字:古,艳。比如这张杨妃出浴,披纱用洋红,就俗。用朱红,加一点紫!把颜色搞得重重的!脸上也不要这样干净,给她贴几个花子!——你是打算就这样在家乡困着呢?还是想出去闯闯呢?出去,走走,结识一些大家,见见世面!到上海,那里人才多!”

他建议靳彝甫选出百十件画,到上海去开一个展览会。他认识朵云轩,可以借他们的地方。他还可以写几封信给上海名流,请他们为靳彝甫吹嘘吹嘘。他还嘱咐靳彝甫,卖了画,有了一点钱,要做两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后说:“我今天很高兴。看了令祖、令尊的画稿,偷到不少的东西。——我把它化一化,就是杰作!哈哈哈哈……”

这位大画家就这样疯疯癫癫,哈哈大笑着,提了他的筇竹杖,一阵风似的走了。

靳彝甫一边卷着画,一边想:季匋民是见得多。他对自己的指点,很有道理,很令人佩服。但是,到上海、开展览会,结识名流……唉,有钱的名士的话怎么能当得真呢!他笑了。

没想到,三天之后,季匋民真的派人送来了七八封朱丝栏玉版宣的八行书。

靳彝甫的画展不算轰动,但是卖出去几十张画。那张在季匋民授意之下重画的杨妃出浴,一再有人重订。报上发了消息,一家画刊还选了他两幅画。这都是他没有想到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在家乡看到报,很替他高兴:“彝甫出了名了!”

卖了画,靳彝甫真的按照季匋民的建议,“行万里路”去了。一去三年,很少来信。

这三年啊!

王瘦吾的草帽厂生意很好。草帽没个什么讲究,买的人只是一图个结实,二图个便宜。他家出的草帽是就地产销,省了来回运费,自然比外地来的便宜得多。牌子闯出去了,买卖就好做。全城并无第二家,那四台哒哒作响的机子,把带着钱想买草帽的客人老远地就吸过来了。

不想遇见一个王伯韬。

这王伯韬是个开陆陈行的。这地方把买卖豆麦杂粮的行叫做陆陈行。人们提起陆陈行,都暗暗摇头。做这一行的,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资本雄厚,大都兼营别的生意,什么买卖赚钱,他们就开什么买卖,眼尖手快。其二,都是流氓——都在帮。这城里发生过几起大规模的斗殴,都是陆陈行挑起的。打架的原因,都是抢行霸市。这种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他们的衣著和一般的生意人就不一样。不论什么时候,长衫里面的小褂的袖子总翻出很长的一截。料子也是老实商人所不用的。夏天是格子纺,冬天是法兰绒。脚底下是黑丝袜,方口的黑纹皮面的硬底便鞋。王伯韬和王瘦吾是同宗,见面总是“瘦吾兄”长,“瘦吾兄”短。王瘦吾不爱搭理他,尽可能地躲着他。

谁知偏偏躲不开,而且天天要见面。王伯韬也开了一家草帽厂,就在王瘦吾的草帽厂的对门!他新开的草帽厂有八台机子,八个师傅,门面、柜台,一切都比王瘦吾的大一倍。

王伯韬真是不顾血本,把批发、零售价都压得极低。王瘦吾算算,这样的定价,简直无利可图。他不服这口气,也随着把价钱落下来。

王伯韬坐在对面柜台里,还是满脸带笑,“瘦吾兄”长,“瘦吾兄”短。

王瘦吾撑了一年,实在撑不住了。

王伯韬放出话来:“瘦吾要是愿意把四台机子让给我,他多少钱买的,我多少钱要!”

四台机子,连同库存的现货,辫子,全部倒给了王伯韬。王瘦吾气得生了一场重病。一病一年多。卖机子的钱、连同小绒线店的底本,全变成了药渣子,倒在门外的街上了。

好不容易,能起来坐一坐,出门走几步了。可是人瘦得像一张纸,一阵风吹过,就能倒下。

陶虎臣呢?

头一年,因为四乡闹土匪,连城里都出了几起抢案,县政府和当地驻军联名出了一张布告:“冬防期间,严禁燃放鞭炮。”炮仗店平时生意有限,全指着年下。这一冬防,可把陶虎臣防苦了。且熬着,等明年吧。

明年!蒋介石搞他娘的“新生活”①,根本取缔了鞭炮。城里几家炮仗店统统关了张。陶虎臣别无产业,只好做一点“黄烟子”和蚊烟混日子。“黄烟子”也像是个炮仗,只是里面装的不是火药而是雄黄,外皮也是黄的。点了捻子,不响,只是从屁股上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半天。这种东西,端午节人家买来,点着了扔在床脚柜底熏五毒;孩子们把黄烟屁股抵在板壁上写“虎”字。蚊烟是在一个皮纸的空套里装上锯末,加一点芒硝和鳝鱼骨头,盘成一盘,像一条蛇。这东西点起来味道很呛,人和蚊子都受不了。这两种东西,本来是炮仗店附带做做的,靠它赚钱吃饭,养家活口的,怎么行呢?——一年有几个端午节?蚊子也不是四季都有啊!

第三年,陶家炮仗店的铺闼子门①下了一把牛鼻子铁锁,再也打不开了。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起先是喝粥,——喝稀粥,后来连稀粥也喝不成了。陶虎臣全家,已经饿了一天半。

有那么一个缺德的人敲开了陶家的门。这人姓宋,人称宋保长,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什么钱也敢拿的。他来做媒了。二十块钱,陶虎臣把女儿嫁给了一个驻军的连长。这连长第二天就开拔。他倒什么也不挑,只要是一个黄花闺女。陶虎臣跳着脚大叫:“不要说得那么好听!这不是嫁!这是卖!你们到大街去打锣喊叫:我陶虎臣卖女儿!你们喊去!我不害臊!陶虎臣!你是个什么东西!陶虎臣!我操你八辈祖奶奶!你就这样没有能耐呀!”女儿的妈和弟弟都哭。女儿倒不哭,反过来劝爹:“爹!爹!您别这样!我愿意!——真的!爹!我真的愿意!”她朝上给爹妈磕了头,又趴在弟弟的耳边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饿的时候,忍着,别哭。”弟弟直点头。女儿走到爹床前,说了声:“爹!我走啦!您保重!”陶虎臣脸对墙躺着,连头都没有回,他的眼泪花花地往下淌。

两个半月过去了。陶家一直就花这二十块钱。二十块钱剩得不多了,女儿回来了。妈脱下女儿的衣服一看,什么都明白了:这连长天天打她。女儿跟妈妈偷偷地说:“妈,我过上了他的脏病。”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

他没有死成。他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一刀砍断了腰带。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

靳彝甫回来了。他一到家,听说陶虎臣的事,连脸都没洗,拔脚就往陶家去。陶虎臣躺在一领破芦席上,拥着一条破棉絮。靳彝甫掏出五块钱来,说:“虎臣,我才回来,带的钱不多,你等我一天!”

跟脚,他又奔王瘦吾家。瘦吾也是家徒四壁了。他正在对着空屋发呆。靳彝甫也掏出五块钱,说:“瘦吾,你等我一天!”

第三天,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先用着。”

“这钱——?”

靳彝甫笑了笑。

那两个都明白了:彝甫把三块田黄给季匋民送去了。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故里三陈(短篇小说)

 

                                                   陈小手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迤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龇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

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团长觉得怪委屈。

 

                              陈四

陈四是个瓦匠,外号“向大人”。

我们那个城里,没有多少娱乐。除了听书,瞧戏,大家最有兴趣的便是看会,看迎神赛会,——我们那里叫做“迎会”。

所迎的神,一是城隍,一是都土地。城隍老爷是阴间的一县之主,但是他的爵位比阳间的县知事要高得多,敕封“灵应侯”。他的气派也比县知事要大得多。县知事出巡,哪有这样威严,这样多的仪仗队伍,还有各种杂耍玩艺的呢?再说打我记事起,就没见过县知事出巡过,他们只是坐了一顶小轿或坐了自备的黄包车到处去拜客。都土地东西南北四城都有,保佑境内的黎民,地位相当于一个区长。他比活着的区长要神气得多,但比城隍菩萨可就差了一大截了。他的爵位是“灵显伯”。都土地都是有名有姓的。我所居住的东城的都土地是张巡。张巡为什么会到我的家乡来当都土地呢,他又不是战死在我们那里的,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张巡是太守,死后为什么倒降职成了区长了呢?我也不明白。

都土地出巡是没有什么看头的。短簇簇的一群人,打着一些稀稀落落的仪仗,把都天菩萨(都土地为什么被称为“都天菩萨”,这一点我也不明白)抬出来转一圈,无声无息地,一会儿就过完了。所谓“看会”,实际上指的是看赛城隍。

我记得的赛城隍是在夏秋之交,阴历的七月半,正是大热的时候。不过好像也有在十月初出会的。

那真是万人空巷,倾城出观。到那天,凡城隍所经的耍闹之处的店铺就都做好了准备:燃香烛,挂宫灯,在店堂前面和临街的柜台里面放好了长凳,有楼的则把楼窗全部打开,烧好了茶水,等着东家和熟主顾人家的眷属光临。这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牛角酥、奶奶哼(一种很“面”的香瓜)、红瓤西瓜、三白西瓜、鸭梨、槟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飘满一街。各种卖吃食的都出动了,争奇斗胜,吟叫百端。到了八九点钟,看会的都来了。老太太、大小姐、小少爷。老太太手里拿着檀香佛珠,大小姐衣襟上挂着一串白兰花。佣人手里提着食盒,里面是兴化饼子、绿豆糕,各种精细点心。远远听见鞭炮声、锣鼓声,“来了,来了!”于是各自坐好,等着。

我们那里的赛会和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绍兴的赛会不尽相同。前面并无所谓“塘报”。打头的是“拜香的”。都是一些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光头净脸,头上系一条黑布带,前额缀一朵红绒球,青布衣衫,赤脚草鞋,手端一个红漆的小板凳,板凳一头钉着一个铁管,上插一枝安息香。他们合着节拍,依次走着,每走十步,一齐回头,把板凳放到地上,算是一拜,随即转向再走。这都是为了父母生病到城隍庙许了愿的,“拜香”是还愿。后面是“挂香”的,则都是壮汉,用一个小铁钩勾进左右手臂的肉里,下系一个带链子的锡香炉,炉里烧着檀香。挂香多的可至香炉三对。这也是还愿的。后面就是各种玩艺了。

十番锣鼓音乐篷子。一个长方形的布篷,四面绣花篷檐,下缀走水流苏。四角支竹竿,有人撑着。里面是吹手,一律是笙箫细乐,边走边吹奏。锣鼓篷悉有五七篷,每隔一段玩艺有一篷。

茶担子。金漆木桶。桶口翻出,上置一圈细瓷茶杯,桶内和杯内都装了香茶。

花担子。鲜花装饰的担子。

挑茶担子、花担子的扁担都极软,一步一颤。脚步要匀,三进一退,各依节拍,不得错步。茶担子、花担子虽无很难的技巧,但几十副担子同时进退,整整齐齐,亦颇婀娜有致。舞龙。舞狮子。

跳大头和尚戏柳翠。跑旱船。跑小车。

最清雅好看的是“站高肩”。下面一个高大结实的男人,挺胸调息,稳稳地走着,肩上站着一个孩子,也就是五六岁,都扮着戏,青蛇、白蛇、法海、许仙,关、张、赵、马、黄,李三娘、刘知远、咬脐郎、火公窦老……他们并无动作,只是在大人的肩上站着,但是衣饰鲜丽,孩子都长得清秀伶俐,惹人疼爱。“高肩”不是本城所有,是花了大钱从扬州请来的。

后面是高跷。

再后面是跳判的。判有两种,一种是“地判”,一文一武,手执朝笏,边走边跳。一种是“抬判”。两根杉篙,上面绑着一个特制的圈椅,由四个人抬着。圈椅上蹲着一个判官。下面有人举着一个扎在一根细长且薄的竹片上的红绸做的蝙蝠,逗着判官。竹片极软,有弹性,忽上忽下,判官就追着蝙蝠,做出各种带舞蹈性的动作。他有时会跳到椅背上,甚至能在上面打飞脚。抬判不像地判只是在地面做一些滑稽的动作,这是要会一点“轻功”的。有一年看会,发现跳抬判的竟是我的小学的一个同班同学,不禁哑然。

迎会的玩艺到此就结束了。这些玩艺的班子,到了一些大店铺的门前,店铺就放鞭炮欢迎,他们就会停下来表演一会,或绕两个圈子。店铺常有犒赏。南货店送几大包蜜枣,茶食店送糕饼,药店送凉药洋参,绸缎店给各班挂红,钱庄则干脆扛出一钱板一钱板的铜元,俵散众人。

后面才真正是城隍老爷(叫城隍为“老爷”或“菩萨”都可以,随便的)自己的仪仗。

前面是开道锣。几十面大筛同时敲动。筛极大,得吊在一根杆子上,前面担在一个人的肩上,后面的人担着杆子的另一头,敲。大筛的节奏是非常单调的:哐(锣槌头一击)定定(槌柄两击筛面)哐定定哐,哐定定哐定定哐……如此反复,绝无变化。唯其单调,所以显得很庄严。

后面是虎头牌。长方形的木牌,白漆,上画虎头,黑漆扁宋体黑字,大书“肃静”、“回避”、“敕封灵应侯”、“保国佑民”。

后面是伞,——万民伞。伞有多柄,都是各行同业公会所献,彩缎绣花,缂丝平金,各有特色。我们县里最讲究的几柄伞却是纸伞。碳石所出。白宣纸上扎出芥子大的细孔,利用细孔的虚实,衬出虫鱼花鸟。这几柄宣纸伞后来被城隍庙的道士偷出来拆开一扇一扇地卖了,我父亲曾收得几扇。我曾看过纸伞的残片,真是精细绝伦。

最后是城隍老爷的“大驾”。八抬大轿,抬轿的都是全城最好的轿夫。他们踏着细步,稳稳地走着。轿顶四面鹅黄色的流苏均匀地起伏摆动着。城隍老爷一张油白大脸,疏眉细眼,五绺长须,蟒袍玉带,手里捧着一柄很大的折扇,端端地坐在轿子里。这时,人们的脸上都严肃起来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诚惶诚恐,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城隍老爷要在行宫(也是一座庙里)呆半天,到傍晚时才“回宫”。回宫时就只剩下少许人扛着仪仗执事,抬着轿子,飞跑着从街上走过,没有人看了。

且说高跷。

我见过几个地方的高跷,都不如我们那里的。我们那里的高跷,一是高,高至丈二。踩高跷的中途休息,都是坐在人家的房檐口。我们县的踩高跷的都是瓦匠,无一例外。瓦匠不怕高。二是能玩出许多花样。

高跷队前面有两个“开路”的,一个手执两个棒槌,不停地“郭郭,郭郭”地敲着。一个手执小铜锣,敲着“光光,光光”。他们的声音合在一起,就是“郭郭,光光;郭郭,光光。”我总觉得这“开路”的来源是颇久远的。老远地听见“郭郭,光光”,就知道高跷来了,人们就振奋起来。

高跷队打头的是渔、樵、耕、读。就中以渔公、渔婆最逗。他们要矮身蹲在高跷上横步跳来跳去做钓鱼撒网各种动作,重心很不好掌握。后面是几出戏文。戏文以《小上坟》最动人。小丑和旦角都要能踩“花梆子”碎步。这一出是带唱的。唱的腔调是柳枝腔。当中有一出“贾大老爷”。这贾大老爷不知是何许人,只是一个衙役在戏弄他,贾大老爷不时对着一个夜壶口喝酒。他的颟顸(注音:mān hān 释义:糊涂,不明事理)总是引得看的人大笑。

殿底的是“火烧向大人”。三个角色:一个铁公鸡,一个张嘉祥,一个向大人。向大人名荣,是清末的大将,以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后死于任。看会的人是不管他究竟是谁的,也不论其是非功过,只是看扮演向大人的“演员”的功夫。那是很难的。向大人要在高跷上郯马,在高跷上坐轿,——两只手抄在前面,“存”着身子,两只脚(两只跷)一蹽一蹽地走,有点像戏台上“走矮子”。他还要能在高跷上做“探海”、“射雁”这些在平地上也不好做的高难动作(这可真是“高难”,又高又难)。到了挨火烧的时候,还要左右躲闪,簸脑袋,甩胡须,连连转圈。到了这时,两旁店铺里的看会人就会炸雷也似地大声叫起“好”来。

擅长表演向大人的,只有陈四,别人都不如。

到了会期,陈四除了在县城表演一回,还要到三垛去赶一场。县城到三垛,四十五里。陈四不卸装,就登在高跷上沿着澄子河堤赶了去。赶到那里,准不误事。三垛的会,不见陈四的影子,菩萨的大驾不起。

有一年,城里的会刚散,下了一阵雷暴雨,河堤上不好走,他一路赶去,差点没摔死。到了三垛,已经误了。

三垛的会首乔三太爷抽了陈四一个嘴巴,还罚他当众跪了一炷香。

陈四气得大病了一场。他发誓从此再也不踩高跷。陈四还是当他的瓦匠。

到冬天,卖灯。

冬天没有什么瓦匠活,我们那里的瓦匠冬天大都以糊纸灯为副业,到了灯节前,摆摊售卖。陈四的灯摊就摆在保全堂廊檐下。他糊的灯很精致。荷花灯、绣球灯、兔子灯。他糊的蛤蟆灯,绿背白腹,背上用白粉点出花点,四只爪子是活的,提在手里,来回划动,极其灵巧。我每年要买他一盏蛤蟆灯,接连买了好几年。

 

陈泥鳅

邻近几个县的人都说我们县的人是黑屁股。气得我的一个姓孙的同学,有一次当着很多人褪下了裤子让人看:“你们看!黑吗?”我们当然都不是黑屁股。黑屁股指的是一种救生船。这种船专在大风大浪的湖水中救人、救船,因为船尾涂成黑色,所以叫做黑屁股。说的是船,不是人。

陈泥鳅就是这种救生船上的一个水手。

他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因为民国十年、民国二十年都曾在这里决口,把河底淘成了一个大潭。据说这里的水深,三篙子都打不到底。行船到这里,不能撑篙,只能荡桨。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半天半天,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

他在通湖桥下住。非遇风浪险恶时,救生船一般是不出动的。他看看天色,知道湖里不会出什么事,就呆在家里。他也好义,也好利。湖里大船出事,下水救人,这时是不能计较报酬的。有一次一只装豆子的船琵琶闸炸了,炸得粉碎。事后知道,是因为船底有一道小缝漏水,水把豆子浸湿了,豆子吃了水,突然间一齐膨胀起来,“砰”的一声把船撑炸了——那力量是非常之大的。船碎了,人掉在水里。这时跳下水救人,能要钱么?民国二十年,运河决口,陈泥鳅在激浪里救起了很多人。被救起的都已经是家破人亡,一无所有了,陈泥鳅连人家的姓名都没有问,更谈不上要什么酬谢了。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讨价;在死人身上,他却是不少要钱的。

人淹死了,尸首找不着。事主家里一不愿等尸首泡胀漂上来,二不愿尸首被“四水捋子”钩得稀烂八糟,这时就会来找陈泥鳅。陈泥鳅不但水性好,且在水中能开眼见物。他就在出事地点附近,察看水流风向,然后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入水底,伸手摸触。几个猛子之后,他准能把一个死尸托上来。不过得事先讲明,捞上来给多少酒钱,他才下去。有时讨价还价,得磨半天。陈泥鳅不着急,人反正已经死了,让他在水底多呆一会没事。

陈泥鳅一辈子没少挣钱,但是他不置产业,一个积蓄也没有。他花钱很撒漫,有钱就喝酒尿了,赌钱输了。有的时候,也偷偷地赒济一些孤寡老人,但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他也不娶老婆。有人劝他成个家,他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大将难免阵头亡。淹死会水的。我见天跟水闹着玩,不定哪天龙王爷就把我请了去。留下孤儿寡妇,我死在阴间也不踏实。这样多好,吃饱了一家子不饥,无牵无挂!”

通湖桥桥洞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怎么知道是女尸?她的长头发在洞口外飘动着。行人报了乡约,乡约报了保长,保长报到地方公益会。桥上桥下,围了一些人看。通湖桥是直通运河大闸的一道桥,运河的水由桥下流进澄子河。这座桥的桥洞很高,洞身也很长,但是很狭窄,只有人的肩膀那样宽。桥以西,桥以东,水面落差很大,水势很急,翻花卷浪,老远就听见訇訇的水声,像打雷一样。大家研究,这女尸一定是从大闸闸口冲下来的,不知怎么会卡在桥洞里了。不能就让她这么在桥洞里堵着。可是谁也想不出办法,谁也不敢下去。去找陈泥鳅。

陈泥鳅来了,看了看。他知道桥洞里有一块石头,突出一个尖角(他小时候老在洞里钻来钻去,对洞里每一块石头都熟悉)。这女人大概是身上衣服在这个尖角上绊住了。这也是个巧劲儿,要不,这样猛的水流,早把她冲出来了。“十块现大洋,我把她弄出来。”

“十块?”公益会的人吃了一惊,“你要得太多了!”

“是多了点。我有急用。这是玩命的事!我得从桥洞西口顺水窜进桥洞,一下子把她拨拉动了,就算成了。就这一下。一下子拨拉不动,我就会塞在桥洞里,再也出不来了!你们也都知道,桥洞只有肩膀宽,没法转身。水流这样急,退不出来。那我就只好陪着她了。”

大家都说:“十块就十块吧!这是砂锅捣蒜,一锤子!”陈泥鳅把浑身衣服脱得光光的,道了一声“对不起了!”纵身入水,顺着水流,笔直地窜进了桥洞。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只听见s_地一声,女尸冲出来了。接着陈泥鳅从东面洞口凌空窜进了水面。大家伙发了一声喊:“好水性!”

陈泥鳅跳上岸来,穿了衣服,拿了十块钱,说了声“得罪得罪!”转身就走。

大家以为他又是进***、进酒店了。没有,他径直地走进陈五奶奶家里。

陈五奶奶守寡多年。她有个儿子,去年死了,儿媳妇改了嫁,留下一个孩子。陈五奶奶就守着小孙子过,日子很折皱。这孩子得了急惊风,浑身滚烫,鼻翅扇动,四肢抽搐,陈五奶奶正急得两眼发直。陈泥鳅把十块钱交在她手里,说:“赶紧先到万全堂,磨一点羚羊角,给孩子喝了,再抱到王淡人那里看看!”

说着抱了孩子,拉了陈五奶奶就走。

陈五奶奶也不知哪里来的劲,跟着他一同走得飞快。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急就

 

 

                                                       胡石言作品

 

胡石言,1924年生,浙江平湖人,当代著名作家。曾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江苏省文联委员。早年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开始文学创作。1950年以战争时期扬州宝应县的一个村庄为背景,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柳堡的故事》,表现战争中的人情与人性,获得很大成功,被翻译为英、德、印、匈各国文字,并被拍为电影。此外,短篇小说《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分别获1982年和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秋雪湖之恋(中篇小说)

 

 

秋雪湖的芦根最清凉,可以给伤病员降火。秋雪湖的芦篾最细韧,可以编织花纹精巧的芦席。秋雪湖的芦花最洁白,比白雪还轻柔。

芦花全白,西风骤起的时候,秋雪满天飞舞。她们的姐妹是冬的雪花,春的柳絮。

秋雪湖的战友啊,你还记得那没有了秋雪的秋雪湖吗?你还记得那震颤心房的一幕幕悲剧吗?你还记得我们庄重的誓约吗?如果你还没有忘记的话,请如期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去到我们大伙儿分手的地方吧!

我接到了这样一封诗一般的信。我怎么能不去呢?我又怎么会忘记呢?

一、他抱着了芦花

严班长黑着脸,低声对我说:“老何,今夜我们班继续抓小偷。没有你的任务,你放心睡吧。”他鞋也不脱,歪到我对面的单人板床上,“噗”地一声吹灭了桌上的煤油灯。

我怎么能“放心”呢?

我们饲养班离秋雪湖南岸不过百米,离连队倒有一里,严班长在此独立为王,管着一个副班长、三个战士和我这个下放干部,还有九条牛、四十多口猪、一群鸡和一只猫。领土有四五个篮球场那么大,上有牛棚、猪圈、鸡窝、宿舍、仓房和一片空场、几棵垂柳。领土周围环绕着水塘河沟。旱路只有一条,进口处有木栅大门。大门之内,严班长的话就是命令。

他要抓的小偷,实际上不过是偷稻草的老百姓,而且多半是个小男孩。今夜天特别黑,又湿又闷,叫人窝火,是发病出事故的气候。严班长又很厉害,年纪不过二十一,可是身材髙大,浓眉大眼长方脸,铜锣般的嗓子。这深更半夜从人家背后大叫一声扑上去,岂不要把小孩活活吓死!

老百姓小孩也真难办。我们这军队农场同西边五里的陈庄阡陌相连。农场又不可能起围墙,陈庄的孩子们到农场满田乱跑,有时候就掩进木栅门来捞几把稻草。今年稻草金贵啊!大田出了稻飞虫,收成减少,稻草大部分要上交卖给纸厂,留下的在牛棚西边堆成了两大垛。别看现在多,秋冬早春牛吃的、猪圈垫的、烧豆饼猪菜的,还有明春催芽扎草窝、莳秧打草绳,全在这里边了。囤底上省不如囤尖上省。严班长对这两大垛喷香的新稻草管得很紧,谁抽动一小把,他立刻能看出来。偏偏六天前少了一大抱。过了三天又少了一抱。这次有点怪,草垛边丢下了一小堆猪吃的野菜。严班长断定“野小孩”偷草了:猪菜篮子装了稻草,猪菜只好丢掉罗!严班长很火,木栅门夜间上锁,竟有人爬过河来偷!非人赃俱获不可!已经放了两夜潜伏哨,没来。三天一次,估计就在今晚。

严班长的拳头“格”的一响,这是他火气上升的征候。

“班长,你可不能大声吼叫。”我提醒他。我已经恢复了组织生活,是饲养班唯一的党员,虽然还是“挂起来”的干部,要紧关头拦一拦还能阻止武斗。

“呱咕,呱。”这是小王的信号。

严班长一跃而起。虽是“庄稼兵”,夜老虎的训练还有成效。班长和小王毫无声息地向草堆接近,我也蹑手蹑脚地跟进。草垛边果然有嚓嚓声响,有黑影移动。严班长猛扑过去从后腰一抱,那偷草的尖叫一声。奇怪!倒是严班长吓得倒退了好几步。

我把电筒照去,只见一个苍白消瘦的姑娘跪跌在地,圆睁着一双惊恐敌对的大眼睛,呲着牙,右手举起一根准备背稻草的树棍。这神情,活象我们的小黑猫。当它还养在连部伙房里的时候,遇到不文明的战士欺侮它,它就缩到水缸后面,睁圆猫眼,举起一只右爪。

严班长的态度出乎大家的意料。他倒赔不是地劝慰这个姑娘,很耐性地听了她的诉说(谁知是真是假),把她带来“换稻草”的野菜装回篮子,还说快回去吧,都过了寒露啦,还下河,要生病的。你从大门出去,走吧。”并亲自为她开锁。那姑娘抽泣着走了。当然,稻草严班长是一根也不给的。

我和严班长走回我俩合住的“班部”小草房。他点亮煤油灯,我重新钻进了被窝。他却不睡,坐在板床上发呆地看着自己的两只大硬手。真怪,他一脸懊恼,双手还微微发抖。

“怎么啦?不想睡啦?”

他紧闭着嘴。

“人家下次不来偷了,还生气?”

摇头。

“那你难过个啥呀?”

‘‘我,我……我破坏了群众纪律!”

“什么?”

“我只当是男孩子,一抱,一只手抱住她的……胸口了。”严班长狠狠地一摔右手,猛地碰在桌子边上。

“你不是有意的嘛!”

“人家大姑娘!……我得罪了她……她家的确是贫农。她刚才说的全是实情。她哥哥莫名其妙给叫到公社学习班去了,她妈妈又生病。庄上当权的是她家的对头星。烧草一点也分不到。她家就住在庄东头,有土墙的草房,是规矩人家。过去我向陈庄的放牛佬了解过。”

对了,我也记起来了。夏天我们到秋雪湖的西湾放牛要经过陈庄,庄东头是有这么一户人家。那时她比现在红润丰满,很漂亮的。严班长向来一丝不苟,对这样一个可能引起战士们“活思想”的大姑娘当然要调查摸底。严樟明是我连出席全团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之—,是党支部的纳新对象呢!

“这姑娘叫芦花。”严班长继续说,“她妈妈真叫做骨瘦如柴!不,瘦得象芦柴棒!唉,老百姓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连芦柴也没有烧了!听说,几十年前这秋雪湖到处是芦苇,年年这时候,芦花白了,风一吹,飘飘地就象下雪,所以叫秋雪湖。现在呢,都叫围湖造田砍光了,粮食没有长,芦苇也没了,芦根都挖了当柴烧了,就跟我们家乡的山头上一样,毛竹、樟树都砍光了!唉,大姑娘寒露天下河……我又不能把公家的稻草……”

他忽然在鼻子前竖直一根食指,这是他有了新主意的表示。

“老何,这样!发动全班工余时间拣树枝、木片、刨花。这些,团部木工场有的是!每逢阴历三六九,给芦花家送一次。我去给芦花妈妈讲好,三六九晚上,听我们部队吹了号,熄了灯,芦花到大河边老风车脚下等。公家不要的东西总可以吧!不过……”他又思虑起来,望着我,“这任务只有你来担承担。”

“为什么?”

“黑夜里同人家大姑娘在野外相会,不好,不好的。饲养班除了你以外,我谁也不放心。都是毛头小伙子,容易招惹是非。”

“我就怕我们连长。”严班长稍停,又摇摇头,“我们连长炮筒子脾气是有名的。嘿,他要是知道我们班同一个大姑娘来来往往……”

“好,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二、“五一六”的妹妹

我按期送了两次木柴,芦花都到了。第二次,将圆的月儿很明亮,我看见她接过木柴时凄然一笑,睫毛下滚出两颗泪珠。我问她,“还有什么困难吗?”她摇摇头,转身走了。

谁知道两天以后,阴历九月十五晚上,我们吆喝着九条牛到河滩上放过尿,进了棚,严班长正集合我们在场院里交代明天工作的时候,忽然从老柳树边河岸下爬上来一个人,跌跌撞撞地扑到我们跟前,跪倒在地:“班长,救救我!”这是芦花。她倒下来,昏过去了。

严班长不知所措,弯腰想扶她,却又不敢。“老何!”他想起我这个过去的老军医,急忙向我做抱麦捆的手势,“快,快!”

我把芦花抱到我的床上,把被子盖在她水淋淋的身上。凭我多年的经验,芦花很快被救醒过来。严班长急忙叫唤:“芦花,芦花!你怎么啦?”芦花哇地一声哭了。

—段叫人悲愤的故事叩击着战士们的心。

这两年在陈庄大队掌了权的人名叫高天禄,是个二混子,马屁精。现在拍上了革委会和军宣队的头头,当上了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对芦花嬉皮笑脸,拉扯勾引,碰了硬钉子就使绝招:不分柴草不批钱,今天竟公然抢人了,把芦花关进大队办的“学习班”,不准冋家。就芦花一个,关在大队办公室旁边的一间“招待所”里,还叫人交代芦花要“听话”。芦花看准了北墙脚下砖头酥了,送来的晚饭她照吃,吃了有力气;她有意打破了一个碗。天一黑,她用碗片抠砖缝,很快扒掉了三五块砖,逃出来了。跑出不久便有人打电筒追寻。她无处可躲,只好扑水过河逃了来。

“无法无天!”严班长的拳头攥得格格响,“你到公社去找你哥哥,到革委会告他!”

“告高天禄?”芦花大吃一惊,“公社的领导就是听信他呢!”

“那就告到县里,告到省里!”严班长气昂昂地,“我们也报告连部、团部。我们解放军决不会眼看着人民群众受祸害!”

多热忱的话啊!我们解放军,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我们工农红军!有我们人民子弟兵出头救助,几十年来什么坏人能怙恶顽抗呢?

然而,芦花却不停地摇头、流泪。

“芦花,”我觉得有些蹊跷,“你到底有什么难处,你说吧。”

芦花的嘴唇动了几动,才连着哭声迸发出来:“我哥哥是打成了‘五一六’给抓走的!”

全班都愣住了:“反革命家属”啊!

整整三分钟没有人说一个字。芦花也没有想到她的这句话会把六个解放军震得目瞪口呆,她反而吓得不哭了。

应付这种场面还是我有些经验。“班长,我们研究一下吧,让芦花先休息。芦花,你哥哥不管有什么事,跟你没有关系。你把这房门插上,放心睡一会。你要相信,解放军对好人一定不会见死不救。”

“我哥哥是好人!”芦花尖声叫起来。

“轻声!”严班长命令她,“躺着别动。”

我带上了木门。

饲养班全班成员,在牛棚北边土坯造的饲料仓房里,背靠豆饼和糠包,开紧急班务会议。除了严班长和我,还有以下成员:

副班长、共青团小组长安晓宁,十八岁,高干子弟,连长曾经是他爸爸的警卫员。他家教很严,性格沉静,爱好文学,读书很多。

叶洪发,老战士,二十二岁,湖上打鱼出身。性情固执,说话尖刻,极爱干净,一双解放鞋能洗刷半小时。

储先福,二十岁,贫农孩子。家乡粮食困难,对连队伙食十分满意,吃饭又多又慢,好象是人生最大享受。迷信神仙,会起课卜卦(当然是悄悄闹着玩的)。劳动埋头苦干。

王美新,新战士,十七岁,很讨人喜。贫农孩子,文化不高,唱歌走调,但唱得很好听,在家乡是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骨干。

“大家说话呀!”严班长说。六个人在黑暗中已闷坐十来分钟了,只有叶洪发的烟头一红一亮地照出众人模糊的忧愁的脸色。

我暗自惭愧,无能为力。我自己的历史问题看来已基本澄清。可是我们省军区深挖“五一六”的运动还未结束。有个别承认是“五一六”的人,说我这个后勤部副部长也是一个,目前査无实据。因此,下放农场以来,我的老部下,这个师的卫生科长兼医院院长也未敢公开来看望我,只是借口检查卫生,来过一趟,私下告诉我一些情况。我们这批干部下到农场各连队,上级有规定:不表扬,不征求工作意见,不请讲战斗故亊。所以我二十七年前曾在这秋雪湖打过游击,在芦荡过伤员的事也没有对严班长透露过。在“五.一六”问题上,我不宜当众表态。

战士们呢?

叶洪发从来不先发言;储先福一贯很少发言;王美新在女学生们来“学军”劳动时多看了几眼,受到过班长的批评,事关姑娘,不敢带头发言。

副班长安晓宁不忍心叫班长等着发急了:“报告!我的意见真的还不成熟,先开个头吧。我认为应该马上报告党支部。我们连当然会汇报营部、团部。这样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上级想个办法把芦花收容保护起来……。”

“绝对不可能!阶级斗争呐!”叶洪发摁熄了烟头说。黑暗中,王美新也开了腔:“就是嘛!”

“另一种是:上级指示把芦花送回公社。”副班长继续分析。

“那不是送回虎口啦!”小王急叫起来。

“不能送回去丨”储先福也表态丫。

“不能让她躲到亲戚家去吗?”叶洪发说。“她要是有地方躲,也不会跑到我们这男兵窝里来了。”严班长说。

这话倒启发了我。秋雪湖北部半岛上有个麻疯病院,院长是我的老战友,那里可是禁区。我说我倒有个地方。我们用小船把她装上,夜渡秋雪湖,送到北湾去。”

门“嘭”地被推开了,芦花撞了进来:“我不去!我不去!麻疯!我死也不去!”

是啊,造反夺权的高潮中,麻疯病人也反对什么“刘邓路线”,有七个病人跑出来乱窜。从此,秋雪湖的群众谈麻疯而色变。

“不能去,”严班长说,“麻疯病院也有他们一派的人,藏不住的。”

大家又沉駄了。

“班长!”芦花一声凄绝的呼叫,“你们不能收留我吗?你们都是好人。我千思万想,只有藏在你们这里才有我的活命啊!”说着,她双膝落地,清冷的月光洒满她的肩背,象一帧逆光拍摄的照片

“班长!”小王热切的呼唤。

“班长!”安晓宁沉静的提醒。

月光照不到班长,但还是把他的脸用钢灰色勾出一些轮廓。他脸部的线条儿乎每一很都是刚直的。伦勃朗恐怕也没有画过这样极其黝暗然而极其强烈的头像。

瞒着连队党支部,在班里私藏一个“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妹妹!

我感到班长的手在抖。我抓住他的手,他握紧了我,我也紧紧地握着他。

“班务会暂时休会。”严班长沉着地宣布,“芦花,你还到那里去睡觉。我,要好好想一想。”

 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

严班长不是一个人想,他要我陪着。

他在月光如水的场院里转圈;我坐在老柳树隆起的树根上守着他。

我知道,下连半年来,同志们逐渐形成了对我的信任。倒不是因为我的“官”比他们的团长还大,而是传说我很有神通,牛和猪都能听懂我的话。是的,有一次,木栅门忘关了,十来只两个月大的小猪跑到大田里活蹦乱跳,管大田的战士们吆喝它们不理,赶它们便四散乱跑,就是不肯回场。战七们叫我,我走到栅门口高声说:“咦?你们怎么搞的,到处乱跑,不象话,快回家!”猪娃们马上一个跟一个地跑回来了。这乍--看很神,其实是地瓜干的条件反射。这群猪娃我是一边骂一边喂,搞惯了的。

“五一六”问题,我却没有办法了。

严班长不停地转着圈,不停地自言自语。

当他走近时,我听见了,他在背诵毛主席语录。是在一条一条地对照吧!皓月当空,人影如画,可是从他紧锁的眉头看来,他的“带着问题学”,并没有发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他终于在我身边的树根上坐下来。

柳枝在我们面前微微拂动。在秋天的满月光下,青的柳叶是银色的,黄的柳叶是金色的,但它们都是迷离朦胧的。

严班长自言自语地说:“到底是应该通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不要奴隶主义呢;还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是不向党支部汇报,还有什么加强纪律性?要是汇报了,把芦花往死里送,叫陈庄的乡亲们都垂头丧气,还算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没有回答。不远的什么地方,一只蟋蟀在低声叫唤。牛棚里,老母牛“哞”了一声。

“老何。”

“嗯?”

“到底什么才是毛泽东思想呢?”

谁能想到,当“班部”的小草房里躺着一个被追捕的姑娘,她正在板床上辗转反侧,流着热泪等待班长决定她命运的时候,这位班长提出的却是这么抽象的理论问题。

然而我理解七十年代先进战士的心。

“班长,你想,既然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为什么还要有毛泽东思想呢?’’

不愧是学习积极分子,他想了想,便非常认真地作出了回答:

“这,我前不久填过入党志愿表。指导员也找我谈过。马列主义,不能象王明那样背教条,哪一本哪一页,倒数第几行,照搬照套。嗯……毛主席他们亲自调查,根据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运用马列主义,才对路了,才有了毛泽东思想,是吧?”

有点吃力,可是“对路”。一个合格的新党员。

我照他的口气说:“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不能死背书,要亲自作调查,根据调査到的真实全面的情况,用马列主义的道理来分析,才能对路,是吧?”

严班长猛一拍大腿老何,真有你的!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政策嘛!”他又竖直了食指,“我这就去找陈庄的老贫农、老放牛们。你给芦花站岗,我去调查!”

“深更半夜跑去,人家不犯疑?”

“嘿,我的朋友,绝对可靠。”

 

月光下,塘里稀疏的水浮莲都睡着了,我也微微瞌睡。有人把一件军绒衣轻轻地披到我背上。我睁开眼,是副班长安晓宁。

“班长呢?”他问。

“到陈庄调査研究去了。”

他点点头。我看手表,啊,三点半了!

“我来放哨,你睡一会吧。”

“不,我到陈庄去找他。”

我沿着大河向陈庄走去。月亮已经西斜,颜色也有些橙黄了。前面是老风车。这种六个帆架的、庞大的木风车现在已很少见。风车脚下横着一条大石。前夜,芦花就坐在这石条上等我。观在,石条上又有一个人,却是严班长。他双手托腮的背影,和六角风车架一起,被月光镶上丫一道淡金色的边。

我走到跟前,他也没有动弹。

“怎么啦?情况复杂?”

“情况很简单。什么‘五一六’,诬害!冤枉!什么革命组长,流氓!比国民党伪保长还坏!我决心收留芦花。”

“好极了,回去给班里统一思想吧。”

“等一下,有个情况,我只能给你说。”他把手上的一个泥弹“嗵”地一声丢在河心,拍了拍手指。“办了这件事,我肯定不行了!我家穷,老妈妈、小弟弟、两间破房子,本当找不到对象的。前年我入伍了,村里人说,凭我这个头、力气、勤俭,到部队入党提干大有希望,这才对上了一门亲。这事班里同志们都不知道。我不是填了党表了吗?本当再过一个月手续都可以完成了。以后即使提不了干,是党员,复员回去还能分配个工作。可现在,收留了芦花,连里迟早会发觉。副班长同连长感情好,保不定露口风。叶洪发怨我管得严,弄不好要去汇报。讨论我入党的支部大会月底月初要开,在那样的会上我还能对党隐瞒?嘿,不管是查出来,自己说出来,我入党的事肯定吹了。说不定还受个处分,提前复员。回乡分配工作休想了,对象肯定拉倒。参军带红花,回乡背黑锅。”

“不要想得这么坏嘛!事情即使暴露,我们可以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这样做,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

“老何啊,你这么大的干部,怎么还是书呆子脾气?有些人心里的毛泽东思想跟你我心里的可不一样啊!我们团里的副政委在‘积代会’上讲话讲漏了嘴,说:‘现在宁可在政治上犯错误,决不能在组织上犯错误。’当时我们听了还莫名其妙,后来才辨出味道。就是说,现在宁可危害人民,也决不能得罪领导啊!这是做官的诀窍。我这么做,正好是跟地方领导唱反调,给部队领导惹麻烦呐!”

“那你打算怎么办?”

“没有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这个人不够硬棒,心里有苦处总想找个人讲一讲。讲过就算。走,回去把大家叫起来,继续开会。”

 

“我向陈庄的七位老贫农作了调查研究,查明芦花的哥哥完全是好人。一九六七年他就掩护过这里的老县长,一个非常关心群众生产和生活的赤脚县长。芦花哥哥初中毕业以后,一直在搞水稻优良品种,我们农场现在种的泰新三号稻种,就是他协助农学院的一位老师培育成功的。高天禄调戏芦花,动手动脚;芦花哥哥上去把高天禄推了个筋斗,这就成了‘矛头指向革委会’的‘五一六’了。所以我决心,一不把芦花送回虎口,二不把矛盾上交,一切严重的后果完全由我严樟明个人负责,芦花留在我们班里!”

一片掌声,算是鼓掌通过。可是熟悉内情的人是听得出区别来的。王美新、储先福的掌声急促响亮;叶洪发、副班长的掌声是有保留的。东边窗洞透进来的曙光,照亮了芦花满脸欣慰的泪珠。看到这,大家的鼓掌都热烈了。

严班长很欣赏这么三句话: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我告诉他这是罗瑞卿的话,他非常惋惜。他做事严密,对于芦花留下来怎么隐蔽,在大河边就想好了一套,经大家补充同意,立即行动。储先福会理发,给芦花连剪带推,长辫子变成男孩子。小王拿出他的新军装、新衬衣,芦花将就可穿。大家在牛棚一角堆起一个大萆垛,高达七尺,其实里头是空的,一边还通东墙的窗洞。我的油布、毛毯本就多余,拿进去铺好。芦花钻进洞去,再用草捆塞好,这草窝香喷喷暧烘烘。芦花到底是十七岁的孩子,再钻出来的时候,眯着眼睛笑了,嘴边第一次露出两颗米粒小酒涡。

班长规定:严守秘密,封锁消息,轮流站岗。重点监视连部和陈庄两条通路。其余的田埂小道、河沟水塘,凡是有本班以外的人靠近,不论谁发现,应立刻发出噜噜噜的唤猪声,芦花便马上钻洞。万一的万一,被人撞见,就说这是九连的新兵卢华,王美新的小老乡。

芦花需要的日用杂品,只有我到团部服务社去买才不惹怀疑:痰盂、手纸、毛巾、香皂、牙刷、牙膏、镜子、剪刀……

吃饭是个大问题。虽然是生产稻麦的军垦农场,产粮却全部上交。菜金少,农活重,连队口粮严重超支。司务长、炊事班长卡得紧,除了病号饭、值班员饭之外,一律不准打回班里吃。饲养班可以不在大饭堂进餐,也得在伙房吃。早饭的馒头笼屉有监厨员关心着,要是偷拿几个藏在兜里被抓到,饲养班在吃饭问题上就信誉大减了。

储先福忽然说:”从今天起,统统由我值班!”他见大家不懂,解释说炊事班知道我老储肚子大,轮我值班打饭给得多。我,让一半给芦花!”

此话由储先福说出,是什么份量啊!叶洪发也有点感动了:“不,那要把老储饿坏的,大家轮流,我去打饭也能让他们高格贵手多打点。”

 

猫有思维吗?谁知道。反正有一天,伙房的小黑猫被它的妈妈大花猫领着,走过一里长的田岸,来到饲养场。也不知大母猫用什么语言或信息告知了小黑猫,这黑闺女留在装麦麸麻袋上不跟它妈妈回去了。第二天,大花猫还来看望女儿一次,衔来一只小老鼠作为补助。第三天起就完全断绝了母女关系。小黑猫曾有两次想回伙房,都被大花猫怒逐出来——妈妈又怀孕了。小黑猫终于发现,妈妈指定它的领地是食物丰富的好地方。如果跳上严班长的床铺会被打下去的话,对面老何床上是盘起小尾巴睡觉的安全场所。我挺怜爱它,叫它‘‘黑妹”。

自从芦花进班,饲养班的军容风纪突然整齐了。小王再不敢乱唱山歌,眼睛也绝不朝芦花那边斜视。叶洪发搞来一担石灰水,把猪圈的围墙刷得雪白。工余练刺杀的时候,储先福的杀声也洪亮了。

黑妹刚来的时候,瘦骨伶仃,好象养不大。现在毛色乌亮,“陆海空”统吃。田里的老鼠捉不尽。鱼游上水,排水沟入河的急水头上鱼儿攒聚,黑妹盯着盯着,一爪捞去,一条二三寸长活跳的鱼被摔到岸上。猪圈里麻雀多,黑妹伏在围墙上,有人走来,麻雀惊飞,黑妹腾空扑去,一爪就是一个。自从芦花来到,黑妹就不再蜷在我床上,它去和女伴合睡了。

三天部队饭一吃,芦花的脸色稍稍红润起来了。她勤快极了。一双小手象一对蛱蝶似地飞来飞去。我们藏起来的脏衣服都被她搜出来,洗净补好,其整洁的水平使叶洪发也为之叹服。猪食锅的灶台更干净了,牛吃的豆饼刨得更细了,醣化饲料发酵得更香了。

然而人到底不同于猫。黑妹三五天便不想娘了。芦花却整天愁盾深锁。虽然严班长告诉她,她妈妈已经知道她的下落,可是耳朵特别灵敏的安晓宁在为她站岗的时候,却听到她在草窝里低声哭泣,叫:“妈妈,你不能死啊,妈妈!”

 四、和着泪水的饺子

‘“噜噜噜噜……”王美新发出一阵清亮甜润的唤猪声。现在,这却是警报。

—个四十多岁、外貌强壮的汉子,穿着一条补了又补的齐胸的胶皮水裤,挎着一个篾篓,顺着河沿摸鱼虾,正在河岸下边向老柳树摸来。这些河沟两岸田里农药重,青蛙少见,鱼虾也不多。我和他搭过话:“一天能摸几个钱?”“有多有少,三毛五毛。”我曾不胜感叹:一个壮劳力,一天创造三五毛财富!现在,严班长蹲在老柳树边正在和他说话呐。是在盘问他的来意吧?忽然,严班长转过脸来,脸色青黑,望见我便连连招手。我奔过去蹲下来。那汉子正在说老太太夜里隔着木格子窗朝外说话呐!说:‘叔叔伯伯们,劳你们给芦花传个话,千万不能家来呀!我快老死的人了,生命不值一根灯草啦!她千万不能家来呀’”

听完壮汉的叙述,班长马上召开了第二次紧急班务会议。芦花不参加。

“陈庄过去的民兵副队长陈木根来报告:芦花的妈妈被高天禄关起来了,要活活饿死她!”严班长压低着声音,“芦花逃脱以后,高天禄狂叫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串连,有后台。他派人挨家搜,四处追,找不到便回来逼问芦花的妈妈。芦花妈妈老胃病,又瘦又弱,哪经得起几推几撞,昏死在地上。一瓢冷水泼醒,高天禄宣布,把剩下的粮食刮走,反锁屋门院门,加上封条,通知四邻,谁也不准给老太婆送吃的,违者以反抗无产阶级专政论罪。高天禄猜想,总有人知道芦花的下落,总有人会通风报信,他留下话:什么时候芦花回来投案,什么时候开锁放人。”

全班愤怒了。争论了好久,得出几条一致的意见: .

一、要去救出芦花妈妈是办不到的,但是坚决不能让她饿死。 .

二、这事由班长和老何告诉芦花,劝她千万不能回去找死„

三、到芦花家送食物要高度警惕,绝对不能暴露部队和芦花家有联系。

四、由班长主持开展军事民主,制订送食物的行动计划。

五、经副班长安晓宁提议,大家再三考虑后同意,写不署名的人民来信分别寄县、地、省革命委员会告发高天禄。到城里去发信。对这一条,班长最后一个点头。这头点得很重。我注意到,他的浓眉下面闪烁着两颗火星,好象还有什么更强烈的念头憋在脑门里。

没想到芦花这么野。她一听说她妈妈受这样的折磨,简直气疯了,眼泪满面,不停地说:“要死我去死,我去砸锁,我去戳死高癞子!”三天前,我们一把杀猪刀不见了,原来在芦花那里。今天她亮出来了,不知她什么时候磨的,通体雪亮,寒光闪闪。同志们当她真的疯了,要去夺下她的刀子,我急忙阻挡。她清醒呢,再野再凶,声音一直很轻,一刻也没有忘记严班长规定的保密纪律。

我劝她好久,没用,她硬要拼。严班长火了,桌子一拍,把她好一顿熊:“你现在穿军装了,是战士!去拼,去死,管屁用!有种跟你哥哥一样,跟坏蛋们斗到底!你不要光想着你那一家一户,秋雪湖的乡亲都在遭罪呐!”也怪,这一熊,芦花安静了,服从了。最后,大家想出一套办法去送饭食,还大胆让芦花去见妈妈一面,好叫大妈真正放心。

第二天天亮前,九条牛列队出发了。严班长率领的牛队,行军次序是严格的。必然是他自己骑着“疯牛”开路,其他八条牛按次跟上,绝不准抄前落后。“疯牛”其实并不疯,只是性子暴烈,动不动两眼血红要撞人。连里两次想宰了它,只因它身庞力大,一条抵两条,舍它不得。严班长本是炮班班长,就因为“疯牛”最听他的喝,才调来当牛司令的。现在他高高地骑在牛背上,人和牛一样威风凜凛。谁要是不识好歹,敢拦一拦这个牛头,准得跌个仰面八叉。可是牛司令并没有带任何武器,他挎包里装的是六个油条那么大小的发面馒头,咸甜都有,那是储先福冒险从炊事班发面团里偷来,芦花亲手蒸好的。说来可笑,储先福偷面之前,还按他爷爷传授的指法卜了一卦,据说得了个“小吉”,才敢下手的。做成油条状,是因为木格窗的方格小,得象穿梭一般丢进去。别看是支牛队,还派出尖兵,王美新奉命先走几分钟,到陈庄侦察。如无“敌情”,蛙鸣为号。牛队进庄,王美新就在横巷口放警戒。

东方泛起鱼肚白色,映着这支牛队的剪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独特情景呵!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班长,还有一个原省军区的后勤部副部长,一个女扮男装的“战士”,去给被革命领导小组囚禁的、重病的贫农大妈秘密送饭!

要在正常的年月,这是勤劳的农民老大爷开门咳嗽,拾粪抓鱼的时候。可是陈庄却非常安静,静得叫人神经紧张。牛蹄“托托”的声音都太响了。幸亏小王在叫了呱咕、呱!”——平安无事。牛队进庄了。没有人影,也没有“吱呀”开门声。前面就是芦花家东墙的木格子窗了。严班长轻捷地跳下牛背,走到窗口。牛队照常“托托”地朝前走。严班长在窗口低声声叫了句“大妈!”六个馒头便接二连三地投进窗格。严班长往前走了。第五条牛背上骑的是芦花,她早已跳下牛背,扑到了窗口。

“妈!”芦花声音很轻很轻,可是能叫人心房发抖。

“芦花!”窗里传出一声更加强烈的低喊,气息极其微弱,可是情绪极为昂奋。真象是从地层深处传上来的、受压千年、突见一丝光明的惊呼。

“妈!你看,我当了解放军了,我是解放军了呀!妈,你放心吧!”

“呵,放心了,妈放心了!芦花,好好干,听班长的话,争气,争气啊!”

芦花应了一声,就按规定跑开了,跟上了牛队。她双手捂着脸,肩背剧烈地抖动。突然,她好象预感到这将是永诀似地,又失魂落魄地奔回来,趴在窗上把脸向里贴了一贴,这才飞快地跑了。

天已经在亮了。我最后一个牵着老母牛走过窗口。原来格子窗中间半尺来宽、七寸多髙的一个木框上,玻璃已经打破,只剩下一小角。木框里,象一幅古老皱裂的油画似的,镶嵌着芦花母亲的脸。

这是一幅多么叫人心痛的活人像啊!恶病质!在苍白的曙色里,我这个老医生立刻看出这是晚期胃癌的征候。极端消瘦,极端枯槁,额头还带着毒打猛撞的紫黑色的伤肿。可是那双周围密布皱裥的老眼却闪耀着炽烈的狂喜的光华!“大军同志!”她望着我说,还是用的企国刚解放时的称呼,“苦命的孩子,谢谢大军搭救啊!w

我的眼眶里立刻漾满了泪水。

“嫂子,我们解放军一定让芦花过好日子^有好出息!给你争气!”

牛蹄“托托”地走上了陈庄西边的湖堤。东方泛红了。远处,部队的起床号响了。接着,髙音喇叭里响起了《东方红》的广播歌声,随着风力的强弱,一阵阵地回响在秋雪湖的上空……

 

三天以后,牛队又去了一次,这次带去的是发面菜包子。饲养班每人都从伙房掖了一个回来。这次我没有去,也没敢让芦花再去,是班长、小王、叶洪发去的。严班长回来时满脸高兴,对芦花说,“你妈妈叫你尽管放心!”事后,他却拉我到一边,悄悄说奇怪,屋里没有响动。小王叫了比声大妈,又到门口去看过,门锁着,封条还是十宇交叉贴着,就是没有回音。你别对芦花说。今晚明晚,我还得去调查。”

第二天晚上熄灯以后,严班长又独自去陈庄,可是他不到十一点就回来了,把我摇醒:

“老何,老何!芦花妈妈死了!’’

“啊!怎么死的?”

“闹不清。今天下午高天禄从县里回来,大发脾气,说有人胆大包天,写信到县里告他的状。他叫人把芦花家的门打开,要亲自审问芦花妈妈。一看,芦花妈妈躺在床上已经硬了。我们送了不少吃的,乡亲们也丢过饼子——”

“高天禄有没有发现吃剩的东西呢?”

“没有。我特意问了,怕他找到部队的线索。房子里什么吃的也看不到,老鼠多,全给老鼠拖走了。可是乡亲们气坏了,都说是饿死的。高天禄有点顶不住,跑公社去没有回来。”

当晚十一点钟,饲养班召开第三次紧急班务会议。

这次会议争论空前尖锐。沉静的人竟变得非常激烈,副班长安晓宁认为告状产生了影响,现在出了人命大事,正是公开斗争的时机,坚决主张向各级领导汇报,向高天禄发起进攻。“有组织的力量,才是胜利的保障!”他的诗一般的意见得到热情派王美新的支持。我和叶洪发坚决反对:现在这种年月,死一个“反革命家属”根本不算一回事。公开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全部暴露,芦花落进虎口。严班长一直听着想着,最后他竟归纳了三句很老练的话: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不到准备好后路不能公开;不到掌握足够的“炮弹”不能进攻。大家终于商定了几条意见:

—、死讯暂时不告诉芦花,食品每隔三天照送一次,带出去处理掉。

二、矛盾还是不上交,暂不向上汇报。

三、再一次写信向县、地、省揭发控告高天禄,还是到城里去寄出。

 

要在芦花面前装出一切顺利,真难呐!

一滴眼泪落在饺子皮上,这是储先福的眼泪。

今天是连队的星期日,伙房把面粉、猪肉、白菜、粉丝分给各班,让大家各尽所能。芦花看到那么多同志都帮着包饺子,又露出了米粒小酒涡。

“我妈最喜欢吃白菜粉丝饺子了。老储,再擀小一点。我妈最会帮人家包饺子。你们解放军来建设农场,开头就有一部分住在我们庄上。我妈包饺子就是向山东老同志学的,皮又薄,个又小,老同志都夸她包得好!”

芦花没有戴军帽,一寸来长的小圆顶头发披在前额。好勤快、好秀气的一个小同志啊,蛱蝶翻飞的手上迅速地出现一只只小巧玲珑的饺子。“班长,看,你看,这就象我妈包的了。她有胃病,我还要包小一点。班长,明天清早送饺子,你再带我去一趟好不好?还有老何从医院里要回来的胃痛药呢!我想自己交给她,看她朝我笑一笑。求求你.好班长,我妈只怕,难得笑几回了……”

严班长捧着饺子急忙转过身:“我,考虑考虑吧-一-”一颗很大的泪珠滴在饺子上,

 五、芦花的未婚夫

储先福慌得连唤猪的警报也忘了,气急败坏地低声喊:“班长,班长!连长,连长来了!”

全班一阵大乱,芦花钻进草窝。小王刚把洞口掩蔽好,连长已巡视到牛棚来了。小王站在洞口不敢挪步,生怕背后还有破绽。大家的心都吊到喉咙口。连长望了望草垛,看了看“疯牛”,径自走出牛棚,到“班部”坐下。对严班长说叫他们都来!”全班立刻集合。

他会不会挖苦说:还有一位呢?我担心。可是连长没有追问。他扫视了一眼,火辣辣地开腔了:

“你们给我小心一点!陈庄出的事不小哇,逃的逃、死的死。县革委会还派人到我们团里,说有人在城里发匿名信攻击陈庄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及其家屑鸣冤叫屈!这写信的人嘛,还没有査到,要我们部队帮助排查。我们连队离陈庄不远,你们饲养班更近些。你们再不要随便跑到陈庄去!老何,你以前到陈庄去给老乡看病,是连里布置的,不关你的事。严樟明,以后,你们不经过连里同意,不准再和陈庄的群众来往!听到吗?”'

连长走后,严班长呆呆地坐了好一会,随后就开始了平时少见的行动——埋头写宇。他在一本有“奖“字的红皮日记本上不停地写。有时显然遇上不知道的宇,咬着钢笔管皱着浓眉。我想帮他。他却笑笑说这是他一个人的事。从上午九点多直到晚上九点多,除了匆匆吃饭和非他干不可的事,他始终在写,他的字体大,简直把整个本子写满了。

同志们已经在赶牛进棚了。严班长今天很“官僚”,完全不参加这些劳动。相反,他动作细致地把日记本用塑料薄膜包好,放在他的抽屉里;然后倒热水洗了脸和手,在他床肚里稳隐地捧出一只纸盒,放在桌上。

“啊!”我不禁轻声叫起来。

装月饼的硬纸盒。这是我在中秋节前从城里买月饼装回来的。昨天拂晓,芦花曾双手把它捧给班长。盒子里,四角放着四个胃痛药瓶中间密密地排列着小巧的饺子。芦花知道,木格窗中间方框上的玻璃既然已经打破,这月饼盒子侧竖着就满可以塞进去了。纸盒上还扎着两根奇特的“绳子”,十字交义。那是芦花用剪下来的长辫子编的细绳,编得很紧,两头扎牢。这是她妈妈几千次给她梳理过的,她要把它们留在妈妈的怀中。

昨天拂晓当然不能让芦花去。但是这纸盒和辫子竟没有沉到秋雪湖里。

煤油灯下,严班长眼睁睁地望着纸盒,好象它是有生命的东西。

“你打算怎么处理呢?”我有点犯疑了。

“你没有听出连长的声气不对吗?“他答非所问,“我觉得他有怀疑。芦花的事看来很快要爆炸了。”

“不至于吧?”

“要做两手准备啊!”

我们一时都沉默了。准备?谈何容易!

“老何,你愿意给我参谋参谋吗?我的准备,对我,是个大转弯。我……”

他的脸上忽然涨起了红潮,他的两只大手也颤抖起来,比抱着了芦花那晚抖得更厉害。

‘‘喂,你怎么啦?”

“我……可能又是一次大错误……我,喜欢芦花。”他低下头,“我喜欢她。”

哦,喜欢!这是多么惊人而又可贵的“喜欢”啊!在婚姻缺乏爱情基础的农村青年来说,这是生平从未有过的自然萌发的爱!对严谨多思的严班长来说,这又是多么认真的爱!

“她,她知道吗?”

“没有。”他抬起头来,目光热烈,“绝对没有!我们不象城市学生兵那样的。我是想,她的妈妈过世了,哥哥看来只能冤沉海底了,好好一个家全完了。她孤苦伶仃,没处投奔。我呢,也快完了。入不了党,背一个政治错误回家。对象本来就不相识,肯定一刀两断了。我知道,芦花信服我,她心好。我这个人,我自己知道,心也不坏。我两年半寄回家去一百块钱,自己还存下六十多块,够我悄悄地带她回我老家去了。我弟弟也大了,我娘有他奉养。我家乡是大山区,往深山里一走,山高皇帝远。只要她愿意,我可以带她进山去,谁也查不到我们。我决不会叫她受罪受气的!”

这是真心实意的爱情,又是多么悲惨的爱情啊!

芦花妈妈嵌在木框里的脸。“苦命的孩子,谢谢大军搭救啊!”

大军啊大军,你所向无敌,扫尽了神州大地的乌云,现在却要眼看着一对勤劳善良的青年,跑进人迹罕到的深山老林里去导找他们安身立命之地吗?

严班长见我不回答,闷着头说我知道这样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可是为了救芦花,我万般无余,只得这样做!我走以后,请你留心我的这个抽屜。我把红皮日记本放在这里面。”他抬起头来,我在他眼睛里,又看到了当他知道芦花妈妈被囚禁那夜的火星。“这上面写了我对陈庄大队的调查,对真正的阶级敌人的揭发。这跟你毫不相干。上面错别字那么多,不会是同你老何串通合作的。你只要对指导员说一说就行了。可惜!为秋雪湖的乡亲们,我造不出‘炮弹’,只有这么一颗土造的‘手榴弹’!”

我一时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话来帮他分析。我只是说你准备揭发斗争,精神是很好的,不过整个这一步,连同芦花的出路,还是再等一等、看一看吧。选准时机很重要。你眼下绝对不要向芦花透露。”

“可以。”他回答得很痛快,“现在我们去把饺子沉到水塘里吧,给芦花妈妈上供。”

他望着纸盒想了想,解下了一道辫绳,又拣起一块磨刀的薄砖,紧紧地塞在留着的一道辫绳下,这是为了保证纸盒下沉。他又找出一块带红五角星的毛巾,雪白全新的,把解下来的一条辫绳珍重地包起来,放进挎包。

繁星满天,四野寂静。“班部”的门“嘎”地一声开了。严班长庄重地捧着纸盒,我跟着他,逛出门来。我们打量一番,觉得老柳树外边留有水浮莲的塘面最清净、最幽美,就缓步走去。走到老柳树旁岸沿上,严班长轻声祈祷起来:

“大妈,你生前我严樟明不能给你尽一点孝心,你死后我代芦花给你老人家上供吧。我向你发誓:哪怕拼着一死,也要保护你的芦花I”说着,他慢慢地双膝跪下。然后,真象上供那样把纸盒举到齐眉。蓦然间,他双手一托,纸盒远远地飞出去,“嗵”地一声响,深秋稀疏的水浮莲被浪花冲开了,在水面晃动了一会,又恢复了平静。

谁也没料想这时候河里会发出极低的人声:“严班长!”

我们都不禁一颤。“严班长!”声音很熟,是摸鱼人,前民兵副队长陈木根,他发抖地说:“芦花的哥哥要死了!”

 

情况又将急变。班长立刻跑步去陈庄。

临走前,他要我把这消息告诉芦花,告诉全班,叫大家“全副武装”,休息待命。

这半夜,我们六个人,连芦花在内,都不约而同地齐集“班部”,不分男女,和衣躺在我和班长的两张板床上。芦花腿边,还有那只“黑妹”。

直等到下一点,门“吱”地一响,严班长回来了老何,你出来一下。”

我们走到老柳树下。严班长问:

“都给他们讲了吗?”

“讲了。她妈妈去世也给芦花讲了。”

“她怎么样?”

“意外的坚强。她说她看到了,你捧着那只纸盒子,跪下来拋在河里,她哭过了。现在她不哭了,就是紧张得一阵阵发抖,大概是为她的哥哥。”

“老何啊,我真该死!”严班长突然捶了一下自已的脑袋。“前些天调查,我只注意政治情况,思想作风,没有问家庭关系。老何啊!芦花的哥哥不是亲哥哥,是她家从小收养的孤儿,是芦花的未婚夫!”

“唔……”

“也好。这一来,我办这件事心里更清白了,完全彻底了。请你叫副班长出来一下,我跟他交换一下意见就开会。”

第四次紧急班务会,是一次相当庄严的会议。

情况是:芦花妈妈一死,高天禄心里也发虚。谁知公社、县里革委会的头头都说深挖“五一六”是当前最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要婆婆妈妈的。高天禄回来气焰更高了,亲自到芦花家里翻箱倒柜、掘地拆墙。结果真给他搜出芦花哥哥藏着的一大堆书,据说都是农学院的反动权威的,一部分还是英文的。高天禄好象搜出了秘密电台似地送到公社,说这是里通外国的变天帐!硬把芦花哥哥麻绳吊、铁棍打,一条腿打得骨折。还算是运气,县里派来的专案组长有点文化,把英文书看了看,读不懂翻翻字典,也就弄清了全是改良稻麦品种的书。这才叫把人放了,送回大队监护治疗。什么治疗啊!就躺在泥地上,垫了半张破芦席,关在“五一六”的“牛棚”里,发着高烧!大家正要抢着发言,严班长双手一摁,说:“我还要报告大家一个新情况。芦花的哥哥名叫张犁,犁田的犁字。他爸爸是志愿军战士,在朝鲜牺牲,他妈妈后来也去世了,是芦花妈妈收养了他。他和芦花从小兄妹相称,感情很深。芦花,有一回你小腿上被毒蛇咬了一口,你哥哥用嘴给你吸掉毒水,他自己的嘴唇、舌头,肿得乌青,是吧?今年中秋节,芦花妈妈的胃病一天天加重,就叫他们小俩口,在芦花爸爸的遗像前订了亲。当时芦花妈妈说:我恐怕看不到你们成亲了。只望你们两个有情有义,白头到老,我到黄泉路上找到你们的爹爹,也好有句宽心话!”

在场的人谁又能忘记芦花的哭声!

严班长继续发言,很沉着,很有条理,带着一种大彻大悟的语调:“现在张犁同志快要被整死了。我严樟明已经下定决心,要救他出来,救活他,治好他。慢点,让我先说完。我知道大家都会赞成,又都会觉得难办!难道人民解放军还能操起冲锋枪去劫牢反狱,同陈庄的武装民兵打一仗?当然不能。怎样救法,我刚才想好了一套办法,等会我详细汇报。现在,我想先请大家帮助解决两个问题。

“大家注意:芦花哥哥救出后,事情就公开了。原来副班长主张公开斗争,我不同意,因为那时候我们‘弹药’不足,肯定斗不过高天禄他们。现在有了‘张犁事件’这颗炮弹,再加我们调查的整个陈庄大队群众遭罪的材料,我们可以同高天禄挑开盖子打一仗了!不过,谁胜谁败,还很难说。所以,芦花还是要有个地方藏身。我是不行了,老何和副班长家里目标都太大,不能去。请大家想想办法吧!”

