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第二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专家发言摘要

编者按:里下河这片文学沃土,在滋养着里下河儿女的同时,也塑造了作家们的性格乃至观察世界和人生的眼光。里下河地区特殊的地缘空间,有着它独特的历史人文基因和乡村社会伦理观念和形态,这些无不影响了里下河作家的写作身份和文学取向。可以说,里下河的乡村社会伦理,构成了里下河文学的价值内核。为深入挖掘里下河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进一步扩展里下河文学的影响力,10月18日,《文艺报》社、江苏省作协、泰州市文联联合举办了第二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也是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召开的第一次学术会议,与会者除了研究中心的研究顾问和特约研究员外,还邀请了里下河本土作家,与批评家们面对面交流。与去年首届研讨会不同,今年的研讨会确定以“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作为主题,则是想走向里下河文学的内部,对其内在肌理进行梳理和解读,更深入地探讨里下河文学独特的内涵,进一步提升里下河文学的认同度,以利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

无论是南方乡村,还是北方乡村,乡村伦理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伦理观。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深刻影响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尤其对身处其中的作家、艺术家产生了深远影响。里下河文学就是深受乡村伦理影响的例证,它体现了作家与土地、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关注里下河文学从某种程度上看,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乡土文学、研究作家与故乡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和现实意义。里下河地区可以算得上是一片文学的土地,自汪曾祺以来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一批作家以手中的笔抒写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对地方文化的建构、发展作出了努力。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博采众长,用文学作品将这些优良传统表现出来,发扬光大。我祝愿泰州的文艺家们,尤其是作家们用自己手中的笔,抒自己心中的情,爱这片土地,爱我们的乡村,爱我们的人民,努力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出更好的文本。

 

江苏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范小青:

设立“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并且聘任研究员和顾问,标志着里下河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正在不断提升,不断地填补,不断地扩展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的主要依据,一方面是里下河文学的持续不断的创作实践,一大批里下河地区的优秀作家,始终在创造着,始终在努力前行,不断地提供了优秀的文本;另一方面,许多有学识、有眼光、有热情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对里下河文学现象的重视、热爱,这两者的结合,才有了今天能够持续并不断提升的里下河文学现象的研讨,这样的研讨,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里下河地区的文学创作,使之形成新的令人欣喜的气象。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曹剑:

里下河文学之所以兴起,我认为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标志。一是出现了一批大的作家,二是一大批的作品产生了影响,在全国获奖,三是理论的支撑,拥有众多的文学评论家。四是繁荣,经常有一些里下河文学活动,包括召开研讨会、出版系列丛书等,扩大里下河文学的影响。

二、渊源。里下河文学有四个阶段,一是“里下河”,二是“文学”,三是“流”,四是“派”。先有里下河,再有里下河文学,先是广泛流传,最后蔚然成为流派。里下河文学首先是接“地气”,是“河”的文学,这个广袤的里下河空间,哺育了里下河文学。再者就是“底气”,文学的形成不是简单由作家创作形成,而是有更广泛的文化渊源和底气,里下河地区历史上产生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特色文化,文化底气让文学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第三就是“才气”,因为有“底气”、有“地气”,才能使作家得到良好的发展和成长,才让他们的才气得到良好的发挥。因为有了里下河,才有了一批批作家的成长。

三、发展。里下河文学,我们知道它从哪里来,更应该考虑往哪个方向去,怎么让里下河文学更加发扬光大,从编辑这个角度,提几点建议,如何让里下河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一是里下河文学要积极反映现在的生活,不仅写过去的乡村与河流,更要与当代生活紧密结合,将新的里下河变迁用文学流传下去。二是和当代新媒体紧密结合,关注培养年轻作家和网络作家。三是占据国家级的平台,把优秀的作品推出去,在国家级的重要平台上进行展示。四是大众化发展和大众化链接很重要。小说越来越成为一种精英文化,而小说的大众化改造非常重要,要将好的小说进行电影、电视剧改编,让好的作品走进老百姓,润物细无声。

