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振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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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振钟,1958年生,江苏兴化人,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中国作协会员。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1983 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发表理论作品二百余万字。上世纪 90 年代后转入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研究,兼写作随笔散文,作品被选入多种选本。主要著述有专著《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散文随笔集《堕落时代》《悬壶外谈》等。曾获江苏文学研究奖、江苏省社会科学奖及第一、二届紫金山文学奖。

 

葬   辞

 

我大伯父死后的埋葬地,一直是我们家的忌讳。直到我12岁那年,农业学大寨,土地方正化,一些人乘机扒坟,我大伯父的坟也被扒了,我祖父才告诉我埋葬大伯父的地方在蒋家坝东南二里处。祖父要我去那里收拾大伯父的遗骨,与我一起去的是本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按照辈分,我还是他的叔叔。我们撑着一条小船,从蒋家坝上了岸。那条河有点怪,常常水向西流。乡里传言,从前这里有过一个村庄,但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让朝廷里派人来灭了。原来向东流过村庄的河水,带了村庄的冤屈,就反了方向。我们上岸后,看到的是高低不平的田地,清明节后,麦子已经拔节,蚕豆花开在田埂上,远处有一片桃树林,花开烂漫。我们在一块麦地中间,很快找到大伯父的坟墓。原来随我来的本家老侄子,就是当年大伯父被处死后埋葬他的人,三十年都过去了,他还记得清楚方位。我们一起从刨得很乱的土里翻捡寻找那些残缺不全的骨殖,临近傍晚,田野空无一人,但我们都很紧张,生怕有人发现我们。我大伯父是反革命,他横死于刑场,无论怎么说,在乡村里都是不光彩的事情,何况又在阶级斗争时代,更属罪该万死。我们只能偷偷摸摸,靠麦子掩护,蹲踞在地上,天色已晚,远处的人不容易发现。我们一直坚持到在土中找出最后一块骨殖,把它们全部装进事先准备好的一口陶坛里,就在原地向下挖了五六尺深,把我的大伯父再一次埋葬了。希望从此大伯父在黄土深处再不会受惊扰。
祖父那年五十六岁,也可以说中年丧子。这样的痛在我长大以后,从祖父安详的脸上看不出来,但他从刑场上领回自己的大儿子的尸体时,一定深入肺腑。原来家里有两具上好的柏木棺材,那是祖父很早前为自己和我祖母准备的,乡村里的人原把生死看得自然,有些人年轻时就打好了棺材做好了寿衣,时时备着,总怕到时措手不及。寿衣常年压在箱子下面,棺材放在堂屋中间,生漆一年漆一遍,漆得坚厚不朽。祖父把他的棺材让给了大儿子,用它收殓了一个过早死去的生命。大伯父生前最怕祖父,在祖父面前恂恂业业,惟一让祖父生气和无奈的是他的出走,起初是被逼,后来作了几件恶,却也是自觉自愿。祖父训斥过几次,索性就躲了不再回来。祖父因为他的忤逆,用了一句古语骂大伯父自作孽不可活。这话不出两三年,就应验了。战争对决的这一方得胜,大伯父潜逃江南,几个月后从藏身之处被捕,果然横死。他在临刑时悔恨莫及,但已不可挽回,到底祖父心软,反过来嘱他安心上路,来世重新做人吧。被弃在家的大伯母给大伯父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穿到大伯父走上黄泉路的双脚上,犹若生时一尘不染。

死亡并不是生活中的一件事情,无论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死,一生死齐彭殇,这话是中国古人说的,生长于土地,再回到土地就是个轮回与归宿。大伯父提前用去了家里的一口棺材,留下另一口,我祖父仍然每年生漆漆一遍。六七岁时,我站在老家堂屋中间,棺材高过头,踮了脚,才能摸到上面的盖子。棺木侧面光华润泽,秋水一样清洁,照见我的眉眼和脸颊。生命总是令人惊奇不安地生动。

 

我们村庄东北角,有一块半荒地,沿着河岸,斜斜展开。这块地,一共九亩。我们叫它斜九亩。这是村庄1970年代中期形成的公共墓地。我还没有离开村庄时,这里已经迁葬安置了村庄里大部分先人。墓地草木繁茂,家家插下去的杨柳枝,青青如盖,杨柳树下墓碑上姓名分明可见。每到清明,村里人到这里来祭奠逝去的家人,行礼如仪,都是一样的恭敬宁穆。

我要先说说掘墓人。三十多年前,我们那里出现了有组织的掘墓行动,一伙人公开挖掘坟墓,他们得到了政府权力的支持,没有人敢于反对,更不能制止。这种组织起来的行动持续了大约半年之久,最后停下来,是地上差不多无墓可掘。村子里挖出来的墓木,四处堆积,村庄的空气里到处闻到墓木的腐败气味。那些被泥土浸渍过的木材里,有时候不经意间会滴落几点暗红色的水点,让村里人看了暗自心惊。我的一个本家后辈,其时还是生产队副队长,原来老实本分,却成了村庄里最狂热的掘墓人。他不参加别人行动,独往独来,扛着一把大铁锹,早晚在田野出没,见墓就挖,甚至深夜出动,划一条木船,到几十里外寻找坟墓。他成为村子里最大胆的盗墓贼,挖来的棺木大摇大摆卖给学校里做课桌,让孩子们趴在先人的灵魂上写字。他还把腐蚀了的棺木卖给人家做家具,事先用石灰拌磷肥在上面湮一下,棺木就由黑变白,不知道他怎样发明出来的。甚至,他卖出去的棺木,做了饭锅上的锅盖,煮出来的稀饭一股浓浓血腥。可没过多长时间,他突然生了怪病,浑身疼痛,直到花完所有的不义之财,病才好了,最后还是落下一双瘸腿,再也不能干活。他死后也葬在斜九亩。生前的见利忘义已经受到惩戒,死后便也一视同仁了。
我们村庄在掘墓行动的同时产生了一种集体恐惧感。从前土地给予他们的可靠归宿,突然被剥夺,生活由于有头无尾就变得不完整了。假如先逝者连一个最后的去处都没有,那么活着的人将会活得无凭无据,将来他们自己到哪儿存身?这个社会看起来已经伤风败俗,谁也不能阻止它的自我毁坏,未来日子对我们来说充满了疑问和惊惶不宁。斜九亩成为公共墓地,是村里人恐惧后的自发行动。他们暗中商量,把挖掘了的祖坟纷纷移迁到斜九亩,这其中自有一种看不到的群体意志,村里干部明白这样的意志来自更深的乡村传统,一旦聚集起来,便不能动摇涣散。村里干部担心上面的命令,但是也不免做好做歹和上面虚与委蛇,认可人们对斜九亩的最终占领。在村里人心目中,斜九亩墓地成为我们的另一个村庄,居住者有铁匠、木匠、杀猪的、做豆腐的,还有小学校里的教书先生,也有看病的医生。我的祖父和父亲都葬在这里,他们生前是村子里最受信赖的老中医。当然也有干部,他们或许会继续管理村庄事务。这些皆来源于村庄里下一代人的想象和比喻。生死两界并不阻隔。站在现世,仍然可以看到往世的生活。我不知道所有这些出自乡村人的观念,是否与土地崇拜有关。若是归于尘土,在我们的信念中就是这种与土地天然相通的情感关系,那也可以说得上是我们的宗教。或者说农民的宗教。

 

关于葬,我知道两本有名的古籍,一本据说为一个化名青乌先生所著的《葬经》,一本是晋代郭璞的《葬书》。后一本书主要阐发前一本书的理论,都是指导墓葬的。两本书离我们已经长达一二千年。我没有仔细读过它们,也不知道它们对于中国墓葬传统发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作用。《葬书》时代,中国墓葬的实践经验已十分丰富,至少我们从秦汉两代帝王与贵族墓葬中能够得以了解。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葬”,它在日常的历史中,曾经那么早就占据了我们的辞典,成为我们悉心关照的对象和记录形式。这个单词的重要性,应该得到充分估量。但这是古人的事情,由于时代久远,对我还是过于空洞。我把握不定它的要义。

 