没想到第一个站起来承担的是叶洪发。他说严班长你放心,这事包给我。过去你把我管得太严,我对你这个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有看法。我猜你是向上级讨好,想入党、提干。你对芦花很关心,我又猜你对她有个人打算。今天你什么都透亮了,我叶洪发服了。芦花要是没有别处可去,就到我的未婚妻家去,带我一封信,去住一年二年也不妨。那里是大湖小洲上的孤村野店,大革命革不到,那地址全团只有我知道。只要各位老大肯保密,部队、地方都找不到那个野描洞。路费粮票我这里全有。”

他这一说,大家踊跃捐献。连队虽然粮食超支,还是给各人补助过不少粮票,储先福马上拿出三十斤,还是“全国的”。

严班长义说还有第二个问题:谁出头?斗争一公开,全班都有牵连。照现在这个热劲头来看,到时候只怕都抢着出去承担责任。那是笨办法。毛主席教导我们:打仗无非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我们要尽量减少损失。出事情,由我—个人去承担,不要争,我是班长,又是学习积极分子。前些时候毛主席哲学著作讲用会,我的讲用稿是指导员帮着写的。这回我不论到什么会上,哪怕是审判会上,我自己来讲用!’’他拉开抽歴,拿出红日记本,“讲用稿大部分写起来了。前几天我还晃晃荡荡,生怕这样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现在我清醒白醒,我们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没有白白培养我这个跟牛屁股出身的青年。我们开窍了,有主见了,敢到台面上去斗!哪怕把我充军三千里,我也要讲它三千里。要讲得全团全县都知道真相,要讲得高天禄一伙露出原形!这当然免不了要得罪几个老爷少爷的。除了这口头讲用,明天一大早要先拿出行动来讲用。这讲用行动的水平也不低呐!所以同志们,请你们不要和我争这一份光荣,说不定革命委员会还会送我碟子那么大的一个奖章呢!”

六、“行动讲用”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日早上七时半。按昨夜—致通过的方案进入行动之前,全班七个人在芦花的稻草窝前集合话别。谁都淸楚,这一分手,至少有三个人:芦花、严班长和我,是很有可能再不会会和大家见面的了。

“我们以后就永远……”王美新几乎要哭出来,“永远见不到了吗?班长!”

“那要看斗争胜利不胜利,形势好不好。”

‘‘好不了。”叶洪发说,“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还得打下去。”

“我,我算了一卦,”储先福平时是不敢公开他的迷信行为的,今天破了例。“今年是狗年,要到下一个狗年,我们的运气才会好。”

奇怪的是今天连班长也没有指责他。叶洪发说:“下一个狗年,要到一九八二年吶!我这把骨头不知撒哪里去了!”

‘‘不会的!”储先福为他的信仰辩护,“到那时候就是‘大安’了!”

“我相信。”严班长说,“不是相信老储卜的卦,我相信我们的共产党、解放军!”

“那我们就约定,十二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再在这里聚会好不好?”副班长安晓宁忽然提出一个孩子气的动议。

大概因为惜别的情绪太浓吧,这动议竟被大家一致赞成: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大家到此重新聚首。多么富有诗意的约会啊!最有诗意的是储先福的一句话:

“我老储就是要饭,也要要到秋雪湖来!”

 

严班长照例撑着饲养班的小木船,我照例背着红十字药箱,又到陈庄巡诊了。陈庄群众对我这老军医还有点信仰。严班长已经了解清楚,高天禄到县里去了,不在庄上。果然,接待我们的是新任的民兵连长,一个爱动手脚不爱动脑筋的人。我宣布,最近瘟疫开始流行,于是挨户检査了卫生。最后,我们来到关押“五一六”的草棚,摸鱼的陈木根“正好”今天也是放哨的民兵之一,他悄悄一指,我就看到芦花的哥哥啦:他脸烧得通红,脸上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两眼紧闭,干裂的嘴唇却张着,呼吸急促,一条腿肿得乌紫发亮,疮口在溃烂。他一动也不动,显然是高烧昏迷。从外表的征候来看,很有可能得了败血症。若然如此,我带来的青、链霉素基本无用,必须尽快迭医院抢救,迟几个小时就会死亡!

我想起严班长竖起来的食指。他的计划真妙!我立刻装作大吃一惊,又仔细看了看,马上倒退一大步,向民兵连长说了两个字:“麻疯!”民兵连长一听,第一个反应就是“呼”地

朝门外逃出去,还捂住彝子。这可怎么办?谁还敢碰呢?然而马上得抬走,送北湾去!哪怕丢在湖里也可以!谁抬呢?紧要关头还是求求解放军同志发扬风格吧。弄来一张芦席,我和严班长戴起大口罩白手套,把芦花哥哥卷起来,抬上了小木船。民兵连长连连道谢。仓猝间设啥慰劳,吩咐快去取烟酒。严班长正好装作“逃礼”,竹篙使劲一点,小船直向河心冲去。我拿起另一支篙子,双篙齐下,迅速向北,不一会就进了秋雪湖。到北湾去该渡湖向北,对不起,我们一个右转弯,顺着西风沿秋雪湖南岸向东去也。

王美新按计划在湖堤上瞭望,一见小船来到,他发出蛙鸣,芦花迅速翻过大堤。小船拢岸,芦花一跳上船,小船立刻继续向东,我的老部下主持的师部医院是在秋雪湖东南方向!

芦花扑到席筒边,探头一看,“哇”地哭开了。严班长挺厉害地说:“好好地哭什么!快替老何撑船,老何快打针!”原来打针和迅速脱离陈庄是矛盾的。现在芦花撑船比严班长还熟练,船头上浪花叮咚直响,我就把青、链霉素给芦花哥哥打上了,虽然未必管用。

现在抢时间就是抢生命了,可是前面还有一大关口。弯进内河去师部医院必须经过团部驻地。那里的三岔河口有一条曲拱桥,一-个码头。那里有岗哨,还有团部的干部,营连的干部,各连的司务长和给养员,经常来来往往、上上下下。任何一个该管的干部碰见,一查问,就完蛋了。严班长是想到这一层的。王美新下一步的任务便是沿河快步当尖兵,到岔河口侦察,看有没有狭路相逢的“冤家”。

严班长和芦花都使出最大的力气,衣服也顾不上脱,都是满头大汗。我也用船板帮着划。船很快接近了岔河口。这时候,小王却慌慌张张地沿河奔回来,喘着气完了,完了,我们连长,守在码头上!”

我和严班长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谁都明白,连长站在码头上决非偶然,他从没有这闲功夫。连长是完全掌握了我们的行动方案了!有人“出卖”了!一定是副班长!严班长的脸红得要冒血,如果不是握着竹篙,他的拳头一定捏得崩响。可是他忽然镇静下来,说连长一个人等着,不象是要抓人。救命要紧,冲过去!”

船渐渐临近三岔河口。老远就看见码头上站着一个军人,举着一具双筒望远镜在向这边观察。严班长沉静地说老何,我准备跳上码头去领罪,你同芦花撑船去医院。这事就交托你了。”看清楚了,真是连长!他已经把望远镜收进盒子。咦,他为什么向码头上面走,转到屋后不见了?是去叫人来抓我们?小船不顾一切地朝前冲。码头上却走下来一个人,副班长安晓宁!这家伙人小心不小,竟神色自若。严班长不知他背着的右手里有什么秘密武器,只做没看见,把船哗哗地撑过去。不料船近码头,安晓宁喊一声“接住”,右手一扬,一个白呼呼的东西飞向小船来,安晓宁是投弹能手,我年轻时爱打篮球,接个正着。是个布包。码头上,小安微微一笑,转身走了。

包里是一套身材小小的便衣,一件小号绒衣,一个塑料袋装着一百元钱和一叠全国粮票。最叫人吃惊的是一封给师部医院的住院介绍信和一纸“战士卢华”探家的通行证。

严班长手上的竹篙慢下来了。小船已离码头一百多米。此去医院已经不远。严班长沉重地叹了口气这么说,就不必要我护送到医院了。老何一切照计划办吧。我要回连里去开始讲用啦,芦花,请你靠岸。”

芦花要哭出来似地望着严班长。 .

严班长平静地说:”芦花,我走了。祝你们有情有义,白头到老!”

“班长!”芦花哭了。

严班长转身要上岸,忽然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挎包里摸索了一会,拿出来的是芦花编的扎月饼盒子的一条辫绳。严班长苦笑了一笑,说放在身上差点忘掉了,是你的。”说完,他轻轻一甩,把辫绳搭在芦花的臂弯里,转身一跳,就上了岸。

“老何,快撑!”严班长恢复了平时果断的神态,站在高高的河坝上挥着手。他雄健的体魄衬着蓝天白云。从此我脑海里的他,永远是这最后的印象!

 七、秋湖又

亲爱的老战友们,你们好!

接到信,我真想一气奔回到秋雪湖!这封信是安晓宁写的吧,写得真有感情!可是我到时候也许来不了。我们的钻井船很快要出海了。为了秋雪湖的孩子们永远不再偷稻草,我们要使劲开发石油。听说,我们当年分手的牛棚,现在是电灌站的楼房了。假如十一月一日我实在来不了,就请你们坐在电灌站的楼上,念念我的这封信吧。我闭着眼也能看到你们现在的模样。小王从小手大脚大,现在一定长得很高,祝贺你当上了镇上新盖的影剧院的副经理!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可要注意抵制各种歪风啊!再谢谢叶洪发你们两口子,听说卢华同志在你们老家养得红红胖胖地回来了。报上看到你们部里网箱养鱼很先进,秋雪湖也可以搞。小安当了我们老部队的宣传股长,你这次对我们重新聚会最热情,你是想拿我们的材料来教育部队吧?那可不行。我们那时候的做法是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条件下,才勉强说得过去。我说你还是多宣传今天的先进人物,还有就是帮秋雪湖的群众把两个文明搞上去。秋雪湖可以办的事多呢!我们老储现在是养羊的土专家了,一家六口收入三千多元,听了真高兴!他这次来肯定是胖墩墩的,用不着要饭要到秋雪湖了。最挂念老何了,老何六十岁了,离休了吧?欢迎你到我们油区来参覌。才不久有一批离休老首长来过了。听说老何后来分配去大西北工作了好几年,请你来给我们的青年讲讲伊利、玉门、柴达木吧!

对了,当时领导上一再问我,“疯牛”的木桩是谁拔起的。就是我们把芦花,还有她哥哥送走的第二天,老何没有看到过这场面,高天禄带着武装民兵檀自来搜查我们饲养场。那时候鸡飞猫叫,不知谁把我们的猪都放出来了。我们的猪也不是好惹的,顿时扎了營。我确实没有拔,敢拔的叶洪发也没有拔,可是这“疯牛”不知怎么搞的,拖着木桩就朝高天祿猛冲过去,把他顶在墙上。这一顶没有千斤也有八百。听说高天祿至今还不能下地劳动。当时这一条也被人家上了纲,所以我们连党支部虽是通过我入党了,营、团党委却不好批准。不过我对老部队输送我到石油战线是十分感激的。一九七七年我在油区入党了。

正写到这里,没想到来了秋雪湖的亲人!张犁同志来了!可惜我同时接到通知,正巧十一月一日中午出海。我留张犁住儿天,看看我们出海的盛大场面。张犁要不是自己介绍,我怎么认得出来呢?他的腿一点也不瘸,漂漂亮亮的一个技术副场长。卢华同志,我真为你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快上学了,你这个幼儿园的好阿姨要多学文化呀!张犁说:秋雪湖又飘秋雪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秋雪。我的家乡山多水少。我什么东西也不需要。听说芦花做枕芯很好,你们一定要送我点纪念品,就用秋雪湖新长起来的芦花给我做一个枕头吧。我枕着它会在梦里回到秋雪湖来的。

 

“啊,这主意真不错!”王美新说,“等会我们大家去剪芦花吧!”

真如严班长信上写的,我们几个人正坐在电灌站高敞的楼上,听安晓宁朗诵这封信。北窗外,秋雪湖的面貌大变了。十二年前显得空旷的湖面上,现在整片整片地铺着白绒绒的芦花。今天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正是看秋雪的好时光。阵风起处,芦花旋舞,蓝天之下,碧水之上,无数朵秋雪在秋阳下闪着白光,无声地、浩瀚地向东飘去。

安晓东思索着说:“班长的这个要求意义很深。芦花虽然渺小,可是顽强。它们的生命力是摧折不了的。它们会蓬勃地长起来,远远地飞出去……”

“可是他为什么只要一个枕头呢?”卢华同志以女性的敏感问,“他还没有成家吗?”

“下面还有几句话,”小安说着念下去。

 

我这个人注定是要四海为家了。我们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都有丰富的油气田,这是大好事啊!十一月一日,我和张犁在这里为胜利重逢干一杯,为远征出海干一杯。请大家和我们一同干杯吧!致

军礼!

战友严樟明

 

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在笑着,芦花也在笑着。我心里却别有一股滋味。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会象我这样,揣摩着“芦花枕芯”是不是还有别的涵义。象严班长那样的人,自然萌发的爱情一生很可能只会有一次。这一次是那么诚挚,却又是那么短暂!当他拼上全力撑船挽救张犁生命的时候,每一篙都在把这爱情深深地埋到秋雪湖的底里。然而爱情留在心底的刻痕是永远不可磨灭的。那就让他得到战友们献给他的一捧纯洁的芦花吧!

“千里送芦花,礼轻情意重!”叶洪发说,“走,我们剪去。”

大家站了起来。

“老何,你年纪大了,歇着吧!”储先福现在挺会关心人。

“是啊,是啊!”大家说。

“不,让我也送上一把。”我第一个走下楼去,边解释着,“他只要一个枕头,这枕头肯定是他要带了出海的。我要给他挑几束最最洁白的芦花!”

 

                                                                        柳堡的故事

 

 

四班长向我汇报他班里的工作。汇报完了,他面色忧愁,望着我慢吞吞地说:“指导员,我们那个副班长思想有点不大正确哩!……可能性,他企图腐化,跟我们班驻地的那个姑娘。”我不由得小吃一惊说:“喔?这小鬼!”

我一向把四班副当成小鬼看待的。我看他长大起来。“成份统计表”上有一种出身叫“革命士兵”:十六岁以前参军,没有在社会上干过任何职业的。四班副就是这么一个。一九四一年,他从晚娘的拳头底下偷跑来参军的时候,才十五岁,同志们瞧见了都笑:“哈!一个大兵!好大个子!”我当时在这个连里当文化教员,他的名字叫李进,便是我替他改的,那时他总是满身灰尘,滚圆的红脸,背着根小马拐子。人小心不小,他逞强好胜,越说他小他越装大,他的小马枪照样能叫二黄下跪缴枪,他的手榴弹也能打三十多米远,把鬼子打翻到河里。……现在,不管他已经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不管他唱起歌来喉咙已经有点沙,可我总还认定他是小鬼。所以四班长这么一说,真出我意外,但再一想:今年……一九四四年,他十八岁了哩!也难怪。

我这些想头,只不过喊一个:“向右看齐,向前看!”的时间,便闪过去了。四班长又说:“我们部队刚一到,那姑娘便不住在家里了。过了几天又回来了。估计情况:是她家爹爹叫她‘打埋伏’到亲戚家去,避避我们的,后来看看我们不错又回来啦!……年纪很轻,看样子跟副班长差不多!”他轻悠悠的笑了笑。

我想起来了,四班住的那一家只前后两个草屋子,前屋门向北,后屋门向南,两个屋子门对门,只隔几步天井,是个穷苦人家。宿营房子就是我分配的。那天我是看见有个小姑娘,是相当漂亮。我虽然是指导员,看到好看的女人也会注意一下的。而且我当时还想过:四班住在里头不要出纰漏!但也没有牵连到李进头上去。后来想想腐化的事情在我们这里究竟太少,何必多疑,也就忘记了,我好糊涂!

这么就是我指导员的麻烦事情来了,我问:“有没有真腐化呢?”四班长说:“看样子还不会,发展下去就难说。……本来我也没有注意,只不过看到李进他这两天的装扮,就象要出去表演秧歌舞似的。……”

喔!我又想到了。前天,李进和一些人挨在我身边读报,我闻到有一股香气。正想查问,营部通信员来催我开总结会去了,这几天真忙。不过爱漂亮也不一定就是企图腐化啥!我问:“就这样吗?”四班长很发愁的样子说:“哪里?给马小宝撞破了!星期一上午,我们不都出去打野外吗?副班长说肚子痛,我叫他在家里睡睡吧。后来不是练习攻碉堡叫回去拿木头手榴弹吗?我们班是马小宝回去的,他莽莽撞撞一家伙奔进南屋里,却看见我们副班长躺在铺上,那个姑娘坐在他旁边,一见马小宝冲进去,那姑娘刷的站起来,两个人面孔都涨得象红柿子。

马小宝跟李进一贯来顶要好,站在那里倒呆了。那姑娘一低头溜出去了,李进看样子心定了些,对马小宝连连摇手说:‘不要讲,不要讲。’马小宝开玩笑的问:‘你吃到了吗?’李进说‘瞎说!没有这个道理,你不要广播!’马小宝答应不广播,不过他向我汇报了。”

我问:“那姑娘家里发觉没有呢?”我很担心影响问题,这里是新区,游击区,群众对我们新四军不算了解的。四班长倒放心的说:“不会发觉,那天她家那个老爹爹一早就出外给粮户家浇场去了,不在家。她妈妈是个半聋子,又有点什么鬼病,一天到晚躺在房里哼哼唧唧的,剩下个十一二岁的小弟弟,正跟我们一起打野外呢!”

我又问:“那么班里其他同志也都不知道啰?”

四班长说:“真怪,不知怎么搞的,到昨天天全都知道了,昨天晚上便扯起这个乱谈来。”“他们反映怎样呢?”

四班长想了想说:“反映?反映倒没有什么,大家多半是说着有趣的,也知道他不会腐化。总是说人长得漂亮到底好,象我们副班长多得力,不过这么一来,副班长今后讲话的威信方面是有点成问题。平时顶好抬杠的何金标,这回二话不说,光是笑。”我问:“那么李进自己怎么样?”四班长说:“他还蒙在鼓里呢!大家知道他顶爱面子,没有当面揭穿。不过星期一到现在,唉!五天啦,我有心注意着,李进他们两个,的确有点子两样。”

我问怎么两样法。四班长笑起来说:“就是跟平常不同罢啰,我也装不来这眉眼。“我知道,四班长是个“老好人”,讲话怪有趣,人却顶忠实。我说:“那么你这个班长的意见怎样处理好呢?”他说:“我想,最好你找他谈一谈,还有……”他忽然犹豫起来,试探着说:“我们四班跟房子调一调防好不好?”

我完全体会他的意思,李进是他班里的战士提升当班副的,四班长疼爱他的副班长,就象父亲疼儿子一样。他内心一定在同情这个十八岁的青年,他舍不得熊他。而且李进个性强,不容易转弯。他没有办法了。我便说:“我先找他谈谈吧!调房子的问题要跟连长商量。”

四班长临走,微微叹口气,自言自语说:“要都是老百姓,倒是很好的一对呢!”

我就去找李进。

李进确实有些花花绿绿。这几天我忙着开会总结五个月的政治工作,跟战士个别谈的很少,上课,点名,副班长总是在并列纵队的后面,我没有专心去看他。唉!他确实是变得格外漂亮了!

我一眼从他头上看到脚上:他戴着顶士林布天蓝色的军帽,不消说是自己找洋机“踏”的,新发的钢青色军装又挺又干净;皮子弹带的钮子底下衬着红绸子,还束上条黄铜头闪亮的鬼子皮带挂着刺刀;腿上是他在夏家渡战斗缴到的鬼子黄呢绑腿,用什么蓝色染过了,成了墨绿色,打得滚圆挺直;脚上穿着自己做的两截头鞋子,白色的,用天蓝布镶着皮鞋式的边……我走近时,闻到有一些香气。据说,营部有一个通讯员打仗,拣来一瓶“滴滴娇”保存着,李进必然是走这条路线搞东西。我顿时一阵火冒,心头我最见不得“屁精”!

李进发觉我在研究他,不免心虚,笑咪咪的叫了声指导员,我说:“来!我跟你谈谈!”我们沿着小河边的柳树行走去。走到一棵大柳树荫下,我转身停步,一手撑住树干,劈面问:“李进!你近来在动什么脑筋?“我知道,这小鬼非常机灵,明人不必细说,果然,他连头颈都红了,低下头一阵子,又忽的抬起头来,黑眼珠射出玩皮的光,照旧活泼胆壮,他旁若无人地说:”我晓得秘密暴露了!排副上午看到我,点点头说:‘你要犯错误了你要!’指导员,我并没有犯错误!”

我两眼盯着他,说:“那么你为什么打扮成这副屁精架子,花花绿绿的不害羞?”他好象浑身钻进了大麦芒,他低下头说:“我承认,思想不正确。”

“你有没有跟那姑娘腐化呢?”

“没有!”

我虽然已有九分相信,还得追一句:“坦白一点讲,有没有?”

他摊开手说:“真的没有!指导员,我对你还会说假话吗?没有就是没有!”

我索性在树根旁边坐下来,拍拍青草叫他也坐下。我说:“你把那天假装肚子痛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他闭起眼睛咬咬嘴唇,看来在组织他的发言。这小家伙向来伶牙俐齿,喜欢把话说得很周到的。一会,他开始了:“我当时倒真是有点肚子痛,没有什么大不了,留在屋里,我自然是想找她讲几句话。我躺在那里,想空头心思,想怎么样子同她攀谈法呢?我还在订计划,她倒先来了,端了碗开水,放在我旁边小桌上,叫我喝。”

“她就坐在你旁边?”

“不!她起先还站着的,她问我我们部队里有没有医官,生病为啥不叫医官看看。我本想说我肚子痛是假的,是想你。我倒偏偏说不出口,也不懂我为什么反倒假正经起来,客气得很,我说一点点肚子痛不要紧,歇一歇就会好的。她说怕是受凉了,喝点开水吧,拿起碗来要来喂我,我一慌一抢,把开水泼了一桌子……”

我忽然闪起个念头,是女特务吗?

“她还要去打开水,我就拉住她,我说肚子痛好了,我们谈谈心吧。她才抹干桌子坐下来,我们一下子心慌得要命,不晓得说啥好。后来我问她年纪、家里情形。她也问问我家里的事情,她说她不高兴登在家里,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她又问部队的事还必须,问跑路多不多?打仗怕不怕人?问我们有女兵吗?那批女兵怎么过日子的?”我问:“她有没有问我们番号,问我们人数武器弹药这些话?”

“没有!”

“后来呢?”

“后来马小宝这家伙就进来了!”我想一想,考虑他话的真实性。他倒问:“马小宝汇报了班长吧?”我呣了一下,李进说:“我晓得他总要汇报的,他是党员!”口音里并没有埋怨的意思,却有一种“无所谓”的调子,我不满意了,我说:“你难道不是党员吗?同志!”

我就把腐化是破坏群众纪律最严重的道理说给他听,这是很大的错误,军纪党纪都不容许。他却说:“我不是想腐化,随便腐化当然犯错误。谈恋爱不作兴?战士就不作兴谈恋爱?”

“谈恋爱”这三个字他说得有些生硬,我知道他是学来的。我有点好笑,我说:“你这是算在谈恋爱,不算腐化啰!他说:“当然!我是真的要她,正式的,我不会三心两意!”

呵!这个小家伙,他真的要她!他在转什么念头呢?他倒长期打算了?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梦想,特别是“和平已后怎样怎样”的梦想,有的想回家种地抱儿子,有的想回去找伪乡长报仇。那么他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呢?我说:“你是新四军,她是老百姓,你怎么要她呢?窝想!”他脸一红说:“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吗?”我明白了,我说:“你想先搞好关系,等抗战胜利了跟她结婚吗?”他闷住头说:“你猜到就算了!”但接着又天真地说:“上级要我仍旧在部队里,我就请假一趟,把她接回去。上级分配我到家里地方上去工作,我可以一面种田一面工作。她说她什么生活都会做:车水、薅草、做衣服……就是耕田不会。

这个孩子气的“胜利梦”倒真美满,我说:“你已经跟她讲定了吗?”他说:“没有,讲了也不作来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报销’了呢?害她?”

我想,他的部属到确实很周到。但是不行,军队的纪律不容许!不能批准这个恋爱的“计划”。我向他说明:老百姓还有封建头脑,特别是新区,田老头子第一个会跳起来反对我们。同时,一个人这样,部队里个个人都可以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他内心斗争了,必答必答地把子弹带子揿钮开开又关上,关上又打开。我又告诉他,他这种行为首先就损害了自己的威信,班里全知道他的事了。

他震了一震,抬起头来说:“噢!这么说他们是看到了!”我问看到什么,他说:“前天晚上,我带哨回来,我们班里三个人也下哨了。我在前面走,走到家门口,看见二妹子在外面等着。噢!她叫二妹子,她等在屋子后面哩!拦上来要同我讲话,我拼命摇手,何金标他们就在后面跟着哩!我回头望望,没有看到他们,我想还好,推她进了屋子,天晓得怎么搞的被他们找到了目标。”

我问:“她没有跟你说话?”他说:“没有,没有来得及。”我说:“你知道她要说什么呢?”他说:“我怎么晓得?”停了一下,他对自己说:“何金标一定要说我鬼话了……好!由他说去!”我说:“怎么能由他说去呢?你”横竖横”了?决心违反纪律了?”

他想了想,说:“我坦白讲,指导员,你的话我哪有不相信的?在你面前我也想:丢开算账,拖泥带水什么?不过我一回去,一看见她,思想就霍落的变了,自己也做不来主。你不晓得,她这两天老是望我,眼睛水光滟滟的,象要哭,我住在她家里,真是不安心!”

这小伙子的心是被人家占领去了,这样搞下去,要他不犯错误真不保险,我于是决心调房子,虽然这是下策。我说:“给你们四班调一个家里住住吧?”他很爽快的回答:“好!”唉!他是会下决心的,这大孩子!

我和连长副连长讨论了一番,决定住到四班家里去。这里是一九四四年五月,部队打了车桥,淮宝地区的局面打开了,便进入这新区来整训练兵。刚开辟的地方,政府人员还没有来到,群运双减当然谈不到。我们住的庄子离伪军据点蒋桥只十五里,特务活动是准定有的。我找马小宝谈过,他说:“本当我真想不汇报,后来看看他们两个还是继续在通‘无线电’,我想小团体观念到底要不得,万一那女的是特工呢!”

不过我们连住的小柳堡,是个穷庄,大都是佃户,不少帮工的,特工的可能性不大。

星期日上午我们忙了半天,跟四班调防,那家的老头子听说连长要来住慌了手脚。我看了房子:北屋是他家正屋,虽有锅灶,却没有烟囱,一烧饭就不能办公;南屋虽然破些,收拾一下还行,老头子和小男孩本是睡在南屋里的。我同他商议,要他们一家住北屋,南屋给我们住,老头子连连点头,小男孩非常起劲的把破被破衣服搬到北屋去。连长副连长住房里,我和通信员们住外间。一直到摊开铺,挂好皮包,也没看到二妹子。

司号员在外面吹开饭号了,大家都去集合场吃饭了,我还在找皮带,等我走内房里出来时,却看到二妹子站在北屋门口,正向我们南屋里发呆,她看到我,一转身进房里去了。

我看清楚了,她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长得很俊俏,身体也健康,不过脸色阴凄凄的,象死了什么人。她穿一件灰色的短衫,好象是柳条花的,但旧了,补的不少,而且太了小了一点。她转身的时候,她那乌黑的辫子摔了个小半圈。我想:她哪里会是特务呢?我放心吃饭去了。

后来我找老头子扯扯乱谈,了解田老头今年四十五,看来却象五十挂零了,满面风霜皱纹,身上补补挂挂的。他大女儿嫁了,小男孩叫小猪。他种了大柳堡汪老掌柜家三亩多田,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他对我又恭敬又害怕,好象很不愿意我问他的家底,更不愿意我问他田地的问题,只是唉声叹气,我知道这是他怕事,减租减息的风声早从东南天吹过来了!

那么拉倒!我们部队几年来难得大练兵,这次任务很重要,发动群众不是我们的事,不象特工就算。李进也在小组会上检讨过了。我想这件拖拖拉拉的事,总算告一段落了。

我跟小猪却渐渐混熟了。这小孩活象他姊姊。到底是新区儿童,开始还畏畏缩缩的。有一天我独自在家整理材料,发现他在门口侦察我,我对他咧咧嘴,他笑了说:“你是指导员吧?”

“是啊!”

“你最好!”

我凭空受了表扬,倒奇怪了,我问:“我怎么最好?”他头一歪说:“李班副告诉我的。”

又一天,我胃痛老毛病发了,正躺在连长床上休息,小猪来了,站在我身边好一会没动静,我正想问,他开口了:“指导员,你们住在这里还走呢不走?”我感到侮辱。一定是这个老头子在嫌我们了,望我们走。我大声说:“不走!不走了!老住你这块!”小猪脸上没有表示什么,他想走了,准是有人叫他来问的吧!我慌忙叫:“喂喂喂!我们要走的!哪一天走我也知道。就是不给你讲!”

“给我讲,给我讲!”他着急,我欢喜。我说:“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我的,我再告诉你哪一天走。”他说:“不,你先讲哪天走,我再告诉你谁问的。”这小鬼好滑头!不过到底是孩子,至少已经暴露了他是奉命而来的。我决定改变部署打迂回:“哼!你不讲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你猜不到!”

“我猜得到!”

“你非猜不到!”

“我非猜得到!我猜到了怎呢?”

“你猜不到怎呢?”

我拿起桌子上的米达尺对我左手心搧搧,说:“我给你打十下手板子。我要猜到了呢?你给我打十下吧?”他望望我的尺,又望望他的小手心,他动摇了,我连忙挽回危局说:“不打你,就刮你十个小鼻子吧,轻轻的。”他笑了,说:“你要猜不到,你就给我刮十个大鼻子!”我说:“好!是你爹爹叫你来问……”

我话未落音,小猪哈哈大笑起来,跳着叫:“十个大鼻子!刮!十个大鼻子!”我假装狼狈不堪,说:“那是谁叫你问的?”

“我二姊!她还叫我问你……”他突然缩住舌头咽口唾沫。我马上追击:“还问什么呢?”他恢复了活泼,伸手过来说:“不问不问!十个大鼻子!”我把脸伸过去,但用手掌护住,我说:“讲,你讲了我就给你刮。”他宣布了:“她要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她想想又叫我不要问了。”包围战胜利结束,我赔了十个鼻子。便一本正经的向他解释:我们要走的,哪天走不知道,上头一有命令就得走。计老婆这会是不行的,要打走鬼子以后再说。小猪忽然问:“你们打鬼子二黄吗?”我说:“打!怎呢不打?车家桥就是我们打的……你说鬼子二黄好不好?”小猪突然皱起鼻子,摇摇头,返身就跑出去。我听见他咬牙切齿的声音:“我恨叻”我一阵激动,急忙起来工作了。

当天晚上出了一件事情:

我身体不好,睡觉象猫一样容易惊醒。仿佛近半夜,我给一阵吵声搅醒了,那是从北屋房里透出来的。我听:田老头子咕噜咕噜的骂,又大声喝起来,而且还象在打什么。忽地又听见女孩子的哭声,不敢哭出声,不敢哭响,声音可非常凄惨。我周身火烧起来,正翻起半个身子,恰巧看见老头子从北屋扑奔出来,跑到屋外场上。接着,我又听见一阵呜呜的嚎哭,象狗哭一般,这是老头子!

父女俩的哭声,老太婆的哼哼,忽高忽低的好多时候,我脑海里浪头起落:什么鬼事情呀!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李进闯了祸被发觉了吗?……不可能!这小鬼在我面前从来不说谎的,什么内心话都肯翻出来!……那么又是什么呢?……我的结论是空想无用,以后再调查吧。第二天,老头子出门了,据小猪说是掌柜家叫去收麦去了。是的,麦熟了,团部已来了指示,叫帮助群众割麦。吃过中饭,全连都在野外帮穷户们割麦。连部帮的就是田家,二妹子和小猪领着我们,我们才仔仔细细的看见她。她今天换了件天蓝色的短衫,还相当新。乌亮亮的前刘海在风里飘飘,太阳光下,金黄色的麦田,衬着她绯红的脸,的确很招惹人。不过眼睛有点红肿,那是昨晚哭多了的原故。

四班割麦子的田地恰巧在我们旁边,我注意着李进,李进却远远避开我们,头也不抬的闷割。

哪知道就在这天夜里问题明朗了。一点钟光景,我到各班去查铺,到四班,好几个铺空着,他们放哨去了。我走了一遍回来,脱衣睡下。过一会听见两个人噼里啪啦走来,那一定是五班副老郑和四班副李进来交哨了。我在这连里登老了,晚上走营部开会回来,我们连的哨兵老远叫“哪一个?口令?”我总能听得出是谁的口音。几个班排干部,哪连脚步声都辨得清的。我从眼缝里瞧,果然是他们,在看香交哨。那时我们都用香盘来记放哨钟点。两支香一班哨。五班副很快走了。李进却轻轻地向我走来,他那两截头鞋子是新的,底硬,虽然他蹑手蹑脚,还免不了有些声响。我便装睡觉,还微微打呼。一会,又听他走到门口,我一眯眼,见他站在门槛上,靠着门框,外面月光很明亮,他托着头,咬着指甲,象在想什么严重的事情。后来,他走出门,咳嗽了几声,走了。我闭起眼睛正式睡觉。

好一会我睡不着,燥热得很,我想:起来到外面凉爽一下吧。便披衣出门,走到屋角上……我急忙缩回身,我看见:李进和二妹子面对面站在场心里呢!

我本想大声责问。但是看他们的态度很规矩,我想:还是看明白究竟再说吧。这时皓月当空,如同银片,我分明看见李进简直是虎起了面孔的,他们是在谈话,但是距离二十多米远我听不清,正好一阵风吹来了,我听到二妹子在哭,她的肩头动个不住。李进伸起手来,想扶住她,但好象又不敢。忽然二妹子一把抓住李进,拉住了枪皮带,把头枕在肩弯里哭了。李进象不知道怎样才好了,呆在那里。我想该我出去给他们当面解决问题了,便急忙套上衣服。正待出去,只见二妹子已向屋子走来了,我避进南屋,由她回到了北屋,我便赶忙出去找李进。

我的群众观念多么薄弱!我竟这样不关心基本群众的苦痛,许多惨痛的现象摆在我眼前,我还如此麻木!当李进把二妹子的事情说给我听了之后,我真是惭愧。我深深的恼恨自己,我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份呀!

李进也非常冲动,他说话时胸口一阵阵发抖,象痛苦哭过一场似的。故事是这样的:

二妹子的姊姊,六七年前嫁给大柳堡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刘胡子不大种田,收鸭子鸭蛋,腌了跑南京上海做生意,当然比田家有钱些,他原是贪图大妹子长得好。这个人跑码头越跑越下流,吃喝嫖赌,债背大了,溜到到韩德勤的“遭殃军”去当兵,一当就当了个排长,从此无恶不作,人都说他是毛屎坑里捞起来的砖头,踢到它又痛又臭。三年前,大妹子不明不白的死了。鬼子一扫荡韩军都变成了二黄,刘胡子一升又升了个中队长,那真是火上加油。今年开春偏偏又驻防到蒋桥来了,这大河的南北,就算是他的天下了。可是他从来不曾照顾过他的穷丈人。不知怎的一来,给他听到风声,说是二妹子长的比大妹子还好看,一天,他自己来了,跟着枪带着狗,他这几年又抽大烟又害疮,面孔一半青一半黄,三分象人七分象鬼。他对田老头子说大妹子死后,他就不曾娶过太太,他要二妹子。老头子推三推四,好丑不肯。刘胡子脸一黑说:他是要二妹子做正房,明媒正娶不动硬的,他要去请个大媒来说亲,看你肯不肯。就在我们部队来到的前两天,田老头子的东家汪老掌柜来了。姓汪的原来是北方人,到这里可算当地一霸。田老头子正是他脚底下的蚂蚁,汪老掌柜轮着手杖说:“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你寻死找不到鬼,碰阎王啦?我们这一方勤防保驾全靠他!”说好阴历四月十八要过门,刚好我们来了,汪老掌柜连夜逃进淮城,二妹子怕我们一走刘胡子就来,想参加我们部队,跟她爹爹说,他爹爹把她打了一顿。她便约李进晚上下哨后讲个明白,一定要参加。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李进说:“指导员,让她参加吧!”他的脸色非常严肃。我正坐在河边,月光底下,河面一圈圈的波浪象河蚌壳一样白亮。李进又说:“我们要一走,她就要寻死投河的!”

问题真是尖锐!我心中闪起的第一个念头是:要救她,一定要救!

再一想,问题便复杂起来了。让她参加,不要说营连,团部也带不走,编制表上没有的,就不是我能解决的。上级怕也不会同意吧?道理很明显:田老头子既反对,那么新区老百姓会不会说我们拐带闺女呢?同时:二妹子跟李进的事情,部队里很多人知道,她参加了,这就打开了一个缺口,以后什么人都可以扩大“女兵”了,中国农村里被压迫的妇女正多得很……当然,我个人,老实说觉得这些理由都并不充分。但是上级到底会举同意呢?

我有个习惯:凡是不一定有把握的任务,我总得先把这事情的困难之处说给下级听,免得到头来完成不了他们讲怪话。这时,我便把以上的理由给李进说明。

不料李进大不服气,我第一次碰到他公开反对我,他站起来理直气壮的跟我辩论:“老百姓不会有意见的,这个庄上的老百姓,谁不恨透刘胡子?谁不恨透汪老掌柜?大家都在替二妹子着急!只要我们肯带二妹子走,老百姓哪个不拍手叫好!”

啊!我错了!我又暴露了我的弱点!我所说的老百姓,是模模糊糊的,不分阶级的。李进说的百姓,是雇工,是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李进又说象我们旅部那个什么干事,她不是人家的童养媳妇逃出来的吗?那时候听说一字不识,现在不也能工作了吗?他索性挺起胸膛,舞着拳头,象做报告似的说:“我不想要她!我可以在全连全营面前坦白,承认错误!……把放到后方去!到后方医院去、被服厂去。随便她将来做哪个同志的老婆!只要她不做二黄的老婆!……我一定要救她!同志们会拥护我的!”

我被他感动了。他站在我面前,月亮光把他雄伟的军人姿势照耀得更加沉着刚强,就象一尊青铜像。

我站起来,抚着李进的肩头,我说:“李进同志!我也要救她的,救人民就是我们的责任。不过你要仔细考虑:我们能救出二妹子,我们还能救出姓田的一家吗?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二妹子自由了,是的,但是刘胡子是什么人?汪老掌柜是什么人?你想:他们会甘休吗?他们会把田家的地抽了,他们会带了伪军来,把房子烧掉,把小挑猪在刺刀上……”

李进咬着他的嘴唇,我们紧靠在一起。我仿佛觉得也变成受苦的老百姓了。天罗地网死黑沉沉的罩在我们身上,封建老怪树的根,千盘万曲,扭死了一切。

李进却两腿一弹,说:“哼!我们总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呢?打倒汪家的势力吗?组织民兵自卫队吗?那都得发动了双减才行,那时我们恐怕要走了。办法?只有打蒋桥!

李进也说了:“指导员,请求上级下命令去打……”

但是蒋桥是个相当大的据点,在主要公路线上,有伪军一个多大队。如果没有打增援的部队,淮城日本鬼子乘汽车一个早上就可以赶到。我们部队靠他这么近,他胆敢不跑,也可见他的猖狂了。不是我们一个营一个连能打的!李进好象懂得,他说着便住了嘴了,狠劲踢踢地上的泥巴,又说:“跟上级商量商量去,指导员!……有任务下来,我第一个完成!”

头鸡已经在啼了,一声两声……

上午我就到营部去找“顶头上司”教导员,我把前因后果详详细细地汇报了,教导员皱着眉心埋头苦听,营长踱来踱去边听边骂。我说完,营长便道:“我家里有个姊姊也就是这样给军阀搞去了的!……非揪他龟孙不可!”教导员说:“你说那个刘胡子是不是一定会杀人呢?如果还不至于杀,那么我们就说服那个老头子,把姑娘交给我们保存吧。抽地什么那是不用怕,政府干部已经来了,再迟吧,几个月后也想必能减租斗争。你最好还是在空的时间找几个老乡调查研究一下。……”

我回到小柳堡去调查,但是结果不妙。穷爷们众口一词都说刘胡子是满天飞,他在蒋桥马刀望人头上一砍,还一面笑着唱小曲儿呢!

我垂头丧气回连部,正好田老头从外面回来,背着个破包袱,神气比我还苦恼得多。他瞧见我,一把揪住我,拉我到草堆背后。他眼睛象赶急了的兔子一样,嘴唇皮抖抖地说:“指导员,求求你,千,千万不要让我家二妹子上名字,你们不能带她走,她要一走,我,我全家都没命啦!……我上蒋桥去过啦!你不看我的面,看小的猪面上吧!”我逼紧他说:“那你真要把二妹子送给刘胡子吗?”

他忽地蹬了一脚,抖抖地回身就走,我看见他肩背都在抽搐。我咬着牙,记起小猪那天的话“我恨呐!”

我便把这件事情告诉连长和副连长,我们大家一起来恨吧!可是我们恨了不多久,教导员来了。我报告了调查的结果,教导员却笑笑说:“刚才我上团部开完了会,谈起这事情,政委倒说没有问题,我说你准备把他们一家都搬走吗?政委说搬有什么不可以,现在局面安定得多,派几个侦察员,弄一条船,把他们一家一当都搬到中心区去请政府安置。不过这样做,官司要打到分区政治部,圈子太大,又麻烦地方上,不必要。我问那你用什么办法呢?政委说自有办法,你放心,我总保险。我再问他,他不肯说,倒是说,叫你们多收集一些这种材料,教育部队,要你把这个事情详细汇报政治处。还说:叫你们年纪轻轻的不要急。”

这天晚上,我参加四班开班务会,李进检讨思想。

开始,战士们都满心好笑,只当他副班长坦白腐化思想了,有的在开会前还干咳两声。李进过去有个“番号”叫“班指导员”,开会讲话第一名。可今天讲的很轻,豆油灯光头也很暗。可是越讲,大家越严肃了,一个个的脸都沉下去。

李进说完这故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想想,我啊,多不要脸!我想,抗战快胜利了,准备着这样一个老婆多好。……昨天割麦回来,她叫我晚上下了哨等她,我真又转起小算盘来了……想想:老百姓还这样苦,我倒专门替自己打算了,装扮得红红绿绿象个鬼,**还有的革呢!……人家在河里喊救命,我倒在船上唱山歌……昨晚上,我存着个人打算去的,听见她这么一讲,啊呀!我真象当头吃了十几个巴掌一样,我不是人,是狗!……填表的时候我是怎么写的?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我现在也讲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我只要求上级,总要想办法救她!就要我去死也心服情愿!”

一屋子静默了一阵,便争着说起话来,一条声的要我想办法。何金标拍着胸膛说:“办法?办法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打他娘的蒋桥!”大家嗷嗷叫的同意。何金标又说:“副班长!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二妹子!我老何好抬杠,打那天看见你们那腔调,我就到处破坏你的威信,我对不起你!”

最后我发言,向他们保证上级一定有办法,要他不能瞎估计,我说了很多道理,末了,我说:“好好练兵!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要我们去救呢!”

第二天,燃烧丵弹落在草堆上似的,这故事哄遍全连,同志们传来谈去,很多人说起他眼见耳闻的同类惨事。到连部来走动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各班,战士们和穷爷们交换着苦经。等到那个负责在本乡搞群运的陆同志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连掌握的关于田老掌柜的材料怕是比他还多呢!

我和他交换了材料,他气愤愤的做结论:“两淮地区三十六种超额剥削,姓田的倒用过三十五种。说的好,小熟不缴租,高利贷一滚剥,还不是两手空空!”

他说,发动群众不难,可就是怕变天,他一板三眼地把蒋桥伪军的情况讲给我们听,蒋桥的二黄大都是本地人,几个头子跟地主恶霸都是亲上加亲。田老掌柜逃进淮安那天还说:“变天没有好天长,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的凶,去得快!那个臂膀向外拐,刘胡子来叫他脑袋向后长……恶龙难斗地头蛇”我不免替二妹子担心。

二妹子这两天来却变得很安逸了,接连一个星期,她天天高高兴兴的笑着,到田边去车水,割草。

一天下午,营部叫我和连长去,原来部队明天一早就要向东靠靠。营长把拳头在地图上量一量,告诉我们连住西马庄——小柳堡向东十二里。我们连是整个部队的前哨,西到蒋桥二十七里,一条大河直通。所以盘查行人要特别注意。

教导员说:“群众纪律好好检查。告诉老百姓不要怕,我们是靠拢些好训练,不会走的。”连长倒抢了我的先,他说:“那我连部那家的事情怎么搞?”营长对教导员笑笑道:“怎样?讲了吧!”教导员点点头,营长就放低声音说:“你们要保证绝对不能给任何人说,你们负责!……蒋桥上级原来就决定了要打的。我们在蒋桥外面水陆要口上已有侦察班,团部侦察参谋敌工干事亲自带了在那里活动好久了,他们班部设在这里,七里河,离蒋桥七里,人可一直伸到蒋桥街口上。蒋桥街只有一条出路,街上跑出一只狗来,我们都能知道。据点里还有我们的内线……蒋桥就是我们团将来的任务呀!我们向东靠靠,也就是为了麻痹敌人!……你们对别的连干部暂时也不能说!”

回到小柳堡,我们布署了移动。我等田家父女都在家时,便进去道别,我把教导员的话宣传一遍,还外加一句:“我们在西边还有部队呢!”虽然这话似乎不应该说,但是我怕二妹子真的跳河。

第二天,天不亮就早饭完毕,送还东西。天色微明,吹号集合,全连站队在场上,老百姓拥挤在场边。我向老百姓讲话告别。东方微红了,人面孔渐渐清楚了,我没有看见二妹子。开始走了,战士们向小孩子招着手,老百姓亲热的叫下次再来住。我仍然没有找到二妹子。

部队一条龙出了庄子,向东而去。东方一片桃红,霞光万丈,映着水田稻秧,翠绿鲜红,河边柳丝迎风招展。一个战士在前面唱起来了:“青天呀蓝天,这样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我走在行列最后,几十把刺刀在我前面闪光。我只注意二排那一段,我想李进该回头望望吧,然而他不。我却禁不住回头张望:我们离庄不远的时候,老乡们还挤在庄边留恋的望着我们,慢慢地都散尽了……过一会,我们已走下来快一里路了,我最后回顾一下,却看见庄头绿树丛里,一个人穿着蓝色的短衫!远远的只有很小的一点,但我却认得出她,她脸上前刘海在风里飘着……

到西马庄半个月,练兵忙极了,起早摸黑,再没有余空时间想旁的。一天,陆同志忽然托人带来个条子,说:“汪老掌柜已经偷偷的走淮城回来了,陆同志自己这几天要到七里河去工作,怕姓汪的会到小柳堡捣鬼,他布置了两个积极青年,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一定快马报到,请我们帮忙。我回说:“再好没有!”可也不会放在心上,我想他有天大的胆,敢到老虎头上搔痒?

几天以后,好消息!团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正式布置攻击蒋桥了,×团替我们打攻援,攻坚的部队本只要一个营,但为了防敌人脱逃,各处的河汊港湾,都得派部队拦阻。

还有两天的准备时间,明天上午应该是全连的军事学**结,作为攻坚技术的准备。以下,便是动员,讨论、订计划、挑应战……

第二天早饭后,吹过上课号,庄西头的课堂内外正乱哄哄的,却看见小猪呼的撞了进来,嚷道:“二姊!二姊!……“他喘不过气来,跳着脚,满头黄汗直流。大家围住他,他咻咻地叫:”二姊给人逮走了!快去啊!快去啊!”这时一个战士拖着上刺刀的枪挤进来说:“这小鬼怎么?我在这外面放哨,我问他,他死不理!“我慌忙摇手推他:“你快回去站哨去!”我问小猪,给什么人逮走了?二黄?”他蹦蹦跳跳的说:“不是,不是,是掌柜的!”连长拉住他说:“你说清楚,怎么搞的?”小这猪才定一定神说:“汪老掌柜带了三个人,把我爹爹推在地上,把二姊绑起走了!”“绑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跑慢了也给逮去了!”小猪忽然脸色一白,眼向上一翻,要倒下来,一个战士忙扶住他,我叫卫生员给他治,忽听得有人大叫道:“指导员!我们快去呀!”我这才想起李进来,眼睛一扫,没见他,我顾不得多想,说:“四班长,派一个组。”何金标叫:“班长,我去!”四班长说:“马小宝你俩跟我去!”我对连长说:“我得自己跑一趟,这里头有政策问题。四班长,我们走!”四班长却站在门口开水缸边喝水,并且叫我们也喝些。我忽然想到四班长比我沉着仔细,同时就想起……我看小猪已经恢复了,我问他:“汪老掌柜有没有带枪?”小猪说:“有,只一根,他自己拿着的,一根盒子。”我吞了口开水就跑,连长在后面追出来喊:“注意点!小心打冷枪!”

我们跑得很快,可只恨慢。汗流到眼睛里,拿下军帽擦擦狠命的跑,待跑到小柳堡,我觉得人简直要炸了!

老百姓乱糟糟的叫:“同志!快去吧!装在船里去了!”“同志!喝碗茶吧!”“两条大船工,向西上蒋桥的!”“赶得上,他们上西是顶水,走不几里路!”

糟糕!早知道上了船,也不到小柳堡来弯二里冤枉路了,沿河一直跑多好!顾不得喝茶,我们拔腿就跑!

出庄子沿河奔了两三里,听见前面“八公”一枪,四班长说:“三八式,向西打的。”接着,“八公”又是一枪,何金标说:“是侦察员打的吧!”马小宝说:“侦察员哪来步枪?”可是不管什么枪,枪声就在前边三四里路了,快马加鞭!

七里河的庄子远远的在前面了,老远便看到,河岸上站着一簇人,跑近些,我看见:两个侦察员,两三个老百姓,陆同志也在那里,还有团部的敌工干事。敌工干事也望到我了,他哇哇叫:“你也来啦!好家伙!他妈的真狠!”

这时,我望见河里两条船,船上,唉!我看到了李进!

李进蹲在船头板上,二妹子坐在他身边,李进在替她解着绑在脚上的绳子,二妹子伏在李进肩上呜呜的哭。撑船的人都愣在那里。一个长袍大褂的老长马脸,站在别外一条船上,大概便是汪老掌柜了吧?他背后站着个侦察员,正一把揪住姓汪的后领子,一支三号驳壳枪瞄准姓汪的后脑瓢儿。

李进把二妹子解开了,他看看一仓板的绳子、棉花、布条,他轻轻地推开二妹子,拿起身边的步枪,站起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李过的脸色会这样可怕。他不看旁人,只瞪住姓汪的马脸。他正想跳过船去,我把他叫住了:“李进,不能乱来,要打要杀由政府去办!”他才停下来,气冲冲的站着。

我对敌工干事说:“他还有支驳壳枪呢?你们缴到没有?”敌工干事说没有。我对姓汪的说:“缴出来!”姓汪的象恶狗一样呲了呲牙,说:“麦子肚里,你们要,去掏吧!”等不到我们动手!撑船的狗腿子早在船舱的麦子袋里拿出来双手捧上了。

我便问陆同志如何处理,陆同志说他正要回区里开会,可以把人和船都交给他,不过要我们派人押送一下,区署就在我们团部庄上。我指定四班长带两个战士押送。我们,陆同志,都上了船。

顺水而下,我,李进和二妹子坐在一起谈着,这回是一点也不“封建”了。我这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李进一看到小猪慌慌张张地奔来叫二姊二姊,他就拼命向小柳堡跑去了。奔了两三里路,碰到两个青年农民,也是飞跑来送信的,而且已经看到二妹子上了船。李进和他们便沿河直赶,追到离七里河一两里路,看到了,李进打了两枪叫停船。侦察员们听到枪声也出来了,前后夹击,船靠了岸。李进下去搜索,二妹子被关在仓底下,嘴也扎住了!

我批评李进:“你怎么可以不通过组织一个人来追呢?如果他们是伪军一个排你怎么打?”李进只轻轻的笑笑。二妹子却一把抓住了李进的手臂,但很快的又缩回了手,脸立刻涨红了。

顷刻间便到了小柳堡的外面,河滩上,挤满了人,笑的哭的,叫的骂的,闹成一片。只听得小猪的声音:“二姊,二姊!”他跑下河埠来了。我把二妹子扶上去。我问小猪:“你爹爹好着吗?”小猪说:“不碍事,在家里坐着哩!”我说:“小猪告诉你爹爹,叫他不要怕,万事有我们呢!”我想起汪老掌柜的话,我又说:“我们新四军给你勤皇保驾!”

船又开了,老百姓挥着手,二妹子和小猪站在河埠上痴痴地望着我们,我看看李进,他也正痴痴地望着岸上,我再回头看二妹子,我看见眼泪在她脸上流,……我想,这条根是愈扎愈深了!

回到西马庄,已经过了午,我听见树荫底下一个战士在唱那老歌:“……听说到打据点心中喜洋洋,磨亮刺刀呀擦好枪,巴不得一口气飞上那战场!巴不得一口气飞上那战场!”

第三天下午五点半我们出发了。走过每个庄子,老百姓都拥出来笑着叫:“狠狠的打!不要让那些狗日的跑了!”“你们打下来,我们来扒墟子平炮楼!“走过小柳堡时,田老头子和他的女儿都在人堆里。田老头子第一次尽心笑着,二妹子的脸红得象太阳。

晚上十点钟打响枪,两个钟头,大部分碉堡都缴了枪。只剩下几个大碉堡了,可都是死顽固,大队长中队长亲自压着的。火力很猛,机枪打得一条声。

我们连负责的一个大碉堡三层楼,第三层没有顶,我们榴弹打得他们登不住。底下一层二黄也不能登,怕塞榴弹。这些家伙都缩在二层楼上,我们的机枪吃住它的枪眼打,封得它哑了。可是向它喊话。叫它缴枪呀,倒还有个人在里边唱京戏。一个战士就冲上去,打碉堡的门,但很厚实,还包着铁皮,洋锹砸不开。二层楼枪眼里却接连撂下几个榴弹来。绕到后面去砸墙也不行。连长说:“去几个人,把围子外面沟里的竹梯翻进来!“一面便重新布置火力。战斗中的时间过得最快,天快亮了,敌人在里面喊:”天亮了,回去吧!我们要下来打牌了!”正好二排解决了一个小碉堡回来,小李进一听,火冒头顶,立刻要冲。连长说:“等梯子来了就叫你第一个上去!”李进便候在巷子里,看见竹梯子扛来了,他抢了就跑,那战士拖住不放,李进叫到:“什么你的我的,连长命令我的!”挣脱了便往外冲。连长大叫开火,碉堡上顿时洒上一阵阵弹雨,李进一跳出去,象头小豹子,几个箭步就到了碉堡根。一个榴弹落在他身边。他缩一缩身子,把梯子一架便往上爬,爬到梯顶,刚够到二层楼的枪眼,这时我们的火力早已停止,李进拨出榴弹,一拉弦往枪眼里一灌,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碉堡里翻了天,我们一拥而上,三根竹梯架起来了……

不熟悉李进的人,会说他今天是为了二妹子才这样勇敢的,其实冤枉。李进每一次战斗都争先恐后。不过以往,打再大的仗,他总是嘻皮笑脸的:“三天不刷牙,换根新三八。”不当一回事。今天却很认真,俘虏一下来,他便拉住问:“你们中队长姓什么?”“是不是刘胡子?”我也上去问:“有个叫刘胡子的中队长在哪里?”俘虏好象很熟悉,指点着东边说:“刘胡子?那个大碉堡!哪哪哪……”

天已佛晓,看来全部碉堡都解决了。北边一个大碉堡还冒着烟,火光熊熊,子弹在里边劈拍的炸。我带李进向东去,那边是七连攻的,俘虏都集合在场上了。我问他们:“你们中队长是不是姓刘的胡子?”一个俘虏阴阳怪气地说:“问他什呢?阎王爷老子招他做女婿去了!”另一个俘虏站起来立正说:“报告长官,是我把刘胡子打死的,他不让缴枪……我可以带你们去看!”我说:“好!你出来!”七连连长对我笑着说:“老兄,你今天怎么这样来劲?”但他一眼看到李进,他明白了,拍拍李进的肩膀说:“原来是你的鬼名堂!当心不要……”

我们顾不得说笑,赶上碉堡,好多老百姓已经来扒碉堡了。到楼上,那俘虏指着死尸中的一个,我看时,果然是个官,黄卡其军服铜扣子,死尸面孔上满是剃得发青的胡根,眦着牙……

李进忽然觉得腿上痛起来,看看绑腿,好几块地方烧焦了。走下碉堡把泥巴糊的绑腿解下来一看,幸亏打了二三副衬绑,布上很多榴弹铁屑子,腿上也嵌进了两颗铁黄豆,李进把它扒了出来,往碉堡上一扔,说:“还你!”自己用急救包扎上了。

我们回去一讲,全连都欢呼鼓掌。

上午十时,部队转移了。移动到七十里外的地方去继续练兵,从此远离了柳堡。

一个月以后,在“苏中报”上看到柳堡那地区减租斗争胜利的通讯。姓汪的被判了徒刑。我把这消息读给全连听,大家好不欢喜!我同时留心着李进。他也同样高兴,并没有害相思病的样子。我想他大概决心丢开了。

 

转眼到了十一月,有一天团部开连干会,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我们就要南下了,打到苏南、浙江……准备返攻,协同盟军作战。国民党“孬种养”退上峨嵋山了,我们要去收复沿海失地。

这两天,我忽然注意到李进,他好象心事很重,表面上却装着若无其事。有一次二排长叫他把单杠架子捣捣结实,他竟听了三遍才听懂。晚上已经睡下,四班长来了,他说:“副班长怕的要出事情!这两天时常叹长气,拿钢笔在纸上画啊画的,写写又撕了,不叫我看。刚才,大家摊铺睡觉了,我看他不在,出去看看,他在看月亮,我问看月亮干什么?他说看会不会刮风,声音有点两样,我扳着他的头看,他在淌眼泪呢……”

我叫四班长注意一点就是,打发他走了。我不能对四班长说明下江南的消息,对排长以下还保守着秘密呢!可是李进显然知道了,他过去在团部当过通讯员,熟人很多,他听到小广播了。那么,我本来当他忘掉了的柳堡,他还来还记着。他还是坚持着他的计划。这些日子虽然离开几十里,总还象鸟儿在树高头打着圈子。如今可要飞远了,千重水万重山。以后的几年里有有飞回来的一天,谁也不敢做结论。那么,打蒋桥那天傍晚他们在大墟的相逢,也可能就是他们最后的一面了!

第二天我跟李进谈话,我和他并肩坐在草堆边,我奇怪,他竟然瘦了。我问他,他闷了好久,忽然笑笑说:“指导员,你今天用不着替我做政治工作了,我想定了。你说:一个人要光荣快活呢?还是享乐主义快活?”我说:“依你说呢?他说:”我们家里有句老话:‘做狗吃肉不如做人吃粥,’我问他:“你这几天内心斗争很厉害吧?”他不答,倒问我:“指导员,我们哪天走?”我说:“走?到哪里?”他苦笑一下说:“你不要瞒我了吧!我的通讯参谋多得很。我们这次是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女孩子,我不会开小差的!”这就是说他曾经想过开小差的。我说:“你想过吗?”他笑着自言自语:“岂但想过……”忽然他眼泪要冒出来了。

我有点气,我说:“那么你对我下的决心,在班务会上下的决心,都是瞎火子弹啰?”他急得跳起来说:“不不,不是!那时候我是真心诚意的,我想想我这个人自私自利,没有脸要她!不过后来我在船上救了她,又打了蒋桥,我心思活了,我良心上说得进去,我想随我哪一天去,她都不会不要我……嗳!不讲了,讲讲又要难过。“他用手在额顶上乱擦,又说:”我真想再见她一面,……这两天我老是梦见她……以后怕只有做梦才……“他忽然把头昂得高高的,他是怕眼泪流下来。他努力装出发笑的样子自我批评说:“他妈的,怎么搞?……好,以后再不谈了!”可是眼泪去函听话,还在流,他急了,推我走,说:“指导员,你回去吧,不要管我。”他眼望天心说:“你不说过,全中国还有成千成万的人象她一样么?”

我不走,我想:这些年头,刮风下雨冰天雪地,我们在外头行军打仗,在和着自己鲜血的烂泥里爬过,在烧着火的房子里滚过,疲劳到在跑路的时候睡着摔倒……我们都熬过来了,这些都没有叫李进流过眼泪。可是今天……这是一道关呀!万丈高山顶上的关!他能过得了吗?

李进紧挨我,他说:“指导员,你还不相信我吗?……我斗争了两天两夜了,翻来覆去想,走吧,走吧!……我想到你,想到班长,想到小马老何他们很多同志,我到底舍不得走!”他顾不得眼泪在流,又说下去:“我想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了。我一想到从些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要变成一个孬种……给同志们骂了,我实在受不了……指导员,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怎么不相信呢!这些年来,我们在一起生活一起战斗,这样相亲相爱。他去年害痢疾的时候,是我们日夜轮流守在他身边,他在戴窑遭遇战负伤,我们撤退的时候,是我去背他下来,我也就带了花。我们一起睡在担架上,抬过小海,老进姓拿鸡蛋塞在我们被子底下,把麦管放在我们嘴里喂茶……李进那时还说:“我要不一条心革命,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你指导员。”……我说了:“我相信!”

李进好象振作了些,他说:“我好几次想写个路条,先起个稿子,我一拿起笔,心里就痛得受不住。这两天,我就象生了场病。我晓得了,我是在光明大道上走惯的,革命部队里长大的,部队就是我的家,我的亲人。缩到暗角落里去,我活不下去的。哪怕你金镶玉嵌的房子住起来。用不着人家骂我,我自己心里的病,也叫我一生一世没脸见人了!”

无批评了他,他霍地站起来,背起枪,说:“指导员,你放心!共产党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我还是那句老话:‘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几天以后,我们出发了。深更半夜,我们在运河堤下无声地走着。寒风刺面,远处庄户人家,狗在惊慌地叫。我们悄悄的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下江南……那是一九四四年的冬天。

四年以后,一九四九年的早春,我们部队从山东南下,又一次准备渡江了。千军万马,几百个箭头,走津浦路东西,运河的两岸,浩浩荡荡地前进。我们师的行军路线,有一天,刚巧要经过柳堡附近的大堤。

这天中午,有人告诉我:“六连连长在你‘家’里找你。”六连连长就是李进,他到团部来找我干什么?……李进一见到我便说:“老首长,请示你一个事情,思想问题。”我请他坐下了,他说:“讲起来,有一点好象不大应该。你知道又到老地方了!”我说:“是啊,真不知道几年来他怎么样了,你是想去望望吗?”李进说:“差不多,不过要复杂一些。”他又高兴又不好意思地说:“我坦白一个事还必须:去年大练兵的时候,我接到过二妹子一封信。她说她已经参加了工作,新近又参加了党,还有,总而言之,这种事情啰。我那时候回信去的,后来没有再收到她的信,也不知是牺牲了,还是嫁人了。所以今天,我想先出发去看一看。不过她如果好好地还在那里,那就……不知道你们上级对这样子的事情怎么看法。当然,不是要你们批准什么,就是……是不是算不良倾向呢?”他向我笑笑,又补充说:“还有,假如说可以去,我想请你陪我一起去。”

我正在考虑,政委进来了,我就把这事情请教他,政委便是当年的教导员,不必细说。他背着手踱来踱去,听完了,他郑重其事地说:“我们应该充分相信同志们的自觉。战场上,愿意抱了炸弹炸地堡,有这样高的阶级觉悟,还怕没有力量处理自己的问题?当然,道理要说明白的:我们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为什么不能谈恋爱,不能回家抱老婆?难道我们就不是人?我们是为了革命战争!也可以说:”为了我们的妇女不再给蒋匪蹂躏,为了工农大众,连同自己,将来都能得到真正的婚姻自由。我们这是一种牺牲,长年累月很重大的牺牲。当然这是光荣的。今后的相当时期革命还需要我们部队人坚持下去,相信我们的同志们做得到。”政委和缓了一些说:“但是,如果并不会妨碍革命利益,譬如说见见面,那有什么不可以呢?”他面向李进说:“象你这样的事情,拿得出去的,部队里不会有谁起反感的,问题是,今后你要继续很好的来掌握自己。”

一个钟头以后,我和李进,并肩迈步,在大堤上南进了。我们走在整个南征部队的前头,路上遇见的每一个老百姓,都向我们亲热的笑,和风险说心底里发出来的好话,路虽然很宽,他们还是特意让到两旁,让我们快向南走。老年人把手掌遮着阳光看我们,眼泪在笑脸上流。小孩子跟在我们后面喊口号,偷偷地上来碰一碰我们的枪,又胜利地笑着逃开去。每一个村庄,有红旗在飘,有锣鼓在响;每一个村庄,有小车担架在集中。

经过比较大的村庄镇集,松柏牌坊凯旋门似的横跨在大路上,地方干部迎上来问我们部队还有多少时候能到,群众响着锣鼓,点着爆竹,摇着旗子,象欢迎大部队似的向我们两个人喊口号,送茶送烟。……我们走得很快,却一点不疲劳。

李进指着左前方说:“你看,到了!”我看时,东南天,淡淡的烟雾里,大小柳堡象水岛一样浮在碧绿的麦田上,汪家的大瓦房旁边红旗在招展。柳堡西边一二里路的大堤上,一个彩花朵朵的松柏门衫着白云青天。堤上堤下,人头挤挤,老乡亲们在等我们了。

李进忽然停住了,拉住我,他手微微发抖,他说:“慢慢,让我再想一想。”一下,他说:“好!走吧!不过见了面,你不能逃开,丢我一个人在那里不行的。”他又说:“她,假使说,不在那边松门底下,请你代我问一下子,好不好?她叫田学英。”

我们又被群众包围了,我看二妹子不在,正想问,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细细地端详了我们,说:“嗨!你们同志,不是早年子在小柳堡住过的吗?”我点点头,她说:“是啊,对,对!你是那个指导员,你是……啊!你们是来找田学英的啦!对了,对了!望到头啦!秀金妹子,你们快去叫学英去,她的对象来了!”