 

《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

谈到文学流派很容易让人想起荷花淀派或山药蛋派,在我看来,文学流派很多都是“硬”的,就是以刊物的形式或文学研究会的形式为共同体,但是里下河文学是“软组织”,以汪曾祺为代表,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很多人容易把汪曾祺归到乡土小说里,其实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土作家。因为乡土作家的概念,是作家的叙事身份以乡土叙事为主,或作家转化成农民,像山药蛋派的赵树理,以农民的口气讲述乡村的故事。还有一种乡土小说,像鲁迅,以批判国民性的眼光、带着知识分子启蒙的眼光来写作。这两脉均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里下河文学最大的特点,是既没有农民的口气,也没有转变为农民身份讲土地上的故事,如果说里下河文学在文学史上留下特点,是用中国文人的情怀、文人的眼光看待这块土地。和鲁迅的启蒙者身份、赵树理的农民身份不同,汪曾祺秉承了田园诗人的一脉,用田园诗人的眼光看乡土文化,用传统文化的眼光看待乡村伦理。他们有别于荷花淀派、山药蛋派和“五四”新文学启蒙的视角。里下河文学是中国文人本土化叙事的一个尝试。

 

江苏省作协副巡视员、创研室主任汪政:

文学创作的意义有时是超过了文学的。无论是坚守在本土进行创作,还是坚持写本土的作家,或是坚持在本土又在写本土的作家,他们都以自己的写作参与到地方的社会建设中,是很重要的力量。事实上,里下河的民众对当地作者的写作非常推崇,他们对地方是有影响力的,实际上是以新的方式接续了中国的“乡贤”传统。

对于文学中的乡村伦理,评论家们应该多作文本分析,去解读作家们如何呈现社会风貌和变迁,变迁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要在文学与社会之间互证关系,从这方面说,里下河文学的诸多文本都是这方面很好的样本。

在探讨里下河文学流派时,我们有过争论,而且还会有争论。但关键问题是在面对这一区域性写作上我们有没有认同?谈论里下河文学,首先是对里下河文学的认同。里下河文学的特点、价值,它的美学诸要素,都应该好好探讨。我们要在众多理论和批评中,建立关于里下河文学的认同。有认同才有研究的基础。无论作为流派或是文学现象,都可以继续探讨,但是对于这一客观存在的写作事实而言,里下河文学现象是毋庸置疑的。

 

施耐庵文学研究院院长、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费振钟:

对于里下河文学,除了去年讨论得出的一些共识外,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文学共同体。虽说这是借用的一个社会学概念,但里下河地区大多数写作者,在身份、文化、地缘等方面的认同,使得他们的集合更具有共同体的特征。与之相对应,里下河文学共同体,其文学空间以及写作对像和内容,又与里下河地区乡土社会共同体有一种共生共在关系。在其中大部分作者那里,这里的乡土社会(包括村镇),不仅提供了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同时还提供了他们一种社会伦理价值的规范和支持,他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理解,以及文学处理和书写方式,尤其是文学的个人化风格表达,都有赖于从乡土社会共同体获得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这里讨论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就有可能进入里下河文学的肌理,对于所谓的作家群或文学现象,就不会停留在一般的文学形式或形态的认知上,也不会满足于所谓流派和区域文学史的识别上。当然,这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切入点,或者说一种将文学和人类社会学结合起来的方法。