我们家的另一口棺材,文化大革命被生产队抬走了,它被分解成大小不同的木材,做了生产队里各种农具,只可惜了棺材上一年年的生漆。我祖父并没有灰心,他对死的安排一直存于骨子里不动声色。
那年春雨夜至,我们居住的旧庭院青砖地上,苔色暗生,院角上一株老茶树,也绿叶萌发了。这是一个万物舒展却让人心情不平的季节。这些年来我们身为贱民,蜷缩着生活,从早到晚囿禁于方丈之地,外面的世界对我们充满敌视和仇恨,这个社会已把我们摒弃了,即使在偏僻乡村,一样有淡漠轻贱的表情和眼光,让我们只有躲避,躲避。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看到自然界的生息之意,祖父不禁无言感慨,他像所有老人一样,叹息孤独无助的老景。经过十多年挣扎苟活,他是决意要去了。
雨声淅沥中,我看到祖父从未有过的慷慨大方,他拿起一枝毛笔,饱蘸墨汁,在堂屋隔板上奋笔大书,每个字都有碗口大,酣畅淋漓,全不是他写中药处方时的工谨秀丽。祖父的胡须上翘神采飞扬。他一定想起了大儿子当年窝囊的死法,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死,要是让别人五花大绑着去杀戮,这是人生最难以接受的屈辱,如今他不必接受。祖父写了十个大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记得说本中的梁山好汉们,常把这句名言挂在嘴边。现在它由我那读过几年诗书文绉绉的祖父写出来了,改了一个字,把“爷”改成“人”就不见豪强口气,还是文化人本色。这十个字一下子令我们家蓬荜生辉,气象庄严。我们乡下有个说口,死人最大。人不畏死,其奈之何?当年孔夫子也是个乡下人出身,他深知乡下人的性格禀赋在朴素之中亦隐藏了几分沉着大气。我祖父在这个春天的细雨中表现出来了。
墓床没有了,墓还在土地上。有土地就有人之墓。处处黄土可埋人啊!
我和祖父坐在墓地里。斜九亩那时还显得空旷,春满花开,地里到处都亮着黄黄的菜花,有时候有一两片紫云英夹在中间,大黄大紫。杨花在眼前飞起,桃花在远处粉红。祖父根据他的风水知识,为自己选好了未来墓地。它在斜九亩西北角,将来某一天,祖父的头颅将朝向西南方向。那里有一条河流,从远处流过来。在纵横交错的河道平面图上单单选择这样流向的河流,是因为它与我们的视线连接得很远。这条河走到我们脚下,它停住了,像一只无限的时间之手,把我的祖父以及我们家人接引而去;它又是安静的,温柔的,没有暴力,没有野蛮和专横,回旋了一下就轻轻地托起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假如,现在我要撰写葬辞,那我必定写上这句话:我们接受生命在这里停留。
祖父脱了外面长衫,在午后的春阳中,阵风刮起他的夹衣,露出瘦骨嶙嶙的身体。我的眼泪忽然滴落。祖父没有问我哭什么。我想,如果这时候我就要与亲人离别,生死之间,我是忍不住悲哀的。我还没有到了悟人生的年纪,也许永远也不能了悟。悲哀是一种无知的感情,有时候它就这样突然生出来了,并且很可能常常伴随我们一生。我只要求任何时候都只哀而不伤。事实上,当时我的泪很快就止住了。倚在祖父身边,顺着祖父的目光朝远处端然凝望。田野在我们的凝望中不复存在,只有河流孤立一线,流向人迹不到的时间深处。这里面有一种秘密,不便对人言说,但你感到了诱惑。现实就是如此,当你从一种现实中退离以后,另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就成为了你的现实。它直接启发和生成一种意义,而这个意义让我们捉摸不定,似真似幻。我要重复那句名言,死亡不是一个事件,但死亡的意义,你怎么说它都有可能。
今年,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命名。我爱人非常愉快地把我叫做,字虫。当我还在与爱人说话时,我的眼睛,却总是不由自主被桌子上某一本书勾引。我就溜进字里面去了。爱人脱口说道,你是字虫啊!命名就这样完成了。我得承认她的智慧,她和我做智力游戏时,我显得有点愚蠢和呆板。我接受了字虫的命名,我认命于一生与字打交道。如我爱人有天所说,有一种东西我拥有但不属于我。她说的是语言。她为拥有灵动如水的语言奋斗,我为一个一个平直方整的字奋斗。我不如她宽阔飞扬,她在天空,我在地上,但我也想与她殊途同归共享人生太平。
好吧。我就是一条字虫。我在清晨的平静安详中,想到了,葬,这个字。我没有恐惧感,我什么时候怕过泥土呢?李贺到鬼魂出入的荒野墓地寻找唐代的诗歌,我亦学他那样,寻一两个字,何足惧怕。于是,葬,这个字在我的记忆和想象中升起诗意。这是个象形字吗?人死以后,头上长着青草,身体下面托着厚厚的土。汉字在意象大地上出没,有典有藏。这不是象征,中国汉字不喜欢象征,只用意象来记忆时间和形式。它可以用于诗,可以用于叙事。死,在葬的意象中,是一个过去了的时间概念。一个人瞑目而卧时,他的身体向着往时平平展开。当我们叙说时,它就成为一种面朝时间深处的仪式。那个“廾”是一双奉祭的手掌,朝着死者展开他的礼仪;但你也可以直接看作土地上的祭台,祭台上方一个人长眠于土地,上面长满青色草叶。
葬为生命打开一道土地之门,然后让逝者回家。当这扇门开启时,我们一个一个从上面经过。我们仔细辨识这条路,留下我们的许诺,然后走过去,抽出腰里的杨柳枝,把它插到泥土里,存下一个记号。这根杨柳枝,洒过清水,就成活了,以后我们的许诺也会随着日月精华生长起来直至完成。一代一代人都在现在对过往的记忆与念想之中。

关于这个字的来历,还让我想起了三年前的花家山庄。
我们住在花家山庄,当时是秋天,花家山庄的秋天如春天一样,早晨窗前的山峦上薄雾叠绕,有时候山雨欲来,是一大片白云。我们被鸟鸣叫醒时,从昨夜没有关好的窗隙里飘进来几缕带水汽的云,让我们更多了一些春天的感觉。不过太阳很快就出来了,阳光下丛林中的一些树叶已经略为转黄转红,有几株桂花亦已早开,香气缥缈。这一带幽密深邃,别人未必能够找到,因为流泉的关系,人们或者可能想到它通往更深的群山。夜晚到来时,沿着流泉走上去,溪水的声音呜呜咽咽如泣如诉,而秋天的月隐映在高大繁茂的香樟树里,下面是斑驳的疏影。虫子们从古树根里的洞穴,连袂吟哦,似乎是一个家族男女老幼彼此呼应。我们走过石阶,偶尔头上或者脸颊边会碰到两边树枝上吊下来一个裹在叶子里的蛹。它明天会不会就化成一只秋天的蝴蝶呢?这是庄子或者纳博科夫的问题。
但你不知道,从前这里却是一处墓葬之地。我们脚下踩踏的石头,有不少过去的墓碑。石头上写着先考、先妣这些字样,都是做工认真的刻石。我们卧居的楼下,有座旧式砖亭,里面安放了苏东坡的石像。铭文上说,九百多年前,东坡用石头雕成自己的形象,深埋此处,以身镇水。这是生死相托于山河土地!九百年英灵不逝。他看着我们,眼里一片沉静肃穆。是墓地又怎么样,那些与东坡相伴朝暮的生命,如今安息如常,他们与山花石泉结邻,晨昏雾露星光霁月,只有让我们两人羡慕慨叹。我们何不定盟,也有个生死关照?当时爱人泪流双颊,为了一个生命承诺。花家山,便做成了处处青山埋忠骨。我们在花家山所知所悉的骨肉欢爱,其实与青山同在。
葬,这个字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从语言的云上掉落下来的一粒字珠。它属于某种共同的名与物的本质,被我们感知。
我祖母在惊惶不安的1976年冬天去世。她在我们家庭中早与我们失去联系,她的世界与我们无关。她是个无所谓生死的人,我们既不能关心她的生,也不能关心她的死。

我在《1976年徐家庄纪事》中曾详细写到我祖母去世之前的一段轶事。现在我把它抄下面:
我们家在徐家庄族姓中辈分最高,从前多少年受到的尊敬,在最近十年荡然无存。我们灰头灰脑关起门来生活在自家那座衰败的旧宅子里,不敢吭气出声。1976年地震来了,我们也得跟随众人搬出村庄,但我的祖母,这时候却是惟一反抗的人。她的反抗毫无内容,她实际上早因中风失去理智和行动能力。然而她从野外顽固要求回家的举动,狂暴而坚决。我的祖母双手撑持一只小木凳,不顾家人阻拦,向村庄进行了几十次徒劳的返回,她的力量大得难以置信。直到有一次,她在过一道沟坎时,跌破了头皮,露出触目惊心的颅骨。徐家庄人目睹了这次流血的惨剧,他们感到这个半疯的老太婆不可思议,产生一种类似看到妖怪一样的惊惧之心。我的祖母在徐家庄人纷纷议论中浑然无知,她被我的堂兄背回田野草房后,仅仅用一张普通的黄草纸胡乱贴在创口上,三天后居然结痂长出新肉。接下来,她又准备乘人不备,再次行动。
几年前我确实是把我祖母当作我们村庄的政治逸事来记述的,可我现在改变了看法。我祖母自己生死不明,她的本能当中,却有家的感觉。她与外面的世界之间失去通道,却仍然保存了自己回家路径的记忆。这是类似于鸟类的记忆功能,千万里都要返回。而你知道鸟儿的归葬地吗?我们谁也不知道,它们好像都从树枝和天空中蒸发了,其实它们自己知道目的地,不屑告诉我们人类这些凡夫俗子。我祖母的顽强返回,有她的理由。她不是疯子。她在这年冬天能够死在家里草床上,是她本能追求的结果。她自己不会过问埋葬在哪里,不用说,我祖父选定的墓穴,首先埋葬了她。我们对她生前多有不恭,但她死后,我们亦依礼而行。
我祖父直到1979年离去。他1896年生于皇制末代,到逝世时称为人民共和,也算三代之民了。祖父无疾而终,这天中午烫了一盏酒,慢慢饮完后,人就倚在桌子旁走了。按民间的说法,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祖父欣然而去,无声无息,不牵不连。
我接到祖父死讯,心里悲悼不舍,却是坚信不疑。八年前的安排,现在终于有了着落,祖父当心安理得。我从百里之外,乘早车往家里赶,一路上眼前只是斜九亩墓地前河水波光荡漾涓涓而流。
家中已经开始大殓仪式。祖父的遗体陈放在堂屋中间,头朝门外,穿了备好的寿衣,脸上盖着一片麻布。从前的丧事,不知道是否这样,一代代传下来,也许有所改变。但若讲庄重,必是一样庄重。我们家特地请了老家精通葬礼的金老头,来主持祖父丧事。我一进家门,放下手中行李,就坐到祖父头前。点一炷香,拨亮长明灯草,轻揭麻布,我看到了祖父平常的脸面,容颜依然。他那撮山羊胡子,清洁整齐,一如活着时的驯服温良。祖父的死,只是一个凡俗之人的死。他从十九岁开始,成为乡村中医,一生谨慎,用心为人治病,经过他的手治疗的病人,周围村庄加起来成千上万,这中间有多少人医好了活下来了?算不清楚。他自己生前总结说,他一辈子治病用药不曾有过大错,于医道无亏。我记得祖父的话,眼前祖父寿终正寝端正周详,没有痛苦,也不见遗憾,该撒手就撒手,反而见出人生的厚道,世界虽少仁终究也还不能刻薄寡恩。想到这些,倒忍不住哭起来。我母亲在旁边对到家里来吊丧的乡亲说,他想起了爷爷的好!我只是心里另有感动。
我的弟弟妹妹们懂得留念,下葬那天,他们几个把祖父喝酒的壶洗干净,灌满一壶酒,又把祖父的白铜水烟筒擦亮,装满一袋烟丝,备了一把纸捻子和一盒火柴。这些陪葬品,一一放在祖父伸手可及的地方。远行的亲人,越行越远,一去永不回,人迹罕至,我们活着的人不能追随左右。
我不能接受火化。烟飞灰灭,让人心里想着就难受。而且,它与我的辞典如此对立,站在“葬”这个汉字固定的思想立场上,它显然让我无从解释为什么人要化身于火。火化来自于西方,还是来自于佛教?有本书声称,宋代后中国江南曾兴过火化,我不相信。每一种对待死的方式,背后都带有一定的宗教想象和历史。在我们乡村,从前的说法是寺庙里的和尚才会以火焚体,他们是一些无根的人,不需要土地,他们的灵魂飘上天空,皈依别教,自有去处。而我们祖祖辈辈对肉身有自己的理解,这肉身属于土地,你就不能用火来焚化。我祖父的遗愿就是哪怕草荐裹身亦不可火化。这遗愿并非他自己个人的,而是沉积在葬这个汉字之下的历史想象。我们把祖父的遗体安放在棺木之中,扶持着它一路走向斜九亩,亦不仅仅完成祖父的遗愿,而是对一个汉字的历史想象负责。我坚持我的思想,不认同火化。遗憾的是,这个社会移风易俗的力量,远比我们个人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不久以后,来自政府的强制命令,从提倡火化改为必须火化。强迫性的文明,让乡村别无选择。类似于异端为正教所制,土葬传统在现代文明之下被视为落后迷信,遭到最后的打击。用现代人类学的观念来看,现代社会的进步价值不容置疑,而那些原始信仰,在进步的理由下被牺牲却不值得一提。由此,作为土地的信仰者,我们的信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摇动。西方一些质疑现代文明的人类学者,努力要在民间小传统和信仰中找寻那些持续不变的习俗,他们相信在濒临灭亡的民间习俗背后,依然存在信仰的有形力量,那些原生要素,不可能消失,而是周而复始在人们心灵中产生宗教性想象。我对他们的努力深表谢意,但若仅为一种研究,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能不能以一种学术观点来解决我面对苦恼的问题?1980年代后,用于火化死人的火葬场,从城市延伸到乡村,看着那些突厄在田野上的高大烟囱,只觉得芒刺在眼。这些既属于人类学审视的问题,同时亦属于乡村的信仰问题和哲学问题,我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处理。当青烟日夜飘荡之际,逝者如空气而逝,要从中捕捉到一种合理解释多么困难。我只能把它诉诸于自我感情或者私人感情。当我父亲65岁病逝家中,丧事后送往火葬场火化,我在焚化炉前,收藏他的骨灰,当时心里涌起疼痛,却又不明疼痛何为。父亲的大部分骨殖已成青灰,少部分则还没有烧化,尚有几段胫骨。我用手将他们一一捏碎,好收藏骨灰盒中。一边捏,一边想起当日收存大伯父遗骨时的感触,忍不住泪流满面。多少年以后,我有能力分析和解释葬这个字,我才又觉察到信仰的潜存,它不可能中断,除非汉字的历史也中断了。