最后几句话她是用足了力气叫的,因为周围已经笑闹成一团了,几个青年妇女推推挤挤地要去,李进涨红了脸说:“我们自己去好了!在哪里?我们去找一样的。”那中年妇女懂事地笑着说:“对啊,人多嘴多,不好说话啰,去吧,她在大柳堡庄上,不在区所,就在合作社,看到吧,那红旗下面。”

李进拉着我,急急地逃开堤上这许多笑脸。我们向大柳堡走去,他把军帽推向脑后,头发上冒着白气。

走过小木桥,转过杨树园,李进全身震了一震,在前面不太远,一个妇女正向我们迎面走来,那是二妹子,辫子剪了,头发在耳边飘着,她穿着深紫色的衣服,低头走着。我们并不停步,二妹子抬头向我们望望,很客气的笑着想招呼,忽然她停住了,倒退一步,两手捏紧拳头,满脸放出又惊又喜的红光。

嘴是奇怪的东西,最需要它说话的时候,它会怠工,要眼睛来代替它的工作。我看见,那双水亮的大眼睛,虽含着羞,却已经不再是胆怯躲闪的了,勇敢的、有信心地望着我们。

还是我先开了口:“想不到吧?”二妹子才轻轻地吐了口气,慢悠悠地,象对自己在说:“到底,又回来了!”她望望堤上的松门,说:“我们庄上,大家多高兴!……啊呀!你们走累了,还叫你们站着,我们到大柳堡去坐坐吧!”李进说:“最好不要到庄上去了,我们马上要走的,今天部队经过这里,”二妹子说:“我知道。……”我们到哪里去坐坐呢?噢,到那船上去吧,好吧?那是我们区所的船。……”

河湾里,停着条小船,我们走了上去,我拿起篙子,但是几年来生疏了。二妹子笑笑解了缆,抢过我的篙子。我们坐下来,她把竹篙儿轻轻一点,船便荡到河心去,她指着说:“到那边去好不好?”一段高岸底下,柳树斜斜地交叉在河面上,枝条上已经吐出点点的绿芽。篙子在水面上划了个半圈,船头滴溜溜靠向岸下去了。从这里,我们可以远望大堤上的松门牌坊,人家却找不到我们。

二妹子插住了船,坐下来。一群鸭子在河那边游过。李进说:“田学英同志,你有没有收到我的回信?”二妹子说:“没有呀,寄丢了吧,我,还当你……你们都比以前瘦了。”李进说:“四五年了,这一个圈子兜得好远,你记得那年我们从七里河回来那天吗?我们也是这么坐在船上的。”二妹子说:“你知道我这几年怎么过的?”她并不要人家回答,拍拍船舷说:“船,船,两三年我们全靠撑船过日子。”我和李进都有些诧异,我说:“你讲,你讲得越多越好,我们今天专程来听你的。”

二妹子两臂撑着背后的船板,微微抬起头,说:“讲起来,话就长了。你们主力部队一走,这里就变天了,汪老掌柜爷儿子两个,带着还乡团、遭殃军,倒算,抓丁,抢粮饭,烧房子,来一趟,光一趟,我早就在妇女会里工作啰,区里知道我和姓汪的结下了仇,庄上不能登,就介绍我跟县里来的妇女干部住在一起,跟她们一块打游击。那时候啊,遭殃军汽划子上架了机关枪,登登登的在大河里窜东窜西的,夜时庄子上就是满天红火。我们撑个小船,草荡子里,小河汊里,躲来躲去,我方才知道你们部队,刮风下雨,在外面的苦处。我们妇女,也什么都做,撑了船送信,拆桥,破路,找姊妹们开会,我也拿红樱枪,挂了个手榴弹,在早年你们放过哨的那树底下站哨。

“汪老掌柜对我爹爹说,只要我回去,就能保住我一家。我爹爹把弟弟送到舅舅家去,带个信给我,叫我死也不要回去。后来,我家里房子给烧了,两个老上人,也逃到东边马庄去了。这会我家算是住在马庄了;政府里给我们分了田地、房子,安了家啦!那时候我们庄上可真是活受罪呢!反倒是我不很苦,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用不着被他们逮了去。妇女会的张主任空下来还教我认字,读报纸给我们听。有天子,她讲了一篇什么通讯,说的是你们在山东,敌人重点进攻的时候,下大雨,山上发大水,你们饿了肚子光脚板跑路,脚在水里头泡烂了,爬上山,石子路上都是血滴滴的脚印子。我把这报纸要了下来,一迳放在身上。最苦最苦的是去年,喔,前年冬天,庄上都住满了遭殃军,我们船躲在水荡里,起了北风,下了雪,船冻住了,冰上又不能走,就靠些子馒头干活命。睡在船底板下,稻草是半干半潮的,半夜里冷醒来,有时候连头发也冻住了。我就要想到你把我从船板底下扶起来的那一天。我想你们在山东受着这样大的苦,打了这么多的胜仗,你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我拿着那张报纸看了又看,夜里望不见报纸上的字,可是我看得见你们!我总要对得起你们……”

二妹子向李进笑着,她眼里含着泪光,但是,她愉快地说:“后来好了,熬到头了,部队打开了清江,淮城,汪老掌柜给我们逮住了啦!你们打了淮海战役,高邮也拿下来了,我们这这里便安顿了。真不容易啊,今天我们能在公路上欢迎你们!”她的眼泪珠串样的滚下来。他擦去眼泪,畅快地笑了。说:“你们呢?你们说吧!”

堤上传来锣鼓口号的声音,太阳落到松门的角上,一条红云遮住半边金光。前卫部队就要到了,北边堤上,无穷无尽的先烈滚滚而来。

李进说:“我说什么好呢?你比我进步得快。我们这几年还不是打仗,跑路……“李进望着我笑笑。我懂得,我便说:”让我来介绍吧,这一位李进同志,现在是我们六连的连长,二级人民英雄。淮海战役他们一个连俘虏了敌人一个多团。这同志现在反而比过去怕羞了,得了个人民英雄奖章也不好意思挂出来。”李进忙说:“哪里,怕丢掉,怕丢掉。”二妹子天真地说:“给我看看好不好?”李进便从皮包里拿了出来。

二妹子把奖章托在掌心。奖章辉煌地射出彩光,太阳从云里直透下来,把堤上行进着的部队,镶了一道金边。二妹子抬起头来望着李进,刀子眼睛里满是欢乐、骄傲和敬爱……

我站起来,不甘心自己已经不会弄船,拔起竹篙,撑到河中央去,我袖子里湿漉漉的流进了水,想来动作一定是很呆笨的。但并没有人笑我,背后,他们俩继续谈着,我听见李进轻而有力的声音:“……你放心,我有哪一点对不起革命,就没有脸回来见你。”

我的动作熟练了,大篙大步地朝堤埂方向撑去。堤上部队正唱着歌:“……要做新中国的主人,前进!要做新中国的主人,前进!”堤背后一片红光,映着那一个个迈进的人影,正象无尽长的齿轮在转动。这好似巨大无比的重坦克的纯钢履带,在人民的欢呼声中,轰隆隆地向南。

 

                                                   夏坚勇作品

  

夏坚勇,1950年生,江苏海安人。中国作协会员,发表中短篇小说及散文、戏剧200多万字。1989年荣获庄重文文学奖。话剧剧本《金粉残阳》荣获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提名奖。系列文化散文《湮没的辉煌》,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和江苏省首届紫金山文学奖及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湮没的辉煌》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当时并列为文化散文之翘楚。长篇文化大散文《旷世风华—大运河传》,先后荣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和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

 

 

高家班子(中篇小说)

 

高巴斗抓着三只天地炮,一挂百子鞭出了门。

四处立即骚动起来,有孩童且奔走欢呼道:“出龙灯啰……高巴斗放炮仗啰……”

高巴斗放炮仗颇有点格局,甚至有点惊险。先将百子鞭往脖子上一搭,那一串大红便从两肩齐齐挂下,垂至腰际,成一个马鞍形。于是用烟头一并点了,那火蜈蚣便从腰间往上短去,一边爆出缤纷的纸屑。点鞭炮的却并不在意,只交替着晃动两肩,那鞭炮便跳跃有如飞蝶,总离着身子几寸炸响,终究烫不着一身的礼服。又一把抓了三只天地炮,先见得引信闪几闪,便听得“通通通”三声大响,那三只花炮已跳上半空次第炸开。但肩上那一挂百子鞭早已短到了颔下,不打紧,当下两肩一耸,那最后一截便翩翩飞起,于空中且坠且炸,恰恰于落地的刹那炸出最后一响,又恰恰和最后一声天地炮同时煞住,半点也不参差。

但这是以前的格局。现在,高巴斗刚刚把百子鞭搭在肩上,翘起中指弹一弹烟灰,那烟蒂上的一点便红得显眼。却并不去点爆竹的引信,只定定地举着,回身吼一句:“天禧,大老早的,你那两瓣屁股咋那么重?”

要出龙灯了,十三条精壮汉子已摆好阵势,只等龙头老人手里的起身炮一响,便发一声喊,威仪显赫地出村去。但龙尾的天禧却坐在场边的碌碡上,软耷耷地抱着龙杖想心思,听了高巴斗一声吼,才向这边乜了一眼,懒懒地站起,一边理着缀满了拉链扣的衣裤。

矮脚虎二荸荠——那个执龙球的五短汉子——嘻嘻地说:“人家那两瓣屁股是租来的,不坐白不坐。”

天禧一听,横眉立眼地站住,似乎想发作起来,但终于模仿着对方那嘻嘻的一笑:“正是哩,谁不知道我租了人家婆娘的一副白屁股,正价5000块,副价3000,整日里铺着盖着地受用。”

二荸荠想不到对方来这么几句,脸上便有些挂不住,讪讪地说:“我是说你天禧老兄有身份哩,从来有身份的人便讲究屁股上的功夫,轿夫的腿功,宰相的坐功嘛。谁不知道你倒腾海毛鱼发了大财,据说那几个福建佬付钞票从来不点数的,只迭在一起张开拃子比量多高。”

二荸荠这几句原是赔笑脸的,不料却恼了天禧,当下便跳将起来,指点着这边骂道:“你伸开舌头把话讲清楚,谁见到我跟福建佬倒腾海毛鱼了?你若是眼馋福建佬钞票多,咋不把老婆租过去,三千五千的人家也拿得出,也用不着你去扎输精管生骟。”

这一番难听的出了口,大家便旁观不得了,纷纷上前干预、劝解、趁风扬土、七嘴八舌。好端端的一条龙灯顿时乱了阵脚,高巴斗见了,又吼一声:“上茅坑还图个吉利呢,今天是什么日子?都抓好把式站定,出龙灯了。”说罢,烟蒂朝百子鞭上一靠,顿时落红纷纷,两条火蜈蚣旋转着向上窜去。

这边鞭炮一响,舞龙灯的汉子皆齐齐举起龙杖,只等着那三通天地炮。原先窝在地上的一条蓝印花布立时神气活现地抖擞起来,好一条大龙!但见头如巨斗,眼似金灯,角生虬枝,颔有重髯,张牙舞爪而凶险,顾盼生姿且妩媚,端的是倒海翻江的神杰灵物。当下便听得四处一片啧啧喝彩:“果然欺不了高家班子……”

天禧听了这喝彩,心头却涌上一股莫名的烦恼。又见二荸荠抓着斗大一颗金黄龙球,踌躇满志地抖动着上面的铜环,更加看不惯那种轻狂,便阴阳怪气地说:“乡亲们,这龙灯现在不姓高了,叫‘挑战者’,是人家杨胡子的雇佣班子。”

说话间,百子鞭和天地炮已齐齐刹住,只是那最后一声钝响的余音仍在天地间徘徊,似乎偌大的天幕原是一层薄冰,正在那一声钝晌中分崩离析,正互相撞击出悉悉索索的絮响。又见那挂在树枝上的碎红纸屑飘零作态,炫耀有如旗帜。高巴斗一时事毕,又将烟蒂叼上嘴角,极洒脱地拂一拂 衣袖,准备接过那50斤重的龙头了,可突然间,他瞄见自己袖口上有一块铜钱大的焦黄,用手指弹去,却露出里面老蓝土布的棉袄来了。

晦气!礼服被烫坏了。

几天之内,这是第三次异兆了。他心头往下一沉,且狠狠地朝龙尾盯了一眼,要不是他小子抬出那犯忌的“挑战者”,自己何至于有这样的失手?但幸好人们都不曾发现这触目惊心的一幕。而且一看到眼前这蜿蜒的图腾,他便感到一种神圣的冲动,这冲动是如此古老而又如此新鲜,龙头汉子顿时振作起来。荒唐!今天是什么日子?高家班子要上教场斗法了,是驴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该抖擞精神一显身手才是,他极随意地把袖口往上一挽,遮住那烫坏的一块,然后接过龙头举起来,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大响,二荸荠手里的龙球也跟着往上一举,那庞然巨物立即扬首振须,作出腾身欲飞之势。龙头汉子又扯开嗓门吆喝一声:“出龙灯罗……”

“欧……”13条汉子齐刷刷地扯开嗓门,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龙灯队出村了。

好一条仪态万方的巨龙。

 

这里的人文地理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书记的。所谓地灵人杰,物华天宝,从来就与这里无缘。既不曾出过名重一方的文士武侠,也不曾出过什么了不得的强盗妓女。土地上的出产以高梁酒和土布为大宗。但是在这老通扬河南岸的高沙土上,高梁酒和土布就象男耕女织的生活格局一样地平淡无奇,自然为史家所不屑的。

唯有高家班子的龙灯堪称一绝。

高家班子见诸于方志是道光末年的事,至今已逾百年。“三十刀兵动八方,高家龙马接红羊。”“三十”即道光三十年,“红羊”为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和杨秀清。可见当年迎接太平军北上时,高家班子的龙灯和马灯就出过风头。龙灯的制作和表演自是一门综合艺术,所谓集彩绘、竹工、舞蹈、杂技之大成是也。且不说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翻滚,腾跃,蹉步,倒立,大劈叉,叠罗汉等惊险动作。只说十几条汉子舞弄十数丈长的一条庞然大物,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且变化出几十套不同的路数,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了。而每个龙灯队经过世代沿袭,大抵都有几手绝招的,一个龙灯队的名气和声望就全在这几手绝招上。

高家班子的绝招是戏娱蚣。

蜈蚣不是真的,是一挂百子鞭。新春正月,龙灯上了门,主家必要以鞭炮迎接。龙灯最是嫌贫爱富的势利眼,一路上只拣那些高门大户去兜揽,这些户主发财心理极重,往往不吝惜鞭炮和赏钱。为了助兴,有些主家还要做出种种格局来刁难,迫使龙灯班子卖弄出浑身解数,而舞龙灯的全部精彩就在这刁难与卖弄之中。若遇上富室,主家往往把赏钱挑在小楼的栏杆外,龙灯班子必得一层层地叠罗汉,把龙头举上去接那红包。又有一条规矩:主家的鞭炮不停,舞龙灯的便不得罢手。有的主家便放出火娱蚣来捉弄:将整挂的百子鞭点了,囫囵扔在龙头上,且看舞龙人如何动作。这是最促狭的。那龙灯本是竹骨布衣之躯,遭遇了火蜈蚣,既不能烧了自家身子,又不能舞落了那吉祥之物,保不定要出丑卖乖的。

高家班子的绝招就在于此。当下那龙头班主见百子鞭上了身,便喝一声彩:“好一条大蜈蚣!”这实际上是传话给后面的12条汉子,只见那龙灯整个儿就地一滚,火娱蚣便被高高抛起,在空中打几个旋子,却调整出一个门户,重又扑将下来。而龙灯早已张牙舞爪地摆好架势,只等着它下手斗法。于是随着龙头的旋转,腾挪,闪展顾盼,那火娱蚣便作出种种的轻佻,逗闹,游戏翩跹,却又总在若即若离之间。那龙头仿佛醉汉,火娱蚣则俨然一弱女子,以醉汉的勇武和弱女子的轻盈相周旋,那情趣便有如年画中的“钟馗戏蝠”,终是扑捉不得。待最后一声鞭炮响过,舞龙灯的13条汉子便齐齐发一声喊,小下身子绕场巡游一周,让四处看个端的:那龙布上并无半点焦损火伤——果然是高家班子,身手不凡。

一出戏娱蚣,功夫全在龙头。眼下,高家班子能玩得这功夫的,只有高巴斗一人。

高巴斗这一手绝招也是得之于家传。他15岁上就舞龙头,一副龙头花团锦簇,也有四五十斤重,15岁的少男如何舞得起身?但高巴斗不怕,他练过石锁功,15斤重一把石锁,甩起,接住,左插花,右插花,玩意一般。又于脚上缚铜钱,日增一枚,数月后铜钱解去,便身轻似蒸。有了这等功夫,舞龙头自是得心应手。但正当他四乡八村地出风头时,饥饿年头降临了,整天空瘪着肚皮,谁还有心思玩龙灯?高家班子偃旗息鼓了。这一息,蹉跎岁月,二十余年,当年舞龙头的高巴斗,好一条少壮后生,现在已是半百老人了。

但高家班子毕竟有了中兴之日。这几年,乡村里百废俱兴,着实热闹了不少。死了人,必要请和尚道士放焰口超度,高台亮围,八音齐动,招徕得观者如云。但人们关心的只是道士的劈铙舞火球及和尚的“二姑娘害相思”之类,以及由排场想及主家的新富。主人也只是里里外外地张罗应酬,并无多少悼亡之意。婚嫁大礼更是铺张。那迎亲的队伍前呼后拥,有模仿电影里外国总统来访的派头,以数辆摩托轻骑开路,引导一辆花团锦簇的小轿车迤逦而行。也有道地的传统格局,一抬朱红大轿,跟着四吹四打,后面是展览嫁妆的脚夫辎重。凡这般格局,新娘手腕上必是小坤表与银镯并存。古色古香的绣花轿帘外必伸着一双式样时新的高跟皮鞋。到了春节,四乡八村的龙灯便红火起来,大路上一队一队的,遇到那新落成的高门楼及大瓦房,或窗户上贴了双喜的,或新妇腆着肚子的,知道是些好吉利的主儿,便慢下来招摇,待听到主家接龙灯的天地炮响过,便摆开阵势,就场上舞弄开来,而围观者总免不了发一通议论的:

“功夫倒是有几下。”

“有几下。”

“可哪里及得上当年的高家班子。”

“那是当然,当年的高家班子——”

于是喟然慨叹,人们总是把高家班子作为一页辉煌的历史,一个不可企及的最高境界,一条评判龙灯技艺的权威法则。

高家班子就是在这一片慨叹中立志中兴的。

最先萌动勃勃雄心的自然是龙头高巴斗。正月里,四处的龙灯高巴斗必要去看的,但他从不往人前头挤,只远远地站着,看了那几套功夫,又听了人们的喝彩,便背着手,一个人闷闷地往回走。去年腊月初的一天,附近有人家做了一副好柏木棺材,主人年高无疾而预备寿材,是当作喜事庆贺的,不仅放了炮仗,且请了龙灯来助兴。高巴斗也去看了,回来的路上,却被一个人喊住了:“老高,也去观摩龙灯的么?”

这人是杨胡子,原先的大队支书,现在是一家自打旗号的什么公司的经理。

高巴斗敷衍地“嗯”了一声,他不愿和这个杨胡子兜搭,此人当权时是个踹寡妇门,挖绝户坟的恶棍,下台后又趁风扬土,以不义之财暴富,高巴斗对他向来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况且杨胡子的那个“观摩”也让他生厌;看龙灯就是看龙灯,偏要山东的驴子学马叫,官腔别调地“观摩”。

杨胡子理一理巴拿马西装的领口,又扬手甩过一支烟来;“他们那几套功夫有什么看的,真正叫花子打架,草台戏。看龙灯就得看高家班子,那才叫功夫。”又凑近了,作出一副知音会意的笑容:“有一条信息,说高家班子要重整旗鼓了,可是真的?”

高巴斗不觉一愣。高家班子重整旗鼓,这是从何说起?但是当着杨胡子的“信息”和巴拿马西装,他却不愿作出否决,只是慢条斯理地把香烟夹在耳后,懒懒地说:“不是蒸的难道是煮的?”

杨胡子立即作出一个极夸张的反应:“大好事嘛,我支持。”一边又在高巴斗肩上拍了两记,仍然是以前当支书时那种居高临下的派头。然后,裤腿划了一道银灰色的扇形,那桔红色的小轱辘自行车走了。

杨胡子走了,却牵动了高巴斗的一桩心事。人家那种草台戏都扯旗放炮地出风头,高家的龙灯为什么不能拉起班子来,倒让外面笑话高家的后人都是不肖儿孙,胡浪子弟,一条沿袭百年的龙灯散了伙,却无一个有头脸的七尺男儿去匡救祖业。

高巴斗决计去做一个有头脸的高家子孙,一个匡救祖业的七尺男儿。

消息传开,全村老少皆认为早该如此,不然也实在辱没了先人,又忆及高家班子当年的种种传奇故事。高巴斗也找出那十五斤重的石锁练了几回,虽甩不出当年的左插花,右插花来,却自觉臂力不减。一时群情激奋,远近打年货的遇着了,便有这样的议论:“哟,买许多炮仗呀。”“接龙灯呗,今年高家在整班子哩。”“可不是,几十年没看过高家班子了……”

真个是天意人愿,风从云合,高家的龙灯端的又要热闹红火了。

及至到了点兵排将时,却发现不是一声吆喝就能拉起班子来的。当年,龙灯上的十几条汉子都一个村子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紧要事,站在村头吆喝一声便会齐了。即使走亲戚进城,也大都是早出晚归,丢不下田里的庄稼和圈里的几只张口货哩。庄稼人的心目中,只有土地是神圣的,必要每天踩在脚下,且要带入梦境。而天道轮回,斗转星移,土地却从来静如处子,不转不移。因此,人们也就世世代代地守着土地,本分且充实。眼下的世道却不同了,土地还是原先的土地,却不再是庄稼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了。唯有花花绿绿的钞票才是娘亲娘老子,只要哪里有钱便往哪里去追逐,自不管时令的变迁和土地上的播种与收获。横竖自古就有两句说法,铁打的脚板,流水的金钱。男人大都天南海北地挣钱去了,有飞得远的,随乡里的建筑工程队去了中东的伊拉克,一封平安家书的邮资便要0.2个第纳尔,折合人民币壹元柒角哩,立马造桥却如何回得龙灯班子。好在时值岁底,那些在江南大山里拉石头或里下河水路上跑运输的都回来了,一时倒也凑齐了八九条汉子。实在回不来的,便挑选精壮的后生补上,于是矮脚虎二荸荠和天禧便被拉扯进来。

但一条龙灯从头置起,竹帛工匠总要三二百元,再加上舞龙人的行头装束又不下三二百。现在虽然各家都有些进项,但各家自有各家的筹划:有急着造房娶媳妇的,钱到了手,不等焐热了便要送去预订砖瓦水泥之类。有财心大的想着做买卖,钱生钱,恨不得一夜之间富甲天下。也有的只是为了平息姑嫂之间的怨忿,年节前给每人买一件人字呢外套。过去用钱靠抠鸡屁眼,旱烟火柴也不曾断过。现在一年有几百上千的收入,还是入不敷出。既然入不敷出,便少有仗义疏财之士。况且当今人们见的世面大了,思想都极开化。先前那种原始的村落荣誉感却淡了不少。对于13条汉子以外的村民来说,你龙灯整不整班子关我鸟事,我们出钱出钞扎了龙灯,置了行头,让你们鲜鲜亮亮地四处出风头,拿红包。谁是肉头不成?对于龙灯班子里的13条汉子来说,我等出力费工,一个腊月半个正月抛却了,总是为了高家的脸面。这“高”字又不是只写在我们13个人的脸上,是写在全村老小的脸上,却如何又要我们拿钱出来置办?这样七撬八裂地一理论,几百元投资终于没有着落。于是单单急了一个龙头高巴斗。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大家都一毛不拔,高家班子的旗号怎地打出去?祖宗有灵,该在地下踹破棺材板的。万般无奈,自个儿喝几盅闷酒,倒头便睡。梦中又总是忆及高家班子当年的辉煌;醒来后,心里好一阵空落落的。又想到高家人原是极争强好胜的,旧时,或有做父亲的听说儿子在人家赌钱,便恨恨地赶去捉拿,及至到了场面上,见儿子正输得颓丧,父亲的那股愤怒先减了几分,只觉得脸上无光了。便不声不响地站在儿子后面看牌,待一局终了,儿子猛一回首时,父亲便一拍腰包,“乖,再来,我这里有票子。”或与外乡人争斗,高家人总是一哄而起,强词夺理乃至老拳相见。可如今,高家人的那股英雄气哪里去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钱逼死英雄汉哩。

但第二天一早,杨胡子上门来了,既没有官腔别调地甩“信息”,也没有理巴拿马西装的领口,只一拍胸脯:“不就是几百块钱么?大好事嘛,我支持”——重整龙灯队的一应开支,他杨某人统统包了。不仅如此,龙灯队从训练之日起,13条汉子的工资也统统由他支付。

但龙灯必须改换旗号……

 

“走老河口。”

“走老河口?不是到杨胡子家去么?”

“走老河口!”

杨胡子住在东村,约三里许,龙灯队完全可以径直过去。但一出村头的风车墩,龙头高巴斗便叫走老河口,这是为了躲开半路上接龙灯的天地炮。今天要去杨胡子家拜年,有一干头面人物和摄像机在那里等着。而这一干头面人物和摄像机则关系着高家班子能不能有一个历史性的超越——打到国际龙灯节上去。因此,高巴斗宁可绕老河口。自从方整化以后,老河口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座竹篱茅舍,大都是一时没有财力搬迁的鳏寡孤独。篷门小户,自然也不会出来接龙灯热闹。若径直从大路过去,必经一片新崛起的华彩建筑群,一式的青砖灰瓦,朱门碧窗,门楼上且饰以游龙走兽之类。这一片高门富室,若见到龙灯队浩浩荡荡地过去,难免有人家出来接的,若人家迎头来接,龙灯便不得不去——这是规矩。

时天已大亮,东北风却刮得紧,鼓动得龙布瑟瑟有声,远远望去,那巨龙鼓胀欲飞,倒平添了几分威武与生动,一行人往老河口迤逦而去。

二荸荠今天总有点兴奋,不时找出个话题来,左顾右盼地和别人兜搭。或说那国际龙灯节如何排场,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说不定要赶来观摩的。或说杨胡子如何大手面,那摄像机一开镜头就是八百块,再加上招待的水儿酒儿,那开销足够小户人家半个家当了。高巴斗听在耳里,觉得这五短汉子又可怜又可嫌,本要嗔他几句,但想到今天的使命,不便坏了兴致。又想到当初不该把这等人拉扯进来,他老婆和杨胡子困觉,自己却乐得为之地戴着绿帽子吃龟食,似乎女人能搭上杨胡子这样的肥佬,自是一种荣耀,且不时从杨胡子那里学来几句官腔别调炫耀于人,就如刚才的“观摩”“佩雷斯”之类。但二荸荠此刻偏又不识眉眼高低,仍是一个劲地兜搭:“巴斗叔,我先约在前头,今年上秋我家造房子,龙灯班子一定要去热闹的。我也有大炮仗,也有红纸包……”

“春东风,雨祖宗。”高巴斗却兀自对天低语;“这天色怕保不住。”

二荸荠又凑近来,洋洋自得地:“巴斗叔,你说现在的科学神化不神化,女人肚子里的那块肉疙瘩,不过百天,便能照出男女来。前几天,我女人去照了——是个小子,其实那卵子怕还不曾有黄豆大哩。”

高巴斗斜睨着眼睛,盯住那张委琐的面孔,一股深沉的厌恶涌上心头:“这么说,你五千块到手了?”

二荸荠避开那目光:“还不曾呢,但杨支书拍过板的……”

“拍你娘的尿!”高巴斗冲着那扁平的后脑勺吼道:“丢人现眼,你再羊支书狗支书的张扬,连我都要把裤子扒下来套在脸上。”

那天禧在后面却嘻嘻地说;“这有什么?夫人外交嘛,领导世界新潮流。”

“不碍帮,不碍底,又做人情又送礼。”

“倒是无本大利的好买卖……”

于是又恼了龙头高巴斗:“一个个都把嘴闭上,看谁把你们当哑巴卖了。”龙头一摆,领头下了河滩。龙灯队映在水里,被前推后搡地拉扯成一行怪影。

正值枯水季节,老河口两岸的水线收束得很紧,原先笼罩着神秘色彩的芦苇早已收割了,古运河便有如一个刚刚分娩的少妇,温柔而疲乏地舒展着身姿。在水线上面不远的地方,逶迤着一条白光光的纤道,纤道上爬满了受尽蹂躏的巴根草,以及涨水时带上来的贝壳之类。龙灯下了河滩,既可以避“风头”,又不至于象在岸上那么威武扬噪地招徕,端的是不显山,不显水。

但前面却分明响了三通天地炮,那钝响映着水面,越发地湿润且悠远。往对岸看时,只见老树修竹,掩映着几点破旧的茅舍,仿佛谁家画师在描摩远处那一派华彩建筑群时,无意间甩出来的几点墨迹。又见落红纷纷,爆竹炸开的纸屑飘飞有如三月桃花瓣。一老妇人白发飘零,正在向这边招手。

龙灯却并不打停,、仍旧沿着河滩前去,显然是不理会那边的天地炮。这也是有规矩的,接龙灯的只远处放炮仗,叫着“迎头”。若龙灯不愿去,便装着没听见——龙灯是聋子嘛——兀自闷头疾走。那边若执意要接,便点一挂百子鞭上前挂在龙角上,叫作“挂角”,一旦挂了角,龙灯便躲不过。但现在接龙灯的在对岸;却如何过来挂角?

“那不是田寡妇么?”有人说。

高巴斗往对岸望一眼,却定定地站住了——接龙灯的果然是田寡妇。

田寡妇属于乡村里那种称为没脚蟹的人物,即不善计算,又没有门路,只会牛一样地干活,抠死抠活地俭省。一年到头,若发现粥锅里稠了些,必要舀半瓢汤罐水掺了下肚;或炒菜时放了几滴红酱油,便认为是莫大的奢侈了。一切的辛劳都可以承当,一切的享受都不去追求,俨然修炼什么道行似的。却又仍旧是穷。儿子灯宝三十岁了,虽也生得眉清目秀地干净,却无一个媒人上门。这几年,世风日变,五行八作各有其发财的门路,连怀了身子的女人撒泡尿也可以卖到制药厂去。田寡妇家却只是不再往粥锅里掺汤罐水而已,至今还不曾有整把的钞票送到窑厂去预定砖瓦。开春的时候,乡里组织建筑工程队出国,那自然是很风光的。田寡妇咬咬牙,给工程队长送了1089四色礼品(香烟、鸡蛋、花

生、老酒),临走,又把祖传的那只一钱重的韭菜边戒指套在队长女儿的手指上,才谋了一个名额。灯宝随工程队到伊拉克去了,写信回来说:一路乘飞机,见识了天高地广。又说在那里每月挣40个第纳尔,相当于人民币300多块,三年回来,造房子娶媳妇都有了。有谁知,三个月还没到头,灯宝在工伤事故中损了一条腿,当即送上手术台生生切去,又送回北京装假肢,待将息得自如了,便要打发回来的。

这些,却只是瞒着田寡妇一个。

现在,她站在对岸招呼龙灯,定然是怀着一种庆贺的愉悦,一种虔诚的祝愿的:儿子在伊拉克挣第纳尔哩,三年后就回来造房子娶媳妇哩。

“老大,过去不?”后面问。风小些了,那龙布只是抖得散慢,水中的一行怪影却显出舒展。

高巴斗犹豫少顷:“她也难得一回……”

“老大,二十块的红包哩。”二荸荠回过头来,卖弄着满脸的神秘:“听卖狗肉的徐五说,前几天,田寡妇去找她兑票子,一塑料口袋的钢蹦儿和小毛票,捏捏掐掐地数了老半天,二十块哩,一定要换两张大票子,要新崭崭的能割韭菜,说是接龙灯包红包的。徐五问:“今年你家也接龙灯呀?”她笑着,只是夸那钞票上的人儿画得好,一边乐颠颠地去了——老大,二十块的红包哩。”

高巴斗瞪了二荸荠一眼,对后面说:“快去快走,不翘荷花就收摊子。”

一条浅腰平底的拉拉渡正闲倚在滩边,十几条汉子上了船头,那船尾便向河心横陈,中舱偏积了水,龙灯的前段却过不去,若五六条大汉齐排排地踩着船舷走动,渡船半边上吃不住重,定然要出事的。正踌躇间,只见高巴斗先擎着五十斤重的龙头,踩着船舷,蜻蜓点水一般纵过去。那木船还不曾惊觉,他又在船尾上喊一声“紧起来!”于是龙头龙尾一齐上劲,将一条龙灯绷得笔直,龙头后面的四五条汉子便就势吊着龙筋,用脚尖点着船舷小过来,待渡船稳住了,二荸荠便扯着船头上的棕绳,悠悠地往对岸去。还没靠滩,那边岸上却已撩过一串百子鞭,正正挂在龙角上,噼哩啪啦地响得有声有色。

龙灯上了岸,圈了场子便抖擞开来,闹海,戏珠、上龙门、堆宝塔,一招一式总要牵起喝彩。田寡妇却顾不上看,只是拉了东家的二婶准备茶点,一边絮絮地念叨旧事,说她刚过门时,老是怀不住身子,哪怕抬手摘桃子,也吃不住劲要打滑的,也不知用了多少偏方,就是保不住胎气。

“我记得哩,一抬手,一闪腰就打滑的。用力打个喷嚏也要传红的。”二婶蹲在灶门口吹了半天,火光一闪,便映出烟火熏下的两行清泪,晶晶的闪烁。

“可不是。那年正月里,请高家班子上门送龙灯,龙头进了房,在床上盘了个麒麟送子,又说了一段好听的:‘龙灯摇摇头,先盖瓦房后盖楼;龙灯进了房,生个儿子状元郎……’还真灵,上秋就生了我家灯宝。”她咯咯咯地笑着,一边从灶膛里拖出烧红的火叉,在开水锅里麻利地划一个十字,只听得“嗤”的一声,白色的氲氤浪漫开来。乡下人的见识,锅子刚用过荤油,得用红火叉嗤一下,去了油腥,不然,灌进水瓶里要炸瓶胆的。又看一眼窗外,说:“马上要翘荷花哩,高家班子的荷花,是真功夫。”

“等会要戏娱蚣么?”二婶问。

“不了,听说,送灶那天,龙头老大家里的爆竹出事了,吓破心胆哩。”

“还不是那个什么‘挑战者’惹出来的,好好的高家班子,响了几辈子人,现在要改换旗号。”

“人家杨胡子花钱雇了做广告哩。”

“人家有钱哩,能不广告……”

“人家广告哩,钱会更多哩……”

说话间,外面的龙灯已草草收场了,田寡妇连忙跑出来,招呼到屋里用茶,高巴斗只说今天风大,翘不成荷花了,却不肯扰茶水。双方拉扯了几个回合,高巴斗突然感到手心里塞进四四方方的一块,知道是红包了,便不由得想起二荸荠讲的那一段,自然不肯接。又想到既不接红包,若再不扰茶水,田寡妇定然不开心的。便对大家说:“那就只好领情了,都说大表嫂做得好馒头哩。”

田寡妇眉开眼笑地:“这倒不是自卖自夸,今年的馒头还是捧得出手的,加拿大的富强粉……”

正说着“加拿大”,门外却有人喊道:“你们还在这边热闹,杨支书正等得急哩。”

人们一看,都哄笑开来:“加拿大来了。”

二荸荠的老婆粉英,端的是个妙人儿,虽已是三十开外年纪,却仍旧花朵儿似的鲜亮。最难得的是一身雪白粉嫩的好皮肉,似乎用手指一点便会破的。因此得了个“加拿大”的绰号。——这几年,乡下人也每每到粮站买面粉回来蒸馒头,有一种加拿大进口的富强粉,做出的馒头最是白腻。此刻,粉英却不进来,只站在门外,抬手看一眼手腕上那闪亮的小圆圈,说:“观摩审查的都到了,摄像机也架上了,只等着你们去开场哩,杨支书说……”

“杨支书说……”人们又哄笑。

高巴斗虽然对女人一口一个“杨支书”极反感,但一想到今天的使命,却不敢怠慢。当下抓过一只馒头,扳倒酒瓶,蘸上烧酒,胡乱地塞进嘴里,又抬起袖口抹抹嘴角,对田寡妇说一声“好馒头”,一边往外面走去。

他没有忘记把那红纸包塞在粗瓷碗下。

 

旗号是一支班子的脸面儿。

民国初年,附近又打出了一杆高家班子的旗号,那一群高家子孙多是客籍移民,因此被称为野高。野高的龙灯确也身手不凡。两条强龙,鸡犬之声相闻,便难免争强争胜。一次狭路上对面相逢,却谁也不肯屈尊相让,两家龙头班主只得坐下来谈判。这种谈判其实很有点卖弄功夫,威慑对手的意思。双方的班主不仅是耍龙灯的高手,而且拳脚也都来得几下,不然那几十斤重的龙头能舞得滴水不漏?其时正值隆冬,室内以红泥火炉取暖。双方礼毕坐下,那野高的班主一边寒暄,一边便伸出两根指头,慢条斯理地去火炉里搛出一块炭火来,举在高家班主面前,示意对方作媒子点水烟。那炭火在手指间只是白光光地颤抖,且嗤嗤有声,而搛炭火的又并不皱眉咂嘴,照样没事儿一般。这高家班主见了,连忙欠身道:“不敢劳驾!”却并不去接,只撩起大褂,卷起裤腿,袒露出有筋有肉的一块大腿,示意对方且将炭火置于腿上,他暂且用不着的。对方见了,先有几分吃惊,又疑为故作英雄气。两人又谈笑风生。少顷,高家班子才记起抽烟,伸手来大腿上取媒子时,那炭火已熄了,便感叹道:“现在的木炭哪及得上先前,刚刚说了几句话,怎么倒熄了。”长袖一拂,掸去那黑糊糊的一团,大腿上却不见一点痕迹。复又伸出两根手指,去火炉中搛炭火回敬时,野高班主哪里敢接,连说“受当不起!”当下唯唯诺诺地退出,带着龙灯队偃旗息鼓地去了。有了这一番风云际会,高家班字从此越发称雄一方。

当年大腿上放炭火的,便是高巴斗的曾祖。现在龙灯传到后辈手中,为了高家班子的中兴,高家的不肖子孙却不得不去接受杨胡子的资助。

杨胡子的资助根本谈不上仗义疏财,他要高家班子改换旗号。

杨胡子也算是个天罡地煞一类的人物,极不安分,又极有气魄。官场失意而从商,经营了一家土布公司,土布即蓝印花布,原是这一带乡村里的传统工艺品。旧日的农家妇女没有不会纺纱织布的,也没有不会用那种蓼蓝叶提炼的颜料染制蓝印花布的。蓝印花布的紧身小袄,配以精致的绣花围裙,梳得油亮的田螺髻以及手腕上叮哨作响的银镯子,便构成了旧日农家少妇的浪漫。本世纪初,洋纱洋布涌进海内,蓝印花布才逐渐走向衰落。这些年,随着化纤的普及,乡村里已经绝少见到那种蓝白分明的古老织物了,只有在什么民间艺术品展览会上,人们才能偶然见识一回。但人类的审美意识自有一种返祖功能,近年来,人们穿腻了那缀满口袋和拉链的现代时装。在都市的摩登女郎身上,蓝印花布又悄悄地出现了。于是原始的古朴一下子成了时尚,蓝印花布又走红起来,只不过原先它是从乡村走向都市的,这次却是滥觞于上流社会。杨胡子轧准了这一苗头,开办了一家土布公司,不过四五年工夫,杨某人便成了一方巨富。现在,当高家的龙灯面临着经济危机时,他始则静观,继而窃喜,最后终于找上门来一拍胸脯:“不就是几百块钱么?大好事嘛,我支持——”

杨胡子要雇佣高家班子为他作广告,他要用蓝印花布制作一条龙灯,且更名为“挑战者”,然后打到国际龙灯节上去,在那些南洋富商和港澳大贾面前,让蓝印花布出一次风头。

但改换旗号,这不是数典忘祖么?龙头高巴斗是第一个做不到的。你杨胡子本不就是有几个臭钱么?你花钱买得着香的辣的吃喝,买得着“巴拿马”西装和桔红色的小轱辘自行车,买得着雪白粉嫩的娘儿们困觉。难道还买得着高家班子的旗号?况且,“挑战者”,你杨胡子向谁挑战?还不是清查中把你的支书撸了,你耿耿于怀,现在你财大气粗了,便人模狗样的神气。

高巴斗是高家的子孙,他信守原始的家族荣誉感。

但高家的子孙并不都象高巴斗这般愚忠,不接受杨胡子的资助,高家班子何以中兴?你龙头老大有钱拿出来置行头、发工资吗?在金钱的挑战面前,原始的家族荣誉感竟显得如此脆弱,高家的子孙全都迷了本性。他杨胡子有的是钞票,拔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粗,不拿白不拿。至于旗号,那不过是个名目,管他妈的什么“挑战者”还是投降派,先把班子拉起来再说,若真能打到国际龙灯节上去,先人在九泉之下也会宽恕的——高家班子何曾出过这么大的风头?就是那大腿上放炭火的把戏,也只是看家狠而已。

龙头高巴斗又倒头睡了三天,三天里,杨胡子却不来催促,那桔红色的小轱辘在村前也闪过几回,却不曾朝这边看一眼,似乎当时拍胸脯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现在早丢到爪哇国去了。第三天傍晚,高巴斗只得到村头的池塘边赶鸭,和那小轱辘遭遇了一回。归来时,脸上板板的,对龙灯队的汉子们说;“工钱从明天开起——我日他奶奶的。”

“挑战者”的旗帜打出去了。

于是锣动鼓响地练起来,招徕了四处的好奇,边看边与记忆中的高家班子作比较,或问这“挑战者”的来由,龙头却不答,只瞪着龙灯队里的某一个训斥:“看你那副尿相,夜里摸了尼姑不成。重来,上龙门……”

高巴斗最听不得这个“挑战者”。

有一天,天禧又姗姗来迟了——这小子整天忙得象个总理大臣似的,若见大伙儿单等他一个,便打几句哈哈:“对不起,今天有点外事活动”——高巴斗便问:“又有外事活动了?”天禧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很遗憾,外事活动取消了,里根总统宣布,这几天是美利坚合众国全国志哀日。”高巴斗又黑了脸:“他美利坚关你鸟事?”“有什么办法呢?黄泥巴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反正我们沾上晦气了。”语调渐渐演化为有声有色的报道;“昨天上午11点38分,注意,是美利坚合众国西部时间,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挑战者’号刚刚升空,却突然爆炸起火,一个跟斗栽下来跌在大西洋里。”“人家也有‘挑战者’?”“‘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呗。”“晦气!”“可不晦气?”

还训练个鸟!高巴斗当即去找杨胡子,通报了航天飞机“挑战者”的悲剧,“上茅坑还图个吉利呢,天下的名字多的是,闭上眼睛也能一脚踹出几个来,为什么单要取个不吉利的,叫起来也拗口。”杨胡子却兀自推着小轱辘往外走,一边拍着龙头老大的肩膀;“大好事嘛,真正到了那场面上,烧起一把火来也照样出风头,一条龙灯才值几个钱,裹脚布当孝帽,一步登天,那广告就国际化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嘛,说不定联合国秘书长也要来的。”

高巴斗望着那裤腿划了一道银灰色的扇形,小轱辘便射出了门楼。二荸荠的婆娘粉英出来了,这女人的公开身份是杨胡子雇佣的厨娘。她朝着那远去的背影一撅嘴:“伯,你别肉头了,人家做梦都在想着国际龙灯节哩。过几天上边就要有人来录相,为了打通关节,人家一次就塞了这个数哩。”她伸出粉粉的两根手指,在高巴斗面前晃了晃,高巴斗却不知那表示的是多少,只是下意识地朝女人悄悄隆起的小腹瞄了一眼,心里骂道:“不要脸的烂货,杨胡子梦里想的你如何晓得?怕人家不知道你们困觉哩。”一边头也不回地去了。

当天晚上,从来不看电视的龙头老大也凑了一回热闹,那电视原来和电影一样,也是映在什么上的鬼影子,他看到了里根那张被晦气拉长了的脸。航天史上最大的悲剧;华盛顿大教堂的丧钟;举世震惊,八方哀戚。新闻里差不多全是“挑战者”出事的三长两短,便不敢再看下去。出来时,却见银汉无边,星月惨淡,想着电视里那一行燃烧着向下坠去的光带,不由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来。

但杨胡子渲染的种种辉煌又诱惑着他;,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说不定还有联合国秘书长。高家班子何曾出过这样的风头。

龙灯队照样锣动鼓响,只是每每在练过一回“戏蜈蚣”后,龙头老大便会想到那一行燃烧着向下坠去的光带,心头自是惶惶的。

吃了腊八粥,乡村里便张罗着蒸馒头了。一年忙到头,这是最后一桩大事,忙碌的愉悦中总是掺入了过多的庄严与神秘,似乎馒头的好坏直接预示着来年的运道,因而又引出诸多忌讳。腊月半以前,蒸馒头的人家毕竟零落。待一过十五,晴和天气,便见到一柱柱炊烟平行地向上升去,从早到晚,这平行线总是绵长得迤逦。四处弥漫着浓重的酵香,家家的狗也熏得懒散了,躺在门楼下作平和的梦。夜幕降临后,那酵香便随着暮色在天地间扩散,渗进谁家顽童的爆竹声里。忽见远处的烟囱上有腾腾的红火,那是蒸馒头的人家,灶火烧得长了,烘着了烟煤子,于是大呼小叫,用大桶大桶的水泼上去。夜深入静时,却闻屋檐下有软语娇音,原来是邻家来打听蒸笼有没有下锅,那边的酵早发上来了,心里虽是焦躁,却又怕冲了人家的好馒头,怯怯地作出低语。

高巴斗家每年都要蒸许多馒头,在门前晒出铺天盖地的金黄,直吃到来年小麦登场,大秧落地。这是一种富足,一种脸面儿。若见人家栽秧时吃的是新芦箬裹的粽子,独有他家捧出过年的馒头片,自有一种优越感。今年小麦收得多,做馒头手脚更大。走马笼,一天一夜还不曾下锅,烟煤子着了两次火,天禧家又等着笼上锅,兀自闯进来,说话便不忌生冷。又操起火叉灶膛里一阵乱拱,嚷道:“怪不得火上不来,这么多二氧化碳堵着,慢死慢吞的煨猪头呀。”这小子读过高中,会卖弄二氧化碳哩。高巴斗此刻最怕他那张嘴丢下犯忌的话来,又不好伸手捂住,只得用馒头去塞。好容易把这晦气鬼打发走了。门外的犬吠渐去渐远,村头又隐约传来几声鸡啼,梦境也似的空灵。该早过了三更吧。高巴斗两夜没合眼,浑身瘫了一般,只迷迷糊糊地呆看灶台上计时的香头。那香头若有若无,眨着神秘的醉眼,满屋子的雾气,朦朦胧胧地升腾,浓得象奶,渐渐地,人也随着升腾起来……

突然间,天崩地裂也似,只听得一片惊心动魄的巨响,又见灶头上金蛇狂舞,一片耀眼的大亮,瓶瓶罐罐则颠狂地碰撞,飞迸,破碎,片刻过后,一切又归于静寂。人却惊呆了,仿佛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又不知自己安身立命的这个世界还完整。战战兢兢地看时,眼前仍旧是升腾的雾气,空中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火药味。

原来是一天一夜的大火,引爆了灶头上的一捆炮仗——那本来是预备出龙灯用的。

高巴斗突然想到那一行燃烧着向下坠去的光带,心头便浮上一阵阴影:他奶奶的,果然晦气!

 

“你们看,我用一根稻草把它吊起来。”

杨胡子随手抓一只空酒瓶,端端地放在桌上,又象任何玩弄这种小把戏的魔术师一样,抖开手帕往瓶颈子上一裹,形成一片神秘的遮幅,然后,取一根稻草——实在是极平常的稻草——往瓶里插去。待插到底了,悠悠地往上一提,那稻草便粘紧了瓶底似的,将酒瓶吊将起来。表演者诡谲地笑着:“这就叫机巧,我杨胡子能有今天,靠的就是这点机巧。”

那酒瓶在稻草上轻佻地荡来荡去,却并不滑下。高巴斗看在眼里,只是猜不透其中的法门,又受不了杨胡子的那种轻狂得意。再看对面那司马主任,司马主任是今天的座上宾,国际龙灯节筹备组的大员,杨胡子打通了关节;请他来为“挑战者”录相,然后带到筹备组去备选。现在,他也吞云吐雾地笑着,似乎兴味十足。高巴斗又看不得,便作耗桌上的茶点,撕下一块白面馒头,慢条斯理地擦筷子,擦完了,手一扬,馒头飞出门外,大黄狗“呼”地扑过来,叼住,却又懒懒地丢开——杨胡子家的狗也娇贵哩。

乡俗,正月里招待客人,酒席之前,必要有一顿茶点的。龙灯到杨胡子家,虽已是正午时分,但仍是先用茶。满桌的糕点糖果,荤素拼盘,外加冷热小饮。东道主、司马主任、龙灯班子合伙,分两桌团团坐定,且吃且谈。杨胡子又即席以小魔术助兴,一时倒不冷落。

杨胡子见已经得手,便把那酒瓶放回桌上,作一个故弄玄虚的眼神和手势,轻轻解去瓶颈子上的手帕,遮幅取消了,原来那稻草的下端折在瓶里,形成一个倒钩,正正地卡住瓶颈子,因此能将瓶子提携上来。这机关实在简单至极,大家皆齐齐“噢”了一声,似乎都为自己方才的浅薄而懊恼不平。杨胡子则嘻嘻一笑,将那稻草弃之门外,且说出一番话来:“再高明的把戏,揭穿了也狗屁不值。但就是这狗屁不值的把戏,你们却要等到我揭穿了才‘噢’出来。在这一点上,我比你们先知先觉。正如人家只知道经营巴拿马、坚固呢、蝙蝠衫和牛仔裤,只知道龙灯可以凑热闹,我却想到了开办蓝印花布公司,向他们的巴拿马和坚固呢挑战,又用龙灯为我的商品做广告,向传统的经济方式挑战,我的成功就在这一点点先知先觉上。”

那司马主任把滑雪衫的拉链一抹到底,潇洒地朝两边一分,露出里面咖啡色的高领羊毛衫,一边喝彩道:“老杨,你很有哲学头脑嘛,你应该去参加哲学博士的毕业答辩。”

扬胡子笑道:“哲学博士却不敢当,我不过是个乡下的土混子,混出了点名堂罢了。”又朝里面喊了一声:“打热布来。”

粉英出来了,蓝印花布的褂子,式样却极时新,勾勒出整个的腰身。乌黑的秀发被有机玻璃发卡拢在脑后,越发衬得脸模子粉粉的。白袖套,花围裙,道地一副主妇风韵。她拧了毛巾把子,热腾腾地递给司马主任,主任不由得把这妙人儿多看几眼,笑道:“老杨,你夫人好一副富贵相,上了镜头,活脱脱一个怀孕的蒙娜丽莎。”

乡下人虽然不认识“蒙娜丽莎”为谁家媳妇,但“夫人”却是懂的。一时便都看着杨胡子。杨胡子又并不作答,只是笑着劝菜。粉英脸上却红红的,拧热毛巾时,竟失手掉地上了。二荸荠连连咂着嘴,嗔怪道:“你看,你看,手上没脉了怎么的?”

“烫哩。”粉英低眉顺眼地。

“烫?不能在滚水锅里捞三把,还能上灶台做媳妇?”

这边的高巴斗却看不下去了,伸出筷子指点着二荸荠,数落道;“侄少,堂前教子,枕边教妻,这是有规矩的,要和老婆较量什么,晚上两口子进了被窝再说,当人目众的逞什么男子汉?”

司马主任一听,知道方才误会了,便不再说什么,兀自低头品茶。杨胡子却浑然不觉似的,只是极随意地支派着粉英,让她忙了这边忙那边,陀螺似地转,自己则继续原先的话题,似乎这中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令人尴尬的事。“别看我这人没魂大胆,却从来坚持个原则性。以前当那个芝麻官时,只信奉两句话,钱不拿错,床不睡错。现在无官一身轻,党纪政纪管不到我头上,睡错了床铺也不碍大事。”他看一眼堂前那个忙碌的俏娘们,解嘲地一笑:“但钱不拿错还是要得的,该我赚的钱,尽管大把往腰包里揣。不过也有两句: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为,象福建佬那样违犯天条,我杨胡子穷疯了也不干——天禧,听到风声了?那两个福建佬半路上泼了。”

“泼了?”天禧正在练习用稻草吊瓶子;好不容易成功了,颤悠悠地提起老高。听了这消息,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那两个福建佬,搞了二十公斤海毛鱼秧子,租一辆小车往南京送。司机也是个老甲鱼,知道这勾当犯天条的,但送到那边就是三千块,豁出去了。偏偏在扬州东边出了事,小车钻到人家卡车的肚皮下,司机和其中的一个当场便血糊糊的了,另一个却不管,当下提了海毛鱼,又拦路雇一辆个体户的摩托,急火火地送到南京,随即上了飞机,等这边的工商局从那两个口中得了信息,飞机早到福州了,还哪里捉拿去?但既然还有两个缺胳膊少腿的活人在,这案子便亮了。二十几斤海毛鱼秧子,那还了得?全县第一大案,正锥洞找眼地追查。”

“啪。”魔术师天禧一个失误,瓶子滑下来,掉在地上。

“破了?”高巴斗急切地问。

阿弥陀佛,那瓶子好端端地在地上立着,并不显出破相。天禧一呆,丢下那根稻草,伸手去拿,却只拿了喇叭状的一块,瓶子仍旧立在地上——只是身首异处。

大家都不说什么了,晦气!早不破,晚不破,偏偏在这时候。

司马主任却不懂这中间的忌讳,只是关注着那场惊险的追捕,不解地问:“就为二十公斤海毛鱼演一出福尔摩斯,那海毛鱼什么身价?”

杨胡子也往那地上的破瓶子看了一眼,却仍然浑然不觉似的。“买卖无正价,特别是这种背地里捣膀子的买卖,更水。那些福建佬来收购海毛鱼秧子什么派头?吓死人哩!两手攥空拳地和你谈生意,敲定了,货也不用称,只伸手掂一掂分量,一把拉开外面那脏抹片似的拉链衫,里面便象子弹带似的,横七竖八地绑满了钞票。胡乱地抽出几摞迭来——全是十块头的——张开拃子量一下高度,差不多了,便一把甩过去;那边若再讨价还价,便又抽一迭甩过去。”

“有这么玩法的?”见多识广的司马主任也不由得咋舌了。且旦下意识地拉了拉自己滑雪衫的拉链,只是那动作却不及方才那般的帅气。

“就是这玩法,我再向你提供一点信息,现在做大买卖的,钞票已经不论几千几百了,论斤两。在福建那边公海的走私船上,一斤海毛鱼秧子换一斤大票子,对等贸易。其实也差不多,一斤十块头的钞票大约万把块吧——天禧,你和福建佬打过伙,见识的场面也不少,是这个数?”

天禧却连连摇手,且喊了一声“杨支书”,很有几分诚惶诚恐:“你别拿我开心,我和福建佬有什么瓜葛?再说,那花花绿绿的钞票,我见过几张的?还不及你杨支书扔掉的一点零头哩。”

杨胡子便宽容地一笑:“这倒是的。如今的乡村,挣钱的门路硬是邪乎。几个人打伙,去海边张几口围网,一边抽烟喝酒谈女人,等上一夜,竟可以捞上几斤海毛鱼秧子——也有时因为你偷我抢红了眼,弄出人命来的。——一夜上万元嘛,美国总统里根的工资多高?”

高巴斗最听不得这些比附,你杨胡子不就是发了点不义之财么?便轻狂得拿总统来比附。有了钱就要当总统,这世道端的要修了。又见司马主任听得咂嘴咋舌,连天禧也叫起“杨支书”来了,更觉得憋气。他们都在有滋有味地谈论发财,谈论一斤大票子的数码,谈论海毛鱼秧子和美国总统,根本忘记了他的存在,似乎他是个打秋风的,吃白食的,他感到了一种被冷落的凄凉,他是龙头老大,要表演戏蜈蚣的,应该是今天的座上宾嘛。

高巴斗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

他一狠心,撕下老大一块馒头,慢条斯理地揩筷子,揩完了,手一扬,朝门外的大黄狗扔去。那畜牲却没有再受诱惑,只冷冷地看了一眼。他奶奶的,连有钱人家的狗也摆起架子来了。于是筷子在青花瓷盘上重重地一搁,黑着脸说;“老板,出龙灯!”

门外却早已闹得沸反盈天,四乡八村赶热闹的都来了,挤挤轧轧地围了一场子,龙灯却如何舞弄得开?杨胡子出来了,一边把香烟甩了个天女散花,一边检阅似地一挥手:“都麦田里去,那是我家的责任田,踏坏了几亩麦子才几个钱,‘挑战者’打入了国际,也是大家同志们的造化和脸面……”

 

旧时,庄户人家的发迹,若不是由于入仕或经商,往往都要经过几辈子人的苦斗,原始资本的积累,有如雨天滚雪球一般,需得一点一点地凝聚,增值。这中间,精明和气魄是缺一不可的。

杨胡子的祖上几辈便算得上既精明且有气魄的主儿。

初时,杨家只不过少许积蓄,再加父子几条汉子的好力气,便开一座砻坊,给远近的村民碾米。那砻子是两片榆木制作,形如石磨,亦有齿,却极大,全靠人力牵动,.其声隆隆有如沉雷。进稻谷时,主人先抓一把,手心里—磨,若立时壳是壳,米是米,而米又有头有尾地齐整,便知道稻子不潮,手一挥,倒砻子上去。砻坊不收工钱,只落得米糠,粗糠烧火,细糠喂猪,这边砻子在隆隆作响时,那边圈里必关着七八头大猪,喂猪省去用粮,自是一笔大收益。圈里的猪多了,田里的庄稼又连带着好。

几年下来,家底便有点座盘了,于是再办油坊,办油坊的气派自然大得多,每到秋后,油坊开了榨,村里村外便弥漫着一股熟大豆的焦香,熏得人都厌食,狗也无端地狺狺而吠。油坊也不收工钱,一作油得两块豆饼,因此,那饼总是箍得特大。另外,来榨油的农家需得负责牛的肚子和东家的肚子,牛的肚子是一担稻草加半斗细食。油榨好了,最后丢三升黄豆的磨础,也是算在牛料里的。东家的肚子却极好打发,并不用正儿巴经地请回去,摆开桌子,坐下来慢慢地吃喝,只用“气杀猫”拎着饭食送过来[注]。那油坊的汉子汗津津地打着赤膊,接过“气杀猫”里取出来的大海碗,照例是指头粗的荞麦面条,再加半寸厚的荞面山芋饼。汉子便操起铜勺,到缸里舀半勺豆油浇了,呼啦呼啦地扒下去——油坊的汉子虽每天被油香熏着,却从来不厌食,他们要出力气哩,不然,那一二十斤重的油榔头能举得起?每顿半勺豆油下肚,这生活在乡村里算是贵族化了。

杨胡子便全盘继续了先人的这种精明与气魄,而且又加入了先人所不具备的学识,以及时代所造就的投机钻营之术。他也不全是文革期间造反起家的,应该说,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生活得很好,鹅吃草,鸭吃谷,这是素质决定的,用他自己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我这人,就是回家背粪筐,也会背出个样子来的。”文革前,他其实已小有名望了。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十”事件,政局急剧变化,苏加诺下台,右派军人集团疯狂地反华、排华,在东爪哇,暴徒们甚至把华侨的脑袋砍下来当足球踢。杨胡子便一个电报打给外交部长陈毅,强烈谴责印尼当局的暴行,请求组织自愿军,救同胞于水火,最后自然要堂而皇之地署上自己的大名,一时渲染得无人不知。不久,报载,我国北方某地发生地震,他又卖了自家生蛋的母鸡,给灾区寄去20元钱,虽然因为地址写错被退了回来,却仍然传为美谈。文革伊始,造反之风大盛,杨胡子众望所归,被推为盟主。夺权以后,又理所当然地坐上了大队支书的交椅。可不要小看了这把交椅,若是没有道行的坐上去,自然只是个辛辛苦苦的勤务员而已。但是象杨胡子这样的人物坐上去,便会把这根小小的权杖耍弄得淋漓尽致。一个大队,阡陌数里,人丁三千,手里要什么没有?党、政、财、文;吃的,喝的,钞票,女人。即使没有,也可以拿手里有的去和人家交换嘛。那时候,他打心眼里看不起城里的那些机关干部,死呆死板地挣几个工资,偶尔来了客人,到馆子里端几个菜,也要盯着价目表看半天,手里那几张小钞票都攥得汗津津的。住房又挤得碰屁股转弯,哪里及得上一个泥腿子支书实惠。

杨胡子也不是天之骄子,他也有一块心病。这些年,到处讲阶级路线,他家的成分却偏高,土改时勉强定个中农,总是有人背地里嘀咕漏划富农什么的。因此,为了显示自己的阶级斗争觉悟,每遇运动,他必要表现得格外心毒手狠。学大寨改天换地,他别出心裁,下令扒了所有地主富农的祖坟,将棺木拆了,或刨或铆,建成仓库。又把死人骨头用箩筐装了,装进粉碎机里,打碎了作肥田粉。他自己干着指挥,被棺材钉戳了脚板,生了破伤风,差点一命呜呼。推行计划生育,他又一声令下,先将地富子弟架到公社卫生院,一个个作了结扎手术,随后又送回地里劳动,既不给营养费,又不让休息,就如骟猪骟狗一般,然后便让这些人在大会上现身说法,宣传手术如何简单,手术后又如何照样和老婆困觉之类。可台上说着,台下便有人嘀咕:支书把人家的男人都送去骟了,自己却睡到人家床上去。杨胡子这般行迹,自然逃不过清查去。于是墙倒众人推,被一撸到底,支书撤了,党籍开除了,就差点没去吃官司。但人家毕竟有道行,跌倒抓把泥,仕途失意而从商,办起了蓝印花布公司,成了一方的首富。

但首富也有首富的烦恼。杨胡子最大的烦恼是婆娘只会放屁,不会生养。

这自然是婆娘的不称职。因为杨胡子绝不会是个废物。当支书的时候,也不知困大了多少野女人的肚皮。有些脸皮厚的女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似乎和支书睡过觉的,身份便高贵些,言行举止无不轻狂,分粮出工亦可以占尖取巧,且到处宣扬支书作为一个男人的能耐。

杨胡子的能耐终于得到了现代科学的证明,那是他下野以后,官场失意,情绪自然消沉,渐渐地便觉得身上有些不适,到县医院一透视,问题来了,说是膀胱上有一个肿瘤,大如鸡卵。这如何得了?若是恶性的,还不是棺材楦子?于是马上开刀。但等到破开肚皮,却怎么也找不到那膀胱上的异物了,只是发现附近多了一只腰子,医生这才知道,原来这厮是个极罕见的三肾人。消息传出,人们始释然,怪不得见了女人象种驴似的,原来比常人多一只腰子,可以对付几个婆娘的。

古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杨胡子处处争强斗胜,偏偏在这一点上比人矮了三分,这实在是一件相当“他妈妈的”事,每每见到那些小户人家虽是粗茶淡饭,倒有天伦之乐,便生出一种深沉的妒忌。这种妒忌曾驱使着他把地富子弟都猪狗似的一刀骟去,现在又刺激着他拼命聚敛钱财。但钱财多了,又越发觉得一切皆是虚无,没个传宗接代的,纵有万贯家财,到头又有什么意思。日后眼睛一闭,这高门楼和大瓦房什么的更不能带进棺材里去。因此常常无端地生出悲哀来。

于是,在某一天,那个绰号“加拿大”的俏娘们走进了杨胡子家,她穿一件碎花的确良小褂,竹青府绸的裤子,空前绝后式的塑料凉鞋,手弯里挎一只破旧的老式人革提包,丈夫二荸荠在后面跟着。两人来到杨家的高门楼前时,那大黄狗却呼啸着扑出来挡驾,又把男人的裤腿撕破了三公分。幸亏女主人出来了,喝退了大黄狗,两口子才战战兢兢地往里走。又听到堂屋里杨胡子底气很足的声音:“来了?好,好……”人却没有出来。

第二天一早,杨胡子把二荸荠送到卫生院去做了结扎手术——他要绝对保证杨家血统的纯净。当然,这是在双方达成了协议之后。粉英在杨家的公开身份是厨娘,管吃管住,外加每月60元工资。若有造化,生个男孩五千元,女孩三千元。

杨胡子觉得这是一笔公平交易。

二荸荠也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公平。

几个月后,粉英的肚皮隆起来了。

 

草台戏!

不用看,只凭那一点感觉,凭手臂上的负重,脚步蹉动的节奏,以及龙灯的张力,高巴斗就知道今天是一出草台戏。拖泥带水,超前脱后,一招一式都没有板眼,都滞重得有如醉汉,全无那种随心所欲的自在,仿佛这巨龙是个凡胎肉身的俗物,虽腾身欲飞,却无奈身重如山,终于只在尘埃里挣扎。二荸荠跳来跳去的象个骚鞑子,一点派头也没有。可龙灯不是马灯和花鼓,不要那种滑稽卖俏的骚鞑子。龙灯要的是威风,是气势。你看他手中那龙球,敲敲磕磕的象根哭丧棒——哭丧棒也不如,秦叔宝的哭丧棒还能破盖苏文的飞刀哩。可见狗肉上不得台盘,一对着那录相机的镜头就木了。那镜头又不是通天教主的摄魂铃,你木什么?那龙尾的天禧更操蛋,你以为我背对着你就不知道,你舞得一点格式也没有,腰杆象吃了擀面杖,举手投足,邀鸡打狗似的随便,刚才一个里外滚,你又踩在龙布上了,还打了个趔趄,你他妈的眼睛长裤裆里了?

唉,这高家班子的脸面往哪儿搁?

司马主任却全然不顾这龙灯如何草台戏,他扛着个怪模怪样的大家伙——那自然是录相机了——兀自缓缓地扫描过来,一边和杨胡子搭着话:

“你可真会轧苗头,人家在龙灯节上做一块广告,起码得5000块。”

“不就是5000块吗?”

“我知道你杨经理财大气粗,我们协会是个群众组织,清水衙门,搞什么活动都得搞赞助,更不用说这么大的国际活动了。”

“你大主任是敲我的赞助来了。”

“实不相瞒,贫僧化缘来了。”

“主任开了口,我还能驳你的面子?”

“这会儿舞得上点路子了。”

“总要上路子的。”

其实并没有上路子,仍旧是草台戏。    ,

龙头老大要有所动作了。

“翘荷花。”圆场时,13条汉子皆向外平端着龙杖,弓步小腰,龙头在内,龙尾在外,以小碎步向中间旋转,待那十数丈长的巨灵神物旋成一堆时,高巴斗悄悄地发出了指令。

这指令显然是带惩罚性的。

谁让你们这般懒散,这般草台戏呢?

龙头老大悄悄一声指令,龙灯队顿时精神起来,那手臂上的负重,脚步蹉动的节奏,以及龙灯的张力。全都变得灵动且富有弹性。那巨龙不再滞重得有如醉汉,不再是凡身肉胎的俗物了,而是腾身欲飞的神杰灵物。

这是意志的神韵。

在龙灯的十八般武艺中,翘荷花算是上上功夫了,13条汉子必要通力合作,使出浑身解数,集胆气、力量、技巧于一体。倘有失手,便闪腰折腿什么的!谁还敢懒散?

高巴斗摆一个八仙醉酒的架势,斜斜仄着身子瞄一眼那主任,见他仍然和杨胡子有滋有味地搭着话,那录相机却并不扫描,心想,你狗日的且看好,我们拿真家伙了。当下把龙头往上一举,与此同时,二荸荠手里的龙球也大幅度地打了一个花子,龙球上的铜环抖擞出哗啦啦一片大响,13条汉子跟着齐齐发一声喊,方才旋成一堆的巨龙立时舒展开来。人群中且有喝彩相呼应:“好咧,翘荷花啰……”

初时也起得舒缓,只是平地上穿档盘旋,摇头摆尾,俨然这庞然大物初出深宫,穿曲径,过龙门,或翘首观光,或翻滚腾跃,卖弄出种种情态。待二荸荠手中的龙球潇洒地打了一个旋子,13条汉子复又团团围定,迭成三级罗汉,底层和中层皆四人,四条手臂,交叉握成一“井”字,顶层亦四人,却跨骑在中层壮汉的脖子上,以脚尖勾定那“井”字的交结处。而龙头老大便站在这骨肉交构的“井”字上,且一手举着龙头,一手握定龙球——二荸荠那握龙球的手臂,此刻已变成了“井”字的两划。摆下这般阵势,也不过片刻工夫。其时只听得三声龙球响过,龙灯队合伙又发一声喊,喊声中,那顶层的四个便齐齐向后反扳着仰去,有如花瓣向四处绽开。这一个后仰,恰恰以胯下四个壮汉的肩膀为支点,撬起那“井”字向上一举,于是龙头便扶摇而上,顾盼生姿。少顷,后仰的四人又款款复原,于是花瓣闭合,龙头下隐,如斯者三次。待第三次荷花绽开,龙头升到最高处时,高巴斗将龙球抖出一串连音,兀自腾空跃下——仍然是一手举着龙头,一手握定龙球——三层罗汉立时呼啦啦散开,龙灯又演变出下一个阵式。人群中却早已爆出一阵喝彩。

好一出翘荷花,从这庞然巨物初出深宫时抖擞龙鳞的第一个亮相,到最后高巴斗落地时两个干净利落的旋子,端的是珠联璧合,一气呵成,半点荒疏也不见。

但高巴斗却分明听到了司马主任和杨胡子的几句对话:

“这荷花翘得不错。”

“不错吧?”