实际上,对里下河文学的深度讨论,主要面对的是这个文学共同体中每个不同的个体。如何在个人乡土身份和乡土经验层面上,处理和表达写作者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伦理性及其价值观念在其中的影响和发生,既是作家自我文学建构的重点,也是研究者在他们的作品中首先关注和发现的问题。在这里,里下河的作者个人选择的差异,与作品叙述与描写的乡村空间的趋同,都会表现在他对乡村社会伦理取舍上,表现在认同与接纳,或者怀疑与批判上。作家和批评家,对此应该有同样的发言权,既有共识,也有异见。就我的阅读和批评选择来说,我有兴趣用一种比较和分类方式,来看待一块小地方的多个人的写作。比如在座的兴化作家庞余亮、刘仁前、刘春龙,他们三个人同时期,在一块相距十数二十公里相邻地方,写作小说或散文作品,在观察和处理乡村官员、农民、文化人以及生活知识时,虚构也好,客观记录也好,其中的乡村社会伦理立场之异同,就很有意思。这里不作细述,他们自己会讲出独到之见。总之,我认为这在研究里下河文学时,是非常需要的。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敏:

第二届这个年会,但我是第一次参加。虽然我不知道东台属不属于或者我属不属于里下河文学流派,但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这个文学名词的确有动于衷。我有预感,当然也是个祝福,由于里下河地域的这一批作家的影响力、这一批作品的审美,以及相关的研究的建构(当天发行的书与文集),这会成为一个文学上的专有名词、一个带有特定风貌、审美倾向与伦理构建的文学名片。我是我的第一个感觉,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论题主办者的应有之意与起码的野心。

第二个感觉,从这一届的我们的研讨主题也可以看出,由于里下河地域的地理价值与历史价值,这个价值可能不是它多么特别,而可能是“不那么特别”乃至“非常不特别”,它就是一个乡土中国的典型微缩,就像一张脸一样,里下河就是一张中国乡村的脸,具有一切基本的要素,像一张脸上长着恰当的五官。比如有鱼,田螺,泥鳅,有鸭子,芦苇和竹子,还有洗澡的水牛。有四季。有枯树和冰块儿。最关键的,是具有与之相当的乡村社会学意的全部构成(土地、节日、房屋、婚嫁、离合、苟且、耕作与收获等等)。里下河文学的研究其实是地图上的入口与坐标,透过里下河写作这个小小的点,我们可以来观察或研究乡村风俗与世情,乡间伦常、研究乡村家庭与代际的变迁、包括研究乡村世俗价值观与土地权力转换与演变等。这些乡村伦理里总是存在一个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曾经存在、正在消失,但可能也在覆盖中重建。所以,里下河文学说到底并不是一个“邮票大小地方”文学写作概念,而是一个此地为切片的,对当代乡土中国的文学性阐释。今天这个论题,我们就可以从乡村社会伦理这个上探讨出更多。

但除了前面这两个感觉外,我还有第三个感觉。我一直在想,里下河写作的研究,其实还可以包括一个主题:当一个作家走出了或超越了里下河之后的写作,也就是说我们要观察和追踪到这一系列作家的“变动与轨迹”,这些跟他原来的出身、跟里下河的这个烙印,包括里下河地域的乡村伦理对他的浸淫、渗透、滋养,到底是彻底的不相干?还是有着必然的内部的联系?如果有,又有什么方向和多大程度上的?

我一直有个比方,认为写作者像一个持取景器者,像一个潜伏在生活里的旁观者与窥看者,因为决定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的不同,不跟他看到的什么有关、不跟他投出去的视线,而跟他从哪里、哪个位置、哪个高度去“置放”他的机位和取景器有关,他是俯看还是仰视,是从前门还是从后窗——当然,这都是些小学生式的比喻,我想说的其实是,一个写作者的出身与经历,从小到大我们所汲取的食物与读物,置身的环境,我们往来结交的邻人,我们的举止与教养,成长与观照的镜像等等,这些出身的形成,同时具有生物学与精神性的双重特质,进入了我们的血液、胆汁与DNA,构成了写作者的体质、构成了一个作家的写作坐标。哪怕我们后来远离乡土、完成了对城市生活的主动介入与相互占有,从乡音变成了普通话,我们大量阅读西方当代作品,对影视通俗审美及各种现代性审美有着巨大胃口,甚至还有着对所谓国际性视野的诉求,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阿喀琉斯,但总还是有着跟他差不多的脚踵,这块脚后根似乎总还带着乡村,比如说,带着里下河的最后一片残留的隐秘的泥巴。