 

我父亲60岁以后,生活达到他一生中的顶点。穷困日子已经过去,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各立门户。没有了重负,心情宽裕,身体康健,虽然头发早白,但脸有红光,也是有福的境界了。他的一个愿望是去早年就慕名向往的苏杭二州,见见名山好水人间锦绣,另一个愿望是修葺墓地,铭石起碑。关于前一个愿望,花一两个月时间也就完成,原来在僻远的小镇里,以为出门一趟多不容易,等到坐了汽车火车,那些隔得远远的梦想里的地方,其实很近,去去也就到了,不似过去向往中的困难,而且没有未去时想得美好,去去也就罢了。何况那些地方乡谈不同人情不同,山林园子名胜古迹外地人看两眼都要花钱,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回来后,父亲就专心致志完成他的第二个愿望。有几回,父亲写信催我回家,说他已经想好墓地的规模型制,要与我商量看行不行,又希望我尽快找人书写碑铭,再找工匠勒刻。回家商量的结果,自然一切照父亲的意思办,惟一有点困难的,碑文请书家写好后,却一时半会找不到好工匠勒刻。现在的人都没有好手艺了,父亲说,也是,慢慢访吧。后来,谈话中,父亲问,知道十宗坟吗?
《礼经·檀弓上》上说,“古者墓而不坟”,郑玄注释说,“土之高者为坟”。墓与坟在古制上是有区别的,从时间上看,我们的祖先最初的埋葬形式只是穴地为墓,后来才在墓上筑土植树成为坟,而且根据不同的身份等级标准,确定在墓上筑土的高度,列侯高四丈,以下递减,违背了标准,就要削平。现在我们则把坟与墓一起合用称作坟墓。
我知道父亲说的是我们宗族共同祖先的坟墓。它们在我们先前聚族而居的另一个村庄,只是有十座坟头的平民坟墓,高可丈余,于制无妨。我们家族三千多年在山东费县,后来经过漫长迁徙,其中一支由河南而湖北,再沿江而下,直至江东,到达苏州吴县一带。做这方面的考证不太容易,幸亏前几年我从费孝通先生的文章里,才知道这条线路有多曲折。今年连费老先生亦已物故,他又顺着这条由自己查明的路线回去了。但我们的祖宗,却是离开苏州府以后的另一分支。那已到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在苏州打败张士诚后,对苏州继续进行报复,他把苏州府的人差不多都赶到四面八方去了。家谱上说,我们就是那时候离开吴县阊门到达江北兴化下河地区的。也许,我们的家谱就从这一时期开始纪事,但家谱在“文革”中失传,所有关于江北费姓的史实查无根据。传说中我们的祖宗兄弟三人,都是种地的农民,可十宗坟分明十座墓葬,为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我们认定这十座墓葬属于本族开宗标志,算起来已历六百年。我们在十宗坟前举行公祭,多少年从未间断直至文化大革命。80年代初重修了平塌荒芜的坟茔,再行祭祀之礼,依然从前制度。以前由固定的族长主持,族长在文革中自杀了,现在改由辈分高的族人轮流召集。一到清明节,家族会期,祭礼,饮宴,参与的族人几百人,无论老幼贫富,皆得一份虔诚和高兴。杨柳依依,祖先在墓地上树大根深,长出一批又一批新人,农民读书人官员屠户卑鄙小人正人君子,什么人都有。
我父亲那几年中每年清明节都被邀回乡,他的辈分高,自有一种荣耀,他对十宗坟的意义也就从这荣耀中多得几分。我不知道这是否表明在他心里家族观念的上升,还是信仰的上升。照我对父亲的看法,祖先墓地对他的触动一定日渐强烈,他可能听到来自更久远的一种情感的呼唤,这种情感使他的生活变得单纯了,单纯到从现在到末世一线相连,再无旁枝逸出。我知道父亲从前并不“迷信”,现在他开始“迷信”了,我不认为他年老落后,迷信来自于更深的人性本能,而本能是无所谓先进与落后的。只有那种持进化论的人才会拒绝和否定它。
我这样说,只想强调我父亲其实是个生活规矩的人。一个人有生有死,生死有则,这就叫规矩。生时生,死时葬,人得顺从规矩。祖宗时代如此,到父亲这一代亦如此。五百年,我们家族的十宗坟,其实也平朴无文,只是个简单明白的规矩,立在那里,叫一代一代人不要忘记,不要僭越。
墓地修好后,我父亲已经沉疴在身。这个清明节他抱病端坐墓地,神情如我祖父当年。麦子青青,菜花依然粉黄,春野里的气色,隐去父亲脸上的病容,皱纹里一片舒展欢愉。他和我们弟兄三个说话,言语间多是满足。惟有这时候提起大伯父,他的大哥,不知身在何处,有一两声感叹。黄土之下,或者犹有相见的日子,但总不如墓拱相依般的亲近。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弟兄讲大伯父的事情,他去世后,我妹妹才告诉我,父亲有一天夜深难眠,和侍候在身边的妹妹说家常,说了大伯父。那天他一直说到黎明时分,人已经倦乏得不行,忽然外面一声鸡啼,惊悚之下,呐呐自语,说大伯父原是属鸡的,大伯父有一个女儿,是他第二个女人生的,在大伯父死后当年,她们母女就失踪了。父亲想寻找她,但现在已力不从心。父亲说,你们如果有机会到上海某处再打听打听,寻到你们的堂姐,让她也能归宗。归宗的意思,最后其实就是归于家族共同的一块土地,叶子总要落到根上,根在土地下面。但世事遥远人海茫茫,父亲的愿望只怕还是一个空。
考古学有一个专用词语叫田野发掘,换句话说田野发掘的工作之一,就是挖掘地下的墓葬。自从有考古这一门学科,地下有价值的墓葬,能找到的,差不多都被挖掘过了,据资料,现在有两座墓,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暂时保全不动,一是秦始皇的秦陵,一是武则天的乾陵。这两座墓太宏大华丽了,人们猜测那里面的葬品无比宝贵,理智的人现在不敢轻易动它们。但不能保证终有一天它们会从封土之下被挖掘出来,谁不希望看到那些墓葬里死者的无上威权与绝代奢华呢?帝王将相,王公贵族,从南到北,从西往东,比如扬州的汉广陵王墓,比如九龙墩的楚国贵族墓,后人真可以说统统挖之而后快。田野发掘,说是要还原历史真相,你能相信吗?所有那些物质,它们和生与死的真相,有什么关系?也许物质是有历史的,而人却没有历史,生与死不是历史。我们沉迷于物质的发掘,我们看到无数华贵物质,可那些在生死之间,亲人们的叹息与泪水,那些包含生的欢欣和死的顺从,那些包含期待与感召,包含痛苦和幸福交织的目光与心灵,才是我们要知道的真相。人有他自己的真相。
或者,所有封土之下,都是平等的人和平等的灵魂,无论这封土百丈之高还是仅有一抔,无论有名还是无名。因此,揭开封土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我们面对一个平等无相的世界,意义永远存在于每个个体生命的想象之中。
我父亲在1996年冬天下雪的早晨去世,终年六十五岁,仅得中寿。生平事迹平平,我为他撰写墓志时,说他为乡梓服务四十年,也只是泛泛叙事。父亲1960年曾经救过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那天傍晚,一只小渡船在大风中倾没,船上人大多不会水,幸得同船的一个瘸汉子奋勇抢救,救起几个人,他自己力气用完了,被两个溺水者缠着,沉到河中央。救起的人中,这个青年呛水过多,一直昏迷,抬到诊所里急救,到半夜,人看着就不行了。但我父亲不肯放弃最后希望,凭他手指准确的感觉,他感到脉搏的最后一丝跳动,硬是把那个年轻人从阴曹地府里抢了回来。这青年是家中独子,几年后娶了女人,生儿育女,终于能够子息绵延。我在墓志中没有提到这件事,也许我父亲的道理更对,他认为一个人的命并不掌握在另一个人手中,全看这个人自己的福分,这是天意人道。你要是以为自己救别人,就要别人来感激你,这就违背天意人道。我父亲因为生性谨重,所以才能体察细微,从而保全了一个生命,如此而已。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为父亲一生中惟一的朋友。我父亲早年失去大哥,二哥残废,就尊这个朋友为手足。他也和我们一起把父亲的灵一直送到家乡。
我在父亲的葬礼上,第一次以长子名义,完成了全部过程。也可以说,父亲的葬礼,是我的仪式。