“不错。”

“还有不曾亮出来的呢,戏蜈蚣,那才真叫不错,我敢说,管它多少国家和地区的龙灯,到了场面上,都得让让我们的戏蜈蚣。”

“你可真会轧苗头。——叫大家酝酿一下情绪,下面开始录相。”

下面才开始?——刚才人家根本没有录,人家只顾着谈化缘,谈资助,谈轧苗头,讨价还价,根本无视这边的表演,无论是令人沮丧的草台戏,还是珠联璧合的翘荷花。龙头老大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他想摆一个八仙醉酒将息一阵,却没有收住功架,那五十斤重的龙头从手中滑脱,撞在地上。

二荸荠手中的龙球抖了一串连音,龙灯队偃旗息鼓,整个儿瘫下了。

杨胡子立即将香烟天女散花似地甩过来:“好,休息几分钟,酝酿一下情绪,下面准备录相。”他向来是把“酝酿”说成“温嚷”的,这是当年当支书时的口头禅。

高巴斗最听不得这个“温嚷”,正待回身去给一个脸色,却看见田寡妇正在人群里向这边挤过来,不知是由于激愤,还是由于使劲,脸孔都有些歪曲了,且旗帜似的挥舞着一张纸片。高巴斗突然觉得有点心虚,田寡妇肯定看到刚才翘荷花了,你们不是说风大翘不成荷花的么?这会儿风又不曾见小,却如何翘得成的?可见还是那句老话,眼珠子是黑的,钱是亮的,无非是他杨胡子酒儿水儿招待得好,红包里厚实。可我田寡妇也摆了茶水,也拿了红包的呀,那两张大票子是我特地从狗肉徐五那里换来的,一塑料袋钢崩儿和小毛票哩,你们咋就这般势利呢?都说中正街的驴子,谁有钱谁骑。可你们是高家班子的龙灯,不是中正街的驴子呀。

田寡妇挤出人群,径直向这边过来了,人还没到,先唠唠叨叨地发布宣言:“你们高家的龙灯,我今天算服了……”

服什么?中正街的驴子?高巴斗无地自容,也讪讪地抬头看天,只觉得东北风似乎有些消停,天光云影,总在若即若离之间,却是无端地阴冷。

但田寡妇却极亢奋,根本无视天光云影之类,只顾继续她的宣言:“我今天算服了。那时,我刚过门,老是怀不住身子,哪怕抬手摘颗桃子,哪怕用力打个喷嚏,也要滑掉的。正月里请高家班子盘了个麒麟送子,上秋就生了我家灯宝。今天,你们龙灯热闹一场,前脚刚走,后脚我家灯宝就来信了,要回来哩。我那乖乖,还是九月初九来过信的——那个伊拉克多少远……”

那手里挥舞有如旗帜的是一封信,邮票是那种极常见的中国人民邮政的长城图案,邮戳上有“北京”字样。

那个带着金色的发家梦到伊拉克去挣钱的乡村小伙要回来了。

他是从北京的某家医院,而不是从那个遍地流着石油和美元的伊拉克回来的。

 

l第纳尔=2.65美元。

1美元=3.2元人民币。

l第纳尔=8.48元人民币。

田寡妇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数学训练,不会在算盘或乘法竖式上进行运算,但是凭着她执着的热情,凭着她无师自通的模糊推算与精确计算的互补理论,凭着她以火柴梗和大金黄玉米籽为算筹的反复验证,她终于得出了和数学大师以及电子计算机分毫不差的比率。

不仅如此,她还将所得的结果和更复杂得多的数字相乘,相减,当然这些只能借助于模糊数学了。得出的结果却是令人鼓舞的,等儿子三年回来,建三间瓦房,再娶个媳妇,当是实实在在的。

她知道儿子也会算这笔帐的。儿子是个苦桃子,在家时连牙膏也舍不得买,拈几粒粗子盐碾碎了代用。初到伊拉克,寄回来两封平安家书,那天禧是个促狭鬼,先抢先将那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剪了去,据说遇到了集邮的,也值钱哩。但天禧却不露口风,只说是剪回去给儿子玩。又说这一封信就是0.2个第纳尔,差不多相当于两块铁人民币哩,而且又是外汇。田寡妇听了,嘴里不说什么,却暗自心疼。果然,儿子也会算帐的,从第三封信起,那信封上就不再是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了,而是中国人民邮政的邮票,极普通的长城图案,票面八分。儿子在信中告诉母亲,从国外直接往回寄信太贵,他们公司每个月都有人回北京的,他便把信托回来的人带到北京寄,一封信省0.2第纳尔,差不多2元人民币哩,差不多十几块平瓦,几十块砖哩,只是要趁人家的顺便,信就不会那么及时了。

第纳尔——人民币——砖瓦。

做母亲的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希望,又有一种隐隐的失望。

但最失望的还是天禧,他再也得不到那种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了。于是便无端地发泄:“真他妈的抱着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为了0.2个第纳尔,也值得这样抠。却不知那原是个挣钱买棺材的勾当,断子绝孙的勾当,纵然挣得一座金山,也只是和尚瞟轿子,一场空欢喜。”

听了这些,田寡妇心里便寒颤颤的。天禧是村里的大董事哩,人家每天都看《参考消息》什么的,不仅知道美国总统每天早上吃什么点心,还记得当年电影上老人家吻过外国的什么夫人哩。“那吻的是额角,蜻蜓点水,一种外交礼节。谁让马科斯夫人那么漂亮的?真他妈的倾城倾国,东南亚三大美人之一嘛,我见了也要上去贴一下的。”这小子,地上的事情无所不知,天上的事情也差不多知道一半,自然,他提供的消息便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几年前,伊拉克刚刚从法国进口了一座原子反应堆,还没来得及安装好,就被以色列的鬼怪式飞机炸毁了。灯宝他们工程队的任务,就是清理那反应堆的废墟。“那勾当谁肯干,玩命哩,沾上了放射性,日后逃不脱生什么癌,即使不生癌,身子却废了,生了孩子也是个没屁眼的怪物。”

田寡妇自然不会被这些危言所惑,工程队是政府派出去的,政府怎么会干这种生孩子没屁眼的事呢?他相信政府,天禧这小子是看不得人家挣第纳尔哩。但她却越来越感到这个世界的不安宁了,伊拉克天天在和伊朗打仗,再加上以色列的鬼怪式飞机,前些时,美国的什么航天飞机又出事了,搅得龙灯队都疑神见鬼的。是哩,都说今年要出扫帚星哩,那是灾星,灾星一出,就连政府的红头文件也奈何不得的。

因此,她才决定请高家龙灯来禳祸消灾的。

其实,天禧也不仅仅是看不得人家的外国邮票和第纳尔。

那海毛鱼秧子怎么就这般走红呢?自古以来,谁也不曾把那劳什子看在眼里。他上过初中,知道一点鱼类回游的规律,每年初春,海毛鱼便到长江口外的大陆架来产卵,生出那些丝线粗细的毛鱼秧子。中国只有一条长江,也只有一个长江口,小日本自然没有。但日本人偏又最喜欢吃海毛鱼,于是只得从中国进口海毛鱼秧子,这海毛鱼是个见风长,丝线粗的秧子——一公斤10万条哩——不上半年,便粗大有如胳膊。

于是海毛鱼秧子行情飞涨。

于是那些靠海吃海的渔家便坐收其利,置几口粗纱布似的扳网,晚间潮口上张好了,兀自坐一边数天上的星星,听潮涨潮落,死等。若运气来了,一夜捞个斤儿八两的,第二天走路便抖起来了。

也因此招来了那些钞票绑得象子弹带似的福建佬。福建佬手面阔,出价高于外贸公司双倍,但他们还是大有赚头,因为小日本也向他们出以高价,甚至不惜用硬通货来交换。其间秘而不宣的原因在于:我们外贸公司组织出口的海毛鱼秧子,据说皆经过放射线处理。育大了只能作盘中佳味,却不能繁育后代的。而来自秘密通道的都是出水鲜。因此小日本宁愿出高价进口走私货。

天禧就参与了那些福建佬的勾当。当然只是帮助牵线搭桥,跑跑腿而已。

开始完全是一次极偶然的机会。

几个福建佬声称搞了几吨虾皮,要租一辆卡车运出去。天禧有个朋友是开卡车的,纯粹是出于一种卖弄交际的表现欲,便帮助联系上了。虾皮上了车,一路过了几道关卡,皆平安无事,到了某个神秘的去处,押车的福建佬却从虾皮下取出几袋海毛鱼秧子飘然去了,再不曾来取车上的虾皮——原来这就是租车的报酬。

乖乖,这可是两吨特级虾皮呀。

但福建佬就有这手面。那个当驾驶员的朋友回来以后,也给天禧塞了一迭钞票。

于是,当福建佬第二次找他联系小车时,他欣然应允。

但想不到那小车在扬州出事了,政府正锥洞找眼地追查……

 

高巴斗觉得一切都似乎在梦中。

声、色、光、影,扑朔迷离,人物皆如木偶,却是灵动得出奇。

眼前只有一道金光在飞动,这是二荸荠的龙球,左插花,右插花,这小子活脱脱一个骚鞑子。而自己手中的龙头又轻得出奇,全然没有分量,任凭他万般作弄。司马主任肩上的录相机在扫描,且不时和杨胡子讲几句什么,却听不真切,总不会又是关于赞助和化缘吧——

东北风似乎有些消停,天光云影,总在若即若离之间,却是无端地阴冷。

录相机正冷峻地扫描过来,带着一股沉重的压迫和无可抗拒的高傲。那架势使人想起一部什么电影上的镜头,鬼子的机枪也是这样扫描过来的,而面对那扫描的则是手无寸铁的父老乡亲,随着那扇形的扫描,一排排血肉之躯也在呈扇面倒下……

荒唐,怎么会想到那上面去了,这是录相机,是为了把高家班子带到国际龙灯节上去的录相机。国际龙灯节,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联合国秘书长。高家班子何曾出过这样的风头?没有!最大的风头只是大腿上放炭火,那算什么?看家狠。况且那对手也同样是高家的子孙。况且只是为了谁给谁让路。

蓝色、白色,蓝色和白色的拼盘,这不是蓝印花布么?蓝印花布怎么作了龙布?这历来是女人身上的衣饰。且看这龙灯饱满地一扭,便让人想起女人的屁股或胸脯什么的,而且健壮,而且丰满,完全是那种成熟的大姑娘或少妇所特有的。荒唐,蓝印花布居然作了龙布,岂不知龙灯最是忌讳,连身上脏了的女人也是近不得的。高家班子不是一条活泼灵动的小白龙么?人家都说是东海龙王的三太子哩,三太子生性乖张,不然就戏蜈蚣,戏荷花,戏这戏那的?这是老龙王宠出来的,可现在却变成了这白不白,蓝不蓝的怪物。

然而龙灯却翩翩地生动,面对着录相机那沉重的压迫和冷峻的扫描,它穿档、盘旋、翻滚、腾跃,一招一式都卖弄得恰到好处。只是龙头老大感到手臂上的张力总有点异样,他知道,那是龙尾的摆动不和谐——岂止是不和谐,好几次简直有点乱套。天禧这小子真他妈妈的,平日里一张嘴包打天下,一旦到了场面上,却象只被阉了的狗,蔫蔫地打不起精神来了。

天禧今天确是蔫了。

二荸荠却兴致极好,手中那斗大一颗龙球指东划西,抖擞出一串串指令,偌大一条龙灯便随之翩翩作态。他觉得那录相机总是追着他扫描,心中便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表现欲。又见粉英也出来了,站在人群里定定地看,她今天似乎格外姣好,系一条印花围裙,更衬出脸模子粉粉的可人,双手极自然地交叉在围裙前面,似乎要护住下面隆起的小腹……

他自然会想到那腹中的一块血肉,也自然会有一丝隐隐的不快,但这种不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被那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淹没了,那是五千元,至少也是五千元哩,自己磕头磕肿了到哪里挣去?“不碍帮,不碍底,又做人情又送礼。”这说法虽是不中听,其实很道地的。女人到头来还是自己的女人,却从他杨胡子腰包里挖出来几千元钞票,不定谁玩了谁哩。况且他杨胡子腰缠万贯,富甲一方,要玩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却偏看上粉英,自己的女人鲜亮哩,雪白粉嫩的“加拿大”哩。

粉英似乎嫌那位置不够理想,似乎想在人群里挣扎出一块新的生存空间。她那交叉在围裙前的双手向上抬起来,且向两边作出扭动状,如同搬运工费力地向前磨移一只木桶。

当心,你身子重哩,千万别闪失了……

粉英的举动,其实只是一种自卫,一种在大风浪中行将灭顶的本能的挣扎。四面八方的围观者,都局促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杨胡子家的晒场和二亩麦田早就达到了饱和度。这是空前的盛况,比县剧团演出《秦香莲》,比电影队放映《三笑》还要盛况空前,人人都想一睹高家班子的风采,都想见识见识那乡下人绝少见识的录相机。少男少女们更是不安定的一群,他们有的是为了发泄自己青春的热情,在人群中左冲右突地追逐。有的是对这支为前支书作广告的龙灯怀着一种莫名的情绪,一进场就唯恐天下不乱。有的甚至希冀在扫描里留下自己的形象,总是拼力占据最佳角度。

骚动的情愫,在千百双错杂踏动的脚下,在肩膀与肩膀的相持、胸脯与脊梁的挤压中,在显得越来越局促的场地上,悄悄地滋生着。

似乎要发生点什么事。

但龙灯队却不管场面上潜在的危机,兀自卖弄得妖娆。闹海,戏珠,上龙门,翘荷花,一路格局舞弄下来,倒也浑然天成,不曾出现破绽。杨胡子自是得意,那香烟越发甩得天女散花也似。司马主任也似乎颇为满意,又每每不避惊险,只身登上高高的人字梯,以取得一个鸟瞰效果。或低低蹲下身子,扫描那一串急促移动的脚步。

突然间,仿佛发生了一次强级地震,人群中呼啦一声炸开,随之却又满场死寂,那伸长的脖颈,挥动的手臂,欢呼的嘴巴,全都定格下来——

杨胡子拿着一串百子鞭,双手托举着步下门楼的台阶,这动作很有几分表演性,使人们不禁会想起那些年风行一时的藏族舞蹈——对着毛主席像献哈达什么的。

要戏蜈蚣了。

龙灯立时放慢了节奏,只扬首振须,缓缓地蠕动,俨然养精蓄锐,只等着那个辉煌的时刻。龙头老大则更是庄严,三条汉子便发一声喊,龙杖齐齐举起,巨龙取一个掀身探海势,威仪显赫地迎将上来。

然而并不真的向前,只是摇头摆尾,张口振须,虎虎地原地作势。

龙灯在向娱蚣挑战。

那蜈蚣却忒鬼,并不往下俯冲,杨胡子拎着百子鞭,只在龙头上方招摇挑逗,忽左忽右,或高或低,卖弄出种种轻狂与调皮,那龙头上只沾了几许碎红纸屑。

它显然在逗引龙灯发怒。

龙灯果然发怒了,一个里外滚,一个九连环,又紧接一个盘螺丝,淋漓尽致地排解了一番愤懑,然后便掉转龙头,似乎不在意这小动物的挑逗,兀自满场子地恣意游荡。

它显然也在逗引蜈蚣。

蜈蚣毕竟轻狂气盛,终于按捺不住了,待那龙头游荡到附近时,冷不丁俯冲下去——一丈多长的百子鞭正正挂在龙头两边,且在龙角上打了几道旋子。

人群中爆出一片欢呼:好,戏上了!

现在全看龙头的功夫了。

高巴斗却不慌不忙,方才那一道红光扑过来时,他早已看得真切,略略小一小腰,便稳稳地截住,又飞快地打一个旋子,将那百子鞭旋在龙角上。口中便喝一声彩:“好一条大蜈蚣。”算是传话给后面的十二条汉子。现在可就由着我们玩了。

但围观者却不安分起来,骚动的情愫终于形成了一股不可扼止的合力,一切皆由于龙灯超凡超俗的生动,就如美人从来就是祸水,从来就引起追逐,争斗,仇恨和疯狂。这龙灯也实在太令人消魂了,原先人们心底的那种先睹为快的亢奋,那无可排解的青春热情,以及那唯恐天下不乱的莫名的妒意,全都宣泄出来了。终于,在经过几场逐步升级的局部骚动之后,突然四处发一声喊,仿佛千百副肩膀将这偌大的场面整个儿抬举起来,又狠狠向下摔去。

防线崩溃了!

高巴斗先前却全然不觉,只沉醉在一种辉煌的艺术境界中。他是这场面上最伟大的导演,必须同时导演出蜈蚣的轻佻逗闹与龙灯的闪展周旋,而双方的结合又必得天衣无缝,容不得半点的疏漏。

这是鬼神的艺术。

但分明有几声惊恐的呼喊:“粉英,粉英……”

那个双手交叉着护住小腹的粉英被推倒了,淹没在一股疯狂的漩涡里。

“他奶奶的,要出人命了。”

“就怕肚子里的保不住了。”

“赶紧送医院。”

高巴斗仍旧沉醉于辉煌的艺术境界中,但眼前那一道飞动的金光却黯淡了。二荸荠显然被那边的骚动惊呆了,那淹没在漩涡里的是他的妻子。他听到了妻子的呼喊,那呼喊孱弱有如羔羊。他要挣脱这疯狂扭动的龙灯,去拯救自己的妻子。

龙头老大也不由得有点心猿意马。

那蜈蚣正在向下俯冲,下腰一托,再一个关公骑马……

然而龙灯并不灵动,俨然失却了先前的那股神韵。

这不是杨胡子的声音么?永远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派头,“什么大不了的事,女人小产还不等于坐在马桶上放个屁?”又似乎对司马主任说:“请阁下再坚持最后五分钟……”

那火蜈蚣又俯冲下来了,快,小腰一托,关公骑马。只是眼前那一道金光却是越发地黯然失色,而龙尾又似乎整个地使不上劲了。他知道,现在龙灯已经不是在翩翩舞动,而是在左一下右一下地搬弄了。

“什么大不了的事!”你杨胡子不就是有几个臭钱么?占了人家的女人铺着盖着地玩,还把人家男人送去骟了,让女的给杨家传宗接代,你他妈的轻狂得不知斤两了。

高巴斗似乎刚从一场恶梦中醒来,他感到了龙头那沉重的压迫,连左一下右一下的搬动也懒得应付了。火蜈蚣又俯冲下来了,让他下来吧,这不是正宗的高家班子,这是蓝印花布的广告,是杨胡子花钱雇佣的“挑战者”……

那火蜈蚣既已得手,便恣意轻狂,死死地叮着龙布,犹如一条巨大的水媳。龙头仍然在痛苦地挣扎,却再也摆脱不得了。

于是有人惊呼:“起火了!”

起火了!

谁也没有上前扑救,也扑救不得。这竹骨布衣之躯,天生是火的皮囊。风助火势,片刻工夫就毁成了一堆,既不见那威仪显赫的巨灵神物,也不见那蓝色与白色的和谐了。

只听得高巴斗呼天抢地一声喊:“高家的祖宗啊……”

天色渐自清明,白云苍狗,只在须臾之间,却是无端地阴冷。

好长时间以后,人们总还要谈起高家班子的那次表演,都说那龙灯舞得真好。

确实,人们从来没见过舞得这样好的龙灯,今后也不再有舞得这样好的龙灯了。

有百年历史的高家班子从此宣告终结。

但杨胡子却从保险公司得到一笔赔偿——原来那龙灯是上了保险的。

 

1986年9月于北京十里堡

                              秋  韵

 

秋的骚动是从村妇的眉眼间流出来的。

开镰收割晚稻了,女人的脚步变得匆忙,嗓门也高亢起来,整天吆五喝六地支派这支派那的,神态永是焦灼。那几个哺乳的娘们,胸前总是精湿的两砣,连带着小衣裳饱满地跃动。狗也心思沉沉地转悠,头上沾着几根新鲜的稻草,忽而又一阵风地奔突而去,站在远处狺狺而吠。大路上的车辙明净而深刻,洒满了暖融融的阳光和稻谷。秋风终是萧瑟,田野一天比一天空旷。

扬子瞄了瞄前方的那个稻草人,“快哩,差不多一大半了。”心头便软软地快慰。阳光斜斜地照着,那稻草人身上的碎花涤确良褂子虽是褪了颜色,却终究有些辉煌。那是虎生执意要用的,说是鲜亮,麻雀见了准会映花了眼睛;又说路人见了田间这花花绿绿的一团,便会想到女主人的风采。扬子当时嗔了他一眼,还是依了。“他总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词儿。”一想到那个“风采”,以及两口子调侃的种种情趣,女人心头便融化了一般。她撩了撩披在脸上的秀发,又埋下头去,“嚓嚓嚓”,镰刀平平地贴着地皮挥动,带起一抹白光。

得赶在虎生放学前把这块地割完,回来给他个惊喜,女人执着地想。

田埂那边的大呼隆作战已经接近尾声,彩彩站在田埂上指手划脚,吩咐男的捆把、装车,女的收拾那没有割完的一块。吩咐完了,又向这边走过来。

“扬子,一个人不冷寂?”

“不冷寂,听着你们那边热闹哩。”

“何必呢?找几个帮工,又快当,又热闹,反正千个馒头一锅汤,也花费不了几个。”

“一个人做做歇歇,也快哩。再说,找人也难。”

这是实话,眼下的乡村里,请人帮忙总带有换工的性质,特别是大忙时节,人工更金贵,扬子家四个人的地,里里外外就她一个人跳,哪里腾得出手脚帮人家?要说诚心请人,开了口人家也不致于驳面子的,但自己总不好意思,到时候水呀酒的招待了,还觉得欠了人家的情分。彩彩家也没有劳力,但他男人面子大,村里好多人家在外面打工挣钱,都是她男人带出去的,她不吭声,人家也会跑过来帮忙的。但扬子不说这些,只是笑笑,又埋下头去割稻。她希望彩彩快点走。

但彩彩仍是走过来了,说:“明天我家去卖猪,拖拉机也叫了,你家那猪够等级了吧,要不要一车去?”

扬子心中一动,彩彩的男人和食品站的老砣有交情哩〔注〕,每年正月里,那肉菩萨似的壮汉,总要在彩彩家喝得烂醉哩。一车去卖,喝个好等级自不必说。若自家、单独去,叫一辆拖拉机,再加上帮忙的,称肉打酒,为客三升米,没有一二十块用不下来,再加之等级上的来去,一头猪总共才卖几个钱?人家这是诚心关顾哩。

但扬子只是随手拉了一把那拴着稻草人的绳子,神态终是迟疑:“明天才星期三呀。”稻草人抖着两只空袖筒,神气活现地晃荡起来,如同木偶登场一般滑稽。

彩彩大惑不解:“星期三怎么了?卖猪又不是赶集,还得两口子跟前跟后的一起呀。”

彩彩这一点破,扬子反倒果决起来,语气却闪闪烁烁的:“我家那头瘟货这几天总是不抢食,明天怕喂不起来。”话出口了,又觉得这理由不硬铮,她怕彩彩跟上一句:“喂不起来没啥,横竖老砣有数,等级上不让你吃亏。”

但彩彩已听出了这话的弦外之音,自然不再勉强,只是说:“虎生快放学了吧。”一边往那边去了。

扬子很有点不过意,似乎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出语便讷讷的:“是快放学了。”又觉得彩彩那最后一瞥目光中透着些许妒嫉,心头便隐隐地快意。

是哩,虎生快放学了,她朝那边的小石桥望去,桥头绿柳掩映,有少年赶着一群呆头鹅在悠然地踱步。再往前,却望不见了。她知道,过了小石桥,转一个弯,穿过那块落叶萧萧的桃树林,便是虎生的学校。此刻,虎生或许正站在讲台前上课哩,阳光透过窗子,在他脸上缓缓地游动,那脸孔生动得令人心醉。

“风采!”她不由得又想起了男人说的那个词儿。

 

虎生是附近小学的民办教师。

几年前,扬子做姑娘时,是四乡八村有名的美人儿,相亲的络绎不绝,快把门槛都踏平了,全是有头有脸的好后生。每次,相亲的走了,父亲问女儿的意思,女儿总是垂着眼皮,恹恹的不答,少顷又一转身干活去了。父亲便也不说什么,姑娘自己的终身大事,要让她自己拿主张,勉强不得的。

扬子待到22岁,似乎就单等着虎生。

那相亲的场面,后来两口子也不知调侃过多少遍了。扬子躲在灶门口烧火,偏是不出来。灶间暗,明间亮,虎生只从那或明或暗的火光中,偶尔看到姑娘的脸孔在灶墙洞后面一闪一闪的,那灶墙洞只有一拃见方,所见也自然零碎,或是一瓣面影,或是一绺乌发,而最多的则是一双明媚的眼睛。扬子这边的视角却极好,她洞若观火,可以把相亲的小伙子从头到脚看个仔细,灶膛里的火苗热烈地爆响着,不管它,人家正和父亲谈话哩。

“做先生好,学问高,也清爽。”父亲总把教师称做“先生”。

“我是民办的,户口在村里,种着责任田哩。”

“种田好,抬头求人不如低头求土,土地是个根本。”

“我也觉得挺适应的,耕读家风,几代人了。”

扬子自然不懂得“耕读家风”的含义,却觉得这四个字吐露得流畅、自然,一点也不拿腔做势的,而且由眼前的这个人说出来又再贴切不过,人家斯文哩,全不象那些飞扬浮躁的后生。

小伙子不算漂亮,黑,而且粗糙,但是墩墩实实的,“那身个,碌碡似的。”扬子不由得忽发奇想,且为这新鲜的比附而暗自兴奋——两年以后,他们有了儿子,乳名就叫“碌碡”。

“活见鬼,你当时究竟看上我什么了?”后来,虎生无数次地问过扬子。

“看上人家的‘耕读家风’呀。”扬子只是低眉顺眼地笑,其实她自己也说不清。

两口子好就好在这种“说不清”。

乡电影队的那个小帅子曾经疯了似的追扬子,那张小白脸不能说不俊气,而且家中的楼房也是上档次的。但扬子就是不揽边,她也说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好,反正就是看不上。那几年,被她看不上的可多哩,城里拿工资的科长,穿仿羊皮茄克的大学生,膀子上能跑马的供销员……

她偏偏看得上一个民办教师。

眼下乡村里的民办教师算是个什么形象呢?在学校的讲台和办公室里,一般也轩昂得很。但放了学,裤腿一卷,就得下田去。走在村路上,人们大抵也要喊一声“老师”的,但那语调中的恭维却实在淡薄。倒是邻里之间偶尔争执什么,人家会讥讽道:“人家是老师呗,有水平呗——有水平咋的?还不是和我一样在责任田里扒拉。”

扬子偏不看重这些,她看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笃实,斯文,还有几分调皮,一颦一笑都很可心。两口子做夫妻图什么?不就是图那份情趣,图个朝朝暮暮的厮守吗?因此回娘家必要做一起,而且必要合一辆自行车,进村出村,自然是女人坐在后面,且一手搂定丈夫的腰。但到了野外的公路上,扬子便将虎生揪下来:“你是先生哩,‘耕读家风’哩,我带你。”节假日,来客了,男人陪人家打扑克,妻子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地忙,忙里偷闲也跑出来,站在男人身后看牌局,一边指指点点地策划。或按捺不住兴致,抢手夺脚地把男人挤一边去,于是虎生便系起围裙走进厨房。至于营筑小家庭的每一步实践,更是燕子衔泥一般地艰辛且欢悦。他们从不眼馋人家的风光,而只相信自己的劳动。“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是妻子从丈夫那里学来的两句格言。其中一木一石的构想之神圣,一点也不比伟人巨匠们经邦济国时有所逊色。

卖猪,当然也得两口子跟着去。

在乡下人眼中,卖猪是经济生活中的一桩大事,但扬子和虎生却宁愿视为一种情感的浪漫。在食品站,听候老砣喝等断级的瞬间,自然也难免忐忑不安。但一旦算了账、付了款,便有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富足感。到镇上的小饭馆里招待开拖拉机的吃喝,要酒点菜,手面毫不羞涩。等那汉子吃饱喝足了,躺在拖厢里打呼噜,两口子便踱进小镇的商场,实现那平日里讨论过多少次的采购计划。这时候,一掷千金的气概和锱铢必较的精明都是一种享受;犹豫、挑拣、争执、决断,无不富于温馨的情意。看着男人把一块混纺衣料在身上前后左右地比划,妻子的满足便通过那评头品足的唠叨流泻出来,并且指使男人亲手给她挑一只78公分的小玩意……

所有这些,都是乘人家的拖拉机捎带着去卖所不能得到的。

好几次,扬子在田间劳作,放电影的小帅子从大路上过来了,于是总要跨下车,不淡不咸地兜搭几句,那语气和目光中的优越感是显而易见的。扬子却坦然得很,并且从心底里便把那张小白脸看轻了。望着那厮故作潇洒地飘然而去,扬子总是怀着一种渴望,凝神捕捉远方小学校的钟声;虎生这会儿该回来了吧……

 

虎生没有回来,婆婆送碌碡来了。

扬子的乳房早憋得难受了。一进入秋忙,孩子和母亲便都遭罪,每天婆婆洗衣服,总要洗出一盆奶白。现在,远远地看到婆婆出现在田头,扬子眼前便仿佛升起一轮太阳似的,忙不迭地扔下镰刀迎过去,不防备镰刀在脚背上伤了一块,殷殷地渗出血来。

一闻到母亲的气息,碌碡便手舞足蹈起来。扬子找一处避风的稻把堆子坐下,一边撩起衣襟,把奶头塞进儿子嘴里,一边和婆婆说话。

“广播里天气预报有雨不?”

“三千米上空,晴到少云哩。”

“没有雨就不怕,只要再放两个晴天,田里就拾掇干净了。猪呢?”

“喂了,可抢食哩。这张口货,临到要卖,倒是越来越讨喜了。”

“蚕可得留心,我家那桑园靠近彩彩家的菜地,又在下风,我就怕打药水污染了。”

“能不留心?指望它屙金屙银哩。”

田埂那边,几个装车的男人正放肆地盯着这边看,眼光锥子似地贪婪,扬子感到有些不自在,便稍稍侧过身子,又把衣襟放下少许。那边的男人见了,居然抗议起来:

“怕啥哩,那粉嘟嘟的两堆又不是雪砣子,一见日头就化掉。”

“贼眼。”女人骂一声,口气狠狠的,脸上却透着笑意。

“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你家老师整天受用得,人家连看一眼也不让。”

“放你娘的屁,要看回家看你妹子去。”女人只得敛起笑意,作出愤怒的反应。

于是男人们便快意地大笑,似乎挨了女人的骂才受用:然后发一声喊,拉起小山似的稻把走了。

碌碡一股饿劲,把奶头吮吸得有声有色的,胖嘟嘟的小脚欢快地踢腾着。“乖,慢点,莫呛了。”扬子感到极惬意,她微微躺下身子,一阵疲乏便潮水般地涌上来,漫过浑身的每一根筋骨。秋色偏又这般宜人,天空澄碧高远。明净得如同不复存在似的。田野越发空旷,产妇一般袒露着丰厚狼藉的胸怀。大路上到处是人声和吱吱嘎嘎的车轮声,有汉子躺在小驴车上,信腔野调地唱着什么。空气轻灵燠暖,浮动着新过镰的稻秆发出的嫩甜气息,这气息熏得人飘然慵懒,似乎人生的享受,莫过于在这燥松松的稻把垛子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了。

婆婆又说:“早点歇手,今晚乡里来放电影哩。”

扬子“噢”了一声,她让儿子立在自己腿上,又在那屁股蛋上拍了两记,说:“乖,吃饱了让妈干活,妈晚上要看电影哩。”

婆婆突然看到媳妇脚背上的伤痕,顿时惊慌起来:“血,血……”

媳妇不在意地:“碰破了点皮,不碍事的。”

婆婆连忙找几粒蚯蚓屎,捻碎了,要往那伤口上衍,扬子却说:“不忙。”她把碌碡两条藕节似的小腿摆布成一个平平的锐角:“乖乖,撒泡尿给妈消消毒。”又随口哼起一首无字的咏叹调。

望着孙子畅快地射出一道灿烂的弧线,婆婆极是开心:“小小人儿,尿尿就这么有劲道,将来准是条好男子汉。”

扬子也说:“准是条好男子汉。”她也很喜欢看儿子尿尿。

 

太阳还有一竿高的时候,扬子终于把那稻草人抛到了身后。失却了原先锦绣般厚重的铺垫,那花花绿绿的一挑更显得形单影只了。扬子不忍心太冷落了它,便生出一股顽皮的冲动,回身去把它拔出来,插到高高的稻把垛子上,从稻子孕穗到收获,人家是功臣哩,最后得让它风光风光,你看,它神气活现地甩着水袖哩。

可虎生还没有回来。

扬子心头难免空落落的,直起腰肢小憩时,总忍不住朝那小石桥头望一眼。但她又希望虎生迟点回来,让她把这块地顺顺当当地割完了,到时候他站在田边,会惊喜得说不出话来。中午上学前,两口子都认定今天割不完的,现在,她要创造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她盼望着欣赏丈夫在瞬间那孩子气的惊奇,以及对劳累的妻子那似嗔似喜的怜爱,然后,象要补偿什么似的,龙行虎步地装起一车稻捆,又抢先操起车把,而妻子则扶着高高的稻捆相跟着,在那暮色苍茫的村路上,两口子一边亲亲热热地说话,一边回家去。

那暮色也该是温暖的。

只剩下最后一趟稻子了,太阳落山前肯定可以割完的,她想磨一磨镰刀。磨刀不误工,刀快人也快,划得来的。

扬子向河边走去的时候,田埂那边,帮工的女人已经把最后一块稻子割倒,正放鸭子一般地乱跑,长长的影子满田满野地晃动。村头的三嫂则站在田头,把镰刀柄伸到背后,大大咧咧地搔痒痒,一边发布宣言似地:“彩彩,我们这就走了。”

彩彩粗声大嗓地:“走,说哪里的话?疲猴子似地忙到现在,连晚饭也不吃,你们不骂。别人也要骂哩。”

“天色还早哩,回去再忙活一阵。再说,你家这边也差不多了。”

彩彩却不依:“活儿多着哩,在一朝保一国,都不走。走了,让我一个人冷寂?”

扬子在河畔的石阶上磨刀,石阶贴着水面,她不时俯身抄一捧清水洒在磨刀石上,那金色的锈水便四处流溢开去。一湾小河,袅袅地飘向远方,磨刀人偶一回首,看到水里的那个面影,便不由得有些留恋,怪不得人家说,看了扬子这张脸蛋,女人三天都不敢照镜子,鲜亮哩。

那些帮工的女人走了吗?扬子想。

村里的人大多羡慕彩彩,认为她找了个好男人,既四海,又顾家,领着一班工匠在大西北承包建筑工程,开春时出门,赤条条一身;腊月里归来,腰包里总揣着万儿八千的。家里的摆设可算应有尽有,办什么事总是一呼百应。庄户人家还图什么呢?彩彩的日子够美满的了。

只有扬子知道那日子并不很“满”,一个年轻女人,守着那么空空荡荡的一座楼房,自己听自己的脚步,自己看自己的影子,这还叫什么日子?她常常端着饭碗到扬子家来串门,但看到人家两口子那种耳鬓厮磨的样儿,眼光中又不由得透出隐隐的妒意,往回走时也难免蔫蔫的。她因此喜欢找人回来帮工。自己里里外外地忙着张罗,买菜,做饭,指派活路,直至吆五喝六地陪着闹酒,情绪极是亢奋。而且每当男人回来,那种财大气粗的做派也格外张扬。

扬子觉得彩彩怪可怜的。

小河畔盘踞着几棵大柳树,风动处落叶飘零,星星点点地洒在磨刀人的头上、身上,只有在这时候,人们才感到了秋的凉意。

当扬子顶着几片落叶走上河岸时,突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那些帮工的女人正蝗虫般地麜集在她家的稻田里,潇洒地挥着镰刀,把那一趟没有割完的稻子撕扯得鸡零狗碎的。残阳如血,满目天光,那些张扬的镰刀在夕阳下一闪一闪的,极是炫耀。

扬子一下乱了方寸,这算哪一出呢?她本来想创造一个奇迹的,本来想让虎生回来又惊又奇又嗔又喜的,如果知道是人家帮工,那还有什么情趣?就在这瞬间工夫,人们已将她精心构想的奇迹打得粉碎,将一对小夫妻温馨的浪漫抛向虚无。

这些该死的女人……

“你们干啥哩?这是我家的稻子,让我一个人割!”她疯了似地跑过来,一路呼喊着。

谁也不理会她的抗议,人们仍然潇洒地挥着镰刀,身姿俯仰轻盈,舞蹈一般舒展。只有村头的三嫂利用擦汗的当儿发布宣言似地说:“你慌啥哩?谁也不吃你家一口茶的。”

这一说,倒叫扬子不好开口了,只是红着脸讷讷地:“我是说,家家都忙哩,况且我家就这点了。”

彩彩走过来,知音会意地:“她们一个个都是属鸡的,天还没黑就要往回奔。我说,扬子一个人怪冷寂的,去,众人帮一人,趁手。”

扬子迎着彩彩的目光,心想:你是怕我冷寂吗?她忽然觉得自己真笨,站着说话干什么?便操起镰刀,发狠似地割起来,似乎自己割得越快、越多,方才的那种失落便越会减轻些许。自家这边的割完了,又跟到田埂那边,帮男人们捆把、装车,且故作随和地掩饰道:“大家打伙干,不冷寂哩。”

彩彩说:“张郎帮李郎,何必呢?你捆自家的吧。”

扬子说:“我家的不忙,稻秆子带点嫩,等明天过一下太阳。”其实心里想的是:你帮了我,我也帮你,谁也不欠谁的。虎生回来了,就说大家打平伙哩。

她心头重又升起辉煌的希望之光,那奇迹并没有破灭哩。

 

太阳一落,凉意便从四面浸漫过来,秋虫低哑朦胧地叫着,暮色不知不觉地降临了。

扬子一个人在装车,她觉得那稻把很沉重,浑身的汗水被晚风一吹,小衣裳粘湿粘湿的,怪不自在。装到后来,举起稻把向上垒,身子便要向后仰过去,仰过去,有几串汗珠便顺着乳峰间的通道,小虫似地向下爬行,冰凉冰凉的。

那几个小学生就是这时候出现在扬子面前的,暮色中,有如一趟游动的小蝌蚪。

“阿姨,林老师到医院去了,不回来了。”

扬子感到脚下软绵绵的,举到头顶的两捆稻把颓然落地,悄无声息。

“小石头病了,林老师送他到医院去了。”

“林老师让小石头骑跨马,小石头就撒尿,撒在林老师脖子里。”

原来如此。

想象着小石头把尿撒在丈夫脖子里的那种狼狈,忍不住暗自发笑,他那件新上身的白衬衫呢?也该不那么“风采”了吧……

但终究是失望,先前构想的种种辉煌全都黯然了。她坐在田埂上,呆呆地望着远方,彩彩那边早已人去田光,收拾得狗舔过似地干净。她感到很累,今晚上还看不看电影呢?

“小蝌蚪”们重又游进暮色中去了。少顷,扬子发现那稻草人手舞足蹈地轻狂起来,原来是小学生在田头拉扯那绳子哩,一边且发出轰赶鸟雀的呼叫:“噢——嘘!”这些日子里,每天上学放学,路过田头,他们总要拉一把、轰一阵的,这是林老师家的稻子哩,可不能糟踏了。况且,那花花绿绿的一挑也逗人。

“噢——嘘!”那童稚无邪的呼喊在旷野里宏大地传送着,犹如一首欢悦的赞美诗。

“噢——嘘!”

这呼喊使扬子有些振奋,她觉得一切的辉煌并未消失,而是实实在在地向她召唤哩。田里的稻子已经割完,今年的年景真好。厩里的猪也大了。再过几天,雇一辆拖拉机,两口子亲亲热热地卖猪去。至于今晚,虎生迟早要回来的。他送小石头去医院了,这对他是应该的。老师哩,将来自己的碌碡也要上学,也要有老师的。等会儿他回来迟了,会对妻更加温存,肯定的。他会象个孩子似地,絮絮不休地向她诉说下午的遭遇,其间夹带着一些逗她高兴的笑话,肯定的。

她拉着车子上路了,心头酥活得很。大路上变得空旷起来,村头传来吊桶碰击井台的钝响和老人呼唤鸭子的声音。晒场上已经有高音喇叭在拿腔做调地唱,那是乡电影队的大喇叭,正唱着“黄土高坡”。

虎生也会听到这“黄土高坡”的,他会回来和她一起看电影的,扬子想。到时候说不定又会遇上小帅子,那也没什么,客客气气地跟人家打个招呼呗。

扬子拉着小山似的稻把走在村路上,走得自信而从容。暮色更浓了,混和着炊烟和稻板田的气息。“十七八,两妯娌杀只鸭。”今天的月儿还早哩。她感到脚板下有点不好受,是鞋里灌了稻子,每一步都咯得疼,得脱下来倒掉。

不忙,咬咬牙,熬到家,倒下来喂鸡哩。

 

1989年10月 江之南

 

 

 

 

 

 

 

 

 

 

 

 

 

 

 

曹文轩作品

 

曹文轩,1954年生,江苏盐城人,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精擅儿童文学,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是中国少年写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青铜葵花》、《天瓢》、《红瓦黑瓦》、短篇小说集《蔷薇谷》、《忧郁的田园》等。曾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多次获得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等四十多种奖项。

蔷薇谷(短篇小说)

 

她平静地走向悬崖……

末春,蔷薇花开了,红的、白的、黄的、深紫的、粉红的,花光灿烂,映照着峡谷。刚经一场春雨,花瓣上还沾着亮晶晶的水珠,湿润的香气,从峡谷里袅袅升起,在空气里流动着。

太阳渐渐西沉,在幽暗的远山背后,它向天空喷射出无数光束,犹如黄金号角在天边齐鸣。后来,它终于沉没了,橘红的流霞染红了整个蔷薇谷。几只投林的倦鸟在霞光里扇动着翅膀,样子剪纸似的。近处的山顶上,几只觅食的狐狸,也正返回沟壑间的巢穴。

霞光渐淡,天地间渐转成灰白色。寂寞的山风,已轻轻地吹来。

她垂下眼帘,只听见风声在耳边流过……

一个老人沉重的咳嗽声阻止了她的行动。她回过头来,见老人在暮色里站着。她看不清他的脸,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对真正的老人的目光。

“要跳,到别处跳去,别弄脏了我的这片蔷薇!”老人只说了一句。

她哭了,哭得很文静,含着温柔的忧郁。她用令人爱怜的目光一直望着老人。她感觉到老人在用目光呼唤她:“跟着我。”

老人转身走了,她跟着。他们之间被一根无形的线一拉一扯地牵着,走向峡谷。

幽静的小径穿过蔷薇丛,一间茅屋出现在月下。老人不回头,推门进去,不一会儿,油灯亮了,老人的身影变得像一张十分巨大的船帆,投在墙壁上。

她走进阴暗而温暖的小屋,坐在凳子上。她双手合抱,安静地放在胸前。她的眼睛一直跟随着老人。她的神态很像是一只翅膀还很娇嫩的雏鸽,迷途了,被收留它的主人用柔和的灯光照着。

老人在她面前的小桌上摆上吃的,就去里屋支铺。支好了,老人抱来被子,又把身上披着的棉衣脱下加在被子上,对她说:“夜里,有风从山谷那头来,凉。”

他走出茅屋,坐到一块岩石上,烟锅一红一红地亮,仿佛夜在喘息。

深夜,她听见了山风从静静的蔷薇谷流过的声音。风声里,舒缓地响起老人的歌声。那歌没有唱词,只是一种调子,在寂寥的山谷里,像湖上的水波,往漫无尽头的远方慢慢地荡开去……

她给老人披上衣服,在他身边坐下。

夜,一切宁息着。金黄色的淡月,照着蔷薇谷,照着影影绰绰的远山。烟树里,几声山鸟含糊不清的啼声,衬出一番空虚,一番惆怅。

“你从哪儿来?”

“那边的城。”

“出来几天啦?”

“从昨天晚上走到今天晚上。”

“为什么想从那儿跳下去呢?”

“……”

“我也曾想在那里跳下去过,那是二十一年前。”

“你吗?”

“我。”

“为什么?”

“不为什么。后来,我看见这个蔷薇谷,看见那片花,我在岩石上坐到天亮,在这里留下了。”

她托着下巴,望着纯净的天空。

老人又唱起来,一个音符与另一个音符之间的距离拉得很长,好似一辆沉重的马车从这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充满着艰难……

她把一切都告诉了老人——

她很爱她的爸爸。

爸爸曾担任过一家乐团的首席指挥。那时,她还小,常和妈妈去参加由爸爸指挥的音乐会。爸爸穿一身黑色的礼服,头发闪闪发亮。爸爸的体态和动作十分动人。钢琴、提琴、黑管和长笛……一切乐器随着他的暗示、召唤和交流,奏出各种奇妙无比的声音。乐声在大厅里盘旋翻舞着,忽高忽低,忽快忽慢。一会儿,声音像一只黑色的燕子在静寂的空中优美地滑动;一会儿,声音像镀了金子一般,一片光明灿烂,满世界金泽闪闪;一会儿,声音暗下去,像夜空下的远处有一眼清泉一滴一滴地跌落在松间的黑潭里;一会儿又像星空下的荒野上有万马奔腾。音乐魔力无边。她有时觉得浑身热烘烘的,嚷嚷着要妈妈给她脱去毛衣,可一会儿,又觉得凉阴阴的,仿佛走在凉气逼人的浓阴下,禁不住要往妈妈怀里钻。神奇的音乐竟然唤起她各种各样的联想:毛茸茸的酸杏子、蓝晶晶的冰凌凌、娇嫩的六角形雪花、山坡上有座红色的小房子、六楼阳台上飘下了一条蔚蓝色的纱巾……

谢幕了,爸爸抬起头来,张开双臂。

她喜欢去听爸爸指挥的音乐会。

可是,在她十岁那年,爸爸却被指认为“犯了错误”,一夜之间被解职了。

爸爸呆在家里一年,闭门不出,眼见着家中生活再也无法维持了,靠朋友的关系,做了一家毛笔厂的推销员。爸爸背着两大包毛笔,一出去就几十天。他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把毛笔卖给那些小商店。而大多时候,他是直接跑到小学校里,把毛笔兜售给那些正在上大字课的孩子们。他把毛笔摊在一块布上,蹲在学校门口,耐心地等待生意。她跟爸爸出去过一次,爸爸实在是太辛苦了。坐车坐船,有时还要十几里十几里地步行。饿了,跟人家要碗水喝,吃点干粮。走到哪里算哪里,天黑了,就跟人家借宿,或是在灶房里,或者是磨坊里。爸爸到处跟人家说好话。一天夜里,因为没有借到宿,他们露宿在人家屋檐下。月光清淡地照着,天很凉,他们都睡不着。爸爸问她:“想妈妈吗?”她问爸爸:“你呢?”爸爸把她的头拢到怀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她知道,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妈妈,爸爸也许就不想活了。爸爸说:“我们把这次挣的钱,给你妈买件好看的毛衣,好吗?”她点点头。

一年又一年,爸爸出去,回来;回来,出去……

爸爸又背着两个沉重的大包出去了。一天晚上,她到同学家温课,夜里回来时,她感到有点冷,想和妈妈睡一床。推开妈妈的房门,拉亮灯,眼前的情景立即使她捂上了双眼:床上,妈妈正睡在一个陌生的男人怀里!

她跑出家门,在空洞的夜街上发疯似地跑,最后跑到城外的小河边,抱着一棵梧桐树跌坐在地上。坐到天亮,又坐到天黑。

爸爸回来了。

她望着爸爸,爸爸老了:那头黑亮的头发变得枯涩,并且掺杂着白发;背也驼了,由于长期在一侧肩上背包,肩倾斜着,那样子总像一条侧身沉在水中的帆船;一双灵活的、富有魔力的手,变得粗糙、僵硬、没有一丝灵气,并且有一道道被野风吹出的皱纹和裂口;那双充满情感的像黑夜间两星烛光的眼睛,变得灰蒙蒙的,像长了翳。

她让自己笑起来,并撒欢:“爸爸!”

爸爸坐在沙发上,目光显得有点呆滞。

“我和妈妈真想你。”她说了很多妈妈想念爸爸的谎话。

爸爸变得有点不对劲了:天很黑了,才摇摇晃晃地从外面回来,浑身散发着刺鼻的酒气。她突然想起爸爸上回出去时那对眼睛——充满了忧伤和屈辱的眼睛!一切,爸爸已在她前面知道了。

这天,她放学回家,家里静悄悄的。待她适应了屋中的昏暗,她双腿哆嗦起来:爸爸坐在沙发上,手里抓着一支双管猎枪!她用嘴咬啮着手指,紧缩着身体。她觉得自己的心忽然地变成了一团冰,一股彻骨的寒冷漫上全身。当她把咬破的手指拿出时,牙齿“格格格”地敲响着。

“爸爸,你想打死妈妈吗?”

爸爸木然地坐着,脸一成不变地凝固着。

“爸爸!……”她突然跪倒在爸爸的脚下,哭着,用双手抱住爸爸的腿,使劲地摇着。

爸爸像一个木偶一样晃动着。

她抬起头,仰望着他的眼睛:“爸爸,你把我也打死吧!”

爸爸的猎枪掉在了地上……

第二天凌晨,当她坐在床上静静地等着一夜未归的爸爸时,远处的大河边上,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她赶到时,只见爸爸的脑袋流着血,倚在一棵老树上,像是很疲倦了,现在安静地睡着了……

老人把衣服轻轻地披在她的肩上。

蝉翼般的轻雾,在蔷薇谷里似有似无地流动。月亮歇憩在西方峡谷的枝桠上,像一只胸脯丰满的金凤凰在那里建了巢。雾渐渐地浓了,“凤凰”渐渐消逝了……

黎明像一只羽毛洁亮的玉鸟从东方的天边朝蔷薇谷飞来。

她到山下五里路外的小镇上接着读初中。

每天晚上放学归来,她老远就能看见老人静静地坐在峡谷口等她。巨大的落日就在老人的背后,老人像靠在一个圆形的富丽堂皇的金色椅背上。每每见到这个形象,她总感到一阵温暖和一股让她鼻头发酸的柔情。她向老人摇摇手,朝他跑来。

他们沿着山径,走向蔷薇丛中的茅屋。

夏日到了。晚饭后,她就爬到吊床上凉快去,让被路途和学习搞得发酸的身体软款款地躺着。吊床是老人用葛藤做的,吊在两棵大树中间。吊床上缀满五颜六色的鲜花,那是她采来的。睡在吊床上,望着大山之上的夜空,她的心感到从未有过的恬静。山风吹着空山。远处隐约有活泉叮咚作响的妙音。蔷薇开得很盛,香得醉人。浴在银绸般的月光里,她浑身舒展,觉得自己非常柔软、轻飘,把细长的胳膊垂在吊床边。

只有当老人又哼唱起来,她才侧着身,任无名的沉重漫上心头。

老人总是那副固定的面容:清冷、淡漠,眼睫毛有点倒伏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坚韧,甚至是冷酷;偶尔刷地一亮,就在这如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的目光里,显出了一种难言的焦灼和痛苦的渴求。

老人的额上有一块紫黑色的疤,使得脸上的表情还略带凶狠的意味。

有一天,她被老人的歌声唱得泪汪汪的:“您怎么了,爷爷,老这样唱?”

老人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歌给她带来了什么,感到十分歉意和难过。

“那天,您说您也要从那里跳下去?”她久久地望着老人的眼睛。好奇、关切和不愿再让疑虑继续下去的心情,使她想立即知道这是为什么。

老人把头垂下又抬起:“我有十个年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没有看她,问,“你害怕了?”

“不,我不怕,爷爷。”

“你要问我这是因为什么?对吧?这无所谓,投毒、放火、做强盗,反正都一样,都叫犯罪。……我得一辈子在心里为一个亡灵祝福。他曾和我同一个牢房。我敢断定他没有犯罪。他很年轻,很漂亮,是一个清白的人,甚至是一个伟人。我发现,他怀里总是一直藏着一朵蔷薇花。我猜想,那花是一位姑娘给他的吧?一直到最后,我也没有能够搞清楚。他终于被枪决了。临走前,他对我说:‘早点出去吧,出去做一个好人!’……20年的监狱,我10年就坐完了。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回到妻子儿女身边,我激动得站立不起来,用手扶着监狱的大墙,走向大门,心里在想:他们在等我呢,他们在等我呢……我走出了大门,大门外一片空空荡荡,只有风吹着,监狱外的风就是大……后来,我像你一样,走呀,走呀,走到了那个悬崖上……夕阳照着峡谷,蔷薇花开得很美,我突然想起了他……我狠狠打了自己,就在岩石上坐下了。……”

“您一个人住在这里,害怕吗?”

“怕鬼?这个世界上没有鬼。怕强盗?”老人摇摇头,“那他们可看错人了。可我真的害怕,害怕什么呢?这峡谷太静了……”老人忽然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迫着,呼吸急促起来,眼睛里含着惶恐。过了好一阵,他才使自己平息下来,“有时,我憋不住了,对这大山拼命地喊叫,一直喊出泪来,喊到喉咙发不出一丝声音。除了种好坡上那片地,我就沿着山谷,拼命扩种蔷薇,恨不能让它长满这个世界。”老人望着她,忽然变得像一个孤立无援、软弱无力的孩子,甚至忘记了自己这个年岁的人应有的持重,问,“你……很快就会走吗?”

她摇摇头,又摇摇头。

一老一小,两颗寂寞的灵魂,面对着寂寞的大山。

太阳仿佛突然坠落下来。而在离地面很近的空中便又刹住了,无声无息地燃烧,露出一副要把地面上的最后一滴水珠也烤干似的狠劲。天铁青着脸,30天里没飘过一丝云。干旱疯狂地笼罩着大山。方圆几十里,很难找到一瓢水。远处,那口活泉也已干涸,不再有流水的音响。空气干燥得似乎能磨擦出蓝色的火花。

她有点恐惧了,常用焦渴的眼睛瞧着头发蓬乱的老人。

“别怕,这些蔷薇还没有死呢!”

蔷薇依然顽强地在峡谷里生长着,叶子竟然绿油油的,一些很细的枝条,向空中坚挺,一簇簇五颜六色的花,硬是从容不迫地开放着。

于是,她真的不怕了。

隔几天,老人就从十几里外的河里挑回一担水。对于这些水,老人自己用得十分吝啬。渴得实在熬不住了,他就从灌木丛里采几个酸果放在嘴里咀嚼着。但,每天早晨,他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其慷慨地盛半盆清水放在门口的石桌上——给她准备的洗脸水。

望着清凉的水,再望望老人爆皮的嘴唇,她固执着不肯洗。

老人却毫不动摇地坚持:“洗完脸才能去学校!”

那张细腻的、白皙得没有一丝杂色的脸,每天早晨如果不能保证清洗,对老人来说,心里是通不过的。只有当她额头上的头发挂着水珠,面孔因清水的滋润而变得活泛、纯净、散发出潮湿的气息时,他才会感到安心。

为这事,有一天老人发火了,差点没把盆子里的水泼进蔷薇丛中。他在嘴里不断地嘟囔着:“姑娘家不洗脸,姑娘家竟不洗脸……”

她一边洗,一边把眼泪滴在水盆里。

又过了些天,她放学回到蔷薇谷,老人显得很富有,并且夸大其词地说:“这些天,攒了很多水,今天,我又挑回满满一大担,你洗个澡吧。”老人蹒珊着,向峡谷口走去。

她没有违背老人的意愿,脱去衣服,赤着身体,用瓢把凉丝丝的水从头顶上倾倒下来。水像柔润的白绸拭擦着她的身体,十分惬意。夜晚的大山,显出一派静穆。浴在月光里,她显得几乎通体透明。她低头看看自己,觉得自己长大了,长得很好看,心里感到莫名的害臊和幸福。一瓢,一瓢,她尽情地挥霍着老人给她准备好的清水。她觉得自己的心都是湿润的。她忽然觉得想唱一支歌,就唱了。声音仿佛也被清水洗濯过了,纯净如银,在峡谷里响起来。这个已在世界上不知存在了多少年的峡谷,第一次接受着一种发自少女心灵深处的声音的抚摸,四周变得格外安宁。

老人倚在岩石上睡着了……

这天,老人照例坐在峡谷口的岩石上等待她归来——然而,今天直等到月上中天,她也没有回来。

她走了。

干旱不光搞得老人精疲力竭,而且给他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庄稼几乎颗粒无收,茅屋角落上土瓮里的粮食已所剩无几。她并不太清楚这些,照样无忧无虑地吃着老人为她做好的饭菜。当她偶尔发现老人躲在岩石后面艰难地啃吃着一种苦涩的植物根茎时,她恨死了自己。

老人瘦得只剩一副骨架,颧骨突兀,面色发灰,下颏尖得有点可怕,她如果再在蔷薇谷住下去,老人就会像一盏油灯很快被她将油耗干的。

她回到了那个出走后就再也没回去过的城市。她想回那个家,虽然她不愿意见到妈妈。她来到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窗下。她不想立即进去,想透过窗子先看看墙上爸爸的相片。可是,她目光觅遍了墙壁,也没见到爸爸的相片。她像掉到一个无限深的冰窟里,浑身哆嗦起来,想哭,可欲哭无泪。

她失魂落魄,在街上茫然走着。路灯光里,梧桐树上,一片片残叶正向地面坠落。夜渐深,大街上空空荡荡的,只有落叶被秋风所吹,在发黑的路面上毫无目的地滚动。她不知道累,也不知道不累,就这么走,目光呆呆的。

路灯把一个人的巨大的身影一直铺到她的脚下。她抬起头来,看到老人双手拄着一根竹竿,稳稳地站在她面前。

她疯狂地跑过去。

“跟我回去,回蔷薇谷!我们现在有很多钱,有很多钱!有个人把我们的蔷薇花全都包了。他们要用它制蔷薇露。蔷薇露,你懂吗?洒在衣服上,那香味经久不衰。听说过古代有人接到亲友寄来的诗,要先以蔷薇露洗了手才开读吗?我们发财了,发财了!你要上大学,上大学……”

老人的眼睛像打磨了似的闪闪发亮。

五年以后——

老人躺在茅屋里的小铺上。人们惊奇这颗衰老的生命竟然那么顽强,几天滴水未进,却还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门外。他在等她——那个已经是大学生的姑娘。

她日夜兼程赶回蔷薇谷,扑倒在老人的身旁。老人见到了她,便把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她采摘了无数筐蔷薇花,铺在一块很大很平的石头上,然后把已经变得很轻的老人抱到上面。深夜,她把老人的衣服脱去,用蔷薇露一遍又一遍地擦洗了他的全身,然后给他换上新衣,就默默地守着他……

以后,每年当蔷薇花开的时候,她必到蔷薇谷来小住几日。她觉得,老人孤独的灵魂一直活在这里。她无处不感受到他的存在。他需要她陪伴着他。

 

 

                                                        甜橙树

 

 

男孩弯桥,一早上出来打猪草,将近中午时,觉得实在太累了,就拖着一大网兜草,来到油麻地最大的一棵甜橙树下,仰头望了望一树的甜橙,咽了一口唾沫,就躺在了甜橙树下。本来是想歇一会儿再回家的,不想头一着地,眼前的橙子就在空中变得虚虚飘飘,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一睡着就沉沉的,仿佛永远也醒不来了。

那只草绳结的大网兜,结结实实地塞满了草,像一只硕大的绿球,沉重地停在甜橙树旁,守侯着他。

秋天的太阳雪一般明亮,但并不强烈地照着安静的田野。

田埂上,走着四个孩子:六谷、浮子、三瓢和红扇。今天不上学,他们打算今天一整天就在田野上晃悠,或抓鱼,或逮已由绿色变成棕色的蚂蚱,或到稻地里逮最后一批欲飞又不能飞的小秧鸡,或干脆就摊开双臂、叉开双腿,在田埂上躺下晒太阳--再过些日子,太阳就会慢慢地远去了。

他们先是看到弯桥的那只装满草的大网兜,紧接着就看到了躺在甜橙树下的弯桥。四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沿着田埂,向甜橙树一路跑来。快到甜橙树时,就一个一个地变成了猫,向弯桥轻轻地靠拢,已经变黄的草在他们的脚下慢慢地倒伏着。走在前头的,有时停住,扭头与后面的对一对眼神,动作就变得更轻了。那番机警的动作,不免有点夸张。其实,这时候即使有人将弯桥抱起来扔进大河里,他也未必能醒来。

他们来到了甜橙树下,低头弯腰,轻轻地绕着弯桥转了几圈,之后,就轻轻地坐了下来,或望望睡得正香的弯桥,或互相挤眉弄眼,然后各自挪了挪屁股,以便向弯桥靠得更近一些。他们脸上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快乐,仿佛无聊乏味的一天,终于因弯桥的出现,忽然地有了一个让人喜悦的大转折。

此时,弯桥只在他的无边无际的睡梦里。

阳光透过卵形的甜橙树的叶子,筛到了弯桥的身上、脸上。有轻风掠过枝头,树叶摇晃,光点、叶影便纷乱错动,使四个孩子眼中的弯桥,显得有点虚幻。

弯桥笑了一下,并随着笑,顺嘴角流下粗粗一串口水。

女孩红扇"噗哧"一声笑了--笑了一半,立即缩了脖子,用手紧紧捂住了嘴巴。

光点、叶影依然在弯桥身上、脸上晃动着,像阳光从波动的水面反映到河岸的柳树上一般。

几个孩子似乎想要干点什么,但都先按捺住自己心里的一份冲动,只安然坐着,有趣地观望着沉睡中的弯桥……

弯桥是油麻地村西头的光棍刘四在四十五岁上时捡到的。那天早上,刘四背只鱼篓到村外去捉鱼,过一座弯桥时,在桥头上看到了一个布卷卷,那布卷卷的一角,在晨风里扇动着,像只大耳朵。他以为这只是一个过路的人丢失在这里的,看了一眼就想走过去,不想那布卷卷竟然自己滚动了一下。桥头是个斜坡,这布卷卷就因那小小的一个滚动,竟止不住地一直滚动起来,并越滚越快。眼见着就要滚到一片水田里去了。刘四撒腿跑过去,抢在了布卷卷的前头,算好了它的来路,双脚撇开一个"八"字,将它稳稳挡住了。他用脚尖轻轻踢了踢布卷卷,觉得有点分量,就蹲下来,用又粗又短的手指,很笨拙地掀起布卷卷的一角,随即"哎哟"一声惊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等他缓过神来时,只见布卷卷里有一张红扑扑的婴儿的脸,那婴儿似乎很睏,微微睁了一眼,鱼一般叭唧了几下小嘴,就又睡去了。

人愈来愈多地走过来。

刘四将布卷卷抱在怀里,四下张望,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人群里一片唧喳:"大姑娘生的。""是个小子"。"体面得很。""大姑娘偷人生的都体面。"……

油麻地一位最老的老人拄着拐杖,对刘四大声说:"还愣着干什么?抱回去吧!你命好,讨不着老婆,却能白得一个儿子。命!"

跟着刘四,弯桥在油麻地一天一天地长大了。先是像一条小狗摇摇晃晃地、很吃力地跟着刘四,接下来就能与刘四并排走了,再接下来,就常常抛下刘四跑到前头去了。但到八岁那年春天,弯桥却得了一场大病。那天,他一天都觉得头沉得像顶了一扇磨盘,晚上放学回家时,两眼一黑栽倒了,滚落到一口枯塘里。刘四穷,家里没有钱,等东借西借凑了一笔钱,再送到医院时,弯桥已叫不醒了。医生说他得的是脑膜炎。抢救了三天,弯桥才睁开眼。等他病好,再走在油麻地时,人们发现,这孩子有点傻了。他老莫名其妙地笑,在路上,在课堂上,甚至是在挺着肚皮撒尿时,都会没理由地说笑就笑起来。有些时候,还会自言自语地说一些让油麻地所有的人都听不懂的话。

油麻地的孩子们,都希望能见到弯桥,因为这是一个可能获取快乐的机会。有时,他们还会觉得弯桥有点可怜,因为养他的刘四实在太穷了。油麻地最破的房子,就是刘四的房子。说是房子,其实很难算是房子。油麻地的人根本不说刘四的房子是房子,而说是"小草棚子"。别人家的孩子,只要上学,好赖都有一个书包,弯桥却用不起书包--哪怕是最廉价的。刘四就用木板给弯桥做了一只小木箱。当弯桥背着小木箱,屁颠屁颠地上学时,就总会有一两个孩子顺手从地上捡根小木棍,跟在弯桥后头,"噼哩叭啦"地敲那小木箱。敲快活了,还会大声吆喝:"卖棒冰唻--!"弯桥不恼,抹抹脑门上的汗,害羞地笑笑。

学校组织孩子们进县城去玩,路过电影院,一见是打仗片,三瓢第一个掏钱买了张票,紧接下来,一个看一个,都买了票,一晃工夫,四五十个人就都呼啦啦进了电影院,只剩下弯桥独自一人在电影院门口站着。刘四无法给他零用钱。等电影院的大门关上后,弯桥就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下,用双手抱着双腿,然后将下巴稳稳地放在双膝上,耐心地等电影散场,等三瓢他们出来。一街的行人,一街的自行车车铃声。弯桥用有点萎靡的目光,呆呆地看着街边的梧桐树。他什么也不想,只偶尔想到他家的猪。猪几乎就是弯桥一人饲养的。刘四每捉一只小猪回来,就立即盘算得一清二楚:等猪肥了卖了钱,多少用于家用,多少用于给弯桥交学费、添置新衣。

从弯桥能够打猪草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他要和刘四好好地养猪,把猪养得肥肥的。他从未饿过猪一顿。他总要打最好最好的猪草--是那种手一掐就冒白浆浆的猪草。电影终于散场了,三瓢们一个个看得脸上红通通的,出了电影院的大门都好一会儿工夫了,目光里还带着几丝惊吓和痛快。弯桥被他们感染了,抓住三瓢的或六谷的或浮子的或其他人的胳膊,向他们打听那部电影演的是什么。起初,三瓢们都还沉浸在电影里没出来,不理会他。待到愿意理会了,有的就如实地向他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有的就向他故意胡编乱造。弯桥是分不出真假的,就都听着。听着听着就在心里犯嘀咕:怎么三瓢说那个人被枪打碎了脑袋,六谷却说那个人最后当了营长呢?一路上,他就在心里弄不明白。不明白归不明白,但也很高兴。……

太阳光变得越来越明亮。

弯桥翻了个身,原先贴在地上的脸颊翻到了上面。三瓢们看到,弯桥的脸颊压得红红的,上面有草和土粒的印痕。

红扇用手指了指弯桥的嘴,大家就都伸过头来看,弯桥又笑了,并且又从嘴角流出粗粗一串口水。

田埂上偶尔走过一个扛着工具回家的人。

三瓢觉得腿有点坐麻了,站了起来,跑到甜橙树的背后,一拉裤带,裤子"哗啦"落着脚面上,然后开始往甜橙树下的黑土里撒尿。尿声提醒了六谷与浮子,先是六谷过来,再接着是浮子过来,与三瓢站成一个半圆,试着与三瓢尿到一个点上。

三瓢他们是五年级,红扇才二年级,但红扇知道害臊了,嘴咕嘟着,将脸扭到一边,并低下头去。但她却无法阻挡由三个男孩一起组成的联合撒尿声。随着尿的增多,地上积了水,尿声就洪大起来,"噗噗噗",很粗浊地响。

当三瓢、六谷、浮子系上裤子,低头看了一眼由他们尿成的小小烂泥塘时,他们同时互相感应到了对方心里生起的一个恶恶的念头。先是三瓢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蹲下来搅拌起烂泥塘。土黑油油的,一种黑透了的黑,三瓢一搅拌,汪着的尿顿时就变得像黑墨水。

六谷低声说:"能写大字。"

浮子从近处摘了一张大大的青麻叶,用手托着,蹲在了三瓢的身旁。

三瓢扔掉了木棍,捡起一块窄窄的木板条,将黑黑的泥浆一下一下挑到了浮子手中的青麻叶上。

那边,心领神会的六谷拔了四五根毛茸茸的狗尾巴草过来了。

三瓢、六谷、浮子看了看动静,在弯桥身边蹲下。

红扇起初不明白三瓢他们到底要对弯桥做什么,但当她看见三瓢像用一支毛笔醮墨水一样用一根狗尾巴草醮黑泥浆时,就一下子明白了他们的心机。她没有立即过来,而是远远地坐着。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当参加他们的游戏。

弯桥翻了一个身,仰面朝天。他的鼻翼随着重重的呼吸,在有节奏地扇动。

阳光照着一树饱满的、黄亮亮的像涂了一层油的甜橙。它们又有点像金属制成的,随着风的摇动,在阳光下,一忽一忽地打亮闪。一些绿得发黑的叶子飘落下来,其中有三两片落在了弯桥蓬乱的头发里。

弯桥的脸上像淡淡的云彩一般,又闪过一丝似有似无的笑意。

浮子望着三瓢,用大拇指在上唇两侧,正着刮了一下,又反着刮了一下。

"八字胡"。明白。三瓢用左手捋了捋右手的袖子,轻轻地、轻轻地,在弯桥的上嘴唇上先来了左一撇。

六谷早用手中的狗尾巴草饱饱地醮了黑泥浆,轻轻地,轻轻地,在弯桥的上嘴唇上又来了右一撇。

很地道、很传神的两撇八字胡,一下子将弯桥的形象改变了,变得让三瓢他们几乎认不出他是弯桥了。

浮子将三瓢和六谷挤开,一手托着-青麻叶的黑泥浆,一手像画家拿了支画笔似地拿着醮了泥浆的狗尾巴草,觉得弯桥眉毛有点淡,就很仔细地将弯桥的两道眉毛描得浓黑浓黑的。

弯桥一下子变得很神气,很英俊,像条走路走累了的好汉,睏倒在了甜橙树下。

红扇在三瓢、六谷和浮子一边耳语一边捂住嘴笑时,轻轻走过来,见了弯桥的一张脸,"噗哧"笑了。

弯桥脸上的表情似乎受了惊动,凝住了片刻,但,又很快回到原先那副沉睡的状态里。

三瓢他们几个暂且坐在了地上,看看被围观的弯桥,又互相望着,偷偷地乐。

太阳移到甜橙树的树顶上,阳光直射下来,一树的橙子越发地亮,仿佛点着了似的。

红扇说:"该回家了。"

但三瓢、浮子、六谷都觉得不尽兴。眼前舒舒服服地躺着睡大觉的弯桥,似乎并未使他们产生足够的快乐。这凭什么呢?弯桥凭什么不让他们大大地快活一顿呢?