我这里以我为例,我早期写“东坝”系列,写乡村的那种世情乌托邦,这等于是一个对原始记忆的文学消费,也就是第一桶文学之金,我把家里的客厅、厨房、卧室都都写完了之后,但这是一个阶段,过去之后,我开始写当代都市,这是一个必须的、必然的进程,可以从时间长度上分析:我今年41岁,在乡村的经验是14年,我肯定会走到后窗,去架起一个机位,把目光放到里下河外边的世界,所以我后来写的就是当代都市、人性暗疾系列,如《铁血信鸽》《谢伯茂之死》等。我一直在想,这跟我原来的血液、跟我脚后跟上的泥巴真的没有关系吗?我自己有时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有约束的有背景的书写,带有特定的“方位感”、“选择性”乃至“屏蔽性乃至“局限性”,比如伦理道德上的定势与审美积习上的长尾巴等。

话题好像说远了,这其实是我提出的一个疑惑。这种以里下河为根据的后窗,对一个已经离开或超越了里下河写作的作家与作品的影响,这个命题是否成立,如果有影响,到底是什么层面上什么程度上的?等等,我身在其中,说不好。反正写的时候就只管去写。不管怎么说,从地域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不管是昭通文学、西海固等地——这种胎记式的生而随形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每一个地域写作者、每一代写作者的特征与最大辩识度所在,如果足够强烈足够成熟足够系统的话,实则可能也是对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

 

《文学报》评论部原主任朱小如:

“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这个题目出得好,可以更深入到里下河文学作品的内在肌理上来讨论问题,而不在纠缠于在“流派”、“现象”这样的表面上做文章。

在我阅读毕飞宇的《平原》时就曾突出的感受到毕飞宇作为土生土长“乡村”的叙述身份,也被称之为“非知青”叙述身份对“知青”下乡的深刻“怀疑”。而在这“怀疑”的目光中就隐含着一种“乡村社会伦理”思想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样的“政治意识形态”高压下的尖锐矛盾冲突。我作为知青下乡到黑龙江九年,我深知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每一个知青父母都在为自己的子女离开乡村,想方设法地“开后门”;而每一个知青也都在为自己的上调,不得不屈辱地向权势低头,出卖“肉体和灵魂”,或不得不在同伴间勾心斗角,互相排挤,互相倾轧。这才是真正导致社会“群体性”精神溃败和整个社会风气溃败的深刻原因。

我一直对“知青”文学不满意的地方也正在此。我们高唱“青春无悔”的调子,不经意地就把如此严重的社会“灾难”遮蔽了。知青下乡运动的失败,其实就因为它违反了自然的“人伦社会关系”,破碎一个个最基本的完整的“家”的概念。

又如在刘仁前的小说《浮城》中,最大的现实矛盾冲突也在于此,既然主人公不能替父老乡亲为政,那他为政的热情何来?荣誉感何来?成就感何来?党群和谐、亲如一家的关系何来?再如汪老的小说也突出表现了那种自然、男人和女人之间,复杂矛盾,但又总是充满温暖的社会伦理关系,即便在《陈小手》那样带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深刻人性揭示中,他也尽力做到“坏”也“坏”得充分合乎“情理”。

总之,在我读来,里下河文学之所以具备敦厚温暖的艺术品质,是和里下河乡村社会伦理深厚的文化传统紧密的联系着的,也是和里下河文艺创作者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的结果。

 

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徐晓华:

里下河文学流派也好,文学现象也好,它已经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作为研究者,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批评家们还在解释现象的时候,作家们却已经发现了问题。庞余亮和鲁敏的发言给我很大的启发,作为写作者,作家对里下河区域的认识和思考,也许比批评家多得多,也超前得多。他们面对自己的写作对象,永远会发现新的问题。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永远书写过去,当他们完成了一部作品又开始新的创作的时候,当他们需要审视当下的时候,笔下的乡村生活是不是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曾经的乡村生活对他们后期的写作又有没有影响?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书写也许不一定只是在回忆,还要书写当下。外部的东西还在,内部的实质的东西是否有改变,对写作者来说有没有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们的生活是指向未来的,我们的文学也是指向未来的,乡村的伦理曾经是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未来又将是什么样,是每一个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苏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季进:

首先只要你有里下河生活记忆,它就转化为作家带不走的胎记,这个是避免不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作家都可以纳入这个文学范畴,即便他们没有直接表现里下河的生活,但是他们从小形成的看待、想象、表达世界的眼光是无法在作品中回避的。二是里下河文学作为文学共同体,可能它的想象成分并不多,很多是实质性的,既体现在表达方式上、内容上,也体现在对乡村伦理的诉求上。三是地方性解读很重要,也就是要从文化地理学上进行解读,从沈从文、汪曾祺到里下河,进行解读。四是里下河作家的外国文学阅读经验,对文学的认知,会反过来影响对本土生活的呈现,形成一种张力,成为一种独特的切入点。四是里下河和文学的作家在重塑乡村伦理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寻找那种温暖人心的力量,对重建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具有启示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

无论是定位于“里下河文学现象”或“里下河文学流派”,都带有一种追认意味。被归入到“里下河文学”的作品,有些是源发性的,有些是事后归类进来的。里下河文学虽然可以追溯得很远,但当年像汪曾祺、胡石言等并没有构成作家流派或群体的气象,只是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毕飞宇、朱辉、鲁敏、庞余亮、刘仁前、鲁羊、朱文等具有里下河共同地缘乡籍的作家群体性涌现,才逐渐形成了里下河文学或作家群体才渐成气候,进而被研究者确认和命名。

里下河研究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外部研究比较多,对内部的分析和个案研究不够充分;二是扎实的作家个案研究不是很多;三是对作家个体写作变化研究不充分;四是过于强调作家的乡村经验和乡村书写,对里下河作家远远大于乡村经验和乡村书写的写作部分关注不够。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可能很难体现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特殊性。对于有些作家如朱文等,他们很少呈现乡村经验。我们在谈里下河地域文化特征时,强调乡村文化比较多,但对唐宋,尤其是晚明以后该地域作为发育得比较充分的中国古典城市意识得不够,如扬州、泰州、如皋等,晚明以后的消费文化对里下河文学的建构有重要意义。再有,改革开放之后以后,单一的中国传统乡土文化早已经不复存在。评论家在里下河文学现象中,对散文和诗歌等文体研究得不够充分,多集中在小说上面。

关于乡村伦理,里下河地区乡村伦理以及整个乡村的变动和整个中国有一个时间差,汪曾祺二三十年代才离开乡村,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但汪曾祺笔下的乡村是安详的。里下河的这批作家,无论坚守本乡还是走出去的,对于近三四十年变动中乡土中国的关注较多,他们很少写1949年之前的乡村,多写同时代,与他们共同成长的乡村。在对同时代乡村变动的关注中,有着共同地缘和乡籍的里下河作家和山东河南陕西这一线传统中原文化核心区域明显不同的区域特征,值得仔细研究。

 

《中华文学选刊》特聘编审邵明波:

乡村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展示人性、人情和人伦。在中国当代文化背景下,在绝大部分乡土文学作品中,这种乡村伦理更多的呈现出浓厚的时代特征,很少有超越之作。与其他文学流派相比,里下河文学中的乡村伦理,可能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与特定的历史进程是容纳关系,不是伴生关系,更不是从属关系。在山药蛋、荷花淀和茶子花等流派中,乡村伦理更多的是和历史事件相伴而生的,或者从属于这些事件。如新的婚姻法、抗日战争、土地改革等,表现形态非常直接。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具体的历史事件更多的被纳入到人性的变迁之中。如《受戒》、《大淖记事》;即使直接写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也具有更为浓厚的人伦色彩,如《沙家浜》。这部戏为什么就是比《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更能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到今天还是很有艺术魅力,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伦理的魅力。今天再看这个作品,我们觉得有意思的可能不再是军民鱼水情,反而觉得胡传魁这哥们的江湖义气、友善女性、混世本领,还是蛮有意思的。