2005年春,我读一位西方思想家的传记。这本传记中写到思想家本人对于宗教仪式的态度,引起我的兴趣。人们虔诚而庄重地对待一种仪式,这不仅仅出于宗教的理解,而是遵守一种尽可能真实、传统并且接近古代信仰的宗教习惯。——仪式让他回到始源,他对于仪式中的宗教内容的尊重,表明他对于世界始源的真诚信仰。这位思想家说,像石头一样冰冷的无神论者不会明白人是靠什么活下去的。我要补充下面一句话,我们这些曾被革命道德教条僵化了的人,不但不会明白人靠什么活下去,也不会明白人靠什么来面对死。我们在革命道德教条下长大,我们只会教条,别的什么也不懂。
乡村的葬仪,有一个完整过程,却不复杂,毋宁说它简明地体现在一些与身体有关的细节上。比如,把我的头发剪下一撮,缝进一只布袋里面,然后放到父亲怀里。我的头发被父亲带走,他与我人隔阴阳,但身体和灵魂仍然有着亲密联系。我想,还不止于我与父亲之间,其实父亲之与他父亲,我的祖父之于我的曾祖父,依次上溯,在我们所寄身的时空里,我们用头发结成了一个巨大长远无比的亲缘网络。这就是我们存在于我们的世界的一份理由和依据。
我和我二个弟弟戴着麻帽,为父亲守灵三日,他头前的长明灯在这三天中不能熄灭。夜里我们睡在父亲躺着的木板下面的地上,和衣而卧,身下铺着一层稻草,我们用身体和稻草的温暖,为父亲抵挡寒气,这是人子的本分。三天后我在父亲的遗体送往老家时,手中紧握杨柳枝做成的丧杖,如同执节的使者;想象是中国古老时代,常有儿子扶棺远行,从异地千万里送回父母的灵榇还乡归土。载着父亲遗体的木船,缓慢绕行于他出生的村子,我在船头护领而行,一路丢落纸钱,好让父亲记得村庄的道路。村庄东边木桥边,那棵老槐树,想必亦有父亲童年时摘过槐花的故事,怪不得父亲遗言再三,要让他死后下葬前沿村庄河流走一周。再下来,由我亲手打开墓穴,将父亲遗骸安放在中间,覆盖一块红色锦帛,其实这时候父亲已经过火化,仅留一点灰白的骨殖了,但我仍如土葬一样,为父亲覆上第一块土,再洒过一杯酒浆,将丧杖倒插在墓头,让它代替我守着父亲。从前那样草庐守墓三年的礼制,在民间已经简化如此,而大意犹存。诀别只是人世间的偶然发生,死者与生人的两个空间,亦是相互联系的共有世界。回到家,我第一个从船上下来,后面依次是我的弟弟妹妹,我们从燃烧的火盆上跨过去,脱下麻帽,最后完成了我父亲的葬礼和我的仪式。父亲安息斜九亩墓地,与树木庄稼、村庄河流相伴。这里埋葬着一个于人生世界里的平常人,他可能因为活着时的些少德行而为人所忆念,只有我们以后将一年一度去他的身边探望。
我父亲深明大义,没有要求死后土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心甘情愿,在他去世前,地方政府已经坚决取缔了棺木土葬传统,虽然地方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权力机关发布的政令,仍然具有强制性。父亲服从政府,不想给我们添麻烦。乡村仍有人宁可不举丧夜里悄悄土葬,但我们决不偷偷摸摸埋葬父亲,父亲死得光明正大,他的丧事亦要做得光明正大。我捧着父亲的骨灰时,为我们无奈中容忍传统的篡改而歉疚。现在我事过重提,只因心里还有绕不过去的困惑与不平。
斜九亩墓地在我父亲入葬的第二年遇到了危险,我真切地看到祖父和父亲从他们的栖身之地向我走来,真切地看到他们脸上的痛苦。当时一条公路从斜九亩北面通过,距离斜九亩墓地不到一千米。公路修成后,来往的车辆已经惊扰了我们村庄在这里安息的灵魂,而地方政府却以墓地有碍观瞻为名,准备平掉它。实际上,他们已经动手推倒了墓碑,并开始胁迫我们自己平坟迁墓。斜九亩已经绿树成荫,墓茔和墓碑完全不会影响外面的现代化,可地方政府却野蛮地要把它剔出现代化视界之外。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无视我们的习俗和情感,再次表现了对我们生存理念最大的也是最为致命的冒犯。看到我的祖父、父亲以及我们村庄的乡亲们在地之灵,将可能遭到无情驱赶而被迫飘泊,我发现这种不人道竟是如此侮辱我们先人们的尊严,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些生者的巨大威胁和伤害。一旦实施,那么斜九亩将永远消失,这是对我们的最残酷无情的剥夺。现在,我们只能求助于我们最后的信念和力量了,我们不能再后退,既不能与地方权力媾和,也不能与现代化媾和。
斜九亩墓地最终保住,仍然得力于我们村庄各姓各族之间的团结,这一团结的形式,仍然是无形的,比较争取其它利益来说,更能显示我们的习惯与意志。也许,这在被日渐瓦解的乡村力量之中,它已是最后仅存的一种力量,在与地方权力以及现代化时代的较量中,它也只能采取守势。我们村庄以沉默和最大限度的不合作,与地方权力对峙了整整一个春天,直到地方政府放弃成命。我一方面为我的祖父和父亲暗自庆幸,同时深怀忧戚。危险并未消除,只不过延宕下来了。只要看到我们从前的生活和习俗及其相关的观念怎样被包围和蚕食,怎样无可避免地从我们眼前消失,你就知道斜九亩墓地的存在朝不虑夕。
这些年,每次回到祖父和父亲的墓地,在短短的停留中,我都要想到生与死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秘密。但它们像春天里雨雾密织,我看不清楚。我缺少洞察它们的能力,我更多的是茫然,并且在茫然中深感孤独无助。当然,也可能缺少足够的时间,我需要更长的停留,慢慢地,耐心地看。现在,不期而遇中,却有位东方诗人给予了我一个回答:
当时诗人站在夕阳之下,晚风吹动他广阔的白色衣袂。诗人曼声说道,你想知晓死亡的秘密吗?如果不在生命中探寻死亡,你又怎能找到它呢?
诗人这时候特别提到坟墓,他说,每当你们经过你们先人墓地,只要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你们在与你们的子女一起,手拉手跳舞。你们总是那样欢乐,自己则全然不知。
生死一体,死是生的欢乐吗?
那天,葬下了我父亲,天气新晴,墓地上残雪犹存,露出一些黄绿相间的荒草。悲痛已随着父亲的入土而化解,我们一边焚烧纸钱,脸上恢复平静之色。我的十岁的女儿和我弟弟七岁的儿子,开始在墓地间矮树丛里追逐游戏,他们的笑声像阳光一样新鲜和娇嫩。很快,他们发现了墓地里有一小群羊,几只成年的山羊,带着几只半大的羊,安闲地啃啮地上的草和树叶。这些羊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打扰,它们对于我们的人伦大节无动于衷,即使这天我们埋葬我们的父亲。倒是我们的孩子发现它们时惊喜了,发出一阵欢呼声。尔后,一个人牵着一只羊,沿墓地里的小路,边走边唱。我们没有责备孩子们的行为不当,我们在经历过父亲的死以后,至少这时候都变得宽容了,通情达理了。因为刚刚目睹一个生命离去,更愿意看到另外一些生命的生长无碍,谁能否认这时候,我们不是从孩子们那里感染到了生命的欢乐?哪怕我们理智上全然不知不明。事实上,我也是多年以后,回想那天的细节,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已经进入生与死的关联之中,亲眼目睹其中的生命秘密。
生与死的性质真的别无二致,因为痛苦与欢乐可以同时并行。
我的二伯父,9岁得脑炎,我祖父以他自己所知尽力疗治,留下一条性命,却也成了一个傻子。他是我们家另外一个单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大伯父绝命前的遗言,居然对自己两个儿子的未来,以及一个女儿的去处只字未提,而是嘱托我父亲一定要善待二哥。我父亲当时19岁,一口应承,直至他去世,这才又把二伯父移托于我们弟兄。二伯父于我们家庭成员的关系,依次如下,首先听我父亲的话,其次听我的话,再其次听我祖父的话,再其次听我母亲的话,而后是三弟、四妹,最后是二弟。我这样不嫌其烦排列顺序,并非说我的二伯父有自己理智的选择和喜好,只能说他与我们之间有一个奇怪的约定,这约定依据什么不得而知。然而,二伯父最后却由他最疏远最不亲近的二弟养老送终,归于故土,尤其让我深感惭愧,纵然因为我远离家乡,无法带他在身边,却也没有尽被托的责任。有时候想得很绝望,似乎我为大伯父收殓遗骨的好亦抵不了这放弃了承诺的罪。我既欠二伯父,又欠了大伯父。
我在12岁后,与二伯父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我们一起承担家中所有需要劳力的活,比如抬水扛粮食背草挑肥料。他不知道要做什么,由我指示需要做什么,他就拿着竹扁担一类家伙,和我一起去。那时候二伯父四十岁出头,身上还有力气,抬着东西,我在前面,他在后面,吃重一头,压在他的肩上。一直到我18岁,这6年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日子,我的二伯父以无知之身分享我们的全部艰辛。但这并不说明二伯父参与了我们的生活,他对我们的生活一无所感,甚至他看到我由于承受不住过度劳累而委屈哭泣落泪时,也是不见不闻超然化外。二伯父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既不向我们打开,我们也进不去。这个世界是由一句曲调构成的,这句曲调仅有三个词组,这三个词组和它的旋律,我二伯父独享一生。
很小时候,我就看到二伯父倚在院子门上,慢慢哼唱,唱词模糊,无法听懂。二伯父眼睛半睁半闭,院子内外的一切都对他没有丝毫影响。黄昏后,有一些晚归的麻雀在院子的苦楝树上跳跃呼唤,楝树的紫花在晚霞中纷纷摇落,这样的安宁平静,似乎更加显出二伯父歌唱的兴味,他的声音高低起伏连绵不断,唱到最后,脸上竟是出奇的欢喜微笑。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我祖父,二伯父唱的什么?祖父说了,我才明白。原来9岁前,二伯父跟着祖父居住在我们家乡南面小城泰州,听到傍晚街上挑担小贩的一种吆喝,其声如歌,道是:糖色——酱瓣——桂花油。我的二伯父牢牢记住,它成了一种生活中的欢乐之声,印刻在二伯父的心里。他9岁病傻后,9岁以前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已遗忘,惟有这歌声犹存,而他的生命则与之同在。他在吟唱这首歌词时,也在吟唱自己的生命,并暗中享受生命给他的欢乐。能够聆听二伯父歌唱的恰恰不是我们,也许是另外那个世界里的大伯父。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发在《山花》杂志上。偶然有一位读者,注意到小说里的人物是两个哑巴兄弟,他来信对我说,这是对人群中另一类人的关注。当然他不知道我二伯父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对我的启示。我一直想知道生命果然因存在而充满欢乐吗,即使它表现出来的总是不幸和悲苦,但它的形式是歌唱。
二伯父于2000年去世。我二弟说,那天夜里风很大,二伯父在床上一直唱:糖色——酱瓣——桂花油。歌声直到天亮。天亮了,我的二伯父在黎明中死去。我希望二伯父能唱着他的歌与孤单的大伯父会合,让两个好兄弟的灵魂执手而行。
2005年3月20日,清明节前,我们和母亲一起上坟。我们在墓上拔去生长了一年的杂草,修剪了墓边的杨柳枝,添上一锹新土,我们用香烛与酒浆祭奠。成礼之后,我们兄妹相继离开墓地。只有母亲留下来,坐在墓前放声大哭。春风绿野,我们立在菜花覆盖的田垄上,说,让妈妈哭几声吧!