三瓢扔掉了手中的狗尾巴草,直接用手指醮了醮青麻叶上的黑泥浆,在弯桥的脸蛋上涂抹起来。他想起七岁前过年时,他的妈妈在他的脸上慢慢地涂胭脂。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个圆便从一分硬币大,到五分硬币大,直到膏药那么大。

弯桥一下显得滑稽了。

红扇看得两腮红红的,眉毛弯弯的,眼睛亮亮的。

三瓢轻声问:"红扇,你想涂吗?"

红扇摇摇头:"臊。"

浮子说:"用狗尾巴草。"

红扇说:"那也臊。"

六谷说:"还有半边脸,你不涂,我可涂了。"

三瓢觉得红扇不涂,有点吃亏。他要主持公道,将一根狗尾巴草递给红扇:"涂吧。"

红扇蹲了下来。

浮子立即用双手托着青麻叶。

红扇真的闻到了一股尿臊味,鼻子上皱起细细的皱纹,本来长长的鼻子一下子变短了。浮子赶紧将青麻叶从红扇的面前挪开了一些。

红扇跪了下来,用白嫩的小胖手拿着狗尾巴草,醮着黑泥浆,在弯桥的另一半脸蛋上涂起来。她涂得很认真,一时忘了是在涂弯桥的脸,而觉得是在上一堂美术课,在涂一幅老师教的画。红扇是班上学习最认真也最细心的女孩。红扇干什么事都认真细心。她一笔一笔地涂,涂到最后,自己的脸几乎就要碰到弯桥的脸了。那时,她也闻不出黑泥浆散发出的尿臊味了。她一边涂,一边还与另一半脸蛋上的"膏药"比大小。既然这一半脸蛋上的"膏药"是她涂的,那她就得一丝不苟地涂好,要涂得与那一半脸蛋上的"膏药"一般大小才是。

红扇涂得三瓢、浮子和六谷都很着急。

终于涂好了。红扇扔掉了黑头黑脑的狗尾巴草,长出一口气。三瓢他们也跟着她长出一口气。

他们都站了起来,然后绕着弯桥转圈儿。

红扇先笑起来,随即三瓢他们也一个接一个地笑了起来,越笑声越大,越笑越疯,越笑越放肆,直笑得东倒西歪。后来,浮子笑瘫在了地上,红扇笑得站不住,双手抱住了甜橙树。

弯桥在笑声中醒来了。

笑声渐渐变小,直到完全停止。

三瓢他们四个,有坐在地上的,有弯着腰的,有仰着脖子朝天的,有抱着甜橙树的,在弯桥慢慢支撑起身子时,他们的笑声停止了,但姿态却一时凝固在了那里。

弯桥适应了光线,依然支撑着身体,惊奇地:"三瓢、浮子、六谷、红扇,你们四个人都在这儿!"他闭了一阵双眼,又将它们慢慢睁开,但半眯着,"你们知道吗?我刚才做了一串梦,把你们一个一个地都梦到了。"

三瓢、浮子、六谷、红扇有些惊讶与好奇,一个个围着弯桥坐在地上。

弯桥往甜橙树的树根挪了挪,轻轻地靠在甜橙树的树干上。

"先梦见的是红扇。那天很热,热死人了。我跟红扇躲到一个果园里摘树上的梨子吃。好大好大的一个果园,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一个果园。红扇吃一个,我吃一个,我们不知吃了多少梨。不知怎么的,杨老师就突然地站在了那儿。直直的,那么高,就站我眼前。他不说话,一句也不说。他好像不会说话。我和红扇就跟着他走,可我就是走不动。红扇走几步,就停下来等我。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一棵甜橙树,树荫有一块田那么大。'在毒太阳下面站着!'杨老师说完了,人就变成一张纸,一飘一飘的就没了。我和红扇不怕,有那么大一块树荫呢!我朝红扇笑,红扇朝我笑。

我们摘树上的橙子吃,一人一只大甜橙。吃着吃着,树荫变小了,越变越小,我们就挤一块儿。树荫就那么一点点大,下面只能站一个人,另一个人得站在太阳下。一个大毒太阳,有洗澡的木盆大。橙子树晒卷了叶,橙子像下雨一样往下落。你说奇怪吧,叶子全掉光了,那一片树荫却还在。可还是只能阴凉一个人。我和红扇要从甜橙树下逃走,一张纸飞来了,就在空中转着圈儿,飘,飘,飘……我们知道那是杨老师。红扇把我推到树荫下。我跳了出来,她又把我推到树荫下,她一定要把树荫让给我。我不干,她就哭,就跺脚。树荫像一把伞。我站在伞底下。伞外面是毒太阳,是个大火球。我要走出树荫,可是,红扇抬头一看,我就定住了,再也走不出树荫。树荫下阴凉阴凉的,好舒服。红扇就站在太阳下,毒太阳!渐渐地,她的头发晒焦了。我对她说:'把树荫给你吧。'她不回头。我就又往树荫外面走,她一回头,我又走不动了,两只脚像粘在了树荫下。一地晒卷了的树叶,红扇用舌头舔焦干的嘴唇,我看着就哭起来,一大滴眼泪掉在了地上,潮了。你们知道吗?潮斑在长大、长大,不知怎么的,就变成了树荫,越变越大,越变越大,一直又变到一块田那么大……。"

远处的田野上,有人在唱山歌,因为离得太远,声音传到甜橙树下时,已经没头没尾了。

三瓢、浮子、六谷和红扇都坐着不动。

"接下来,我就梦见了三瓢。"弯桥回想着,"是在荒地里。天底下好像一个人也没有了,就我们两个人。我们走了好多天好多天,就是走不出荒地。那才叫荒地呢,看不到一条河,看不见一点绿,满眼的枯树,枯草。天上连一只鸟也没有。四周也没有一点点声音。我和三瓢手拉着手。我和他的手好像长在一块,再也不能分开了。没有风,可到处是尘土,卷在半空里,像浓烟,把太阳都罩住了。我总是走不动,三瓢就使劲拉着我。真饿,我连土块都想啃。想看见一条河,想看见一个村子,想看见一户人家。我想掐一根青草在嘴里嚼嚼,可就是找不到一根青草,心里好生气,朝枯草踢了一脚,吓死人啦,那草被我一踢,你们猜怎么着?烧着了!一忽,就变成了一大片火,紧紧地撵在我们屁股后头。三瓢拉着我,拼命地跑。后来,我实在跑不动了,就倒在了地上。三瓢解下裤带,拴在我脚脖上,拖着我往前走。地上的草油滑油滑的,我觉得自己是躺在雪地上,三瓢一拖,我就滑动起来,像在天上飞。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三瓢大声叫我:'弯桥,你看哪!'我从地上爬起来,往前看。你们知道我看见什么啦?一棵甜橙树!它长在大堤上。知道大堤有多高吗?在云彩里。整个大堤上,什么也没有,就一棵甜橙树。我们手拉着手爬上大堤。知道这棵甜橙的树叶有多大吗?巴掌大。我和三瓢没有一丝力气了,就坐在甜橙树下。我们都仰脸朝上望,心里想:上面要挂着橙子,该多好!……橙子!"弯桥仰着脸,用手指着甜橙树的树冠,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橙子!就一颗橙子,一颗好大好大的橙子!三瓢也看到了,抱着树干爬起来。我爬不起来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三瓢说:'你在下面等着。'他就朝甜橙树上爬去。我记得他是个光身子,只穿了条裤子,鞋也没有。他爬上去了。那颗橙子就在他眼前,红红的。他伸手去摘,怪吧?那颗橙子飞到另一根枝头上去了。它会飞!你们见过夏天的鬼火吗?它就像鬼火。它在甜橙树上飞来飞去。我躺在地上干着急:'在这儿,在这儿!'三瓢从这根树枝爬到那根树枝,上上下下追那颗橙子,可怎么也追不着。

三瓢靠在树枝上直喘气,汗落下来,'噗嗒噗嗒'掉在我脸上,砸得我脸皮麻。那颗橙子就在他眼前一动不动地挂着,亮闪闪的,像盏灯。我瞧见三瓢把身子弯向前去,一双眼睛好亮好亮,紧紧盯着橙子。我的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我就使劲喊:'三瓢,你要干什么?'我还没有把话喊完,他就朝那颗橙子扑了过去……。'噗嗵'一声,他连人带橙子从空中跌在地上。他双手抱着橙子,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我就大声叫他:'三瓢!三瓢!……'他醒了,把橙子送到我手上。我推了回去。他又推了回来:'吃吧,就是为你摘的。'……"

弯桥仰望着甜橙树上的橙子,两眼闪着薄薄的泪光。

刚才在远处田野上唱山歌的人,好像正朝这边走过来,因为他的歌声正渐渐变大变清晰。

三瓢、浮子、六谷和红扇都往弯桥跟前挪了挪。

"要说到你了,六谷。"弯桥将身子往下出溜一些,以便更舒坦地靠在甜橙树的树干上。他将两条腿伸开,交叉着。"你们梦见过自己生病吗?我梦见自己生病了。一种特别奇怪的病。不发烧,哪儿也不疼,就是没精神,不想吃饭,不想打猪草,不想上学,也不想玩。看了好多地方,都治不好。有一天,我路过六谷家的院子,听到六谷家院子里的甜橙树上有鸟叫,不知怎的,就浑身发抖。抖着抖着就不抖了。我就听鸟叫,听着听着,我就想吃饭,就想打猪草,就想上学,就想跟你们一起到地里疯玩。我的病,一下子就好了。我抬头去看甜橙树上的鸟:它站在鸟窝边上,一个小小的鸟窝,鸟也小小的,白颜色,雪白,嘴巴和爪子都是红色的,金红,好干净,好像刚刚用清水洗过似的。它歪着头朝我看,我也歪着头朝它看。它又叫开了。我从没听见过这么好听的鸟声……"弯桥沉醉着,仿佛又听到了鸟的叫声。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能治好我病的,就是那只鸟,全油麻地的人都知道我得了一种很怪很怪的病。六谷就对他家树上的鸟说:'去吧,飞到弯桥家去吧。'六谷很喜欢这只鸟。它一年四季就住在六谷家的甜橙树上叫。鸟不飞。六谷就用竹竿赶它:'去吧,去吧,飞到弯桥家去吧。'鸟在天上飞了几圈,就又落下来了。它离不开甜橙树。他央求树上的鸟:'去吧。弯桥躺在床上呢,只有你能救他。'鸟就是不肯飞。六谷急了,就用石子砸它。鸟由六谷砸去,就是不飞。……不知是哪一天,我坐在门前晒太阳,就听见门口大路上,轰隆轰隆地响。我抬头一看,路上全都是大人、小孩。你们知道我看见什么了?甜橙树,六谷家的甜橙树!六谷手里拿着他爸爸赶牛的鞭子,在赶那棵树。他扬了扬鞭子,甜橙树就摇摇晃晃地往前走。梦里头看不清它是怎么走的,反正它正朝我们家走来。六谷有时把鞭子往空中一抽,就听见'叭'的一声响,崩脆,像放鞭炮。甜橙树越来越大,大人小孩就跟着,闹闹嚷嚷的,也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我看到鸟了。它守在窝上,甜橙树晃晃悠悠的,它也晃晃悠悠的。它忽然在甜橙树上飞起来,在树枝间来回地飞。后来,它落在最高的枝头上,对着天叫起来。大人小孩都不说话,就听它叫。……从此,甜橙树就长在了我家的窗前,每天早上,太阳一出,那只鸟就开始叫。……"

弯桥觉得自己是在说傻话,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唱山歌的人离甜橙树越来越近了。悠长的山歌,一句一句地送到了甜橙树下。

三瓢、浮子、六谷和红扇又往弯桥跟前挪了挪。

弯桥看了看那只大网兜,有了想回去的心思,但看到三瓢他们并无一丝厌烦的意思,就又回到了说梦的念头上:"最后梦到的是浮子。……梦里,我先见到了我妈妈。"弯桥立即变成一副幸福无比的样子。"我妈妈长得很漂亮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她梳一根长长的、长长的大辫子,牙齿特别特别的白。她朝我笑,还朝我招手,让我过去。我过不去,怎么也过不去。我看到妈妈眼睛里都是泪,亮晶晶的。我朝妈妈招手,妈妈却不见了,但半空里传来了妈妈的声音:'我在大河那边……'妈妈的声音,好听极了,一直钻到你心眼眼里。前面是一条大河。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大河!你们都没有见过。一眼望不到边,就是水,白汪汪的水。可没有浪,连一丝水波也没有。有只鸽子想飞过去,想想自己可能飞不过去,又飞回来了。我就坐在大河边上,望大河那边,望妈妈。没有岸,只觉得岸很远很远。妈妈肯定就在那边。没有船,船忽然的全没有了。浮子来了。他陪着我坐在大河边上,一直坐到天黑。第二天,我又坐到大河边上。浮子没来陪我。第三天,他也没有来。

红扇来了,说:'浮子这两天一直坐在他家甜橙树下。'我问红扇:'他想干什么?'红扇说:'他想锯倒甜橙树。''锯倒甜橙树干什么?''做船,为你做船。'我离开大河边,就往浮子家跑。浮子家门前有棵甜橙树,一棵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甜橙树。我跑着,眼前什么也没有,只有那棵甜橙树。一树的绿叶,一树的橙子。我跑到了浮子家。甜橙树,好好的,高高大大地站在那儿。浮子一见我,就朝我大声喊:'别过来!别过来!'就听见'咔喳'一声,甜橙树倒下了,成千上万只橙子在地上乱滚,我只要一跑,就会踩着一只橙子,滑跌在地上。……一连好几天,浮子就在他家门前凿甜橙树,他要把它凿成一条船。他一边凿一边掉眼泪。我知道,他最喜欢的东西,就是他家的甜橙树。他却朝我笑笑:'你要见到你妈妈了……'"

弯桥望着他的四个好同学、好朋友,泪光闪闪,目光一片迷濛。

三瓢、浮子、六谷、红扇都低着头。

唱山歌的人终于走过来了。是个白胡子老汉。见到甜橙树下坐着五个孩子,越发唱得起劲。唱着唱着,又走远了。

弯桥上身直直的,盘腿坐在橙子树下,沾着泥巴的双手,安静地放在双腿上。

三瓢、浮子、六谷和红扇抬起头来望弯桥时,不知为什么,都想起了村后寺庙里那尊默不作声的菩萨。

红扇哭起来。

弯桥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有点慌慌张张地看着三瓢、浮子、六谷。

三瓢爬起来,蹲到了那个小小烂泥塘边。当他一转脸时,发现浮子、六谷也都蹲到了烂泥塘边。他先是伸了一只指头,醮了点黑泥浆涂到脸上,随即将一只巴掌放到了黑泥浆上,拍了拍,又在脸上拍了拍……

浮子、六谷都学三瓢的样子,将自己的脸全涂黑了,只留一双眼睛眨巴眨巴的。

红扇走过来,也蹲在烂泥塘边。她看了看三张黑脸,伸出手指头,醮了黑泥浆,一点一点,很仔细地在自己脸上涂起来,样子像往自己的小脸蛋上涂香喷喷的雪花膏。

三瓢他们不着急,很耐心地等她。

当四张黑脸一起出现在弯桥面前时,弯桥先是吓得紧紧靠在甜橙树上,紧接着大笑起来。

三瓢他们跳着,绕着弯桥转圈儿。他们的脸虽然全涂黑了,但,仍然看得出他们在笑。

"黑泥浆在哪儿?"弯桥问。

三瓢、浮子、六谷、红扇不作声,用手指了指甜橙树后。

弯桥一挺身爬起来,找到烂泥塘后,用两只巴掌在黑泥浆上拍了拍,然后像泥墙一般在脸上胡乱地涂抹起来。

三瓢他们让出一个空位置来给弯桥。

五个孩子,一样的黑脸,像五个小鬼一般,在甜橙树下转着圈儿,又跳又唱……

 

 

                                                费振钟作品               

 

费振钟,1958年生,江苏兴化人,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中国作协会员。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1983 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发表理论作品二百余万字。上世纪 90 年代后转入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研究,兼写作随笔散文,作品被选入多种选本。主要著述有专著《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散文随笔集《堕落时代》《悬壶外谈》等。曾得江苏文学研究奖、江苏省社会科学奖及第一、二届紫金山文学奖。

 

 

      重新掩埋我的伯父

 

 

 

大伯父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疑问。当时大伯父离我还比较近,现在,许多年过去,时间上更遥远了。我一直努力忘掉它,可这么多年来我心里总想到这事情。疑问存放在心里,就像一笔陈年债务,没有偿还之前,你时时感到它的沉重份量。尤其当我知道我的大伯父二十八岁死于非命,想象中,我把大伯父不幸死亡故事,变成了我主观上无法消除的悲伤。这种情绪时常纠缠着我,催促我为这个疑问寻找答案。至于它有没有答案,我真的没有把握。生活中总会发生很多偶然,并不都有答案。何况给出答案的惟一前提,是真相,可人生真相难得一见。我对大伯父的疑问,就这样,一年一年搁置下来。我想,这不要紧,它仅仅属于我自己的疑问,与别人没有关系。也许哪天有机会了,出乎意料之外,答案会跳出来,但不要说成我寻找的结果,是真相自己忍不住暴露了。

 

 

我在村庄逗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暂。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我回到我们村庄,是为了向它告别。告别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缩短,这就更加突出了告别的重要性。

清明节前一天,我站在我们村庄北口,我对自己说,这回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告别。可我要等候一下我那右腿残疾的大伯母。她是我大伯父的遗孀,这样说不太完整,但是目前只能这样说。自我父亲去世,每年清明到来,我从外省按时赶回村庄,祭扫坟墓后,都要看望一下我大伯母。至于我少年时居住的青砖老房子,还在村庄中央的那条小巷里,我已不再像以前到那里去徘徊盘桓了。以前我对于荒废已久的老房子,长满杂草的庭院,墙边枯死的老茶树,地上那些破裂成无数碎块的砖石,碎石间点点青苔,总会从内心里引起强烈的怀旧感情。那些过往之物,以及与此相关的细节,在我看来,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历史。怀念历史让人有价值。但我现在却认为,历史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每一件事物,都有历史,但历史却证明这些事物的存在没有意义。十九岁我在离家之前,亲手做了一坛米酒,埋在我睡觉的房间窗子下面的土里。这坛酒应该可以叫做历史了吧?可它不知在哪一天,消失了,我再也找不到它了,酒,以及那只豆绿色的瓷坛,在三尺深的土中无踪无影。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它把什么都化为空虚。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向这些没有意义的存在告别,向无情的历史告别。我要让我的目光变得空虚寂寥。而我的大伯母恰好就在我变化的目光中,从村庄深处一颠一颠走了出来。我走上前去,在那条刚好修起来通往村庄外面的唯一水泥路口,问候了大伯母的身体和起居。她说,都好。我注意到我的伯母,这些年好像已经停止了衰老。也就是说,她脸上的变化,微小到几乎不能直观察觉。我想可能是她长久持斋的原因。人活在另外一个与自己的物质生活没有多少关联的世界里,由物质引起的的变化也许就不会那么显著。此时,她那只用了多年的土黄色的经袋,还一如既往挂在腰间,可以闻到经久不息的菩提香味。这种早年来自西域的香气,与中国南方一个偏僻乡村的老人生活紧密相连,可以看到来自于虔信中精神的执着与顽强。空即是色。春天听我妹妹说,大伯母在下雨天去寺庙的路上摔断了一条好腿的胫骨。这样,她只能彻底瘫痪不起。开初大伯母坚持不肯治疗,没有医保,这笔医疗费她付不起。后来我弟妹们把她接过去,安排住院医治,她也接受了。现在看来已经行走无碍。对于大伯母这样的老人,我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吗?所有的安慰之辞,都多余不实。我伯母年近九十,女儿早她过世,两个外孙都离她远远的,有一个曾外孙,小时候一直跟住她,现在已经辍学,不久就要外出打工学手艺,远她而去。这些事情,没有在她的脸部表情上流露过。我以前也没有在她的脸上发现过类似的孤独和绝望感。这种情况,在我所了解的有关艺术肖像的观念方面,叫做平静的谦卑和得体的高傲,是一种叫做苦行的熬练。要是我精通一点雕塑或者肖像画一类艺术,我想我可能会为大伯母制做一幅肖象,当然最好塑个头像。因为雕塑比色彩更有立体感,更能表现所有这些我发现的内涵。我的大伯母,无论现实的孤身一人,还是伴随她一生的身体残疾,都未能影响她的这种脸部表情,她那种无动于衷,那种生命在别处的漠然,产生出一种让我震动的优越感。我和大伯母说过几句话后,她就迫不及待和我告别。是的,是她向我告别,而不是我向她告别。她的眼睛已经望着别处,说,到时辰了,我要去庙里上香去。村庄的钟声,确实已经连续敲响三声。我当然只能放弃刚才蓄谋的艺术构思。

 

 

十二岁,是个多少有点特殊的年龄,它属于某个重要纪年。好像许多关键事件会在这个年龄上发生,并被记述。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和男女同学唱一首叫《王二小放牛》的歌。歌词叙述一个叫王二小的放牛孩子忽然不见了,原来他在村外放牛,被日本军队抓住带路,王二小把侵略军带进八路军的伏击圈。王二小牺牲了,他的牛还在村外山坡上吃草。这个悲壮的王二小,当时就是十二岁。十二岁他就从一个山沟里名不经传的放牛男孩,变为我们传唱的悲情英雄了。

所以,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至少我这样说是有一定根有据的。十二岁也是我人生的转折。这个转折的重要性,怎么说对我都不过分。因为十二岁时,我回到了我的老家。

我出生在离老家百里之外的另一个小镇,三岁后与祖父住在镇上的医疗诊所里。祖父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受到驱逐,失去医师职业,祖父在这个工作了十五年的小镇实际上已无处存身,只能离开返回家乡。这年祖父七十四岁。祖父雇了一条船,装了几件简单的行李。上船那天,我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祖父对我说,我们回老家。但祖父带我回到老家,并没有让我永远陪着他留在老家的房子里的打算,他只是希望,我能顺利在老家得到一个继续上学的机会。他说你父母那里现在也很艰难,要送你到你父母那儿,上学会有问题。他坚持认为无论怎样,上学是件不能耽搁的事情。他勉强打起精神说,老家是个不错的地方,要不是那会儿闹改造,公私合营,我会仍然在老家做私业医师,不可能到公家诊所的。祖父说的这些我不太理解,那还是我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祖父在他自顾不暇时,仍然坚持带我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的户口也有老家。这一点我同样不知道。我虽然在外地出生并长到十多岁,但我的户口属于我们村庄的农业大队。在户口所在地上学,比外地要方便得多,至少当地学校没有理由不接受。

我和祖父的木船,在冬天的河流里行走。这些河流大大小小,有数不清的弯道,转过小河时,一些破碎的薄冰,把船舷两边的木头刮得嚓嚓响,木板露深深浅浅的擦痕。当天夜里,我们宿在篷舱里,第二天又行了整整一个白天,落晚时分,船在一处水码头拢岸。我这就回到了我的家乡。

我们村庄的情形,与过去相比现在当然已面目全非。在我十九岁离开之前,它是许许多多河流环绕下的几十上百村庄中的一个。当初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些村庄群落,其中原因现在没有谁再去深究。一个外地人,如果进入这一地带,他会惊奇于这些在水垛子上建起来的村庄形态,相似的房屋格式,相似的木桥连通东南西北,相似的人群通过木桥早出晚归,相似的炊烟从树梢上升起,他因为分辨不出这些村庄有什么不同而迷途难返。我们村庄自然有它的一些内部特点,在破败的建筑和凌乱的巷道,你可以辨别当年有过的富裕痕迹,至少那几座集中在村庄中间的青砖瓦房,可以表明这需要相当财力才能建立起来的。其中一座标准的四合大院,地层部分用大方砖糯米汁拌石灰垒成,足有两个成人高,它的坚固在别的地方很难见到。当日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兴建这样的房屋,可能现在没有人说得清,如今它成为生产队重要的粮食仓库,厚重的木门上,沉沉挂着一只巨大铁锁,仍然让全村人感到自豪和满足。眼下村庄的破败,因为有这些房屋存在,让这里的人们不至于妄生菲薄。除了房屋以外,我们村庄还增加几处现代标志,村庄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混凝土浇制的水码头,它们高达二十多级的台阶,水泥新鲜白晰的颜面,与村庄的灰暗苍老之间形成的反差,是可以当作这个时代某种用于炫耀和优越性证明的。让我对你省略更多介绍。总之,我记住了我们村庄,是基于我回到老家这个事实。要说,我与它是否建立了恰当的感情,我不能肯定。

随后,我看到了我的大伯母。我本来可以在回来的当天晚上见到大伯母,但大伯母给革命群众拉去批斗,我就先睡觉了。第二天上午,我从在村庄中心那座四合大院经过,对它高大的建筑形式好奇了一会,转过身,在巷道拐角,有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正在低头扫地。我起初不知道她就是我的大伯母,不过从她胸前挂的牌子上,我马上认出来了。当时所有被批斗、游街、惩罚扫街或扫厕所的人,都要挂这样的招牌,标明他们下贱身份。大伯母上身穿一件拖在膝盖下面的白衣,衣摆和袖口留着毛边,右胳膊戴了一只黑布膀套,样子十分诡异。我们那里只有死人穿孝服才会这样装束。那天天气不太好,太阳一直没有出来,要下雪的样子。地上多是草屑和枯树叶,夹带一些沾着泥土的脏纸片,还有早晨跑到巷子里的猪拉下来几溜猪粪。我们村庄里总有几头猪不安份,早早就跑出来游荡,随便拉屎。大伯母用一把三尺长的竹扫帚,顺着巷道低头一瘸一拐扫过去。我没有走上前认我的大伯母,不知道大伯母有没有发现我,反正,我涨红着脸,转身躲开去,远远望了一会,心情复杂地走了。

我祖父把我带回老家前后七年时间,关于老家,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些令人不愉快,深深羞愧的细节。经此之后,我和大伯母相处并不密切,她住在与我们一墙相隔的东屋里,很少过来看我们,我也很少过去。偶尔有一两次,见大伯母端一碗大麦面糊粥,面前放着一小碟粗盐,喝三五口,用筷头拈一粒,放在嘴里,嚼得咯嘣响。这就是我看到的大伯母的日常生活。大伯母对我也没有那种长辈般的问寒问暖,也有一次例外,在我将要离开老家前一年,我和村庄里一个长辫子女孩子有点偷偷相好,大伯母不知怎么知道了,主动到那人家提亲,她无缘无故把这件事说破了,让我恼羞成怒,跑过去责问大伯母。大伯母苦笑一声,说怪我老婆子多事!这事也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直到我的女儿都已十岁了,冬假我带她回老家住了几天,因为老家早已空无人烟,大伯母来照应我们饮食。听我的女儿天天叫她大奶奶,大伯母少有的高兴,话也多了些。大伯母和我说了一些家事,也说到爱穿千层底布鞋的死鬼大伯父,还说了我当年旧事,告诉我那位姑娘早些年嫁到东台县去,去年带了儿子回娘家来,还问你现在哪儿工作呢。女儿在旁边插嘴问大奶奶那个阿姨是谁,我说小孩子别多嘴,大伯母说,看看,老大的人了,还怕丑!由于这种感情,我和年已七十的大伯母消除了从前的生分。

回过头来说,总之,这一年,我十二岁。由于回到老家,我开始进入我们家族,开始了可疑的往事与怀想。

 

 

我的双脚刚踏进村庄,就陷入道德困境当中。它是由一种伦理关系牵连出来的剧烈的政治羞辱感。前两年,我至少十次以上看到祖父在他工作的小诊所被斗,或者被牵去游街示众,我以为离开小诊所后,不会再有这种屈辱的事情发生,实际并非如此,因为我的大伯母反革命遗孀身份,我的羞耻进一步加重,它上升为巨大的道德问题,我要问,大伯父在哪里?他当然已不在人世,那他为什么会以反革命的名声死去?我们的家族和自己为什么与罪恶联系在一起?涉及到罪恶问题,我像所有那些在革命时代的贱民一样,被迫陷身困境,在道德上妄自菲薄。

这样的道德困境,使我心情灰暗,有多少阴冷和垂死的东西,冷冰冰地盘踞在我生命里。每过几天,我就要做一次噩梦。梦中一些与我大伯父相像的人,青面獠牙鬼魅一般追逐我,让我无处可躲。醒来后,我还要继续想像这些情景,它使一切都似乎成为梦魇般的真实。白天在人们面前,我就比较自卑,怕看见别人歧视的眼睛,同时心情也渐渐阴沉暴烈起来。终于有一次,和一个欺侮我的少年打了一架,最后被他当干部的父亲知道,赶过来,一巴掌,打得我满脸开花口鼻流血。现在我说起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已经心平气和,我也原谅了那些欺我的人。我之所以还要讲起这件事,并非记仇,只是说我大伯父是那个年代笼罩在我头上挥之不去的不祥之兆。

而关于大伯父,我祖父对我守口如瓶。祖父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刺伤了我,难道他一点没有觉察到,自从我回到村庄以后,大伯父已成为我的心事和噩梦,我的恶运和灾难?难道我一惯慈祥的祖父,竟没有在深夜听到我被人打得口鼻流血后悲哀的哭泣,没有在第二天看到那些沾在被头上痛苦的泪水?

在我跟随祖父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中,祖父都是我敬爱的人。我从三岁就在他身边,但我对他了解不多,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的喜怒哀乐。祖父脸上只有一种表情,一种平静冷淡的表情。这种平静冷淡中,好像有许多东西隐藏在里面,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藏得太深了?对祖父的平静冷淡,我也曾经有过怨恨。这是发生在我将要失学的那个冬天。初中毕业后,我因为不能再继续读高中,心情十分沮丧,而祖父一声不吭,坐在堂屋里,一袋接一袋自顾吸他的水烟,好像这事与他无关。他的平静已经保持了三天,还要保持多长时间呢?而我知道原因其实再清楚不过,是他和被他刻意隐藏的大伯父深刻影响了我。那时候,我对自己的未来其实并没有有多大希望,就是读书也不会改变处境,可不读书情况会更糟糕。我害怕生产队里的艰苦劳动,一年忙到头,披星星带月亮,连口粮都挣不回来的劳动,让人生活无望。想到这些,我对祖父就产生了怨恨情绪,在吃早饭时,看到仍然祖父声色不动,甚至比前三天还要平静,我再也忍受不了,当着他的面掼掉手中盛满热粥的瓷碗,然而悲愤地跑到睡觉的床上,裹着被子痛哭,一直哭到睡着。醒来后,我很后悔,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冒犯和不恭,我想,我不该这样对待我祖父,但祖父为什么凡事都如此平静,平静得让人疑虑重重,透不过气来?

 

 

我自己没有记忆,我也不想生活在自己的记忆里。但别人的记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自从我发现我大伯母七十岁的记忆可以利用,我对曾经发生的那些故事,主要是关于我大伯父的死亡故事,就增加了一些信心。

我大伯母七十岁记忆中最清晰的是,1951年麦收季节,她为大伯父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当大伯母那天得知大伯父将要被枪决的消息后,她彻底放下了这个男人。对死人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尤其对于一个在刑场上横死的男人,十年的怨恨,已经被另一种耻辱不幸和再也不能追回复原的绝望替代,不放下,也不行。所以,她把连夜做好的白底黑面织贡呢布鞋,交给专程去收敛大伯父尸体的本家广茂,算是为男人最后送行。她对丈夫的死难,没有说一句话,甚至她9岁女儿问她这双鞋子送给谁,她也坚定没有吐露一个字。她只想对他们的婚姻有一个象征的交代。因为命运,是无法确认和确信的。如果命运把她和这个男人的婚姻安排错了,大伯母也就只能顺从认命。回想她自己的过错,是认可了父母的做法,因为她在十八岁韶华之年,亦期待嫁给一个体面的男人,有一个体面的家庭。与她漂亮健康的姐姐相比,她自小生病落下来的腿疾,让她有点自卑,但也没有给她带来多大痛苦和恐怖,至少在表面上没有影响她平静地等待未来生活。所以那一次媒人陪我祖父去相亲,她父母吩咐姐姐替换她出面,她心里有过忐忑不安,但对没有见面的男人,听说是个饱学秀才,实在怀了几分侥幸之想。事情如她所愿,她顺利地嫁过来了。我大伯父花轿进门,拜过堂,还不知道生辰八字上的这个女人,不是媒人嘴里告诉他的那个女人。当时,我祖父好像也看出这个儿媳妇有什么地方不对,相貌或者手脚?好像与他在亲家家里见到的总不大相像。祖父以为红烛光下看花了眼,沉住气,让大儿子的婚事如礼进行。大伯父在司仪指引下,拜天拜地拜高堂,夫妻对拜,吉时已到,外面鞭炮齐鸣,新人喜气洋洋双双进洞房。大伯父做得中规中矩,前来吃喜酒的老亲们人人都说,有这样的好儿子,好福气!然而三朝回门,大伯父当着新娘的,拒绝和她一起去娘家!一个新嫁娘回娘家却没有新郎陪伴,太丢人了!大伯母在东屋新房里哭,不肯出来。祖父喝斥大伯父不知道理,大伯父没有顶嘴,低头说,这个女人不是我娶的女人!祖父说,怎么不是啦?荒唐!大伯父坚持说,这个女人就不是我娶的女人。祖父其实已明白娶错人,叫亲家使了掉包计。但花轿抬来的人,亲都成了三天,哪有退得回去的?祖父口气不改,严辞教训,娶妻娶德,只要人和顺,能持家,这点毛病,哪里辱没你?大伯父看看祖父态度不容更改,垂手门前,不再说话,勉强送新娘回门,第二天一个人先回来,关住房门连睡几天觉。这已经很失礼,好在新娘家心里有愧,不但没怪罪,倒是如期让新娘的二弟弟送回婆家,回门的礼盒也丰厚加倍。新娘家的软弱,让大伯母从东码头上岸后因为丢了脸面低头暗泣,从此在这个家里,她再也没有过快乐和笑容。

1940年冬,我祖父为大儿子主办的这场婚事,既让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大伯母,不能抬头做人,又让十九岁的大伯父丧心失志,暗生裂隙。说起来,我大伯父不仅人和顺,而且生性聪明,从四五岁上启蒙,跟住我祖父,医书之外,已正经读完了《论语》、《孟子》,史书里也读了《春秋左传》,懂礼仪,会写文章,尤其一笔好楷字,能代祖父写各种婚丧喜庆贴子,有时候忙起来,也能帮祖父诊病处方。祖父对大伯十分厚望,准备把他送到城里去,拜当时大名医魏先生为师。祖父的中医是从曾祖父那里学得来的,虽说属于世医,也还脱不了乡村草医身份。祖父自己是没有机会得到名师传授了,他一心希望聪明的大儿子能够将来成为名医,也可以说代父完志。然而大伯父变了,再也不如以前用功学业,进城拜师学艺的事,也找借口一拖再拖。大伯父和我祖父之间显然开始暗中对抗,祖父的严厉,明显失去作用,大伯父常常离家,背着祖父与外面一些形迹不端的人来往,有时候喝醉酒,伴他回来的人,居然是小地主金大家没出息的儿子,有名的败家子。这些,祖父都看在眼里,心下恼怒,一时无计。他相信大儿子会回心转意,总归是结婚成家,总归是要生儿育女,总归他要成人。大伯父婚后半年,祖父特意分了家。分给大伯父东屋三间,蒋家坝祖田六亩。祖父原本没有任何分家的打算,但他想通过分家,让大伯父单立门户,让大伯父早点有做人的责任。

 

 

回到我们村庄次年三月,晚上吃过夜饭,一只春天的布谷鸟不顾天色暗黑,在远处一声递一声叫唤,布谷,布谷,叫声因为孤单,特意拉得很长,好让人有时间生出怜悯。祖父出乎寻常,没有早早就寝,他吸了几袋水烟,又沉默大半个时辰,才对我开口说话。这样不同寻常的情况,引起我的注意,我也就老老实实坐在长条桌旁不动。往常这时候,我会出门走到外面空地上去。这段时间,我已经结识了几个少年朋友。我们会在晚上睡觉前聚到空地上玩游戏,比如玩一种斗鸡的游戏,就是把一只腿用手捞起来,搁在另一只腿的大腿部,单腿跳行,冲向对方,有群斗,也有一对一单斗,谁最后不倒谁就是胜利者。斗鸡需要腿上有力量,更需要技巧。我的技巧不算太好,难有取胜机会。自从爱上这个游戏后,我一心想练好技术,创造常胜记录。除斗鸡外,天气晴朗月色明亮的时候,我们还会玩跳高。空地那边就是村庄大庙改用的小学校,唯一体育用具是一副简单的跳高架。我们把它拎到空地上,一个接一个从竹竿上跨过去,直跨到跨不过去为止。有一个叫蒋的,脸色黑黑的,眼睛大大的,东码头边蒋老二的孙子,他跳得最高,而且他还会跳难度高的背越式,我算第二高,和他比试了几回,总是差一档。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不和他争了。我一边想着,这个春风已经沉醉的夜晚,在空地上,做斗鸡游戏,或者跳高,再合适不过了,一边听祖父说话。祖父吞吞吐吐,好像不情愿,等他说,你大伯父,这四个字,我觉得事情重大,停止美好的胡思乱想,专心听祖父说下去。

你有一个大伯父,祖父说。我说,我晓得。你不晓得!祖父阴着脸,口气生硬。你的大伯父,二十年前死了。他葬在蒋家坝。我知道蒋家坝,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蒋家坝桥上经过,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桃树林。但我没有插嘴,听祖父往下讲。祖父字斟句酌,他的话简单到刚好让我能够听懂的程度,再多一句就没有了。但既然绕不开大伯父死的事实,祖父不能不撕事情真相的一角,最后祖父挤出痛苦的声音,说,你大伯父犯事,被公家法办了。他葬在蒋家坝祖田那边。前天有人来传消息,他的墓被扒了。活人有罪,死人无罪。我不方便过去,明天你和广茂去蒋家坝,给你大伯父收拾尸骨,就地埋了,埋得深一些。

就这样,受祖父委托,我不那么心甘情愿地做了我一生中第一件大事情:到蒋家坝重新掩埋我的伯父。我之所以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并不是觉得这件事真的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我有机会直接触及我大伯父。那些被藏匿在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当中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我要在寻找大伯父的尸骸时仔细辨认。我是一个诚实的孩子,长大也希望做诚实的人,所以我做好了解真相的准备。

 

 

广茂就是那个替我大伯母带去一双黑面白底布鞋的人。他和我们本家,年龄比我整整大六十岁,辈分上却小一辈,他叫我小老叔。从我们回乡来,他第一个到我们家来看望我祖父,恭恭敬敬叫一个不合语法的称呼,老太祖。以后他几乎每天都要来,一坐一个下午。广茂有喘咳病,吭吭咔咔,将一些白色的痰沫吐在地上,有点让我讨厌,但我们家门户冷落,广茂来,给我们不少安慰。他的耐心和忠诚也让我敬偑,广茂说,小老叔你是不知道从前的事情,老太祖从前信赖着我呢,不信,不信你问老太祖。我祖父点点头,广茂得意地对我笑一声,他的笑和善又殷勤,像他这样的人难再找到,我原谅了他讨厌的喘咳。

广茂和我划一条小船,偷偷摸摸去蒋家坝。跨上船时,我突然发现他的腿子特别长,以前倒没有注意到。听说腿长的人好走路。在船上,广茂因为腿长,人又要隐蔽,就蹲伏在船后艄,显得我们更加鬼鬼祟祟。他一边划桨,一边压低声和我说话,其实船行在河上,没有人会听到的。但他的话老被自己大声咳嗽打断,反而显得低声说话没有意义了。他告诉我,当年他去收殓我大伯父尸首,看到脑袋后面被枪子儿打飞了半边,脸都吓白了。他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他说杀人可不是那么好玩的。他对看到了我大伯父这样不体面的横死,似乎有点抱歉,说,小老叔,人不该这么死的。他边咳边加了一句,他是当反革命镇压的。

小船行到蒋家坝,我感到水流方向有点不对。我们的船头向东,应该是顺流,可船底下却有一股相反的力量,使船行速度变得很慢。广茂惊异地说,啊啊,蒋家坝的水还是向西倒流。广茂划桨的手显然加大了力气,才没有让我们的船后退。我问广茂为什么,广茂摇头说不晓得,这条河从来这个样子。从来,有多长时间?也许从这里成了一条河那天吧。我们那里有太多的河流,这些河流很少人工开挖,而是几百上千年,由上游洪水经由我们这里的土地泄入大海冲击形成。由于它们按照自然的力量塑造而成,绝大多数河流弯曲蜿蜒。这些河流没有人工的历史,任何时间计算对它都没有意义,我也就没有再多问。好在河不长,我们逆流而上,很快把小船靠在一个不招眼的河湾边,带着一把挖土的铁锹,和一只陶土坛子上了岸。广茂熟路,绕了两处田埂,走进一块麦地。广茂指指脚下,说,这块地从前是你们家的祖田,十八亩,你家的祖先几辈都埋在这里。我噢了一声,看见地中央一排六七个墓,都被挖平,最左边那座,掘开一个很大的深塘,连带墓地周围刚拔节的麦子也损坏了不少。在凌乱的泥土中,白色骨头,扔得东一块西一块。想必这被挖掘处,就是埋藏我大伯父的墓穴了。

 

我在大伯父的墓地上,触摸到了死后二十年的大伯父。这是一次奇特的触摸。你不能想象一个未成年孩子与他的家族成员的认识,会是这种方式。说实话,这让我害怕。我们在挖得乱七八糟的泥土上,一点点翻捡我大伯父的遗骨。那些沾着泥土的白骨,有的尚且完整,大多数则已残缺,从断裂的茬口上看,显然是刚刚被铁器砸过了的。春天的风,从刚刚开始拔节的麦垅上吹过来,吹面不寒,却让我浑身禁不住有点索索发抖。当我拿起大伯父的一块完整的食指指骨时,我心里颤抖得更厉害。这就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大伯父吗?这块发黄的指骨,曾经血肉鲜活,曾经有力地握着毛笔书写过文字,那是一个乡村书生或者知识分子,多得年来可以引为骄傲的技能和生存的方式,现在随着生命的死亡,被抛在泥土中,纯粹成为一种灰白的骨质之物,再也不会获得人们的赞赏和尊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可怕变故?这样的变故对一个年轻的生命消亡,是偶然还是必然?我无法回答。我对历史有限的知识和想象,不足以让明白这些问题。然而,我对命运的惊惧和迷惘,就在这个迷茫的春天,在洒落着我的大伯父尸骨之野,无可阻挡地生长起来。不久前,我读过一本解剖医学,对于人的诞生与死亡的自然过程,有一些简单粗浅的知识。如果人的死,在其自然的生命过程中原本不是一件事件,那么中止生命毫无疑问会构成一件事。让人迷惑的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由那些因素构成?无论你从哪一角度做出解释,都不可能接近真实。

收拾大伯父散乱的遗骨,花的时间并不长,但最后我们发现,这里面缺少大伯父的头骨。广茂惊奇万分,因为他对大伯父的头颅有着强烈而可怕的记忆。他在收殓大伯父尸身时,亲手用一团棉絮堵塞了上面空洞的弹洞。现在这个留着弹洞的头骨到哪里去了?难道挖墓人会带走它?只有这种可能。挖墓人,把我大伯父拖出了他的坟墓,然后拿走了他的头骨。中国和外国都有拿敌人的头颅当污器的记录,我的大伯父作为阶级敌人,在1970年代,完全有可能重新激发人们这种来自于人类传统的憎恨和戏侮的冲动。对此,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广茂转过脸,朝我再次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他的叹息很快变成一阵剧烈的喘咳,久久不能抑止。

在等待广茂漫长的喘咳间隙中,我想好好看看我们家祖田周边的风景。自从我的那些祖先们拥有这块土地,他们中一定有人格外注意过这里的风水,但他们谁也不会关心这里的风景,这是我和祖辈不同之处。

那天麦地周围风景,给我印像最深的,就是蒋家坝子那边的一片桃树林。我说过,这里有一片桃林,它一直与我们家土地毗邻存在。从前它不属于任何人的私产,或者它曾经是乡村某一个家族义田。这里密密长了几百棵野桃树,一些桃树因为年代久远衰老而死,另一些新的桃树又从老树桩旁边生长起来,并且覆盖那些枯干残枝。没有人触动它们,这里曾经是一个禁忌。有个口耳相传的故事,也不见准确的时间记载。故事说桃林所在地,很久前是一座叫蒋家的村庄。这座村庄一夜之间大难临头,大部分村民被来历不明的人杀害,只有少数幸存者,在惊魂未定时迅速迁徙,一个好端端的村庄,再没人敢来居住,后来沦为荒地,后来荒地生长出桃树,成为一片桃林。桃林每年花开一季,花红如血,结出来的果实却布满白毛,又苦又涩。春天没有人到这儿摘花,夏天也没有人到这儿采果,所有大人孩子都守住这个禁忌,不入桃林半步。现在我眼力所及,能够看到桃枝上,一些花已经开放,一些还是春风里的苞蕾。又是一年一度四月初的桃花,在绿色的田野上寂然妖娆。桃林左侧,就是蒋家坝子下面的河流,经过一个冬天沉淀,河水清宛明亮。大片麦子已经开始拔节,清明节过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就会抽出绿色的穗,穗子上挂着白色粉片,然后是五月,饱满的青仁,会吸引所有的孩子和牛羊。然后是芒种,麦子在初夏灼热的风中成熟。看到这一切,我心里十分难过,但不是因为蒋家庄或桃林的悲惨传说,只是风景不殊啊,还有人面桃花,还有生长和成熟的庄稼啊!

我们已经把大伯父所有可以找到的遗骨,装到陶罐里面,埋下深坑。一堆由支凌破碎的白骨拼凑起来的大伯父,他的面目和形象,由于丢失了头颅骨,在重新掩埋中残缺不全,永远残缺不全。望着前方桃花盛开的桃树林,我莫名其妙开始哭泣。广茂终于停止喘咳,连连问,怎么啦,小老叔,你怎么啦?我哽咽回答,没什么,一面止不住眼泪。泪眼中,一片桃花在春风中慢慢飘落。

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其实还是个孩子。

 

 

自从广茂带我去过大伯父墓地,我与广茂的关系日渐亲切。他照常来我们家闲坐,在那些无事事的下午,陪我祖父说话。一段时间下来,我真正发现了广茂的优点和才能。他口才极好,会讲许多乡村里的传奇故事,我越来越觉得,广茂好像专门为我而来,因为仅仅这个春天,我已经听他讲了十几个民间故事,其中有一个呆书生做新女婿的笑话,解頣后让我对男女性事多少有启蒙的喜悦与担忧,我也是一个读书的男孩,长大会不会做呆女婿?无论怎样,这些开心故事,在我的生活中增添了几分欢乐成分,由此加深了我对广茂的好意。至于广茂和我祖父的话题,自然不少有关大伯父。广茂始终表现出他是参与者和见证人的角色,既然我祖父承认广茂受我们家信任这一点,他就不能阻止广茂对大伯父的往事评说。我祖父态度一如往常,偶尔嘴角有点颤动说明他内心可能正遭受某种折麿,当然很快就掩饰过去了。不过有一点改变,那就是有我作为惟一听众在场时,祖父没有再把这个话题当着忌讳。这个有点暧昧的变化,似乎怂恿广茂说给我听,让我暗暗高兴。我注意到他们说话中一个重要细节,大伯父的出走,他们两人各有说法,最后他们都用长时间的沉默来对待,对于两个岁数相差无多的老人之间这种微妙态度和心理,我觉得意味深长。以至于多少年后闻说广茂去世的消息,我脑中道先出现的就是,当年他们对坐在一张小方木边默然相对的神情。

除此以外,我想说及广茂的神秘职业。广茂是乡村里的手艺人,在我们生活的年代,手艺人还算不算职业,我比较怀疑。我只能说,广茂靠他的手艺吃饭。他的手艺是一把篾刀。广茂的篾刀,专工特制,刀背厚,刀刃薄,长不过八寸,刀体黝黑,只刀锋处一道银亮。你可以想到,在锻制之初,一道钢火淬得何等精湛。这刀是广茂的宝贝,广茂一直随身带,掖在长褂子里面,生怕别人发现。三十多年前,革命时代,一个人腰里藏匿着一把刀,怎么说都叫人起疑,也叫人害怕。起码我很担心害怕。我想问问广茂,为什么白日带刀?

我们村庄做篾活的,有两种,一种专做大竹器,比如竹床、竹厨,叫竹匠;一种做细篾器,比如淘箩、篮子、米箩,叫篾匠。但广茂以上两种都不做,他做一种叫竹簾子的活。那时候,也许只有我们村庄才用竹簾子。我们村庄用稻草加石灰醃制草纸,其中的重要工艺,就是竹簾子。纸的均匀,粗细,厚薄,都靠竹簾子。草料经过加工调成浆,最后一道工序,是用竹簾子把草浆“绰”上来,既泌水,又不会让草浆漏掉。熟练的做纸手,只要把草浆放在竹簾上,手里来回一抖动,就知道好用不好用。而且,草浆是用石灰水炮制过的,腐蚀性强,竹簾子如果质量不好,用不了几天就损了。广茂专做竹簾,几十年来,村庄里凡做草纸的都买他的。皆因广茂的竹簾子,好用,结实。一是他选的都是老毛竹,而且是根部的那几节,竹性坚忍不拔,二是他劈削得匀称圆滑,稍微有点裂痕挂丝,都要剔除。这就需要一把优良的篾刀,以及一双精巧的手。单这两项,别人比不过广茂。这门手艺,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让广茂独占了,依靠它过一辈子生活。 这一年乡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农业之外,不允许有任何副业,做草纸也在禁止范围之内。广茂的竹簾子,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根,被确定必须割掉。广茂不甘心断了活路,他的篾刀转入地下。他不敢在本村做竹簾,改到外村,我家是他的中转地。秋季到来,总有十来天,广茂午饭后,掖了他的篾刀,走到我家,像往常和我祖父说话,但一定要说到天色傍晚,看看巷子头人影稀疏,三步两脚,长腿跨过大门,一拐弯,就去了往邻村的路。

广茂对我说,我也怕带刀。停顿了一下,他又自言自语道,我为什么非得这样带刀啊?

这讲这话时,广茂脸上微露犹疑惊惶之色,让我不忍再提他的篾刀的秘密。有一天,我要求广茂帮我做只竹鸟笼。广茂面露难色,我以为他会拒绝,但他临出门时说,看在你大伯父亡灵的份上,我给你做。他的意思,是不是指我和他一起埋葬我大伯父的亡灵?或者别的,我不清楚。第二年夏天到来前,他把一只精致漂亮的竹笼送给我。这时间够长的,我等待了足足六个月。我在笼子放进一对还没有长毛的小小麻雀,整个夏天给这两只麻雀喂食昆虫,看着它们一天天长齐羽翼,偶然开开笼门,它们夺门而出,眨眼间飞走了。

 

 

我大伯父婚后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我们那里有一阵鸡飞狗叫的混乱。韩德勤、李明扬、陈泰运这些军政要员,都有属下各种番号的官兵在周围转来转去。还有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和平军,也夹在里面。那段时间,在不知名的偏僻小村庄里,你说不准就会碰见一个将军,或者一位司令。有一天,我们村庄开豆腐店的蒋老二,半夜被当兵的喊起来,说陈司令早上要喝茶吃干丝,命他赶快特制二斤老干,顶早送到庄西头金善来家的司令部。陈司令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泰运,何总长亲外甥,宋子文财政部税警总团的头子。这位陈司令喜欢住农民家里,走哪儿见一户清爽宽敞的农家,司令部就安在这家。蒋老二不敢怠慢,把隔宿浸的黄豆拣了又拣,磨出来的豆浆浪了又浪,上木夹板的豆腐干子压力又压,做好茶干送到司令部,刚好赶上司令起身。蒋老二看到一个套着军装的大胖子,光头,下巴上的肉都拽下来了,心里称奇,暗暗说,怪不得他老人家要吃二斤干丝哩。恭恭敬敬上前叫了一声陈司令。陈司令赏蒋老二一块大洋,和气地说,老乡辛苦!蒋老二把洋钱捂在手心受宠若惊好几天。再过两天,陈司令的部下杀了一条狗,燉吃,听说陈司令和气,狗的主人跑去告状,陈司令大发脾气,奶奶的,我们抗日军队,怎么能够扰乱民众?你去找出那个杀狗吃的混蛋,老子崩掉他给你看!吓得告状的农民,连说不敢不敢,就一条狗,狗命哪里抵得上人命。我们村庄仅仅骚动了一下,有惊无恐,跟着陈司令的队伍就开发到别处。

另有一支军队四五月间,沿长江北岸明里暗里向苏北移动,要打通与中原的联系。中途驻扎在花洋庄。这支军队叫新四军。我们乡村老百姓谈起这支有点神秘的军队,常常伸出四个手指头:听说四老爷过来了,见到没有?

我大伯父就是这时蹊跷地去了花洋庄。

花洋庄有人来请诊,我祖父正巧外出另外村庄看病,大伯父因为这些日子闹兵乱,闷在家里,正想走动,见我祖父不在,把出诊的事主动接下来,合起药囊,跟来人就走。花洋庄在东北乡,离我们村庄三十里水路,来人是一个精壮有力的庄稼汉子,看上去十分情急,一把大橹,把船摇得飞快。赶到花洋庄,天已散黑,船头上看到白水茫茫,蒹葭苍苍,花洋庄黑暗中人影憧憧,好像伏下无数兵马。大伯父为自己不知深浅有点后悔,壮了胆量,跟来人上岸,走进村庄。

我祖父晚上回家,听说大伯父去了花洋庄,心里一沉,忍不住打一个寒战。花洋庄在一片水网中,是北边一个早就有名的匪窝。我祖父十年前在出诊的路上遭绑架,扣押在花洋庄的水荡子里,后来经过中人做保,花十条枪的钱赎出来。他的命虽保住,全家却受了半个月惊吓,我父亲就是在惊吓的那几日出生的,以至于惶恐不安中,连他出生的确切日子都模糊不清了。贴在衣箱里的红纸上我父亲的生日记录,不得已以我祖父安全脱身这天为据,也算个特殊的纪念日。

祖父说,要死!那个地方,怎么能去!家人摆上晚饭,吃饭时,我祖父端住手中酒杯,好长时间不能饮下。他有种不祥之感,全家人心里发紧。

三天后,我大伯父从花洋庄安然回家,没见少一根放毫毛,也没见多出什么来,家里人才松了一口气。大伯父神态,不见凶,不见吉,祖父盘问花洋庄三天的情形,大伯父敷衍几句,说遇见新四军里的人,再问,大伯父说,没事,就不愿开口了。祖父疑虑难消,盯住大伯父看几眼,重重说道,没事就好!

 

 

过半年,几路军队经过争夺谈和,重新划分地盘,他们各自占据了一些大城镇,不在乡村里走来走去,我们那里的混乱平静下来。

祖父因大伯父擅自到花洋庄引起的担心和忧虑,这些时也放松不少,平素院子大门很少大开,现在是十月,秋风凉爽,院落里一棵秋梧桐,花后挂了一串串桐子,傍晚飞来一些白头翁,在枝间啄食。祖父曾和我说过这棵高达数丈的梧桐树,它遮盖了我们家院子整整一个东南角,可惜我看不到它亭亭如盖的形像了。我们院子给别人占去大半,建了房子,我们的视线中除了墙角上一些阴苔和细草,再也看不到任何像样的花草树木。

梧桐树是祖父喜欢的树种,觉得与他的医师身份十分相称。我祖父闲暇时在梧桐树下诵读几句唐诗,这是他医书以外,读得最多的文字。在我祖父身上,一个乡村医师能够有的优雅,其实就这么一点点。但他在乡村里是有几分疏闲和傲慢的,轻易不与人交往。大伯父婚前常陪祖父在梧桐树下面说话,谈论医药,或者其它。祖父喜欢这种方式,他认为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天伦之趣。他希望院子再扩展一些,气象再大一些,他甚至已经委托广茂私下里和前面家邻居洽谈,把他们家的一块空了多年屋基地买来,这样可以建一座大园子。我祖父任何时候,都以乡儒为已任。乡儒应该有乡儒的体面,包括有一座可以优游读书养生怡情的园林。可现在结了婚的大伯父,显然不再愿意陪我祖父,大伯父改变了我们家持之以久的伦理形式,无论这个形式多么美好,大伯父都没有兴趣。缺少大伯父在面前侍座,祖父一个人,有点孤单落寞,读诗的心情也大受影响,他的吟诵声好像没有以前那样疏朗了。也许我祖父梧桐树下的诵读,不过固执地维持多年养成的习惯,那种心情事实上因大伯父的故意逃避而日渐败坏。

当日,就在祖父按往时习惯展开书卷时,从开敞的大门外担进一副担架,两个青年人,一前一后直入院门,把担架落在我祖父脚下。我祖父见来人不同平常,正在疑惑,来人中的一个,稳稳伸出左手四个指头,祖父吃了一惊,原来是新四军。那人倒也不藏头缩尾,说道,这是我们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的赵首长,生了严重的伤寒。据你儿子说,先生治伤寒有一套,劳你医好我们赵首长。不等我祖父应声,又拍拍腰中,里面显然藏着硬家伙,说,想必你先生也晓得利害,赵首长就留在你家里,不得走漏消息。十天后我们来接人!

我祖父更吃惊了。倒不是来人的强横,而是他从来人嘴里漏出大伯父花洋庄之行,倒底惹上事非了。新四军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儿子与新四军有关系。无论谁的军队,平民百姓惹了都没有好处。一个有良好名声的人家,靠的是安分守己。我祖父生活在这样的家族规范中,上辈人传下来的基本信念,深入祖父心中,他自己不会逾越,也要求后代不得逾越。但今天祖父的信心动摇了,他拿不定在性情变化的大伯父身上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年多来,祖父仅仅不满意大伯父的言行,现在情况比预想的严重多了,危险大多了。虽然祖父还不知道什么样的危险,但一种深深的忧惧油然而起。他心里想要回绝新四军送来的病人,嘴上却在来人面前诺诺连声,表示一定尽力医好贵军长官。他不敢得罪,知道新四军也不能得罪。

担架抬来的病人,姓赵,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大队副队长,脸孔上有大版麻点,面相凶中带善。祖父父凭经验觉得这是个好相与的人。麻子大队长病得确实重,主要还因军中缺少调理,那天在担架上没有力气说话,服了两天药,人恢复不少,与我祖父说话,先道歉几句,说是军人说话没有轻重的,我祖父客气了一番,又讲革命道理,说抗战胜利了,还要建立新中国,对这些无关的事情,我祖父就没有心思听了。当然,我祖父也试探过赵大队长,想了解大伯父在花洋庄的行迹,赵大队长笑笑说,组织上的事,他不知道,但年轻人如果有心参加革命,是件好事!我祖父不懂就里,摸不清深浅,心里更加怀疑不安。

十天后,赵大队长病基本好,还是在夜晚,来人悄悄将他接走。祖父按医家常规,配好了一包十贴中药,嘱他们带走继续服用。看着他们走出院子大门,脚步消失在东码头,祖父长长出口气,他的心里并没有丝毫轻松。他决定要和大儿子认真谈一谈,他认为父亲的责职,有权对儿子提出忠告。但哪天是合适他们父子倾心交谈的日子,祖父没有把握。

 

十一

 

为什么,我要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家族担忧?我还是一个孩子。我刚离襁保,祖父迫不及待把我带到他身边,他老人家需要一个寄托,好维持他对家族未来的梦想。尽管他的诊所已收归公有,尽管那时已不再是什么乡儒时代,尽管他的梦想早就残缺,但老人的固执不会让他轻易弃世。祖父仍然一心要抓住梦想的残枝败叶,在生命凋谢之前活得长久一些。因为我祖父失去长子的打击太大,我理解他空虚无奈的心情。我对他的暗中寄托,受宠若惊,却也因此身负重任。我七岁时,有一次随祖父外出看病人,在一长大河渡口等渡船,我倚在祖父身边,祖父手捋花白胡须,眯眼看着我说,噢,你真是个文气的男孩。聪明,周正,只是人瘦弱了点。那时,晚霞熠熠生光,照在我们一老一少头发上,祖父苍老的头发多么白,我的头发多么黑。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有什么作为,那么它一定是祖父所期待所高兴。是啊,祖父的梦想,落在我身上,我迟早会意识到这个重任。这就是我在我们村庄,在我们那座一天天颓败的老屋子里,数着春天屋檐下的雨点,或者秋天屋顶上土灰色的瓦楞花,为我们家族担忧的理由。

更远的我不知道,反正从我曾祖父的父亲开始,我们家上几辈人都从事医师职业。记载上说,江南常州孟河医家费氏,十八世纪中叶,太平军乱,曾经有一段时间移居江北。孟河费氏是否与我们在苏北的家族有联系,没有考证,但我看到过我祖父的医学书籍中,有一本费伯雄的《医醇勝义》,我祖父喜欢读这本书,视如珍籍。祖父提及费氏的医学醇正和缓的风格,十分敬重,认为是我们共同的家法和荣誉。而且,我祖父认为,他所从事的医师职业,在乡村天生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既是生活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正因为他以及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一代一代守着这个职业不变,他们在乡村才成为受尊敬的人物。作为世医之家,我祖父明白,他应该做什么,将来他的儿子,以及孙子,应该做什么。这是一条家族的轨道,家族的成员在这个轨道中生活,谁也不能改弦更张,更不可离经叛道。但是,我大伯父越轨了,他离开我们的家庭,离开我们家那棵象征理想的梧桐树,离开我祖父心目中的园子。大伯父二十四岁出走,一去不复回。

按照我的理解,我的大伯父是个意外。意外仅仅属于超出我们观念和期许之外的因素,而且往往诡诈,它可以了解,但不可以预知,也不可以被评价。但我祖父不信,也不懂。他的意识停留在父子和家族的伦理关系中,他认为忠孝是惟一的准则,忠孝之下,没有什么不能说清楚。有广茂在我们家的那些下午,在两个老人关于我大伯父的谈论中,祖父表现出的失望和愤恨,就是他固执地评价的结果。我却感到,这个意外的因素,在我祖父与我大伯父父子间最初产生疏远和隔阂时,就开始被夸大了,它严重阻碍了我祖父的理智,以至天长日久成为一个顽固昧暗的老人。1942年,当我大伯父如所有婚后男人一样,有了一个女儿,他来往周边乡镇,有时候甚至去县城做药材生意,挣钱养家,这一切说明生活的流程照样向前。我祖父却拒绝看到这一点,他我大伯父招到面前谈话,本想和颜悦色语重心长到让我大伯父感动泣下,结果变成声色俱厉的痛斥,和恶毒的诅咒,徒然让我大伯父听了咬紧牙关身体发抖。在我祖父看来,他作为父亲真心实意的劝谕,对我大伯父沉默的邪行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我祖父坚决认定,大伯父是个对父亲不孝对家族不义的逆子!不能宽恕!几年后,当刑场上一声枪响,印证大伯父悖逆的报应,我祖父在无法消除的愤恨中耗尽精神,心如枯井。

 

十二

 

1945年过完中秋节,这个夜晚,安静得像水一样。村庄之间,偶然听见一两声狗吠,也是那种叫人们放心的叫声。就在安静之中,危险正朝我大伯父悄悄逼近。一个由七八人组成的锄奸小分队,从北面掩袭而来。所过村庄,不停有人头被无声无息砍断,秋风中血腥味慢慢向我们村庄扩散。

我祖父还未睡觉,在照料一个重病病人。院子外传来急促的脚步,随即我们家大门上的铜虎敲一阵乱响,有人哑声喊道,先生先生!我祖父以为有急病人求诊,赶紧打开门。来人汗透夹衣,神情焦急,一边喘息,一边说,我是赵麻子的兄弟,我哥要我送信,北撤了,今夜除奸。我祖父问,什么北撤?什么除奸?来人说,我不懂的,反正我哥说了,有张杀人的条子,上面有小先生的名字,要小先生先避一避。迟了,可就来不及了。这时候,我大伯父听得响动,起身从东房里走过来,他有点慌乱,有点醒觉,问来人道,是赵三兄弟吗?怎么?是新四军要杀我?来人明确地说,是的!我祖父好像明白了,对来人说,回去替我谢谢大队长。来人说,好!转身退出门外。我祖父关上门,气恨恨骂道,看你做下什么事啦!大伯父第一次回嘴,什么事?你问赵麻子去!我可要走了。感觉上,大伯父倒好像早等待这个可以走的时机。

大伯父没有再理睬家里任何人,自顾自收拾一个简单行李,打开院子里小角门,从后巷出走。临出门时没头没脑丢下一句话,他们杀我,我投奔国军去。我祖父什么话也没说,走过去轻轻掩上角门。等到锄奸队再次敲开我们家大门后,我祖父在病人床前,手把病人脉关,正襟危坐,处变不惊。

天亮后,锄奸队走得无影无踪,祖父也早手足冰凉,动弹不得,他想去找赵麻子问问,哪里能挣扎起来。即使他真的去,又到哪去见得着赵麻子?事实上,我祖父永远也不会找到好人赵大队长了。1948年秋天,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转入地下的新四军前东台抗日政府县大队副大队长赵麻子和他的游击队,与我大伯父率队的保安团,在东北水乡不期而遇,相互枪战。当时赵麻子他们只有十来个人,大伯父的保安团七八十人,带着两挺机关枪,人数占优,火力又旺,赵麻子抵挡不住,好在他们熟悉地形,借着夜色上来,边打边退,眼看已经撤到一处芦苇荡,就在赵麻子将要转身隐入芦苇的时候,一颗流弹,击中他的左胸,赵麻子仆倒在一丛刚刚抽穗的芦花下面。追上来的大伯父,一见熟人赵麻子,脸色大变,他假装不识,转身叫过他的随从金福,金福,你把这个人先单独埋起来,过几天悄悄到花洋庄,叫他的兄弟赵二来收殓吧。金福问,他是什么人?大伯父说,什么人你不要问,照我说的做。大伯父的队伍撤回县城,这事再也没人提起,只有金福知道。

 

十三

 

大伯父逃走后,第一次突然回家,穿着打扮全都变了样。他脚穿皮靴,身挎德式驳克枪,走进大门,用的是类似军人的姿态。我说类似,因为大伯父并非正规军人,他这副形象,在我读过的小学教科书里,人们一致叫做还乡团。大伯父的头衔,国民政府东台县保安团团副,他后面跟着整整一班十二个人,说明他确实已是国军军官。

根据我大伯父后来留下的一封信里自述,他逃离家门时,发狠说投靠国军,其实心中完全没有成算。大伯父一路跨县过镇,来到省城南京,在玄武湖旁边找家客栈,大半月下来,无事上街闲逛。带出来的钱眼看不够,大伯父想回家,但他又害怕,知道新四军神出鬼没厉害无比,可能还在等着取他的性命,他这时万万不可回去,心里愁闷,这天他在附近湖南路省党部大门前,看到一张招募贴子,说凡遭共党迫害的人员,均可到小营报到,各县府集中在此处招募反共志士,安全返乡,保家卫民。我大伯父思忖半天,下午找到小营,报名投充。也是巧,大伯父在那里遇上新任本县县长兼保安团长,叙起谱来,他还是本房堂兄,从前没有见过面的。他乡相见,分外亲近。堂兄正在扩大保安团,见我大伯父虽乡下人出身,与那些土财主不同,有文墨,人也清奇,就器重起来,说保安团也是国家的军人,替政府剿共匪。堂兄慷慨委我大伯父做他的团副,第二天大伯父跟着他的堂兄回到东台县。

大伯父进得祖父的诊室,把挎着的驳壳枪悄悄往身后面挪了挪,上前低声叫道:爸,我回来了。我祖父正伏在诊案上看医书,抬头看看大儿子,冷冷地说,这么讲,你是当兵官了。回家做什么?大伯父说,看望你。祖父哼一声,掉过头,又伏在诊案上,看医书。大伯父苦脸立在祖父身边好长时间,直到他三岁的女儿跑过来,也叫声爸,才应声随女儿退出门外。

 

十四

 

我注意到我大伯父随身偑带的那支烤蓝的德式驳壳枪,广茂说,那叫盒子炮,枪管贼亮,一支吓煞人的枪啊!广茂又说,这支枪,它不该拿在你大伯父的手上的!不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我倒是羡慕,无论拥有这支枪的人是英雄好汉还是邪恶之徒,我都不管,我羡慕枪,男孩子的幻想中,应该有支威武的枪来武装他的理想。当然,我再年幼无知,也不敢把我的想法说出去,我要说出去,我就是反革命孝子贤孙,那我肯定完蛋!