二是拉开乡村伦理与意识形态定位的距离。无论是写压迫剥削,还是写翻身解放,尤其是写分田分地真忙的改革开放,乡村文学中的伦理之情,是被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框定了的。在这样的视野之下,乡村伦理只能是对意识形态或者官方主流话语的注解或者说明。无非还是阶级差距、阶层抗争、对立纠纷等等。在里下河文学中,较好地处理了距离和定位问题。这决定了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人性、人情尤其是伦理关系,不是根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填补伦理内容,而是关照人世凡间的俗常生活,呈现和谐的人性悲欢和伦理生态。如在汪老的作品中,几乎就没有地富反坏右,也几乎没有压迫剥削,有的是弥漫着里下河水汽的寻常人生。

三是植根地理区域,在乡村伦理中抽象、透视普世之美。在学院文学史中,长期以来乡村野趣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审美成分,甚至也是乡村伦理的组成部分。里下河文学作家,不是一味欣赏乡村故事,也不是无原则赞美人情礼节,而是善于聚焦或者透视乡村俗常生活之上的具有普遍价值的规则之美。汪老的小说美丽,给我们的启示可能更多。

 

泰州学院教授孙建国:

当乡村伦理逐渐衰落和失范、文学价值逐渐消解和沉沦、文学消费化使文学逐渐成为欲望商品之时,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文学流派,通过童年叙事(包括少男少女形象塑造),渗透乡村伦理救赎意识。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叙事艺术。其他乡土文学往往以“老人”形象取胜。如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二诸葛”,周立波笔下的“老孙头”,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等等。里下河文学流派则独辟蹊径,以“儿童”(包括少男少女)形象见长,如汪曾祺笔下的“小和尚”和“小村姑”, 曹文轩笔下的“青铜”和“葵花”, 毕飞宇笔下的“苏北少年”等等,犹如一股清泉融入中国乡土文学河流。

里下河文学流派童年叙事,具有代表性地呈现在中国文学现场的,一是汪曾祺师承沈从文的童年叙事策略,二是曹文轩、黄蓓佳、祁智的儿童文学书写,三是胡石言、毕飞宇、刘仁前、庞余亮的童年视角叙事。这种童年叙事,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 再现了现代童年生命状态和乡村伦理,丰富了回溯性视角的美学特质,为引导现实童年人生的美好发展提供了参照系,同时也为现实中成人自我生命省察提供了启示。

70多年前,沈从文就在慨叹:“中国农村是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战,为土匪骚扰,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型范。”虽然怀着一股“沉忧隐痛”,但他毕竟以那个独特的湘西世界,为我们留下了一方聊以慰藉现代人原乡梦想的精神桃源。里下河文学流派童年叙事之于乡村伦理救赎,其价值取向就在于为慰藉现代人原乡梦想打造精神桃源。这是一种具有地标性符号意义的文学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讲师卞秋华:

里下河作家中,我一直关注刘仁前先生的创作,如果说《边城》是沈从文构建的一个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那么《香河》则是刘仁前描画的一个充满温情的童年梦幻。作者凭借自己对于这方水土的熟稔与钟情,构筑了一个个属于香河的小故事,却旨归出整个乡土中国农民的大归宿。

一是恒常与守旧。刘仁前笔下的香河世界似乎是个独立于时代洪流之中的绿岛。尽管小说背景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疯狂践踏文化与人性的时代,香河村却保留着对于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最为原始的崇拜与信奉。春夏秋冬,四时八节,延续着亘古不变的习俗。逢满栽秧,五月裹粽,中秋送礼……说媒、望亲、订婚、迎娶、闹洞房……。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组成了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部。而这些并没有因为政治的介入而得以背弃和改变。