 

冬夜与老人

 

听书

乡村冬天的晚上,大人和小孩子很早就上床了,剩下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们,忍耐不住冷清寂寞,即使热热的被窝,也拴不住我们的腿,天一黑,就往外溜。说不上外面有多少好玩的,但我们自有我们的去处——听说书。

书场在村子西头,一座矮小的草屋里,说书的是一位老人,他耳朵已聋多年,也许就因为耳聋的缘故,老人说话中气足声音响亮。老人说书不收费,只爱说书。每年冬季一到,老人就在他的草屋里开场说书。听书的人,几乎全是十五六岁的男孩,很少见到有别的成年人,更不会有姑娘们来,姑娘们冬天有纳不完的布鞋底。老人很喜欢我们这么大的男孩,他们叫我们“猴头”,他的书专门为我们说,他已经等了我们整整一个秋季了。

屋子不大,十几个人,就挤得满满的。说书老人坐在他的床上,背依泥土墙,外边放着他的竹管烟袋,里边放着他的陶罐夜壶。我们站着,看老人拿烟袋,装烟,把烟斗凑到油灯上,滋——吸一大口。接下来,老人开场。

开场的书,总是《说唐》,每年都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从不问老人为什么,有书听就是了,何况老人喜欢从《说唐》说起,必定有他的道理。

这是一节英雄的历史。那时候我们既不懂历史,也不懂英雄。但是,中国有个“唐朝”,“唐朝”的一切,我们自然以为就全在《说唐》里面了。对“唐朝”的大英雄,比如那个卖扒篱出身的程咬金,真有说不出的羡慕与向往,假如我们生在“唐朝”,我们就一定要和他去一起共举大事。

就这样,我们几乎每一刻都浸泡在对英雄历史的热爱当中。隔着草帘外的朔气,屋里散发着暖烘烘、湿润润的酸香气息。灯光只有一点点,看不清我们的表情,但可以想到,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这时候一定很亮很亮。灯影下,老人已是与他身后的泥土墙溶做一体灰黑,只剩下他响亮的声音了。

老人说到秦琼卖马。英雄秦叔宝,落难客店,走投无路,连那么好的黄骠马也卖不出去,正是一腔悲愤无处诉说。只听那秦英雄,手抚马背,仰天长叹:马啊!马啊!我们不由得也跟着感染了英雄的不幸,禁不住暗暗悲从中来。

忽然——我们听到一个叫声,这叫声几乎横空出世。它仍然是从老人那儿发出来的,但没有一点点过渡就从一种故事的声音变成另一种声音:夜壶——

老人那个陶罐夜壶,随着叫声,被拿进被窝。屋里一片安详,纹丝不动。对这样一个有些幽默滑稽的插曲,我们当中没有谁觉得可笑,冬天寒夜,谁家的老人都是这样来方便的。我们静静等着稀稀溜溜的声音停下来,然后我们中的一个走到老人床前,拿过夜壶,拎到外面倒掉,再放回原处。而英雄的故事,又款款接着下去。

听完书,从草屋出来,寒月在天,照了地上浓浓的一层霜。才二三更呢,冬天的夜还长得很,但我们走回家时已经不怕,我们会睡个安稳的觉。在睡梦里,我们真做了唐朝的英雄。

 

听更

乡村悠长而深邃的冬夜,躺在床上,身子下面晒过太阳的稻草,散发出温暖清新的气息。周围是亲人们劳累后睡熟的鼾声,而我们常常在黑暗中睁大眼睛。

我们的无眠,来自于一种恐惧,这样的恐惧完全因冬夜那无边无际的宁静。我们往往一觉睡过来,这宁静就从四面挤逼我们而来,它迫使我们产生一种深渊无底的感觉。我们彻底淹没在里面,生命将溺,孤单无助,这时候绝望的恐惧即刻紧紧地攫住了我们。

现在,我已全没有那种宁静的恐惧了,甚至连重新体味它,也不再可能。这一方面因为我已老化麻木,不再怀有过去冬夜里幼嫩而敏感的心灵,另一方面现在何处能够经历那无边无际的宁静?

那么,我在这里会说些什么呢?那时候,虽然我们恐惧,但我们内心有着期待,我们不仅耳朵,而且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聆听,在聆听中我们感受到黑夜渐渐从眼前消退。这时候,更声从远处渐行渐近,起初是一种徐徐起伏的节奏的叩击,后来就成为温婉轻曼的絮语叮咛,直抵我们的身体,反反复复围绕我们。

这是一种古老的“击柝”,它是由一根苍老竹筒敲出来的简朴声音。这个声音代表了乡村的历史叙说,它从很远的过去,一直到达现在,到达我们身边。在乡村无数个沉入黑色的宁静之中的冬夜,惟有这种语言,是为安抚我们这些幼小不安的心灵。更声越接近我们,我们的呼吸与心跳,最后也溶入它的节奏,随着它在乡村空旷的夜空踯躅徘徊。

我们并不知道这“击柝”之声对于时间的意义。这声音如同流水一样,从最初的源头流过来,再流过去,它将会经历过多少个世纪呢?可我们又何须如此玄空的思想?对我们来说,它只停留在属于我们的那一个冬夜,那一个冬夜直至凌晨到来之前,就像水流暂时回旋潴留在一个小湾一样。这时候,我们身外的世界寒意已经上升到了顶点,生命被冰固而沉坠虚无,而我们却与冬夜里这惟一的声音相温存,享受它的关怀。我们身边的亲人们,他们看不见我们在冬夜因为感动而含着泪水,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同样也曾有过这冬夜听更的细腻情感,只是由于岁月磨砺变得粗糙结实了。亲人,你们就照着你们的方式歇息吧。

——让我们好好看一看冬夜打更人。不用说,他是一位老人,穿着长长的遮膝的黑棉袄,脚上是一双踏雪无痕的毛草窝窝。他从远处走过来,冰霜结在他的胡须和眉毛上,而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深情厚意。这情意显然来自于乡村久远时代那种朴素的温暖生活。当打更人从他的父辈手中接过更柝,也就把它传下来了。他敲击更柝的声音,因此始终饱满流畅,听不出丝毫的瑟索萧疏。何况他也一定知道我们在冬夜里深深的聆听,也许从他敲出的第一声开始,他就会感受到我们的呼吸与心跳。他走到我们面前,注视着我们,于是我们与打更老人的相遇,便那么生动具体地呈现了乡村亘古不变的相依相存的形式。在这漫长的冬夜,我们借助于这样的依存形式,穿越无边无际的宁静,回到我们最早的栖居之处,回到我们最自然的生存。如此充实的希望,减少了我们的恐惧,我们孤独无助的绝望乃化为生的喜悦。

为了我们已经承受的此生中最大的恩惠,我们有着说不出的感激之意。谢谢你,冬夜打更人!