因为这支枪,广茂提到与我大伯父最近的一个人,他大名叫金福,小名叫猴小。你可以去问他,金福当年老给你大伯父背枪,他现在天天背着狗屎筐拾狗屎,广茂口气轻蔑地说。

金福是我大伯父名义上的随从,他与我大伯父从小一起,真正的草根朋友。金福的父亲金老三,是村里的小地主,家里有七八十亩上好的水田,金老三冬耕春种夏作秋收,常年穿草鞋和毛窝,一颗酱油豆都要咬成两瓣吃,却养个不学好的儿子,不但不肯务农,别的事也不做,游手好闲,吃酒赌钱,使枪弄棍,最喜欢见人打架他去帮拳。偏偏与我大伯父好,叫我大伯父伯和哥哥。伯和是我大伯父的名字,村里人都称他大先生,这个名字只有金福叫。我大伯父带着一班人马回乡,金福特来见面。他看我大伯父身挎尺二长的盒子炮,四面威风,又羡慕又埋怨,说伯和哥哥你怎么没有知会我一声就走了。大伯父解释说,来不及,再说知会你也不好。金福说,怎么不好?你去年在家时,我不是替你跑腿给四老爷送过药材?大伯父说,咳,金福,不要提。金福说,不提就不提,这回我要和哥哥同去。大伯父答应了,金福当下成为我大伯父的随从,对别人称副官。金福对我大伯父忠心耿耿,一直坚持到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世都不知变了多少回,他也没有改变。1966年冬天,他被追加为历史反革命,戴三尺高的白纸帽,每隔几天在全村游行批斗。革命群众用冷水泼浇在他身上,衣服上挂着冰凌,又吊在屋梁上做飞燕子,最后打断了他的腿,他咬紧牙齿,一声不吭。村庄里的人说,这个金福生来邪,经打!熬过文革最厉害的头两年,金福活下来了。

在我们村庄我经常遇到金福。他挎着一只柳条编起来的屎篓子,围住我们村庄拾狗屎。金福个子矮小精瘦,拐着一条腿,我和他迎面相对,他连头都没有抬起来。金福可能不认识我,也不打算认识,这本来没什么,但他的眼睛只顾盯住拉在墙角或者草堆边的臭狗屎,这种对我轻视的狂妄态度,让我很气愤。我差点喊出来,你知道你是金福,你是猴小!后来忍住了,我觉得自己十幼稚可笑,现在和金福的见面,还不到时机。我走过他身边时,对自己说,有一天会去找你。

 

十五

 

为我父亲举行葬礼的那年,我大伯母突然问我,你大伯父埋在蒋家坝祖田哪里?

提起蒋家坝,我们家祖田所在地,它已经不存在,只称下一个名称,留在少数人的记忆里。现在那里叫高速公路丁徐顾出口,一条巨大的黑色沥青公路从那片土地上斜截过去,在庞杂高亢的车流中,人的听觉和视觉失去了辨别能力,再也看不清蒋家坝的方向所在。那条河流消失了,那片桃树林也消失了,护路的铁网,强横地圈住一些新栽的灌木,人不能随便接近,里面有一种叫黄馨的植物,据说最初从外国引进,如今还没有几天,到处发疯生长,它也沿着铁网蔓延到从前的蒋家坝。现在正当四月清明节,黄馨开着大丛大丛的黄花,既好看又可恨。失去从前的参照物,我拿不准那个埋葬大伯父骨殖的深坑位置。我想,即使与我同去的本家老侄子还健在,他也不能凭经验辨认那块地界了。我遗憾地回答大伯母,我不知道。大伯母好像带着遗感自言自语,是啊,谁还会知道!她的话里面,显然带着一些不满意。她觉得所有与大伯父有关的人,都遗忘了大伯父。大伯母内心里可能确实失望了,不过这失望不单单因为我的漠然。或者与我父亲,或许与我祖父,或许与我们更早的家族都有关。他们都过世了,如今安然埋葬在家族的坟地里。大伯母现在是我们家最老的长辈,她有权责备我们对大伯父的遗忘。当时我母亲送葬我父亲时,大伯母也在哭葬的人群中,她的哭泣,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她的哭声没有内容,她只是哭泣,纯粹的哭泣。老实说,就因为纯粹的哭泣,我听了悲伤不安。

 

1951年春天,我的大伯父,在他藏身之地,长江边上一个叫龙潭的地方被逮捕归案。这是我大伯父生前活动的最后一个地点,也是他短短五年军人生涯中惟一可以确定行踪的地点,尽管他在这里隐姓埋名苟且偷生。

龙潭在我工作十年之久的这个江南城市东北郊,我从未去过。龙潭是一个古镇名,也是长江大码头,与邻近的栖霞山、燕子矶同样闻名。不过,他的名声,现在主要与本省一所著名大型监狱联系在一起。我的大伯父被捕第二年,就在这里兴建了本省最大的监狱,数以千计的囚犯关押在一面临江一面环山的环境中,服刑和劳动改造。

乘坐通往郊区的公共汽车,可以直达龙潭镇,大概三十多里路。我有机会去龙潭,是到龙潭监狱看望我的一个中学同学。这位同学弃教从商,做生意夸本,买了几千元钱伪钞,想转卖,刚刚出手,就被查获,法院以伪钞罪判刑五年,正在龙潭监狱劳动改造。他从狱中寄来一份文稿给我,并恳请我发表,以圆他多年来的文学梦。因此我借报社的名义与监狱当局联系,狱方显然很欢迎任何可以宣传改造成果的访问,我得以顺利前去探望这位不幸的同学。监狱的劳改区在山里,从龙潭镇往山里走,公路狭窄,由于常年运载石头和水泥的重型卡车在上面行驶,路面非常糟糕,沉重的车轮将不少地方沙石都翻了起来,坑坑洼洼。江南梅雨季节还未全过,连绵阴雨中,道路一片泥泞,车轮压过去,泥浆一直飞溅到路边野皂树上。我从龙潭镇转乘另一辆公交车,车上大都是进城或者到镇子里的水泥厂工人,车子每停一站,都有几个工人下车,走进路边不远处的工房里。这些工房还是五十年代建筑起来的,红砖红瓦,但上面早已积了一层厚厚的水泥粉灰,颜色不知所云。房屋前后的树丛,也都洒满粉尘,整个雨季都没有把它们清洗干净。1951年左右的情况什么样,我无法作出对比。这个地区早在民国十年期间开辟水泥厂,就地开山炸石,烧制出来的水泥通过长江和宁镇公路运往外地。新政权迅速接管这些水泥厂后,显然扩大了生产,所需大量劳动力,主要由设在龙潭的监狱犯人充任。我想,当年在龙潭设立监狱可能并非仅仅出于这里便于看守的原因,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龙潭监狱属于中等警戒等级,可以间接证明我的推测。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过去的国营水泥厂,改成股份制水泥公司,仍然使用部分犯人。我的同学附信中告诉我,他就在宝华山下的水泥厂积极劳动改造,争取早日减刑回家,他强调说,文学是他获得新生的力量,他妻子和上初中的女儿都盼望至少明年能够回家过团圆年,她们一致宽恕了他一时糊涂犯下的罪行,欢迎他以面貌一新归来家园。

看望过同学,还有时间,我想去大伯父当年隐名埋姓一年的地方,据说在附近的三官、上首一带。向监管干部打听道路,监管干部问去里有什么事,我含糊说,我有个亲戚住那儿。监管干部热心地要送我去,我赶快谢辞了。

我的大伯父当日仓促从苏北渡江,走到这个龙潭这个地方,就走不动了。国都南京一夜崩溃,像他这种级别的地方武装成员,根本就没有资格随同正规部队逃跑。连他的族兄,他的县长兼保安团长上司,没有来得及收拾好县政府文件,就被解放军捉住,这个民国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生,同学中多有做高官的,也不曾给他安排一个机会逃亡台湾。我大伯父见风声紧急,重要的路口设岗检查,时时有散兵游勇被扣留,他把随从金福打发回家,从高港渡过长江,再沿江向西,来在这里找个偏僻地方,把女人和孩子暂时安顿下来。好在身上带有现大洋,拿出几十个,很容易租了两间房子,混杂在当地水泥厂工人中,只等局势平缓下来,再做打算。从龙潭乘船,顺着江水走,到上海也不过一两天路程。要是运气好,到了上海,还有机会继续逃难,往南洋和香港都有可能。

我在三官村和上首村之间认真走了两个来回,其实我拿不定主意到底要看什么地方。后来碰到两个当地老人家,向他们打听这一带情况,两个老人倒是极熟识地理,说从这里再往山里去,还有老鹰窝、藏军营等等,从前都是险阻的。听过老人家介绍,我要夸赞,我大伯父选择这里作为藏身之处,眼力真不错。至于他为什么在这么隐蔽的地区仍被捕获,为什么捕他之前没有及时从山里逃走,应该有合理的解释,我暂时还不知道。

 

十六

 

过了江南六月雨季,差不多进入夏天,有天早晨醒来,我想起多年前的金福。我几乎忘记当年我和金福单方面的约定。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金福还在世吗?不过,稍后从村庄那边带来的消息既及时,又千真万确,金福还活着。于是我专门回到村庄一趟,在金福的儿子带领下来到一个叫金车湾地方,来到金福居住的老屋。

金车湾离村庄三里地,是个单独的土垛子,三面河水一面桥,以前住过一个生产小队三十多户人家,现在都搬迁集中到大村庄上,只有金福坚持一个人独住。金福的儿子领我进门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头子这脾气,劝不动,死不肯回庄上住。似乎他的父亲不应该待在这里接受我的访问。但这个被夹竹桃花围起来的小院落,以及高大的槐树遮掩下的两间屋子,我们那里已罕有其居,我敢打赌,在社会主义新乡村,不上几年,它将最终消失。

简单清净的堂屋中间,金福正倚在柳条椅上打瞌睡。有人进来,金福抬起头。我看到一张深沉的脸。凭我过去留下的印像,金福达到这样深沉不露的程度,让我吃惊。这么说,多年来金福终于变成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者和前辈,而不是那个埋头捡狗屎的人啦?尽管金福对我的无视让我小时候生过他的气,但岁月易老沧桑易变,如今金福以他的安分守己进入德高望重之境,这一点使我信服时间在这个78岁的老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恩惠。

金福和我的说话持续到当天晚饭以后,院子茂密的槐树上,几只花鹊向晚啁啾,喜气洋溢。金福留我晚饭,他甚至邀请我喝了几盅自酿的大麦烧。那是我们村庄传统的白酒,从糟作上下来后,需要存放在陶缸里至少一年时间,这样酒会澄澈软绵。因为酒意,我的脸色涨得通红,这样金福在议论我敬爱的祖父当年无情拒绝我大伯父和他私娶的女人,拒绝我大伯父的私生子,以及其他种种不对时,恰当地掩盖了我的尴尬不安。金福的话很多,似乎多少年他就等着这一天痛痛快快地说。他说得从容不迫,条理清晰,在事无巨细中,又有重点,好像他受过专门训练。他的儿子也大感惊讶,这是他的枯干到行将就木的父亲吗?什么时候听过他这样讲故事?一种惊喜和感动,他五十多岁的儿子都快要流泪了。

我知道,怀着对我大伯父的友谊和兄弟般的感情,金福的每句话,每个细节都是事实,但我却不能肯定有多少属于真相。事实并不等于真相,真相还在事实深处,甚至被事实牢牢遮住。

金福谈到我大伯父和后来女人的姻缘,他说,那是他看到的最好的也最不放心的女人。世界上没有英雄美人,戏文里的故事哪能当真。再说乱世人心,伯和哥哥哪里吃得准女人好坏。进了南京大狱,我那伯和哥哥还只想到他们恩爱。金福讲到1951年春天,到南京指认大伯父的身份,金福认为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背叛了我大伯父。当年那是我自个赖着我伯和哥哥,要跟着他出风头,谁知我怕死,成了伯和哥哥的证人,要是我不说出来,伯和哥哥兴许不会死。我不杀伯和,伯和因为而亡。这话好似经典里的话。金福举酒长悲,我是个负义的人啊,下了黄泉,也没脸见我伯和哥哥。他一口一个伯和哥哥,引经据典,情浓意切,好像证明了一个悖逆命题,真情无实话。

 

1946年春天喜气洋洋的金福,跟我大伯父做随从副官,一共三年时间。1949年10月,我大伯父渡江潜逃,在江北岸临上船前,金福被我大伯父坚决劝阻,当时金福流着眼泪与我大伯父分手,叫声伯和哥哥,你还能回来吗?大伯父把他的德式驳壳枪解下来,扔进江水,勉力一笑说,没家的人,回来做什么?不回来了,金福,回你家去吧!金福也把他的长枪扔到江水里,掉过头来走回我们村庄,直到今天傍晚,在金车湾对我讲述往事。

村庄早上了灯火,更远处高速公路一片辉煌,金福站在槐树下与我拱手,暗影中他确实衰弱垂老了。一年后,金福病故,入土为安,他的坟墓邻近我们家墓地这一边。

 

十七

 

我仅仅花费十分钟,就从有关资料汇编里,查勘到两份当年镇压反革命的主要文件。一份《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布时间1950年10月10日,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发布时间1951年2月21日。两份文件都来自权力最高层。根据指示和条例,各地在公开张贴的文告中,对威胁新政权的各种危险人物宣布严厉镇压,文告大力鼓励知情者检举、揭发、告密,如有窝藏,与反革命同罪。为巩固新政权的绝对权威,城市和乡村大开杀戒,镇反运动在1951年春天进入高潮。华东地区经过初期的小心谨慎后,也在本年三月拟定杀人指标,在由数万人组成的声势浩大的抓捕行动中,各类反革命纷纷落网,交送革命法庭快速判决。专业研究中国镇反运动的学者,根据官方档案分析,得出统计数据,迄至1951年10月,镇反运动大约杀死87万个反革命,每月平均近八万人被处决。我的大伯父1951年6月在苏北茅山区执行死刑,他是这个月处死的反革命中八万分之一。

有一点,现在看来毫无悬念。我大伯父确实犯了错误,他和我们一样过分相信常识和经验,而所有那些常识与经验,在一个特殊的政权所采取的特殊方式面前,显得多么幼稚可笑。他能够想到新政权肃清敌对分子的政治需要?能够想到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警惕和跟踪的眼睛,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热情的检举告密者?能够想到几万人像拉渔网一样的集体大搜捕?一个人自认为躲藏得很深,这种天真的想法,最后被事实证明,只能导致悲剧。当我大伯父从龙潭山里那些看上去错综复杂的工房,被镇反队队员手到擒来时,他那点可怜的人生经验在锃亮的手铐下倾刻化为泡影,连后悔都来不及了。大伯父是龙潭最早被捕获的反革命犯,此后还有一些同样命运的人相继落网,龙潭地区镇反资料表明,这里的确是个藏污纳垢纳垢之所,这些狼狈不堪的潜逃者,不止我大伯父一个人,他们无一例外都失手于自以为是的个人经验,从远近各个藏匿地点被拿获。

大伯父受指控为三八六一先遣军第二指挥部苏北支队六大队队长,判处八年徒刑。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惩罚,但我大伯父没福消受。茅山区政府为完成1951年的杀人指标,专门派人到南京老虎桥监狱,要回我大伯父。为让南京狱方相信,提我大伯父归案执行公审,完全符合镇压反革命的要求,区政府刑庭专门派员带着证人金福前往南京。他们提供一份我大伯父身负血债的罪行材料,同时有金福作为污点证人,以亲眼所见,证实我大伯父确实杀害过新四军战士。我大伯父顺利移交给来人带回茅山,人一回茅山,就在劫难逃,死得定定的了。一颗步枪子弹准确击中他的脑勺,巨大后膛冲击力,打飞了他后脑骨。什么人写过,当我祖父面对行刑队的枪口,这句风靡一时的语言,多么可笑,多么失实,多么悲哀,我大伯父什么时候有面对枪口的荣幸呢?

 

我都不敢相信,早在1972年夏天,我曾巧逢茅山刑场上的行刑人,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其中含义会延伸三十年。行刑人姓萧,我见到他时的身份为区政府一名民政官员,当时统称叫革命干部。萧脸面白晰神情和蔼,不到五十岁,看上去老成持重,至少我们几十个中学生端坐着听他讲说革命传统时,他对我们语重心长,像我们家中长辈。那时候,学校开门办学,语文课也要讲革命史,直接到革命干部萧的堂屋里上课了。萧说,他当年参加革命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枪毙反革命,他做了一个双手端枪严肃不苟的动作。同学好奇地插嘴问,打枪打得准吗?他自豪地回答,哪里要瞄准,枪口顶着脑勺子,随便打嘛。萧还坦率地告诉我们,起初他有点害怕,但指导员鼓励了他,镇压反革命,怕个鸟!他就不怕了,越打越顺手。萧的话让我们深受教育,我们在语文课本上知道刽子手在杀害革命者时才会双手颤抖,怕得要死,但革命者不是这样的,革命者勇敢无畏,对反革命绝不仁慈手软。萧兴趣盎然地告诉我们,从初春开始,到当年十月,他成功杀掉了二十八个反革命,均为一枪毙命,泰州行署发状子嘉奖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萧还特地提到茅山刑场,在茅山镇东北角,临河整出一块杀人场地,四周是麦地,每个月都在那里开一次公审大会,现场控诉,举手决定处决。最多一次杀掉十个人。全是反、匪、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恨!同学们,萧高声说,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你们说,不杀行吗?无产阶级铁桶江山,就是杀出来的!同学们一齐使劲鼓掌欢呼,杀啊杀啊!你能想到,听到茅山这个地名,我的心虚得不住往下垮,等到同学们一片兴奋声音,我已脸色煞白,背上冷汗直流。萧没有提到具体的罪犯,没有提到我大伯父的名字,我也不能肯定他射杀的二十八个人中,有我的大伯父,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行刑者不止他一个,实际上我也不希望和蔼的令人尊敬的萧杀死我大伯父。我产生了一个深刻印象,当年茅山刑场上,那些要求杀死我大伯父的手,一定象秋天的苇子一样,举得齐整整的,在他们一致同意之下,我的伯父被正义的人民处死。这个印象,让我心惊胆战脸色苍白。这并非因为害怕,也非因为难过,而是被巨大的耻辱击中了!我竟然有这样一个伯父,他被人民要求处死,多么可耻!要是能够逃走,我一定会夺门而出,但我当时像钉子钉在板子上,一动不动,乖乖听完最后一句话。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了,现在想起来,它是我早期触接我大伯父死亡过程的一个隐秘信息,也是我一生中那些不能消除的耻辱的印记。

 

十八

 

我手头上保存一部早些年出版的万年历。民间相信万年历可以记录一些陈年八代的旧事,以及与时辰有关的吉凶和禁忌。根据万年历,我大伯父出生日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猪年,阳历6月7日,阴历四月二十24日,亥时。这一天芒种。这一天,可以动土,树屋,嫁娶,出行不宜东北。这对我大伯父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只不过加深了我对大伯父出生于猪年的印象。生辰八字的推算,要根据天干地支进行。与我大伯母家交换生辰贴子时,大伯父的生日时辰经过算命先生仔细推演,与我大伯母无相冲相克有相生相合,这是结亲的首要条件。我大伯父在生辰上并没有娶错人,他是应该与我大伯母白头偕老的。为了核实我大伯父的生年,我问大伯母,大伯父哪一年出生,大伯母立即报出,属猪的那年。可见我大伯母把庚贴熟记在心。她也没有嫁错人,她的婚姻是六十多年前的一副大红庚帖,和一双为送终缝制的千层底布鞋,这双布鞋的样子,在花轿落地时,透过低垂的红头盖,亦曾被大伯母含羞带喜地发现过,在死别的悲悯中从惟一记忆里复制。

 

我大伯父短暂的履历中,他的婚姻关系还属于另外一个叫江芹兰的女人,但我认为他们是爱情。江芹兰是我的二伯母或小伯母?都不合适,就让我称他江伯母。江伯母在1951年大伯父事发后,带着我三岁的堂哥消失,直到今天仍然无声无息。我们家谁也没有见过江伯母。我父亲本来有可能见到她的,当时我父亲就在大伯父做保安团副的城里读中学。我祖父听说大儿子与另外一个女人相好成亲,怒气满纸写信吩咐我父亲打探,祖父说,你大哥寻了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你去查查根柢,不要是堂子里出身!我父亲对大哥的事没有兴趣,他是个十来岁的初中学生,眼睛里只有数理化课程,什么大哥什么女人,他都不想知道。父亲敷衍我祖父,编了一段他自认为不太严重,也不太能让我祖父这个乡下老头子懂的话。父亲回信报告,听说大哥的女人,先前是一家酱园店老板的女儿,后来成为城里的交际花。什么叫交际花,他一个中学生只听说没见过,经过他认真查找有关书本和当地报纸上的解释,交际花就是大家公认为长得漂亮,大家都喜欢的有名的女人。我祖父看后果然一头雾水,枉生干气。在大伯父死后,我父亲想起他的自作聪明和不负责任,后悔莫及,觉得大伯父的死与他愚蠢的谎话有关。这成了父亲的心病。

 

关于我大伯父和江伯母的故事,事实上由保存在我父亲手里的一封遗书得以展开。

这封遗书,放在一口大木箱的底部夹层,那里面从前主要放金银细软和房契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封封口严实的纸信,孤单地藏在里面。遗书保存了十五年,1966年抄家前被我父亲偷偷抢先烧毁。这样,我父亲怀着愧悔之意,讲述的大伯父与江伯母之间的隐情,仅仅根据他临终之前对遗书的内容的回忆。不用说,这封遗书,是我大伯父亲手所写。我相信我大伯父写作遗书时的诚实,但越是诚实,越不能保证他所说就是事情真相。关键在于我父亲认为我大伯父的自述绝对真实可信。对此,我不做判断。我只能说,按照我父亲对这封遗书的重视,也许他的理由是建立在负疚心理之上。

可惜我人在外地,没有机会亲听我父亲生前最后的叙说。当然,即使我在父亲身边,他也不一定会跟我掏心置腹。我们父子俩一辈子没有正式谈过心,总因为我离开父亲太早,时间太长,感情淡薄。十六岁我高中毕业后,因为无所事事,被父亲叫到他主持的一个赤脚医生培训班听课,时间一个月,这要算与父亲最多的接触了。父亲不想也无力让我做正式的赤脚医生工作,一个月后我又回到老家,再以后我外出读书谋生,直到他去世,二十年期间,我们没有机会加深父子情分。比较起来,父亲更信任依赖我妹妹。尽管这样,他也没有轻易向我妹妹吐露口声。直到他重病不起的最后几天,我妹妹日夜守候在他身边,父亲才断断续续把大伯父的遗书叙说出来,说完往事,他已进入弥留。

 

十九

 

1948年2月27日,元宵节后三天,我们村庄南面的大河上,顺风驶来一只敞篷单桅船。船在开春的河水中,绕过一个大弯,靠近东边杨木桥,徐徐落下风帆。

我的江伯母,抱着刚满月的儿子,坐在中舱,天气尚寒,大红金边的襁保把孩子裹得紧紧的,只见饱满的小脸。大伯父站在江伯母身边,看着儿子,脸上欢愉中带有几分忧色。扯帆把舵的是大伯父的随从朋友金福,金福落下帆篷后,随即拿起一支竹篙,点在河水中,让木船借住水势,缓缓通过木桥。

船过木桥时,孩子在江伯母怀里清脆啼哭了一声。我大伯父在初春的阳光中,用手指摸了摸孩子毛绒绒的脸额说,不怕不怕!我们不怕!

船在东码头的杨树下带好后,大伯父下船,从女人手中接过孩子,对江伯母说,你先坐着不动,让金福陪着。江伯母说,不要,我自个在船上等。大伯父说,也好,金福,跟住我,家父要是答应了,你就来接你大嫂子去家。

大伯父抱孩子走在前面,金福跟在后面,为不硌着孩子,大伯父那支德国造盒子炮挂到了金福的脖子上。他们一前一后,朝我们家青砖老屋走去。他们的脚步都放得很轻,好像怕吓了孩子。

已经有人在东码头看到了,已经有报信人,抢在前面,告诉我祖父消息。

祖父在大伯父进院子,踏在大门槛时,拦住他,对他严厉地挥了挥手,让他出去。大伯父本来先想笑笑的,这时候一丝笑容就僵在脸上,好久回过神来,指指怀里的儿子,说,父亲,我们带回你的孙子。祖父说,我没有儿子,哪里来的孙子!

大伯父急了,重复说,他是你的孙儿!!祖父冷笑不应。

金福也在旁边附和,老先生,你看看,多好的男孩!

一声尖锐的叫声,大伯母冲了过来,手握菜刀,直奔大伯父怀抱里的儿子。大伯父脸色惨变,情急中,一手护住儿子,一手伸过去拔出金福胸前的驳壳枪,低声吼道,我杀了你!一声枪响,子弹擦着大伯母头皮飞出,大伯母惊吓中昏倒在地,金福死死攥住大伯父的手,抢下驳壳枪,高声叫,老先生老先生!不能这样!我大伯父脸色苍白,那只捋枪的手,枪已不在,手还僵在半空,他也吓住了。祖父却趁机上来,照我大伯父的脸,狠抽了两个耳光,大骂:畜生,孽子,杀了好,杀了干净!

这么大的巨响,这么大的吵闹,我那出生才一个月的堂哥,居然置若罔闻,瘖然无声,只顾睡觉。外面的声音,此刻与我堂哥无关,只要他不愿意,他就听不见这个世界任何声音。我大伯父此刻清醒过来,抱着他的儿子,头也不回,跨出院子门,回到船上,对女人说,我们走吧。江伯母说,好的,我们走。

金福掉转船头,出东桥时,金福恨恨地说,老先生老先生,你不是个为父样!大伯父对金福立眉断喝,金福,你少放屁!

 

也许,在这座小小的平常的村庄,在我们这个小小家族,如果有可能,我大伯父仍想做一个父亲的好儿子。所以他挈妇将雏,第二次回家。至于为什么这么做,我想可能仅仅出于大伯父的一点善意和孝心,其中却也无浪子回头的意思。再说,这也不过是大伯父人生过程中的一个事例,没有多少必要的解释。它仅仅表明事情曾经发生过,又结束了,它是一个难以领悟的常理。即使我祖父在处理这件事时表现出来的无情,也不过常理而已。

我大伯父认亲失败,心情沉重,暗中誓言,他从此不再回来了。他牢牢牢记得那天照在儿子脸上的阳光,记得儿子一声突然的啼哭。可儿子的啼哭,终归没头没脑的惘然。

 

二十

 

我的江伯母,是一位徽州江姓茶商的女儿。茶商父亲来往沿江通泰扬一带,在这个城市也有一座茶行,江姑娘在茶行里帮助经营管理。她和大伯父相识时,二十九岁,比我大伯父大六岁。江姑娘与我大伯父第一次见面,那是在茶行附设的茶楼,她看上了大伯父的年轻和俊气,大伯父也看上了江姑娘的风姿和情韵。经典的男女情缘,彼此要看三次。所以,我大伯父来茶楼喝茶打麻将三次,与江姑娘彼此看过三次以后,两人终于定情。如果要说江姑娘在他们的爱情关系中更主动一些,那要归因于我大伯父国军军官身上那点乡下人朴质顽固的土气。精明的茶商女儿江姑娘,不像一般女人那样重钱不重人,她看好我的大伯父,心里想的还是终身有靠。要说我大伯父爱上江伯母,那就是江伯母身上的气息和举止神情,都叫我大伯父喜欢和需要,而且有何止喜欢,相处后江伯母对我大伯父呵护备至,更叫大伯父感动到心里。所以,江伯母告诉大伯父她是有男人的,抗战前在北方做生意,胜利后人却不知所终,我大伯父也告诉她,乡下有个他不想要的女人,这样他们就谁也不亏谁地成了恩爱夫妻,并且一年后生了个儿子。

他们的幸福只是眨眼间的事,转眼间改朝换代,堂堂国军军官成了反革命逃犯。大伯父长的遗书中,只有很短一段话,提到他以前的事,包括第一次婚姻,包括离家出走和应征行伍,大部分文字用来讲述他与江伯母的爱情生活。他对娶江伯母江芹兰为妻,无怨无悔,叙述中大伯父用一种十分良好的心情,展示了他们俩人相爱和结缡的快乐与希望,里面是五年中一个男人对他爱的女人所有的怀念与谢意。当然,他们的爱情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令读者吃惊,正是他最亲爱的女人,告密,将他送进大牢。而让人不解的是,大伯父无一字怨恨,他只是深深哀伤自己,老天不给他更多更长的幸福,纸面上在这一行有些湮漫的文字间,显然留有我大伯父的泪迹 。最后大伯父嘱咐我父亲不要去寻找江伯母下落,大伯父说,既然我们家没有接受过她和孩子,那就让她隐姓埋名,带着孩子过自己的生活吧。大伯父用文邹邹的语言写道:“非尔负吾,实乃吾负尔耳!”关于祖父,他希望父亲长寿。至于大伯母,和他与大伯母生的女子,如何安顿,信中未见片言只语,或许他没有来得及书写。

 

江伯母决定去城里军管会检举。临出门,把五岁的儿子交我大伯父照管,说她到城里去买些茶叶,她想喝点苏州碧螺春茶了。

江伯母这一阵,其实已暗中多次读过军管会张贴的公开告示,有一张鼓励检举揭发反革命的告示,自从在镇上米店的墙上悄悄揭下来,现在还藏在江伯母贴身衣袋里。她准备照着上面的话做,把大伯父交到新政府手里。

南京军管会的一个干部,接受了江伯母的检举。干部就是苏北老区南通人,一口家乡话,让江伯母从紧张中镇静下来。她简单说清了大伯父过去的身份,以及现在潜伏下来职务,尽管这个职务她基本上是模仿报纸上的说法,但听起来与告示上要求和标准完全一致。在得到军管会干部表扬她大义灭亲以后,江伯母甚至还拿到了一张检举立功的书面证明,这使她彻底松了一口气,她可以不受牵连,自由生活在新社会了。接下来的事情十分简单,在江伯母带领下,镇反队轻而易举来到他们藏身的院子里。当时天色将晚,夕阳西下,落霞照在院子里一棵紫薇花上,大伯父正在花树下,背驮儿子,哼着淮剧小调,等江伯母回来。看见镇反队的人,端住长枪短枪拥进来,大伯父一阵惊慌,随即看到江伯母脸色苍白跟在后面,手上真的拎一包茶叶。大伯父立即明白了,他把孩子放下来,交给江伯母说,这样也好,你就不用担惊受怕了,好好把我们的儿子养大吧。我大伯父乖乖套上手铐,让镇反队带走了。

转过院墙,我大伯父好像听到江伯母掺住儿子的手说,不要怪妈妈不要怪妈妈,再后面就是晚风吹动春天树叶子的声音了。

二十一

 

得到区政府刑庭通知,我父亲步行十五里路,赶去茅山,探视了我大伯父。他是凌晨在区公所一座临时监房里见到他大哥的,那时天还没大亮,模糊的暗光中,我父亲看到大伯父手腕上扣着洋铐子,忍不住泪如雨下,连话都没法说清。倒是大伯父冷静地说,兄弟,是你来了。也好。我们兄弟几年没见面,你都成大人了。大伯父很困难地用他铐住的手,从胸前口袋里捣出一封信,有十几面纸页,递给我父亲。好兄弟,收起来。这是趁写坦白认罪书时写下来的,还没有不得及写完。不过大哥要说明的话,十之八九都在这上面了。兄弟,看过后,烧了。不必对父亲讲,也不要对外人说。现在这样子,大哥是活不长了。命该如此,只是死后不要让人说笑话。说着,太阳出来了,照进屋子。一线光亮,落在大伯父半边脸上,大伯父模样真实显现.在我父亲眼里,不仅大伯父是他真实的文弱书生的大哥,甚至那个早晨的阳光也是无比真实,真实得炫人眼目。探视结束,与大伯父执一下手,我父亲离开区公所,在镇子边上焦急地徘徊,等待公审结果。他的手在上衣口袋里捏着大伯父的遗书,手心沁满了汗水。将近午时,听到野外不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如晴天霹雳一般,我父亲跌坐在地上。是时,大伯父满二十八岁。

 

1957年初冬,经过三反五反,乡村成立合作社,我们家的私人诊所,也为集体所有,社会主义走上正规。我父亲在他的小诊所结婚,次年四月,我母亲怀着我,想到上海看望她在三姑和二姐,自然由我父亲陪着去。到上海,父亲却把母亲丢在她二姐家,寻找据说在上海安身的江伯母下落。他在上海浦东到处打听,有没有一个带着男伢子叫江芹兰的江北女人。那时浦东地区新集结一批江北人,五花八门,个个神色警惕,轻易不开口说话。父亲缺乏经验,没头没脑,见人乱打听,整整十天时间,一无所获。归期已到,不可能长期呆下去,我父亲只好托我母亲的二姐留心帮助,有个线索,就寄封书信到江北。父亲这样起意寻找江伯母和她与大伯父的儿子,违反了大伯父遗书中嘱咐,但我父亲想到六年前刑场上的枪声,他忍不住产生寻找遗孤的冲动。这冲动居然保持到他的晚年。我听妹妹说,父亲死前要我们代他去上海寻找江伯母,江伯母要不在了,你们的堂哥一定在。我有点好笑,我想他老人家少年时听老戏文听多了。那里面有托孤寻孤的老套故事,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忠义的仆人,终于找到失散的小主人。可上海无数高楼大厦无数街道弄堂,多少人深藏不露,哪里找寻!

 

二十二

 

行刑时,我的大伯父面前一片麦地。

这是1951年6月6日,阴历五月初三,芒种。芒种取意在麦子成熟时。但这一年的芒种之日,却逢枭神,主伤官、七杀。枭神紧跟我大伯父背后,我大伯父脸朝麦地,眼看大片成熟的麦穗,等待刈割。午时的阳光在麦芒上反射,如同张开巨大的金色之网。其中有一片光芒,穿越而来,我大伯父侧耳细听,他清晰地听到了阳光中儿子的啼哭,心中忽然如梦醒觉,微微生痛。就在这时,枪声在他脑后好像仅仅轻微响了一下,他的整个身体软弱无力地向前倾伏,眼前所有那些在麦穗上跳动的光芒立刻变成苍白,就在他的身体接近麦地的那一时间,黑暗向他疾奔而来。结束了。在这让人心痛的麦地,一切就是这样简单结束了。

 

我大伯父二十八岁死于非命。写下“死于非命”四个字的时候,我心里充满对于生存的疑虑。我不是那种乐观主义的人,从来都不是,生存给予我们的乐趣,我记不得什么时候享受过,虽然这么说我也是快往下半辈子幸福岁月上过的人了。自从去过我大伯父的墓地,我常被厄运环绕。最早发生的一次,在我身体里面。那天下午晒完场,太阳落山,我收拾好一担稻谷,估摸重量,我有足够力气挑起来。可担子压上肩,刚移动半步,不知哪来的一股诡异之力,直入胸部肋间,一阵尖利的刺痛,人就倒在地上。过好长时间,我从地上慢慢坐起来,抚摸胸部,看看四周,静悄悄一个人没有。我很想有谁来帮助我,但我耻于让别人看到我受伤这件事。这么一点重量,就让我受伤倒地,我着羞愧万分。天黑前,我还是坚持把稻谷挑回去了。现在我要说,我留下了内伤,它就在在身体里,至今未能清除,遇到寒凉季候,不时隐隐作痛,医院里最好的仪器也检查不出哪里留有暗伤。好在我跟祖父读过一点中医书,知道人的身体后天总会遭受种种伤损,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生命脆弱,不堪承受,对我们这些从小就丧失生存的尊严的人来说,这种隐秘在个人经验深处的卑微和羞耻感,很容易占据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如果你能充分了解时间和岁月给我们一次又一次来历不明的隐痛,那么你就不会不明白,一担稻谷的物理压力,在其后的人生中被精神化凝固化的可能。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疑问,也是我力所能及感知的真相。

2007年暮春改定

 

 

 

 

水 韵

                          

                              海狗

海是一日一日远了去。

早年从庄东头杨木桥启程,水路三百里到海边,现今则走足五百里才行。

老几辈不用说,便是四五十岁的男人又有几个曾见得海的模样的呢?杨庄的老规矩原是出了家门十里就要忙煞煞修家书的:启禀父母双亲大人膝下,不孝男……哪能抛家去了那三五百里外的荒远地方!有小份们问起海在哪

里,回说,东洋大海么?自然在东边。手指屋子东墙上的方窗洞:“偌,就在那边,老远哩!小讶子问它作甚,胭觉去罢?”窗洞黑里的一块墨,倘若有一二颗星星在这墨块上一闪,那是海的眼睛了,却必定是小讶们午夜的梦。

然而,海狗的故事说得着么?

庄前好大一片水有碧碧绿绿的菱盘在夏后秋初的水气中飘飘浮浮,小且白的菱花开勺了,零零落落,并不惹眼,倒时时见半尺长的白条子窜起水波去咬。也不过就是咬咬,秋里照样有满船鲜菱角摘了上来,便闻见蒸熟了,菱香散了全庄都是。

水中央且长着一个二亩大小的垛子。垛子上种了树,一色的苦楝树,也开了浅紫色的花串在浓浓的树叶里。飞来好多白头翁咕咕咕叫。几十只,来了,又走了。苦楝树上是不肯做窝巢的了,也不肯拿嘴去啄那浅紫色的花,留下来结得一串串圆果果,青青莹莹,很中看。青果成了黄果,也很好看。这是深秋。要是没有人来打落它,会一直吊到第二年春发了新叶。

这垛子上住了哑巴兄弟,苦楝树下有一片草屋,顶下就搁得一张两人同睡的芦竹床。这片

水分给哑巴兄弟还有一色的苦楝树。

他们好吗?忙呢?闲呢?

问得着谁!大哑巴说不出,小哑巴不会说。

他们小时就没有说过话。

 

过了清明寒食,青桩的长腿清早就立在了河边浅滩上,看小鱼小虾在水藻间来去游食。动也不动,如睡了一般。

恰是下菱种的季节。这自然由哑巴兄弟来做。就见一只两头尖翘翘的木划子载了他们在水上三五个日头。拿很长的毛竹一根一根定到河心,毛竹梢头留在水面上三四尺长,用大粗草索一根一根连起来,一片大水就被分成许多

方块做了菱场。然后下菱种。小哑巴在船硝撑得船悠悠地移,大哑巴把菱种布到水里,转眼就沉到河底。又载来一船舱绑扎得齐齐的草把,一只一只扣在毛竹梢头上,风吹得草把象长矛上的缨子晃来晃去好有趣!听得哑巴兄弟放亮了喉咙,哇哇呜呜喊一阵。河边浅滩上的青桩却扑扑扑扑飞去白亮的天上……

(若无哑巴兄弟的喊声,这些长脚青桩怕会忘了时辰呆在那儿一辈子的吧?)

日子则从早到晚一顺地流去。春阳弄得人有些昏昏糊糊的了。河面上有一星一星的绿色浮上来,菱盘子才四瓣叶,过一阵,却扩成一团又一团。便见得卿鱼条子、红尾鲤鱼在绿菱盘中间追来逐去。鲤鱼最凶,竟有三五条逐在一处咬,搅得水花乱飞。哑巴兄弟扛了一柄七齿鱼叉,到垛子周围叉那些咬籽的鲤鱼。大哑巴掷叉,很准,有时一叉叉得两条。小哑巴也叉,总叉不到,哗啦一声激得水声响亮,鱼却从叉边滑了去。小哑巴就把鱼叉还给大哑巴,抱了鱼篓跟在后面跑。看看菱盘起了身,叶子一片片往上翻,该有得菱角摘了。七月才过就是八月中秋,菱塘

里排了十几条小木船,一头翘得老高,另一头叫摘菱角的女人压得平了水。女人中媳妇们姑娘们都有。媳妇们撅了大屁股伏在船帮上,并不怕丑。姑娘们却拿一块长木板横在船头坐在板上低下头摘菱角,油油的两条大发辫盘了

在头顶。看不到脸的模样,许是俏着的吧?不然怎地牢牢牵住了坐在苦谏树下搓草绳的大哑巴一双眼!其时,

小哑巴正送过去两张当午饭的面饼,见不肯接,不明白哥子何以走了神,便生出一脸惶惑。而后,起了几阵风,棣树叶洒了满垛子,秃枝上苦棣果都露了出来,己然黄澄橙惹人馋了。吃是不能吃的,打下来晒干,好做烧柴,里面油脂,火很旺。小哑巴便爬上树,把苦辣果一串串捋下来,聚了一大垛,摊在屋前空地上晒大哑巴也把立冬以后打黄鼠狼的毛竹夹子收拾好了,挂在墙上一排。

这一天黄昏(总是在黄昏),有只黑蓬船悄悄靠在垛子南岸凹口处。

船上下来一个穿蓝大襟衣衫的妇人,头发黄了如草,坐在哑巴兄弟草屋里缝衣补衣。煤油灯的青光里,一屋子的凄清。

天是越发地凉了!

 

老四是第一个去了海里的人。

老四生得真不错。杨庄能够走得去的男人,老四第一。老四不肯作田。这平平整整到处都有水养着的土地,只要肯出死力伺弄它们,是可以养活妻儿老小的,但老四有别样的事情做。象在春天吧,唱戏么?那就该着看老四的。老四有副好嗓子,扬剧“小开口”,淮剧“老拉调”,都唱得透神。

一年中纵然又淡又寡,但象这般四时八节的快活也断不了常有。老四的事能少得了?老四竟就是庄上男女老少爷们娘有坳节日哩!

哦`这个老四!

杨庄人再也想不到老四会一个去了荒远的海里。多灵俏的老四,讨得一个白胖婆娘过活何不自在,连庄上有名的和先生也托了大媒要把独养闺女嫁给他,还搭上三间高堂瓦屋哩,谁有这么大的福气!老四却走了,夜里不声不响的走了。到了明天,才见得他的老子娘惶惶坐在门槛上摘老泪。

一去几年没了音信。终于一日在杨木桥上才又见到老四。已经变了模样,脸膛紫红,喉咙沙哑,口唇干得裂了皮,

眼睛乌贼贼亮,背了一杆火枪,枪筒黑乌乌的。后面跟着一个黄脸女人,黄头发,高颧骨,瘦精精的又矮又小。这就是老四的婆娘。说一口侉话,想必是海里的女人了。

老四说,他们就住在海边。

打鱼吗?不,打海狗。

海狗凶呀,吃海浪冲到荒滩上的死人尸。

……

海狗的故事是由老四自己讲的。他打了一百零八只海狗,而后还准备再打一百零八只。老四讲完又走了。他说那里好。后来他再不见回来。杨庄的人渐渐模糊了对老四的回忆。只记得:

海边的野狗叫海狗。

这能说得着海狗的故事吗?

 

大哑巴二十,小哑巴十八。发了身子,下面冒了些绒绒毛,便再不见赤了身到庄上走。想想也真怪,不知如许多的年月过来竟不曾留得有一两分的痕迹,让人仿佛觉得他们是一夜之间从土地里钻了出来的。

垛子上的草屋显见小了下去,直叫哑巴兄弟低了头弯了腰才进得去。哑巴兄弟真的皆成为一条五尺长的大汉子了。

然而那妇人不知怎么不再来。那一年她独自摇着黑差船送了儿子来杨庄,原是每年都要来一回的!垛子南岸凹口里不见那黑蓬船已有几年时辰,许是她永久地伴着海里的男人吧。

哑巴兄弟走到庄上,小讶们扯住他们打手势:

“喂!你们知道海吗?”

“海远吗?”

“海里有什么?”

大哑巴自然将手指向东边。

小哑巴便欢喜地拿眼顺哥子的指头向远远的东边看去,笑成一脸的言语。

 

 蜒水

 

蜒水是一条河,很宽,很深。

蜒水河上第一处水码头在东庄。这地方到处都是水,陆路不好走,水路极便当。东到台州,南到海陵,西去秦邮,北上昭阳,都是六十里水路。东庄南来北往的人特别多,因此就有好些店铺,茶馆,饭庄,酒坊,就有好些热闹,有好些说不完的奇谈乡闻。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某处有条老母牛生了一个长尾巴的男孩,说得确确凿凿,不信,那行,明天同你一齐乘他的船去看。你不肯去,那就必要赌个“信”的誓,才作罢。

东庄有个正名,大号叫泓镇。

泓镇的清炖河豚远近最有名。一条蜒水河,别样鱼生得倒有限,偏是河豚鱼多。每到春三月,常有城里人坐船到泓镇尝鲜。来泓镇绝早就要起身,雇上只小帮船,一路划去。帮船大都二丈余长,一头有桐油油过的竹篷子,里面可坐,亦可躺,可睡。船上有小锅灶,烧菜烧饭皆宜。划船用的是两支短棹,一左一右,象两只翅膀,在水上扑来扑去。船主人不紧不慢地划,和着棹声水声,咿咿呀呀哼几声水上小调,很好听。沿路又有风景看,并不寂寞。到黄昏时分,就泊在了泓镇的水码头,走进离码头不远的“泓源居”。人是老熟人,河膝有现养的,派人到张记渔行取来,现杀现炖。吃过,走回船上,再慢慢划了回去。春夜凉爽,正好睡觉,醒来时,早又得到家了。

能来泓镇尝鲜的这些人,大都是有钱的,或者有闲的,或者有钱兼而有闲的。

“泓源居”早上、中午只有茶、点心,晚上卖酒菜。白天生意,老板杨三不管,由他两个儿子杨大、杨二做,晚上杨三才动手。白天的空闲,杨三逸逸当当捧过龙头紫砂茶壶,坐到水码头,看夹来往往的行船,看船头上掌长简的男人,用肩脚顶着篙尖,顶得长篙如弓一样,看船梢盘头赤脚掌舵的大屁股船娘;没船看时,就看水,看太阳,看太阳掉到水里,慢慢涸成一片殷红。看得不耐烦了,就一只手托茶壶,腾出另一只手来管闲事。水码头上常有为靠船、让船、撞船,上货下货而斗嘴斗拳斗舵杆棒的事发生。

杨三就吃喝一声:“吵什么死!”果然就灵光,都不吵了,一齐拉杨三评理,于是慢慢喝茶,慢慢评理。又都一齐谢杨三。

看看太阳没了杨三才转身走回“泓源居”。等去“泓源居”的酒客看到杨三时,他已在红案上了。

河豚清炖,肥而不腻,嫩而不烂,丰腴如乳,再佐以秦邮产的萎篙,镇江香醋,海陵小磨麻油,确是菜中上品。但这味菜的功夫不在炖上,功夫全在杀。皆晓河豚有毒,在杀上极有讲究,马虎不得。平常的鱼叫“剚”,唯有河豚在泓镇叫“杀”,好象对付大敌一般。若非老手,先就怯了十分。吃河豚,也非同小可,拿命去同这鱼拼,不免提心吊胆,心里滋味与清炖河豚的滋味大不一样,一顿河豚吃过,那种鲜美处并不觉得,直待过了二十四个时辰才能一点一点地回味过来。

“泓源居”的大生意靠清炖河豚。“泓源居”的好处就是吃而不怕。自杨三从他老子杨四手上接下这月店,三十年没出过事,清炖河豚上桌,杨三拿起筷子先挟一块尝。是上辈人立下的规矩。尝过,一盏茶功夫,太平无事,杨三就说声:“好,放心,吃!”

只有在“泓源居”才能真正享口福。

都说:

“杨三杀河豚—笃定没事!’’

“杨三杀河豚有祖传秘诀呢!”

“泓镇人因有杨三和他的清炖河豚皆觉得泓镇人真了不起。

张记渔行长年代“泓源居”养活河豚,老板常吃杨三的清炖河豚,回回没事,就问:

“三老板,这杀河豚鱼果真有秘诀?”

杨三笑笑:“没得!”

张老板也常看杨三动手“杀”,看多了,好象是没见有秘诀,也就是除腮,去内脏,剔筋,洗尽淤血。又常常看到杀河豚时,杨三还点上一柱香,心里便笑杨三弄鬼。

突然有一天,张老板死了。他自己在家杀河豚吃给毒死了。

杨三捧龙头紫砂茶壶还是去水码头坐,看船,看水,看人,看太阳,看太阳掉到水里头,又慢慢涸成一片殷红。只再不肯管闲事了。不耐烦时就把茶壶喝得呼啦啦响。发一阵呆,呐呐说:“何苦呢!咳,呢!”

杨三老了,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身子。

两个儿子白天做生意晚上一边一个服侍老子。

有回忍不住问:

“爸爸,杀河豚可有秘诀?”

“你们不是天天看我哪样杀?”

“看啦!”

“看啦!还问什呢?”

缓过半刻,杨三说:“

说了你们也不晓得。”

杨大望望杨二,杨二望望杨大,又一齐望望老子的脸,一齐疑惑不解。

“你弟兄俩,就老老实实开茶馆,卖点心吧。河豚的生意万万不可再做。切记!切记!”

杨大杨二跪了在老子床前。

我们晓事时泓镇清炖河豚的名声已听不到了。

有买鱼的人从东庄回来,顺带一两只河豚送给我们玩。便用一根麻线,扣着在地下拖,河豚大白肚子,象个吹了气的球。我们都叫它泡泡鱼。

到泓镇时,还看到杨大杨二和“泓源居”的招牌。捧龙头紫砂茶壶的杨三已经殁了多年。

蜒水还从乱镇往东流。河道却浅了,老有船搁在暗滩上。

 

笛子•鱼

竹轩和尚吹得一手好笛子。

他的师父是铁笛老和尚。那年做水陆大会,演奏梵乐。乐器里有一管小孩手臂粗细的铁笛。大小十几个寺庙里的老少和尚都上来试过,涨得面如紫昔,光头皮上炸出一根一根青筋,才有“呜鸣呜”的几声空响。轮到竹轩师父,用三个指头拈起,再稳稳按住笛孔,吸一口气,那管笛里便发震天般的一声直窜到人群里去了。看热闹的人竟不知道这个瘦精精的老和尚,有这样的好力气,都直咋舌头。铁笛老和尚的名声从此以后方圆六十里都很响亮。竹轩那就站在老和尚身旁,于是左右邻庄也都晓得铁笛老和尚有个清秀模样的小徒弟。

竹轩其实不肯卖劲跟老和尚念经文,

他迷恋的是吹笛子。按照师父的规矩,每天四更天起身,站在庙门的高石阶上,脸必要朝正东方向,练两J香。这段时间里不得小解。早更天尿还就是多,多也要熬着。如果把尿撒了,那么丹田里一点真气,就漏了,散了,再练多久也算白练。

一练十年,竹轩吹的还是一管竹笛。

老和尚老得死了,铁笛终究没有传给他。

不过,竹轩的竹苗吹得倒也生动。月白风清时那笛声飘飘洒酒地过来就有好浓的一

段情韵。

看风水的和先生说:“中间那口气不如老和尚刚正,能断金碎玉。就是一口气,弱啦!”

庄后有一条长沟,叫风水沟。水从蜒水河流进来,弯弯曲曲,有共兰里长。那时打更的呆老二老唱:

风水沟,

十八个弯,

拐一拐,转一转,

一转转到吃夜饭。

 

风水沟有两样多。一是螺螺多,二是河落鬼多。螺螺满地抓,河落鬼一到太阳落就出来在水里扎猛子,摸娜螺,摸一把,扔一把,扔一把,生十把。满何都是河落鬼,满河都是螺螺。

我在八九岁时常在夏天同一伙差不多大的男孩到风水沟摸螺螺摸河蚌。每到太阳要落,不知谁在喊:“河落鬼来了!”吓得连忙往岸上爬,回头望望河里的水草一漾一漾的,浑身沈生出许多冷疙瘩。对着傍河岸的一座小草房一齐慌慌地喊:“僧竹轩——”

僧竹轩就出来,站在门外,眯起眼,对着我们笑。

夕日的余光里,头顶上两排成疤红亮红亮的。

我们忧忘记了怕。

后来,老和尚每隔一日就叫徒弟去五六里外的东庄大号叫乱镇的张记渔行,买活鱼放生。

竹轩也真爱去买鱼。晚茶时候,拎了五六条养在水桶里的红鲤鱼,轻轻俏俏地回来。

遇到坐在田埂上歇息的熟人,忙先笑,先打招呼:

“歇了?”

“歇了!小师父又放生哪?”

“嗯嗯!”

步子见得急了些,木桶里的鲤鱼直蹦,水花湿了那领干净的青灰布衫。

风水沟队上养了鱼。竹轩吃五保,替队里看鱼。他眼睛不好,耳朵却灵便。听得到河里鱼跳的水响。

一时也想吃点鱼。就弄了两条,放在锅里烧。

鱼在锅里跳,火煎得它真疼。

竹轩便念佛号:“

阿弥陀佛!熟了,就不疼了。阿弥陀佛!”

眯起眼,拿过节用的大麦酒除腥。一倒,立刻有煤油味呛人。拿错了煤油瓶。端到河边洗,洗过再烧,再倒酒。又错了,还是煤油。鱼也焦了,只好倒到河里。

定定地看水,眼睛花花糊糊的。

两条鱼,哧溜溜,头咬着尾,打了许多水花,一前一后游进水草里去了。

枯影象木桩横在风水沟。

冬晚天冷早早钻到老祖父被窝里,听老祖父吃水烟呼噜噜呼噜噜长长响一阵,又听老祖父讲庄上那些陈年旧事。老祖父说:“数起来,现在也只有僧竹轩的笛子吹得最好了……”

忽然拗出头来,问:“爷爷,怎么姓僧的呢?”

“哦哦,天下和尚都姓僧的。”

“僧字哪样写呀?”

老祖父拿点烟的草纸捻子,边说边划:“人字,帮了一个曾经的曾。”

纸捻燃着,一点一点明火闪过,空中就有一个很大很好看的“僧”字。

那夜北风好凶,竹轩死了。

呆老二打更时,听到远处有两声笛声传来,一边走一边听,跌了一个大跟头,报更用的毛竹筒摔成两片,门牙飞掉了两颗。等他抓着嘴摸到竹筒时,再听,笛声没了。

竹轩的尸身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收的。

这妇人说是东庄鱼行张老板的小女儿。

 

 解笑

 

少年时候的好奇其实是混沌的注脚。就如那一群乡间少年,每日吃过早饭相约去邻社读学校,一路尽有说不出的新奇:狗在野地里打架,老水牛聋了两条角在田埂上慢慢啃青,已然听不到牙口的利索了;昨晚还是满塘绿叶,过一夜却突然就射出一枝荷箭,且飞来一尾红红的海蜻蜓歇了尖尖上吸吮露珠;河水是碧了发蓝,鱼不知躲藏到哪里,无数条水草柔了腰扭过来扭过去;天上响过一阵哨音,好多鸽子飞到远远的村庄去了,却有一只大鸟展平了长翅膀停在空气中;草也长得极茂盛,忽忽听到草窝里悉悉索索响,走过去看看什么也没有,一丛黄花开得好迷眼……

解是解不开的!

也没有想到要解它便是常时在路上见得的两个皮匠,挑了副担子,一头是带小抽屉的木箱,一头是高柄的竹筐,上面丝丝缕缕挂了种种丝线、麻线、棉线,对面走来,擦肩过去,那脸上就都有微微的一笑—又谁想解了这笑呢?而皮匠自然识得,一个是少年们庄上的,一个是少年们要去读学校的邻庄的,一个姓陈,一个姓田。每天少年们庄上的陈皮匠去邻庄做,邻庄的田皮匠来少年们庄上做。日日复日日,年年复年年,但在不晓人事的少年终于是茫然了。

陈皮匠五十岁,个子很矮,三尺六。因了矮,骨骼就显得很小,似乎是个没有发育的孩童。他的年龄只有从脸上可以看出来,额上眼角上嘴角上都是皱纹,越发显得苍老,一看就是一副苦相。陈皮匠并不真苦,别人有的他都有。他很幸福。他老子娘生下他,养到十八岁就给他讨了老婆。老婆胖墩墩的,脸盘黑亮黑亮,不俊俏,但健壮。嫁了他第一年就生了个儿子,第二年又生了个女儿。都长得胖墩墩的,不高,但比陈皮匠高了许多。陈皮匠很得意,很快活,这得意快活是真的;他不仅有老婆儿女,而且老婆儿女都听他的话,他矮,在老婆儿女面前却高大。他是这一家子的主人。

陈皮匠天生就该做皮匠。他老子娘看到他十三岁上停了长身子,很是愁了几天几夜。

“唉!这伢子长大了能做什呢?”

“是呀,做什呢?”

“做皮匠!”他自己说。

于是就送他去及镇黄记老鞋店当学徒。两年满师,回来就自己备齐了锥子、鞋楦、小锤子针线一干用物,给全庄人绱鞋子他手自来就小,且出奇的巧,最难绱的老太婆小脚鞋也能躺得周周正正。全庄人都把鞋送了给他绱,他自然很忙,一年到头闲不下来。他老子娘便也很高兴,常说:

“毕竞是有了出息的!”

陈皮匠三十岁上,老子娘过了世。他带着婆娘儿女披麻带孝哭了一场,也觉得如此算对得起老子娘的养育之恩了。便越加尽力地绱鞋子。有一天,早上起床就心烦意乱,锥子把手指扎得见了血,晚上在床上对婆娘说:

“我不想在庄上绱鞋子了,我想到前面庄上去做!”

“为什呢?”

“不为什呢。”

婆娘不肯,劝他:“

要挑担子走的,你吃不消不要去吧。”

陈皮匠生了气:

“妇道人家懂什呢!”

他婆娘只好随他。陈皮匠第二日一早饭碗一丢就收拾好皮匠担,挑到南庄去了。

担子一头的木箱里有一碗白白的米饭,饭上盖着四只油黄黄的煎鸡蛋。陈皮匠婆娘准备好了给他当中饭的。

田皮匠五十岁,个子很矮,三尺六。不仅矫,而且一只腿有点瘸、脸上还有几颗不深不浅的麻点。他长得很富态,

圆脸,两道眉淡淡的,笑起来脸上就什么也见不到了。别人看他,不容易看出他的年龄,总以为他岁数不大。就有人劝他找个婆娘打打伙。他就笑笑说:“不知我多大年限了,都五十往六十上数的人,再说我这个形状,又矮又痛又麻,哪个婆娘肯要!还是打光棍逸当!”

田皮匠很早死了老子娘,老子娘没有留给他什么东西,就只有一间草房,草房里有一口锅腔,有一张木板床。有房可档风雨,有锅可烧茶饭,有床可睡老觉,这就够了,田皮匠别的什么都不要。他一天烧一顿饭,烧了满满一锅,够吃一天。干的稀的,随便;高兴就吃干的,不高兴就把于饭泡了水当稀饭吃。也吃鱼吃肉,但不另烧,全放在锅里墩,鱼、

肉很香,很下饭。没有鱼、肉,就吃老咸菜,也很香,很下饭。他喜欢吃麻辣,便在门前挂了一长串红辣椒,这是这地方没有的。都说田皮匠祖上是外乡人,蛮子呢,还是挎子,不清楚。田皮匠吃饭很快,呼啦啦就全下去了。吃完了碗往锅盖上一扣,不洗。他的饭碗常常有十几天不洗的,他说:“不脏的,扣着呢!”

田皮匠每天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绱鞋上。他绱鞋很仔细,一点儿也不马虎。有人拿了做好的鞋底鞋面来,他总要问:“是你自己的?”回说:“是的!”他就拿着鞋料,低下头来看看来人的脚,再看看鞋料,说:“这鞋面子前头阔了些,我代你剪掉些。”要是回说:“不是的”,他就把鞋料搁在旁边的木箱上,说:“能不能叫穿鞋的人来下子?”又回说:“忙呢,没得空,你躺吧,不要紧,合脚的。”他连忙说:“那好,那好,我同你绱,放心好了!”

因为田皮匠的精细,庄上的大小妇人们便乐意把鞋面鞋底未做之前送给他比样子。他的草房里就老听到妇人们的声音。

田皮匠活得很实在,便也很快活。

但他有一天躺了一双出嫁姑娘的新鞋以后,恍恍惚饱地觉得该去北庄做做才好。并没有人劝他,第二天早上他烧了一锅干饭,吃完,碗一扣,挑了担出了草屋门。

走了儿步,忽然想起要带中饭的,就去锅上重新拿起碗挖满满一碗饭,跨门槛时又顺手摘了一摄红辣椒。

他去北庄了。

那群少年中的一人,长大后去外面念了几年书,回到他的家乡,还看到陈皮匠到田皮匠的庄上绱鞋,田皮匠到陈皮匠的庄上躺鞋,当

然还看到陈皮匠和田皮匠在那条田野小路上对面走来,擦肩而过,恰如他们手中缝鞋的两根针,相对穿过,拉着长长的线,嗤溜一声,便把手中的鞋缝得紧紧的严严的实实的。

两个皮匠对面走过时脸上微微的一笑,便溶进了长大了的少年永久的记忆中了。

 

 灾异

 

 

五十年后,狗尾巴庄人一觉醒来,发现他们的祖宗爷全不肯争气,偌大的一个庄子,却叫狗尾巴庄,让人笑掉了老牙,况且听说县里修志又把庄名正儿八经地写到县志地名录里,白纸黑字再不能抹掉,全庄人都觉得从此没有了头脸,事情已然如此,只恨自己觉悟得太迟了些。烦恼过几日,想起或许和先生有什么办法,就一齐簇到和先生的“顶头府”里,说:和先生,这事您定个法子吧,不然这日子还有什么过头呢!”

和先生把他那个尖笋样的脑壳啄过几十下,众人才宽过一口气,散去了各自回家。狗尾巴庄的声名大节,和先生这就一个人担当了。谁叫他是和先生呢!

和先生祖上挎渔篓抠长鱼用毛竹夹子打黄鼠狼,到了他不知在哪里沾上了仙气,把渔篓、黄鼠狼夹子丢在一边,换上一只黑漆罗盘和一本《万年历》,就成了全庄最受崇敬的阴阳先生。

闲常和先生随身带住这两件物事,到处转圈子,分析土地河流形势,再一样一样铺排开来说给狗尾庄人听。现在狗尾巴庄户户大门一律的朝东开,即是那只罗盘上一根绣得黑黄的针的指示,而男女老幼咸知“六十年甲子颠倒走,三十年河东与河西”,也出于“万年历”的古妙神通。因了和先生,狗尾巴庄人凡走路,行事,嫁女娶媳,动土安,基,生小仔子倒马桶,大小杂事,皆知避开太岁爷,绝不肯冒犯的,且又知阴阳转合、五行周环,生生死死也一卜而知十之八九,自然省掉多少烦恼,乐得过活,与天无争,与地无争,与人无争。平安日子,狗到了夜间,也不肯叫唤了。

忽然,就起了火。一庄全是火。

陈大傻子晚上被人揪住唱了一十六支村调,喝过三汤罐温汤水。睡到夜间,被尿憋醒,下了竹笆床,就着尿壶小解,屙得大半,见窗外滚进一团红球,慌忙间,尿倒没了。愣怔怔老半天,拎着尿壶窜去门外。

(陈大傻子并不傻,人生得蠢像,五大:头大,双脚大,双手大;三粗:腿粗,腰粗,膀子粗。却有一副滑滑溜溜的嗓子,

能把《十二月相思》唱得一字不漏。后来,一脚揣到风水沟,被河落鬼扯住了大腿请去以后,狗尾巴庄再不曾出过他这般人物)

火在每一家屋上烧,烧得有滋有味。

救火的“水龙”早有备着的,没人来抬。往日若走了水就有两个壮汉如飞一样抬了水龙头,立刻又一边八个力气足的操住碗口粗细的大木杠齐齐地喊上上下下地压。水龙就从龙鼻子里箭样的射出一柱水。事完,由事主买丈二

红绿洋布挂上,炸高升八个挂鞭四百响,抬回原处。“水龙”后面跟一长串孩子,又唱又笑又舞,象过热闹的节。

这一回独独连人声都没一丁点。火静兮兮的燃。闲落得让人心焦。光焰罩住了每一个人,刺得人闭了双目。都知道有了火,都知自家有火。都迷糊了一颗脑袋。晓得自家烧呢,还是家家都烧?