二是流动与变异。读刘仁前的作品,多少总是能捕捉到汪曾祺小说的影子。这一点,也无须讳言,同属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二者,本身在文脉上就是一脉相传的。但是明显比照汪曾祺童话般的道德观,刘仁前的《香河》影影绰绰地呈现出了几许新变。特别是在“活着”这个内在逻辑的支配下,能够突破原先伦理道德构筑的稳定坚实的高墙,细看那些遍布的裂隙。作品最后以香河村柳安然的葬礼而结束。这无疑是个隐喻,预示着原本那个“诗书传家”的传统乡间秩序的崩塌以及一个恒常时代的结束。逝者如斯夫。在城市化的强大进程中,现实中的乡土不断沦陷和蚕食。而记忆中的乡村情感也在逐渐模糊和褪色。在《香河》之后,刘仁前又继续以柳家的第三代为主角创作了《浮城》,尽管仍然是香河子孙的故事,流变的脉络更为清晰。但是,那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香河》不只是属于里下河,它是整个乡土中国的缩影和折射。

 

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王大进:

乡村社会伦理是广大乡村在某一个社会阶段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矛盾、纠结、撞击后的一种积淀。它像是血液,自然地流淌在里下河乡村的肌体中。作家们描绘乡村生活,光有骨架是不够的,因为有了这种血液(乡村伦理)也就呈现出与别的地方不同的风情风俗画。里下河文学呈现了很多社会风貌,体现了里下河社会伦理关系。作为自小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来说,老一辈人传扬的社会伦理观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心胸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或反叛。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的伦理观肯定和现实中的社会伦理并不完全相同。同的是大部分,异化的是少部分。但正是极少的那一点不同,才格外显眼。

 

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罗望子:

这次里下河文学研讨会的主题很有前瞻性,契合了时代的脉搏。乡村社会伦理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应该有着怎样的独特反映,里下河文学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群体,还是一个文学流派,对传统的乡村伦理应该怎样的挽留和鉴别,对珍贵的乡村情感应该如何继承和重建,对乡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又有着怎样的乡土馈赠,都是值得思考和表现的。里下河作家群也不像“山药蛋派”那样,非得打上“山药蛋”的标签。无论体裁、题材还是风格,这个群体本身都是丰富多彩的,它是多元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因此,我觉得里下河文学流派离不开乡土,又不能局限于乡土。他必然从乡土出发,但绝不能止步于乡土。无论如何,他应当体现出我们心驰神往、时代必需渴求的迷人气质。

 

泰州市文联主席刘仁前:

正如很多论者已经指出的,我在作品中展现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画卷。这既是我内心的一种浓厚的怀旧心理,同时在我的内心,也有一种对这些逝去物事,包括乡村伦理的美好以及遭到破坏的反思。也就是说,既为那些正在逝去的事物,保留一份文字上美好的记忆,同时,也在思考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没有丢失了什么?《香河》写的是后文革叙事背景下的里下河,《浮城》和即将出版的《残月》(《香河》、《浮城》、《残月》构成了“香河三部曲”)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里下河。《浮城》里柳成荫的官场沉浮,《残月》里柳永的情感纠葛,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乡村伦理对他们两代人的影响,他们的进与退、得与失、浮与沉、上与下、取与舍,其实都是暗含了对乡村伦理的诠释。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具有自然文化内涵与社会学意义的文学母题,不仅揭示了怎样养一方人的秘密,而且点出了养一方什么样的人的主题。具体而言,在里下河乡村伦理的影响之下,包括我在内的众多里下河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一种温情与暖意,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也就是说,这种“直面”和“揭露”有个“度”的问题,没有刻意进行强化、渲染,也没有一针见血,而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再现。