 

听琴

我们从没有过那种围炉而坐的乐事,这样的贵族般的生活离我们遥远得无法向往。我们是一些单调地生活在乡村里的人,在所有冬天的日子里,无声无息地等待夜晚到来。阳光黯淡下去了,光秃的树枝,与衰枯的草藤,越发显出冬天的瑟缩。河水早已冰固,我们听得见紧冻的吱吱嘎嘎声。我们坐着,沉默着,可是并不像优雅浪漫的文人所说,时间也听从我们的召唤,让我能够陈静下来思索,而使精神生活变得异常丰富。我们够不上这种奢侈。

我们坐着,这是入冬的一个固定姿势。在黄昏的余光中,我们听见鸟雀喧噪,那是一群又一群投巢的麻雀,黑灰灰的一片,投向远处草垛。那些草垛又大又结实,在空旷的田野里,它们是一座座岛屿,温暖的岛屿。麻雀们的窝巢就在里面。也许,就那么短短一会儿,所有声音都消失在草垛上。而黑色的冬夜就在这短暂瞬间,掩上了我们居住的屋子。

假如有一处地方,可以唤起我们对乡村冬夜优美的怀想,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草垛垒积起来的岛屿,它不仅是麻雀们的栖身之处,那里面还有一座牛舍,牛舍中有几头安闲入冬的老牛。那些从秋后就开始垛积的穰草,是耕牛们的食物,它们一个冬天要吃多少草料,有谁算得清呢?只知道就这样慢慢悠悠吃着,吃着,草垛小到没有了,冬开过去了,而耕牛的安闲日子也结束了。

牛舍是温暖的,这样的温暖累积起来,它可以让你触摸到一种厚度。穰草把冬天的阳光收拢进去,牛屎开始发酵,蒸发出热量,牛舍终日荡漾着湿润润、痒乎乎的暖意。可在乡村的冬夜,牛舍是广袤的田野上一个孤独寂寞之地,它被无边的寒风与朔气隔住,连它的温暖也是孤独和寂寞的。

但是,我们不能隔断与它的亲近。在那盏幽明的灯光中,在牛们不停的咀嚼与回刍中,我们知道那个牛舍的主人,那个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刚刚给他的牛添过第一次夜料,此刻正倚身而坐,抚摸着他的那把旧桃木胡琴的琴弦。他的粗糙手指,或许还粘着草屑,而那胡琴上的丝弦柔和光滑如婴孩肌肤。老人抚摸着,就像抚摸一个长久的故事。可是,胡琴有什么故事?我们又怎么能够去分取这故事,哪怕其中的一小片段?

牛舍里的暖意,如酒一般更加浓烈起来,而老人却越见得安静。这样的安静,延伸得越是长久,它使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样式,越是能产生一种深入肌理的认识;而这种生活样式,在别处,在另一种时间,你是无从体会无从得到的。它是那样古旧,又是那样新鲜,是那样让你感到陌生,又是那样叫你亲切眷顾。多少年以后,你仍然不会忘记它。

不必催促,且不要打扰老人的安静。

老人的眼睛仿佛一只蒙眬着。忽然,我们看到它明亮起来。就在这时候,他手中的琴弦,响起第一串旋律。这是一串欢乐的旋律,它的欢乐干净得没有一点点杂质,如同澄澈了一冬的春水,向我们欢愉地流淌而来。

(牛们仍然悠闲的咀嚼,它们的眼睛也明亮了。)

在如此漫漫冬夜,一些人的心灵被封固起来化为尘土,一些人的心灵却因欢乐的到来而从空虚中激活,扪心自问,我们还有什么所求吗?

 

失踪的乡间手艺人

 

一九九六年,我父亲在他工作生活了三十年的小镇上去世。安葬前,按照乡村的风俗和本家亲戚们的意见,举行一场法事。这属于人之常情,只要不当真就行。领头前来为我父亲念经做忏的是两个本乡小庙的和尚,一般乡村里的丧事,都请他们。我已离家二十多年,对于这些新近兴起的乡村事务不甚了了,人物也是陌生的。但我还是在穿戴齐整的和尚中发现一个熟面孔。这个六十出头的和尚,胖胖的,穿一件灰色僧装,脚下也是那种前头有点翘后面有搭袢的僧鞋,与我小时候在庙上见过的和尚相似。然而他不是和尚,他怎么可能做和尚呢?他分明是我一个蒋姓同学的父亲,小镇上著名的“犁木匠”。那时我读小学,放学后经常到这位同学家里玩。他家靠河边,青砖瓦房,高门楼,砖阶很陡,走进院子,就能看到院子里堆着大摞桑树。犁木匠是专门做耕田的犁的手艺人,从事这项手艺的人不多,但在乡村必不可少。犁材最适宜用桑树,桑树木质细,弯曲度好,而且结实,不怕水沤。犁的种类很简单,只有两种:一种为人拉的犁,一种为牛拉的犁。犁木匠手艺的好坏,就在犁把的角度和弧度,角度与弧度偏差了,做出来的犁就不好使,吃力,耕出来的土花不均匀。特别人拉的犁,省力最重要。我小学同学的父亲蒋木匠,就有一手能做上等犁把的手艺,因而在小镇周围的乡村比较闻名。我们在一堆已经开出来的犁材中间钻来钻去,身边是蒋木匠,立在一根成型的犁把边,正用小圆刨细细地刨犁把的曲弧,趁他歇下来,我们会拿一块桑树的下脚料,请他给我们做一只陀螺。蒋木匠总是和和气气给我们做出来。我对蒋木匠和他做的陀螺,充满敬意。谁知道二十多年后,蒋木匠竟然当了和尚,他的犁木匠手艺与他的和尚职业有什么关系?从前的蒋木匠对我说,他这两年才做的和尚,原来还想把犁木匠手艺做下去,但做的犁堆在家里,一张都卖不掉,哪能做下去,这门手艺到我算是绝路。这些年和尚倒吃香。做和尚也容易,剃过头,穿件袍子,就弄成这个和尚样。其实也是混混,人总得有碗饭吃。蒋木匠说话时的神情,好像并不那么特别失落,他本来属于那类随遇而安的人,不容易有沧桑之感。蒋木匠也算我们家的老熟人,他说你父亲这么好的一个人就去了,我要尽心尽意为他念几卷经。说完,他就坐到一群和尚中去,他诵经的声音洪大有力,时时盖过其他和尚。

像蒋木匠这样在乡村消失的手艺人,现在越来越多。在我们的乡村小镇上很难看到他们的踪迹。时间的变易,似乎专门针对他们的,也就是最近十几年,那些曾经是乡村中最有鲜明色彩的手艺人,日渐隐藏到生活的深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当一个封闭的时代结束以后,新的生活样式在很短几年中代替了往昔的生活样式,乡村手艺人们很容易成了被遗忘的对象。

但是,假如你愿意认识他们,你仍然可以按照乡村生活的流程去发现往日的旧痕。

这一年冬天,趁着仅有的几天闲暇,我重新走访从前生活过的几个小村镇,在那些尚未完全旧貌换新颜的街道和小巷,河边桥头,且行且止;我追寻旧迹探测往事,用一种近似“考古”的方式,从那些尚存的残迹遗痕里,试图拼接出某种乡村的日常“图形”,还原我们对某种生活的认识。

 

我在这个小镇读小学时,与潘铜匠的三个儿子是很好的玩友。潘铜匠可能不属于本镇人,但他的铜匠船长年累月靠在小镇南石桥下面,从来没有离去过。这个镇里,不只有潘铜匠的铜匠船,还有箍桶的顾瘌头,专做锡器的庞锡匠,都有一条住家的竹篷船。这些以船为家的手艺人,以前都游动不居,后来受到管制在镇上落上户口,他们就不能自由行走了。

潘铜匠是个麻子,他的铜匠担子总是停在离船不远的岸边,那里有一块不大也不小的空地,他的工作场地就是这块空地。潘铜匠有四个儿子,大儿子长得白白净净,已经结婚,也有一只船,比父亲的要小一些,傍在父亲的船边。潘铜匠的大儿子,自己独立做铜匠活儿,每天都挑着铜匠担晃晃当当地走街串巷,直到晚上才回来。潘铜匠的另外三个儿子,在镇里的小学校读书。按顺序排,我们叫他们潘二小、潘三小、潘四小,都是有大名,但不叫,也就忘了他们大名。我和潘铜匠的这三个儿子经常在一块玩儿,玩的地点就在潘铜匠的铜匠担周围。潘三小与我同班,一脸黑皮,最像潘铜匠,他总拿一些空子弹壳,和我一起用他父亲的锉子做木头手枪的枪管。

潘铜匠是镇子里最好的铜匠。镇子里的人都叫他麻铜匠,这种叫法一点也不轻视和侮辱,倒显得十分亲切。哪一家需要做什么铜器,往往都说到麻铜匠那儿吧。潘铜匠主要做烧制类的日常用物,比如铜炉、铜盆、铜汤婆、铜铲、铜勺之类。他的铜匠担子,一头是个带高柄的木头箱子,箱子里放着十多个已经做好的铜铲铜勺;一头是只用来化铜的炉子和鼓火用的风箱,炉子不大,炉膛深,里面安放坩锅。潘铜匠上午挑出担子来到空地,第一件事起火生炉子,风箱拉得呼啦啦响。他用上好的钢炭,火炽白色,这样的火才好化铜。化了铜,就浇铸各种各样铜器。潘铜匠有很多铜料,最多的是铜钱和铜板,还有铜子弹壳,不知从哪儿收来的。我喜欢到潘铜匠的铜匠担子边玩,就因为这些铜钱和铜板。潘铜匠小气,从他手里要不到这些东西的,但他的儿子特别是小儿子潘四小会拿给我,潘铜匠也没有办法。潘铜匠把那么多好玩的东西都一锅化了,真让我觉得可惜。不过看着潘铜匠把那些旧铜料化成蛋黄一样的铜水,然后浇制成鲜亮的铜器,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潘铜匠不做铜器时,会用一些看上去像泥一样的东西做模子。这是一种特别讲究的工艺,因为浇制铜器当然是靠模子,模子好坏,浇出来的铜器坯子可以分出质量的好坏。光是厚薄均匀,对模子的要求就已经很高。何况有些铜器胎特别薄,全靠上下公母两片模子所设计的空隙,宽了达不到工艺要求,窄了浇制时容易穿孔。潘铜匠的铜器做得好,首先就因为他做的模子好。其他铜匠在这一点上不能与潘铜匠比,只能甘居下风。奇怪的是,潘铜匠做模子时并不保密,这样的技术恐怕别人偷学不到吧。所以,潘铜匠的模子就搁在空地上吹干。他最怕我们这些顽皮孩子,走路不长眼睛,一脚把他的模子踩烂了,那他得花半天工夫才能重做一个。潘铜匠还经常做坩锅,做坩锅也用一种特制的泥,这种泥做成的坩锅在炽白色的炭火中不炸不裂。潘铜匠的坩锅,有大中小三种类型,最大坩锅,一锅可以化几斤重铜水,一般用来浇制铜盆、铜脚炉。潘铜匠做成的坩锅,总放在他的船篷上晒。如果我们到潘铜匠的船上去,就得提手提脚不敢用力,生怕摇晃了船,把坩锅摇到河里。我们不喜欢也不大敢去潘铜匠的船上。