两三人,五六人,数十人,皆围着火团绕圆圈,手中捧木桶、陶罐、铜盆、铁锅、葫芦瓢,来而复往,默默然有若一群呆头鹅。火势是渐旺大的了,全庄就成了一个大火团。人便围成一个巨大的圈,老少相依,男女携手,旋转且对火作拜伏状。

天上有一轮月幽幽闪闪地照。

火不烧了,已然无物可烧。青烟款款飞升。庄尾巴上的土地庙里,有一声啼哭长长的亮亮的久久不绝。三日前流落本地的一个大肚妇人,生了个肉团儿子。

只陈大傻子站在土地庙的矮门前,鬼兮兮地笑。

手里的尿壶剩了一只柄。

和先生终于有一日拍掌大呼:“吠,这是一块真龙地!”便领着一群人看了庄南头一块圆不圆方不方的土垛,又看了庄北头一条大而渐小小而渐了的狭地。这不是一条龙又是什么?真龙地怕会出了不得的人物的。“

不过,这龙是一条火龙,按五行之理这地方恐曾有过灾。”和先生的眼睛眯住,伸出一只鸡爪手把阴阳变化推演过三五一十五遍,自顾说:“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

狗尾巴庄人突然想起自家的屋梁全是焦巴巴的。纷纷回家瞻仰了一回,那些大大小小的屋梁皆乌灼灼生出光毫,且吐着异常的香。这便是灾了。然而也是龙的明证。

全庄连连欢呼了三日再说起庄名便非常自豪:“哈!狗尾巴这三个字是别的庄的人说得的吗?"

打更的呆老二不知为什么骂道:

“狗屁!

一个屁,臭裤档,

两个屁,叮叮,

三个屁,满天响!

呆老二似乎老想与狗尾巴庄少、闹别扭过不去。他本也不算狗尾巴庄的土著,无所谓。呆老二是那大肚妇人的肉团儿子,他从娘肚子里伸出头才叫唤了一声,他娘就咽了气。

昭阳县志载,民国某年某月某夜,县东南某村,有村民某姓,夜起点灯捕鼠,鼠跳,油灯仆地,火起。时大风骤起,风助火势,连屋及舍,延烧尽夜,房屋皆焚,累及财帛牲畜,老幼为火所投者亦且、数十人。云耳。

 

清明

全庄人都睡了去。把日头里的事捻作好梦,拉得绵绵的老长老细,那睡眼便越发浓浓的,没有了忧没有了愁。

却被呆老二的更锣生生扯断,惊惊乍乍听他把铜锣打到了一十八下,又什么事都不曾有。第二天,全庄人都绷紧了眼皮,瞌瞌铳铳找呆老二讲缘故。呆老二满脸黄,满脸乌,惊过半天,才说得一个宇:屁!

从此呆老二夜夜打更打到十八更。想不清寒这怪处,不想也罢。日子长了就习惯。别人打五更,呆老二自打他的十八更,好象没有什么不行。每常有进了小学校的学生,拿这话问大人:

“爸爸哎,先生说一夜只派有五更,怎么呆老二打那许多下?”

大人笑笑:

“他原本有些呆气的。”

“噢——呆打

就不问了。

三月里,过淸明。

淸明是鬼节。老人们说,清明节阴间里的大节刻,好在阳间里的人过阴历年,不好马虎的。

清明一到,顶紧要的是添坟。同姓族人为本族列祖列宗舔,再分房头,为本房的先人们瘐,再就一家人为过世了的祖爷爷祖奶奶爷爷扔奶父亲母亲添。添坟很简单,但做得极认真极虔诚。细细铲去爬了满坟的杂草野树乱藤,用河泥厚厚匀匀团团沫过,再挖一颗大土疙瘩,修成圆锥状,稳稳地按在坟堆上作一个坟头。远远看去就如一P、才剃过发的和尚头冒—团青青的光。阴居既然修葺一新,里面的入就可以风雨不动过上一年了。

添坟时浩浩荡荡到处是人。浩浩荡荡去,浩浩荡荡来,一路上遇到无主荒坟,顺便铲上几锹土,野鬼们也会感激。如果谁顺手烧几张纸,野鬼们越发大感激而泣涕涟涟了。

正午上供。受供的上数四代,其余遵例免了。四代以下,按人头供饭,菜肴八大碗。讲究的人家还有水酒一杯。金锞、银锭、纸钱,也是每人一份。这一切,野鬼们却无福享受,他们进不得人家大门,因是早有家门神守牢,不敢进,只哀哀地在外面转到太阳落,揸几个不肯回家尽贪玩的孩子们作点祟,好让他们的小脚奶奶赶着买些纸箔一拐一拐到野地里烧了叫魂。

这清明节究竟是阴间的节还是阳间的节,终于是弄不懂了。常在阴阳两界走动的瘪嘴老神婆同王氏或许知道,她却从不肯说说明白•

采老二祖宗自是不曾有过,娘的坟与陈大傻子的坟在风水沟旁的乱坟场里还能找到。一个人跑去,.添过坟,站在风水沟望一阵,再一个人跑回来。上供时便也上供。只把平时吃饭燉咸菜的两只大陶碗,洗得干净,盛满满一碗米饭,插上两双筷子,再盛满满一碗菜,齐齐放在方木凳上。也不烧纸,趴下“咚P冬咚”磕三个响头。起来,拈去一小撮饭,一小撮菜,斜斜地扔到草屋顼了。捧过碗就吃。吃过,碗倒扣在锅盖上面,从锅膛里掏出瓦罐,里面有煨得热热的水,咕噜噜嚕喝上一气,打出一串饱嗝。见有些乏了,且坐在蒲团上倚着墙歇一回。

有人会来喊他。

蜒水一条河,淸明节最热闹。

清明上过供,下午要“起会”。同姓族人,凑集份子,或出钱若干,或出粮草若干,聚起来由本族长者安排,称肉打酒,在空旷处支起尺八大锅,排开几张八仙大方桌,全族男女老幼皆按辈份次序分坐,快活吃喝。'

其实“起会”的目的不专为吃喝。为的是明日的“撑会船”。一边吃喝,族里的青壮汉子就商议,今年的“会船”弄几条,.多少人撑,谁指挥,谁掌舵,估摸别的庄上有几条船,在蜒河上怎样抢“上水”,哪条船专门冲到前面厮杀。一应事体,商议到天黑。蜒河上的“荷灯”都亮了,才嘎嘎笑着赶去看。

清明节晚上放“荷灯”,专为河落鬼超生用的。

呆老二每年都应下这放0荷灯”的差使,没有什么原因,他情愿。

呆老二胖得糊糊地被人喊起起会”的宴上有余下的酒肉搬些来,呆老二就慢慢喝慢慢吃。太阳下去,撑一只尖尖窄窄的放鸭船,竹篙一点嗤嗤溜溜的滑,转眼到了蜒水河。把三四十只荷灯从船舱里拿出来,点起灯里的蜡烛芯,一只只往水里放。灯就漂在水面上。因是用麻绳串住的,不怕被'水漂散。

放过“荷灯”,把船靠到河岸边,盘腿坐在船头上闲等。有灯里的蜡烛烧完了,就撑过船去換直到收“荷灯鸡已叫头遍了。呆老二才嗤嗤溜溜撑船回去。

这一夜,呆老二是不能打更的了。一年就一回,不打更也没事。难得的还可睡一个时辰的觉。偏又睡不着,老想陈大傻子从土地庙里抱他回去,教了他一十八年的小曲而后淹死在风水沟。于是款款唱那烂熟了在肚里的《十二月相思》:

三月里妹想郎,

单个人睡心里慌,

田头上菜花开了香,哥吔,菜花田里做鸳鸯

天才蒙蒙亮,蜒水河上一片吆喝声。各庄的“会船”部撑到蜒水河。每条船上有十几个汉子,人人手里一支长竹篙,长篙箭一样射到水里,齐齐一声呐喊,船就飞窜到前面。各庄的船都要抢“上水”,船靠右行且行得最快。抢了“上水”,一年运气都顺。这时候就有几条船缠在一起,谁也不让谁。动武是免不了的。先用长篙挥来舞去,把对方船上的夂扫到水里;长篙使不开,人就跳到一起扭打。扭着打着从船上滚到水中,还是不肯松手,还是扭还是打。混乱中,忽然又有埋伏好的船乘机窜到前面,马上引得三四只船缠上去,又是扭又是打。蜒水河上便只有横七杂八的空船了。

岸上聚拢了东西八庄的人,纷纷为自家庄上的船助威,又骂别的庄上人烂狗屎不要脸。蒿得邻庄人一片回骂。骂一阵,便也缠到一起扭打起来。混成一团,

末了,倒底谁抢到“上水”谁都不晓得。皆觉得是自己胜了,一干人便得意日他妈妈的,有什么屌用,还要跟老子们抢I”

并不肯到此结束。“撑会船”的余波还要连续三五日。这三五日里倘若有邻庄的来走亲戚。进得门来,主人且不开口,先从地上捡块砖头角,凿在了亲戚脑勺上,立时就暴个大肉包包。方才笑着作揖哎呀,得罪!得罪!老规矩I老规矩I”急急烧上蛋茶来。——这意思是,邻庄之间“撑会船”抢“上水”的仇还不曾消。必要打过仇家好认亲戚,先公后私,清淸爽爽。

又是淸明节,又撑会船。

呆老二闷闷地无事作,溜到蜓水河边远远看一回众人厮打,终于没甚兴头。

去回来,坐到土地庙门口。

土地庙年日虽久。还未失修。瓦顶上蓬蓬长一棵楡树,榆树间有喜鹊做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窝。窝里有几个喜鹊的崽。

呆老二就听老喜鹊前后左右吱吱喳喳叫。

恍恍惚惚记起婆娘那年没得吃,便跟了别人跑去了八滩,又带儿子同去。八滩离这里不远,那里靠海。成年的有山芋干吃。有山芋干吃老婆就该去?这世界真叫人算不清。有人说婆娘儿子现在活得不错,捎信叫他去。

真的呢?假的呢?反正是不去的。

呆老二睡着了。老喜鹊从高处拉了一泡不硬不烂的康,_在他的头顶上。

真的晦气呢,这夜,竟昏了头,瞎了眼。暧——暧——女人的事偏弄得这样慌乱,那打更锣的手竟就不听使唤。

说不得了,胡乱打罢。

周王氏如今老得蜕了三回皮,且新长了两颗门牙,神道眼见得更大了。早些日子乘车去地府走过一遭上来后便说,今年“撑会船”要改制。备船三十六条,全用粗麻绳绑在一起,船上铺板,搭两层楼台。男女七十二人,着红黄两色彩衣,分立楼台台两側。僧尼各十八人,登楼台念“金刚经”。其余撑船把舵拉纤抛锚人数不计。“会船”沿蜒水河由西往东,一路香烛齐燃,佛号高唱。可保各庄各户一年运气大顺遂。求财得财,万元户自不烦神伸手可得。凡有独生子女者,上船三叩首,亦可灭魔消灾,但须先交香烛费,男童十元,女童五元。

众人听过,欢喜成一脸的彩。却迟迟疑疑犯了难。如这般改过新制.靠一个庄筹划不起,人力物力财力均不足,看来要东西八庄互相联络才好。赶紧派人分头说合,好在各庄人都不念往年“撑会船”的旧怨,快活响应。只是还抢不抢“上水”,开打不开打呢大家说:“呀,现在都讲文明哩,这些话还有什么说头!”

融融其乐,是从来还未曾有过的。

蜒水河上有得另一番热闹了。

呆老二的婆娘不好意思回来,倒叫儿子回来了,又牵回一个五岁半的孙子。

呆老二就抱孙子,到“会船”上三叩头出了十元人民币。

回来又哄住孙子玩。找不到玩具,就拿打更的铜锣给孙子敲打。一敲再敲,竟把更锣打了个圆圆的大窟瘙。

孙子笑,呆老二也笑。

呆老二说:“乖乖肉,没得事!”

望过孙子把破锣顶在头上玩耍,呆老二叹叹气。死了有人添坟,有人上供了!坟头要修得好看些,不是三锹挖成的,三锹挖的太难看。钱呢,当然也有得用,要孙子给烧金锞、银锭、纸钱。用不掉,不知阴间里可也有银行存款子?明天倒得去细细问过周王氏。

 

王干作品

王干,著名文学评论家。江苏泰州人。先后在高邮师范、扬州师院求学。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副主编,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教授。2010 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让阳光叙述(中篇小说)

尘封的记忆屡屡被阳光打开:小小的蒲公英花絮在晚风中飘满了旧日的黄昏,最终落到我银色的华发上。我在寻找,我在寻觅过去岁月的痕迹。我在遗忘,我在消除过去日子的影像。我在记忆和遗忘之间徘徊,我在寻找和失落之间游移,我是她的俘虏,我是她的上帝。她啊她,她只是一双美丽的渺茫的眼睛。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双眼睛始终伴随着我,清晨,它是绿叶上的露珠,夜晚,她是窗户上的两颗星星。我愧对这双眼睛,我不敢正视它的时候,它拼命追随着我,目光一直刺到我的耳根,可我鼓起勇气转过头 正视它的时候,她又不见了,消隐在白云深处。

我常不止一次向同事和朋友讲述过这件难以忘却的往事。年轻人说我是老年妄想症,同辈人说我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精神病医生说我是娜丽塔综合症,小说家说我是恋童癣,诗人说我是爱情营养不良造成的多语病。我竭力去不想它,不提它,可阳光像灿烂而忧郁的目光,时时让我叙述,时时替代我叙述。

五十年前的我,并不是一个大学教授,而是一个小学教员。当时我看过叶绍钧的小说,我觉得做一个小学教员是人生重要的起步,我带着这种美好的理想走上了课堂。

教室外,蒙蒙细雨像一根根扯不断的轻纱似的,仿佛在编织一幅中国画。这是我当时真切的感受。我并不觉得这个比喻的平常,我觉得它异常贴切地勾画了我当时的心境。不论你们青年人怎么想,我到现在仍然觉得只有这个比喻才是最合适的。教室门前的那排杨柳已被绵绵春雨染得发青,细看,可隐约发现有那么一两颗绿芽珠已颤微微地绽出了枝头。这是从我的观察日记里抄录出来的,我清楚的记得,这是3月12日这一天的记录。也就是说春天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悄悄地在我生长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伸了一个小小的手指尖。这样的说法是我现在的修辞手段。一位年轻的小说家说我这样写太纯情了,我说是不是有点像琼瑶,他说当然比琼瑶要严肃,但有些女儿态。我说没办法,我只要一写到她,一写到那双令人迷茫的眼睛,我就没法不纯情,我就没法不儿女情长。年轻而新潮的小说家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奇怪,你平常教导我们写小说总是说煽情是小说的大忌,要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可你自己写小说却是如此的纯情,如此的不加节制。

我说这不是我在叙述。是她在叙述。她在操纵我的电脑键盘叙述,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叙述。

她是谁?

她是谁?我也不知道。

新潮小说家看着我在电脑面前手指快速地移动,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便不再言语。

还是回到我的叙述中来。

教室外是迷蒙的雨丝,教室内则是一双水灵灵的雨珠般透明的眼睛。

直到昨天我还想做一个王国维般的大学者,可家里的生意连连亏本,已供养不起我这样的“洋学生”,虽然还有一年高中就毕业了,就可以考取金陵大学。即使家里东借西挪硬撑过一年,我考上大学家里也是要让我前功尽弃的。望着父亲纵横密布的满脸皱纹,我本想抗拒的话一下子变成了“好吧,我马上跟你回家”。

我回到了周庄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总是声称自己是扬州人,甚至在我的档案里也写着籍贯扬州的字样,其实我不是扬州人,连扬州郊区也算不上。从我家乡到扬州坐小火轮要走八个小时,现在通上汽车也要两个小时左右。这一次从《长江文艺》的三峡笔会去赶成都的长篇小说研讨会,会后一位叫田杰的老板请我们洗桑拿浴。他说那个地方有很多扬州人,有你很多的老乡。我一听头就大了.一我不是什么正宗的扬州人,二来扬州人怎么到现在还干这个事,我不是瞧不起修脚擦背的,而是他们的工作品位实在说不上有多高,更重要的是这些现在已经与按摩、“三陪”同日而语,更让人不会感到有什么自豪感。洗完澡,擦背的果然是扬州口音,但仔细盘问,二位才告知真实身份,一是安徽天长人,一是南京六合人。这两个地区都曾是历史上扬州的辖区,他们的扬州人身份和扬州口音也不可否认。而我则感到自己附庸扬州的可笑与荒诞,同时对那两个擦背的天长人和六合人充满了理解。不过,我不再说自己是扬州人。我说我是“扬中”读书的,扬州中学的名声近代因朱自清而显赫,当代则因胡乔木、乔冠华 “二乔”(毛主席语)而大振。当然,我在扬中的时候只知道朱自清。

周庄镇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小的黑点。十年以后我在新四军的作战地图上找到了大片大片的周庄镇的瓦房,还找到了我家的祖宅(那时已划为供销合作杜的仓库),还找到了我现在在小说中站立的教室。这排教室是方圆百里唯一的初级小学,我能够找到这一职业,多半跟省扬中这块牌子有关。还有一半则与父亲塞给镇长和校长的“袁大头”有关。当小学教员肯定不是我的理想。但一想到比拨算盘做买卖要更接近学者些,也就觉得这可能是回到周庄最好的选择了,更何况还有叶绍钧那样的榜样放在那里呢!

这一节课变得有些人生新篇章要开头的味道了,我有些紧张和局促。刚进教室,那一双双骨碌骨碌的眼睛调皮而挑战地盯着我,我的腿不由有些颤抖了,连忙读书,以掩怯场:“两个黄鹂鸣翠柳”,没想到由于太紧张,居然走了调,真像黄莺似的叫了一声。好在学生没有起哄.我连忙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抄写,刚写了一横,粉笔又断了,我转身到讲台上,发现镇长的女儿马桂英对着门外做鬼脸,噢,原来一个女同学站在教室外。也不知多久了,她乌黑的头发上还沾着一颗颗亮晶晶的小雨珠,她身着粉红色上衣,草绿色的裤子,配上她那微微发红的鸭蛋脸,犹如一朵含苞待放的出水芙蓉呈现在我的面前。她背着一个用鱼网纺织而成的书包,右腋夹着一只紫酱色的小瓷罐。我问:

“你叫什么名字?”

“许稻香”,声音怯怯的,低着头。

“为什么迟到?”

没有回答,脸羞涩得发红。

“你为什么迟到?”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脸涨得通红。就在抬头低头之间,我被她的眼睛惊住了,虽然只是一闪,两颗眼珠却像会说话的黑星星一样。我想我是新到的老师,对班上的情况不太清楚,就让她进了教室。

奇怪的是全班同学就她一个女生和男生坐一张桌子,而马桂英却一个人单坐。这明显是一种歧视。在这个古风浓郁的小镇,男女合坐并不意味着平等和自由。

课上我有意提问了许稻香和马桂英,马桂英张着吃糖吃多的黑牙嘿嘿地笑,许稻香回答得很流利,声音清亮,似流水淙淙。我对她印象极佳。课后问了老班主任,为什么让许稻香一个人和男生坐?你这洋学堂出来的也这么封建,老班主任先和我开了句玩笑,然后告诉我,这个许稻香是渔家的女儿,她们家的渔船四处游弋,她到校上课不免迟到。马桂英是镇长的掌上明珠,虽然和许稻香的个头差不多,可她嫌许稻香身上有“鱼腥味”,坚决不肯和渔船上的丫头坐,班主任只得破例让许稻香和男生坐一张桌子。

想不到马桂英这样欺负人,我愤愤地指责班主任:“那,马桂英也可与男生坐呀?”

这位塾师出身的老班主任点点头:“现在你是班

主任了,你想怎么调座位都行”。

我下决心明天调调位子。

晚上我在批改作业时,发现许稻香的作业本里夹了一张纸条:“刘老师,不要为我调位子.我现在的位子没有什么不好的。”字迹清秀,和作业本上的一样。世上不平等的事多,可人们习惯这种不平等,连小小的许稻香也不例外。我只得叹了一口气,不再提座位的事。

转跟几十天过去了.一天傍晚,西天的红霞像红绸飞舞,校园、人脸都印上一层橙黄色。我信步来到学校的小河边,只见河水搂着一朵朵晚霞欢快流淌着,两岸杨柳仿佛被感染了,也轻摆曼舞起来.对岸紫色的蚕豆花在清爽的晚风中传来宜人的植物蓄气,我沉醉在水乡的残照夕景里.,踱着步,想找一句古诗来概括眼前之景。

“刘老师……”

是许稻香.她腼腆地站在我的面前,手里端着那只酱紫色的瓷罐,罐里装满了水。涟涟水波漾着几缕橘色的晚霞。

“你舀水干什么?”

她轻轻地笑了笑,脸蛋上溢出两汪浅浅的酒窝,“嗯,抹讲台”,眼珠一闪一闪的,又低下头。

难怪我们班教室的讲台老是那么干净,不像其他班一碰就是一身粉笔灰,原来是有人抹洗。

“天天抹?”

“反正我带饭到校吃,到河边洗饭罐,带点水回来,顺便。”

“同学知道哦?”

她想说什么,又没说。红着脸连忙走了,大概是走得慌的缘故,那缸子里水不时会洒下几滴来,一滴,一滴,橘红,橘黄.杏黄,鹅黄……像一颗颗五彩的水晶石在她身后不断变幻……

你是不是有点爱上许稻香了?

我大吃一惊,掉头一看,原来那位新潮小说家始终站在我身后,看我投入地写小说。我有些火了,你还懂不懂真善美?还有没有一点正经?

我可不是顽主小说家。我说的可是地道的正经话,你在见到许稻香之前从没恋爱过是不是?

没有恋爱过,但许稻香是我的学生,我对她没有半点邪念。如果有邪念的话。我就不会如此执著这一段生活了。

正因为没有邪念,我才说是爱上了,倘若有其他想法,就是欲望了。

你少来一点弗洛伊德好不好,回家去吧,不要来烦我,你写你的新潮,我写我的独木桥。

新潮小说家是走了,可我自己也陷入了迷惘:这是怎么回事,我当初可是一片冰心呀。

许稻香一连几日没到校上课,我心里像掉了什么东西似的。一问其他同学,原来是她家里经济拮据.可能没有能力继续供她读书了。也难怪.渔民成年累月地浪迹湖泊,或风或雨,或寒或饥,生活全靠机遇,怎能供养一个女学生呢。不过我还是抱着一种信心去找许稻香的父母谈谈。

来到渔村时,渔民们正在捕鱼,一张透明的大网撒下来,缓缓沉到水底。水面上漂浮着几块木制的网浮子,不一会儿,渔民们把鱼网拉起,网里的水逐渐被筛掉,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鱼儿飞蹦飞跳,溅得浪花雪白.……我在拉网的队伍中发现了许稻香,她那瘦小的身躯套上一层宽宽的纤板.差点给人群挤没。她发现我以后,连忙躲到人后,我喊了好几声,她才探出头来,然后在别人的催促下。将我带到她的家——一只泊在芦苇丛中的渔船。

许家的船已经好长时间没刷油了。船板和船棚上芦苇泛出灰白色.船棚上堆着一大捆枯树枝,一问,才知是他们家的燃料。稻香喊了两声,从船仓里爬出一位中年汉子,招呼我“船上坐.船上坐”。他古桐油般的面孔和腰间那条黑色的腰带至今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脱了鞋,走进船仓,弯腰坐下。说明来意。他叹了口气。。当初让稻香读书是我,现在让她回来打渔的也是我。我们渔家很少让孩子去念书的。更不用说女孩了。起初有人就说闲话,老许想找个军官做女婿呢I连她妈也看不惯。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的心思。有一次进城,我喝了凉水拉肚子。急急忙忙找茅厕·我不识男女一字,问了一个痞子,他故意指错了门,我走进去以后,被一个疯婆子抓住送到警察局打了一顿.还挂牌游街丢尽了脸。从那以后,我就下决心让子女多读书,多识字,虽然我家四个小孩全是女儿,可我们家一定要出读书人。”

他说着眼里突然闪着神奇的光.“稻香这丫头,一生下来我就让她喝了大半碗墨水,长大了,真的聪明机灵,放学回家边织网边教我们念什么‘桃花流水鳜鱼肥,斜风细雨不须归’呀,又顺口又好听。”船仓内仓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咳嗽声.稻香急急忙忙钻进内仓;“妈.妈,我来给你水喝”。

稻香父亲脸上的神采黯然,“命苦啊,稻香她妈病了,镇上的灵姑说是痨病。我的腿几天前拉大网又跌伤了,一时半载又好不了,我们拉网的渔家要几家合起来才能拉网取鱼,不好单独行事。我只好下了狠心,让稻香回来替我们拉。一家连口都糊不了,还能念书?”

我点点头。停了一刻,我说,学校可以减免她的一部分费用,如果她继续读的话。

沉默。

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劝说的,反正稻香父亲又答应让她到学校上学了。

我离开的时候是稻香用小鸭船送我走的。走水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稻香缓缓地荡起双桨,船的两旁,一个水涡套着一个水涡,生生不息,船轻轻擦着水面向前.一会儿穿过茂密的芦苇丛,一会几又钻进野鸭群.野鸭儿们乱扑乱飞.一朵朵水花溅得我像在雨中行走似的。

平常惜语如金的稻香此时却话若悬河:“刘老师,这芦花荡,一到夏天就更好玩了,站在河里汰衣服,那些调皮的小鱼在你的脚丫上游来游去,舔得你痒孜孜的,你去抓它的时候,它早就溜了,一会儿又游来,像个调皮的顽童。最傻的是螃蟹,夏天我们游泳摸河蚌,有时空河蚌里有一只螃蟹,那蟹才傻呢,它不逃跑,反死死咬住你的手,让人活捉,可手也被咬得钻心的疼。”

两只桨在她的手里轻松自如,像是她的两只翅膀,我羡慕极了,也接过来试试,划了两下,船就打起了转,她咯咯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到了秋天,这满河的菱盘都结菱角了,你随手摘几个尝尝,脆崩崩的,甜津津的。到时我摘了送到学校给你们吃。”

我说镇上有,镇上有。她说没有她摘的新鲜。她说秋天的芦花荡才美呢,芦花飘扬起来,像大雪飞舞,摘下蒲公英一吹,像仙境似的……

许稻香说的蒲公英意境几十年以后我在电影《巴山夜雨》里看到体会到,我在看这部电影时流泪不已,我觉得它应该得国际大奖,而不是那些后来被人称为人妖文化的一些电影。遗憾的是我没能在现实中看到蒲公英花絮如云如雾的美妙情景。

几日后,大概她父亲的腿好了些,许稻香又到校了。出人意料的是,马桂英竟主动请许稻香坐到一张板凳上,我心里松了~口气。

一日下午,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备课,教室静得很,只有那挂铜钟不紧不慢地响着,钟摆的声音浑厚,悠扬。窗口好像有个人影一闪,我抬头看了看,那棵开得正旺的石榴好像要探进头来,我低下头来继续备课。又是一闪,我猜想,是稻香吧,可脚步声若有若无,轻了,远了。

过了好久,我合上书本,想活动活动身子,就听见窗外有人低声叫我:“刘老师”,我说进来吧。

她轻轻推门而进。

“稻香,你有事找我?”

“我想让你看看我写的这个”。

她递过一张纸,原来是她写的一首诗。

捕  鱼

妈妈撒了十次网,

捕住一条小鲫鱼。

鱼儿蹦,鱼儿跳,

我和妹妹嘴巴翘,

“鱼宝宝,还很小,

鱼妈妈半夜睡不着。”

好妈妈,网一松,

鱼宝宝回家了。

我说写得挺清新的.可诗要讲究韵律和格式,并借给她一本薄薄的《宋词选》和臧克家的《泥土的歌》,她说下次一定写押韵的给我看,我说诗主要靠灵感,灵感来就写,不要硬写。诗是写出来的,不是给出来的。

可没想到那押韵的诗给她带来灾难,使她被赶出了校门,事情是这样的,

马桂英和许稻香坐到一起的原因是期中考试临近,她让许稻香帮她的忙。可考试的时候,许稻香装着不知晓的样子,做好一题用纸盖好,任凭马桂英踢脚拉膀子。马桂英情急之下,赶紧向另一同学发出求救信号。可另一同学传给马桂英的纸条被许稻香截住了,当即交给了监考的我,我收回了马桂英和她 “搭档”的试卷,并狠狠批评了她们。

这下可捣了马蜂窝,因为考试作弊在这个学校是司空见惯的事,很多人读书并不是想学到什么知识,而是为了混一张文凭,特别是那些女生更是为了出嫁时多一份嫁妆。学校对考试作弊持不闻不问的态度,像我这样的愣头青才会去收试卷。考试一结束,马桂英便伙同几个人围住许稻香用最恶毒的话攻击挖苦她,“渔船上臭婊子,讨好博情,自己偷考,倒打一耙”,还和十几个男女生一起捏着鼻子围着许稻香转,齐声高喊“腥气”、“腥气”,“滚出去”、“滚出去”,好像许稻香是一个稀有动物似的。

许稻香忍无可忍,念了一首打油诗:

爹妈打渔靠双手,

偷吃扒拿才怕丑。

考试做贼还骂人,

倚官仗势是小狗。

 

教室里哄堂大笑。

马桂英无言以对,脸色煞白.便猛扑上来揪许稻香的辫子,可用力过猛,自己也倒下来.正好被教室里的桌腿上一根铁钉划破了脸,顿时血流满面……马桂英疼得哭了起来。许稻香也吓得哭了起来……

根据当时的情况,应该处分马挂英,可校长等人却说许稻香来历不明,考试作弊,诬赖他人,殴伤同学.谩骂镇长,理应除名。决定明日当众开除许稻香以正校风。还斥责我不辨是非,坦护打手,动机何在,应停课反省。我据理力争,却遵到哄笑和嘲弄,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室:“本镇学堂小,只容小僧,道行高深者,可徙大庙。”

晚上。我失眠了,铜来覆去睡不着,天还乌黑的时候我便起了床,在校园里踱来踱去,数着天空尚未消逝的星星。走近我们教室时发现有一片亮光,我怀疑自己看星星时间长了花了眼,揉揉眼睛,再看。是灯光,是烛光,许稻香在教室里看书,烛光快要烧到她的刘海,她一点也没感觉.

我叫了一声。她抬头看我。看我不说话,连忙申辩:“桂英脸上不是我抓的。”

我木然不知所措。

“她也怪可怜的,脸上要留下一个疤。”

可怜的孩子,到现在还想着别人.我马上想到校长阴森森的面孔和同事们幸灾乐祸的样子,决不能让孩子的心灵投下阴影,一个女学生被当众开除是多么残酷的打击,更不用说蒙冤受屈的许稻香了。我强作镇静:“你怎么这么早到校来啊?”

“我爸爸起早收网去了。我醒得早,就和他一起出门了,到校预习功课来了。”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半晌,只好直说:“稻香,你,就,退学吧。”

“刘老师。你说什么?”

“你,退学。”

“我,退学?”

我无力地点点头.

她说不出话来,想了半天.说:“刘老师,你就再让我上一段时间。我知道你替我缴了学费,等放暑假了,我去捉鱼还你。”

可怜的孩子误解我了,望着她眼帘上的泪珠,我神经质地大叫起来:“你早点走吧!”

她失望地垂下了头,夹起书包,慢吞吞地离开了。

我的身后,出现了血红血红的早霞。

回到家里,父亲劈头盖脸打了我两个耳光,“畜牲!这么多年的书白念了,给你娶亲你不要,现在闹出丑闻,祖宗的脸都给你丢光了。”我莫名其妙,“什么丑闻,什么丑闻?”

“看吧,看吧,你做的好事。”父亲拿出学校写来的信“刘公子与女生关系暧昧,有伤乡风民俗,适小学校要减员,刘公子乃才高八斗之人,可另徙高枝不再委屈。”

无耻的中伤!这帮小人!看完这不文不白的流言,我的肺都气炸了,我不顾家人的阻拦,冲出了家门,要去找镇长校长这帮小人说理去,怒斥他们的男盗女娼!

可当我在小镇的石街上行走的时候,那些店里、行里、铺里的老板和伙计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还有人用一种奇怪的目光跟踪我,临近学校时,几个女生也不打招呼,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我。这些目光像一盆盆冷水从头冲到脚.让我冷静下来,我在学校栅栏似的门前停下脚步,我是来找他们论理.还是为一个饭碗来乞求,在这个被扭曲的环境里.每个人都会遭到扭曲,我一个人能把这个扭曲的世界扭回来吗?

我终于没有跨进校门.

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将这些事记录下来,想控告这些人。但我很快否定了这种幼稚的想法,黑暗正如一张网,每一处都联结一起,并不是一两个恶霸刁吏造成的。我失业了,父亲让我学生意,做帐房先生,我又不愿,便将在场州读书时买的《呐喊》、《彷徨》找出来看,期望能找到我的出路。记得我在中学读书时经常听那些我认为不务正业的同学大谈鲁迅是青年的导师,当时我不以为然,我信奉的是胡适、王国维这些大学者.待我重新读完鲁迅的两本小说,我发现.我才有些读懂鲁迅先生的作品,我从闰土身上似乎看到了许稻香的影子,我的眼睛似乎一亮,造成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根源在哪里,鲁四老爷们的背后有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这张网就是鲁迅先生哀叹和愤怒所在.带着疑问,我写了一封信给旧日的同学,请他们寄一些进步的报刊给我.解答我的难题,帮我寻找出路。这出路当然不是找个饭碗.而是更高的冀求和理想。

“后来呢?”

那位新潮小说家饶有兴趣地问我。

我说后来正好一个同学带人投奔解放区,收到我的信以后就通知我前去。自此我就参加革命了。

新潮小说家哈哈大笑:“原来您老先生是因为一个小女孩才革命的呀!”

我说:“你呀,真是一点正经也没有。”

新潮小说家说:“你也不要不好意思,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有人为了一个女人连江山都丢了,你为了许稻香参加革命可说是因果相当。遗憾的是你没能成为一个周树人、叶绍钧那样的小说家,也没成为胡适那样的学者,倒成了一个社会学教授。还是有点种瓜得豆。”

我不再理会小说家的胡说八道,我想的与他说的不是一回事,我是无功利的追忆,他是俗不可耐的消解。我珍惜我人生中这一段美好而又忧伤的记忆,并不是为人生的轨迹作注,而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夜晚,我眼前老是浮现着那双挥之不去的黑星般的明眸。也不知过了多久,她出现了,递给我一朵蒲公英,我一吹,缕缕花絮四处纷飞,雪似的洒满了天空,那颗黑星若有若无,依稀渺茫,闪着神奇的光。我想把这思绪般的花絮理清,可怎么也理不清,我还是耐心地理呀理,……我走向了眼睛。

原来是嵌在窗户上的两颗星星。

1995年6月30日盛暑三稿干鸡鸣寺侧

 

 

 

父亲(短篇小说)

 

拐过这一截田埂,过一座小木桥,再绕过一座漂满呱呱乱叫的家鸭池塘,便到家了。

父亲准蹲在门边搓绳。他先用木榔头在院子里捶着黄淡淡的稻草,“咚咚”地应声响,然后坐在“土基”(用河泥脱成的生土坯)垒成的“凳子”上,蒲扇似的手掌使劲地搓摩,一根金色的长绳便从两掌间悠悠吐出,流成一条弯弯的小溪,父亲还喜欢嗡嗡地哼唱什么。

果然,父亲正唱着呢:

 

绳儿壮,绳儿长,

一头系住财神郎;

财神进家砌瓦房,

娶个媳妇上床暖洋洋。……

 

“放学堂哪?”父亲立即刹住了歌。

“嗯。我知道你肯定在家搓绳昵!”

“今天识的什么字啊?”

“还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还有呢?”

“人之初,性本善。倒念十天哪!”

她看不惯那个戴老光眼镜的老先生,倒挺喜欢他的那个梳着分头的儿子小先生,听说因为没“高中”,小先生才从城里回家帮老头子教书,以后还要走。

“人家万行尧可是有名的老先生啊,肚子里的墨水深着呢,连篙尖也掸不到底!”

“你不是说过,我才养下来的时候,不是喝了好些黑墨水下肚的嘛?怎么还要花钱上学堂?”

“那墨水,都是你妈要我喂的,她说她小时候也喝了好多……”

“你不是说我没有妈妈的?”

“……有,有,你见过。”    ‘

她见过两个,一个是“观音地”上那座与众一样的坟茔,一个便是那个披头散发的灵姑(类似巫婆吧)。前者,她感到太空洞和广泛,后者她又感到突然、太具体了。她妈妈不在这个世界,生下她的第二天,就到“观音地”去了。

她的妈妈又在这个世界上。那次,她被父亲带着去看病。在观音地的一座茅草房里,人们叫作灵姑的女人,在烧了一堆纸钱之后,口里念念有词,突然踩着青烟,大叫一声:“兰芝附身了!”“我就是兰芝!”灵姑张着双手,向着她扑来:“稻香,我的乖乖!”她愣住了,不由向后倒退几步,好象有一股冷气袭来。

“这是妈妈,快喊你妈妈。”父亲在一旁叫。。

她呐呐地呆在那里,望着从远方来的“妈妈。”

“妈妈”念叨些什么,她不清楚。末了,这位“灵姑”从里屋稍顿片刻,似乎又恢复了人态,对父亲说:“丫头病可不轻,阴间拖她。阳间留她,灾大得很哪!……不过,我自有神法使她重回人间。”

父亲浑黄的眼睛闪出黑光:“有法子?”

“嗯,不过,这是你死去的婆娘招你丫头的魂哪!得烧一百零八天的纸。”

魂是什么?到底谁是妈妈?她有些不解。

“明天,来取一盆仙水,用它煮蛋给你丫头吃,一天三个,吃九九八十一天再加八八六十四天,魂魄自安,大病即除。”灵姑一字一顿,肥硕的胸脯一颤一动的。

她望着这位穿着黑丝绸夹袄的灵姑,心里好像平稳了好多。父亲正痴痴盯着灵姑的脸,等候她的旨意。

“还是灵姑有本事,城上人,不懂阴阳,光会穿白大褂、”

归来的路上,父亲划着小船,颇有感慨。

她可是愿意再上一次城。

她仿佛进了传说中的天堂,大街平坦宽阔,女人花花梢梢,男人客客气气,街旁的摊头上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能吃的东西。她吵要着尝一尝这些名堂,父亲说:“不好吃!“那卖给谁吃?”“抽抽腰。”她明白,“抽抽腰”指城上人,因为乡下人总用棉线做裤带,而城里人在裤腰上扎个橡皮,要长就长,要短就短,叫抽抽腰。“乡下人就不能吃?”她奇怪,这吃也象捉着玩的蜻蜒,还分为几等呢!

父亲默默走着,走到一个摊头,两眼望着篮子里的几只小山芋。山芋,我才不吃呢!

“那想吃什么?”

“……冰棍!”那次,父亲上城挑粪回来,兴冲冲地对她说:“好东西!”

“什么好吃的?”

“冰棍!”父亲做出城上人卖冰棍的模样,乒乒乓乓地敲着桌子,还叫喊着“卖冰棍—一!”然后郑重其事地从口袋里掏,半天才掏出一片淡黄色的纸片。父亲傻眼了,反复在口袋里搜寻,不见了。父亲带着哭腔:我花了一个硬子儿买的嘛,一舔,甜津津的,凉滋滋的,便灌到口袋里,留给你吃的。

她舔着那纸片上的雪片,舌头在经过冰凉之后,便变得轻快起来,甜滋滋的感觉传遍了全身。

“糊涂,糊涂,下次再买。”

她反复地反刍那股鲜味,并把那张淡黄色的纸片折了又折,压在枕头底下,经常拿出来回昧。

什么时候哪,还有冰棍!

还想吃冰棍,不怕牙齿冻掉?

父亲带着她,问遍摊头,全城均没有。

父亲望着她,挥舞着蒲扇似的巴掌:“等到了冬天,河结冰了,我到河里捞几块冰放在木箱里,用棉花胎焐着,让你吃个够i”

吃个够,当然好!她跟着父亲来到一个白色的世界,一个个鲜红的“十字”像一只只漂亮的红蝴蝶。院子里,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的走来走去,却设有什么声音。这么静。

过了三道门,终于来到一个穿白大褂子的中年人跟前。他戴着一副发黄的眼镜,牙齿却米一样的白。她有些惭愧爸爸和她自己那双黑鳞斑斑的手,她把手往桌下藏。父亲说她都快十岁了,还这么瘦小,这么不长个子,是不是得了“痨”,或是“僵”了?大白褂子问问她的岁数,然后说:“营养不良噢。”

“啊?阴阳不良?有什么药吃吧?”

“不要吃药了,买点好东西孩子吃吃吧!”

她怕吃药,药苦。这白大褂真好!回头的路上可有好东西吃了。她颇得意地看看父亲,父亲的脸陡地沉了下采。像满天乌云堆积到一起,一只手紧紧勒着她的手,另一只手发抖,拖着她走出那白色的天地。

她回过首望望那白色的世界和红色的蝴蝶,以后老是梦到这里。

一路上,父亲几次想给她买点东西,几次又羞愧地缩回手,她父亲的口袋里空了。她闹:“白大褂不是说买点东西给我吃吃吗?”

父亲居然流泪,泪水在布满尘垢的脸上印下了一道道小渠,他的手,冰冷,走路,没劲。

她不知道,“买点东西吃吃”在陈菱庄的潜台词便是:治不好了,活不长了。

“灵姑,她会调阴拨阳,你阴阳不良,经她一拨一调,你的病就会好的。”

黑黝黝的小茅舍已接近了,父亲还在咀嚼灵姑的好处。

纸烧了。她感到病轻多了。

蛋吃了。家里的“摇钱树”倒了。油盐酱醋换不回来。父亲的眉头皱成一个肉疙瘩。

爸爸,其它蛋,符不行呢?比如喜鹊蛋?

行!乖乖,你真乖。

父亲成了掏雀窝的能手。她尝过了各种各种的蛋。麻雀蛋、燕子蛋、鸽子蛋、喜鹊蛋、山喜子蛋、猫头鹰蛋、青鹤蛋,反正庄前屋后田边水旁的雀巢鸟窝,都被父亲掏过了。

每天都有白花花的蛋,这灵姑的“药”,真好吃!

自然,三天还得去换一次仙水回来。

父亲洗澡开始背着她了。她感到奇怪,记得总是她趴在父亲身上,父亲教她游泳、钻猛子、抓鱼,那清冽冽的河水扑到身上,又凉爽又舒坦,调皮的小鱼舔得身上痒滋滋的,伸手去捉,影儿也摸不着,一会儿又痒痒地撞来。父亲总能在水深处抓到一两条大鲤鱼,只要她说:爸抓个鱼玩玩吧。一个猛子,他就抓到。鱼是不烧的,不好吃,腥气。要油、要糖、要酱油,没有。

她执意要游。父亲隔着一段距离。

她说:“我家去了。”却躲在岸边的芦苇深处。

父亲游上对岸,她扎了猛子跟了去,岸边的一棵小楝树上,晾着一条眼熟的灰黑色短裤。

他,只有一条裤子。她明白了。

一条赤身裸体的男子一闪,通的一声,又钻进水里了。

她洗澡却从不背着父亲。回来之后,打了一盆热水,在木桶里坐下。

门口,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是爸回来了。爸已经好长时间不肯给她洗澡了。

脚步声轰轰地响在耳边。她索性停下毛巾的运动。

父亲推门,猛地发现了什么似的,仓惶地退出,步伐踉踉跄跄地消失在远方。脚步声依然在轰轰地作响。

她望望自己,胸前两只青果向外突。她连忙用两手捂住,轰轰地响,脚步。

夜里,她发烧。然后,来了。

她开始注意父亲的脸,黧黑的脸上,皱纹松塌,迷惘的眼珠滞呆地老盯着一件东西。没有痣,没有疤。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

“这下,可留下记号哪!”

父亲一瘸一瘸回来,懊恼地。脸上划下两道紫红的杠子。“我单知道爬上杨树顶掏喜鹊窠,想不到,树丫脆得很,好端端的喜鹊蛋都打破了,可惜,可惜,可惜……”

拖着瘸腿,在屋里走来走去。

脸上,添了一长一短的疤痕。

“再哭,把你扔进野鬼荡去!”

再蛮的小孩听到这话,也乖乖地停止哭。恐怖地睁圆眼睛,扑到妈妈怀里:“怕!我怕!”

“野鬼荡,野鬼荡,太阳不落鬼打浪。”庄上人都这么说:黄昏时分,野鬼便嚎叫起来,其声怪厉悲伤,凄凉婉转,令人毛骨悚然,甚至还有人亲眼看到一只只水鬼跃出水面,黑乎乎,攀在芦苇的叶尖上,窥探船只人影。野鬼荡比葬死人的观音地还可怕,据说那里都是“冤鬼”和无家可归的“野鬼”。既 “冤”且野,谁敢冒死去?

父亲要去闯一趟。她也觉着好玩,跟着要去,虽然又有点害怕“鬼”。

父亲划着一只小鸭船,荡向芦苇深处,两只桨一起一落,河水哗哗直响。碧绿的芦苇扯着她的头发、衣角,又猛地松开,小船便猛地冲向前去。有时茂密的水草缠住父亲的双桨,父亲双手轻轻一转,小草滑溜溜落下。呼呼前行的鸭船,惊得栖息、调情的野鸭、水鸟扑翅乱飞,留下一片零落的五彩的毛。荡里,宽阔的水面上,漂浮着野荷、菱盘。白白挺挺的荷花,淡紫、洁白的菱花,羞涩地不敢抬头。有一只菱竟是五角,她好奇地摘下,揣翻j袋里。远处,荡水与天边淡淡地溶在一起。也许,要走到天的尽头哪!

父亲把鸭船泊住了。脱去上衣,露出黑油油的疙瘩肉鼓鼓的上身,然后扑通一声.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水面上泛出一串串水泡儿,又一串串破灭,融归于水。

父亲从水里钻了出来,双手捧满白花花的鸭蛋:“野的,野鸭蛋!”女儿小心翼翼捧在怀里,然后艰难地放进船舱,用水草护围着。

又是一串水泡,一个,两个,三个……九十九……数一百零一,父亲还没上来,水泡泛得更急更多了。

“阿爸,上来!”

“阿爸,快上来,我怕!”

“爸——”

芦苇无力地摇摇头,荡水幽蓝地泛着冷光,日头苍白地悬在天边,一两只黑色的水鸟向西天扑去,凄凉的怪叫声一串串地洒向荡里,在扩散,荡漾……一片沉重的黑影由天边向她扑来,她觉得金星飞舞,身子沉重往下堕……小鸭船歪歪横在荡里。

她醒来时,已是满天星斗,但橘黄的晚霞还淡淡地抹在荡的尽头,小鸭船已离开野鬼荡了。

“你怎么不睡?”

“怕!”

“怕什么?”

“鬼……”

他用脚踢踢船舱里一团黑乎乎的东西,“鬼在这儿!”

她不由将身子向父亲身上靠靠。

“别怕,死哪!”

黑乎乎的,毛茸茸闪着幽光。

“刚才,我下去摸蛋的时候,刚扎进水底,就觉得有人拽住我的腿子,我以为你跟我皮哩!睁眼一看,绿茵茵的水里,原来是黑东西。我恩:大慨碰上水鬼了,这下完了,就无力往下沉。那东西也便拖着我走!突然,我好象听到你的哭声,一想,孩子怎么办?怎么回得家去?我到阴间怎么向你妈交待啊!反正死了,就拼命向上游,那黑东西水性好得很,把我往下拽,我一点也不松劲,这样缠着缠着,到了浅水滩,我憋够了,猛地往起一站,可怎么也站不稳,那黑东西死缠住不放,我伸手去勒它的脖子,它尖爪子挠我,我顾不得疼,死命地勒,向滩上移动。怪得很,那黑东西一出水就没劲了,我有数了,是水猫子,不是鬼,更有劲,死死地卡住,不知多久,也没劲了,就松手,那水猫子也早死了!”

朦胧的暮色里,隐隐看到父亲脸上几道粗粗的血痕。

噢,水猫子就是“鬼”!那鬼叫便是水猫子叫的。

又吃了一舱的野鸭蛋,她的“病”好了,白了,胖了,高了。父亲说还要到灵姑那里相一相。

清晨,父亲兴致十足地告诉她:“我又见到你妈妈的魂,和她谈了一夜,说,要你上学堂,她就不闹了,你也就不再发病了。”

上学堂?象万行尧梳分头的小儿子?

“是的,象你妈一样,进学堂,还要进洋学堂。明天就去。你妈妈说的。”

妈妈,奇怪的妈妈。

第二天,她被送进了万行尧的私垫,以后,又进了镇上的小学堂。后来,到泰州城上的女子中学读书。

当父亲把一大捧金银首饰化成钞票,交到学校时,她愣住了,哪来的呀?

开学不久。她忽然听到窗边有人熟悉地喊:“伢子!伢子!”是爸爸!

父亲一手拿着一支水淋淋的棒冰,一手捧着白花花鸟蛋,喜滋滋地递给她。

“不,不要,不,不吃。”

父亲脸色沉下了,没有讲话。她望着父亲两手充满血泡的手:这是我搓绳买的,不是偷的,抢的。一双哀求的眼睛,她接过鸟蛋、棒冰,放在抽屉里,没吃。湿润润地一片。父亲走了。空荡荡的学校操场上,夕阳拉长了他的影子。晚上,她的梦也湿润一片!浸染棒冰的汁液。

同学们咯咯地笑,银铃般地,又划玻璃般的。

几个月后,陈菱庄乡亲捎信给她:父亲不中了!

她连夜步行赶回陈菱庄,不小心还跌进了池塘。一路上,添了不少新的坟堆。低低的呜咽声水似的漫过了小小的村庄。

父亲眼睛塘深深凹了下去,两只黄眼珠象黄叶在飘闪,粗大的骨头也那么软弱、干脆,灵姑正伏着床边收抬着衣裤。她问灵姑:“什么病?”    ‘

“饿的!大小姐!”

父亲醒来了,向灵姑摇摇手,对女儿想笑笑,可脸容更难看了。她哭着:“怪我,怪我,明天,我不去读书啊!”

父亲摇摇头,吃力嚅着:“读……”然后又费力在那件黑皮袄里面掏什么,掏了好久,把女儿招到跟前,抓住女儿的手,把怀里的东西塞到她手上:是两块“洋元”。他舍不得用它去买粮食。

两块“洋元”还带着父亲的体温,可父亲的手冰凉的。

“观音地”又多了一个土堆。

多年以后,已经是闻名全国的特级教师的她,受“寻根热”的影响,为了解开一个非常普通算不上谜的谜,带着灰白的头发,重返故里陈菱庄。

一个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汉子为什么要让她的女儿读书呢?

陈菱庄平地里新添了许多瓦房。龙王庙早拆掉建成了大会堂,观音地依旧是坟茔堆堆,纸烟飘曳,但录音机里放出的是由著名音乐艺术家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奏的哀乐,哀悼陈菱庄这些无名无姓的普通村民。

灵姑,还在。她依然居住在观音地的 “门”边,那间茅草房里。那茅草的颜色,虽经数十年的风霜,似乎依然如故。谁也不知她多大。浑浊的眼珠黄黄地间或一翻,冷漠的看了世间一眼之后,又闭上。牙,黄黄地剩下了两颗。发,灰白地稀疏地宛结在头顶,芝麻似的老年斑爬满了额上、脸颊、脖颈、手臂,老筋青青地凸出皮骨之外,皮脂松沓地摞在一起。她照旧很忙,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前来求神的村民奉若神旨。

特级教师提出了上述的问题。

灵姑冷笑:“那还不是因为我。”

你?

“你老子信我!”

?

“我是你妈妈!”

灵姑神经有点错乱了。

“我老了,这件事还记得清。你老子原在周庄镇上一家杂货店当‘相公’,后来把老板识字的女儿拐到陈菱庄。你妈妈生下你,就死了。后来,你妈的魂附到我身上,我就成了你老子的老婆,成了你的妈!你妈托梦给我,让你上学堂的。”

妈妈原来也是识字人?

“你现在进城有钱,认不得我这个穷妈了!为了你上学堂,我把我的镯子、戒指、耳坠都当了,要不,你老子就揍我,不睬我,死鬼啊!”

特级教师茫然不知其言。灵姑浑黄的眼珠木木地盯住远方坟墓上插的小白旗,讷讷地。

“根”在哪里?父亲?母亲?灵姑?观音地?野鬼荡?陈菱庄?周庄镇?全是,又全不是。

拐过这一截田埂,过一座小木桥,再绕过一座漂满呱呱乱叫家鸭的池塘,便到家了。

 

1986.4.9夜于广寒居

 

 

鲁羊作品

鲁羊,1963年生,江苏海安人。曾先后就学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年执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时代开始写诗。自1990年以来,以小说形式发表作品,间或发表诗歌、散文和评论 。1991年开始以小说形式发表作品,是“新生代”代表作家之一。迄今著有《银色老虎》等小说选集五种,长篇小说一部。

鬓  毛

                             1

    大约在飞扬的尘土中颠簸了七个多小时,车窗外的景色渐渐熟悉了,我用带落城口音的普通话对司机说,到前面路口停车。长途汽车的司机是很了不起的,我一直这么认为,他能把破烂一团的农村公共汽车开这么远,开过一村又一店,想想看吧,他能开着破车从落城到偏远得地图上查找不出来的蓉塘小镇,不是很了不起的壮举么,更何况这样的壮举对于他来说并非什么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而是每天要做的极平凡的活儿,事情往往就这样,平凡中才真正显示出非凡的东西来。我从行李架上取下意大利国进口的名牌旅行袋,不太沉,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和两册挺厚的书,我把旅行袋挎在肩上,又拎起放在过道边被许多我踩过的那辆婴儿车,对了不起的司机说,喂,老师傅,到前面那个路口,停一下,好吗。司机好像根本没听见我的话,也不理会我说话时明显的委婉语气,哐啷哐啷,那个路口近在眼前。

我有点急,换了地道的蓉塘方言对他喊道,你娘的停不停,开过了还要我往回跑哇。这一喊效果还不错,司机踩了急刹,回头对我说快点快点,快点下去。我真没想到长途汽车的司机,性子这么急,都开出这么老远了,漫漫长途剩一截零头,还赶什么劲啊。

八月的阳光特别好,我站在蓉塘小镇街西头的一个丁字路口,肩上背着青色旅行袋,手里拎着一辆半旧的婴儿车,婴儿车所有柔软部件都是粉红的颜色,阳光照着,很鲜艳。汽车开走了,留下满鼻子汽油味,我站在路口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用空着的那只手揉一揉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巴,从蹭满铁锈的白色短裤的兜里掏出太阳镜,轻轻一抖手,打开两条细细的镜腿,又就着汗衫下摆擦去椭圆镜片上的那些浮灰。戴好太阳镜,透过灰绿的镜片看事物,看周围越来越熟悉的故乡景色,我的心神忽然安定多了。婴儿车虽然已经半旧,却还看得出它是件好东西,当初女儿出生时,我挑儿童用品店里最好款式买,手里捏着一个月的薪水都不够,还向同事挪了五十元,才算凑足。我历年来生活清贫未能走上富裕的道路,可是我有选购最佳商品的习惯,真是有些活得不讲道理了,我安慰自己说,有时候偏要不讲道理,才能活得有点意思吧。婴儿车的骨架是钢管做的,如今起了锈,我试图把婴儿车由折叠状态改变为工作状态时,费不了不少力气,我以为是锈的缘故,后来才发现,因为长期没有使用它,我对它的使用方法已经完全不得要领,力气都用的不是地方。我在八月阳光照耀下的丁字路口忙了好几分钟,勉强把婴儿车支起来,能够推着走。由路口向南走三十步就到了一座桥的桥头,这座桥是近年才架起来的水泥颜色还没有发暗,我推着半旧的空婴儿车从桥上经过时,眼睛望着桥下,桥下的河水比从前脏,漂浮许多绿得让人恶心的奇怪的水生植物,船只泄漏的油液,使黄浊水面上泛起颜色如彩虹的大油花,直径都有好几丈。

我在桥上经过时看见的这条河流是我个人经验中最为重要的河流,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甚至还不足以说明这条河流的重要性,可我至今说不出它的名称。

下桥之后,我走的是一段很难走的泥土路,整个八月的雨水和阳光使它更难以行走,推着婴儿车,向右拐,再向左拐,我离老家是越来越近了。我有点怕。我看见故乡的房屋无论在八月里生长的都是水稻,水稻在故乡田地里长到了天边。

(我还看见路口的一户人家,门前搭起了很长的敞棚,白布的棚顶下,放了二、三十张八仙桌,几个妇女坐在敞棚一角,叠着纸元宝,黄的和白的纸元宝堆满了她们身边的箩筐和簸箕,桌上也堆放了许多。叠元宝的妇女叠着无宝,有时互相说几句话,或者哼起最简单的歌子。)还有另一些妇女,那些老妇人和半老的妇人们,坐在稻田边的泥土路上,坐在她们和她们子孙的房屋旁边,像等什么似的。我推着婴儿车从桥上走下来,她们就坐在我回家必经之处。我走到她们身边时,看见她们围坐成几堆,用很细小的梭子或者金属钩针编结着什么,用的线有黑有白,就像她们的头发。编结什么,是故乡的妇人们经久不衰的副业,这个编结的队伍,似乎保持着一种大致不变的阵容,以老妇人和半老的妇人们为主体,尤其是这几年,村里人也办了大小不等的工厂之后,年青姑娘和小媳妇都远远近近去做工人,编结队伍很快就老化了。从前在这些老妇人和半老妇人们的身边,有些十几岁的女孩子,跟着学习编结,现在很难见到了,在她们未来的岁月里,可能要出现许多不同事物,围坐在稻田边,日复一日地编结与自己无关的什么东西,对她们来说将难以忍受。现在编结队伍中,年青人越来越少,而我在八月阳光下所看见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年过半百的妇人,最老的恐怕有七老八十吧。我推着婴儿车走过她们身边时,她们纷纷抬起头,我看见其中有些面孔,几年前还算得上年青,转眼间怎么会如此老去了呢。她们纷纷抬起头来的时候,表情都无喜无忧,就像我不过是一只稍大一点的青蛙。我对着那许多面孔,点头微笑,对它们说:奶奶大妈大妈婶婶姑姑姨老人和半老的妇人们,都是留在故乡从不远去也无法远去的人,她们是故乡这个概念中最稳定的内容之一,因为老,所以熟悉。她们抬起的脸,陆续笑了起来并且说,这么胖,养得真好,这么胖,长成这么个大块头啊。我推着粉红色的旧婴儿车走过她们身边,她们都说我长得胖。我听见她们在我身后越来越远的地方,有的问,有的答,讨论刚刚走过的人,是谁家的,从哪儿回来,然后又对我渐渐发了胖的身材,进一步作出好评。

蓉塘小镇的居民,蓉塘小镇周围的人,认为胖是好的,每个人都应该胖起来,不管怎样,一个人要是瘦了,所有的人都要提醒他,安慰他,甚至为他担起许多的忧虑,而一个胖人走在路上,大家看见了,就特别感到愉快。

继续往前走,我还遇见几个更熟悉的人,譬如说曾经一起光屁股游水的童年伙伴,或者小学时候的同学,他们才三十多岁的人,却显老,又黑又瘦,其中一个稍胖的都没有。他们看见我,就笑着招呼,可是我觉得他们笑容里藏了劳累和苦楚,他们对你笑,故乡人讲究的是“见人一脸笑”,他们笑的时候,就像肩上扛了几百斤的重物,笑容里的苦楚和劳累,一望可知。

老家的屋后,是一个正方形的大池塘,约有三四亩地宽窄,岸边近水处,长着些不怕水的植物,往上一点,就是树。老家的屋后,裁了一排水杉,整整齐齐,我在池塘的这一边就看到了。路上遇见的熟人,都笑着和我打招呼并且对我说,来坐来坐,或者说来玩,来歇一会儿,假如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天黑之前,都到不了家里。现在我推着婴儿车走在正方形池塘的北岸上,路很窄,池塘里的水很满,离岸不过几寸。隔着水很满的池塘,我看到水杉,那是一种笔直的树木,现在已经比老家的青瓦屋顶,要高出许多。

(婴儿车前后一共有四个轮子,前面两个是固定的,后面的两个,套在一根圆珠笔粗细的轴的两端,没有加螺钉,总是往下掉。不是左边的掉,就是右边的掉,我推着婴儿车,走几步,就要停住,把掉来的轮子,重新安装上去。在落城,去长途车站的路上,也是这样,因为要赶车,这种情况就更加恼人,好几次,我想把这恼人的婴儿车扔掉,扔在路边,反正有人捡。现在我不再着急,慢慢推着它,后面的轮子掉得再勤,也没有很大关系,快到了。)

 

   2

 

老家很安静,安静得像没有人似的。我沿着正方形池塘的另一条边(与刚才所走的那条边直角相交)走到老家的西侧,一点声音都没有,再拐弯,绕到门前,门前是砖和水泥铺成的小平台,说是小平台,其实比稻田也就高出一膝左右。我顺着平台向东,看见二姨妈在厨房门边坐着,慢慢筛着什么,好像是豆子。最东边的房间敞着门,我看见母亲躺在一条长板凳上睡午觉,乡里人都有这样好的本领,能在板凳上睡觉,睡多久也不会跌落,小时候我也能的,我的板凳放在聋婆婆家的橡树下,我在那条板凳上躺着,读完了石印本的《水浒》。到了老家门间,我看见二姨妈在筛豆子,母亲在睡午觉,二姨妈的的丈夫(一位退休还乡的煤矿工)从屋后院子里慢慢走厨房门前,他首先发现了我,迎着阳光笑起来胞的牙很大。我站在那儿,手里推着婴儿车,肩上背着青色旅行袋,浑身是汗,大声说了这样三个名词——妈妈。姨妈、姨父。

母亲从板凳上爬起来,母亲比往年更瘦了,头发很枯燥,没有光泽,母亲从凳上爬起来,一时没说什么话,整个人显得疲惫而苍老。

等我放下旅行袋,老家已是一片忙碌,姨父进了厨房,姨妈也跟了进来,烟囱里开始往外冒烟,一只煤炉也打开了风门。母亲端来一盆井水,放在我面前,然后不停地和我说话。母亲的话题是这样开始的,几乎总这样开始:几点的车票,路上有没有停车吃饭呢,前几天天气热得吃不消啊,吃点什么吧,要不要放鸡蛋呢,等等,我说,阿弥到哪儿去了,怎么不见人影呢。母亲忽然提起了精神,向我讲起阿弥,母亲说,晦,她玩得不想归家,叫人去喊吧。

这时候,兰从外面走了进来。

兰是我的第二妹妹,家里她最小,一直是孩子脾气,如今也出嫁两年多,并且有了八个月的身孕。

母亲对兰说,去把阿弥找回来吧,她玩疯了,不想归家了。

兰说,她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家玩呢。

母亲说上能在哪家,不在燕子家,就在蓓蓓家,三个小孩形影不离的。

兰的身孕有了八个月,却不怎么显,走路时并没有大腹便便很困难的样子。

我说,路上滑,兰要当心点啊。

兰说没事,就走了出去。

母亲说,这孩子很耐苦,怀了孕一直没有歇过,成天上街给爸爸帮忙,你看,晒得乌漆塌黑的。

我说,爸爸的生意做得还好么。

母亲叹了口气说,好是好,就是难做啊。

这时,姨妈从厨房出来,招呼我吃饭,我确实感到饿,乘过长途汽车之后,总是饿。姨妈端来饭菜放在红漆的八仙桌的一角,一碗蛋炒饭,饭里的蛋黄亮晶晶的,特别好看,还有一碗青菜腐皮汤。我对姨妈说,您也吃点么。姨妈的脸色好极了,而且一直那么好,红润润的,说话声音也响,就是头发黄,黄而稀疏。姨妈说客气什么,嫌淡嫌成说一声。姨妈又说,汤里要不要加麻油。

正说着,姨父已经不吭声地拿来了麻油瓶。

母亲说,就是难做,现在不同以往,做的人多了,要竞争,你爸爸的摊位占得好,多少人眼红得要死要活的,总是捣蛋搞鬼。

我说,听小娄在电话里讲,镇上要高市场管理,爸爸的摊位被撤掉了,是怎么回事。

小娄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老同学,和我相处最好,早我一年上大学,学的师范中文系,毕业分回母校当教师,已经当了十一。二年,干得相当不错的,几年前提了教务主任,小娄的妻子叫于萍,教历史,都说教得也不错,还得了地区教学比赛的头等奖。他们两人是蓉塘中学的骨于,都说再过三年五载,小娄怕是做校长呢,镇上只有一所中学,是全镇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了,做校长,对于家在本镇的小娄来讲,是不小的荣耀呢,可是小娄似乎没什么兴趣,总想往外面跑,去年夏天到江南的一个什么地方,把调动弄得差不多了,县里没放,先调于萍进县中,然后再调小娄,县中在县城,是县里最好的中学,有几年升学率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几,作为这个县最好的中学,调谁去谁都觉得面子有光,可是小娄说起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是,没有高兴到哪里,他想去的地方,他真正高兴去的地方,远得很了,就不定是天涯海角吧。

我一直让老家把电话装起来,这样我在外面也放心得多,十天半月可以问问老家的情况。父亲在信里告诉我,缴过钱了,就等邮局拉线,可是从镇上往老家拉线下不是件容易事,要竖好几棵电线杆子,拉线过河所用的杆子矮了不行,要有高度,没有几千块下不来,父亲想再等一等,看有没有邻居愿意装电话的,那样买杆子拉线的钱就可以平摊,所以老家的电话至今还没有通。

老家电话没有通,我遇事常把电话打到小娄那儿,小娄转告我父亲,又把我父亲的话,用电话传给我,这样很费事,却毕竟能完成一个小的循环。

夏天热。落城的夏天更热,我在落城东郊的临时住处,只有一间房,这间房原本是一套房的客厅,两头是玻璃门,一头连着饭厅。有段时间,我睡在没有遮拦的饭厅里,冬天冷,夏天蚊子多,那也不算什么,最让人难堪的是有个毫不相干的家伙,早晚进出都从我的床头经过。在睡意朦胧中,我觉得自己像受了狐蛊的蠢人,躺在人来人往的路口,周围的墙壁不复存在,那些墙壁是幻化之物,已经随着狐精鬼怪的离去而消失了。那个毫不相干的家伙,既非同学又非同事,却要和我住在一套房子里,坐在同一个便座上拉屎。他是个退伍的兵,如今混入我的虚构之乡,在落城的什么饭店里做厨师,身体练得棒棒的,每天把他新买的一辆山地车搬上搬下,五层楼如履平地。退伍兵做了厨师之后,不仅买了山地车,还买了吉它,叮叮咚咚的,码足了劲苦练,就是听不出什么曲调来。有一次,扛吉它的厨师还没露面,一个二五兮兮的“纸漏”忽然出现在饭厅里,我惊问你是谁,怎么进来的,那“纸漏”并不答话,朝里面房间公鸡似的喊了几声,就昂着肩,扬长而出,视我如无物。所以说我在94——95年期间的临时住处,很窄迫,很尴尬,甚至还不那么安全。9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和退伍兵发生冲突,当时的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我方,退伍兵引来的麻将战友有四、五个,清一色的杆子,聚在走廊里有虎狼之势,虽然最后是不战而散,却给我的心里抹了阴影,一听见保险门的响动,或走廊(也许应该叫过道)里有生人的脚步声,就想着赶紧操家伙,操家伙。

说归这么说,其实也没什么家伙可操,也没什么地方可逃,只好在惊恐和耻辱中强作镇定。

小娄在电话里说,镇上要搞市面管理,我父亲的摊位,恐怕是要被撤掉了。我父亲在蓉塘镇上摆摊卖东西,少说也不止三十年,他靠他一丈见方的小摊位,维持了全家三十年的生计。小摊位,他在街边路口的方丈之地,说是他的命根子,也不算夸张。

母亲说,有什么办法,街边路口不许摆了,全都赶进农贸市场,生意大不如从前了。

我说,也这么大年纪,就看看破,别再拼啦。

母亲摇摇头,叹着气说,谁劝都不听,早上四点半起床,风雨无阻,晚上黑里到黑里,要人催了,才收摊,一年四季两头不见亮啊。

我想起我的临时住处,我想起那个使我不能安心的地方,还有每个月苦于计算的日常开销,我说,妈,儿子没出息。

羞愧的心情,有时压倒其他所有的心情,在我心里面坐了主位。有时羞愧的心情,起源很简单,甚至有些琐屑。我今年三十多岁,上不能养老,下不能抚幼,就像世代相承的生命链中一个无用的环节。为什么这样的环节也要腆颜存在,而不自行脱落呢。

我读过许多书,书里讲知书明理,可是,明理是一回事,现实是一回事。我懂得养老扶幼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却日益丧失了承担这种责任的能力和勇气。面对老母亲,我忽然觉得,那些面对神圣面对历史的羞愧,实在虚渺,只有面对老母亲赢弱之躯所感觉的这种羞愧,于一个人良心的打击,才是真的,真实得无可回避。

我知道我这样纠缠于琐屑的羞愧之中,有点病态,至少使自己的精神领域变得狭隘起来。怎么办呢,我所自出的地方和我眼下居处的地方,都是那样窄迫。一个人精神领域的真正扩展,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到的事情啊。

想着大,却越缩越小。

老家的饭菜很可口,一大碗鸡蛋炒饭和一大碗青菜腐皮汤,转眼吃得精光,肚子里感到胀胀的。姨妈进来收拾碗筷,对我母亲说,姐,我回了。我站起身说,不再坐一会儿么。姨妈说,我和你姨父常来的,不客气。姨妈走到门外,抬头看看天,说这天悟燥,怕是熬不住,要下大暴雨了。我也走到门外,对姨妈说,你走回去么,这路可不近啊。姨妈说我有车的,不用走。说着,她穿过厨房和正屋之间的夹巷,进了屋后的院子。

以水井为中心,老家的院子里分布着许多有用的东西。水井在中间,一只漏底的铁皮吊桶放在井边,老家的电力也渐渐正常化了,所以添了许多用电的器具,譬如说现在很少用吊桶打水,水井上安装了小型水泵,有一根结实的塑料管由水井通向厨房,合上开关,不消两三分钟,就能灌满一口贮水用的很大的缸。猪圈门口也接了一个水龙头。水井左边和右边,各有一棵苦棵树,树上牵的丝瓜,藤叶已经半数凋落了,很肥大的几只老丝瓜,挂在树丫权那儿,风吹就晃悠。

老家的厕所不再是露天的,只是对着院子这一面,没遮挡,木制便座高得出奇,坐那儿出恭,俯临院子中的那些东西,倒像皇帝坐殿似的(厕所檐下还悬了一盏高瓦数的电灯泡)。

姨妈的车子是一辆三轮车,头朝里,放在厨房和正屋之间的夹巷当中。要掉头不大容易,所以姨妈进院子推着车头往外倒。

我跟在三轮车后面,把姨妈送至老家屋西的那条窄迫泥泞的土路上。

母亲说,人活着也快,今年一个夏天里,病的病,死的死了。

我忽然想起老外公,他今年八十九岁,瘦瘦的,他是老得很好看的那种人,头发全白鼻子挺挺的,满口牙都掉光了,嘴瘪着,总好像有点笑意。

老外公明年就满九十岁了。

我说,老外公今年怎样。

母亲说,外公是个将军呢,那么大年纪,没病没痛,走起路来一阵风,连拐杖都不用。

我说,他还是那么健旺啊。

母亲说,健旺,忙起来的时候,还帮我们家割了一垄麦子,呼啦呼啦的,比别人还快。

我说那真不错,什么时候请他老人家来玩。

母亲说,常来的,你爸对老人孝顺,外公喜欢他。

当初外公可不像现在这样喜欢我父亲,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是曾外祖母作的主张,外公一百个不满意,多少年没有跨进我家半步,我父亲当时很穷,买了一小蓝子鸡蛋去送礼,被我外公拎起来,扔出门外好几丈远,外公扔的,当然不是我父亲而是装鸡蛋的蓝子。

母亲说,也多亏外公这几年健旺,舅舅家盖了新房子,路西边的草屋,也推掉,盖了瓦房。

我记得路西边的那间草屋,那是我在故乡呆得最长的地方,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亲带着我,在那间草屋里住了十来年。两位老人都是在那间草屋里过世的。先是曾外祖母,我在另一篇小说里给她换了名字,叫聋婆婆,她是有点聋,不过没有人喊她聋婆婆,聋婆婆另有其人,是一位远房亲戚,比我的曾外祖母要低一辈。真的聋婆婆手最巧,会给活人做衣裳,还会给死人扎花轿纸马。曾外祖母爱她的针线做得好,经常留她在那间草屋里过宿。我那时小,比我女儿阿弥现在的年纪还要小,总是嫌聋婆婆的脚臭,又嫌她会放屁,她就扎一只披挂整齐的纸马,送给我玩,小的时候我没有玩具,所以她扎的纸马,就成为我暗中施展幼年想象的中心意象。后来曾外祖母过世,她就很少来,听说如今她也不在了。曾外祖母过世的时候,我和我母亲就在她身边,那是我第一次目睹亲人的死亡,我看见她忽然睁开眼睛,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对我们微微地笑着,就咽气了。她咽气时很安详,眼睛紧紧闭着的,隔了好几分钟,我看见有两滴泪水从她的眼角流出来,顺着面颊一直挂到耳垂那儿。

曾外祖母死后流出的两滴眼泪,让我疑惑了很长时间,甚至疑惑到此刻。从表情上看,她死的时候没什么痛苦,为什么流泪呢。看那些情形,倒像一个人不小心吃了极酸或极辣的东西之后,流出了与悲喜无关的眼泪。我老是想起那两滴眼泪,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在有生之年可以想得通的。

曾外祖母一死,曾外祖父就病倒了,成天躺在床上,哭喊已经过世的人,枕边的痰罐子里,渐渐发出腥臭的气味。这样过了八个月,他跟着走了。

那年夏天我离开老家去落城,路西边的草屋就空了,再过一段时间,我外公和外婆搬了进去,外婆也在里面过世了。

我想永远记住那间草屋,寒假时用傻瓜相机拍了许多那间草屋的照片,洗出来都模糊一团。

我又在一篇小说里,写到它,我觉得写出来之后,却有些不像了。

关于那间草屋,我遗漏了许多重要的东西,譬如四壁的土墙上,有数不清的小洞眼,小洞眼的人口都扁圆光滑,每逢春暖,地里开了萝卜花的日子,无数只野蜂就在那些小洞眼里忙进忙出,不知做什么紧要的营生。

我遗漏了无数野蜂的嗡嗡声,和它们带来的萝卜花的香气,可能还遗漏了水缸盖子上,鼻涕虫夜间爬过的痕迹,灶脚和草垛下面的蛐蜒,旧门框上吊着的灰色的草蜘蛛。

老的倒没事,母亲说,小的死掉好几个,真不晓得怎么搞的。

我说,您和爸爸身体好吧。

母亲说,好还好,就是瘦了,你爸比往年瘦多了。

我说,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呢。

母亲说,倒也没有,只是担的心事重,起早贪黑的,吃什么都胖不起来。

我说,劝劝他,这么大年纪,量力而行吧。

母亲说,说了他不听,每天都像拼老命一样,佩山到齐齐哈尔去了,他就自己骑车去县城拿货,一趟要驮两百多斤。

(佩山是我的大妹婿,和凤成婚后,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这几年跟着我的堂弟去东北,每年离家七、八个月,在工程队里做水电某案)

母亲说你爸他把六十当十六过呢,人家问他高寿,他就说小得很,才三十来岁。

我说,他这辈子够辛苦了。

母亲说,确实的,没过一天轻松日子,前天你二叔发病,好像不行的样子,你爸回家来还哭呢。

我说,二叔发的什么病,现在怎样了。

母亲说,你二叔这次发病,真吓人,说是胃子出血,上面吐下面拉,都是血,赶紧打电话让罐子回来,送到县城检查,也没查出什么所以然,配了药吃,都是止痛止血的药,现在还住在医院呢。

(某案,罐子是我另一个堂弟,二叔之子,因我二叔当年是人赘李家,其于女均李姓。)

母亲说,你爸听说你二叔进了医院,回来就掉眼泪,他说什么道理呢,你二叔这辈子,全是苦过来的,没享一个时辰的福,要是这么走了,你爸说这是老天不公呢。

我听着母亲说话,心里面一惊,我觉得我父亲不仅是为二叔哭,也是在为自己而哭。他跟二叔比起来,这辈子吃的苦只怕更多,享的福,只怕更少。

抬头看看门外的天色,渐渐暗了半边,母亲说要上街,帮我父亲收摊子,又说阿弥这小丫头还不归家,都玩疯了。

立秋虽然多日,暑气却是依旧的炽盛,我感到闷热难当,就走到院子里去,想站在井边,打井水冲凉。

这时我看见兰带着阿弥回来了,一起来的还有燕子和蓓蓓,五婶家的梅。我看见六岁的阿弥晒得黑黑的,脸上粘着泥巴,小小的个子,站在厨房门前,远远看着我,也不说话,站得那么远,就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

我用漏底的铁皮吊桶打上井水,穿着衣裳站在井台边冲凉,井水寒,天气越热井水越寒,迎头冲下去,寒得有些刺骨。我感到口腔中两排牙齿轻微碰撞着,忍不住声笑了起来。

我冲过凉之后,顺手给阿弥擦去了脸上的泥巴。

 3.