 

泰州市作协主席、靖江市政协副主席庞余亮:

我对汪老的印象,有几个细节。我的一个作家朋友,他把汪曾祺比作父亲。我看汪曾祺的第一本书是《晚饭花集》。当时我在学校当老师,我把整个学校种满了晚饭花。后来我到凤凰,看到沈从文墓前也有晚饭花。其实,晚饭花在我们那里又被称作无用的花,但我热爱这种花,就像热爱文学与写作一样。

在我出生的那个村镇,领导者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乡贤”,被称作“七十二把茶壶”,里下河文化中有一种传统的乡贤文化。如今,这种乡贤文化逐渐淡化,村庄也越来越现代化。在这种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伦理被破坏,作为里下河的写作者,我将努力展现变化中的、当下的里下河风貌。我的中篇小说《出嫁时你哭不哭》以水乡婚俗为载体,写了一个已暗结珠胎的独生女出嫁的故事。我用“哭嫁”这个婚俗来询问每个水乡女子,谁还记得这样的婚俗?谁还遵循这样的婚俗?在暧昧的回音中,传统的乡村社会伦理已无法坚守,但新的碎片肯定在诞生。也只有抓住“新的碎片”,才能用文字写出无法坚守时人性的困境。也只有在那样的困境中,里下河文学写作才能找到一条通向大江大海的通道。

 

泰州市作协副主席、兴化市政协副主席刘春龙:

研究里下河文学,把重点聚焦在有成就有影响有特点的作家身上,这是必须的,但我们可不可以稍稍调整一下视角呢,目光下移,接接地气,关注一下坚守在本土的业余作者。里下河文学离不开里下河这方水土,我们不能忘了这些“草根”,他们或许成不了“大树”,但会成为大树下那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茵,这是里下河文学风景中无法抹去的底色。在文学日渐边缘化的今天,有那么一群人,毫无功利之心,纯属一种爱好,醉心于文学创作,我们应该由衷地向他们致敬。

提到里下河地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兴化,因为兴化地处里下河腹部,最具里下河特色。提到里下河文学,人们又想到了兴化,因为兴化有个“文学现象”,它是里下河文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在分析“兴化文学现象”时发现一个问题,从兴化走出去的兴化籍写作者,他们似乎大多数在做一个回望者,一个追忆者,写“远方”的故乡,记忆中的故乡,试图找寻曾经的美好,怀念“世外桃源”般的传统乡村,而绝少直面当下有违传统伦理的种种乱象,是他们心地太善良了,是“汪味”笔法太唯美了,还是一种巧合?由此,我觉得,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应该有所担当,不能仅仅回望与追忆,而应转向,关注当下多彩的生活,来点“直面”与“干预”,担负起乡村伦理重建的责任。

 

扬州市作家徐晓思:

我是里下河的水浇灌成长的,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和欢乐。一点不矫情地说: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提起“里下河”三个字,我的眼里常含泪花。我从苦涩里汲取力量,从乡村社会伦理中汲取能量,做着里下河文学梦。里下河的民风、民情、民俗等等地域特色文化如: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方言俚语,都是我的“里下河文学”创作的宝贝,我不仅熟知传统的,还会过滤、锤炼创作新的。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清明下河图”。

里下河特定的环境下,随着时代的不同,传统秩序的共守、上代传下世的美德的延续、生活习惯的约定俗成、爱与自由的追求,人与人、与自然、与体制、与不确定的诸多因素的关系的和谐(有的要通过抵制达到和谐),向善向上价值观的铭记等,令我产生悲悯情怀。农民进城和农村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包围农村都在上演着悲喜剧,里下河也不例外的村庄社会伦理的危机与重建,考验着我们的民族心,水乡心。好在有汪曾祺等大家的“里下河方向”在,我们会用我们的悲悯情怀,做好里下河文学“经典化”的心理准备、学养储备。

 

文字整理:周卫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