乡村里对铜器有种特殊的感情,虽然六十年代城市里已盛行使用洋瓷盆之类的日用品,但乡村的观念还是认为铜的东西好。农民对铜器的需求量当然远非往昔可比,不过使用铜器的习惯仍然是农民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口味。单以农民们婚娶来说,铜器作为陪嫁的生活用品,铜盆、铜炉、铜捂子这些代表家境和财力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些铜器不仅仅为实用需要,便重要的还在于维护一种观念。老辈人喜欢说,孩子,这只铜炉子还是从太爷爷那儿传下来的,那只铜什么,已经用了五代人啦。这里面就包含一种观念,一种关于生活的延续性、恒常性的观念。由于这种观念在我们所处的封闭时代,一直支配乡村生活方式和口味,所以农民们喜爱的铜器,便获得了超越日常的象征意义。我小时候并不懂这些道理,只是看到潘铜匠了不起。除本镇,四乡农民也都向潘铜匠买铜器,最忙碌时,潘铜匠一天要赶做好几样,潘二小岁数大一些,已经能当他父亲的帮手,一放学,他就蹲到铜匠担旁边,耐心地用小钢锉锉浇制成型的铜器坯子。潘二小将来也像他父亲一样,会成为一个好铜匠。

还要插叙一下潘铜匠的技术。潘铜匠一脸麻子,人生得丑,但他是个精致的人,甚至是个有着良好的审美素养和表现力的人。不用说,这是指他手上的技艺。他可以在铜器上镏最漂亮的线纹,这些线纹都由他自己设计。有些具有装饰性的几何图形,丰富多变,你想不到这会出自一个乡村铜匠之手。潘铜匠拿手的工艺是直接在铜器上刻写花鸟虫鱼一类形象,他眯着眼,脸上有种怪物般的表情,刻刀在手中灵巧异常地天转两转,一个活生生的形象就出现了。我前几年在新疆见过一些来自巴基斯坦的工艺铜器,那上面有各种美丽的花纹,据说也都出自手工刻制,现在想起来,潘铜匠的工艺足以与它媲美。有一年秋天,我家放在窗台上的两只铜壶被窃。偷窃的人是本镇的一个不学好的二流子,后来窃物追回,可惜两只铜壶已捶扁,上面原先的花纹图案也已毁坏。找到潘铜匠,他不仅将铜壶复原,而且重新镂刻了花纹,竟与原来壶一模一样。这两只铜壶,最终还是丧于“文革”中的抄家破四旧,潘铜匠的手艺自然也湮没无存。

潘铜匠每天都在空地做他的铜器,这块空地只属于潘铜匠所有,没有其他的手工艺人会到这儿来,潘铜匠在这儿心安理得,好像从古到今就在这里从事他的重要而优美的工作,所以潘铜匠是自豪的,他通常沉默寡言,但是那份自豪就在他那不声不响的专注的神情中流露出来。有时候他会对前来购买铜器的人发出一两声沙沙的笑,笑声就像那浇铸到模子里的金黄色铜浆,它使整个河边空地都充满了熟铜的炽烈气味。

潘铜匠惟一受到镇里人质疑的地方,与他的手艺无关。皆因潘铜匠一家的日子过得与农民不同,他们看到中午送到潘铜匠担边的饭菜,每回总是鱼肉齐全。这样阔绰的日子,让大家想入非非。传言潘铜匠收罗旧铜料时,得了不少金子,因为谁也说不准有没有金子混在铜里面,一般不识,只有潘铜匠是识货的行家,他不声不响地就把那些误作铜的金子藏下来了。但这些传言只在私下里说说,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我问过潘家三兄弟,听说你们家有一箱金子,他们又委屈又气愤地说,没有!就没有!你要再瞎说,就不跟你玩了!

潘铜匠儿子们的声音犹在,而他们的铜匠船已不知被新生活的潮流冲向哪里了。

 

有几年,我们家与一个箍桶匠做邻居。箍桶匠姓顾,记不得他有多大岁数,只记得他的头发比较少,头上有几个大瘌痢疤。箍桶匠有三个孩子,都不是他亲生,他是他们的继父。三个孩子中,一个十七八岁,是大姐,一个上六年级,是二弟,还有一个先天性痴呆,是小妹。实际上我们与这三个孩子比邻而居,而姓顾的光头箍桶匠,总在外面,带着他的女人,一条船,今天停在这个村庄的码头边,明天靠在那个村庄的木桥下。过一段时间,或者逢上节日,会回来看看。

箍桶匠属于木匠行,但他的工作,可能比其他木匠更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比如水桶与马桶,就是每天都需要使用的器物。水桶有挑水的、拎水的、舀水的分别,我们那里的农村是水乡地区,这些桶都与用水有关,哪一天可以少了它们?马桶更重要,马桶管拉撒,这是生活中的另一件大事,其日常性可能超过水桶。因此,箍桶匠经常要做的活儿,就是替人家箍马桶。马桶的样式至少有三四种之多,做工也异乎寻常的讲究,比如做一种倒扣式的礼帽形马桶,除比例匀称外,上面的盖子加桶圈,都需严丝合缝。而上面打的箍,更要见出箍桶匠掌握圆度的本领,箍无论是铁的还是铜的,上中下三道直径尺寸都是固定的,若是箍桶匠功夫不行,箍就会出毛病,不是箍大了,就是把桶打炸了。好的箍桶匠,手上那张特制的圆刨子,像长眼睛一样,它会把桶子刨到恰到好处,箍往上一打,一只形体漂亮的马桶,成了!别看马桶这种极其形而下的物事好像不能进入高雅之列,可是它在乡村新婚的嫁娘船上,赫然陈列船头,而且它还由人抱着,走在新娘前面,首先登堂入室。闹房的人,还要从马桶里捧出枣子花生,表现他们的喜乐。再往下,新娘的肚子大了,她挺着肚子用力将马桶捧着、顶着,光荣地走过长长的巷子,马桶与新娘成为乡村生活中的一景。你想想,一个箍桶匠,能不将马桶做好吗?

箍桶匠的船,每次靠岸,我们都会看到船后艄堆了三五只马桶,还没有上漆,露出新鲜清晰的木纹。

箍桶匠的六年级的继子,在箍桶匠回来的那几天,总是不高兴。我起初不知原因,后来才知道,每次箍桶匠的船回来,他就得去做一件怕人耻笑的事情:到小学校的小便池里敲尿碱。尿碱有什么用?尿碱用来与细麻丝一起捣碎,搪马桶与其他木桶的缝。要使桶不漏,这样的材料不可缺少。敲尿碱这样的事,当然孩子最合适。箍桶匠的儿子不去敲刮尿碱,谁会去?他怕同学看见笑话,这孩子心里有点不愿,有点苦楚。但箍桶匠养着他们一家子,箍桶匠也不容易,全凭有这门手艺,让他们娘四个衣食不愁。生活已经让六年级的孩子非常非常懂事了。

 

我们那里的还有一种木匠,叫船木匠,就是打造船和修理船的。我们那里水多,出门全靠船,船是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另外船还是劳动工具,像罱河泥、运大粪这样的农活,就得靠船。我们那里使用的船一般都是小船,两三个人坐的小划子,稍大的船则是农用船,能载几千斤重量,这样的船一个生产队大概也就一两条。再大的木船就比较少了,即使有也长年闲着。本地船木匠,通常都只打造或者修补小船。这样的活儿,总是在夏天进行。夏天阳光炽烈,天气干燥,适宜打船修船,木船要坚固耐用,全靠最后的油船这道工序。油船要用桐油,桐油油上去,要在高温的气候下阴干,炎夏才合符这样的要求。

我认识的船木匠并不专门打船修船,只有在夏天,他才是一个船木匠,其他时间,他给人家做床,他的作坊里,有一架车木头用的人工车木机,专门车木床上的圆腿圆柱。打床和打木船,好像并没有区别,衣食往行,住和行是连在一起的。夏天一到,离开家里的车木机,他就和儿子一起成天蹲在一片空场上搭起的草棚下面,身边是一只新船或者一只旧船。

需要打造的新船,是那种最小的划子。两头尖翘翘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船舱。打这样的船,是本地船木匠的任务,大一些的船,那就要到外地船厂去买。打船要用上好的杉木料,杉木质地比较轻,浮力好,很少见打船用其他木料的。至于我们那里生长的杨树、楝树什么的,从来都不会拿来打船,偶尔在船后艄镶上一块桑木,那是因为这块地方需要耐磨。除木制料外,打船最主要的材料就是船钉。船钉是两头尖中间有四个楞子的,这种船钉要用好铁,镇南头的金铁匠打制的船钉,公认质量最好。一条船要用多少船钉呢?没谁数过,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总要用上一挽子吧。麻丝,油石灰,也是必需的东西。麻丝要长的,与油石灰一起锤匀锤熟,用小凿子细细地嵌进每一条木缝中间。打船工序中,最关键的技术在拼接船底与船帮,那里是通过木榫来拼接的,先要分别在船底与船帮上做好公母榫,一块一块嵌接好,再钉上锔钉,技术上稍有一点马虎,船下了水就可能涸水。做不好这样的榫头,就吃不了打船这碗饭。