只要是出门离家,不管去哪儿,路途是多远多近,去干什么勾当,马余总喜欢带几册自己爱看的书。马余的这个习惯,一般得很,几乎算不上一个特点。可是这个不成其为特点的特点。有时也会夸张到显眼的程度,不小心在朋友中间落下谈笑的资料。记得有一年夏天,天气比今年夏天还要热几分,马余忽然打电话给我们几个相处得最好的朋友,说他在落城再也呆不下去了,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而且说走就走,即刻让我们去给他送行。给他送行的地点,定在方东平家,东平是落城的名士,诗歌文章,海内外都是晓得的,他现在独居,无妻子之累,所以朋友们想聚聚了,就会想起他那儿。再说他住的那地方,离船码头虽远,离飞机场却是最近的。大伙儿分别从落城的肮脏角落里出来,到了方东平家坐等,直等到在座诸位有意要散的时候,马余才姗姗地来到楼下,喊人下去帮忙。

那一次马余带了整整一衣箱的书,特别沉重,我们都觉得好奇,问他带那么多书干吗,他笑笑说,君子不离辎重呢。问他都带了哪些书,他拉开箱子说,自己看吧。我们看见整个衣箱里根本就没有别的东西,装了七、八函线装的佛经,一册袖珍本的《新旧约》,还有不太齐全的章太炎文集,和一套绿封皮的东坡诗,还有特价书市上买来的通志堂,等等。我们劝他别带这么多书;要么彻底不带,要么只选其中一种带着,出门在外,行动也方便些。他哪里听得进去,箱子拎不动,他就扛着走。这也不好笑,好笑就好笑在,没过一个礼拜,他又扛着大箱子回来了。

别人问,马余马余,你扛这么一箱子乱七八糟的书,扛出去又扛回来,这是什么毛病啊。

马余说,费劲归费劲,还是扛着它们,心里踏实些,读书人扛着书,走到哪儿也还是合乎情理的嘛。

我不是马余,所以我用不着扛那么多,离开落城的那天早晨,起大早,随手拿了两本旧书,打算路上消遣,上车后翻开一看,竟那么巧,都是马余那儿借来的,而且是久借不还的两本。

一本是凡高的书信集,书名叫《亲爱的提奥)。

一本是《斯宾诺莎通信集》。

在老家的这几天,我打算把它们好好地再读一过,在世界上所有的天才人物当中,我最喜欢这两个疯子。

斯宾诺莎。

文森特·凡高。

 4.

 

天黑之后,我父亲从街上回来了。没地位的人,我父亲常这么说自己,他说他是个没地位的人,做着没地位的业。老家屋西的那条泥泞的土路上,响起自行车的铃声,铃声从黑暗出发出来,似乎格外响。我一拍阿弥的背说,快去喊爷爷。阿弥正与蓓蓓她们一起玩电子琴,特简陋的那种,里面储存了几首前几年流行得不得了的流行歌:

世上只有妈妈好;

小芳;

十五的月亮;

千年等一回;

鞋儿破,帽儿破;

借问路在何方;

血染的风采;

金色盾牌;

十二座光阴的小城;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纤夫的爱;

(电子琴的声音又直又亮,按一个红色的键,里面储存的流行歌就一首接一首演奏不止,循环着来。)阿弥和几个小姐姐正玩得人迷,不情愿地跑到门边,对外面喊了一声。

爷爷。

奶奶。

我父亲瘦得筋骨毕见,头顶上的头发这几年脱得更凶,剩下没几根了。我父亲身材不高,眉毛总是显得有灰尘,洗都洗不去。我父亲的眼睛被灰尘和汗水腌得发红,总像含着眼泪,眼泪欲出不出的样子。我父亲从街上回家,递给阿弥一盒冰淇淋,什么也不多说,坐在东屋的八仙桌旁,打开了酒瓶。我父亲不是不喜欢说话的人,这时候他一言不发,是累了。

厨房门前的空地上,放了一只煤炉,炉门已经打开,炉内的火势正变得越来越旺。大妹妹凤下班回来,正和五婶家的梅坐在炉边做藕饼,凤往切好的藕片中间夹肉馅,然后交给梅,下到滚油里,两面翻着煎。

厨房门前飘起了香味。

一直在割草和筛豆子的姨父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只记得他临走时,张开嘴对我笑了又笑,反复推着我拿给他的四只大梨子,他走的那会儿,天还没有黑下来,说不定能趁亮到家吧。

喝了两口白酒,我父亲渐渐缓过神色,从床下拎出几瓶地方产的啤酒来,放到我面前说,也喝点吧。

我说我现在不喝酒,什么酒都不喝。

母亲在一边说,你就陪着爸爸喝点吧,又不喝多少。

啤酒瓶上落满灰尘,我努嘴吹了吹。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酒瓶里气太足,杯中啤酒翻着白色泡沫飞快地溢到桌面上。

我父亲笑起来。

我父亲说,这啤酒新鲜,你看气多足,快点喝。

我父亲向来爱喝酒。在我的记忆中,他不知喝醉过多少次,每逢父亲喝酒的时候,母亲就低声发些牢骚,我和两个妹妹就屏声静气在一旁等着,因为我们知道,只要父亲一端起酒杯,必定以大醉收场。父亲喝醉之后,会发很大的怒气,对所有能够看见和想到的东西,都表现出最激烈的愤慨。现在想起来,父亲的发怒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还是他醉后的痛哭。父亲一哭起来,我就不知怎样才好。

失声痛哭。

痛哭流涕。

自从过了五十岁,父亲喝酒越来越有节制了。开始的时候,一年还会意外地喝醉几次,譬如堂伯父去世(糖尿病),我父亲和二叔、五叔一起去吊祭,那次我父亲喝得大醉(乡俗,办丧与办喜同等待遇,均备足酒肴以飨客),独自离席回家,半途不知去向。堂伯父家很远,中间隔了县界,离我家百里以上,一个醉人在途中走失,找也没法找。后来天色晚了,大伙儿打着灯笼火把(其实不过是几支电筒)沿途呼喊,发现他坐在河畔的苇丛里,哭声大作。这件事我没有亲见,是假期还乡时别人告诉我的,细节上有许多不足,可是据我多年的经验,大体无诬。

近几年来父亲一次也没喝醉过。

父亲不再喝醉,他今年满六十岁了。

我从不再纵饮痛哭的父亲身上,感到了难以承受的的寂寞。

温和多了。

也寂寞多了。

我坐在寂寞的父亲对面,喝了半瓶啤酒,渐渐问起他在街上做生意的情况。我父亲做的生意很小,原本也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做了几十年,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譬如卖蔬菜种子,西瓜种、黄瓜种、辣椒种、菠菜种、后来卖熟食,做来做去总是小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往街口站,风吹日晒雨淋。街上的人都笑他,说你的儿于出息了,读书读出头绪来了,你怎么还于贱业呢。父亲怎么回答的,我不知道,只晓得父亲还是天天往街口站着,用我的话讲,他的身影在阳光下像颗铁钉,钉在小镇的街口那儿,纹丝不动。有人又笑他,说你可生不了病的,那些病菌,冬于都被冻杀,夏天都被晒杀。这话倒有几分属实,街口站了几十年,我父亲还没有病倒过呢。我从离家那年起,每年写信回家的时候,都要说“爸爸、妈妈要保重身体”这样的话,然而我心里清楚,这都是空话,他们怎样才能保重他们的身体呢,街上的摊位要人去站,田里的农活要人去做,家里还养了猪,养了羊,到了春秋天,还要养蚕,要不是有两个妹妹照应,真不知怎么好。我在外面,隔着百里千里的路,自己那点生计,早已焦头烂额难为支撑了,光在信里对他们说“保重身体”,有什么用。我是这么想,我父亲倒不这么想,他说只要你在外面好,家中不必担心。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在外面即使再不好,回老家也得瞒着。我对他们说,您放心吧,儿子在外面不偷不抢,没什么不好,什么都挺好。这好像应了我父亲常说的那句老话,大家骗着过。要是不相互地骗着,日子就没法过下去,在休戚相关的亲人之间,这种骗就是安慰吧。

在许多的情况下,钱是个关键。我从小对钱这东西的感觉,就有些病态,不是说因为家贫就嗜钱如命的那种病态,而是面对钱,我的心情比别人更为复杂。我曾经恋爱过的一个女子说,她对钱没什么感觉,因为她从小到大都很少遇到钱的困难和窘迫。我相信她的说法,只要一个人并无穷奢极欲的念头,也不想炫耀财富以博虚荣,对钱这东西应该是无所谓的。可是,能够对钱无所谓,却需要一个前提的存在,那就是你没有真正经历过贫穷给你施加的莫大的折辱和阻挠。

小时候喜欢看电影,当时每场电影的票价不过五分钱,可是家里没有钱,或者说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有看电影这样额外的支出。

家里没有钱,只有父亲喝劣质白酒剩下的空酒瓶,把空酒瓶卖到镇上的废品回收部去,每只可得七分钱,一枚五分硬币,一枚二分硬币,或者是三枚二分硬币,外加一枚一分的。按国家的币制,七分钱还可以有其他的组合形式,譬如七枚清一色的一分硬币,等等。我记得所有的组合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购买五分钱一张电影票,都能直接给出那个五分钱,不用找。

我总是拎着空酒瓶去镇上看电影的。有一次我去得迟了,镇上的废品回收部早就打烊关门,我看看手里的空瓶,我认清这迟到的空酒瓶今晚只能是空酒瓶而不能变为一张电影票的那个时刻,忍不住哭了起来。

看不成那场电影,算不上什么大事情,更何况在我长大之后,看了许多好电影,有什么损失也都补回来了,可是我怎么也躲不开那个拎着空酒瓶在道旁痛哭的小男孩的身影,我时常看见,我对自己说,他有多么失望。)我父亲坐在我对面,显得有些寂寞,往常爱讲话,爱教训人,现在似乎不愿意再讲更多的话了。我递给他一支烟,他说不抽,拿起了木柜上的黄铜水烟袋。家乡人把水烟称为“青条”,父亲说,还是“青条”好。父亲抽完后,母亲也接过去拍了几口。有一只大蛾虫从门外飞进来,扑喇喇满屋子乱绕,阿弥吓得大叫起来,我说叫什么,蛾虫不咬人的。父亲说,周围都是稻田,蛾虫特别多。

母亲说,你爸今天回来得最早了,平时你叫他收摊子,他总是磨磨蹭蹭的,说就收就收,其实我明白,他指望着最后再来一笔生意呢。

父亲说,现在不比从前,街边不给摆摊子,只好租了两处门面房,房租水电,加上养路费和市场税,七个八个的,每天总有花销,要是生意做得不好,就得倒赔进去,我是一天也不可放松啊。

母亲说,早上那么早起来,又不吃早饭,弄到最后可别像老二那样。

我说,二叔的病怎样了。

父亲叹气说,他也是个苦人,忙了一辈子把身体都弄坏了。

我说,现在怎样了。

父亲说,还住在镇东的医院里,你正好回来了,明天要去看看他。

我说,也不晓得他想吃点什么,明天上街买了带去。

父亲说,你去看望他,也是一片心意了。

阿弥吃着饭,忽然伏在桌上睡着了。

母亲说,这小东西,白天疯得不肯归家,现在却像倒了瞌睡山似的。

兰站起来说,我带她去把澡洗洗。

凤说你就歇着吧,就把阿弥抱起来,去了西屋。

兰也打着哈欠,离开了饭桌。

我听见西屋传来打开电视的声音。

母亲说,凤和兰都是懂事的孩子,别看兰从小文乎文乎的,现在上街做生意,倒也不弱似别人呢。

我说,像她现在这样,可要多加注意。

母亲说,她也不在乎,照样忙来忙去的,前几天还被姓王的打了。

(姓王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也在街上摆摊做生意,她的摊位与我父亲的摊位比邻而设,曾经合伙做了两年,后因故闹翻,便又各做各的,倒也相安了一个时期。)我说,为什么事呢,兰这样,怎么能对她动手呢。

母亲说还不是为了生意么。

父亲忽然插言阻拦,别说了,有什么好讲的。

我说,要是我在家的话,谅她也不敢。

母亲说,她打了兰十几个耳光,正巧你姨妈到了街上,拉住了,要不然兰还得吃亏的。

父亲说,我也没有和她吵,没和她闹,街上的人都有眼睛,看得凶,我让她去遇别人。

我忿忿地说,三长两短打出来,抓她也晚了母亲说,就为卖几斤苹果,有个人先来向兰买,姓王的在一边喊,把生意抢了过去,兰不服气,说你怎么拦路抢生意,品倒差呢。

我说,品是不大好,干吗还打人,论起来她还是长辈,怎么好随便伸手呢。

母亲说,几斤苹果,卖出去也就一、两块钱的利,动拳动脚的,钱倒是个命根呢。

我红着脸说,我要是有出息,也不让你们在家受这种气。

父亲忽然压了嗓音对我说,儿啊,你是外面回来的,不要卷进这种事,现在街上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渣亮也多了起来,可是天有天的理,人有人的理,只要站在一个理上,就不怕。爸爸在这条街上站了几十年,没欺过谁,可也没怕过谁,你不要担心家里,明天早些起来,去看望你二叔,要带点吃的东西去。

我说,带些什么好呢。

父亲说,你先空手去,问问他能吃什么。

我说,烟和酒是不行了。

父亲又叮嘱我说,明天你到街上遇见姓王的,还得打招呼,喊她阿姨,家里发生的事,你一概当做不知道,记住了么。

我点点头说,我懂的。

晚上睡不着,每次坐了长途车回家,头一天晚上总是睡不着,这可能是累过头了,就像有时候没有饭吃,饿到后来,饭菜端上桌,都不想动筷子。

要是在城里,我会觉得自己“失眠”了,可是回到老家,就没有“失眠”这个概念。

夜晚这么安静,门外稻田里有些虫鸣,应该说是秋虫卿卿了,今年立秋早,八月上旬立的秋,按理讲该有些秋意了,可就是没有,热门赛过盛夏。

蚊帐里的微风吊扇发出格吱格吱的噪音,却不妨碍扇叶的转动。

我就着一盏黄色灯罩的台灯,想把带回来的两本书翻一翻。

两个都是荷兰人,斯宾诺莎和凡高。

书信集。

年谱。

   5

 

《亲爱的提奥》:

我注意到,这幅油画与另一幅的麦田很配得来,但是它们距离人们所理解的存在于自然的一个片断与另一个断之间的奇怪关系,还远得很;虽然如此,它们彼此仍然互相解释,互相区别,有些人对此默不作声,那是有道理的。你在服装上可以看到各种很漂亮的浅颜色的配合,这便是一种进步;如果你能够抓住你所见到的过路人,画下他们的肖像,这些肖像会同过去不论什么时期的肖像一样出色。我甚至想,在自然中往往存在着一种普维的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魅力——介于艺术与自然之间的美。

加歇大夫已经允许,让他的女人在另一个时间伴着那架小风琴供我画像。也许还会有一个乡下姑娘来给我当模特。

我试画一些习作——长着蓝绿色杆子的玉米,长长的叶子好像是绿里透红的带子,穗子刚刚变黄,由于花粉的关系,周围呈现出玫瑰红色:一条玫瑰色的葛藤盘绕着一根玉米杆。这是一幅由各种不同的绿色画成的画,色彩十分协调,这样就形成了一整片绿色,绿的色彩的跳动,使你想起穗子在微风中摆动的温柔的沙沙声。

我想在这个鲜艳的但却是平静的背景上画几个人物。

我还画了一幅麦田,以及与它作伴的乱树丛,紫色的白杨树杆,树杆下面开着玫瑰色的、黄色的、白色的与绿色的花。最后是一幅傍晚的景色——深黑色的梨树,背后衬着一片黄色的天空,有一些谷物,在紫色的背景里,是围着黑压压的绿树的住宅。

我仍然十分喜爱艺术与生活,但是正好像对自己要有一个妻子一样,我对此是缺乏信心的。我是(至少我感到)太老了,我不能凭自己的双腿走回头路或者对另外的事物发生兴趣。那种欲望已经离我而去,但是由它而造成的精神的痛苦仍然存在。我担心说我快到四十岁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对于情况的变化可能怎样,确实什么也不知道。我专心致志地画画,就像我所热爱与敬仰的一些画家那样努力地干。

(你侧卧在老家的床上,把凡高的书信集一直翻到最后几页,开始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你觉得凡高所说的一切,甚至许多细节,都与你密不可分,你觉得自己或者凡高在一瞬间堕人了奇妙的融合。后来就睡着了,奇怪的是睡着之后,你好像还在看书,只不过换了另外一本。)

“这位很智慧的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即用高贵的鄙弃财富,而不是用卑贱的乞求财富使自己发了很大的财。在另一个时候,他也指出,智者不享有财富是不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因为当他的朋友有次为了他的困而责备他时,他答复他们道:难道你们想要我指出我也能得到那种我认为不值得劳神而你们却热切追求的东西吗?当他们回答是时,他就租用了全希腊的所有榨油机——”

我睡到靠近中午的时候才起床,到井边刷牙洗脸,见到姨妈和姨夫在厨房和院子里忙着什么。凤也没去上班,她正在厨房门前洗衣服,要洗的衣服很多,堆了满满一澡盆。老家也买了洗衣机,是双桶的,容量有五公斤,只是白天电力不足,没法用起来。厨房门前是一块长方的空地,在这块空地的左侧靠近水沟处,长着两棵桃树,树的个头不大,却年年结果,到了夏秋之交,满树都挂着紫色的桃子,今年摘得不及时,掉在树下的泥泞里,怪可惜的。

我说,这桃子都掉在地上烂了,怪可惜的呢。

凤抬头说,今年结得多。

我说,怎么不吃呢。

凤笑笑,说家里人忙,顾不上,你要是想吃就自己搞吧。

我说,妈哪儿去了。

凤说妈一大早就上街帮忙,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刷才托人捎了几个烧饼,是定做的,放在堂屋的香几上,你吃了算早饭。

凤低头搓了几下衣服,又对我说,哥,妈今天中午到人家吃斋饭,让我问你去不去。

吃斋饭是乡俗,哪家有人去世了,在“头七”那天要举行仪式,请和尚念经超度亡魂,有时连道士一块儿请来,也不晓得各自念些什么经,反正念就是。讲究的人家还要招几个吹鼓手,吹吹打打一番,以渲染气氛。在白布为顶的敞棚下面,摆上几十桌饭菜,甚至还有酒,宴请村里村外的人。乡邻们带着纸钱香烛来吊唁死者,多少不等要折些钱钞给丧家,然后就席吃饭,吃的这顿饭就叫斋饭。

斋饭原本指施与和尚的饭食,现在大伙儿来吃,或许更有利于超度死者吧。我觉得,这倒像乡邻们集资举办的大聚餐,热热闹闹地给死者送行。

我说,吃谁家的斋饭呢。

凤说不知道么,是国家。

我说,国家有谁死了。

凤说,是国的妻子,也叫梅,才三十二,得病死了。

我说,上次回来,我还见过她呢。

凤说,在船上发的病,送到县城医院,一口气没上来。

我说,怎么回事呢。

凤说,哮喘病,你去不去。

我说,不去了。

看看中午将近,我回到西屋上午去看望二叔是不可能了,那就下午去吧。我躺到床上,拿起《斯宾诺莎通信集》。我看到一个叫博许的人在 1675 年 9月11日写给斯宾诺莎的信。为着能使背叛教会的斯宾诺莎回心转意,写信的人在信中要求他考虑七个方面的问题,并且说,请想一想无神论者的可怜和不安宁的生活,也请特别考虑一下他们最不幸的和最可怕的死亡。那些自以为加人了信仰者行列的人,说起话来或者写起信来,都有一种特殊的腔调,那是有强大靠山的怯懦的人特有的腔调,声音颤抖,虚张着声势(多无聊,脸色那样铁青,姿态又那样狂妄)。伪上帝的狗奴才。隔着很多书页,我看到了斯宾诺莎给那人的复信,既坚定又廉和,至少他没有仗势欺人的企图。身处某种行列,仅仅以这个原因就自感有了势力,而不返求自身最真实的认识,这种人比比皆是。因为自己的自由思考而脱离行列,自觉忍受孤立之痛,这样的人,在每个时代都很少。但是一切高贵的事物,斯宾诺莎早就说过,其难得正如它们的稀少一样。

我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又睡了很久,原先握在左手里的书,已经掉到了床侧的砖地上,门外吹进来的风,把书页翻得哗啦哗啦直响。

窗口暗成了一片。我觉得腰酸背痛,左边胸口橡针刺一样。

在下大雨了。

我走到门外,看见几个孩子围在水沟边的紫桃树下,用竹杆打紫桃。阿弥不在其中,她去哪儿了呢。

母亲从街上回来告诉我,国家的梅就要埋葬了。

很远处传来吹打的喧闹声,仿佛还有人的哭声,在雨前潮湿的风中,模模糊糊地混杂起来,沁人心脾。

母亲说,你不是看书,就是睡觉,这样要生病的,还是出去看看吧。

我说天要下雨,这雨怕是说下就下的。

母亲说,你别走远,站在屋后就能看得见。

我说开始了么。

母亲说,正在封棺,马上就要抬出来。

我说,埋到哪里去呢。

母亲说,埋到旧住场那儿。

我说,那儿么,挺好的地方呢。

母亲说,可惜不是个整尸。

我说,那埋的是什么。

母亲说,骨灰,还能是什么。

我说,是把骨灰盒放在棺内埋么。

母亲说,现在人办法怪多的呢。

我跟着母亲来到屋后的池塘边,那儿的风更大了,风中开始夹着雨点,很大的颗粒,但很稀疏。我们远远地看见一行送葬的人,披着麻片,穿着白衣裳,跟在棺木后面,走走停停的。吹打的人总共才有三个,发出的声音却穿过大片稻田,传遍了老家的村庄。

母亲说,你知道棺里装了什么。

我说,装了什么呢。

母亲说,是请纸扎匠扎的草人。

我说,埋个草人管什么用。

母亲说,扎个草人,把梅的骨灰洒在草人肚子里,再给草人穿上衣服。

我说,是这样,也难为想得到。

母亲说,国这孩子命苦,十几岁就要养家,供弟弟和妹妹上学。我说后来他行船,收人也还不错吧。

母亲说,行船打铁磨豆腐,都是最苦不过的,这几年他和梅总算有活水,梅又死了。

我说,他和梅还有个女儿吧。

母亲说,叫佳佳,才七岁,什么都不懂。

我说,比阿弥也大不了多少。

母亲说,梅是哮喘病,发病的时候难看,眼睛勒着,,孩子害怕,叫她看看妈妈都不敢近身。

我说,孩子能懂什么呢。

母亲说,国把丧事办得可以的,花了万把块,恐怕几年行船积蓄的那点,一瓢舀得差为多了。

这时候,风小了下去,雨大了起来。

父亲和兰从街上回来,阿弥跟在后面,用手擦着脸上的雨水。看她的表情,像是才哭过的样子。我问,阿弥怎么回事,阿弥不答应,委屈得又要哭。

父亲说,半路上碰到的,她一个人去看人家丧事,吹吹打打的,大概她觉得热闹,走到半路的时候,雨大了,她进又不是,退又不是,站在路上咿哩哇啦直哭,我就把她带了回来。

我听了,觉得好笑,就伸手捏了捏了阿弥的小鼻子。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屋里更暗了,父亲拉开所有的电灯,我们看见西屋和堂屋有几处漏雨,砖地上积了水。

这时候我看见凤半撑着一把雨伞从外面进来,手里还牵着一只猫,那只猫浑身湿漉漉的,看不出它原来是什么毛色。

凤说,这猫总要拿绳子系着,一松开,就跑得没影子。

我看见那只猫有些惊慌,又像是因为被绳子系住了,有些不耐烦,绕着阿弥坐的椅子,不停地窜跳。

阿弥吓得把腿缩回去,盘在椅子上不动。

母亲拿来几只盆,放在漏雨的地方,很快就传来几种不同的嘀嗒声。

我说,怎么新盖的房子也漏雨呢。

母亲说,现在的匠人不用心,请个老瓦匠来,动动手就能修好的。

我说,一定是太马虎,瓦片没放齐。

母亲说,也不知怎么了,现在做什么的都这样马虎。

父亲说,只有我做我的这个业,从来没有马虎过。母亲说,那倒也是,你就是太拼命了。

我说,还说要去看二叔呢。

父亲说,刚才我见你二婶接他出院,等雨过去,你到他家里看他就行了。

我说,二叔的病好了么。

父亲说,好些了吧。

母亲说,那就好。

雨一直下到晚上,下到夜里,雨实在太猛,我不能去看望二叔,就把那辆粉红色婴儿车搬出来,想趁空整理整理。几年不用,婴儿车的钢管骨架都有些生锈了。

我对它的使用方法,也忘得一于二净。我围着它忙来忙去,出了一头汗。后来总算拾摄好了,又对兰交代了几条使用方法(在整理的过程中,我渐渐回想起来,不管忘得有多干净,我毕竞是用过)。我一边示范着,一边说,譬如怎样折叠,怎样固定后面的车轮。我掸掸手说,这么简单的玩艺儿,倒忙找老半大,现在好了,到时候你可以用它了。

兰坐在一只小椅子上,就着盆里的雨水洗紫桃,见我刚才忙得没手抓痒的样子就笑了。

兰对我说,哥,看来做舅舅也不容易啊。

我一愣,这才意识到,兰要生的孩子和风将来要生的孩子,都是我的外甥,也就是说,我不仅是个孙子、儿子、兄长、父亲,不久还要当舅舅。

我随即笑了起来,我笑的声音在雨声中也很大。

是不容易呢,我说,姨妈和姨父什么时候走的,别淋上这场雨了吧。

屋里的人都说不会的不会的。

他们两个早走了。

 

 

此曲不知所从何来

                        

再有几天就入梅了,我在曹后村小区的大门口停下来,左脚撑地,不让自行车倒伏。

我向守门的人,跛脚,记不清或者当时没有看得清,他究竟是左脚跛还是右脚跛,反正有一边是跛的,另一边是好的,全靠了好的那只脚,他充当了小区守门人,还兼补车胎,甚至养了一条小身材的杂种狗。我扬起右手,晃了晃算作招呼。我主要是想向他打听一个去处,而不是向他扬手,向他打招呼,所以手刚扬起就放下,重新握住自行车的车把。上午十点半左右罢,唐兰去上班,走了快一刻钟了,太阳照在大门口和我头上,有些闷热。我看见铁门边睡着的那条狗,开始动了,翻身爬起来,不知要做什么。我说,你好,生意还好么,这附近有医院么。他说有,有的。

守门人说,这里最靠近的医院,往右拐,朝前骑,叫红山医院。他的那条狗,站在铁门边呆了一会儿,脖子上拖着细铁链,向主人脚跟走去,走得很懒很怯弱,不太厉害,大概没咬过任何人。我说,远么。他说不,一点也不远。我又说,那医院怎么样呵。

守门人扭着整个身体站起来。破脚的守门人说,嗯,怎么样,反正靠近得很,我们都去那儿看病的。他忽然想起什么,咧嘴笑着说:“全是老头子老太太,那儿全是老家伙,一个小姑娘都没得看见过呢。”我也不知所以地觉得什么东西好笑,就说哦,哦,真有意思。其实心里,倒有另外想法。我想小姑娘这玩艺,在哪儿都讨喜,要搁在医院里,怕是不怎么样呢。我记得小时候打针,最怕小姑娘了,小姑娘打针,能让你痛彻心骨,来不及想任何的事情。可我望着守门的人,和他脚后那条狗,它愣着眼,朝我腰间打量着。守门人还咧着嘴,笑容欲褪又止,变得比刚才还要浓稠。我觉得自己又哺哺说了两遍。

有意思。

有意思。

我暂时居住的曹后村紧贴着落城边缘,在东北角,靠近落城的火车站。要说也算不上荒僻,骑自行车进市区大约半小时,沿途拐一拐,还可以顺着湖边走一段,左边是水,右边是树和剩下的半堵老城墙,更不觉其远了。然而大凡来玩过的,都喊远,太遥远,有几个朋友身体瘦弱,竟不敢骑自行车过来,打辆又圆又矮的出租车,直开到坡度陡峭的台阶下面。一开始迁居到曹后村,我也嫌远,觉得不方便。住了两三月,楼后面山丘中间逛了三四趟,顿时改变看法。我半夜喝着茶,对唐兰说,这儿真的不错,等市区房子盖好了,咱们跟别人换罢。我说朋友们为何怕远呢,总是说太远太远,搬过来这么多日子,才来过两三拨,还有两个从外地来,专程看我的。住在落城里的朋友,难得登门了。这儿多好呵,前面望见湖水,后窗看得见山。我说的山,当然不过是座小岗子,可也长满了树木、一些不差的。唐兰给杯中补了水,又给自己点了那种细长褐色的女式烟。唐兰说,远不远都是人的感觉从市区过来,要经过汽车站,火车站,一截不算长却有火车在头顶上轰隆隆炸响的隧道,过了隧道口,这一路又都是外地人开店,民风显得比里面顽悍多了,你那帮朋友,自然觉得格外远,还格外的荒僻呢。我说好罢,好罢,不来拉倒,乐得个清静。唐兰哼哼地笑着,说不怕他们不登门,怕你长了就耐不住呵。我说怎么呢。唐兰说,你看琴上才安的丝弦,不出半个月,就给你弹得发毛,都快断了。我看看拇指侧面,说这有什么关系么。

当时我在守门人笑容和初夏阳光的映照下,骑上车子往右拐,临走时看见那条狗跟在后面,跑动几步,被拴在铁门上的细铁链给拽了一趔趄,百无聊赖地回了头。我没有继续看它,我想它大概又回到铁门边,趴着去了。

当时谁也没在意,过后掐掐指头数,才晓得我去红山医院那‘天,离人梅只有三天了。也就是说,在落城人梅前三天那个日于,我去了一家只有老人,男的老人和女的老人,只有老人忙来忙去的医院,接受治疗。

那家医院很有意思,设在一家同名饭店里面,饭店的招牌特别大,烫金的字高高地凸着,而医院的招牌,却很有意思很可怜,一块长方的木板上,糊着白纸,纸背的浆糊或胶水没有布匀,纸面坑坑洼洼的,用毛笔密密麻麻地写了美术字。最上面一行字稍大,写的是“落城铁路医院红山分院”,算作题目,从第二行起算,依次列出该院所拥有的强大阵容。所以说它强大,是因为我满眼看见的名字前面,都冠以著名专家头衔,譬如说我特别留意的那一行,著名外科专家,尤四先生,积五十余年之临床经验,专治擅治各类创伤,烧伤,烫伤,兼及疑难皮肤病症,曾移植各种部位皮肤总面积计达三百平米左右,成功率几近百分之百,云云。

朝南有一幢三层楼,灰白墙壁已有八成破旧之色。底下一层,自东而西七八个房间,门框上各自悬了小木牌,标明科室。我花一元钱挂了号,办挂号的会计,年纪很小,汗毛又硬又长,而且出乎意料是个姑娘,单眼皮眼睛不敢正面看人。我捏着会计姑娘给我的挂号单,一张比电影票还要小几倍的薄纸条,上面清清爽爽印着:壹圆。我走了几步,站在院子中间,忽然想起自己没有病历卡。多少年不生病,正如瞎子算过的,九岁之后我生了根,没病没灾活了多少年。现在这个病,也不能算病,这一点你会有所认识的。我返身到会计姑娘面前,又花七角钱买了病历卡,相当正规的东西,封面和封底都印了二号黑体字(简称“二方”),封底上说:病历不作任何证明请妥善保存复诊时必须带来。我把不作任何证明的病历卡卷成一个小纸筒,握在手中,慢慢走进了外科。我感到整个医院弥漫着饭菜气味。是隔宿存放的剩饭剩菜,被加热到相当程度,会突然冒出的那种气味,从院子里一直跟随着我。我走进外科,而且心里开始盘算,不晓得今天轮班的是不是那位尤四先生,尤大夫呢。

正如我们(你和我)熟知的那样,小说中人一旦有所盘算,所盘算的事情,或许紧接着就见分晓。这比实际所需的时间要更短,短得多。这就造成了有意思的局面,无论小说有多么细致或者拖沓,它其实还是让事情的发展较之现实要更为快捷。

我刚刚想到尤四先生尤大夫,那尤大夫就坐在我面前,当然我们暂时还不能验明正身,要等到我坐下准备细说病情和苦楚时,旁边那个穿白褂子的老妇抢口对他喊一声:“喂,尤院长,你的饭盒呢?”

我真不想告诉你,不想告诉任何一个知道我真实姓名的人,我在红山医院外科所遭遇到的隐秘情景。可能是尴尬而非痛苦,使我在外科里面朝北的房间里,呻吟不止,汗粘襟袖。尤四先生尤大夫尤院长拉开办公桌抽屉,端出一只饭盒(用胶布条箍了两道),从我肩膀上递给那个老妇(其实也就是他的命名者),缩回胳膊,把手放在玻璃台板上(玻璃台板压了些什么,除了手写的几排西药名称,还有些什么呢)。

我说,大夫,我真没想到。

他说,自然没想到,生病的人就没有预先想到的。

他说,从来没有过。

他说,真不晓得要是每个生病的人都预先想到了又会怎样呢。

他说月p 你说罢。

我是说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倒霉,不走运,病得不是个地方。要是碰巧了,哪天你会翻看我的病历,这是一本很干净很严肃的病历,边角一点不翘,平平整整的。我不懂它为什么“不作任何证明”。这么干净而严肃的东西,你总该拿它证明些什么,才不辜负自己。我丢失过不知多少本病历了,那些被丢失的病历,有的完全空白,有的记载了几次咳嗽,或者某天傍晚我的手被碎玻璃锈铁钉刺伤后不失时机地注射了预防“破伤风”的药水,或者因饮食不慎跑肚拉稀之类。空白的不说,即使有所记载也无关紧要,无关乎生活的宏旨。可是我假设你某月某日可能翻阅的这本病历,我认为它非比寻常,有它的含义。我一点也不想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赢得你的兴趣。我只要你自己看。你会看到这本病历的首页(先得看封皮:姓名马余,性别男,年龄三十一,公费证号码无),填满尤四先生尤院长那一手走作猖狂而又过于方正的臭字,真正的臭字,记录了我真正难言的内容(汉字有意思,所谓内容不正是“里面的尊容”也就是藏在里面的嘴脸么)。

尤院长缩回胳膊,把右手放在玻璃台板上,我们看不见那只左手,尤院长把它插在白大褂左边的口袋里,迟迟不肯亮出来。

自从搬到曹后村,凡有朋友来玩,就成了我和唐兰的大事情。没来过的不说,来过两趟的也作态说这一带路线奥折难记,要我们下楼去接。曹后村过去是村,现今其实是挂在落城边缘的小镇,相对独立的典型的小镇,麻雀虽小,什么都有,什么都齐备,什么都有些简陋。它有一家旅社,一爿百货商店,一条通汽车的狭窄街道,两边有饭馆酒店卤菜铺,一个菜市场,菜贩于十有七八操着混乱不堪的外地口音,只有少数几位五十开外的妇女,是地道本地人,卖些自种的丝瓜青菜西红柿,丝瓜是给你削好皮的。幸亏曹后村什么都简易归一,接人倒也不算麻烦。无论楚八六楚老师(带着读大一的女儿楚沁)驾临,还是郭平郭老兄要来,电话里只要约定,说我们在菜场尽头的纸库碰头罢,全落城也只有这一家大纸库,就断断不会找错的了。

说起楚八六楚老师,他在我心目中抵得上半座落城外加一条环城高速公路,甚至还不止。我对己对人都常这么说,我说楚八六楚老师对我有恩情。这是一种隐秘的恩情,不仅别人难以辨认,就连楚老师本人也丝毫没有觉察。只有我知道,只有我很固执地这么说(只有当着楚老师的面,我才不说这个话,就像你不能对着端饭给你的父亲或母亲老是说谢谢,就像你不能说谢谢谢谢一样)。搬来曹后村不久,我们请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没有忘记要他带上楚沁一道来。我们喜欢楚沁,你说什么话,她总是先仰着脸听,听完了再想老半天,然后才搭腔,她会问刚才你说些什么呵。反正在二十一岁之前楚沁就这么憨,全身节奏都慢了半拍,让你觉得她成为姑娘成为花朵和小鸟的日期,总在往后推迟。我们喜欢楚老师一路上有女儿陪伴着,来回都不寂寞。曹后村毕竟远了些,楚老师的家在落城西南,在那座落城之最的电视发射塔下面,站在我们家阳台上,只能看见塔尖,从纷乱建筑物和烟尘中间浮现出来,很不真实的样子。我和唐兰有时候心情好,半夜里坐在厅里喝茶,谈起楚老师来做客时的细节,都想笑。那一次楚老师来做客,我们使劲地说这儿多好多好,前面望见湖水,后窗看得见山。我们夸夸其谈洋洋得意,无非是刚刚搬家的兴奋还剩了半桶余波。我们看着楚老师的表情,楚老师的表情一如既往,没有丝毫兴奋。天黑了要走,才认真向我们指出两点,一是纱窗上糊的白纸,风吹着哗啦哗啦响,让人不舒服,一是曹后村距离铁道太近,火车的声音太吵。楚老师说,火车站你们两个人是搬不动了,就让它放着罢,可是这白纸,还是撕了好。我和唐兰喝茶时,有好几次笑着谈起这事,我们说楚老师一定没想到,纱窗上的白纸,我们怕房间太破陋,为他要来,头大糊到半夜呢。

有些词汇,你在1986年北京第七十六次印刷的现代汉语词典上就是查不到。譬如支原体,你只能去别处寻找。落城的夏天一半湿一半干,通常以湿乎乎闷煞人的梅雨天气打前锋,一路冲过来掩杀过来,人只好缴械认输,凡有四堵墙的空间里,人都恨不得寸丝不挂地呆着。去年我在湿乎乎那一半夏天里,进过落城市区,与三个鸡鸣狗盗名声滔天的朋友切磋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拿什么写小说”,钢笔还是电脑。后来我们的切磋不了了之,很快延伸到其他领域。譬如说支原体,就是在冰啤酒浇灌下冒芽的。支持的支,原野的原,身体的体,向我们出示这个词的朋友生于落城,长于落城,他必须用这种特有的引证方式,才能把富于科学意味的字眼,从方言发音中解脱出来。他说,支持的支,原野的原,身体的体。他说,与一个人睡觉,只有百分之三十.添一个人就会成倍增长,增长到一定的百分比,就很容易染病了。他说,这当然是指女人,能查出来的。他说,处女可能没有支原体,却可能像无人居住的空关房,有蛛网灰尘,你说是吧。

红山医院没有泌尿科,也没有皮肤科,许多问题都集中到外科,集于尤四先生尤大夫一身,难怪他就是院长了。尤院长坐在办公桌对面,听我讲完那不幸而可笑的疾患的缘起,把左手从白大褂口袋里拿出来,放到玻璃台板上。这样,尤院长的两只手就同时出现在我面前,左手五指与右手五指,指尖相对,慢慢地碰击着。尤院长碰着指尖说,好好,好,让我们先看看罢。

外科的门是敞开的,院子里布满中午的阳光,水泥地面呈现出糅杂不纯的品眼的白颜色。尤院长坐在桌子对面。即使我讲完了疾患缘起,即使他声称“让我们先看看”,坐在对面的尤院长也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他那种稳如泰山的状态,似乎告诉我,他那一句“让我们先看看”不过要打断我过于细致过于拖沓的叙述而已。我穿着宽裆长裤,叉腿坐在靠门这一张木椅上,木椅脏得惊人,而且都是日积月累无法清除的污迹。只要尤院长不动,我也就坐着不动。我想,门这么敞开着,阳光这么亮。

院子里忽然有许多人影走过,三五成群,默不作声,很安静地走过,偶尔听得见碗筷的响动。我说过,红山医院开设在一家同名的饭店里面。从客房到前面餐厅必须经过这个不大的院子。因此那些发出碗筷响动的人影,从院子里经过,不是饿着肚皮,就是吃得太饱,全是现实的生命。仅仅由于我的注意力,主要落实在尤院长身上,那些人才变成人影。你旁观者清,你神智明亮,你该把那些人看作人而不是影子。碗筷响动的声音,绕过外科诊室里暂时凝固的三个人物。能被那种细微响动在刹那间惊醒的,除了你,还有谁呢。

只要尤院长坐着不动,我也就坐着不动,马余也就坐着不动。不过暂时凝固的人物或者现象,如果不至于永远地凝固,总有它柳暗花明恢复活力的机会。譬如当时,这种机会不久就来了,是那个穿白大褂的老妇送来的,她端着饭盒(两道胶布条已经解去,饭盒与老妇手掌之间,垫着当天的报纸),嘴里咝哈咝哈吹着气,从门外闯进来。

尤院长,吃饭吃饭,都十二点了。

尤院长,你带的菜还真不赖,是自己做的么。

尤院长快接过去烫死我了。

尤院长,咦喂,你这小伙于,怎么还不走。

我说你这小伙子,老妇倚着另一张办公桌站定,把语气放慢了。我说你这小伙子,有什么病就看什么病,看过病就回家,这儿都下班了。我刚想说点什么,她却扭过头去,对着尤四先生尤大夫,发出那种有意拔高的声音(哎呀哎呀尤院长,你怎么,趁热吃趁热吃了好,你可是胃病常犯的呀)。有胃病的尤院长把肩膀动了动,皱着眉,伸出左手食指,用指尖推饭盒,一直推到桌子靠墙的一边,然后微笑着说,“让我们先看看罢。”

他说话时,并不看我的脸。他微笑着盯着门外什么东西屈此他说的那句话,基本上属于无所用心自言自语一类。

我觉得尤院长神态有些怪,门外的人影已经散尽。

我坐在那儿,看看门外,又看看老妇,不肯站起来。

我对老妇只看了一眼,就收回视线。

我在视线中掺L 明显的疑虑和顾忌,看看尤院长。尤院长摆摆手,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是老医生(意思是什么都见识过的)。我只好又看一眼老妇。老妇离开桌子边缘,对尤院长又嘱咐一声“趁热吃”,就走出门去。老妇没有把门带上,门依然敞开着,门外阳光比刚才还要明亮。

不怕远,到曹后村最里面这座山丘上的顶楼来看过我的人当中,有一位郭平郭老兄。今年的梅雨大,和往常相比格外间人,麦氏咖啡和黄“果珍”,都在瓶子下半部纠结成坚实无比的硬块,撬断了匙柄,也弄它不动。更糟更倒霉的是,今年人梅前三天起,我因为一种颇可忧虑的局部疾患,卧床四五个星期,五个星期我不能穿短裤,腰间围一块条纹布,像傣族姑娘的裙子,只不过遮挡的内容有些同异。不能穿短裤,就意味着不能下楼,不可以上街,更谈不上骑车进市区走朋访友了。记得人梅前三天那个上午,我在红山医院外科里面的房间里,被植皮专家尤四先生一不当心扯破了一块皮。我当时就疼出满身满头的汗水。我当时从那个房间朝北的窗户(窗帘很旧,卷起了半幅)望出去,急着想找到可能弓哦注意的东西,譬如斜过来的树枝,碰巧路过的姑娘或小孩,或者草丛里钻进钻出一只觅食的老鼠等等。我当时望出去,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大堆煤炭,高高耸耸庄严肃穆,堵在离窗口不远的地方,在阳光下越来越黑,黑得泛出绿幽幽的光斑来,往空气里直跳。当时我只好把视线收回窗内,重新看见那位尤四先生尤大夫,他一边唠叨着,一边慌慌忙忙的,给我裹上涂了药膏的白纱布。等到那一阵疼痛逐渐消散,又逐渐聚拢,成为另一种较为隐晦的疼痛,我看见植皮专家的额头上,和我一样挂满了汗水。而且我还听清了他的唠叨,自从扯破那块皮,他就一直在唠叨。

麻烦了,麻烦了,这可麻烦了。

这个地方的皮,太嫩太娇气,弄破了实在麻烦,没准就长不好,没准还要做手术植皮,要植皮呢。

郭平郭老兄是我的好朋友,他这样的人整个落城也不多见。我在梅雨季节的病卧中,念及几个人,他算其一。那天中午我从红山医院出来,胯间很不舒服,应该说胯间和心里都不舒服,说疼不太疼,说痒不太痒,就那么一种似疼非疼似痒非痒的感觉。我懒洋洋地骑着车,回曹后村,路过镇上那一家百货商店,看见公用电话的三色招牌。曹后村一带电话太少了,能拨长途的,只旅社二楼有。百货商店的电话,只能住落城市区拨,三角钱一次,一次三分钟。我叉着腿,像跛子一样,左深右浅地进了百货商店。等到进了店门,站在柜台前,我才想起自己是来打电话的。我当时有些糊里八涂。我虽然糊里八涂,郭平郭老兄的电话号码倒还记得。旁边有两个粗鲁的女青年,手里提着雨伞和难看的尼龙兜,外面天气并没有变化,没有下雨,她们等着打电话,或者不想打电话,就是瞪着我,要把什么东西看出究竟来似的。

喂,我找郭平,他在么。

好的,谢谢你。

喂,我想你了,快来罢。

我去不了呵,我生病了,不能走路,躺在山顶上。

喂月p 盘《姚门琴韵》录好了么。

我不动,我在这儿等你。

约好第二天中午他来看我,第二天是星期三,我让唐兰到山下菜场买了两只小公鸡,一瓶酒。等到下午两点半,他还没露面。我和唐兰一赌气,菜也吃了,酒也喝了半瓶。

又隔了一天,郭平郭老兄才带着那盘《姚门琴韵》来敲门。他在落城师范学院读过硕士,研究陶潜陶渊明,后来留在那儿,管中文系的线装书库。对他来讲,真是桩极好差事,谁都不能体会那种快乐。那间书库是老式建筑,房子极高,门前窗外有几株老松老柏。那间书库我去过不止一回,与郭平一起站在又宽又大的窗户后面,往外指点。每逢那样的时候,郭平总要对我说那几株老松老柏,落雪天才好看呢。校园里放了假,没什么人走动,看过一夜书,醒来往窗外一看,真吓人一跳。怎么吓一跳,好看呵。他这么指点这么说着,就好像那窗外漫天的雪,漫天的寂寥。

郭平郭老兄这人好是好,却有些迂,老远来了曹后村,倒不肯直接上楼,在菜场东张西望,硬是买了半只盐水鸭,晃悠悠拎上来。等到吃饭时,打开塑料袋一闻,那半只盐水鸭味道不对,只好又把袋口扎所紧,扔进厨房的撮箕里。我挺恼火的,冲他发脾气。我说,你看你这人,来就来了,还在楼下乱窜什么劲,弄半只臭鸭子上来,不是成心干坏事么。我板着脸,看他怎么应,却见他皮笑肉不笑的,从书包里掏出那盒《姚门琴韵》,说什么“本来我打算买只西瓜的,一想你就爱吃个肉食,又不能都买,结果挑了鸭子。”听他说得有板有眼的,我更加来气。我说,呸,挑了臭鸭子。

那天下午四点之前,郭平郭老兄要赶回市区,去师范学院街对过的幼儿园接儿子。他在顶楼我的客厅里,共计才坐了三个多小时。我们把《姚门琴韵》一直放,颠来倒去地听。郭平谈起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得,是关于自杀的,自杀并且已经死去,已经被焚化的那个女人,是一位朋友的妻子。我还记得,那位朋友(那位死者的丈夫)刚从柬埔寨回来,人挺好。

那天中午我在百货商店给郭平打过电话,推着车走进小区大门,有点累,就停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我看见守门人不知从哪里转过来,手里拿着一条鱼,鱼很大,有二尺多长,肚腹已经剖开了。守门人正刮着鱼的鳞片,边走边刮,见我站在大门口,就咧嘴朝我笑笑。那条拖着细铁链的杂种狗不在铁门边,它拖着那么长一条铁链,能到哪儿去呢。我也朝着守门人笑笑。我知道我的笑不太精神,萎靡不振。守门人把手甩一甩,鱼鳞落了满地,笑着对我说,你去看病了么。这时候,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女人,矮矮墩墩结结实实,从门房背后绕出来,眼睛看着我,嘴里却喊着守门人。

咳,废渣,还不把鱼弄好,米饭都熟了。

咳,废渣,你看你把鱼鳞刮得,怎么遍地都是呵。

那女人喊了两句,就不见了,大概绕回门房背后,去看饭锅了。被她叫做废渣的守门人还站在那儿,等着。我又朝他笑笑,说看过了,真的不太远。守门人废渣认真地点点头,跛着脚(还是看不清哪只脚破,哪只脚好,他一走动,觉得两只脚都是跛的)转身到墙角的水池边,拧开龙头,开始冲洗他手里那条鱼。我看见那条鱼很大,二尺多长,身上粘着的鳞片,顺着自来水纷纷脱落,掉进水池底部的出水孔。

咳,废渣,你弄好了么。

咳,废渣,你饱了是不是。

我听见刚才那女人的声音从门房背后传过来,心里有点难过的感觉。我知道难过的感觉也许不是难过,也许是某种感动,在过于幽深的地方打转,不能浮现出来。我推着车,慢慢地往里面走。快到一点钟了,唐兰回家了没有呢。她说好中午回来,要带些纱布和药棉回来的。天气这么热。

从小区大门口往里走,一路都是上坡。我看见有人在路边的树荫下,摆着象棋残局,对面有一副馄饨挑子,已经开始升火。我弄不清到底几点钟,好像不止一点了,好像中午已经过去。我在恍惚间有种不愉快的预感。关于这个梅雨天我将卧病始终的原因和日常细节,不能说得更多了。红山医院的尤四先生尤大夫,给我开过病假条,前后共两张,前后两次我都老起脸皮,硬让那位植皮专家把过分暴露过分直率的措词,改得更为含蓄或者含糊。我说过,我病得不是地方。虽然只不过皮肤出了毛病,倘若不是地方,也足以令人吞吐一番了。我就是这样,自从尤四先生扯破我身上一块皮,每天都要打针涂药,打的是青霉素,涂的是红霉素和金霉素。尤四先生用尖头带钩的镊子,把那块破皮从它原先生长的地方拽下来,甩到墙角一只铅桶里去。我瞥见那只铅桶里,装了半桶脏药棉脏纱布,都带着痴壳和紫黑的污血。我知道,它们那么脏,它们都是从不同的伤口上拽下来的。要是再深究,它们就无一例外,都是或轻或重某种疼痛的见证。甩掉那块破皮,尤四先生赶紧洗手,肥皂擦过两三遍,清水冲过两三遍,才回头对我笑笑。我觉得整个梅雨天,不是别人对我笑笑,就是我对别人笑笑,一个人躺着看书,我自己竟然会暗自窃笑。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笑,天气这么湿这么热,有什么非笑不可的原因在么。尤四先生洗过手笑着,说出他对我那些皮肤的看法。

麻烦了,麻烦了,你麻烦了,不植皮怕是不行了。

你看这皮肤,都黑了,都坏了,将来都得脱掉的。

你看这皮肤,依我之见还不如趁早,把它剪下来。

不瞒你说,我知道瞒也瞒不住,瞒别人可以,还能瞒得你么,尤四先生对我那些皮肤的看法,吓得我不轻。差一点我就失态,差一点我就会伸出双手,去护住那个皮肤有病的地方。刚才裹上去的白纱布,渗出殷红的颜色。我连忙拴好裤子,几乎是悲哀地向尤四先生讨饶。

先别剪,先别剪,还是先别剪。

它是黑了,是坏了,是太难看。

我还是想让它自己掉,该掉的时候它自然掉。

先别剪它,好不好。

我们的郭平郭老兄,星期五拎着那半只臭鸭子,当时谁也不晓得它臭,气乎乎爬到顶楼,浑身湿透,背后有海洋植物图案的圆领汗衫,都贴在他骨骼嶙峋的身体上。郭平说怎么热得这样,屁股都要冒烟了。我说,今天就人梅,你屁股也只冒得烟,火是起不来了。郭平说,你这儿还好,顶楼通风,我的底楼就惨了,一人梅,全是水,早晨下床能滑一跤呢。

我们放上《姚门琴韵》的录音,然后坐下来,唐兰也坐到旁边。桌子中间泡好一壶绿茶,是宜兴朋友送的紫砂壶,苏州朋友送的碧螺春。郭平忽然侧过脑袋,把我上下打量一回,低低的声音问我:“马余兄,你害了什么病?”我说,皮肤感染,大事没有,就是行动不方便。郭平说,哪儿呢。我说,咳,胯下。即使对郭平郭老兄,我也没有勇气说得更具体。说得不具体,说得含糊,后来有朋友竞然把我患病的部位移换到脚趾之间(他们说,马余马余,你脚上的皮炎好了么)。可是郭平这一问,倒勾起我诉苦发牢骚的欲望来。我把三天前在植皮专家手上遭遇的惨痛情景,向他描述了一二。我告诉他的,和我已经告诉你的内容,没有大出人。我没有说得更具体,或者更生动。我看见郭平郭老兄鼓着嘴,眼睛朝桌上的茶壶瞪了片刻(像要把茶壶嘴儿给咬掉似的)。我忙问,哎,郭平你怎么了。他笑起来,说郭平没怎么了。我说那你愣什么神呢。他说,老庸医,老庸医。我说人家是专家,而且是植皮的专家呢。他笑着的脸一下子瘪住,像是生了好大的气。

屁,屁个专家,看出病来,要么不好好治,要么就治不好。

当时我弄不清郭平为什么要那样生气,那样骂人。当时我把他的话,视作戏言或者一时气话,听听就过去了。后来梅雨天结束,我的病也渐渐痊愈,两侧臀部,留下黑芝麻似的二十几粒针眼的痕迹。我一旦能行动自如,就去了郭平上班的那间书库。那间书库真是好地方,满屋子堆着好书,外面是老松老柏。我刚在里面藤椅上坐定,郭平也不递茶,就问:“你去看过楚八六楚老师么?”我指指胯部说,今天才能走路,过来想拉你一块去呢。郭平说,你知道楚老师的母亲生病么。我说一点也不知道,这么多日子,我一直躺在山上,除了打针没动窝。我说,也不知道老太太,又得了什么病。郭平门下脑袋,没吱声。我说楚老师这人,总有事来让他担忧,真够他受的。郭平抬头说,这一回真够楚老师受的了。

我们打算下午就去楚八六楚老师那儿。为了让楚老师睡好午觉,我们打算三点之后再去。我的一张琴,六七弦出许多飒音,放在楚老师那儿整理,顺便也好看看,或者先取回来再说,楚老师该烦心的事实在太多,让他再分出精力来修琴,真有些惭愧。

我和郭平在三点半到了楚老师家。我说过么,楚八六楚老师的家在落城西南。落城的住房比其他城市更困难,楚老师是困难中的困难。原先一幢学生宿舍楼,二楼三楼拨出来给教工住,公用的厕所,公用的水池,厨房在很暗的走廊里一字排开,油烟绕梁,长年不绝。楚老师一家三代,住在无遮拦的一室之内,确有不便。蒙了学校领导的恩,在靠围墙边那几排平房内,抽出一间,给楚老师的母亲单独起居。

我们一进门,就看见楚老师站在两张叠起来的椅子上,伸长了胳膊,从橱柜顶部往下取凉席。我们赶紧说,楚老师您歇着,让我们来罢。

凉席卷成筒状,外面裹着牛皮纸,尽管如此,经过秋天冬天和春天,还是沾了不少灰尘。我们下二楼(天气一热,三楼就停水)擦过凉席,洗过手,才回来坐着,与楚老师说话。

我说,楚老师最近,还好么。

楚老师说,还好,还好。

我说,奶奶的病,怎么样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我在平日里对楚老师的母亲,是按着楚沁的辈份称呼的。所以我说,奶奶的病。

我说,奶奶的病,听郭平讲有些麻烦呢。

郭平说,是呵。

楚老师说,肺不好,拍了CT。

我不懂CT究竟什么意思,反正发音没听错,而且可以猜想,这是诊断某些疾病的手段。

楚老师说,里面有个东西,鸡蛋大。

楚老师说,每天煎些中药,喝下去能够缓释疼痛。

楚老师说,已经确诊了,没有其他说法了。

楚老师说,这个病,最后就是疼。

楚老师说,我们都不告诉她。

我病卧山顶有一个多月,病历放在枕边,每天看书看得累了,就打开收音机,听那些装腔作势极无聊的播音。记得是落城的调频台,总是在中午最热的时候,播放电子合成器摹拟的海浪声,还有一个傻乎乎的女孩,总在一旁结结巴巴地解说着。她说,这么炎热的夏季,听听大海的声音,多么美妙。

楚老师家住落城西南,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只能隐隐绰绰看得见西南方向有些烟尘,有一座电视塔的塔尖,细细的,好像很轻很柔软,风吹了就能弯曲。我朝着西南张望,视线从落城上空斜伸过去,阳光下的城市渐渐被烟尘覆盖,有如平沙无垠。我望着西南方向,看不见楚老师的家,靠围墙的那几排平房,更是无影无踪。我望着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离大海实在太远,根本听不到大海的声音,那种浩瀚的没有思虑的水声。

我站在我家阳台上,我的家是暂时居住的家。我朝着西南方向,无意识地张望。

我想起三年前的冬天,我和楚老师在城西干道的路边行走。我的脸冻得发肿,鼻涕挂在嘴角边。我对楚老师说,教我弹琴吧。我不看楚老师的脸,我听见楚老师叹了一口气。我听见楚老师说,弹吧弹吧,只是别太当回事了。我在冬天的景色里,对楚老师鞠了一躬,冷风吹过时,我的鼻涕飘零着,落人城西干道路边的尘埃。

那天下午,我们在楚老师的家里,围着矮桌坐,想起躺在平房里忍受疼痛的奶奶。楚老师说,这个病最后就是疼,没有其他说法。楚老师又说,我们都不告诉她。楚老师说了这一句,似乎无话可说。一扇门半开半关,从走廊里飘来煎药的苦味,那苦味太浓了,真呛鼻孔。奶奶原先是个多清爽的人,清清爽爽的脸,清清爽爽的衣服。那张矮桌上,放一盘晒得很硬的笋干煮黄豆,是楚老师家常备的茶点。我拈起几粒豆子,送到嘴里嚼着,我嚼着豆子,对楚老师和郭平说,咳,谁都有这一关,谁能不受些疼痛呢。他们不说话。我说,我十几岁就想这桩事,想了十几年了,想不开。我说哪天什么都想开了,这桩事怕就是想不开,有时被它逼得要哭。他们还是不说话。

楚老师忽然在琴上弹起一支曲子,那么短小,那么快乐,快乐得好比行云和流水,快乐得我和郭平都觉得头颈以下忽然失去了身躯,失去了身躯的头颈像植物。像植物的枝子上,开了满满一串的花朵。

1994.7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