修船要简单得多,把朽了坏了的板换下来,剔去已经漏水的船缝里的麻丝油灰,重新嵌入新鲜的麻丝油灰,刮掉附在船底的水垢。一般的船,不会让它坏得不能用才修理它,而是每过个两三年,把它拉到岸上,重新用桐油刷一遍,算作保养。保养得好的木船,用上一二十年不成问题。因此,我们那里的船木匠,打新木船的工作不多,多的是修理旧木船。在旧木船上,挖挖补补,涂涂刷刷,每年夏天都这样工作,能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但每年我们都放心使用这些船,这些经过修整、油得发亮的木船,成天在我们周围的河流上行来走去,让我们多少年来固定的生活流动不息,那些环绕这种生活的枯燥的日子,变得有些意思了。

我一直记得这个船木匠。他穿香云纱的短衣短裤,头上是一顶细草编成的草帽,傍晚时,火一样的太阳下去了,摘了草帽,露出他秃瓢状的光头,这时候,他手中的凿子敲打船板的声音节奏鲜明地响起来,叮叮凿,叮凿叮凿叮叮凿,声音在夏日的晚风中明朗空透,亲切动人。

 

初中毕业后,我差点跟我的一位堂伯学木匠。

我这位堂伯家传的细木匠,手艺好,脾气大,带过几个徒弟,都让他打跑了。堂伯看上我,过来跟我祖父说,要我做他的徒弟。那时候正好乡村“割资本主主尾巴”,木匠也是一条要割的“尾巴”,但没有木匠不行,处理的办法是让木匠每年向生产队缴纳一定的钱,叫“懒工钱”,记一个劳动力工分。尽管这样,我的堂伯仗着他的手艺,日子还是过得比一般农民要好一些。想跟他学徒的人不少,他单看上我,我祖父却不领他的情,回了他,我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入木匠这一行。

细木匠主要制作家具。乡村连年穷困,生活已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地步,但过日子总归要做一两件柜子、箱子、桌子、椅子等等家常器具。他的活儿干净利索,比如用斧,他一斧子下去,要劈去多厚就会多厚,几斧子下来,就能成形,这除了准头,还要吃透木性,用力匀,一个优秀的木匠,绝对体现在斧头的感觉上。而我的堂伯,在众多乡村木匠中,不用说就是以有一把好斧头出名的。当然,他还有另外两种过硬的技术,一是无论做柜子还是桌子椅子,从不用钉子,所谓家传,也就是他从上辈人手里掌握了“斗榫”的不传之秘,他知道每一种榫的做法,他手中做出来的木器天衣无缝,明明知道那些角是接上去的,可你摸不着它们的榫头在哪里。二是雕刻,他雕一种双线雕,这是种极细极精致的活儿,我们那儿的木匠中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出来。他在一只柜子门上雕上两支牡丹,这只本来普通寻常的木柜,就立刻显得华贵起来。嫁女到外村的人家,哪怕陪不起大件家具,但请我的堂伯做一件小小的梳妆台,雕上美丽的图画,那女方的亲长们脸面上就会好看得多。我的木匠堂伯靠他的手艺,从年轻时就挣得一把名声,可是越往后他越抱怨自己的手艺得不到发挥。

农民们买不起好木头,要做家具,总是用家前屋后栽种的杨树、柳树、槐树、榆树这些杂七杂八的树木做材料,不是不能做,也不是做不好,可是就这些材料,值得再为它处心积虑做明榫暗榫,值得在它上面精致地雕镂花纹图画吗?我的木匠堂伯喜欢回忆以前,他做一种“三滴水”的雕花大床,那是花了几个月工夫才做成的作品,是乡村里难得一见的惊世之作,那才叫手艺!更让他沮丧的是,他现在很多时间都要花在为生产队做木锨、锹柄以及风车的水括子、转盘这些农具。他当然可以把木锨做得结结实实,把水括子做得滑滑溜溜,可这些东西也需要他做吗?世事沧桑,江河日下,我的木匠堂伯白发横披,心情恶劣,他成了乡村里怒气冲冲别人轻易不敢招惹的手艺人。

为了弥补我的堂伯不能收我做徒弟的遗憾,我们砍掉庭院里一棵楝树,请他做了一张书桌。这张书桌做得无比灵巧,桌面光亮得如同玻璃。我去搬回它时,我的木匠堂伯说,只能这个样子了,将就用用吧。这张书桌我一直用到离家外出读书。

 

金铁匠的铁匠铺子在一块土垛上,迎着铺子门是座小桥,后来小桥废了,改成一座堤坝,这样走过堤坝到金的匠的铺子就方便多了。

我们这里有两个铁匠,金铁匠是其中一个,他个子高大,但背有点驼,可能是长期俯身抡锤留下来的。铁匠在乡里的地位与木匠一样,早在农村合作化那会儿,乡村就联合铁匠和木匠成立了“铁木社”,组织他们为集体生产服务。金铁匠是否加入过“铁木社”这个工匠组织,我不太清楚,但他在六十年代后期就单独在他的铁匠铺里打铁,则是我亲眼所见。乡村里的人常把打铁、撑船、磨豆腐看做最苦的三样活,撑船、磨豆腐当然苦,打铁好像不同,打铁是一门手艺,是手艺就不能说苦。比如金铁匠,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脸上的苦颜色,他走出来总是红光满面,卷起袖子的手臂也是红色的,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金铁匠没事爱捧把大茶壶,笑嘻嘻地一边喝茶一边与人谈天。这是一个生活信心十足的手艺人才会有的态度,又印证了一句老话,灾年憋不死手艺人,六七十年代那是什么样的日子,金铁匠照样是金铁匠。

无论春夏秋冬,金铁匠早晨开炉的时间是一定不变的,人们刚刚端起早饭碗,就可以听到金铁匠铺子里的叮叮当当锤打声,声音大小错落,小的是金铁匠掌小锤的声音,大的是他儿子抡大锤的声音。从金铁匠第一声锤开始,到最后一锤结束,一种欢快激昂的气氛会通过锤声不停地弥漫到整个小镇。这样的声音多少年下来,以至于金铁匠这一天上午打造的是镰还是锄,下午打造的是犁还是锹,都能从锤子的不同声音中辨别出来。我们这些半大男孩,是金铁匠铺子里的常客。我们喜欢看铁锤锤打热铁时,四处溅射的红色铁花,喜欢看煅红的铁放在冷水里淬火发出的“刺溜”声。我们喜欢看金铁匠打铁,一手拉着大风箱,一手执着铁锤的姿态,喜欢他的孔武有力,以及他与他的儿子在打击一块铁器时配合的默契,和那种父子共同的劳作中洋溢的热情。两个壮年男人在一炉热焰前的劳动,在我们眼里是最为优美的劳动,因为它如此突出显示了一种强劲有力,从而使我们暗中生出敬畏和膜拜。本来,我们到金铁匠的铺子里只不过为寻几块碎铁玩耍,可谁又会想到我们能够受到如此之深的吸引,谁又会想到这是对我们的暗中鼓舞,以至于多少年之后记忆犹新,并且保持着这种对劳动和力量的感佩之意。

当然,这并非说,金铁匠和他的铁匠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就像所有我看到的那些乡村手艺人一样,他们并非为我们这些孩子而存在而有价值,否则就太可笑了。金铁匠的手艺是乡村对铁器的日常需要所决定的。凡乡村里需要的铁器,金铁匠都能打制出来。一个村庄需要哪些东西呢?这在主要依靠本地铁匠的手工活的时代,几乎不胜枚举。农民们很少前往城市购买一把锄头或者一把镰刀,甚至一根铁钉,这些自然都在金铁匠打制的范围之内。因此,金铁匠的重要程度,表明了乡村处在封闭的耕作社会中对铁器的需求程度。至于说金铁匠的手艺特点,主要是他特别擅长打制铁犁和菜刀。我不知道别处的铁匠是否像金铁匠一样,在这两种铁器上集中了一生的技术,但金铁匠的铁犁和菜刀,却无与伦比,独步四乡。金铁匠的铁犁,坚韧锋利,耕田的老把式都喜欢用,说是钢火好犁头快,说是省力,说是耕出来的泥花漂亮。于是,金铁匠和他的儿子每年开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打制铁犁了,他们要打几十张上百张,打好了,一排排架着,犁片闪烁着乌黑的光,要不了几天,这些铁犁就被人扛走,扛犁的人走过金铁匠铺子前的堤坝时,脚步似乎添了几分信心。而金铁匠的菜刀怎么样?这要去问西桥头的宝奶奶,宝奶奶会对你说,他用的那把菜刀已经三十年了,那刀的木把子都换过三回,淬上去的钢火还有指头那么宽。我的一位儿时伙伴前几年来,谈到金铁匠,我说下次能不能给我带一把他的菜刀?他说,怎么不早说,金铁匠不在了。

金铁匠不在了,他的菜刀将成为乡村人家最日常的记忆吧。

 

一九九六年冬天,在家乡的最后一个傍晚,我站在两个村镇之间的大路口,举目四顾,似乎看到两个担着担子的矮人对面走来。这是幻觉,但我要说,这是当年每年都出现的真实情景。

两个矮人是皮匠方和皮匠陈。他们是我中学时代记忆最深的两位绱鞋子的手艺人,十年前我专为他们写过一篇文字,那时我把这篇文字叫做小说,现在我不这样看待了,那里面所有的文字都是真实可靠的,比如两个皮匠的出身,年龄,他们的故事,他们每天走向对面村镇时沉着从容的步子,以及他们担着担子擦肩而过时相视一笑,都可以找出见证。那个见证人自然就是当时一群相伴上学的少年中学生。我最后是这样写的:

“那群少年中的一个,长大后去外面念了几年书,回到他的家乡,还看到皮匠方到皮匠陈的村庄绱鞋,皮匠陈到皮匠方的村庄绱鞋,当然还看到皮匠方和皮匠陈在那条田径小路上对面走来擦肩而过。恰如他们手中绱鞋的那两根针,对面穿过,哧溜一声,带着长长的线,就把他们每一个日子缝得紧紧的严严的实实的。”

又是一个十年,两位乡村里的皮匠走到哪里去了?而且在这条路上亦曾走过的那些补锅匠、锔碗匠们,他们担着大大小小的担儿,又走向哪儿去了?

沉思中,但见夕阳西下,宿鸟归飞,几阵聒噪之后,田野在暮色四合中逐渐安静。